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逆变器变压器:中国大形势

序言
序
　　学贵有疑，问是知之始。新闻发布会上，各路记者云集，一问见高低。无关痛痒的发问，人人皆会。但要一针见血，直抵问题核心，需要相当的功底。本书的前言，作者高屋建瓴地连用了162个问号追问中国之形势，跨度之大、视角之广、层次之深，令人叹为观止。
　　能够系统而深入地回答这162个问题的人，相信不多。能够从这162个角度来思考问题的人，更是凤毛麟角。确实，要真正读懂中国，必需从政治、经济、科技、历史、社会、人文等多学科角度去分析。否则，只是盲人摸象。
　　可惜的是，在当代社会，能够这样静下心来，深入、综合而且系统地解读中国经济现状的人少之又少，以致各种似是而非的经济理论汗牛充栋，看似热闹的学术界在种种快餐式的理论中越辨越迷茫。原因何在？苏轼说得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本书最为可贵的一点就是，对中国问题进行了跨学科、综合性、系统性的研究，因为站得高，所以能拔云见日，令人豁然开朗。在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方面，作者都提出了完整、系统的原创性主张，当中有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通过对十六七世纪的“中学西渐”过程的分析，作者指出：中华文明的西传对现代西方文明的形成产生了实质性影响。而来自中国的人文社会理念、民族国家结构以及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和现代文官体制是西方现代思想文明及制度文明的基石。
　　针对劳动报酬占比过低的问题，作者提出中国经济从国有企业为主向以民营经济为主的经济转轨改制，是造成劳动报酬占比不断下降的原因。而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现状和资源能源不能实现自给以及中国对国际产业链缺乏控制，是劳动报酬占比低水平徘徊的直接原因。
　　针对国进民退的问题，作者指出金融改革才是造成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根本原因，提出中国不能太刻意追求坏账率的降低。国有企业和金融部门应该回归公益。
　　针对社会保障模式问题，作者提出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的主张，认为只有实现福利和低生存保障的双轮驱动，才可以实现民众的幸福。
　　文章最后作者针对保卫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提出了三个层次，也是保卫中国经济安全的上策、中策和下策，指出在贸易战和金融战等领域与美国斗智斗勇这是下策，也是最浅层次的问题，而最根本层次的问题在于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
　　阅读本书时，书中不时闪现的智慧火花令人感觉惊喜。更难能可贵的是，如此纷繁复杂的课题，由作者娓娓说来，不但丝毫没有艰涩难懂之感，丰富生动的案例，更是给人带来很大的阅读乐趣。令人每每不由自主在心中暗想：哦，原来如此。
　　在看到本书初稿之时，笔者就向不同的朋友推介这本书。理由是：看看前言的162个问题，如果你全能回答，那么，恭喜你，你找到一个知音，一个跟你有着共同思维的作者，值得交流切磋；如果你能回答部分，那么，你应该去了解其他部分，或者，去学习站在多角度、高视野追问事实本质的思维方式；如果，你只能回答小部分，那么，你应该将此书当作一个充电器，它会带你认识一个，你本该认识的世界 。
　　黄艺华 媒体人 曾任人民网编辑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作者访谈
80后学者看中国大形势
　　——访《中国大形势》作者高连奎
　　
　　21世纪经济报道网：写书就是要解决问题 ：
　　
　　
　　最近一本名为《中国大形势》的财经时政类图书，忽然火爆了起来，有人说，这是中国第一本以解决问题为目的学者著作，也有人说这是中国第一本系统而又透彻的全面分析中国现实问题的财经书籍，看过这本书的人评价到：这本书仅就涉及的问题和内容就足够震撼，特别是出自一个80后，其思想的深度和广度就远超同龄的群体。更有读者希望这本书能够触及更多人的思考，改良中国的社会，惠及更多的百姓。这到底是本什么样的书，为什么会引起如此之多人的兴趣，记者就此采访了本书作者高连奎。
　　我们这代人对社会转型之痛感受最深
　　记者：你的书名定为《中国大形势》。作为一名80后，为什么要写一本如此宏大叙事的著作？驾驭这么大的选题，在知识和阅历方面有没有感觉吃力的时候？
　　高连奎：其实我平时就比较喜欢研究一些历史性，或者是具有前瞻性的课题，我平时也很少写时评，我不是说时评不好，而是认为将时间与精力研究一些深层次的东西会更有意义。
　　其次，因为我是80后，我们这代人对社会转型之痛感受最深，我们赶上了大学收费，赶上了大学生贬值，中国几千年以来，都是结婚前父母为儿女准备好生活的一切，包含房子、生活用品、生产工具等，但是到了现在，这些对于我们的父辈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他们在儿女结婚前连一套婚房都不能为子女提供。当然这些问题都是社会转型造成的。我们这代人对社会感受比较深，我们才能提出自己的意见，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也是我本书的目的之一。
　　我书的主题看似主题宏大，实际上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现在很多学者被人批评只管提出问题，而不管解决问题，我写本书的目的很非常明确，那就是解决问题，解决中国最紧迫、最现实问题，我在书中，讲历史是为了更好的说明现实问题，讲外国的经济败局，是为了更好的说明中国的问题，如果就问题而谈问题，往往会解决不好，而只有跳出问题看问题，往往会得到非常满意的答案。
　　古人云，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得乎其下，我是从经济学研究转向现实经济问题研究的，我在写作本书时也舍弃了不少的内容，因为那些只适合发表论文，而不适合写在书里面，从经济学研究转向现实经济问题研究，不会感觉到难，反而会觉得会很容易，另外我们这代人赶上了互联网时代，学习什么东西都非常的方便，文章叙事虽然宏大，但我所写的都是与我阅历有关的，有把握的我写，没有把握的我不写，在知识方面也是，我学过的我写，没有学过的我不写，可以保证我的不会出错或是少出错。
　　我这是一本中国问题专著
　　记者：有人评价你的书对中国问题进行了跨学科、综合性、系统性的研究，你认为这是不是此书与其他经济著作最明显的区别？（可谈谈你的学习经历）
　　高连奎：是的，现在学科越分越细，这也导致了人们在看问题时可能越来越片面，但现实中的问题往往都是综合性的，如果只是从某一学科的角度来进行解释只能是盲人摸象，我读书喜欢读史书，比如西方经济思想史，我读了至少几十遍，西方政治史我也做了非常多的研究，因此在知识方面我的积累是足够的。
　　我这本书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民生等多个方面，当然经济是最重要的一方面，我认为准确的说，我这是一本中国问题专著，而非经济学专著，这是根本上的不同。另外我用经济学的思想来解决民生问题也是本书的特色，现在我们的经济学者几乎从来不谈民生问题，这并不说明经济学家就不应该关注民生，不关心民生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家。福利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而且也出现了非常多的大师级人物。关注民生也是经济学家不可逃避的责任。而中国学者，对民生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的忽视甚至是漠视，则是对全社会最大的亏欠。
　　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但是普通民众“养家糊口”却越来越不易，而这些问题都需要用经济手段加以解决，因此要谈清楚中国问题，经济学是最重要的。
　　我与那些专家不同，我有工科背景，大学时学习的是自动化专业，自动化专业很特殊，当你学完这个专业后就可以了解到世界工业革命的进程，另外我在备考研究生期间还系统了学习了西方政治思想史，大学毕业后长期在企业与行业商会工作 ，这些都为我写作本书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比如书中关于政治与社会方面的内容则与我在政治学方面的学习有关，而关于经济增长动力的问题，则与我的经济学研究及我的工科学习背景有关，我书中提出的加强行业组织的行业管理职能，这与我在企业和商会的工作经历有关系。
　　我这本书乍一看可能会觉得内容很散，但如果通读下来，就会感觉到内容相互联系，浑然一体。
　　我是好的民族主义
　　记者：你在书中指出，“中华文明影响西方文明是历史的主流，而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反影响则是历史的回流”，是不是有点民族主义倾向？（之前在社会上引起强烈争论的《中国不高兴》等书，受到的批评也主要源于此）
　　高连奎：我不认为这是民族主义倾向，因为我书中谈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世界学术界得到认可的研究结论，国外的教科书上也是这样写，只是这些研究散见于各个学科，而我只是首次将他们系统起来而已，我不能算是提出者，只能算是个集大成者。
　　启蒙运动的思想来源是中国的儒家和中国的社会制度， 经济史家总是把斯密看作是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但是斯密的背后是魁奈，而魁奈的背后是中国，西方经济学中的自由放任也是老子无为一词的翻译，西方的文官制度来自中国更是毫无争议，西方人从来毫不讳言这些事情，我们为什么又遮遮掩掩，羞于承认呢。
　　我们总喜欢将中国古代看作黑暗的，但西方的古代史更黑暗，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写《货殖列传》歌颂祖国经济繁荣景象的时候，西方的古罗马帝国还没有建立；一千多年前我们有了自己的中央银行，开始印刷纸钞的时候，西方人还在那里数着贝壳，但我们享受自由平等的时候，西方人还处于农奴制社会，这些都是不可辩驳的历史事实，没有灿烂文明的民族是“悲哀”的，而有着辉灿烂的文明却不敢承认的民族也是悲哀的。
　　我们中国人只知道鸦片战争及晚清的百年屈辱，谁又知道中学西渐和中国潮时期的百年荣耀呢，摩罗被称为中国自由主义分子的“双星”之一，他去年写了一本《中国站起来》，书中他敢于承认自己对国际文明史的无知，但中国其他知识分子又有几个敢于承认自己的无知呢。流行于西方的百年中国潮这段历史也应该写入我们的教科书，这也正好可以与晚清的百年屈辱史平衡一下。
　　正如我书中所言，我主张为中国传统文化正名，但我又反对文化复古主义，我认为中国需要的是创新，如果这样都被称为民族主义的话，那我认为这样的民族主义是好的民族主义，是健康的民族主义，也是必要的民族主义。
　　经济学急需回归常识
　　记者：学过基础经济学理论的人都知道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你在书中反复重申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并建议将提高劳动生产率上升到国家战略，为什么要强调这样的常识问题呢？
　　高连奎：提高劳动生产率确实是常识，但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已经偏离了这个常识，也是事实，这要从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大历史来看，才可以说清楚，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统称为古典经济学，第二阶段统称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第三个阶段称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经济学也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经济学言必称生产力，其实生产力与劳动生产率是一回事，劳动生产率是量化了的生产力。
　　凯恩斯经济学属于宏观经济学，基本上是从宏观上看问题，比如GDP的概念就是凯恩斯经济学的杰作，GDP公式集中浓缩了凯恩斯经济学的精华，我们看看媒体上的专家一谈经济就是三驾马车，就是探讨投资、消费、出口问题，再比如房地产拉动中国经济等，说这些话的都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主义经济学家说不出这样的话，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屑于说这样的话，这就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典型分析范式。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经济学的最新阶段，比如我们经常听到的产权、改制、私有化、自由化等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典型分析思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虽然不关心三驾马车的问题，但是他们特别关心经济制度的问题，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政府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开放市场，实行贸易、金融、资本的自由化必将带来经济增长，而更大的开放带来经济更大的增长。新自由主义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执思想界之牛耳，不仅在学界登堂入室，成为支配性学说，而且在政治、经济领域具有压倒性的地位；不仅在欧美称霸，而且君临拉美、非洲、亚洲，甚至在中国也影响渐大，当然现在的新自由主义在实践上和道德上已经破产。
　　现在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大部分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们从来不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分析经济，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最大的缺陷就是忘本，忘了经济发展之本，经济发展之本是发展生产力，也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中国的经济学家由于受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太深，现在的学者几乎不再谈劳动生产率。
　　说到常识，按照通常的标准，常识一般是那些经常挂在口头上和自觉落实到行动上的东西，我们可以从这两点来看，可以首先看看媒体上的那些专家学者，哪个人还在用劳动生产率这个词，你看央视财经频道或是各大主流财经报纸，它们也许一年都提不到一次劳动生产率这次词，我们在百度里输入劳动生产率这个词，与劳动生产率相关的新闻少的可怜，而且很多都是美国新闻，而其他常识性的东西，只要百度一下就会出现海量的文章。
　　我们再看具体到行动上看看，中国从来就不注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不用我多说。从以上两方面我们都能明确的看出，中国并没有将提高劳动生产率当成常识，甚至劳动生产率这个词都已经被尘封了起来，我们这代人学习过*政治经济学，还知道有劳动生产率这个词，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可能以后的小朋友们听没听过这个词都是问题。我们现在急需回归常识。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就是吃改革红利，改革红利吃完了，经济也就完了，世界各国都是如此，凯恩斯主义发展经济学就是“做加法”，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发展经济是“做乘法”，这才是最快的经济增长方式。
　　要藏富于民，而不是藏富于精英
　　记者：你所指的创富于民、均富于民与之前流行的“藏富于民”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高连奎：在语言学上有个现象叫做词语异化，例子我们就不举了，大家都能理解，但你发现没有，被异化的词大部分都是比较美好的字眼，我认为“藏富于民”这个词也存在被异化的趋势，因为“藏富于民”这个词太漂亮了，谁用都能获得掌声，以至于很多推销极端主张的人也开始打起了“藏富于民”的幌子。
　　在书中我一共对分国企股票、分外汇储备、分国有土地、用民营企业藏富于民、用股市藏富于民、减税藏富于民六大常见的藏富于*张进行了批判，指出这些主张不是在藏富于民，实际上是在藏富于精英，藏富于民的前提条件是“民穷”，但是我们放眼望望，现在中国有钱人多的是，中国很多人拥有多套住房，中国是世界奢侈品大国，中国黄金市场火爆、中国收藏品市场屡创天价，怎么能说中国“民穷”呢，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贫富分化”，中国并不存在普遍的民穷，中国穷的只是最普通的民众，“民穷”与“贫富分化”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藏富于民是主张将国家的财富分给好百姓，比如把国企分掉，把外汇分掉，把土地私有化、减税等，但这些一次性的分财产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而要解决中国的贫富分化问题，就必须“均富于民”。
　　俗话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要让民众从根本上富起来，最关键的还是要“创富于民”，在书中，我提出了只有提高劳动生产率才可以创富于民，因为只有提高劳动生产率，才可以让民众在单位时间内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只有民众创造财富的能力提高了，民众的收入才会增长，比如一个工人一年创造10万美元的财富，另一个工人一年创造1万美元的财富，那么在同等条件下，这个每年创造10万美元财富工人的工资就是这个每年创造1万美元财富工人的工资的十倍，比如按照世界劳工组织的数据，中国工业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是美国的五分之一，我不知道这个数据准不准确，即使准确也被高估，因为中国的工人加班情况非常，中国工人的劳动时间要远远大于美国工人，如果按照小时劳动生产率那么中国的劳动生产率还要更低，因此只有提供劳动生产率，才可以从根本上创富于民。
　　制定反投机法也是历史的进步
　　记者：新“五蠹”的提法是你的原创吗？对于打击新“五蠹”，你提了一些建议，这些建议是否具备可行性？（比如改革税制遇到强大阻力该如何应对？指望投机客乖乖听政府的话遵循政策会不会是一厢情愿？）
　　高连奎：“新五蠹”这个词不是我的原创，但是将这五种人或行为列为新五蠹是我的原创，我在网上也看到一些新五蠹的提法或是有关新五蠹评选的帖子，但这些都是网友的戏谑之作，正儿八经的写篇文章的只有我，并将其上升到社会层面进行探讨的我也是头一个，至少公开资料显示的是这样。
　　对于打击新五蠹的建议，我认为还是有可行性的，比如有些行为本来就属于违法行为，我们直接依法打击就可以了，在其他方面我提出了加强商协会等行业组织的商业管理职能，我提出这样的主张也是与我的经历有关系，我在企业从事过策划及管理工作，也在商会有过工作经历，我认为真正的好企业，在乎名誉的企业是不愿意进行恶性竞争的，也是不愿意伤害消费者利益的，但行业中偏偏有些人为了利益而不择手段，这些情况在没有闹大之前，政府是不方便出面进行管理的，而这些完全可以通过行业自律来搞定，但现在的情况是很多企业根本就不加入行业组织，而行业组织对企业也没有强制权，如果行业组织作为行业的自律性组织可以具备一定的公权力的话，很多坏事情在行业组织这一层面就被消灭在了萌芽状态，根本就不可能再造成行业灾难甚至是社会灾难，以后行业内出了事，我们最先问责的就是行业组织，其次是才是政府，如果行业组织具备了对行业进行管理的公共权力，那么像三鹿奶粉事件，华尔街金融危机事件，房地产质量等事件都可以非常好的得到解决。
　　笔者认为小政府主义不等于无政府主义，政府在退出其社会管理职能的同时，应该以社会自治的加强为基础，如果政府放弃了进行社会管理的职能，而社会自治又跟不上，那么就会演变成社会失控，甚至演变成社会灾难，比如美国的金融行业，中国的奶粉行业，中国的房地产行业等，现在世界上都面临着政府与社会脱节的问题，也可以说，现在不是小政府还是大政府的问题，而是政府与社会脱钩的问题。为了弥补小政府造成的公共权力真空，笔者认为应该加强行业组织在行业治理方面的作用，赋予行业协会一定的公共权力。
　　我不认为改革税制会存在很大的阻力，现在加强对富人的有效征税是民心所向，是民意所归，就连茅于轼这样的人也是主张加强对富人征税的，这些问题在西方都解决的很好，我认为现在的阻力都是思想阻力，这种思想阻力来自于两大方面，一方面是世界范围内的减税风潮，第二是，中国税重的假象，对于世界上的减税风潮不过二十多年的时间，实践证明是失败的，西方国家的减税直接导致了贫富分化的加大及中产阶级社会的解体，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才对，二是中国税重主要是企业税重，我们现在需要一种税收理念的转型，我们不再加大对企业的征税，而是加强对中国富人的有效征税，我不认为这样做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针对投机的问我提出制定《反投机法》的建议，即使不制定《反投机法》，最起码也要以立法的形式禁止在住房及食品领域的投机，我认为是有可行性的，其实就像索罗斯这样的金融大鳄都表示，如果政府规定不可以投机，那他也不会进行投机，如果我们的政府通过立法规定不允许在住房和食品领域进行投机，我想中国的投机者也不会违抗法律进行投机，至少大部分人都会放弃投机行为，就算剩下一小部分投机者，他们也不会对市场掀起太大的风浪，因为很多泡沫都是群众性投机造成的，比如股市泡沫和房市泡沫都是这种情况，小部分投机者造不出大泡沫。
　　当年我国取消《反投机倒把条例》被看做是社会的进步，我们现在重新制定《反投机法》同样也应该被看做是社会的进步，两者都是改革，因为时代已经不同了。
　　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属于帕累托改进
　　记者：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难点在哪里？
　　高连奎：在谈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难点前，我更愿意谈谈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有利条件：
　　首先，我提出的这种社会保障模式，大家接受起来还是非常容易的。我本人有个习惯，就是每当写完一篇文章一般喜欢到网上看看转载率，当我将《论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一文发表在光明网刊发后，我认为转载这篇文章的网站应该不会多，但出乎我意料的是，我的这篇文章是我所写文章中大网站转载率最高的，很多以前没有转载过我文章的网站，都转载了我这篇文章，这说明这篇文章所表达的思想还是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与接受。我认为人们以前只知道福利社会，但看到我的文章后，他们可能会认为，原来还有这样一种社会模式，人们就会感兴趣，人们的兴趣是我推动这个主张的最有力因素。
　　其次，在理论上也没什么阻碍，比如大家所知的是福利社会有两大弊端就是养懒人，这是因为福利社会都是采用直接补贴的方法进行的，也就是按人头分配的，但我的主张则没有改变多劳多得的原则，福利社会相当于将一样东西送给你，而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则是打五折后卖给你，因此“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不存在施舍的问题，也就从根本上不存在养懒汉的嫌疑。因此不会存在“养懒人”之嫌。而且福利社会税重，限制了企业的活力和国家的竞争力，但是我的主张则更加的优化，不会造成这样的问题，主要是从消费角度征收，但注意是消费角度，而非消费环节，
　　大部分改革都会伤害到某个群体的利益，会造成既得利益者的反抗，但是我的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主张不是在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进行利益重新分配，而是在每个人的消费行为间进行利益分配，比如我们将食品、住房、医疗等生存性消费领域的产品价格搞的非常低，让人们可以用最少的钱满足生存问题，在汽车、家电、家具建材等领域的享受型产品的价格可以搞的稍微高些，而奢侈品比如各种首饰、收藏品等我们将价格定的非常高，这些可以通过税收手段进行调节，也就是提高后享受型消费品和奢侈型消费品的税收，来补贴到生存性消费领域。
　　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正好相反了，住房、医疗这些关系到生存的消费反而贵的不得了，而那些享受型消费及奢侈型消费反而不贵，因此我们必须把这种局面扭转过来，人们幸福感才会增强。
　　我认为推动这一主张，我有一个有力力因素，那就是我的主张没有风险，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即使遇到一些技术性问题，但也不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损失，基本上属于帕累托改进。
　　至于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难点，我认为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这需要政府的推动，这需要税收制度的改革，需要先期进行社会实践，这些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需要时间与精力，但是我相信只要我的主张有政府、学术界和民众的一致认可，那推动起来也就比较容易了，因此我对此持乐观态度。

