自备电厂并网政策:吴敬琏：对如何走出宏观经济两难困境的思考 - oy324的日志 - 网易博客

吴敬琏：对如何走出宏观经济两难困境的思考

体制改革 2010-10-04 22:03:05 阅读36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过分倚重短期政策是出现“两难”困境的症结所在，其出路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关键在于切实推进改革，正确发挥政府在转型中的作用

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两难困境及其由来

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从短期来看相当不错，2009年我们采取“扩需求、保增长”的政策取得了成效，成为危机后回升最早的国家，超额实现了保增长的任务。

与此同时，这样高强度的刺激政策，消极影响也不可小视。一方面，资源和环境超支的恶果进一步显现；另一方面，货币超发，资产负债表的再杠杆化问题非常突出，导致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风险加大。由此，产生了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上的两难困境。

现在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刺激政策要不要退出？不退出，资产泡沫问题和通货膨胀问题就变得越来越严重，泡沫一破裂，国家经济就会出现困难。中国明显存在这方面的危险。去年年底，中国率先走出了困境，大家很乐观地认为没有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但是今年头10个工作日银行贷款就放了1万亿，政府也觉得这样有问题；到了第二季度，开始采取紧缩措施，随之而来的是经济明显下滑，房地产市场摇摇欲坠，加上地方财政问题，一旦严重化，银行的不良资产就可能增加。也就是说，宏观经济政策既不能紧又不能松。松了，则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问题加剧；但一紧，增长速度就会下来，而且“半拉子工程”会大量出现，银行不良资产会增加。房地产业在我们经济增长中不正常地起了太大的作用，而它的一动一静又影响了整个宏观经济。既不能松又不能紧，这就是两难困境。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困境？症结就在于过分倚重短期政策。通常，人们用“三驾马车”的说法去分析我们经济的问题。所谓三驾马车，就是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中，消费本来就不足，出口状况也不理想，所以总需求就不足。我们驱动经济的办法就是扩大需求，只要能够把需求扩大了，它就能够把增长的速度拉起来。三驾马车的思路来自凯恩斯主义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经济发生不平衡的原因是总需求不足，因此，就用扩需求的办法来解决。对凯恩斯来说，这是一个短期分析的框架，采用政府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短期调节手段扩大需求，维持短期的经济增长。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这种框架可以做经济的长期分析。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还是要靠市场的综合调节。所以，依靠单纯的短期政策来解决中长期经济问题，如果依据是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那就是对凯恩斯主义的一种误读。

短期问题其实是受制于长期问题。我们不仅要解决短期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用短期的政策来赢得时间，从而解决长期发展与增长问题，这样才能保证长治久安。

出路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其实，解决长期问题关键在于选择一个有效的经济增长模式。所谓有效经济增长模式，就是在各种生产要素中，技术和知识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经济增长就是生产的增长，它是主要生产要素在起作用，主要生产要素有四个：一是自然资源，二是技术，三是资本，四是劳动。原来我们所依靠的是自然资源（土地）和资本的投入。如果这两个要素占主要地位，要想增加消费就不太可能。我们常常说，现在需要改变消费和储蓄结构，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但是怎么才能提高？往往就是希望依靠政策支持，因为消费结构取决于生产要素的结构。当生产主要靠资本的时候，资本所有者在整个收入分配中就会占很高的比重；当生产主要靠自然资源投入的时候，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在整个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比较大。自然资源和资本主要是由谁来占有的？目前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差价，差价主要由各级政府支配。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的计算结果，这个差价在20-30万亿，还有人说是40万亿。另外，资本的所有者主要是国家，然后是私企。在收入结构上，一定是资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收入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这些要素拥有者的消费倾向都是比较低的。所以，依靠自然资源和资本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不改变，或者经济发展方式不改变，要提高消费的比重是相当困难的。当然有一种办法就是增加国家收税然后补贴给老百姓。但这又会出现税收负担增加的问题，此涨彼消，并不能从根本上起到拉动消费的作用。