第一节 本章前言
第一节 本章前言
　　早在100多年以前，西方思想家就将火药、指南针、 印刷术看作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这些发明成为西方科学复兴的手段。
　　中国的指南针和火药，帮助欧洲开辟了新航路后，1492年，哥伦布从欧洲航行到了美洲； 1498年，达加马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达了印度；1521年，麦哲伦又从美洲到达了菲律宾。此后，中国与西方在海路交通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一改自古“丝绸”一条陆路的历史，在16—18世纪进入了一个通过海路进行文化交流的新时代。正是在如此的历史背景下，也就是在明末、清初，西方一批批的传教士进入了中国，他们成了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并将中国思想文化带到了西方，这成为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来源。
　　我们应该了解这种历史事实，这对于当代中国人，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在世界文明发展进程的角色和作用，消除“西方中心论”所孽生的殖民地文化心理，重新认识自己的民族文化，挺直自己民族文化的脊梁，乃至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再度辉煌都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本章就讲述这些内容。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二节 “中国潮”时期：中国影响着欧洲最时髦的生活方式
第二节 “中国潮”时期：中国影响着欧洲最时髦的生活方式
　　“给我倒杯茶吧，艾兰小姐，
　　请用这精美的中国瓷杯”。
　　虽然这只是欧洲著名诗人波德莱尔诗中的一句,但足以显示出中国瓷器在当时欧洲人心目中的地位. 体现出中华文明对当时西方人的影响，而17-18世纪，西方社会的中国潮，表现各个方面。瓷器的轻薄淡雅，丝绸的华贵飘逸，茶叶苦涩里透着清香，它们不仅丰富了西方人的生活，也改变和引导了西方人的生活风格。
　　中国的瓷器与茶叶出现在欧洲，首先成为上流社会的奢侈品。1650年前后，英国普通人一年的生活费用大约5英镑，而一镑茶叶就价值10英镑，而瓷器只有在王宫和贵族的客厅里才能看到。他们用中国的瓷碗与茶招待最尊贵的客人。163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指示只购买带有中国图案的瓷器，1651年，荷兰联合省执政的女儿出嫁时，嫁妆是一大批中国瓷器。1662年英国与葡萄牙王室联姻，葡萄牙公主不仅带来了瓷器作嫁妆，还带来了茶叶与喝茶的癖好。
　　每年春天，欧洲的船队开赴中国，主要贸易项目是茶叶、瓷器、丝绸、漆器。第二年船队返回阿姆斯特丹或伦敦，一艘商船就可能装载250000件瓷器，5000件纺织品，600件漆器，6000磅茶叶。阿姆斯特丹又出版了基歇尔神父的《中国图志》，这本书以图片为主，书中各种有关中国器物、风景建筑的图画，都令人耳目一新，成为一时的畅销书。路易十四是位好奢华的君王， 1670年，路易十四忽发奇想，要为夫人建一座“中国宫”，据说建筑灵感来自中国南京的一座瓷塔。那年冬天，这座名叫“瓷园”的中国宫奇迹般地出现在凡尔赛。对于以后在欧洲持续了一个世纪的中国风格的建筑来说，“瓷园”是一个开启先河的创造。
　　中国货源源不断地输入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的港口、城市。当时市场上美丽的绸巾的上乘之作大多是中国输入品，即使是里昂等欧洲城市的产品，丝绣或印花的图案都是中国的。法国的丝织业最发达，丝绸画师手里都有一本《中国图谱》。荷兰出产的丝织品，同样也采用中国花样，甚至印度棉织品运回欧洲加工，印染图案时也模仿中国款式。
　　古罗马时代以来，欧洲人又一次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人们放弃硬梆梆的服装，走出阴晦的房屋，穿上柔轻纤巧的丝绸，欧洲市容比以前显得更青春，更有生机。至少在17世纪末，巴黎成为欧洲的时装中心。色彩艳丽的丝裙，外加一条绣满花鸟的三角丝绸肩巾，那就是有“中国风格”的法国时尚。
　　西方崇尚中国丝绸，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崇尚中国壁纸才100年。东印度公司的船主们从中国带回墙纸，将它们装裱在家中或办公室。中国式风景，花枝溪水，亭台飞燕，使四壁生春。人们竟相仿效，喜欢把自己的房屋装潢得象画廊一样。壁纸、天花板、屏风、绣帏绘着鲜艳的图画，画中的中国人总是手持鲜花，坐在树下的高坛上，飘渺的中国风景像仙境一样。法国、德国、英国的商人，从1610年左右开始仿制中国壁纸，直到一个世纪以后英国的彩印壁纸才站稳市场。
　　漆器在17世纪末也开始走红。中国漆器走红，法国工匠就大量仿制花鸟图案的漆器家具与日用品。路易十五的情人最喜欢中国式的花鸟漆器，她在巴黎郊外的贝莱夫宫几乎成为漆器博物馆。
　　法国王宫里的贵妇纷纷摇起了中国扇子，巴黎街头出现了中国轿子，法国人称之为“抬椅”， 1659年上演的莫里哀的剧作《可笑的女才子》中，还提到这种封闭的中国式大轿。
　　中国事物风行欧洲，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欧洲制造大量的中国风格的玻璃器、丝绸、家具与壁纸，甚至建筑与园林，也开始模仿中国风格，时尚的诱惑是难以抵御的。中国的器物与生活，都意味着某种风雅。
　　在17-18之交的艺术风格中，也可以找到中国工艺的影响。西方人已经厌倦了统一对称的巴罗克风格，中国艺术的不对称特征恰好表达了美学理想。西方人也开始修建亭榭与塔、带飞檐的屋顶、几乎落地的长窗。
　　中国潮正在不断升温，巴黎的贵族追逐时尚，阿姆斯特丹的商人追逐市场，传教士追逐信徒。中国茶、中国瓷器与中国消息越来越多。1698年，巴黎出现了一部写路易十四的*情事的匿名小说，小说的男主人公是描写路易十四的化身，他领着美丽如天仙般的中国公主参观凡尔赛宫。
　　1688年，荷兰女王也从荷兰带来了时髦的中国癖好。女王“在海牙就养成了对中国瓷器的喜好，在汉普顿宫收集了一大堆中国画，中国瓷瓶，上面画着房屋、树木、桥、中国人物，”
　　1692年，意大利上演一出名叫《中国人》的剧作。舞台布置中国式的漆柜，古琴、瓷花瓶，还有一尊佛像。同年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的舞台布景明显具有 “中国风格”。
　　在西方发现的“世界”中，只有中国文明的精雅具有难以企达的神秘吸引力。17-18世纪的欧洲都在经历一个文明精雅化的过程。中国的工艺与建筑可以满足王公贵族的奢侈，也可以满足中产阶级的虚荣，家中摆上一个中国式的漆柜，几个瓷花瓶，最能展示自己的富有与品位。
　　西方的中国潮一步步趋向高潮。那些年，欧洲的富裕家庭里，都会装饰一间这样的“中国宝”。有的东西的确是中国货，瓷瓶、茶杯，大多数是欧洲的仿制品，但装饰艺术都是中国风格的。中国风格，从建筑式样、内外装饰到家具、日用品，塔亭拱桥、漆器、花瓶，雕花的桌椅、彩绘的屏风，丝绸绣帐，金穗流苏；纤美淡雅的中国工艺风格从宫廷到民间，正在欧洲引起一场生活方式与审美趣味的革命。当时的伦敦与巴黎，你可以在街头不同的商店里挑选广东的丝绸，南京的瓷器，福建的茶。很多市民家里都有中国式瓷器、壁纸。当法国人热衷于举办中国舞会，英国人都在看中国戏，荷兰人在举办品茶会，总之模仿中国成为当时最时尚的事情。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三节 中国人为什么对“启蒙”没有兴趣？
在人们印象中， “自由、平等、博爱”这些理念诞生于法国的“大革命”，并从西方传到了中国，而其实历史的真相是这些理念最初是从中国传到西方的。
　　法国人很早就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老子，孔子，孟子，司马迁等中国思想家的书籍很早就译成法文，在法国知识分子中流传，中国思想启蒙了法国及整个欧洲，使生活在那里的人民摆脱了愚昧，获得了自由，最终步入文明社会，自由、平等、博爱这些理念其实都来自中国。
　　在以前，中国学者接受的基本上是西方殖*义者的宣传，而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才发现：中华文明影响西方文明是历史主流，而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反影响只是历史的回流，这一观点在不同的学科也都得到了印证。
　　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思想符号进入中国好多年了，但我们大多数人对这些东西没什么感觉，更多的是“不屑一顾”，因为我们中国的历史与西方完全不同。
　　首先，中国不需要自由的启蒙，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中的“自由”，主要指人身自由，也就是每个人只属于自己，不是别人的附庸。欧洲出现这个口号，是因为当时他们处于封建农奴制社会，农奴对农奴主存在人身依附关系，说通俗一点，也就是农奴不属自己，而属于农奴主，是封建农奴主的附庸，启蒙家提出“自由”的口号是为了让农奴摆脱人身依附关系，让他们获得自由身。这现象中国存在吗？不存在，中国是农民不是农奴，中国的农民是政治自由民，不是任何人的附庸，他们虽然在经济上接受地主的剥削，但与地主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中国农民的主体是贫下中农，佃农只占很小的比例，一个全部是自由民的国家还怎样让他们自由呢？中国不需要自由启蒙。
　　其次，中国平等启蒙吗？也不需要。平等指法律、政治和经济权利平等，欧洲启蒙家提这些口号是因为在欧洲，这些方面全不平等。
　　第一是法律不平等的问题，在欧洲，国家没有统一的司法体系，司法权利不属于国王，而属于农奴主和教会，既然司法权属于这些人，那怎么让农奴与他们实现法律平等呢，我们再看政治权利，在西欧，土地和爵位都是世袭的，也就是贵族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是贵族，农奴的孩子从一出生就是农奴，在一个这样的社会怎么能有政治权利平等呢？我们再看经济方面，经济主要是指税收，在西欧税收也是不平等的，资产阶级（当然很多就是小商贩）与封建贵族，还有封建教会的税收是不同的，这也成为了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正因为西欧封建社会在法律，政治，经济上的权利不平等，这才有了要求平等的启蒙运动。
　　我们再看中国，中国自秦朝以来，就形成了十分完善且统一的法律体系，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尽管很多做不到），国家有专门的官僚负责行政司法工作，中国的地主、官员与农民都接受相同的法律约束，这说明中国已经实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再看政治权利，中国自秦朝以来，就已经不存在某一个特定阶层垄断政治权利的局面，我国实行察举和科举选拔官员的制度，这与现在录用公务员的制度完全相同，这样就保证了任何人都有进入国家政治系统的权利，在古代中国，有近一半的官员都来自中国最下层农民的孩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中国政治生活最生动的写照，这与欧洲封建贵族世世代代垄断政治权利，封建农奴永无翻身之日的政治制度完全不同，我们再看经济权利，也就是税收，在中国税收也是平等的，国家实行统一的税收制度，官员和地主在交税上一点特权都没有，因此古代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法律上，各阶层都是平等的，因此中国也根本不需要什么“平等”的启蒙。
　　最后，我们看“博爱”，“博爱”是翻译词汇，直译应该是“爱人”，博爱精神，也就是爱人精神，中国需要这种精神的启蒙吗？也不需要，启蒙家要提倡爱人精神，这也是与当时欧洲的时代背景相联系的，当时欧洲处于宗教专制时代，宗教专制其实就是教会专制，欧洲人信仰天主教，天主教主张“爱神”精神，教义要求人们爱神胜过爱自己，胜过爱自己的父母，胜过爱自己的朋友，但人类不能直接与上帝沟通，只好通过教会与上帝沟通，这样教皇就成了人间的上帝，教会旨意也就成了上帝旨意，人们爱上帝，就只能接受教会的摆布，欧洲教会是拥有司法权利的，你不服从，教会就对你进行审判，很多著名的思想家，科学家都这样被教会审判了，启蒙思想家，提倡“爱人精神”实际是与基督教的“爱神精神”对抗，这种情况在中国根本不存在，中国从没有形成统一的大教会，中国相信的是自然神，抬头三尺有神灵，太阳有太阳神，月亮有月亮神，山有山神，地有地神，就算是佛教也是很慈悲，很宽容的，也是多神宗教，这与西方那种十分狭隘的一神教完全不同，并且佛教经过改造后，与中国的本土神，毫无冲突，中国从来也没有教会专制，并且中国的主流思想就是孔子的仁者爱人精神，因此中国不需要别人启蒙我们“爱人精神”。
　　中国古代史已经远去，与我们现在也没什么关系了，本来不该再提它，然而如果要完整了解世界文明的进程就必须了解中国古代史，这不仅因为中国古代史也是世界古代史的一部分，而是因为中国古代史对世界文明进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已经习惯了将西方的思想家当作圣人看待，而近代西方的很多思想都来自于中国，比如西方的文官制度、经济学思想等，这些在学术界也已经得到公认，中国人听起来，肯定不敢相信，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我国对世界文明交流史研究的太少。
　　如大多数的读者一样，笔者不是新儒家的代表，对研究国学也无特殊的兴趣，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了解这些事实，了解中国传统思想对西方的启蒙意义，任何思想都有传承关系，都不是凭空产生的。
　　另外在解读中国古代史时，除了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和唐诗、宋词等文学成就外，我们总喜欢将中国古代看作黑暗的，但西方的古代史更黑暗，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写《货殖列传》歌颂祖国经济繁荣景象的时候，西方的古罗马帝国还没有建立；一千多年前我们有了自己的中央银行，开始印刷纸钞的时候，西方人还在那里数着贝壳，没有灿烂文明的民族是“悲哀”的，而有着辉灿烂的文明却不敢承认的民族也是悲哀的。
　　第四节 “中学西渐”路线图：中国思想如何传到西方
　　在现代西方文明的形成过程中，中华文明功不可没，也可以说中华文明是现代西方文明的主要思想源泉，中国先是西方的老师，后是西方的学生。
　　17-18世纪的“中国潮”时期，孔子的道德哲学、老子的治国思想、中国的悠久历史、汉语的哲学意义，一时都进入西方人的生活，成为他们谈论的话题、模仿的对象与创造的灵感， 1600年到1649年，欧洲每年就要出现30-50部包含中国的著作，1700-1759年共出版了599部有关中国的著作。
　　中华文明西传可以分为启蒙运动前期和启蒙运动时期两个阶段。启蒙运动前期主要是介绍传播阶段，而启蒙运动时期，则是西方思想家直接用中华文明对西方中世纪文明宣战，这一时期的思想奠定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础，这里笔者就挂一漏万的将中华文明向西传播的历史做一个简略的归纳。
　　1275年：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并在政府任职。他在华二十余年，回国后大力宣传中国文明，激起了强烈反响，从此西方人知道了在东方存在一个强盛繁荣的中国，这也拉开了中华文明向西方传播的序幕。
　　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七年，他于1598年完成了用拉丁文注释《四书》的工作，1610年去世，留下了一本《出访中国记》，欧洲人第一次从此书中知道中国的圣人孔子和儒家经典。
　　1584年： 西班牙教士冈萨雷斯德门多萨出版了《中华大帝国风物史》，对中国的介绍比较丰富，其中提到中国法律不仅用于惩治犯罪，还用于奖赏善举，认为欧洲法律只讲惩罚犯罪，是片面的、不正确的，对中国政治制度表示钦佩。
　　1590年：年葡萄牙人在澳门出《绝妙论著》一书，向西方介绍中国历史地理、人口物产，赞誉了中国的瓷器、印刷、绘图、航海、天文、火药等科技成就，同时也称颂中国的政治制度。
　　1616年：金尼阁著有《中国传教史》,又于1626年用拉丁文译出了《五经》。
　　1621年：英人伯顿赞誉中国人勤劳整洁、彬彬有礼，中国政府有组织好、效率高，有完善的文官制度。
　　1624年：英国人赫伯特就发表了《真理论》，奠定了“自然神”论基础。该书认为孔子是“自然神”论者，他汲取孔子的思想，反对超自然的力量，反对“神的启示”。
　　1650年：意大利人卫匡国的《中国历史》、法国人冯秉正的《中国通史》相继问世，这为欧洲人关注中国提供了更多的知识。
　　1654年：布劳父子出版了《最新中国地图册》，一年以后荷兰使团出使北京，验证了该地图的准确性。
　　1655年：葡萄牙人鲁德熙又有《中华帝国史》的著述，称中国是“智慧的国度”。这也是东学西传的实质性开端
　　1661年：年法国出版了拉丁文的《大学》《中庸》《论语》，1672年《大学》在巴黎重版。
　　168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执政期间， 拨款资助白晋等6名耶稣会士赴中国传教。后来，他们先后成为康熙的“教师”和“谋士”，也就成为康熙与路易十四之进行沟通的桥梁。
　　1687年：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将《大学》《中庸》《论语》汇总为《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出版后风行欧洲。1688、89、91年出过此书的法文、英文本，这是系统介绍中国学术的开端。以“四书”“五经”为切入点了解中国文化，算是抓住了核心，有了一个高起点。
　　1696年：曾在巴黎做外交官的德国汉诺威图书馆馆长莱布尼茨出版《中国近事》。同年，中国归来的李明神父出版《中国现状新志》， 1697年3月，法国传教士白晋从北京返回巴黎，一身中国清朝的官服。白晋神父带来康熙赠送路易十四的礼品和一部《康熙皇帝传》，该书将康熙皇帝描绘成现实中的哲人王。
　　1697年：英国另一位自然神论者廷德尔发表《基督教探源》一书，直斥“启示的神学”不合理、危险，是引起种种迷信的根源，应予清除；大力肯定孔子学说的合乎理性，合乎自然。
　　1699年：（康熙38年），白晋的《中华帝国史》一书出版，此书对中国政治文化的资料比较客观。他认为儒学是全球性的道德；汉字可能成为全球性语言。
　　1700年：法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教士李明,写了两本书：《中国现状新志》,《论中国礼仪书》。
　　1731年：中国的“用人之道”被英国人采纳了。当时的英国人尤斯塔斯写道：“共和国每一个荣誉的或福利， 应被作为对真正良好品质的奖赏。这个光辉的准则，曾经受到一个国家最严格的遵奉，这是个全世界地域最广，人口最稠，治理最好的国家。就是中国，在中国，一个人如果不是个真正有才能、有学识的人，他就不能成为一个官吏”。
　　1735年，法国出版了一部受到广泛阅读的书，书中认为，在中国“一位学者，尽管是农夫之子，也很有希望达到高位，并且还会成为国家的宰相。因为孩子都是平等的” 。
　　从十七世纪中叶以后，大部分在中国的传教士是法国人，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有丰富的学识，在中国长期居住，并且熟悉中国文献，其中不少人在中国的宫廷中供职，他们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记述，传播给法国和欧洲的公众，这使得法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超过了对欧洲的了解，法国的巴黎大学成了中国文化热的中心。
　　中国思想在西方经济一百多年的传播，发酵，终于在18世纪初演变成了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法国也顺理成章的成为启蒙运动的中心，法国的启蒙运动，声势最大，战斗性最强，影响最深远，堪称为西欧各国启蒙运动的典范，而且其他各国的启蒙思想也大部分来自法国。
　　第五节 中华文明：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之源
　　在17-18世纪的欧洲，中国思想的传播，让一批欧洲启蒙思想家都狂热地崇拜中国，如伏尔泰、莱布尼茨、霍尔巴哈、魁奈、歌德等。正如伏尔泰所言：“商人发现东方，只晓得追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发现精神的世界。”
　　伏尔泰是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他的思想对18世纪的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后来人认为18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伏尔泰是中国思想在欧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书派”一直主导着法国的启蒙运动。
　　伏尔泰在他的书中说，“我全神贯注地读孔子的这些著作，我从中吸取了精华，孔子的书中全部是最纯洁的道德，在这个地球上最幸福的、最值得尊敬的时代，就是人们尊从孔子法规的时代，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
　　伏尔泰还认为：“中国是全世界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他说：“当中国已经成为繁荣而且制度完善的国家时，欧洲还是一小撮在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呢！”他大声疾呼法国要“全盘华化”!，他主张，每个法国人都应该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魁奈、狄德罗、爱尔维修都是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都是“百科全书派”的领导人。他们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道德结合的国家，中国的统治者明白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中国的学说值得所有国家奉为为楷模。霍尔巴哈宣称法国要想繁荣必须以儒家的道德代替基督教的道德。
　　在17、18世纪，“德意志”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德国实际上是由数百个骑士国组成。在各方面都远不如法国，在思想文化上，德国更是唯法国马首是瞻。当法国人追捧中国的时候，德国对中国文化的热情自然也不低。德国哲学的鼻祖莱布尼茨就勤于研究中国文化，他年轻的时候就阅读了法文版的孔子传记，后来又从传教士手中获得了许多关于中国的第一手资料。莱布尼茨认为，中国有着令人赞叹的道德，还有自然神论的哲学家，其哲学体系的创立远在希腊哲学之前。莱布尼茨受《周易》中卦象的启发创制的二进制算法、成为近代信息技术的基础，他认为是中国让欧洲觉醒了。
　　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 对于以后的德国哲学家康德、黑格尔都有重要影响。莱布尼茨的学生沃尔夫认为儒家哲学具有理性的特点，是非宗教性的。康德、赫尔德等人都很了解中国，也了解孔子和儒家的主张。真正把东方价值观研究透了的是文学家歌德，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是从一些文学作品开始的。歌德读过《好俅传》、《老生儿》、《花笺记》、《玉姣梨》等中国小说，并通过男女主人的高度的道德克制敏锐地发觉了中国礼教的特点。对于中国的孝道，歌德认为孝是一切之本，在歌德晚年，他仿照中国诗歌写了《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对于儒家的“中庸”之美和道家的"自然"意境体会颇深。
　　1769年，有人写文章认为中国比欧洲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启蒙运动开始时，孔子成为欧洲的名人，欧洲启蒙思想家言必称孔子和中国，来推行他们的思想主张，儒学成为攻击世袭特权的武器。在当人们翻阅18世纪法国思想家、经济学家撰写的作品、游记或文章时，会惊讶地发现，中国的名字是如此频繁地出现，激起了那么多的赞誉。经过启蒙思想家的努力，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法国的启蒙思想推广到全欧洲，这时欧洲人也开始了历史的新纪元，从此进入了历史发展的快车道。
　　中华文明对西方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是持久且不可逆转的，笔者认为其中最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主要为四个方面：人文社会的形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现代文官制度的制定和西方经济思想的产生，这四方面帮助西方国家走出了中世纪的阴霾，构成了现代思想文明的根基，下面几节就就对这四方面进行重点介绍。

第四节 “中学西渐”路线图：中国思想如何传到西方
在现代西方文明的形成过程中，中华文明功不可没，也可以说中华文明是现代西方文明的主要思想源泉，中国先是西方的老师，后是西方的学生。
　　17-18世纪的“中国潮”时期，孔子的道德哲学、老子的治国思想、中国的悠久历史、汉语的哲学意义，一时都进入西方人的生活，成为他们谈论的话题、模仿的对象与创造的灵感， 1600年到1649年，欧洲每年就要出现30-50部包含中国的著作，1700-1759年共出版了599部有关中国的著作。
　　中华文明西传可以分为启蒙运动前期和启蒙运动时期两个阶段。启蒙运动前期主要是介绍传播阶段，而启蒙运动时期，则是西方思想家直接用中华文明对西方中世纪文明宣战，这一时期的思想奠定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础，这里笔者就挂一漏万的将中华文明向西传播的历史做一个简略的归纳。
　　1275年：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并在政府任职。他在华二十余年，回国后大力宣传中国文明，激起了强烈反响，从此西方人知道了在东方存在一个强盛繁荣的中国，这也拉开了中华文明向西方传播的序幕。
　　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七年，他于1598年完成了用拉丁文注释《四书》的工作，1610年去世，留下了一本《出访中国记》，欧洲人第一次从此书中知道中国的圣人孔子和儒家经典。
　　1584年： 西班牙教士冈萨雷斯德门多萨出版了《中华大帝国风物史》，对中国的介绍比较丰富，其中提到中国法律不仅用于惩治犯罪，还用于奖赏善举，认为欧洲法律只讲惩罚犯罪，是片面的、不正确的，对中国政治制度表示钦佩。
　　1590年：年葡萄牙人在澳门出《绝妙论著》一书，向西方介绍中国历史地理、人口物产，赞誉了中国的瓷器、印刷、绘图、航海、天文、火药等科技成就，同时也称颂中国的政治制度。
　　1616年：金尼阁著有《中国传教史》,又于1626年用拉丁文译出了《五经》。
　　1621年：英人伯顿赞誉中国人勤劳整洁、彬彬有礼，中国政府有组织好、效率高，有完善的文官制度。
　　1624年：英国人赫伯特就发表了《真理论》，奠定了“自然神”论基础。该书认为孔子是“自然神”论者，他汲取孔子的思想，反对超自然的力量，反对“神的启示”。
　　1650年：意大利人卫匡国的《中国历史》、法国人冯秉正的《中国通史》相继问世，这为欧洲人关注中国提供了更多的知识。
　　1654年：布劳父子出版了《最新中国地图册》，一年以后荷兰使团出使北京，验证了该地图的准确性。
　　1655年：葡萄牙人鲁德熙又有《中华帝国史》的著述，称中国是“智慧的国度”。这也是东学西传的实质性开端
　　1661年：年法国出版了拉丁文的《大学》《中庸》《论语》，1672年《大学》在巴黎重版。
　　168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执政期间， 拨款资助白晋等6名耶稣会士赴中国传教。后来，他们先后成为康熙的“教师”和“谋士”，也就成为康熙与路易十四之进行沟通的桥梁。
　　1687年：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将《大学》《中庸》《论语》汇总为《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出版后风行欧洲。1688、89、91年出过此书的法文、英文本，这是系统介绍中国学术的开端。以“四书”“五经”为切入点了解中国文化，算是抓住了核心，有了一个高起点。
　　1696年：曾在巴黎做外交官的德国汉诺威图书馆馆长莱布尼茨出版《中国近事》。同年，中国归来的李明神父出版《中国现状新志》， 1697年3月，法国传教士白晋从北京返回巴黎，一身中国清朝的官服。白晋神父带来康熙赠送路易十四的礼品和一部《康熙皇帝传》，该书将康熙皇帝描绘成现实中的哲人王。
　　1697年：英国另一位自然神论者廷德尔发表《基督教探源》一书，直斥“启示的神学”不合理、危险，是引起种种迷信的根源，应予清除；大力肯定孔子学说的合乎理性，合乎自然。
　　1699年：（康熙38年），白晋的《中华帝国史》一书出版，此书对中国政治文化的资料比较客观。他认为儒学是全球性的道德；汉字可能成为全球性语言。
　　1700年：法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教士李明,写了两本书：《中国现状新志》,《论中国礼仪书》。
　　1731年：中国的“用人之道”被英国人采纳了。当时的英国人尤斯塔斯写道：“共和国每一个荣誉的或福利， 应被作为对真正良好品质的奖赏。这个光辉的准则，曾经受到一个国家最严格的遵奉，这是个全世界地域最广，人口最稠，治理最好的国家。就是中国，在中国，一个人如果不是个真正有才能、有学识的人，他就不能成为一个官吏”。
　　1735年，法国出版了一部受到广泛阅读的书，书中认为，在中国“一位学者，尽管是农夫之子，也很有希望达到高位，并且还会成为国家的宰相。因为孩子都是平等的” 。
　　从十七世纪中叶以后，大部分在中国的传教士是法国人，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有丰富的学识，在中国长期居住，并且熟悉中国文献，其中不少人在中国的宫廷中供职，他们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记述，传播给法国和欧洲的公众，这使得法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超过了对欧洲的了解，法国的巴黎大学成了中国文化热的中心。
　　中国思想在西方经济一百多年的传播，发酵，终于在18世纪初演变成了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法国也顺理成章的成为启蒙运动的中心，法国的启蒙运动，声势最大，战斗性最强，影响最深远，堪称为西欧各国启蒙运动的典范，而且其他各国的启蒙思想也大部分来自法国。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第五节 中华文明：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之源
在17-18世纪的欧洲，中国思想的传播，让一批欧洲启蒙思想家都狂热地崇拜中国，如伏尔泰、莱布尼茨、霍尔巴哈、魁奈、歌德等。正如伏尔泰所言：“商人发现东方，只晓得追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发现精神的世界。”
　　伏尔泰是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他的思想对18世纪的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后来人认为18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伏尔泰是中国思想在欧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书派”一直主导着法国的启蒙运动。
　　伏尔泰在他的书中说，“我全神贯注地读孔子的这些著作，我从中吸取了精华，孔子的书中全部是最纯洁的道德，在这个地球上最幸福的、最值得尊敬的时代，就是人们尊从孔子法规的时代，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
　　伏尔泰还认为：“中国是全世界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他说：“当中国已经成为繁荣而且制度完善的国家时，欧洲还是一小撮在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呢！”他大声疾呼法国要“全盘华化”!，他主张，每个法国人都应该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魁奈、狄德罗、爱尔维修都是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都是“百科全书派”的领导人。他们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道德结合的国家，中国的统治者明白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中国的学说值得所有国家奉为为楷模。霍尔巴哈宣称法国要想繁荣必须以儒家的道德代替基督教的道德。
　　在17、18世纪，“德意志”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德国实际上是由数百个骑士国组成。在各方面都远不如法国，在思想文化上，德国更是唯法国马首是瞻。当法国人追捧中国的时候，德国对中国文化的热情自然也不低。德国哲学的鼻祖莱布尼茨就勤于研究中国文化，他年轻的时候就阅读了法文版的孔子传记，后来又从传教士手中获得了许多关于中国的第一手资料。莱布尼茨认为，中国有着令人赞叹的道德，还有自然神论的哲学家，其哲学体系的创立远在希腊哲学之前。莱布尼茨受《周易》中卦象的启发创制的二进制算法、成为近代信息技术的基础，他认为是中国让欧洲觉醒了。
　　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 对于以后的德国哲学家康德、黑格尔都有重要影响。莱布尼茨的学生沃尔夫认为儒家哲学具有理性的特点，是非宗教性的。康德、赫尔德等人都很了解中国，也了解孔子和儒家的主张。真正把东方价值观研究透了的是文学家歌德，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是从一些文学作品开始的。歌德读过《好俅传》、《老生儿》、《花笺记》、《玉姣梨》等中国小说，并通过男女主人的高度的道德克制敏锐地发觉了中国礼教的特点。对于中国的孝道，歌德认为孝是一切之本，在歌德晚年，他仿照中国诗歌写了《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对于儒家的“中庸”之美和道家的"自然"意境体会颇深。
　　1769年，有人写文章认为中国比欧洲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启蒙运动开始时，孔子成为欧洲的名人，欧洲启蒙思想家言必称孔子和中国，来推行他们的思想主张，儒学成为攻击世袭特权的武器。在当人们翻阅18世纪法国思想家、经济学家撰写的作品、游记或文章时，会惊讶地发现，中国的名字是如此频繁地出现，激起了那么多的赞誉。经过启蒙思想家的努力，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法国的启蒙思想推广到全欧洲，这时欧洲人也开始了历史的新纪元，从此进入了历史发展的快车道。
　　中华文明对西方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是持久且不可逆转的，笔者认为其中最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主要为四个方面：人文社会的形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现代文官制度的制定和西方经济思想的产生，这四方面帮助西方国家走出了中世纪的阴霾，构成了现代思想文明的根基，下面几节就就对这四方面进行重点介绍。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六节 中华文明对西方现代文明形成的影响之一：
人文社会的形成
　　众所周知，在中世纪的欧洲，宗教统治着人们的思想，而当中国的人文思想进入欧洲之后，这一切开始了变化，首先是中国的印刷术可以使更多的人学习圣经，教会慢慢失去了对圣经解释权的垄断。
　　启蒙时代，在黑暗中寻求光明思想家，一直企图突破神权理论的束缚，他们找到了孔子的学说，开始了思想解放的先声。
　　首先，对中国的了解，让西方人开始对他们的社会模式产生质疑。欧洲人看到，基督教不是人类唯一的宗教，基督教只占世界很小一部分。中国有五千年历史，三亿人口，跟欧洲差不多，没有基督教，也没有享受“天主的光辉”，但人们并没有因此吃苦， 这是一个惊人的事实，既然中国人可以按理性活着，而且还活得很好，那么神学就是不必要的， “神的启示”也是不必要的。这在欧洲搅起了大讨论，沉重地打击了神学权威，解放了“人”的力量，为启蒙运动开拓了宝贵的阵地。
　　1624年，英人赫伯特从中国文化中，汲取思想，反对超自然力量，反对有“神的启示”， 认为孔子便是“自然神”论者，后来他根据自己的感悟写成了《真理论》，该书在理论上奠定了“自然神”的基础。
　　休谟也认为孔子的门徒，是最纯正的自然神论者。 这一观点关系到人的基本信仰问题。在整个十八世纪，主张自然神教的人，就利用事实，开始了向基督教的不断进攻。
　　自此之后，欧洲人更热衷于中国思想的介绍与传播，这时，英国另一位自然神论者发表了《基督教探源》一书，直斥“启示神学”的不合理，认为应予清除，并大力肯定孔子学说的合乎理性，合乎自然。
　　1700年，法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教士李明写了两本书，书中认为孔子敬鬼神而远之，不语怪力乱神，信奉的是“自然宗教”——这些话出自天主教徒之口，真是石破天惊！被看作是对西方宗教的严重挑战！受到教会的群起攻击，巴黎下令禁毁其书，可思想早就传遍了全欧洲。
　　1721年沃尔夫在哈雷大学演讲《论中国的实践哲学》，认为哲学就是与人类理性相一致的东西，中国人将培养道德看的至关重要，中国不以敬神为基础，善于正确运用自然的力量，因此以道德才智出名。
　　德国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这给知识分子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和困惑，他们认为孔子的道德，给政治指引了方向，可为治世表率。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孔子思想中的理性精神深表景仰。他作为德国外交官，在法国巴黎居住了四年，这对于他哲学思想的发展和科学成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来他在罗马逗留期间，又结识了从中国返回的传教士士，获得了许多关于中国的第一手资料。
　　莱布尼兹推崇中国道德治国的思想，认为这是治国的根本，也是西方落后于中国的原因。他的学生沃尔夫在大学讲授儒家思想，积极宣扬儒家的理性主义，认为只有理性才是道德的本源，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哲学，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 对于以后德国的哲学家康德、黑格尔的哲学思想，都有重要的影响。在康德哲学出现之前，莱布尼茨的学说一直统治着德国各大学。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崇拜孔子对中国的道德及政治制度极其向往，对西方神学、神的启示不遗余力的进行抨击，他赞美孔子只诉诸道德，不宣传神怪，而欧洲教会恰恰相反，因此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不幸。他相信人类的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儒学是最好最合人类理性的哲学，并以中国为理想国，提倡以中国文化为标准。他认孔子为天下唯一的师表，在自己的礼拜堂悬挂孔子相，写诗赞美，朝夕礼拜；主张欧洲将中国作为典范进行效仿。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百科全书”派把启蒙运动推向了高潮。百科全书派领袖狄德罗也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孔子学说十分倾倒。他认为孔子学说简洁可爱，不要暴力和迷信，强调以道德理性治国平天下，与教会的迷信观念完全不同。
　　百科全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法国哲学家霍尔巴哈主张以儒家理性道德观念代替基督教神性道德观念，并且像中国那样把政治和道德结合起来。他说在中国，道德成为唯一宗教。他强调“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道德结合的国家
　　启蒙运动时期，中国的人文社会和以道德治国的思想深深的征服了欧洲人，他们用中国思想对宗教统治进行攻击，经过这些人士100多年的努力，现代人文思想终于成为了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也标志着西方人在思想上终于走出了中世纪，进入了现代社会。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第七节 中华文明对西方现代西方文明形成的影响之二：
民族国家结构的建立
　　中世纪的欧洲，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国王只是因为占有最多的领地，而成为君主。他同封臣形成“保护与效忠”的关系。君主不能直接对居民进行统治。由于封地来源不同，封臣并不一定不只效忠于一个领主。在欧洲，唯一拥有全部权力的是天主教会，但教会的权力主要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同时教会也是大领主，教堂、修道院，也占有土地并行使司法权。因此，君主、贵族、主教、自治城市等构成中世纪欧洲重重叠叠的权力结构。
　　中国的政治制度其实很早就得到了西方人的认可，《中华大帝国风物史》、《绝妙论著》、《中华帝国史》、《中国历史》、《中国通史》等早期介绍中国的书都对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过详细的描述，因此欧洲的皇帝们也希望建立像中国那样的制度，而法王路易十四的改革就成为了中国政治制度在欧洲的第一次实践。
　　1661年，法国路易十四亲政，法王路易十四对中国非常感兴趣，法国长年的战乱让这位国王决心利用中国的政治制度对法国进行改革，这就是后来改变欧洲历史的“路易十四改革”。
　　路易十四改革主要是削弱地方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路易十四宣布亲政时废除首相职位，改设御前高级会议，并亲自主持御前会议，听取大臣报告，签署一切国事公文，直接控制了中央最高级行政权。在地方，派遣监督官，以国王钦差的身份控制地方，他还取消城市自治，改市政机关为委任制， 直接控制军队，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路易十四削弱贵族的势力后，但没有将贵族杀死或流放，而是修建凡尔赛宫供这些贵族进行享乐。
　　1691年5月法国传教士白晋从中国回到回到巴黎，路易十四命令白晋写成了《中国皇帝》和《康熙皇帝》两本书，以便自己对中国政治制度进行进一步学习。
　　路易十四进行改革后，俄国彼得一世、普鲁士胖特烈二世、奥地利特蕾西亚女皇也都效仿路易十四进行了改革，再后来日本的明治天皇也效法欧洲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路易十四建立的这种制度在政治学上被称为“绝对君主制”，绝对君主制度的建立标志了欧洲开始出现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现在世界上除了美国这个例外，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在绝对君主制时期发展起来的。
　　绝对君主制的首要功绩是一定程度上结束了四分五裂的状态，国家有了统一的政府，有了比较明确的疆界。绝对君主制提出“国家至上”原则，确立了中央政府的绝对权威，这些都符合了民族国家的特征。
　　其次职业化的军队和政府开始发展起来，文职官僚取代了中世纪的封建权力结构，打破了封建贵族对权力的垄断，实现了政府对每一个臣民的直接统治。
　　绝对君主制的君主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法而治，他们是法理统治的开创者。因君主的权力是与法律相联的。在中世纪，封建制度下没有立法观念。
　　再就是税收，国家通过税收直接作用于民众，与每一个居民发生了关系。征兵制加强了居民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地域、法律、税收制度的统一，为国内统一市场的建立创造了条件。这无疑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君主也直接扶持资本主义。它们通常都采取重商主义政策，支持和参与殖*义活动。
　　绝对君主制促进了*的改善，在封建君主制时期，国家权利掌握在封建贵族和教会手里，绝对君主制大大削弱了贵族和教会的势力，而贵族势力的削弱，封建等级制度的解体，农奴获得了人身自由，并且有了财产的权，标志平民权利时代的到来，教会势力的削弱促进了人文思想的传播。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八节 中华文明对西方现代西方文明形成的影响之三
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形成
　　中国经济思想在西方的传播，是从法国重农学派开始的，重农学派是西方第一个经济学派别，是西方经济学的真正鼻祖，而之前的重商主义只是一种社会风潮，重农学派提出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直到现在“自由主义”思想仍然占据着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地位。
　　魁奈是法国重农学派的领袖，被尊为“欧洲孔子”。他本人也十分崇拜孔子，曾经写过《孔子简史》，儒家的重农思想对魁奈产生过重要影响。1756年，魁奈曾促使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于模仿中国古代皇帝，举行了 “籍田大礼”。然而对魁奈影响更大的还是老子的思想。
　　魁奈吸取了老子的“无为”思想，并第一个把“无为”译成“自由放任”，并创立了依赖自然法则的重农经济学。
　　他在宣扬重农思想时大量引用中国的典籍。在魁奈论文专集《重农主义，最有利于人类的管理的自然体系》中，为了显示其神圣和权威，居然将出版地点标明为“北京”。
　　杜尔哥是重农学派的另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按*的评价，杜尔哥使重农主义发展到最高峰。杜尔哥的经济学著作《关于财富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在经济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熊彼特认为它已经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杜尔哥的理论比《国富论》的理论更胜一筹。而杜尔哥写作此书，与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有着直接的关系。当时的法国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中国是开明政治的发源地，1763年，有两位留学法国的中国人完成了学业，正准备回国。法国学者都希望这两个人帮助他们了解中国的情况。于是杜尔哥向他们提出了52个经济问题，这就是杜尔哥的《中国问题集》，让他们回国后回答，以帮助法国思想家全面掌握中国的经济情况。为了让他们能够明白这些问题的意义，他又在这些问题前面写了一篇关于社会劳动和财富的分配的简略分析。这就是《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的直接起因。杜尔哥所提出的问题都与他所掌握的中国经济知识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他是受中国情况的启发，也直接从中国古代文化中汲取了营养。所以研究者都说杜尔哥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一书受中国的影响最深。”
　　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直接来源于重农学派
　　1764年2月至1766年10月，亚当斯密进行了为期3年的欧洲大陆之行。他在法国逗留了10个月，期间会见了魁奈、杜尔哥等许多法国著名的思想家，斯密在这些接触中，加深了对经济学的认识，并着手制定《国富论》的写作计划，《国富论》直接继承了重农学派“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
　　另外亚当•斯密还从两位来自中国的学者那里了解到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司马迁在《货殖列传第六十九》的第三段中已明确提出了“供求关系”的经济思想，并用“低流之水”进行比喻，斯密受此启发，并将其称为“看不见的手”，并且斯密的《国富论》中大量引用中国文献。
　　重农学派是中国思想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一座桥梁，亚当斯密从重农学派那里继承的思想也对后世影响深远，直到凯恩斯主义出现前，一直占据着西方经济学的正统地位。
　　哈耶克是奥地利经济学家，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20世纪最重要的自由主义理论家，被尊为当代自由经济的鼻祖。哈耶克将老子奉为“思想教父”，让哈耶克名垂青史的是他的“自发秩序理论”，而这一理论被看做是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理论的重要发展和补充。而哈耶克自己认为道德经中“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两句话，是自发秩序最经典的描述。
　　1966年9月，哈耶克在东京作《自由主义社会秩序诸原则》的演讲，谈到自发秩序理论时，激动的反问道：“难道这一切不正是《老子》第57章的一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吗？从这里，从中可见老子的为“无为思想“对哈耶克的影响，哈耶克对老子思想的熟悉也已经到了信手拈来的地步。

第九节 中华文明对西方现代西方文明形成的影响之四
西方常任文官制度的建立
　　在中世纪，欧洲的官员几乎全是教士、贵族、封建诸侯，连行政机构都没有，更不用说文官制度了。
　　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后，英国进入了政治学中的“政党分赃制”时期，既在议会选举中上台的党派，把政府官职看作是“战利品”，公开地进行论功行赏，分配到自己的党派，特别是在竞选中为自己出力的人，也就是封官许愿。
　　政党通过占据行政职位，达到控制国家的目的。在地方上，分赃制度强化了政党领袖的力量，他们利用人事权利来收揽人心、操纵党员、控制选举，在求官者看来，官职只是能带来便利，满足私欲，因此官员们疯狂的利用职位谋取私利。
　　“政党分赃制”弊端明显。
　　首先，这种制度以党派为基础，注重政治上的忠诚，而不是能力和人品，而且存在着许多暗箱操作的手法，以致任人唯亲，卖官鬻爵之事经常发生。而且随着执政党的不断更替，政府人员不断洗牌，引发政治周期性震荡，破坏了政策的连续性。由于人员流动性大，官员们无法积累经验，行政能力普遍低下。
　　“政党分赃制”另一个弊端就是权力*。在多党“轮流坐庄”的格局下，执政党一上台便尽力攫取资源，以巩固自己的政治基础。在这种制度下，不仅执政党要谋私，各级官员的*更是变本加厉。政治录用演化为直接的权钱交易，官员行为趋于短期化，*行为近乎掠夺。
　　它在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动荡后，英国政坛从19世纪初开始寻求解决方案，常任文官制度的建立被提上议程。
　　从中国引入文官制度
　　孙中山曾经说过，现在各国的文官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穷源溯流，英国的文官制度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现在西方文官制度来源于中国的说法在政治学界也是得到世界公认的。
　　其实中国的文官制度很早就在西方传播开来，元朝的马可波罗和明朝的利玛窦，这两位意大利人均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文官制度。
　　1569年葡萄牙出版的《中国游记》一书，对中国通过科举选拔官员进行称颂。1583出版的《伟大的中国》一书，辟专章介绍了中国科举制的考试方法和内容。此书在罗马出版后，很快译为多国文字，引起欧洲人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注意。
　　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等思想家都对中国文官制度也有过研究。
　　1846年，东印度公司一封从中国发往伦敦的信中，建议吸收中国的科举制度来完善英国的行政制度。信中写道：“中国之所以能够长期维系，主要是依靠一个按能力提拔官员的有效政府。英国如不采取公正制度挑选官员，必将失去帝国的殖民地。”，由于东印度公司在英国政治中的特殊地位，该信在英国引起不小的震动，英国当局遂先后两次，逐步采纳了中国的文官制度。
　　1854年，英国提出了著名的《关于建立英国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报告建议设立常任文官制度。
　　与此同时，英国报刊开始不断刊登介绍中国文官制度的文章， 1855至1870年是英国文官制度形成时期，这一时期出版的有关中国文官制度的书籍达70种之多，其中的《中国札记》、《中国的历史与现状》等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对中国的文官制度特别是科举考试制度，极为推崇，并敦促英国政府效仿。这个时期英国的驻华使节也把中国文官制度作为主要内容向政府汇报。著名的刊物如《绅士》、《伦敦》、《雾》等，先后刊载了中国录用官员的程序和方法的文章，提倡在英国实行中国式的文官考试。这些思想和主张，为英国走出政治分赃制下庸人充斥政府、任人唯亲的政治乱局提出了一条可行的道路。
　　1870年，英国政府又颁布了第2号枢密院令，对文官的考试、录用、等级结构等原则做了进一步完善。至此，世界近代史上的第一个文官制度在英国正式确立。
　　英国文官一般区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政务官随着政府进退，以政党在选举中的胜败为转移。任职考虑政治背景、党派关系、政治主张等，不必注意专业能力，实行任期制。
　　事务官为常任制，经过公开考试，择优录用,不受政党更替影响,不能任意撤换，受文官制度保护。事务官实际操纵着行政机构的运转，是国家机器中的中坚力量，保证了英国政府的连续性。
　　美国文官制度的建立，也经历了和英国大体相同的情况。建国后的美国，政治上实行多党制，但“政党分赃制”带来的政局不稳和官员素质低下问题丝毫不逊色于英国。例如1841年，哈里森当选美国总统，一个月后便因忙于职位分配劳累而死；1861年，林肯当选总统，“分官”使他精疲力尽，他形容说“如果前院起火，我都无法去救”。1881年，因分官不均，导致菲尔德总统被刺事件发生，使资产阶级异常震惊，为了克服“政党分赃”的种种弊端，1883年1月，美国国会正式通过了彭德尔顿提出的《文官制度法案》，该法确立文官实行公开考试，择优录用；文官为职业官员，不得随意解雇；文官不参与政治活动，在政党政治中必须保持中立等原则；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6年，法国颁布了统一的公务员法，开始将文官的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 1947年日本通过了《国家公务员法》，1949年，联邦德国制定了《德意志*国基本法》，自此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建立了常任文官制度。
　　常任文官制度建立的意义
　　文官制度建立后，大量常任文官不再与政务官形成依附关系，不再为保住职位而烦恼，可以将更多精力放在了政策执行和体制的延续上。再加上，文官系统的晋升是考核官员的综合素质，这就使得在英国文官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价值评定体系和专业道德标准。英国政府通过确立文官制度，化解了长期存在的政坛乱象。这些文官长时间在某个部门任职，政务经验丰富。在政治更替中，他们总能帮助新执政者快速熟悉国家情况，以进入管理者的角色。同时也减少了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前后两届政府执政理念的重大偏差，因此常任文官制度是政府组织稳定的黏合剂。