那么增加消费有什么办法？一个是增加就业，另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促进技术进步。知识、技术的所有者是专业人士，如果他们的比重增加就会增加专业人员、所谓“白领”的收入，而白领边际消费倾向比资本所有者高得多。所以，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充分就业，提高技术、知识、信息在生产中的作用，才能够增加普通劳动者和专业劳动者的收入，最终提高整个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

其实，最早对此做出分析的是150年前的马克思。我们很多搞政治经济学的人有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就是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但是完全忘了马克思是怎么分析的，只是记住了一个结论，并不断地重复结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为什么资本主义要灭亡，因为在他生活的年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资本投入，结果就使得最终需求不断萎缩，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另外，劳动者收入相对地甚至绝对地下降，同时造成了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上述两个基本规律导致马克思得出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的结论。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到现在，“垂而不死”，原因就是在19世纪末期，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发生根本性改变，主要是依靠技术进步来提高的。由此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现象——“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壮大。所谓的中产阶级就是白领，其人数、地位、收入水平都大幅提高，使得西方国家到了20世纪中期以后社会虽然有很多动荡，但是不像19世纪那样风雨飘摇了。

我们要解决长期经济问题，根本问题在于想办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点就在于提高技术、知识、信息这些生产要素在整个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我在“十一五”的时候，写过一本书叫《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这里面总结了一下。比照西方国家的增长模式转换的历程做了一个表：

我们现在所谓的经济发展方式或者是经济增长方式，或者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是在这个表的第二和第三、四之间完成。西方国家早期的增长模式就是主要靠资本积累，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但是在19世纪的60、70年代，造成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以至于使得资本主义面临危机。然而，就在1883年马克思去世前后发生了第二次产业革命，此后西方国家的增长模式转入到现在的经济增长模式，其最大特点就是不再依靠资本投入来驱动，而主要是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来推动。到了50年代以后，技术进步和效率的提高主要又是靠信息技术。作为一个后起的国家，我们可以迎头而上，但面临的任务是从早期靠投资来拉动的增长模式转向靠技术进步、信息化带动的增长模式转变。

现在看来，特别是今年以来应该达成了一个共识。2月3日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研讨班上，胡总书记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讲话，提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个讲话里他50次提出了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可见，党中央已经看到了问题不但非常重要而且刻不容缓。在十七大以后，把转变增长方式的口号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了党代会的决议，而不是像“九五”计划、“十一五”规划是作为政府来抓、来实施的事情。但是，当转变发展方式成为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以后，很多地方列出10条以上的转变目标，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不太清楚到底要转变什么、到底要抓什么。我认为，核心还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也就是在各个生产要素中降低对资金、自然资源投入的依赖性，要靠技术进步、知识、信息带动经济发展。

这里顺带说一下出口问题。出口是由投资派生出来的。出口导向是东亚国家的发明。东亚国家都要提早实现工业化，所以在高速增长时期都是靠投资推动的，但是很快就会发现问题，投资驱动的结果是或迟或早会出现金融危机。东亚国家很巧妙地利用了美国等发达国家储蓄不足的情况，用出口导向的政策来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这就维持了东亚国家几十年的高速增长。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也是这样，特别是在1994年外汇改革以后，出口导向政策用得很成功。但是正如日本后来发生的问题一样，其他采用出口导向的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要避免东亚国家出现的问题，就要转变增长模式，要转向依靠技术进步，提高效率和增加产品的附加值，这是需要把握住的核心点。

那么，转变发展方式要从哪入手？第一，对于主要靠加工工业的发展来支撑高速增长的大部分沿海地区，要转变增长模式和经济发展方式，就要依托现有制造业的产业链尽量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发展服务业，即产业服务化。但不是说所有企业一下子就延伸到头了，甚至还需要有做代工的企业。比较典型的有两个：一个是富士康，它转型以后还是做代工；另一个是台积电，它不做设计，只做芯片加工。但是，前后两种代工并不一样。最近很多报刊发表文章说中国还是需要简单加工业，这是对富士康的误解。富士康和台积电都是台湾掌握专利授权和专有技术最多的企业。