第一节 本章前言
历史学家喜欢按历史事件划分国家发展阶段，而经济学者则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划分国家发展阶段，按这一标准，我们自洋务运动至今，可以非常明确的划分为五大发展阶段，既是洋务运动时代、革命与战乱时代、赶超战略时代、比较优势战略时代、自主创新时代。
　　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以来，无疑，工业大革命成为这个时代的大潮流，而且这个大潮流是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而由于对这一大潮流认识不清，我们在发展过程中走了太多的弯路，本章就从世界工业革命大潮流的角度来讲述中国的近现代强国之路。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九节 比较优势战略：中国主动放弃第三次科技革命良机
前面说到，第一次世界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但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兴起的采煤、炼钢、火车、铁路、轮船等产业，经过洋务运动的努力追赶基本赶了上来，并且形成了可观的局面，而真正让中国与世界拉开差距的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也就是从中国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这一时期是人类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但建国后我们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基本上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并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打下了良好的技术基础，比如中国的计算机技术、自动化技术当时都处于世界先进水平。20世纪的最后三十年是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高潮期，而这一时期。我们奉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使中国丧失了与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同比发展的良机，如果我国错过第二次世界工业革命是迫不得已的话，那么我国对于第三次世界工业革命则是主动放弃的。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学界出现了两大流派，一派主张完全敞开国门，将帝国主义重新请回去，这就是的新自由主义发展道路，不幸的是拉美国家和“亚洲四小虎”国家实行了这一发展战略，均以惨败告终；另一派是主张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这一理论企图将发展中国家永远锁定在世界产业链的最低端，中国不幸选择这一发展道路。
　　“比较优势战略”的缺陷是非常明显的，发达国家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处于垄断地位，可以漫天抬价；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处于低端竞争性市场，发达国家作为买方也处于垄断地位，可以漫天压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八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
　　从产业经济的角度看，首先这一战略将使经济对国际市场形成严重依赖，始终要忍受国际资本残酷盘剥；其次，由于整个产业处于价值链最低端，形成对自然资源的严重依赖，国家的环境与资源造成非常大的破坏，正因此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内需不足、资源与环境代价过高、核心技术缺乏、贫富分化、收入不公等问题都与这一战略相关，甚至是因这一战略而起。只不过上述问题都恰被中国GDP高速增长掩盖了。
　　但实际上，比较优势理论并不是真没有争议，而是争议很大，有研究发现1953年的美国，并没有主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输出资本密集型产品。相反，在其出口品中，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占的比例大于资本密集型产品比例；在进口品中，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例大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例。这表明，美国其实在利用对外贸易来节约资本和安排过剩劳动力，而不是相反。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里昂惕夫之谜”。
　　80年代及以后的贸易格局，与这一理论也相悖。因为按照这一理论。发达国家之间要素禀赋已经越来越接近，要素价格也相差无几，因此，发达国家之间贸易应该越来越没有必要；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应该不断扩大。可是，现实的情况却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在全球贸易总量中一直在上升，而南北贸易额所占有比率却趋于下降。更不好理解的是，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自由贸易，将使全球不同国家生产要素价格趋于相近或相等，但现实情况却是，尽管贸易自由化程度在提高，但资本、技术等要素与劳动力要素的相对价格之间距离却一直在拉大！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最大的差距就是在科技方面，如果发展中国家要想赶上发达国家就必须在科技方面下功夫，而比较优势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必然扩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差距，因此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肯定被越拉越大。
　　另外现在国家贸易已经是不同的科技分工，比如即使是发达国家其各自的技术优势也不同，因此各种的产品成本也不同，因此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着贸易。
　　比如在韩国现代汽车在1985年就已经“走出去”，在加拿大设立了年产10万辆规模的车厂，台湾的台塑和大陆的海尔在美国都建有自己的工厂，如果按比较优势理论，这些都解释不了 。
　　中国与亚洲四小龙不同的是，中国不是世贸组织成员，中国经过15年的艰苦谈判才终于在2001年正式成为了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在这之前中国可以说不具备发展对外贸易的有利条件。中国坚持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相应的还导致了一大批高科技项目的下马，这导致了中国在高科技方面的落后。

第十一节 创新就是要争第一
据媒体报道，林毅夫曾在近年的一个学术论坛上表示，如果中国经济按现有方式继续发展，非常有可能再维持这样的速度20年，甚至30年。那样，2030年的中国将是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
　　林毅夫的言论多么熟悉！十年前，林毅夫就表示中国实际的经济水平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变形而被掩盖。如果按照世界银行以国民购买力水平统计GDP，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国家。只要中国继续以这样的速度发展经济，将会在2015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如此惊世骇俗之论让大家一遍哗然。林毅夫一直在给大陆同胞开着这样的期票，只是不知道他是怎样把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时间，由2015年悄悄顺延到2030年。不知道是有意补充，还是一种流行表演。
　　有学生曾问林毅夫：中国没有高科技怎么办？这位著名经济学家肯定地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需要高科技，又有学生反问：西方有专利保护啊？林教授的回答：我们中国人也有一个法宝，——盗版！经济学家可以这样看问题，太荒唐了！
　　中国经济的“堆头”远远超过了德国、日本，可是要论货色、品质，几乎没有任何可比的优势，如果按他的方式追赶下去，几乎永远没有可能赶上人家，除非人家烂掉。
　　林毅夫生于台湾，从台湾大学中途弃学从军，成为一名“模范青年军官”。但他又于1979年做出更为大胆的选择，从金门抱着两个篮球深夜游到了大陆来，先后在北京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87年回到大陆后，也许因为既有国家大义的政治光环，又有台湾成功经验的经济智慧影子，立即成为最耀眼的主流经济学家。如果没有人提示，人们根本读不出林毅夫文章里的台湾背景，台湾经济的腾飞靠的是技术创新，而他却主张中国发挥所谓的“比较优势”，反对中国企业创新。
　　通过盗版或模仿获取技术已经不可能
　　我们就分析一下他的“盗版技术论”是否站的住脚。对于第一次世界工业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工业革命的成就，模仿起来非常容易，只要买几台样机，进行解剖，就可以仿制相应的机械设备，有了机械设备就可以生产出产品，彭德怀曾经说过“国家竞争拼的就是钢铁”，这句话在当时非常的正确，因为当时的各种机械设备都非常的简单，模仿起来非常容易，因此工业竞争归根结底是钢铁的竞争，当时世界各国都非常的重视钢铁生产能力，将钢铁产量作为第一经济指标，中国曾经大炼钢铁的决策也是从这一点出发，而上世纪70年代后期，特别是八十年代及以后，第三次工业革命爆发，国家竞争的游戏规则开始出现了彻底的变化，核技术、空间技术、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这些技术，都需要非常强的自然科学做支撑，如果我们如果再靠买几个样品进行模仿根本就不可就能，而随着集成电路的发展，硬件与软件的结合，产品模仿变的越来越难，以计算机的CPU为例子，现在世界上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等传统工业强国都不具备生产CPU的能力，如果这个技术那么简单，那么容易模仿，那早就全世界都学会了，很多国外高端的复杂的芯片，给国内抄都抄不出来;甚至人家把图纸资料都给你，国内也生产不出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产品大部分都是硬件和软件的结合，再靠模仿根本就不可能获得任何技术，必须进行自主创新，别无他法。
　　另外，现在世界上通行专利保护制度，这个制度可以说对于发展中国家非常的不利，在这种制度下的工业竞争，可以说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因此我们既然制定了自主创新的国家发展战略，就必须培养“争第一”的创新精神，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给国家“创推委”的建议
　　中国有个“名推委”，影响力非常大，中国的企业界几乎都知道，该委员会负责中国名牌的评选工作。国家提出自主创新战略后，也成立了“创推委”这样一个机构，但是“创推委”在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虽然也聘请了李光斗这样的策划大师进行策划，但是一直没影响，对国家形成创新的氛围好像也没起到太大的作用。笔者认为“创推委”应该多策划一些活动，以利于国家形成创新的氛围。国家虽然有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大战略，但其具体的推进工作还需要民间的推动，创推委应以研究建议为主，向以研究和活动并重转变，这样可能会对营造中国的创新氛围更有利。

第一节 本章前言
计划经济养懒人，市场经济养坏人，华尔街金融危机充分表明：坏人对经济的危害比懒人要大的多，在对经济危机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找出这样几个坏人，首先是小布什，其次是格林斯潘，再就是伯南克，最后是美国的金融高管们。
　　小布什为了战争，大幅削减公共住房投资，将大量穷人推向了贷款买房的市场，格林斯潘长期实行低利率，放纵了过度消费，特别是住房消费，伯南克又快速提高利率，成为压倒市场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华尔街的高官们让投资者损失了那么多的钱，自己却拿着高额年薪。
　　在美国有两个人几乎被媒体吹嘘成了“完人”，他们就是格林斯潘和杰克韦尔奇，格林斯潘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的代表，韦尔奇是职业经理人制度的代表，然而一场大危机让人们发现原来这两个人都是错的，格林斯潘的错误导致了美国经济的溃败，杰克韦尔奇的错误为通用的破产埋下了伏笔。
　　美国经济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就一直走下坡路，90年代的新科技革命让美国又重新繁荣了一下，但也造成了巨大的泡沫，而科技泡沫破裂后，美国又创造了房地产泡沫和金融泡沫，实际上是用更大的泡沫还掩饰之前较小的泡沫。
　　人们喜欢谈美国模式，我认为美国经济模式主要由四个主要方面，那就是职业经理人制度，消费型经济模式、金融服务业主导经济、和经济政策上的新自由主义，美国的这些特色都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形成的，实践证明美国这套做法都是失败的，而且照搬美国做法的国家也都以失败告终，相反德国、北欧这些没有实行美国模式的国家反而取得了成功。
　　现在美国自己也意识到了他们这套做法的失误，而开始转向，比如开始鼓励居民储蓄、提出“出口战略”、加强金融监管等，可惜在我国，仍然有部分的经济学家还对美国模式抱有幻想，本章就结合华尔街危机来谈美国模式的失败。

第二节 华尔街金融危机七大根源之一：—高利贷的不可持续性导致金融危机
济危机往往以一种商业模式的溃败为导火索，而导致美国本次经济危机的商业模式就是“高利贷”这一最古老的商业模式。
　　好的金融工具让穷人与富人一起分享利润，股票就是这种；次一点的金融工具可以实现民众间的互助，保险就是这样的金融工具；而最坏的金融工具几乎对人类没有什么帮助，纯粹是为了骗钱，而高利贷就是这样的金融工具，放高利贷的人将钱高利息贷给那些还不起债的人，更可恶的是在放高利贷时，一般还会用到暴力和欺骗等手段，而美国的“次债”实质就是高利贷，只是在金融创新的幌子下变换了些花样而已。
　　穷人赚富人的钱，可以长久，因为富人有钱。富人赚穷人的钱是很难的，因为穷人根本没有钱，这个游戏早晚玩不下去。美国的次级贷款就是富人利用高利贷，来赚穷人钱的游戏，这个游戏的失败是早就注定了的。
　　为什么会出现高利贷？
　　美国是个信用社会，有一套完善的信用制度，美国信用评级公司将个人信用分为五等：优（750～850分）、良（660～749分）、一般（620～659分）、差（350～619分）和不确定（350分以下）。
　　按照借款人的信用状况，美国房屋贷款分为三级：（1）优级，（2）近似优级，（3）次级。信用在一般以下的人的贷款就被称为次级贷款，由于穷人经常失业，收入低，不稳定，且交不起首付，信用都非常的低，因此穷人的贷款都属于次级贷款。
　　在美国优级贷款围绕平均利率波动，差别不大。而次级贷款，由发放机构自己定利率，且以浮动利率为主。在2001年，这种浮动利率贷款仅占10%，到了2004年这一比例就飙升至30%，到2006年，被证券化的次级贷款中，浮动利率贷款占40%，与浮动利率贷款相关的产品达到74%，因此信用在一般以下的人，实际承受着更高的利率，而美国的总体利率不可能永远维持在低位，当美联储提高利率后，穷人这些贷款的利率也跟着上浮，因此到还款的时候，这些贷款已经是彻头彻尾的高利贷了。
　　如何骗穷人借高利贷？
　　大约从10年前，贷款公司的广告就开始铺天盖地的出现在电视上、报纸上、街头或在你的信箱里：
　　“你想过中产阶级的生活吗？买房吧！”
　　“积蓄不够吗？贷款吧！”
　　“没有收入吗？找贷款公司吧！”
　　“首次付款也付不起？我们提供零首付！”
　　“担心利息太高？头两年我们提供3％的优惠利率！”
　　“每个月还是付不起？没关系，头24个月你只需要支付利息，贷款的本金可以两年后再付！”
　　“担心两年后还是还不起？哎呀，你也真是太小心了，看看现在的房子比两年前涨了多少，到时候你转手卖给别人啊，不仅白住两年，还可能赚一笔呢！再说了，又不用你出钱，我都相信你一定行的，难道我敢贷，你还不敢借？”
　　在这样的诱惑下，无数美国市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贷款买房。
　　与中国情况不同，美国买房人和贷款机构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他们必须通过“经纪商”办理贷款，经纪商不仅认识多家贷款机构，还了解上百种贷款产品，信用不好的人能通过经纪商得到更多的贷款，但必须付出高利息，经纪商业是次级贷款的主要推动力量。
　　另外，次级贷款利息高，经纪商的利润也就更高，因此经纪商更愿意把高利息的次贷产品推荐给借款人，为了获得最大的利益，贪婪的经纪商甚至推出了“零首付”、“零文件”的贷款方式，即借款人可以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购房，无需提供任何与偿还能力有关的证明，如工资条、完税证明等。通过篡改信用记录、隐瞒债务数据等各种欺诈手段，不负责任地帮助更多没有还款能力的人贷到款、买了房。
　　放贷机构间的竞争也催生了多种多样的高风险次贷产品。如只付利息贷款，允许借款人在借款的前几年中只付利息，不付本金，借款人的还贷负担远低于固定利率贷款，这使得一些中低收入者纷纷入市购房。
　　美国某咨询机构曾对100笔此类“零文件”贷款进行了一项调研，发现60%借款人虚报收入。德意志银行的一份报告称，在2006年发放的全部次级房贷中，此类“骗子贷款”占到40%。
　　那些借款人高高兴兴地陷入了这场金钱骗局，但几年之后，高额的还款利率才显现出来，每月还款负担不断加重，从而埋下了借款人日无力还款的隐患，一旦他们的生活发生一点变故，没有钱还月供，就面临被收回房产、无家可归的困境。
　　当然穷人的侥幸心理也是借高利贷的重要原因，因为穷人相信自己虽然借了高利贷，但如果房价总涨，最终还是有可能还上的。
　　此高利贷与传统高利贷的区别
　　传统高利贷都与黑社会绑在一起，穷人还不起钱，就动用暴利手段进行讨债，而美国的大银行不可能也雇佣黑社会！于是创新出现了，银行利用“资产证券化”将高利贷转让出去，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人早晚还不起钱，这些债属于“烂债”，因此他们将这些债转让出去，也就将风险转嫁了出去，自己还可以从中赚取一些利润。
　　如何将高利贷转让出去
　　银行把这些贷款打包成按揭证券，向市场出售。 银行从市场拿回现金后，再发放贷款，不需要承担任何损失。房贷风险已经分散到众多投资者身上。因此，商业银行可以无节制地做房贷，而不需要担心自有资本够不够。
　　而对购买按揭证券的人来说，证券的收益靠贷款的还本付息来支持，而且还有物业作为抵押品，因此，视其为很安全的投资工具。 由此，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便水到渠成。
　　随后，在抵押证券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衍生出各种其他金融产品，无限制地创新金融衍生品，产生了令人望而生畏的杠杆效应，创新规模呈几何级数膨胀，风险被无限放大，一旦房价发生波动，就必然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从而给广大投资者造成巨大冲击。
　　为了让全世界购买美国的次贷证券，美国政府直接出面进行推销。比如，美国政府曾派遣住宅和城市发展部部长访问中国，招揽中国外汇储备这一大客户，同时，与中国的商业银行接触，商谈购买房贷证券事宜。
　　评级机构是另一个欺骗环节。为了让投资者了解这些次贷证券的风险，评级机构给这些证券产品打分、评级。然而，评级的费用却由次贷证券销售机构提供，它们之间的这种利益输送关系，最终导致大量不良贷款被评为AAA级投资产品。
　　时间走到了 2006 年年底，风光了整整 5年的美国房地产终于从顶峰重重摔了下来，这条食物链也终于开始断裂。房价下跌，先是普通民众无力偿还贷款，然后贷款公司倒闭，避险基金大幅亏损，继而保险公司和贷款的银行巨额亏损，同时各大投资银行也纷纷亏损，然后股市大跌，民众普遍亏钱，无法偿还房贷的民众继续增多，最终次债危机爆发。
　　借高利贷买房的人有了梦寐以求的房屋，当他们欢天喜地地享受这种拥有住房的*时，却发现这*竟然是如此短暂。 在2008年上半年，美国343 159个人失掉住房，让穷人买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于穷人的信用情况不够贷款资格，更不够资格享受贷款优惠，这需要各个环节和多种条件的配合，这一切好像是市场自发做到的，实际是被一只黑手操纵着 ，这只黑手就在华盛顿。
　　对中国的启示
　　目前，在我国中国高利贷主要以民间不受法律保护的形式出现，但是中国的“信用卡”已经形似高利贷，甚至比高利贷还狠，据广州日报报道，广州一位关老伯，两年多，钱透支2万元，利滚利，滚到了20多万元的天文数字，其信用卡负债以每月大约的复利递增，照此计算，再过16个月，这位关老伯的欠款将达到万元。很多银行在办理信用卡时都没有尽到最基本的风险提醒和条款解释义务，不少银行的信用卡发卡业务都外包出去，发卡就像发传单一样，闹市区、商业区、工业区，只要人多的地方都能看到信用卡办理人员，笔者也曾使用过广东某银行的信用卡，深感其提现功能的可怕，后来注销了该卡，读者您只要在百度中输入“信用卡，高利贷”一组关键词，其相关信息多的不得了，可见中国的商业陷阱到处都是，目前中国在这方面都没有太多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方法，也许这些商业陷阱不至于酝酿成一场危机，但其对民众的伤害确是显而易见的。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第八节 华尔街金融危机四七大根源之七：制造业空心化导致金融危机
所谓“产业空心化”，是指制造业资本大量、迅速地向利润更高的行业转移，使工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急剧下降，造成产业比例失衡。美国多年形成的“产业空心化”问题对本次金融危机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近年来，美国的精英阶层，从总统到美联储主席，从公司的CEO到媒体学者，都在不断地宣扬这样的观念：美国现在正进入一个后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以服务业为主。以股票市场为代表的虚拟经济决定着各个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的确，这一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美国确实通过金融市场赚了不少的钱，但那些钱都进入了美国富人的腰包，在制造业的空心化让美国的穷人更加贫困。
　　决定一个国家财富的不是货币的数量，而是生产财富的能力，生产能力是国家经济的基础。一个国家，如果对财富的消耗量超出了他的财富生产能力，他会越来越穷；如果他的财富生产能力的超过了他对财富的消费量，他会越来越富。因此，创造财富的能力比占有财富更加重要。
　　在很大程度上，制造业构成了现代社会的生产能力。任何国家都需要一个强大的制造业来保证自己的经济独立和长期繁荣。但在美国，制造业的下滑已经达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
　　后工业时代的产业空心化
　　经济体的不同部门都有不同的功能。就像木桶定律一样，木桶的储水能力取决于最低的那块木板；当重要部门的功能缺失时，整体经济将崩溃。历史上比较富有的国家都有完整的装备制造业和相关资本密集型产业。不能生产机械的国家将会走向全面的衰退，美国正在途中。
　　所谓的后工业时代，其实只是完整经济体的小部分，美国已经抛弃了这些至关重要的部门，把大量的金钱投入到诸如华尔街的金融漩涡中。
　　曾经，美国是靠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的领先地位成为超级大国，但现在，美国需要不断地进口诸如农机、纺织品、造纸、发动机、印刷和产品处理等机械。在这种情形下，美国的诸如农业、服装等部门，也会因为得不到最能满足其需求的机械，最终失去技术优势。美国经济已经形成恶性循环：美国生产终端产品的企业转移到了其他国家，这反过来会损害本国的装备制造部门，最终伤害美国整体经济。
　　产业空洞化导致了美国大量的财政赤字；同时，随着其他工业国家货币走强，美元开始走弱。这造成进口的产品更加昂贵，并导致了美国的通货膨胀，最终也会让美国民众生活水平下降。简单而言：产业空洞化-贸易赤字-美元走弱-通货膨胀-更低的生活水平。
　　在1970年代，美国能够满足国内消费者的绝大部分需求。但如今产业空洞化导致相关产业竞争力变弱。美国不得不进口大量的产品，比如汽车、电脑和其他耐用消费品，当进口超过出口时，美国又得承受巨额的财政赤字。
　　2008年，美国的贸易赤字将近7000亿美元。如果要弥补巨额的贸易赤字，美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出口创汇，但因为美国已出现了严重的产业空洞化危机，日本、德国等工业国家能够制造出跟他们一样甚至更好的产品，这条路不太现实。另外一条路就是减少进口产品量，弱势的美元则是减少进口的有效方式。当美元贬值时，国内会产生通货膨胀。人们得花更多的美元去购买进口的产品，人们就会减少进口商品的数量。当然，这是以美国民众的生活水平为代价。
　　在1980年代，美国人很为美国的竞争力而担忧，但1990年代股市泡沫让人们开始出现了幻觉，认为美国又获得了主动权；传统制造业不再重要，互联网将取代传统的制造业。如果传统制造业不重要，那么没有产业真正重要，包括金融和互联网。
　　2009年12月30日，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再次接受美国财政部38亿美元救助款，成为最新一个接受纳税人救助的大型金融机构。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本是从汽车制造业衍生出来、为消费者购车提供贷款等金融服务的企业，到后来却以住房抵押贷款为主业，最终把通用汽车的主业――制造业拖入了“毒资产”泥潭。从一个侧面可以说，美国这个“车轮上的国度”正是栽倒在“产业空心化”和房地产投机问题上。这是“产业空心化”过程的一个典型。危机发生前，美国服务业已占国民经济比重约80%。然而，美国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最终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导致泡沫膨胀、破裂。
　　从西班牙和英国的衰落看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风险
　　危自世界步入近代和现代以来，曾经诞生的世界性霸主有西班牙、英国、美国。而此前两大霸主，都已经日落西山，其衰亡历史，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目前的美国。以西班牙为例，其16世纪鼎盛时期，殖民势力范围遍及欧、美、非、亚四大洲。但是在西班牙本土，各种奢侈品消费兴盛，制造业等实体经济日益萎缩，英国、法国、荷兰的加工业占领了西班牙国内和殖民地的市场。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被英国击败。由于母体经济的残缺，西班牙国内经济缺少自我调整能力，其海外殖民地或独立建国，或被新起帝国侵吞，西班牙从此一蹶不振，最终被英国取代了霸主地位。
　　英国的衰落过程与此类似，持续两个多世纪成为世界霸主之后，英国本土的工业，也日益空心化，金融等高利润行业才是本土商人热衷的事情，在一战和二战之后，英国对于海外殖民地的控制日益削弱，此前依靠海外资源掠夺的优势几乎荡然无存，英国也由此衰落。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美国一直是一个内生性的经济体，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国内市场；新能源、新技术等新兴产业，美国仍然走在世界前面，具有巨大的自我调整能力和抗击风险的能力。美国与当年的衰落时期的霸主西班牙、英国有巨大的不同，因此我们还不能判断美国也会像前面两个帝国一样衰落下去。而 在奥巴马执政后，美国政府正在汲取金融危机的种种教训，并竭力推动美国经济向实体产业回归，即强调“实业是立国之本，创新乃强国之路”。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金融危机让人认清了经济过度脱离制造业实体的危险。理虽如此，但在资本逐利本性的驱使下，企业的获利冲动常常会被短期利润所诱惑而忽视风险。在此情形下，政府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实不可少。美国产业空心化，并形成了庞大的食利者阶层，这就极大地弱化了美国未来的国家竞争能力。
　　金融服务业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当金融服务业超越实体经济边界，金融资本必然反噬实体经济。美国经济不仅出现了空心化，而且已经具有了强烈的赌场化特征。深刻的教训在于，不能赋予金融业和金融从业人员过高的地位和权利，并必须对他们的商业行为进行严厉的监管。

第十节 从通用破产看职业经理人崇拜（1）
几何时，如果拥有通用产的一辆凯迪拉克轿车就意味着美国梦的实现，可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2009年6月1日，全世界都在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时，具有百年历史的通用汽车正式申请破产保护，这个曾经作为美国梦象征的百年老店一夜之间从神坛跌落到凡尘。一个百岁老人就这样寿终正寝了。这个创建于1908年的企业几乎见证了整个汽车时代的变革，从1931-2007年占据世界汽车业头把交椅长达77年，创造的奇迹不甚枚举。就美国人而言，通用不仅限于此，在他们心目这个百年老店更多的是承载了几代人的光荣和梦想。
　　人们众说纷纭，饶有兴趣地分析通用破产的原因。很多人认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是通用破产的主要原因，我们认为，金融危机只是压倒通用的“最后一根稻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通用汽车走到今天这一步，从杰克韦尔奇时代就已经埋下伏笔，杰克韦尔奇迷恋并购，最终导致了通用破产。杰克韦尔奇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CEO,但通用公司最伟大的创造都是在韦尔奇之前产生的，自从韦尔奇上任之后，通用的好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 1976年通用以几十亿美元对一家矿业公司的收购是通用100年间惟一一次收购，但韦尔奇来了之后就不一样了，韦尔奇的并购行动从他上任后的第三年开始。首先他要推翻前任CEO的做法，1983年出售犹他矿业公司，股票价格立刻翻了一番。在通用历史上从未遭遇股票如此大幅升值，利用股票升值建立韦尔奇的通用帝国的思想，从那时候开始形成。
　　从1984年10亿美元并购小试牛刀，到1985年以亿美元一举收购NBC（美国广播公司），韦尔奇一路“疯狂并购”直到卸任。20年间，韦尔奇一共出售了350项业务，收购900项业务，总共花费1500亿美元，公司营业额从1981年的250亿美元，增加到1250亿美元。
　　通用终于变成什么都干的企业，韦尔奇上台之前，通用85%的业务是制造业，14%是制造业的服务业比如售后服务之类，金融只占了1%.韦尔奇下台的当年，通用的一半已变成金融服务业，制造业只占25%，另外25%是各种类型的服务业，包括电视台等。股价继续上升，但泡沫迟早要爆破。
　　低效率的金融业
　　韦尔奇20年间把金融业做得很大，把其它行业极力压缩，然而，最后大部分利润却来自被压缩的行业，他所极力鼓吹的金融业利润贡献却非常微薄。通用金融业的营业收入所占比例在20年间由1%增加到50%，但其利润贡献却只有25%.制造业的营业收入所占比例由85%下降到50%，却创造出整个集团75%的利润。制造业才是韦尔奇上台以前的通用核心竞争力。 在通用所进入的八个行业里，利润除以收入得出的单位收入里面，只有金融业在10%以下，其它行业都是两位数字。而其它七大行业都是韦尔奇不要的行业。
　　航空引擎、能源系统、电厂，这些东西都是在韦尔奇以前就有的最强项，20年以后都出问题了。韦尔奇把通用的一半变成金融公司，所有股民都得为此错误决策付出惨痛代价，市盈率会从48跌到15-20之间，这就是市场反省之后的结果。
　　韦尔奇卸任一年之后，通用股票价格由他卸任前2000年8月的60美元跌到2003年2月的24美元。而在2001年韦尔奇卸任的那一年，通用利润增长只有，是10年以来首次低于两位数的增长。
　　实际上从韦尔奇开始收购霍尼韦尔股价已经大跌。 韦尔奇退休已经不是激流勇退，因为市场开始反思了，韦尔奇带给通用股民的东西就是一堆泡沫。
　　后任者伊梅尔特继续韦尔奇的短视行为
　　伊梅尔特上台之后非常清楚通用电气的问题，但要完全改变韦尔奇的策略，把不好的行业全部卖掉或分拆上市，他不敢。你一卖市场就知道：原来韦尔奇20年都搞错了。对市场的冲击太大，一样业务也不敢卖，通用股票又在下跌，他该怎么办？最后他不得不完全模仿韦尔奇。伊梅尔特斥资 140 亿美元收购了维旺迪环球公司，投资 100 亿美元买下了英国的造影剂公司安玛西亚──这是通用电气公司有史以来开价最高的两项收购交易，伊梅尔特还在闲暇时期收购了两家有线电视频道、三家水处理公司、三家安全技术公司，以及安然公司的风力发电部门。 伊梅尔特收购的比例都和韦尔奇一模一样，30%金融，70%其它。但市场的反应却完全是相反的，韦尔奇在下台前几年收购了十个项目，其中有六个项目收购时股价是上升的。伊梅尔特从2001年到2003年底收购了17个项目，只有两个项目股价是上升的。
　　客观地说，伊梅尔特原本有足够的时间来让公司减轻对其金融部门的依赖。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做，以致到了金融危机期间，这家公司不得不向巴菲特去寻求3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毋庸赘言，在这样的当口，通用电气是什么条件都不得不接受的，他们股东的灾难便转化成了伯克希尔股东的财富。
　　2009年12月30日，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再次接受美国财政部38亿美元救助款，成为最新一个接受纳税人救助的大型金融机构。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本是从汽车制造业衍生出来、为消费者购车提供贷款等金融服务的企业，到后来却以住房抵押贷款为主业，最终把通用汽车的主业――制造业拖入了“毒资产”泥潭。
　　伊梅尔特的高薪也是通用的灾难
　　当一切运转良好的时候，大企业的高管总是可以拿到近乎天文数字的薪酬，现金、股票以及期权。看上去，这种做法是非常正当的，因为他们为股东创造了价值。具体说来，伊梅尔特走进首席执行官办公室的时候，通用电气的股价是40美元左右，而后来只有区区16美元。即便将股息计算在内，股东们在他上任后损失额度也达到了40%左右。如果再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影响，股东们大约是亏了一半的样子。与此同时，这位现年五十四岁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却为自己发放了大约9000万美元的薪酬、现金以及退休金福利，如果计入股票、退休金福利以及其他种种，伊梅尔特之前两年的收获分别为1430万美元和930万美元。
　　自2001年接替韦尔奇以来，伊梅尔特已经总计收取了2820万美元的薪水，以及2860万美元的现金奖金，总计获取了5680万美元。当然，在这九年当中，他还得到了数量不菲的股票和期权。在所有这些现金收入之外，伊梅尔特还积累了3200万美元的退休金。这笔资金足够一位六十岁退休者在未来的年月中享受每个月19万2000美元的收益。
　　伊梅尔特为个人目的而使用公司的飞机一项，一年当中就让通用电气的股东付出了20万1335美元。截至去年2008年底，他已经通过股票、期权和所谓“业绩股票”积累了大约600万股股票。他当上首席执行官之后自己掏腰包的只有83万6000股。此外，伊梅尔特目前还有大约200万股未来五年之内履行的期权。
　　在企业界，似乎已经有了一个不成文的信条：若是股票价格上涨，则必定是因为高管个人聪明才智的贡献而若是股票价格下跌，则完全是股市的责任。
　　职业经理人的短视行为导致了通用的破产，而丰田也好不到哪里去，这家刚刚坐上世界汽车业第一把交椅的企业也发生了严重的质量和信誉危机，丰田的危机也与家族人才不济、对职业经理人过度依赖有关。
　　丰田危机源于职业经理人制度
　　丰田汽车创办人丰田佐吉从纺织业起家，他的儿子丰田喜一郎与他一起将汽车业作为丰田事业的新路向，并于1936年建立了丰田的第一条汽车生产线。丰田汽车由此开始了家族成员、职业经理人轮流执掌的循环。
　　上世纪40年代末，丰田汽车就经历了一次经营危机。其车辆因为质量问题卖不出去，这对以高周转率为主要生存策略的丰田来说实在是一项灾难，最后获得日本政府拯救，丰田家族却一度丧失了公司控制权。后来，丰田英二（丰田佐吉之侄）替丰田家族挽回了一些控制权，并从1981年起与丰田章一郎（丰田喜一郎之子）再度执掌丰田汽车。其后，丰田汽车未受任何经济不振的冲击，其优秀的生产方式及经营手法也日益为大家所欣赏。
　　及至90年代中期，由于丰田家族后人还年轻，不足以接棒，所以不得不聘用职业经理人。在丰田章一郎于1999年退休后，职业经理人奥田硕接替其董事长一职，张富士夫则出任总裁。其后，张富士夫替代奥田硕成为董事长，而渡边捷昭自2005年起担任公司总裁。在渡边捷昭的掌舵下，丰田汽车于2007/2008财年实现了创纪录的利润，又在2008年超越了通用汽车成为全球销量最大的车商。
　　职业经理人带领丰田汽车走进了盛世，可惜由于他们往往更注重短期利益，未能珍惜丰田讲究质量的特殊资产，又将公司推下谷底。急速的扩张牺牲了质量，终致丰田旗下8款自1999年后（都是职业经理人管理时期的开始）生产的汽车可能引致严重事故而被召回，其数量达780万辆之多，造成损失近20亿美元，丰田陷于质量信誉危机，“金字招牌”严重受损。加上受全球汽车业不景气打击，丰田在2008/2009财年录得创立以来首次赤字。故此，丰田家族第三代传人丰田章男（丰田章一郎之子）于2009年6月临危受命，接任公司总裁。在如今的召回事件中，丰田家族只持有2%的股权，丰田章男却要不断向公众道歉。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很多家族企业都遭遇过家族控股、管理上倚赖职业经理人却缺乏监督机制，以至家族财富受损、企业经营陷入困境。其实，职业经理人并不是现代企业模式的标志，要确保祖业得以延续，家族后代必须要肩负企业责任，不能过度依赖职业经理人。
　　而福特公司则是一个最好的反证，福特家族对公司仍然有着控制权，目前担任福特公司董事长兼CEO的比尔福特是创始人亨利福特的曾孙，是福特家族的第四代，在本次经济危机中，福特成为了三巨头中唯一没有接受政府援助的企业。

第一节 本章前言
讲到国际形势，读者您可能会想到军事战争、地缘政治、文明冲突等，这些都不重要，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国际形势就是中国能否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中国在做，世界在看。上世纪七十年代及以前我们照搬苏联，八十年代我们学习新加坡，九十年代我们羡慕阿根廷，本世纪初我们又模仿美国，偶像相继倒下，我们在吸取他们的教训的同时，在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一定要走出自己的模式。
　　前几年，中央电视台拍过一个大国崛起的纪录片，拍的确实挺好，但大国崛起都是至少100年前的事情，世界形势早就发生了太大的变化。研究大国崛起，还不如研究世界经济败局，这比研究大国崛起更有意义，也更有意思。而在近年的世界经济大败局中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以阿根廷为代表的拉美经济败局，俄罗斯的经济转型败局、日本的经济泡沫破裂、亚洲四小虎经济败局和美国的华尔街金融危机。
　　这些经济败局，首先败的特别惨，这些经济体在发生经济危机后都一蹶不振，二是败得特别窝囊，比如阿根廷资源及其丰富，这个国家仅仅靠卖资源就可以过上富足的生活，可自己的资源却莫名其妙的成了国外资本家的。俄罗斯在苏联时期是那么的强大，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长期找不到合适的发展道路，以碳排放量为例子，俄罗斯现在的碳排放量到现在还不如苏联时期。我们再看亚洲四小虎，这些国家刚刚上路，就被国际金融大鳄打劫了一下子，至少损失一千多亿美元，日本也是长期经济低迷，因此研究世界经济败局非常有意义。
　　本章就从这些内容展开。

第二节 世界经济五大败局之美国经济败局
迄今为止，美国经济已经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了三次，这块石头就是高消费。美国摔的这三跤分别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经济滞涨以及本次的华尔街金融危机，这几次危机的形式虽然不太一样，但其实质是相同的。
　　1929年的经济危机
　　缝纫机是第一个进入美国家庭的工业革命产品，或说是第一个家庭“大件”，到1855年左右，一台缝纫机要65到150美元，而普通家庭的年收入才500美元左右。1856美国人推出了分销付款销售缝纫机的商业策略， 这么简单的想法执行之后，大获成功！这一大件开启了消费信贷的历史。
　　在私人轿车面世的初期，从1899至1909年间，每辆车的价格从1559美元上升到1719美元，而当时一般工人的年收入才800美元左右，1913年，旧金山成立了美国第一家汽车按揭贷款公司，专门向普通大众提供汽车消费贷款，买车者只需付四分之一的预付款，剩下的分期付。这个行业此后快速发展，1917年美国有几十家汽车按揭贷款公司，到1922年时有近一千家，到1925年则上升到近1700家，1919年，通用专门为其汽车的销售服务成立自己的汽车按揭贷款公司，。
　　而美国社会对负债消费的态度发生根本性转变，变得普遍认可。主要原因是，这年一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出版了两卷研究著作《分期付款销售的经济学》，该著作为借贷消费正名。1927年后，分期付款消费不再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了，而是被社会广泛接受。
　　到1920年代末，借贷消费、“先买后付”已普及到美国各种耐用品、甚至非耐用品市场。像通用汽车那种靠“信贷促销”制胜的策略，在各个行业竞争中，被广泛使用，1910年，全美国的分期付款消费信贷总额只有5亿美元。到1929年已上升到70亿美元。到大萧条来临时美国70%左右的新汽车、85%的家具、75%的洗碗机、65%的吸尘器、75%的收放机都是靠分期付款卖出的。
　　信贷消费的危害，首先在于他大大透支家庭的消费能力，很多家庭的负债累累，这样也就将全社会的消费能力置于非常脆弱的境地，经济稍微有些波动，全社会的消费能力就会大幅减低，因此为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其次信贷消费可以带来短期的经济繁荣，这时企业产能大幅扩张，但是这种消费并不能长期维持下去，一但消费减少，企业的产能过剩就马上暴露出来，因此上世纪的大萧条期间产能过剩是明显特征；再次是，信贷消费将金融机构推向了非常危险的地步，经济出现波动后很容易发生金融机构的倒闭，最后信贷消费占有了大量的储蓄，而这些储蓄本可以用于企业的投资，导致企业后劲不足，因此信贷消费是饮鸩止渴的经济发展方式。
　　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涨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经济滞涨时期，美国奉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基础是需求不足理论，因此凯恩斯主义想方设法扩大需求，特别是扩大政府的需求，而政府需求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政府的投资需求，二是政府的消费需求，在罗斯福时代，政府实际上是在扩大消费需求，因此罗斯福时代经济发展也不是太好，而二战以后，美国开始了大规模修建高速公路，而高速公路属于投资，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到了70年代，美国将政府将更多的钱用于与苏联进行军备竞赛，这实际上是扩大政府消费需求，这时也就走进了滞涨，因此我们可以做个简单的总结，那就是政府支出具有两面性，如果政府支出用于投资则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如果政府支出用于消费则会对经济产生伤害，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涨就是政府将太多的钱用到了“军事消费”上造成的。
　　华尔街金融危机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的高消费就更加明显，房子越来越大，汽车越来越好。华尔街金融危机诱发因素是美国的次级房贷，买房本来就属于消费。
　　现在的美国可以说是个债务帝国，联邦、各州、企业、居民等都是债务累累，这些债务都是过度消费造成的，比如美国政府这些年没有什么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且美国的福利支出也没有增加，反而削减了很多，可奇怪的是美国的联邦和州竟然欠了大量的债务，截至今日，美国国债规模约为12万亿美元，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债约为4万亿美元。
　　除了政府外，民众也开始高消费，家庭和个人债约为15万亿美元。美国债务到底有多大？总量约55万亿美元，包括国债、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债、公司债（金融公司和非金融公司）、家庭和个人债。据政府经济学家的预测，仅仅是这些国家债务所产生的利息，再加上社保、医保及其他福利所需要的开支，就将消耗美国政府截至2020年的联邦收入总额的80%。可见高消费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是长期的。
　　可见，美国的三次经济危机都是高消费所致，消费对经济增长并没有什么好处，首先，高消费可以导致居民储蓄下降，其次高消费还可以使银行中本来就不多的储蓄用于了信贷消费，这两方面因素和在以前，就会使企业投资缺乏资金支持，而企业一旦缺乏了投资资金，经济增长必然产生影响，进而产生一系列的经济问题，美国高消费失败的案例摆在面前，但是以陈志武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还在中国宣扬高消费，不知居心何在。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第六节 世界经济败局的总根子是什么？
第六节
　　世界经济败局的总根子是什么？
　　世界经济五大败局，虽然其形式及原因各异，但还是有些共同点，比如在经济思想上都直接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在政治上政客追求短期利益，而忽视国家长远发展；在学术上，缺乏独立的学术体系都是非常重要原因。
　　世界经济败局的经济原因
　　世界经济败局明显是新自由主义的失败，比如美国本身是新自由主义的学术中心，拉美改革是在“芝加哥教授及其弟子”的主导下完成的，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本身就是由美国教授设计，日本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也是在美国的半推半就下完成的，新自由主义指的是一种政治经济哲学，反对国家对于国内经济的干预。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执思想界之牛耳，不仅在学界登堂入室，成为支配性学说，而且在政治、经济领域具有压倒性的地位；不仅在欧美称霸，而且君临拉美、非洲、亚洲，甚至在中国也影响渐大。至80年代苏东阵营瓦解，新自由主义更踌躇满志，环顾世界罕有对手。
　　新自由主义的泛滥有这样几个原因，首先是转型国家面临理论真空，拉美国家和俄罗斯都是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采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其次是美国的政府的推波助澜，新自由主义从最开始的的理论化、学术化，进而发展到政治化和国家意识形态化成为美国政府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标志性事件是1990年由美国政府炮制的包括十项政策工具的“华盛顿共识”，比如日本就是在美国的压迫下实行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第三，新自由主义大师急于验证自己的理论也是重要原因，比如拉美的经济改革是在美国新自由主义大师及其弟子的主导下完成的，俄罗斯的休克疗法直接来源于美国教授的杰作。
　　关于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萧条问题和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问题，新自由主义就无法提出让人信服的解释，甚至有些极端的新自由主义学者更是完全肯定自由市场的稳定性和自动调节功能，对于这些市场经济的缺陷完全是视而不见，新自由主义虽然在实践中败绩累累，在道德上也已经破产，但现在也没有什么理论可以代替它。任何经济理论都诞生于经济危机时期，比如大萧条诞生了凯恩斯主义，经济滞涨诞生了新自由主义，现在世界又进入了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可以预见本次经济危机中，也将会诞生出一些新的经济理论，而本次经济危机中国是表现最好的，我国的学者也应该抓住本次机遇。
　　世界经济败局的政治原因
　　政治上的短视也是造成经济败局的主要原因，这一点在阿根廷经济败局和东南亚经济败局上表现的淋漓尽致，一个国家一旦实行了多党制，国家在经济政策上也就表现出政客经济的特征，政客经济都有着相同的癖好，那就是：喜欢靠举债发展经济，喜欢高汇率，喜欢享受泡沫式繁荣和不重视劳动生存率的提高。
　　1 喜欢靠举债发展经济
　　举债发展经济本身并没有错，如果利用的好还可以促进经济繁荣，但一定要掌握度，如果过度举债，到最后连利息都还不起的话，国家将成为债奴，将会破产。国际上有个标准，那就是国家债务不能超过GDP的60%，之所以设定这样的警戒线，是因为一个国家的债务没超过GDP的60%时，这个国家的财政收入可以还本付息，如果超过了这个警戒线，这个国家说连利息可能还不起，更不用说还本金了。
　　拉美经济危机、东南亚经济危机、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是因为过度举债造成的，而且是借外债造成的，华尔街经济危机也是因为过度举债才会变得如此严重。
　　而在政治上选择了政党分赃制的国家，在经济上必然倾向于靠借债来发展经济，因为政客需要短期政绩而无须为国家的长远发展考虑，而借债发展经济可以在短期内造成经济的繁荣，另外本届政府借了债，而还债的责任基本上落到了继任者身上，而继任者一本都是自己的政敌，因此靠举债发展经济成为政客顺理成章的选择。
　　3、喜欢高汇率
　　但凡一个对经济发展负责的政府，都喜欢低汇率，因为这样可以加大出口，增强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而高汇率对进口有力，对出口却是非常大的打击。
　　但实行政党分赃制的国家反而喜欢高汇率，因为他们需要的是经济上的短期繁荣，而靠实体经济的发展实现繁荣显然来的太慢，实行高汇率，首选可以造成账面上好看，可以使以国际货币标价的GDP处于高位；其次，货币升值还可以吸引短期资本大量涌入，造成经济的短期繁荣。
　　拉美经济危机和东南亚经济危机都属于这种情况，将本国的汇率定的很高，造成了出口衰退，进口大增，贸易一直呈赤字状态，而只靠国际短期资本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这样的经济必然发生危机。
　　4、喜欢享受泡沫式繁荣
　　大家印象深刻的是，每当中国经济发展太快的时候，国家都要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以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而国家一旦实行了“政党分赃制”，这个国家也就不再对经济进行有力的调控，因为经济过热时，经济会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而这种繁荣景象是政客最喜欢的，怎么可能对这种情况进行调控呢，政党分赃制下，政党的执政期限一般为八到十年左右，等自己下了台，即使经济崩溃与自己也没有关系了。
　　一旦国家在政治上选择了政党分赃制度，就只制定追求短期利益的经济政策，而错误的经济政策必然使国家处于长期的贫穷落后状态，即使国家有短期的发展奇迹也不会长久，因为他们的经济制度从根本上就是短视的，是短多长空的，是利近害远的。任何经济理论都改变不了这种现状。
　　3、不注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经济发展，归根结底要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需要政府政策的引导和长期的投入，而东南亚和以阿根廷为代表的拉美国家只追求短期利益，从不注重本国技术力量的积累和劳动生存率的提高，这样的经济虽然可以享受短期的“改革红利”但是要想维持长期的经济繁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世界经济败局的学术因素
　　据笔者进一步观察，还发现一个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日本、东南亚、拉美等地区，都缺少自己独立的学术体系，这也是产生这些经济败局的重要原因，一个国家在学术思想上不能独立是最危险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也不是任何国家都为美国马首是瞻，德国和北欧就是例外。实践证明日本、拉美、东南亚这些学习美国的经济体都失败了，唯有德国和北欧成功了，现在是世界上最健康的经济体，但德国和北欧的成功以及日本的失败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因为日本等国家都没有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德国的学术在世界上是相当有名的，自莱布尼茨这个“中国迷”开创了德国的学术之后，德国的学术一直非常强大，先后出现了康德、黑格尔 李斯特等非常有名的大师人物；北欧在学术上也是自成一派，我们再看日本，日本是经济强国，但是在学术研究上没有任何影响力，大前研一号称是日本的战略思想家，但是笔者看大前研一的书，看不到任何思想的影子，都是些拼凑之作，与克鲁克格曼这些人差的太多，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学术独立，做事情就缺乏理智的判断性，就容易盲目，没主见，禁不住“忽悠”，苏联之失败也是这样，中国的道德经是世界级巨著，从西方古典经济学的鼻祖魁奈、亚当斯密到西方近代新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都视老子为思想教父，并且还美国《世界文明史》的作者威尔杜兰还说过“人类应该焚毁所有书籍，只在《老子》中寻求智慧”的极端之语，中国的孔子的道德也曾经风靡世界，后来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欧洲兴起后，孔子的思想才渐渐没有了市场，即使到了近代中国也出现了魏源郑观应、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这样具有世界级水平的思想大师，可惜自五四中国传统文化遭到破坏后后，中国再无伟大思想出现。
　　现在国际学术界兴起了一股研究中国的热潮，比如出现了“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等提法，但无可否认的是中国确实有一些经验也有一些问题，中国的学者到现在一直是世界学术界的“二道贩”，世界上什么理论最热门就将什么思想引入中国，而很少进行独立的研究，北大、清华是中国的最高学府，林毅夫、张维迎、李稻葵等是这些学校最有名的教授，但是这些人几乎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思想，仍然在照搬西方人的经济思想，中国学术独立实际上是个迫在眉睫的事情。