第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和前面一条不是绝然分开的。在传统产业里面，只要在一个技术上突破就很快会从旧的加工业中脱颖而出。我本来对于我们掌握新技术的能力也没有强烈的意向和信心，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到各个地方去调研，发现我们接近世界前沿的技术很多。做了一些研究后发现，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因为外国人早就发现，虽然我们教育质量还是有问题，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数量最多；根据欧盟的报告，从2004年开始我们的研发费用也超过日本，列世界第二位，加上改革使得我们的体制机制得到进步，把生产力解放出来了以后，这种新技术使我们不断地进步。但是让我们感觉很失望的是，这种新技术往往在产业化过程中比较艰难，大部分企业都没有很好地利用。但技术突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特别是2008年出现金融危机以后。根据经验，每一次金融危机过后市场经济都会有很大的调整，大调整的一个结果就是一定会或大或少地出现技术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既然有一定的技术条件，又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且有很好的制造业基础，在一些产业面临着革命性发展的时候就出现一些机会，就是能够构建起我们自己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我们最近调研发现，有几个产业是有希望的，一个是信息通信产业，再就是新能源汽车中的动力电池。

现在转变发展方式的情况怎么样呢？中央号召以后，各省、市、县都做了部署，采取了新的措施，但是效果差别很大。我接触到的一些地方，苏州、无锡、常州“十一五”早期就开始行动了。但是他们首先就遇到一个问题：当地大多是外资企业，而且研发机构都在境外。当然，技术的溢出效应是不可阻挡的，可是它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没有承接的项目。而本土企业利用三年时间的发展，逐步进入了研发创新过程，使得产品变得有技术含量、有知识含量。所以，这三个地方在这一次金融危机情况下与别的地方比更具有生机。

还有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是“九五”计划以后做的，已经出现了初步成效。广东定了几个发展重点，一个是先进的信息通信产业，一个是电动汽车，一个是LED照明（半导体照明）。就先进的信息通信产业而言，他们觉得自己有两个短板，一个短板是核心芯片没有，另外一个就是液晶屏问题。为此，它就采取措施把短板补起来，最近取得突破性进展。

但是，也有一些地方还停留在一般号召上，有些地方出现一哄而起、赶浪头、同构化等值得注意的苗头。不少的省级规划、地级市的规划、县级市的规划基本上是将发改委或者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换成了自己的，都发展什么战略新兴产业，如新能源等，但这个地方的优势是什么、怎么能够扬长避短想的少。本来是很好的设想，因为一哄而上，最后产业出问题了，光伏产业，风电就是这样。我们的领导机关提出有保有压，刚刚是保的产业，过两天就变成压的了。反复出现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就要总结，其中有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要明确实现产业转型是靠市场的力量来推动的，还是沿袭过去政府主导的老路？

关键是切实推进改革

过去走的老路对现在的影响很深。如果继续走老路，它就免不了像过去那样，由政府去审核攻关的项目，政府组织力量，政府指定研发单位，政府指定产业化责任机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是一个新问题。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提出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九五”计划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一个是增长方式的转变，一个是体制的转变。到了“十一五”再次提出“实现增长方式从资源投入驱动到效率提高驱动转变”，或者是“由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讲了二十多年还是没有转变过来。“十一五”规划纲要制定之前有一个大讨论，提出症结在于存在“体制性障碍”。大家讨论的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四条：

第一，政府保持了太多对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

第二，以GDP增长速度为主的政绩考核标准。

第三，财政体制缺陷（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收入结构，重要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过度下移等），促使各级官员不能不追求物质生产部门的高速增长。根据英国经济学家的研究，在中国最重要的支出责任一个是社会保障，一个是义务教育，这两个支出责任70%在县。