第一节 本章前言
面对经济危机，保增长成为主题，各界人士都为政府支招，2009年3月的全国两会，提案大部分都与经济危机有关，在关心国家命运人里面，当然也少不了学者的身影，中国经济在危机之年，不但没有出现大面积失业，反而出现了“用工荒”的经济奇迹，中国GDP增速也实现了V型反转，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本次经济危机再次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本章就讲述这些内容，并为您揭示中国能够走出经济危机背后的秘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第四节 大危机的学者建议之三：陈志武建议
大危机的学者建议之三：
　　陈志武建议
　　在上述宏论发表后，陈志武又表示，“现在国有土地总价值差不多是50万亿人民币，而央企加上地方国企大概有11万多家，这11万多家国企总的资产价值差不多是29万亿。也就是说把土地50万亿再加上国企29万亿，总共有79万亿的国有财富。成立32个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可以在不同人之间做交易，然后把这些股份分到13亿老百姓的手里，分到13亿人身上的话，差不多每个人有六万财富”。　　
　　陈志武主张的79万亿国有财富彻底私有化的建议中，最主要的是50万亿土地财富，这比分股票、分外汇更彻底，一定要将中国土地也彻底私有化，但他的国民权益基金计划并没有在社会上激起太大的议论，既没有回应，也没有反弹，有人将此内容发到了中国的著名论坛天涯社区上，除了一个广告贴外，竟然无一人正式回帖，我认为这里面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
　　首先陈志武在中国的知名度确实没有前面两位高；其次是他主张先成立国民权益基金，然后通过基金股份之间的买卖逐步实现私有化，还不是那样的急功近利，并且是打着“回归公有”的旗号进行私有化，而中国人对基金之类的东西不了解，兴趣也没有那么大，如果他直接提出将中国土地私有化，那肯定会激起非常大的议论。
　　那么我们看看他将50万亿的国有土地全部私有化的建议是否可行，首先土地只有执行转让才会变成现金，中国的农村土地是农民无偿使用，根本没有收益，而城市土地确实有出让收益，但土地出让是每年进行，而不是一次性出让完毕， 2008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24071亿元，如果按照房价的三分之一为土地出让金的话，那么中国的年土地出让金约为8千亿，如果加上其他方面的土地出让，总额也就1万亿左右，这里面还要除去拆迁补偿费用，这离他的50万亿差的太远。
　　其次中国现在正处于发展过程中，各类基础设施还相当不完善，而且中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民众对社会保障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因此我国政府面临着公共设施建设和加大社会保障投入的双重任务，现在土地出让收入很大一部分被用于公共设施建设，如果土地私有化后，那么如果再兴建公共设施怎么办？如果另外再加税，那对于民众不是更是一种负担吗？

第七节中国轻松战胜经济危机的秘密
在城市生活，失业是最大的难题，经济危机时更是如此，而经济危机不能成为放任失业的理由，无论任何情况，政府都应该保证充分就业，在金融危机的2009年，世界各国的失业率都创了历史记录，而中国则出现了“用工荒”的经济奇迹，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都已经停滞，甚至为负增长，而中国2009年经济增长了，而奠定这一切的是一揽子反危机经济措施，而中国之所以能够采取这些措施，一言以蔽之：中国有钱，这里的中国有钱，不是指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也不是指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而是指中国银行里的50多万亿储蓄存款。
　　国有银行体制是能够实现反周期放贷的原因
　　首先经济危机后，人们都奉行“现金为王”，这时候人们往往将自己的储蓄变为现金，这也是每次经济危机时都会发生民众疯狂挤兑现金、银行倒闭的情况，而我国实行的是国有银行制度，银行以国家信用做担保，民众不用担心银行发生倒闭，因此也就不会发生挤兑现象，这样银行就可以放心放贷。
　　其次在经济危机时，企业的盈利状况不确定，银行一般都惜贷，因此越是经济危机时，企业贷款越困难，而我国是国有银行，接受国家的宏观调控，可以在经济危机时加大信贷投放量，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银行制度所不能做到的，因此中国在经济危机时，不但没有发生信贷紧缩或信贷冻结，反而加大了信贷投放量，这也是国家一直坚持国有银行制度的原因，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
　　中国的高储蓄率是让信贷投放成为“有源之水”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枪炮就没法打仗，这些道理并不过时，干什么都需要钱，而钱从哪里来，肯定是银行储蓄，如果一个经济体如果没有了任何的储蓄，那他就失去了任何抵御经济危险的能力，只有银行有了储蓄，国家才可以实施反周期的经济刺激措施。
　　存贷比即银行“贷款总额/存款总额”，是衡量银行放贷程度的一个关键指标，一般情况下，四大国有银行中，工行、建行的存贷比都维持在50%多，而去年底中行的存贷比达到了72%，接近75%的监管红线，比中行72%存贷比更刺眼的数据是，多家股份制银行的存贷比接近甚至已经超过75%，其中深发展85%、中信银行、华夏银行76%。2009年全国一季度增量存贷比已达到的水平，仅仅低于1997年的和1993年的。
　　不仅各大银行充分放贷，我国中央银行也多次调低存款准备金率来支持银行放贷，从2008年9月份到2008年12月份共四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
　　一个国家，储蓄率的高低是衡量这个国家抵御经济风险能力的主要标志，如果说高储蓄率是保证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条件，那么合理的存贷比控制则是保证国家可以成功应对经济危机的条件。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人们清楚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一个国家必须拥有足够多的外汇才可以抵御金融风险，亚洲金融危机并不是什么智慧的较量，而纯粹是一场硬碰硬的战争，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贸易长期赤字，外汇储备不足，甚至赶不上索罗斯所能调集到的资金量，因此他们并没有成功击退金融攻击者，而中国则利用自己的外汇拯救了香港，有人评论索罗斯攻击东南亚，实际上是想教训一下中国，然而他不但没有教训到中国，反而由于中国果断出手解救香港，让中央政府赢得了巨大的威信，因此反而帮了中国一个大忙。
　　本次经济危机人们也应该吸取一个教训，那就是国家必须有一定的储蓄，没有储蓄也就没有抵抗经济危机的能力，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银行没有储蓄，不得不请求中国购买其债券，也就是向中国人民借钱。在希腊，因为没有储蓄，也不得不向国际社会求援，而这些援助都带有非常苛刻的条件，结果造成了国内大规模的抗议，如果这些国家能够有自己的银行储蓄，何至于落到如此之地步。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一节本章前言
近年来，由于美国自身政治、经济政策的频频失误，美国学者不仅将美国各种问题的根源赖到中国身上，而且越来越对中国经济政策指手划脚。
　　而我们国内部分学者也盲目跟风，不加任何思索的照抄、照搬外国的所谓“研究成果”，然后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大力散布，将本来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正常现象、良性趋势，却看作“问题”，就要进行改革或改变。
　　他们这些主张的理论依据无非是与美国的对比，好像我们的经济结构只要与美国不一样，就是有问题。但他们不顾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而美国是个已经成熟的发达国家且经济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这一最大的现实情况。
　　美国经济其实早就畸形发展，我们在探讨我国的经济结构时，一定要立足我们经济高增长的现状，在中国目前讨论最多的就是中国内需问题、出口问题、投资率问题、储蓄率问题、消费率问题、劳动者收入占GDP的比重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中国宏观经济最核心的问题，最难讲清楚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也是争论最大的问题，也是外国对中国指手画脚最多的问题，而每一个个简单的统计数据背后都隐藏着错综复杂的经济联系，只有理清了这些联系，才可以将这些数据分析清楚。
　　这些问题，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现成的标准可以参考，因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不一样；而同样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快慢也会导致其经济结构不同；资源丰富的国家与资源短缺国家经济结构不一样；内生增长型的经济体和外向型的经济体其经济结构不一样；金融发达的经济体和金融不发达的经济体经济结构不一样；实行福利政策的经济体和不实行福利政策的经济体也不一样，因此在分析这些数据时一定要立足于当前中国的实际。
　　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数据的解读，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制定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只有正确解读了中国的宏观经济现状，才可以制定正确的经济决策，也就是中医所讲的“辨证施治”。
　　而本章就从中国内需不足、中国储蓄率过高、中国投资率过高、中国劳动收入占GDP比重，中国经济高增长等几个最热门的问题对中国的宏观经济进行分析。书包网 www.bookbao.com

第六节 中国经济的五大误判之五中国高增长背后的GDP泡沫——经济增长，提高购买力是关键
第六节 中国经济的五大误判之五
　　中国高增长背后的GDP泡沫
　　——经济增长，提高购买力是关键
　　我国经济高速增长60多年，现在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即使与亚洲四小龙比起来也有非常大的差距，我国不能再满足于高增长的虚幻，其实只要我们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将我国的经济增长情况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同期情况进行一些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实际情况与我们想象的太不一样，就会发现我们的经济增长率并不高。
　　中国经济增长率其实并不高
　　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高还是低，我们一定要选好参照国，我国不能与发达国家进行对比，也不能与那些政治混乱，不注重经济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比，我们一定要与那些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或是发达国家的高速增长期进行比较，如果我们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高速增长期相比，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快。
　　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7%，但是由于当时农业占比较大，如果单算工业经济增长率，应该在年均10%以上，改革开放后的1978年到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年均增长率为，这是以人民币计算的结果，改革开放后中国货币大幅贬值，如果采用美元计算，那么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比这一数据要低的多。
　　日本的高增长时期是从1955年开始的，日本从1955年到1968年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期间年均经济增长率为，而神武景气期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12%以上，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1961年至1970年”经济平均年增长率为，可见日本一直是高速增长。
　　亚洲四小龙高速增长时的经济增长率在也10%以上，且年经济增长率在10%以上的年份非常的多，比如台湾在1964年到1987年的23年高速经济增长期中，有12年经济增长率在10%以上，其中有8年在11%以上。而我国经济增长率超过10%的年份非常的少，即使超过10%，也只是刚刚超过，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并不高。
　　中国货币购买力一直是负增长
　　从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说，我们并不关心CPI是多少，也不关心汇率是多少，我们关心的是自己拥有的货币或存款的购买力。如果价格涨幅超过了工资涨幅、那明显意味着货币购买力变小。如果我要买房子，那货币的购买力显然也要被房地产价格衡量。
　　在而经济统计中货币购买力的升降，对内以通货膨胀率来衡量，对外则用汇率来衡量，然而这两项数据与普通百姓的感受相差太大。
　　我们需要放到改革开放30年的大过程里去——从1978年开始。
　　那个年代有很多代表性的数字，1978年全国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元，年平均工资为615元，如果家庭某个成员达到这个职工工资水平，就可以养活一个家庭。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CPI指数，到2009年11月，CPI在这30年零11个月里，累计增幅为倍。按照这个指数，大家目前月平均工资元就应该可以实现1978年元工资的购买力了。但事实是，元还达不到2008年北京市的低保水平（每月390元）。
　　从某个单一物品的价格对比上，更能说明问题。南方基金高级研究员万晓西做过一项统计，他从《北京志•物价志》、《上海价格志》、《广州市志•物价志》等资料上查询了1978年的单品价格，我们再从中国价格信息网等地方查询到目前该单品的价格，就可以实现对比。
　　第一类：食品类。
　　1978年时，面粉价格为～元/斤，根据中国粮油信息网，本月上海面粉价格为元/斤～元/斤，价格涨幅为～倍。
　　1978年，猪肉价格为～1元/斤，根据中国价格信息网，2009年11月底鲜猪肉（肋条肉、精瘦肉）价格为、元/斤，价格涨幅为～倍。
　　1978年，带鱼价格～元/斤，根据中国价格信息网，11月底带鱼价格元/斤，涨幅～倍。
　　第二类：高档烟酒类。1978年中华香烟元/盒，茅台酒8元/瓶；当下价格分别为57元/盒、828元/瓶，价格涨幅为倍和倍。
　　第三类：衣服类。1978年每套衣服10～20元，目前每套100~500元，涨幅5～50倍。
　　第四类：交通类。1978年北京地铁票价元，目前为2元，涨幅20倍（北京地铁票价曾为3元，后为鼓励乘用公共交通2007年调低票价）。
　　第五类：医疗类。1978年阑尾炎手术价格8元，目前90～500元，涨幅～倍。
　　第六类：居住类。1978年水费2元/吨，目前元/吨，涨幅倍。
　　此外，由于当时的分配体制，1978年城市住宅为计划分配，目前需要自行购买。当时的教育、医疗价格也都非常低廉。这三类涨幅不好衡量。
　　从微观处见真实。如果综合进行这样的衡量，自1978年至今只有倍的CPI涨幅，显然不能衡量前述六类价格的变动，如果再加上住宅、教育、医疗，那就更无法衡量了。
　　在货币的对外购买力方面，虽然近年我国的货币有所升值，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总体来看，中国的人民币贬值了六、七倍，也就是中国货币的对外购买力下降了六、七倍，而美元自身也处在不到贬值的状态，如果将美元自身的贬值计算在内，那么中国的货币贬值的更加厉害。日本、德国、亚洲四小龙都经历过货币升值，而货币升值则意味着货币的对外购买力增加，以日本为例子， 日本的货币则一直处于升值状态，战后日元实行固定汇率时期的定价为36 0：1，而现在日元对美元汇率则在90：1左右，因此日元已经累计升值近4倍，其他国家如德国、亚洲四小龙都存在货币升值现象。
　　笔者也反对不适当的货币升值，因为这会对本国经济造成严重不良影响，但是抛开人为对汇率的干预外，货币的升值实际是本国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表现，在排除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货币的币值只与这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情况有关。
　　货币的国内购买力和国际购买力从根本上是一致的，当货币的国内购买力升高时，其国际购买力也必然升高，反之也是如此，而决定货币国内购买力的只有两个因素，一个是通货膨胀因素，另一个是劳动生产率因素，当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时，这个国家的货币购买力就会下降，而当一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时，这个国家的货币购买力就会升高，中国的货币购买力在改革开放后下降的非常厉害，也是由于这两方面因素决定的，在通货膨胀方面我国货币的实际通货膨胀率远远大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CPI上升数据，因此通货膨胀是导致我国货币购买力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我国在2005年以前实行的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这种战略不注重劳动生产率的改善，而在国际上由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第三次世界科技革命进入发展高潮，计算机技术、自动化技术都蓬勃发展，大规模应用，因此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上升的非常快，以美国为例子，20世纪60年代后期，布雷顿森林体系面临崩溃，这一方面是由于日本及德国等制造业强国的崛起导致贸易平衡转变。但从另一方面即背后深层次原因来看，实际上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大幅下滑直接导致了美元与黄金双挂钩体系本身缺陷的爆发，并进而引起布雷顿体系的崩溃。同理，美元在 1995年至2002年出现强势，而这一时期的美元强势无论是利差还是贸易赤字均无法解释，从根本上看，这段时间的美元强势是由于美国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所致，因为美国1995年至2000年的长期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速达到了2%，是30年最高水平。
　　因此，经济增长归根结底是靠劳动生产率的改善，如果美国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这个国家的货币币值自然处于上升态势，对于民众来说，则是货币的购买力提高了，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必然到回到依靠劳动生产率提升上来，这才是良性增长。

第一节 本章前言
第一节 本章前言
　　当今世界，各种经济学派、各类经济学说，纷繁复杂，你方唱罢我登场，真是让人眼花缭乱，无从选择，当然那些官员们就更是如此了，历史上很多政治家就是因为选择了错误的经济学说，而一失足成千古恨，当然也有不少的政治家因为实行了正确的经济政策而青史留名。
　　失败者如丘吉尔，人们认识他是从二战开始的，此人与罗斯福、斯大林合称为二战“三巨头”，但人们不熟悉的是，此人还曾经担任过英国的财政大臣，而丘吉尔能担任这一重要的经济职位，并非因为他有着深厚的经济学素养，而纯粹是政治分赃的结果，他从政前仅仅是个骑兵军官，他的从政更多的靠其父亲的荫庇及其母亲的多方奔走，但英雄不问出处，外行领导内行也并非意味着就必须以失败告终，而他当财政大臣的时候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济最不景气的时候。现在，当经济不景气时，贬值货币扩大出口，已经成为共识，世界各国无不遵循此道，可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在那个年代还是有争议的，当时作为财政大臣的丘吉尔不顾凯恩斯等大经济学家的反对，依然实行了让英镑升值的经济政策，结果让本来不景气的经济更是雪上加霜，如果说大英帝国的衰落非要找出一个人来承担责任的话，那绝对非丘吉尔莫属，当然在国家危难关头实行了错误的经济政策只是众多原因中的一个而已，还有其他的原因，笔者在这里就不做赘述。
　　在美国的80年代初，由于第四次中东战争，导致石油大幅涨价，国内通货膨胀严重，经济处于停滞，失业率长期高居不下，全社会都弥漫着悲观失望的情绪，在这种局面下，一个二流演员出身的总统开始登上前台，他就是后来创造“美国清晨”的里根，他不懂政治，更不懂什么经济学，但是在最关键的时候他采用了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的经济理论，让美国经济重新繁荣，因此里根也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总统之一，人们常常将里根时期的经济政策称之为“里根经济学”。
　　再比如我们的近邻日本，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热钱疯狂进入了楼市和股市，但在泡沫形成期，政府一直没有进行有效控制，最终导致泡沫破裂，而泡沫破裂后，政府虽然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是这些措施又长期摇摆不定，干干停停，结果是日本经济长达十几年的萧条，怪不得很多人提出广场协议虽说是美国的阴谋，日本的经济措施不当也是主要原因。
　　当然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拉美地区和亚洲四小虎都因为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了经济的崩溃，苏联的休克疗法对经济就更惨了，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在现实中，政府总喜欢提出各种各样的战略，但战略多了也就乱了，如果战略制定不准的话更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我们曾经的比较优势战略就是这样。而当政府向学者、专家们进行政策咨询时，又往往会分裂为至少两个派别，这两个派别都势均力敌，各有道理，也让政府难以定夺。
　　持续提升劳动生产率才是经济发展之本
　　既然经济如此的复杂和捉摸不定，那我们的政治家们该如何进行选择呢，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是否有存在这样一个指标，只要抓住它，就永远错不了，只要对这个指标进行持续的改善，经济就一定健康快速的向前发展，我认为这个指标是存在的，它就是“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是个经济指标，而“持续性的提升劳动生产率”则可以当作一个战略性原则进行把握，在各种指标中，还没有任何一个指标可以像劳动生产率这个指标那样能够直达经济的本质。
　　*主义认为社会的进步，主要是生产力的发展，而劳动生产率就是衡量生产力高低的核心指标，列宁的名言：“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的东西。社会主义之所以比资本主义更先进，那就是社会主义可以更大的提升劳动生产率”。
　　提升劳动生产率有很多的方法，但归根结底就是两样：机械化和自动化，机械化大生产带来的威力人们早已经有了切身的感受，但自动化生产在中国应用还不是那么的广泛。
　　现在有一种论调在中国非常的流行，那就是“国际产业链剥削论”，比如我们中国的玩具、纺织、消费电子等行业饱受国际产业链的剥削，中国不掌握采购、销售、物流、设计等环节，而中国消费电子产品的大部分关键零部件都需要从日本、美国等地区进口。
　　而国际产业链的剥削是容易察觉的，因为这些产品都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而且国家也开始重视这方面的问题，但是还有另一类的企业他们已经攻进了我们的国家的内部，除了一些专业人士外，别人对他们几乎是毫无了解，基本上属于“闷声发大财”。
　　近年来中国开展了一系列的国字号大工程，比如三峡水电站、青藏铁路、西电东输、南水北调、奥运场馆、世博场馆等，而这里面的大订单基本都被国外企业所垄断，北京十大建筑的楼宇自动化系统竟然没有一家是中国公司提供的，这类企业就是自动化企业，现在任何行业都离不开自动化，而我国的自动化企业还非常落后，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就犹如进入无人之境。
　　现在中国确实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西方的媒体和普通民众也开始对我们进行刮目相看，但西方的普通民众是很容易征服的，因为他们只看中国的数字漂不漂亮，但现在西方的精英并不重视中国，比如美国的经济学家、日本的工程师等，这些人才是他们所在国家的精英，我们要征服的也是这些人，而这些人只关心一个经济指标，那就是劳动生产率。
　　本章的内容就从这方面展开。

第五节 中国真正的产业危机——自动化企业在中国攻城略地
第五节 中国真正的产业危机
　　——自动化企业在中国攻城略地
　　一谈到中国的纺织、玩具、电脑、手机等产业没有自主控制权，中国只是充当了人们的加工制造环节，很多人就开始哀叹中国产业经济的落后，并希望将产业链扩展到设计、物流、营销、零售等环节，但我们仔细想想，这可以成功吗？我国将商品销售到国外，设计、物流、营销、零售这些环节本来就是应该是外国人来做的，同样国外的商品销售到中国后，这些也就由我们中国人掌控，这是很正常的。
　　中国的学者都认为中国存在着产业危机，但是大家对产业危机的认识都不准确，我国连自己的市场都保不住，还总是想占领别人的市场，我们可以将视野转换到另外一个领域看看吧，我国的三峡工程、西电东送、南水北调、青藏铁路，新北京十大建筑、新能源汽车等等国家战略性大项目的核心订单基本上的都被外国公司占领了，这些公司在中国赚的钱要远远大于纺织、玩具、消费电子这些产业在中国赚的钱。
　　世界自动化企业在中国攻城略地
　　我们以ABB这家公司为例子来看，三峡工程是国家重点工程。在三峡工程中，ABB不仅为三峡右岸电站、左岸电站厂房、泄洪坝和永久船闸提供了全封闭组合电器、升压变压器和中压开关设备，还成功建造了三条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将三峡电力输送到华东和华南地区。南水北调和西气东输，是与三峡工程齐名的国家重点工程。在这两个战略工程中，同样可以看到ABB的身影，它为“南水北调”工程提供了传动系统；为“西气东输”工程提供了工业控制系统。此外，ABB还积极投身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目前，ABB的产品与技术已经广泛应用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深圳等城市的多条地铁与轻轨线路建设中。ABB还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和残奥会工程项目的主要电力系统供应商，参与了30多个奥运项目建设，包括国家体育馆(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奥运村220千伏变电站、城北500千伏变电站、为主要场馆供电的安慧变电站、首都机场T3航站楼、北京轻轨机场线、中央电视台新址等。
　　世界自动化企业进入中国如入无人之境，比如在新北京十大建筑的楼宇自动化系统全部都是由国外自动化企业来完成的，中国现在发展电动汽车，但中国的汽车企业几乎没有任何在电动汽车方面的技术积累，而奇怪是我国大部分车企都在短时间内都推出了自己的电动车，其实这些汽车的电池都来自美国的自动化企业—江森自控，我国越推广电动汽车，美国的江森自控就越赚钱。
　　另外国外的自动化企业在中国的销售额都非常大，甚至远远超出了中国的大部分明星企业，比如瑞士自动化企业ABB在华销售额为280亿元人民币左右，德国自动化巨头西门子在中国的销售额为600多亿元人民币左右，法国自动化巨头施奈德在中国的销售额为190亿元人民币左右，美国自动化巨头江森自控仅在汽车行业的中国销售额就达到了200多亿元，而江森自控在楼宇自动化，能源领域都非常强势，其在中国的总体销售额应该与西门子差不多，至少也在500亿左右，这几个只是世界自动化的巨头，另外还有一些其他企业，比如我们上面列举的几个巨头中没有一家是日本企业，而日本是典型的世界自动化强国，日本机器人可以占到中国机器人市场的一半，比如美国的企业已经瞄准了珠三角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进行自动化改造，这也是非常大的市场，以上企业的销售数据多为他们在2008或是2009年的销售数据，他们这些企业一直处于高增长当中，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这些企业的在华销售额早就已经实现了大幅增长，已经翻番也是有可能的。
　　我们可以看看中国的明星企业的销售额， 以2009年中国企业五百强的数据为准，海信集团销售额为488亿，国美电器的销售额为458亿元，中兴通讯为 442亿，格力电器为 420亿元，万科为 409元，中国核工业集团为 377元，比亚迪汽车为 267亿元，蒙牛乳业为 237亿元，奇瑞汽车为184元。
　　我们可以看到，西门子在中国的销售额已经远远超过将连锁大卖场开遍中国大中小城市的国美电器，超过了中国最有名的建筑企业万科，在上面四大巨头当中销售额最小的法国施奈德的在华销售额也已经超过了我们的奇瑞汽车，这些企业只要接到一个大的订单就可以有数亿元的收入，这些企业在中国的攻城略地绝对不可小觑。
　　中国产业危机何在
　　我们再看看耐克、阿迪达斯这些知名企业，这些企业被看作是对中国进行产业链剥削的典型代表，而耐克和阿迪达斯在中国的销售额为70-80亿元人民币左右，这还占不到这些自动化巨头在中国销售额的一个零头，因此我们最大的产业危机并不是耐克、阿迪达斯为代表的纺织行业、更不是以芭比娃娃为代表的玩具行业，而是在自动化行业。
　　当我国的经济学者谈到中国的产业危机时，不再总是拿耐克、阿迪达斯、芭比娃娃等做例子的时候，当我国中国的学者开始谈论ABB、西门子、施奈德、江森自控在中国的攻城掠地的时候，那中国的产业也就真正的看到希望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一节 本章前言
第一节 本章前言
　　任何一个时代都其时代特征，了解了其特征，才可以了解这个时代，了解了这个时代，才可以做出符合时代的决策，国家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更是如此。
　　现在，世界早已经进入了金融经济时代，这是继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之后，资本主义发展出的又一新阶段。
　　因此，我们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就必须“以金融经济时代”的视角来审视发生的问题，这个时代不同于自由主义时代，也不同于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如果还用前两个时代的经济学来指导经济政策，那必然会犯大错误，我们需要马上将思维更新到这个金融经济的新时代。我国政府一直主张“与时俱进”，而现在的“时”就是金融经济时代，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根本性的问题。
　　这个时代，我国虽有*、何新、刘军洛等思想家不断的学者、民众进行思想启蒙，*甚至放弃了自己公司治理方面的研究，一直在公开媒体上给大家普及金融经济时代的游戏规则，刘军洛也一直利用网络新媒体对当前的世界金融形势进行极为细致的分析。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绝大部分学者的思维并没有彻底转换过来，还是喜欢用一些过时的、没用的思维来分析现实问题，比如中国的房地产价格长期处于失控状态、我们铁矿石长期没有定价权等都是明显的失败案例。
　　中国的房价一直处于失控状态，不少专家，还在用“供求关系”进行解释，还在高唱“加大供给来平抑房价”的陈词老调。殊不知房价问题是彻头彻尾的金融问题，房子已经成为与股票、债券、基金等具有相同性质的金融产品，而且现在的购房者根本不用太多的自有资金，而是利用金融手段进行杠杆融资，如果房价问题不当成金融问题来解决，那就不可能控制的住，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泡沫破裂。
　　在中国铁矿石进口长期缺乏定价权的问题上，中国喜欢批判三大矿商的“垄断”，而现在铁矿石的定价问题早已经不仅仅是垄断的问题，而是呈现出了以三大矿商为首的产业资本和以华尔街为首的金融资本共同操作价格的局面，因为铁矿石的长期价格要参考现货价格，而现货价格又以期货价格为参考，而期货价格是受金融资本控制，根本上不受现实供求关系的影响，因此铁矿石的定价问题也是个彻头彻尾的金融问题，如果不能把握住这一本质性问题，那铁矿石没有定价权的局面将很难被打破。
　　本章就主要讲述的是金融经济时代的问题。

第五节 五论金融经济时代之四金融经济时代的经济逻辑
第五节 五论金融经济时代之四
　　金融经济时代的经济逻辑
　　宋鸿兵写了一本《货币战争》，而陈志武写了一本《金融的逻辑》。在学科分类上，货币学和金融学是不同的两个学科，货币发行是经济学，而金融是商学，两者根本就不属于同一学科。
　　我们可以参照百度百科中的介绍：“陈志武教授是金融学、财务学理论、证券定价、新兴资本市场以及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方面的专家。陈教授在大量一流财经类学刊发表研究论文，涉及从股票定价和期权定价理论到有关外汇、资本市场发展、基金管理和投资战略的研究”，从介绍中我们可见他的主要研究商业金融的专家，他的研究领域也主要是商业问题，与货币发行没有任何关系。
　　货币发行属于经济学中货币经济学的范畴，在中国也被称为货币银行学，基本属于经济学的问题，而陈志武所讲的国债、信贷、保险等属于商学的范围，两个按说没有什么冲突，而书商总喜欢将两本书放在一起，而金融的逻辑一书也是来势汹汹，号称要正本清源，痛击时弊，俨然将《货币战争》当成了假想敌。
　　在美国研究金融的主要是商学院，耶鲁在大学确实属于美国前几名的大学，且一直标榜自己培养领袖人才，比如克林顿、希拉里、小布什等人都毕业于该学校，但耶鲁大学的商学院并不是很好，2008年和2009年的美国商学院排名，耶鲁大学的商学院都在前10名以外，而陈志武之前所执教的威斯康辛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学术水平则更差。
　　中国人崇洋心理非常严重，部分“海龟”经济学家确实水平非常高，比如*、张五常等，但他们都是出身名校，接受的是第一手知识，咸平所在的沃顿商学院是美国第一所商学院，现在也是美国最优秀的商学院之一；张五常长期生活的芝加哥大学，也是美国经济学的中心，他自己也是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由于*、张五常等个别因素的影响，我们习惯于将“海龟学者”当成世界一流的学者，但这次我们必须修正我们的关系，陈志武只是一个一流大学里的二流学科的教授，并不能代表世界的先进水平，从陈志武与*的分歧就可以明显的看到。
　　笔者不赞同金融的逻辑，因为这样的逻辑不但不能强国，反而会误国、害国，下面是笔者对这本是的一些质疑。
　　1、关于中国钱多的问题
　　《金融的逻辑》一书，一上来就讲中国人“钱多”的问题，他看到中国人“买房有钱，投资有钱，到境外旅游有钱，买奢侈品 、买高档车有钱”，因此提出了中国人“钱多”的问题，我们就此问题进行分析：
　　首先，陈志武脱离货币发行原理，而是从资本化的角度来谈中国人钱为什么多了，钱多钱少，归根结底是货币发行的问题，与资本化关系不大，一个国家的货币总量一般以GDP为参照标准，按照陈志武的逻辑，资本化程度越高，私有化程度越高，这个国家的钱就会越多，那么美国应该比中国钱多，但是以GDP为参照，美国的货币总量并不比中国多，这是因为中国货币的流动速度没有美国高，所有总量要多一点。
　　其次，笔者认为中国“钱多”是假象，这种假象首先是由贫富分化造成的，诚然中国出现了买奢侈品的盛况，但富人掀起奢侈品购买狂潮是以穷人的更加贫困为代价的。重庆打黑暴露，文强和各个黑社会老大都拥有非常多的奢侈品，但这些都是贪污、受贿和从事黑恶行为所得，我们在看到富人“钱多”的时候，也应该看到穷人的“钱少”，黎强确实富了，但是其他司机却靠低保生活，陈志武只看到中国富人大把花钱，就说中国钱多了，而没有看到另一面，因此陈志武提出为了更加有钱，应该将国有企业、国有土地彻底私有化，但是这种私有化同样会造成极度的贫富分化，中国的国企改革确实出现了不少的改制大鳄，但更多的是下岗职工的贫困，陈志武还在以“让中国人更有钱”的口号叫嚣这种私有化，可见学者的“选择性失明”是多么的可怕。
　　第三，中国“钱多”的假象是疯狂投机造成的，这些本来应该成为银行储蓄，以支持企业投资的钱，不幸被用来了进行资产投机，因此中国一方面股市、楼市、黄金市场交相红火，另一面是中小企业融资更加困难，而陈志武只看到楼市、股市红火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一面。
　　第四，当钱被用于消费时就会给人以有钱的假象，如果用于投资则不会造成这种假象，不仅在中国，这几年全世界都出现了消费狂潮，这主要是全世界各国都实行低利率政策所致，与钱多没有什么关系，这些用于消费，当然是以信贷消费为主的钱也是银行储蓄的转移，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总之，中国的钱在总量上并不多，中国钱多是假象，现在的中国，富人的奢侈性消费与穷人的生存型消费并存，资产投机市场的火爆与实体经济里中小企业融资难并存，如果只看到其中任何一方面都是错误的，中国钱多的假象主要来源于贫富分化和银行储蓄的转移，这才是主因，与资本化关系不大。
　　2、关于中国人为什么不安的问题
　　陈志武在提出中国“钱多”的论调后，开始论证“为什么中国人钱多了，还不安”，陈志武认为“中国人钱多后，如果各类品种的保险、养老、医疗、投资、理财产品不能够发展到位，那么，在中国人钱多的同时，可能反而对未来充满不安”。
　　笔者认为中国人的“不安”是因为中国由原来的低生活成本社会，变成了“什么都需要钱”的高成本社会，这才是中国人不安的原因，也就是中国人不安不是因为钱多了，而是因为生活成本高了，比如原来在家庭、亲友、乡邻帮助下可以解决的事情，现在必须用钱才可以解决，中国人不安不是因为钱多了，而是因为钱不够用了，中国人的不安不是因为养老、医疗、投资、理财产品发展不到位，而是因为这些太昂贵，中国人目前还支付不起，这才是中国人不安的原因。
　　3、为什么不拿美国与现在的中国进行对比？
　　陈志武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但不知道为什么如此沉浸在华盛顿共识的美梦当中。一场华尔街危机也并没有让他清醒过来，《金融的逻辑》一书中经常将美国与中国的大清朝相比，来衬托美国是多么的美好，不了解情况的人还以为此人是老华侨，其实他是八十年代末才出国，近年也主要在国内活动，对国内的事情可以说是非常的了解。书中总是举大清朝的例子，而拿美国与现在的中国进行对比，看中国与美国还有哪些差距，不是更有意义吗？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4、为什么忽略信贷消费的负面效应？
　　陈志武在书中不断重复一个青年人大卫的故事，而这个故事与几年前在中国流行的“美国老太太”的故事没什么两样，而不幸的是陈志武不是文学家，而是金融学家，在故事中添油加醋不是他的长项，老太太已经进入天堂，而王志武讲的是一个年轻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则演绎出非常更多的续集，比如小伙子遇到经济危机长期失业，房子被银行收了回去，这样的事情并不少。人生无常，为什么小伙子就必须按陈经济学家的规划去过完一生，就是因为他还是个年轻人，人生的道路还很长，可见陈志武讲故事的水平还是差了些，而他讲这些故事无非是告诉人们信贷消费多么好，可惜他这个工作在十年前已经有人已经完成了，在中国已经不新鲜。
　　书中对信贷消费导致经济危机的事实只字不提，在上个世纪美国的大萧条来临前，美国70%左右的新汽车、85%的家具、75%的洗碗机、65%的吸尘器、75%的收放机都是靠分期付款卖出的，陈志武认为这是信贷消费“在美国扎下根”的标志，而其实这正是经济危机的根源。如果说房子、汽车、家具等耐用消费品分期付款还有意义的话，而洗碗机、吸尘器 、收放机分期付款带来的纯粹是经济风险，上世纪美国在二战前一直没有走出经济大萧条，其关键就是经济危机前的信贷消费，严重透支了美国人的消费能力，才使得大萧条如此严重。
　　我们可以将中国与印度进行一下对比，在中国，买汽车基本上都是付全款，而在印度买条牛仔裤都分期付款，按陈志武的逻辑，那印度应该比中国发达，实际情况怎么样，大家都知道，靠信贷消费实行强国，实在是可笑，而信贷消费导致经济危机的例子倒不少。
　　5、为什么忽略金融现象背后的政治因素？
　　书中将所有金融问题看成是西方人的聪明，其实很多都是科技因素，或是政治因素造成的，在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农奴制社会里，皇帝根本没有征税的权利，在西方的中世纪与我们的周朝制度类似，真正的权利掌握在诸侯手里，国王打仗向诸侯借钱是政治因素造成的，陈志武将这种现象归为西方的智慧显然是对西方历史不了解的缘故。
　　书中将资本主义国家采取“负债发展模式”看作*的保证，其实这根本就是资本主义政党分赃制度的必然产物，每个新上台的政党，为了实现自己的政绩目标都拼命的借债，这也是他们交出一份成绩单最快的方法，但这些债务基本上不需要在自己任期内偿还，也就是这些人只管花钱，不管还钱，还钱是继任者的事情，因此这些政客都非常喜欢借债，其实这都是追求短期利益，是对继任者及国家都非常的不负责任，是多党制国家的政客对国家缺乏长期忠诚度的表现，根本就不是什么发展经济的“祖传秘方”。
　　中国长期坚持比较保守的财政政策，经济发展的非常好，而拉美国家、东南亚“四小虎”国家、非洲国家，都曾经大举借债，但这些国家在短期的繁荣后都一蹶不振，其教训不可不吸取，另外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爱尔兰、美国、日本等都是债务高危国家，这些国家的债务不仅威胁到了自身经济的发展，也连累了其他经济体，甚至危害到世界经济。
　　6、为什么歪曲世界经济败局的根源？
　　拉美债务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非洲债务危机，哪个不是因为过度负债造成的。因为这些国家都是借的外债，他所列举的其他的国家即基本上都是借的内债，现在日本和美国相比，日本的债务水平比美国更高，但是担心日本发生债务危机的人非常少，而担心美国人债务危机的则非常多，这关键是日本主要是借的内债，而美国是外债。
　　7、为什么不敢对金融进行深入分析？
　　书中甚至提出用金融来打到孔家店的妙招，人们确实痛恨过孔家店，但那只是认识上的历史局限造成的，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儒家文化不会对发展经济够不成任何阻碍，反而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因此中国人现在的主张是保护传统文化，而非什么“打到孔家店”，他的思想为什么又转到了五四时代？
　　幼儿园剥夺了爷爷奶奶们含饴弄孙的乐趣，物业服务公司让人们省去了亲自打扫院落的劳累，这些都是需要付费的，这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必然结果，而金融确实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但相对于科技发展，工业革命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要小的多，让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主要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模式的变化，这些都是在打败“孔家店”，如果都归功到金融上是非常的可笑的。
　　8、对金融加大社会成本丝毫不提？
　　传统互助性社会是一种低成本的生活模式，而用金融代替后必然导致生活成本上升，金融服务不是免费的午餐。我们以买房为例子，我们在按揭买房的时候，确实带来了一定的便利，但是我们也将几乎相当一栋房的利息给了银行。传统社会，一家有事大家帮，可以让生活成本非常的低， 如果都通过买卖关系来实现，则大大增加了生活成本，这点才是最重要的。
　　保险、债券等金融工具对社会的发展确是有一定的作用，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将他的作用无限的拔高。总之金融本身并没有什么逻辑，而金融现象都是科技进步和国家的政治制度在经济上的反应，我们千万不能相信什么金融万能论。发展金融、消费驱动更是十足缪论。他的经济学水平只相当于国内知识界在1998年至2000年的水平，如果他的书在前几年与那个“美国老太太的故事”，一起卖，肯定会更火一些，也就不用再搭《货币战争》的顺风车了。
　　也有网友看过后，认为但既然名之为“金融的逻辑”，却不知其逻辑何在？感觉到处处是漏洞。 其一，先有结论再找论据，而且一眼可知是为了论证结论而赋予前因某种特性——这自然可以立于不败，却也是最大的硬伤；其二，罗列前后两个事实，未有任何因果阐述，却得出前一事实导致后一事实的结论。
　　也有网友评论到：在《金融逻辑》若干哗众取宠的伟大标题下往往只是配以文不贴题的狭窄内容，所论便显得牵强附会、抓襟见肘、力不从心。全书所论总体上倾向于“金融至上逻辑”与“消费至上主义” ，显露出“万般皆下品，唯有金融高”的执着。而这种倾向恰恰是导致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正是人类急需深刻反省纠正的偏激倾向。因未彻底开放金融市场而幸免于大难的中国更是应该痛定思痛，认真吸取前车之鉴，对西方经济与金融制度及理论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实事求是分清利弊正误，避免重蹈西方覆辙，此乃至关紧要的当务之急。正值此时发行的《逻辑》却颇多反其道而行之论，耐人寻味。 　　
　　有网友认为《金融逻辑》高喊“你可以没有逻辑但不可以没有金融的逻辑”以招揽读者，真可谓够噱头、够时尚的了！但其中包含的一些荒谬逻辑令人读之不禁扼腕叹息：“你可以精通金融的逻辑但不可以无视常识的逻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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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章前言
第一节 本章前言
　　这些年，学者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个群体，在讲世界经济大败局时，笔者指出这些经济败局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在学术上不能独立，因此我们也非常有必要看看中国的学术现状。
　　据笔者观察，中国的经济学者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数学型经济学家，这类经济学家目前仍居主流，主要表现是“唯GDP主义”，他们不关心中国经济的实质，只要GDP实现增长，他们就非常高兴，在分析经济时喜欢从GDP构成出发，“三驾马车”是他们的常用词；第二类是政治型经济学家，这类经济学家喜欢从政治的角度分析经济，早年以何新为代表，近年来以张宏良、时寒冰为代表，这类经济学家战略思维比较强，喜欢从性质的角度分析问题，第三类是工科经济学家，这类经济学家是近年随着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反思登上经济学舞台的，以钟庆、白益民等为代表。
　　另外据笔者进一步观察，自2006年钟庆的《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一书首开中国财经畅销书之先河后，中国近几年最具影响力的财经畅销书的作者都具有工科背景，比如钟庆学习的是自动化专业，现在仍然从事自动化行业，《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是2006-2007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财经畅销书，2008年最具影响力的财经畅销书《货币战争》的作者宋鸿兵学习的也是自动化专业，2009年最具有影响力财经书畅销书《三井帝国在行动》的作者白益民学习的是化工专业，2010年新出版的财经畅销书《重燃中国梦想 》的作者姚余栋学习的是机械专业。笔者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但笔者可以肯定的是经济发展主要是工业的发展，而工科学者长期在工业领域工作，对中国经济的“短板”在哪里非常清楚，这是那些根据数据做研究的学者所永远不能做到的。
　　从中国经济的发展情况看，数学型经济学家被看做是“误国”的典型，而政治型经济学家拥有强大的粉丝群，时刻以“卫国”为己任，金融和产业两大领域是他们主要的关注目标，但是要实现“强国”，必须依靠工科经济学家，因为只有工科经济学家才真正的“懂经济”，才能抓住中国经济问题的最核心。
　　笔者研究经济也有几年了，根据中国学者的长久影响力和最新活跃程度，笔者将中国的学者归纳出了“四大思想领袖”和“四大新势力”，本章主要介绍这些代表人物。