第四，市场没有发挥作用，要素价格扭曲，特别是生产资料的价格扭曲鼓励资源浪费。

另外，我们感到前面讲的是“破”的不够，而这五年在执行“十一五”规划的时候，真正感到“立”的不够。“立”什么呢？就是有利于或者是鼓励创新和创业的制度环境还有待建立。30年来中国人的技术创新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这些先进技术的产业化进程步履维艰，有的技术干脆还没有开始产业化就夭折在摇篮里，有些企业成了小老头树，就是长不大。这就是制度环境不佳导致的结果。而现在的技术发展非常快，几个月、一年、两年，你不能够做强，人家就超过去了。一些很好的技术，如七、八年以前，合肥科大讯飞的语音合成技术在世界语音合成比赛上获得第一名，曾经有德国专家对此产业链感叹不已。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公司做不大。大概是三、四年以前，普通手机上都有可以读短信的语音格式。如果在一个好的制度环境下，这个语音合成技术就可以发展成一个非常大的产业。

像这种情况还不算太糟糕的，糟糕的是碰到了垄断，甚至于干脆就把创新给扼杀了。因此，不仅是要有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还要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和社会舆论环境。硅谷精神里有一条叫容许失败。当然最根本的，正如科斯所说：最能激励创新、激励创造性发挥的诀窍就是，他对社会的贡献和他本人所取得的报酬差别越小作用越大。

总而言之，不管是破除制度性障碍，还是建立一个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环境都有赖于改革。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性障碍，只有推进改革才能建立有利于发挥创新精神的经济社会基础。这两年，有个非常不好的现象是向旧体制回归。对此，我们需要打破阻力，一定要挡住，不开倒车，切实往前推进改革。

政府如何在转型中正确地发挥作用

21世纪以来，我们的改革推进的比较慢。这中间，不管是改革还是创造环境，还是推进转型，政府确实是一个关键性因素，其如何发挥作用是一个重大问题。要真正让政府发挥自己在推进转型中的作用，前提是要推进自身改革。但必须明确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政府在增长转型上的重要作用是提供公共产品，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十三大提出，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第一句话还有争议。政府怎么调节市场，含义是什么？第二句话没有争议，企业由市场引导的，不是由政府引导的。

具体来说，就有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应该做什么？现在中央要求转变增长方式，各级政府都重视起来了，过去许多不作为的地方政府开始作为了，比如一些地方政府过去受人指责，厂家说政府不作为，但是现在出现的问题就不是原来的不作为，而是为所不当为。这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有五条。

第一，指定技术路线。这对产业的实质危险性很大。最大的教训还是日本，当年日本通产省和日本广播公司在整合高清技术电视的时候，认定了一条可模拟式，结果因为美国发明数字式而使得日本大量的资本和研究力量的投入全部泡汤，而且人类进入了数码时代。

第二，不要用行政指定、评定的方法去决定谁是先进企业，谁是先进个人。

第三，不要违法设立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本质上说，从事什么职业，从事什么活动，这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果说为了公共利益需要禁止某一些人进入，那么需要通过立法来规范。所以市场经济原则叫非禁即入，没有法律明文禁止都可以自行进入。

第四，不要利用行政权力垄断市场与民争利。

最后，政府不要介入“竞争后”的企业活动，补贴本地企业。

当然，政府需要有所为。第一，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提供基本社保、良好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尤其是基础科研体系；第二，用公私合作（PPP）的方式提供共性技术和组织竞争前开发；第三，按照外部性大小，用补需方的方式对节能、环保产品进行补贴；第四，做好规划和协调工作。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是作者8月23日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双月学术报告会”上所作的报告，本刊根据录音整理，略有删节（来源：中国发展观察2010-10-01）

★中国还处在艰难转型中——吴敬琏访谈录

没有法治上的推进，经济改革走不远

南方周末：新世纪头10年，中国经济从GDP来看一直在以10%的速度增长，但即便取得如此不俗的成就，为什么社会上仍有一些不满的声音？

吴敬琏：我想可能有这么一个问题。现代化的过程往往是各种矛盾被暴露、被释放，而且有时变得激化的一个过程。发展经济学有个可以说是定理性的概括，就是说：在现代性已成为现实的情况下，这个社会趋于稳定；但在这个现代化的过程之中，社会矛盾错综复杂而且容易激化。

旧体制下，虽然整个经济发展水平很低，大众的生活水平也很低，但整个社会是一个冻结的状态，大多数民众也不知道可以有另一种生活。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几千年留下来的旧体制可以打破，自己还可以过另一种生活。于是，期望值就变得很高。可这种具有现代性的社会不是一天就能建立的。当这个期望值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拉得很大时，就蕴藏着一个矛盾激化的危险。我想，现在的中国也是这样。世纪之交，我们的经济总量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是前20年改革所积累起来的能量的总释放。但与此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尖锐了。

南方周末：有一般的规律起作用，但是不是也有时代的特殊性在起作用？换句话说，1990年代的市场经济是向上生长的过程，简单而明快。比较而言，2000年以后是不是更复杂一些？

吴敬琏：这样说大体上是对的。但1990年代固然向上，也不无遗憾。1990年代国企改革进展不多，政府改革进展不多，法治进展不多，这都是它的缺陷。事实上，没有政治体制尤其是法治上的推进，经济改革是走不远的。但1990年代我们还认识不到这一点。所以，到了2000年以后，缺陷逐步扩大，只是因为经济高速增长，有些缺陷被暂时掩盖了。

政府成市场主体，就不叫市场经济了

南方周末：如果顺着您刚才的逻辑展开，过于强势的政府加市场经济，本来只应该是一种过渡状态。

吴敬琏：对，只能过渡，而不能一直强化，以致成为常态。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点，是自由的、自主的交换，如果上面始终有行政力量在控制，如果强势政府强化到主导经济资源配量的程度，那就不叫市场经济，而叫权贵资本主义了。1988年经济学界讨论过权贵资本主义的一种重要经济现象：权力寻租。大概从1998年开始，我就提出了权贵资本主义问题。

南方周末：有的地方，政府其实已经成了市场主体，资源配置主要是由政府来完成的。

吴敬琏：应该说是这样的，主要的资源，比如土地资源、信贷资源，相当大程度是这样。

南方周末：以政府为市场主体的这种形态还叫市场经济吗？

吴敬琏：这就不叫市场经济了。

南方周末：我注意到您抨击过“重商主义”。是不是当下的情况跟历史上的“重商主义”更接近？

吴敬琏：是这样，80年代我还用过一个词，叫“原始资本主义”，也就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不能叫市场经济.看亚当·斯密的著作就会明白，整个《国富论》就是批重商主义的。你要强化重商主义，贫富悬殊就不能避免。

现在贫富分化特别严重，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增长方式，主要靠投资拉动的增长，一定会造成劳动收入的比重下降，这是马克思已经讲清楚了的问题；再一个是体制上的原因，就是重商主义、普遍寻租这么一个体制基础。当然，贫富差别扩大也跟市场经济有关，但扩大到如此程度，则不是市场经济的结果。

南方周末：除了两极分化，重商主义还有一个后果您也谈到过，就是现在普遍的再杠杆化或资产的泡沫化。这给中国经济带来的风险，可能不比美国的金融危机小。

吴敬琏：不独中国，这在东亚国家和地区是普遍现象。东亚国家和地区受政府主导下的“新重商主义”泡沫化之苦，比发达国家严重得多。无一例外地，都是泡沫一破灭就陷入长期的停滞。当然，如果改革决心很大，客观条件又容许，也不是不能走出停滞。典型的例子是韩国。

国企改革最大的成就是“放小”

南方周末：韩国是怎么走出来的？

吴敬琏：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它在经济上完全改弦更张。从跟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完全一样的出口导向，转到以提高效率作为中心任务。

尤其是进入信息时代之后，它马上意识到知识经济的重要性，请了很多外国咨询机构做了一个规划，就是在信息时代韩国应该怎么办。除了讲要提高效率，建设一个新的经济基础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求，我印象非常深刻，叫“重新界定政府职能”。应该说它的威权主义政府加市场经济模式一度搞得不错，受到全世界赞誉，搞了八大财团，那是世界级的财团，而且跟政府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很密切。像朴正熙在地图上画一道线说，我要修一条从汉城到釜山的高速公路，你来修怎么样？郑周永就回应道，好，我来修。朴正熙政府就给他各种各样的政策，他很快就把那条高速公路修起来了。

关键是从这种过度强势的政府主导中走出来。你看韩国八大财团现在剩下什么？就剩下“三星”、LG。“现代”那简直是家破人亡。所以，这个转型并不容易，挺痛苦的，代价挺大的。

南方周末：这正是我们今天如此焦灼的一个重要原因。太难了！

吴敬琏：但是这个关总要过啊。

回顾1990年代初期，那时我们太天真了，以为只要市场经济发展起来，政府就会自动退出，就可以很平滑地过渡到自由市场经济了，不知道这里有一个路径依赖的问题。如果政府有很大的配置资源的权力、干预企业的权力，就会相应产生一个寻租空间。所以，你要政府退出它应该退出的领域，就触及到许多官员的利益了，做起来就很难。

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从近期看，2003年第四季度经济开始出现过热，于是用行政手段加强“宏观调控”。就是开单子，哪几个行业过热，就用各种行政办法去“压缩产能”，这个单子越开越长，政府的手也越伸越长，宏观调控就变成了微观干预。本来1990年代最后几年政府审批有少的趋势，虽然减少得不够快，中间还有好多猫腻。比如说把一个项目分解成十个项目，然后就报告砍掉了多少多少个项目，其实没砍掉那么多，原来就有这样的问题。2003年以后，加强所谓“宏观调控”实际上是加强了审批制度，比原来的审批还要厉害，这就扩大了政府权力，扩大了寻租的基础，引起腐败的蔓延和贫富差距的扩大。

但也不能说就是一无是处，有的方面是有进步的。比如我们最近到山西永济考察。茅于轼、汤敏老师在那里做的小额贷款实验就非常令人鼓舞。我们一家家问了，农民都说，3到6个月还了贷款以后，他们的净收入是贷款的100%。我们到他们家里去，他们住的比我们城里人好多了，文化生活也很丰富。从小额贷款覆盖的范围，能够看到一个新农村正在出现，证明只要把金融自由这个基本人权还给农民，民间的力量，市场经济的力量，就能够这样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面貌。但那个富平小额贷款公司资本还很少，现在只有一千几百万元，跟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比较起来，还是沧海一粟。如果我们扶贫的资金，还有一些农村的信贷机构都做这样的事，我们就能把这个势头加快，把新农村的面扩大。这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一个积极的力量，能够抵制那种走向动乱、走向衰退的力量。

这谈的是农村改革。就国企改革来说，我觉得最大的成就是世纪之交的“放小”。放小问题是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可是只有少数地方响应，比如说山东的诸城、广东的顺德。直到1997年“十五大”决定调整所有制结构，放小就变成党中央、国务院的方针，就在世纪之交这几年全部放开了。乡镇企业改制了，一般第一步是改成股份合作制，然后股份流动，形成了比较规范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这个意义极其重大，是继农业承包之后一次大的革命，改变了中国经济最基础的结构。广大的中小企业的解放，使整个经济有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有识之士要捐弃小的差异

南方周末：我觉得吴老的思想，最大的魅力之一就是浓厚的人文关怀。您对重商主义的批判，就是从对人的关怀这个人类普遍价值的角度出发的。中国经济学家都有那么一个情怀的话，可能历史对中国经济学家的评价会更高一些。经济学家应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推动比较大的，但是在社会上，很多人都以骂经济学家为荣。这有一个妖魔化的问题，但恐怕也有某些经济学家自身的原因。

吴敬琏：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经济学家也不例外，什么样的人都有。但总的讲，不好的比重未必就比别的领域多。我觉得还是要看正面，不能总是文人相轻，互相指责。中国还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转型中，在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和谐这个大方向一致的条件下，各个领域的有识之士，不管是“左”一点的，“右”一点的，还是“中间派”，应当捐弃小的差异，要联合，要团结，要合作，致力于共同的事业，才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国家。

南方周末：除了人文主义，吴老的另一个特征是强烈的理想主义，这超过很多年轻人。您八十多了还在讲台上，还在到处调研的旅途中，那么有激情有劲头，就像您女儿所说的那样，根本停不下来。

吴敬琏：因为我们这代人盼望能够有所作为盼望得太久了，现在真的是可以有所作为了。

问题在于政府权力太大，而非管得不够

南方周末：您最早而且一直坚持不懈地呼吁社会公正，呼吁警惕权贵资本主义，这会得罪很多人吧？

吴敬琏：我个人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的发展方向不能出错。新世纪以来，我们社会有两个愈演愈烈的趋势值得特别警惕。一个是腐败的趋势。新世纪以来的城市化过程，出现了一个新的寻租空间即政府垄断的土地资源。据农口专家说，因为土地被征用，农民损失的价值，换句话说政府能够拿到的土地价值是20万-35万亿，这么大规模的财富被政府控制，可见寻租空间有多大。所以跟土地有关的一些不良官员，腐败是前仆后继。另一个是贫富悬殊的趋势愈演愈烈。我们现在的基尼系数，大致在0.5左右，这样的贫富悬殊在世界上都是前列了。

但这两个趋势的愈演愈烈还不是最可怕的。社会问题如果能够认真、理性地讨论，我们应该能够找到理性解决的办法，不会没有出路。但是又碰到了另一个不好的势头，即在两个愈演愈烈出现之后，一些人并不认为问题的症结是政府权力太大，反而认为是政府管得不够，希望用扩大政府权力的办法去解决矛盾。问题越多越强化政府权力，政府权力越强化问题越多。这样的恶性循环就愈演愈烈，直到最后出现国进民退这套东西，路径依赖就到了一个死胡同里面。但我们现在还来得及，要上下同心来解决问题。

南方周末：也是您现在最大的担心。您强调的转型，首先就是从这种锁定状态中退出来？

吴敬琏：所以我在1990年代提出，我们处在一个赛跑的过程中，结果要看腐败和法治的市场经济哪一个跑得更快。

南方周末：如果说我们处于转型时期，那么转型的拐点在哪里？应该用怎样的尺度来评估？

吴敬琏：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经济上的转折就是蔡昉教授讲的“刘易斯拐点”，就是说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已经改变，劳动力供给从最高点下来了。人的价值因此得到空前提升，经济的增长不能再主要靠资本和资源的投入，而主要靠人力资本（人的知识和技能）的投入来推动了。

南方周末：用这个尺度来衡量，我们离经济转型的拐点还很远。好比看到了彼岸，也离开了原来的岸，我们在水中间。

吴敬琏：你说的这个是一种不进则退的状态。如果总是不进，演化到一定程度之后可能是整个往后退。

南方周末：您作为这一代经济学家的代表，超额完成了您的使命，现在这个市场经济的路会更多依靠中青年经济学家以及其他学科的互动来完成，您放眼看去，对他们有多大的信任，有什么期待或者是告诫？

吴敬琏：对于新一代经济学家来说，他们的条件比我们好得多，学术上的训练和素养应该说是比我们要强多了，所以应该给他们寄予更大的希望。但是现在也有问题，一方面是客观存在的体制问题，另一方面，是主观上的精神状态问题，现在的年轻学者，可能缺乏1980年代知识分子的追求。我们那一代知识人实在被压抑得太久了，所以憋着一股劲，努力实现我们民族的希望。（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笑蜀  来源：2010-08-11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