第九节 中国四大思想领袖之刘军洛
中国四大思想领袖之刘军洛
　　刘军洛是中国极少数能够理解当代金融资本主义实质的经济学家，而在这极少数几个人中，他是唯一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的人，在上面几个经济学家都已经著作等身，仅稿费的丰厚收入就可以使他过上优越的生活，而刘军洛只有自己的粉丝帮着将其文章结集成册，像手抄本一样流传。
　　他是第一批新中国股票投资者，刘伯坚的嫡孙，作为第一批新中国股票投资者，刘军洛有着辉煌的过去，高干子弟的背景，数千万的家产，广博的学识，是一个十足的公子哥儿，不但会赚钱，也会享受，他是中国第一批股民，也是最早的大户之一，平时总是鲜衣怒马，以车代步，消遣也是邀些朋友打打高尔夫之类的，但是90 年代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刘军洛跌到了谷底。
　　如果刘军洛居住在美国，那他今天一定是美联储的要员，如果刘军洛出生在日本，那大藏省一定是他的舞台。很不幸，中国的刘军洛只能是一个体制边缘的舞者。
　　炒外汇出身的刘军洛后来迷上了宏观经济研究，一直撰写经济评论，可现在，不得不再次下海，炒起了期货，而且是白天上海交易所，晚上外盘，连轴做。他这么做无非是出于一个中国人的责任感！
　　看看从2002 年起，刘军洛先生关于中国乃至全世界经济情况的预言吧，每一件都在从预言转为现实。可怕，实在太可怕了。
　　早在2001 年的时候，刘军洛就上书央行，请求央行不要用美元作为外汇储备，转而用黄金。可惜，对于一个体制外经济学家的话，中国的官员怎么可能，怎么会听得进去？其后的几年间，黄金价格暴涨，而美元则走上了连绵下跌的不归路。如果戴行长之后是刘军洛接任，而不是周小川，那么，今天他已经为全中国人每人发了一个大大的红包了，估计新增的6000 亿美金中，其中4000 亿会是黄金等，增值200％就是8000 亿美元×8＝ 64000 亿人民币，人均近5000 元人民币。如今，这钱到美国人手里去了！
　　悲剧在继续......
　　早在那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疯狂推销私有化，把持话语空间，四处赚取出场费的时候，刘军洛便提出了“次级金本位”，呼吁国家建立由黄金、石油、农田、铜等重要基本商品及资源组合的货币储备支付体系，对抗一场残酷的美元贬值和世界性通货膨胀。2003 年初发表在《中国经济时报》上的《黄金将在美元通胀下复活1970 年代的火爆》，预测到黄金将在10 年内大幅度上涨，当时他大胆预言黄金价值至少在3000 美元/盎司。网上搜索关于储藏黄金的呼吁，只有刘军洛一个人，并且只有他如此大胆自信。
　　“那些经济学家，抱着美国四五十年代的经济理论，自以为能明白现在的宏观经济，你连全球经常账户、资本平衡和资本流动都不了解，最好闭嘴。”预测黄金大涨，全球性通货膨胀乃是基于格林斯潘的压低储蓄，高赤字的货币政策。那时美国欠其他国家的债务就达到自身GDP 的40% ，而布什政府的预算赤字一年比一年高，按传统经济学，美国早晚会沦为中等发达国家，但刘军洛不这么看，他看到美国人的印钞能力，亚洲央行攥着两万多亿美元债权，不过是一堆纸，300 美元一桶的石油我们中国人买不起，对美国人不过是印钞票。

第一节 本章前言
第一节 本章前言
　　讨论了很多发展经济的方法问题，而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们生活更幸福，更有尊严。如果离开了这个目的，发展经济也就没有了意义，因此发展经济必须与改善民生联系起来。
　　而回首我们的发展之路，自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之后，中国的贫富分化情况越来越严重，而在这一铁的事实面前，现在却有人鼓噪中国的问题是“国富民穷”，并提出了诸如平分外汇储备、平分国有企业、平分国有土地、利用减税藏富于民、利用股市藏富于民等措施。
　　笔者一直主张“创富于民”和“均富于民”，“创富于民”在前面的章节已经讲到，如何“均富于民”则是本章重点。

第八节 六问民生困境之之六应该如何改善中国的民生困境？——“均富于民”有必要
第八节 六问民生困境之之六
　　应该如何改善中国的民生困境？
　　——“均富于民”有必要
　　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最根本的是“创富于民”，也就是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存率，只要劳动者创造的财富价值增加了，民众的收入才会切切实实的增长，发达国家的工资收入远远高于我国，主要是由于他们的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我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最根本的区别就是劳动生存率的区别，发达国家的民生状况比发展中国家要好，这也是非常明显的，因此改善民生从根本上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才可以从整体上将蛋糕做大。另外蛋糕的分配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就是“均富于民”的问题，这就需要政府发挥作用。
　　现在中国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就是政府应该放弃基础设施建设，将政府收入用于改善民生。笔者认为这种用牺牲国家建设来保障民生的建议不高明，在世界上任何国家，基础建设都是政府的责任，西方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也是这样，我们政府现在面临着“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民生”的双重任务，这两个担子都应该挑起来，那些主张政府应该放弃基础设施建设，全力加大社保投入的说法，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
　　中国现在改善民生困境，最重要的是要缩小贫富差距，也就是“均富于民”，
　　关于打击”新五蠹”的一些思路
　　“新五蠹”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违法行为，比如贪污受贿、黑社会及*业，对于这些中国应该加大打击的力度，另一类是暂时并不违法的行为，比如投机、不道德的商业行为、高管薪酬等，这三个问题现在还没有有效的法律对其进行约束，笔者重点谈这三个方面的问题：
　　针对投机问题，笔者认为中国应该制定《反投机法》将投机行为纳入依法进行打击的轨道，最起码也要严禁在住房及食品领域的投机行为，反投机在技术上已经不存在问题，关键是认识上不到位，其实现在只要政府明确的表明一个态度，比如反对在住房及食品领域的投机行为，然后通过媒体进行宣传，我们应该相信广大的投机客还是会听政府的话的，还是会与国家政策保持一致的。
　　针对不道德商业行为的监管，笔者认为中国在认识上还存在误区，总是认为我国现在已经实行了市场经济，只要不违法的事情都可以做，但是法律一般都是滞后的，也是存在漏洞的，其次，执法难，导致很多受害者不能获得赔偿，因此完全依靠立法对其进行打击是不现实的，笔者认为加强行政管理是非常有必要的，对于加强行政管理，笔者认为政府应该让一些行业商协会担当起行业管理的任务，因为政府的精力是有限的，政府在治理商业不道德行为的同时，往往存在着不够专业的现象，政府对经济生活中的具体现象不是很了解，如果政府能够赋予一些行业商协会一定的公权力，就可以基本做到“事事有人管”，如同他们没有管好，政府和公众就可以直接向他们问责，现在中国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行业组织，但这些组织其并不具备对行业管理及规范的职能，这些组织的潜力也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笔者曾在全国工商联某直属商会有过工作经历，工作期间笔者发现中国现在行业商协会的作用远远没有发挥出来，现在行业组织制定的规则基本上属于行业自律公约，只对这些组织的会员具有约束力，但问题在于并不是行业内的所有企业都加入了行业商协会，行业商协会的规则只对会员有效，而对非会员无效，即使是对会员也是呼吁呼吁，而并非强制执行，因此很多东西都是形同虚设，如果这些机构能够在政府及法律授权范围内拥有对行业管理的“公权力”，那么这些单位就可以对违背商业道德的行为直接进行处理，这样中国也就不会存在那么多“没人管”的事情，或是“管不住”的事情， 当然行业商协会也是在国家法律和上级主管部门的管理下运作的，以笔者看来这应该是可行的。
　　对富人有效征税
　　对富人有效征税主要是要提高富人的个税起征点和资本利得税、利息税、红利率税率，而我国这些我国还都没有，更没有事关富人的财产税之类。 富人拥有比穷人更多的财富，掌握比穷人更多的社会资本。富人的劳动收入比例远远低于资本收入；如果资本收入没有被征税，或比例很低，那么富人的财富增长的幅度会比穷人更多，会造成更大的不平等。
　　从富人那里征收较高的个人所得税。这就是世界各国所通行的处理收入分配过于悬殊的政策。简单地说，我们不得不接受市场所造成的收入差距，矫正的办法是在已经形成的收入分配上多征富人的税。
　　恰好在这一点上我国的税制不能有针对性地对富人征税。我们的累进所得税只适用于工资部分，而大部分的富人不是靠工资而致富的。他们致富的主要原因是财产性收入高。这部分收入税务局缺乏信息，无法对他们征税。即使他们老实地申报了，也没有累进的税制，只是20％的统一税率。更何况目前个人所得税只占总税收的7％，其他的93％直接间接都和消费者的购买有关，而和家庭的储蓄无关。你的钱放在柜子里，或者存了银行，政府是不会对这部分钱征税的。但是你一旦消费，买了东西，政府就对此征税。打电话，付电费，在超市买东西，国家都在征税。富人的消费虽然高，但是从比例而言他们的储蓄比例高，相对的消费少。而穷人的所得几乎都消费掉了，这部分钱都要交税。所以从比例上看富人收入中纳税的比例比穷人的低。结果我们的税制成了按收入的累退税。改革税制，按总收入征税，并且采用累进税制是减缓收入差距的重要措施。
　　民间疾苦教育也应纳入官员教育的内容
　　民生艰难不能只靠领导体验，武汉市长阮成发在乘渡船时才发现，武汉的渡船还是几十年前的渡船，漏风，市民在里面很冷；河南的省委书记卢展工亲自找了一次工作才感到大龄人群就业困难，但民生问题千头万绪，怎么能只靠领导体验才能引起重视。
　　为了弥补形象工程造成的信誉损失，现在很多城市都喜欢搞“十大民心工程”，但这些工程大部分是大工程，而关系到民生问题的很多只是小问题，不够资格成为“民心工程”，这些事情怎么办？
　　我党非常重视对党员的教育，先后进行过“三讲教育”、 “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教育”等，但这些教育都是政治教育，笔者主张将民间疾苦教育业应该纳入对党员干部教育的范围。
　　这些教育手段那么发达，可以将一些民生问题拍成照片或录像，对官员进行教育，因为政府系统的封闭性决定了，官员不可能对民生问题有切身的感受，因此也很难引起如果我们将问题当做问题来处理的时候，那离问题的解决也就不远了，现在大家只是当成一个现象进行批判，而没有人将其当成一个问题来处理，难怪问题解决不了。

第一节本章前言
第一节本章前言
　　中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本不应该在中国出现的话题，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我们最终还是共同富裕，但不知从何时起，“建设中产阶级社会”成为了国人津津乐道的话题，谈到它，每个人都可以谈上几句，什么“美国是中产阶级社会”了，什么“中产阶级社会最稳定”了等等，不一而足，总之中产阶级社会就是美好生活的代名词。
　　欧美国家从上世纪50年代进入中产阶级社会，80年代以后，中产阶级社会开始解体，现在他们也不敢将自己的国家称为中产阶级社会；我们的近邻日本从70年代开始进入中产阶级社会，90年代初期中产阶级社会开始解体，“一亿总中流”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社会学家将日本现在的社会城为“M”型社会，即中产阶级塌陷的社会；在新兴的亚洲四小龙经济体中，只有新加坡建成了中产阶级社会，新家坡300多万本地人中约90%以上属于中产阶级，而其他经济体虽然有中产人士存在，但一直没有形成“中产阶级社会”，韩国人均年收入约1万美元，都可算是中产阶级，但在韩国，很多人没有房子，且韩国工人人均负债1万美元以上，这怎么能算是中产阶级。
　　而中国，90年代末到2003年也曾出现了中产阶级的苗头，当时的“白领热”、“小资热”就是体现，但是随着2003年以后高房价时代来临，中国刚刚出现的那点中产阶级苗头被无情扼杀掉了。
　　美国和西欧的减税政策导致了中产阶级社会的崩溃，日本企业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制度的的消失导致了中产阶级社会的崩溃，现在世界上仍然存在的中国阶级社会模式只有北欧模式和新加坡模式。
　　在中国鼓吹中产阶级社会的人不少，但真正懂中产阶级社会的人则非常少，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西方欧美的中产阶级社会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更不知道西方的中产阶级社会是如何崩溃的。
　　笔者在研究世界上已经出现的四大中产阶级社会模式时，发现两个共同点，首先中产阶级社会都是建立在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上的，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就不可能出现中产阶级社会，其次，中产阶级社会都产生于贫富差距不大的社会环境里，一个贫富差距很大的国家也不可能形成中产阶级社会，本章就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第二节 中产阶级社会的四大模式之一美国模式——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成也税收，败也税收
第二节 中产阶级社会的四大模式之一
　　美国模式
　　——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成也税收，败也税收
　　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诞生于罗斯福新政时期，这个时期罗斯福主要是通过征税建立起中产阶级社会，比如遗产税，个人所得税等，通过大幅的征税，资本与劳工之间税前收入的分配几乎未变，但税后收入的分配发生了剧变。
　　在上世纪20年代，税收对富人而言是小事一桩。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仅为24％，同时由于对最大的地产所征的遗产税不过为20％，富豪家族轻易便可维系下去。但随着“新政”的来临，富人所面对的税收不仅开始远高于20年代，即使按今天的标准来看，税率也是很高的。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在罗斯福的第一任期升到63％（当前只有35％），在第二任期达到79％。到了50年代中期，随着美国背起“冷战”的开支，这一税率升到了91％。对公司利润征收的联邦税的平均税率，从1929年的不到14％上升到1955年的45％多。
　　还有一点，即依赖资本收入的人不仅发现这笔收入大多缴了税，他们还发现，要把自己的财富转移给子女变得日益困难。房地产遗产税的最高税率从20％连续升到45％、60％、70％，最终达77％。其结果之一便是，财富所有权的集中度明显降低， “新政”把他们的许多收入都征了税。
　　新政的大规模征税措施，导致了贫富差距减小，中产阶级成为了社会的主体，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了里根执政之前。
　　减税导致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崩溃
　　美国的减税风潮有两次，一次是里根执政时期，一次是布什执政时期。
　　里根上任不久,就提出了减税计划,不久被通过，即《1981年经济复苏租税法案》,其要点是:(1)将个人所得税税率不分收入等级,一律在3年内减少25%,第一次减少10%;(2)对企业给予加速折旧以减少税负;
　　里根减税几年中美国经济大有起色.紧接着在1986年又通过了美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税制改革方案：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均有所下降,前者从50%降到28%,后者从46%降到34%.这样,美国的边际税率在西方主要工业国家中成为最低的之一。减税的同时美国也出现大量财政赤字。
　　美国总统布什也将减税作为其经济政策的核心，就职不到20天就向国会提出10年减税万亿美元的计划（后来国会将其缩减为万亿美元），主要是降低税率和增加税收减免。这是美国 20年来最为庞大的减税计划。“ 9•11”事件后，布什政府加快了减税计划的实行。布什提出的减税计划主要包括六项内容：一是简化个人所得税制，将五档所得税体系(15%、28%、31%、36%、)调整为四档(10%、15%、25%、33%)；二是将儿童课税扣除由每名儿童500美元加倍至1000美元；三是减轻“婚姻惩罚”，恢复双收入家庭10%的税收抵免；四是废除遗产税；五是扩大慈善捐助扣除的范围；六是使研究和实验的税收抵免永久化。
　　有美国组织进行过统计，布什减税的的好处将落入年收入万美元以上的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腰包，平均每个家庭获得减税6410美元，而年收入在万美元以下的60%的家庭只获得减税额的，平均每个家庭获得227美元。参议院*党领袖达舍在召开记者会时，特意让人开来一辆凌志豪华轿车，旁边摆着一个汽车消音器。他说：“如果你是一位百万富翁，按照布什的减税计划，你可以节省万美元，足够用来买这辆凌志轿车。但如果你是一位典型的工薪人士，你得到的只有227美元，刚够买一个消音器。”从减税总额上看，减税额的大部分将落到富人的口袋。
　　小布什的减税方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将红利税率降低50%以上，这意味着减税的好处几乎全部流向最富裕的纳税人，因为他们的收入中红利所占比例最大。根据美国税务政策中心的计算，如果小布什的减税计划将士64%的减税好处将流向5%的最富裕纳税人。白宫官员也承认，富人是新方案的主要受益者，但他强调，政府减少红利税是为了进一步振兴股市。
　　美国的统计数据显示，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的贫富差距正在急剧加大。从1979年到2005年，美国最富裕的1%人群的税后收入增长了176%，最富裕的20%人群增长了69%，处于中等收入的60%人群增长了20%，而收入最低的20%人群只增长了6%；1979年美国最富有的20%人群的年收入是最低20%人群的大约8倍，目前已上升到近15倍。
　　在美国减税的同时，其他国家也进行了大幅的减税措施，德国：1999年颁布全面减税方案，分步实施。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的税率都有大幅度降低。法国以税高闻名，但在2000年减税800亿法郎的基础上，又宣布从2001至2003年再减税1200亿法郎，除了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税率外，还要降低增值税的标准税率。2000年10月18日，加拿大宣布了历史上最大的减税计划，减税总额近1000亿加元，减税内容包括全面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增加生计扣除和降低公司所得税税率。除以上国家外，英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比利时、瑞典、俄罗斯。荷兰、葡萄牙等国家也纷纷采取了一些减税措施。
　　而这轮减税风潮是导致美欧中产阶级社会解体的根源，首先富人是减税受益最大的群体，因此减税的同时无疑加大的社会的贫富差距，事实发展情况也是这样，自从上世纪*十年代的减税风潮以来，美国和西欧国家的贫富差距都明显的加大，其次减税必然导致财政收入的减少，政府福利支出的减少，而贫困群体是政府支出最大的受益者，政府在降低公共支出的同时最大的受害者就是贫困群体，因此美国和西欧都出现了贫困人口占人口比例上升的趋势，减税的客观结果是使那些本来可以靠着国家的福利支出跻身于中产阶级的部分中下产阶级被挤出了中产阶级的行列，成为了贫困人口，而那么原本就属于贫困群体的人由于政府福利支出的减少就更加的边缘化，因此说减税是导致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中产阶级社会崩溃最主要的根源。
　　欧美中产阶级社会模式是在加税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在减税的基础上消亡的，在前面的章节中，笔者就指出，“减税”并非里根时代经济走出滞涨的原因。里根时代走出经济滞涨，关键是靠“提高利率，从而刺激储蓄和投资”的政策。相反的是，在美国及西欧大幅减税和削减福利支出的时候，北欧国家则逆向而行，继续加大税收和福利开支，结果北欧经济不但没有恶化，反而越发显得强劲，比如瑞典、挪威都是典型的经济强国，也是人均拥有跨国企业最多的地区，北欧案例可以算作笔者“减税并非里根时代经济走出滞涨原因”这一观点的一个反证。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一节 本章前言
1 本章前言
　　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是改善民生，但由于市场经济的无序性，经济发展并不一定能带来民生的改善。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和西欧的一些国家不断的减税，削减社会福利支出，此举的目的是促进经济发展，却导致中产阶级社会解体，民生问题越来越大。相反，北欧国家不但没有削减福利支出，反而加大了福利支出，而北欧经济并没有受到影响，民众却可以在高福利的保障下安居乐业。
　　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人口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农民进城，将面临更高的生活成本和更低的生活保障。如何才能建立起适合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当前最重要的民生课题。现在中国，社保水平远远不够，民众还要忍受高房价的折磨，可惜中国对民生的讨论却不深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长期坚持市场原教旨主义，基本不关心民生，老百姓不闹事就是他们的底线。而中国的一些新势力经济学家，更倾向于关注金融问题、特别是国际金融问题，在民生方面，也只是关注一下房价等热点问题。可以说现在的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人彻底的思考一下民生问题。
　　经济学研究的其他领域都帮派林立，各有其代表人物及明显主张，而在民生问题上，就很少有人提出像样的观点，也没有什么有影响力的主张能够浮出水面，即使是笔者这样长期关注财经问题的人都没有发现。但这并不说明经济学家就不应该关注民生，不关心民生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家。福利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而且也出现了非常多的大师级人物。关注民生也是经济学家不可逃避的责任。而中国学者，对民生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的忽视甚至是漠视，则是对全社会最大的亏欠。
　　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非常的发展，但是普通民众“养家糊口”却越来越不易，当然这里面原因非常的多，笔者是八零后，属于对民生问题最敏感的一代，笔者根据自己对经济的研究，提出了建设“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主张。本章就主要阐述这个主张。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七节 “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五问之四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有什么好处？
第七节 “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五问之四
　　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有什么好处？
　　人类社会发展到现阶段，生存仍然是首要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经常抱怨生活成本太高，在物价奇高的大城市更是如此，”“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不仅对普通民众、对国家整体经济都有着非常大的好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低生存成本是最大的社会福利
　　很多国家在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的同时又加大了物价水平，客观上加大了人们的生存成本，福利社会永远不可能照顾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如果能够在人们的工资水平保持固定不变的前提下，大大降低生活必须品的价格，则相当于提高了民众的购买力，可以大大舒缓民众的生存压力。“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也就是这样一种从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减轻民众生存负担的社会模式。对普通民众来说，低生存成本就是最大的福利。
　　2、“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使国家产业更具国际竞争力
　　一个国家的产业是否具有竞争力，除了技术因素外，劳动力价格水平是最重要的因素，而对于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大部分的消费都是与生存相关的必要性消费。如果民众的生存成本降低，则这个国家的劳动力价格水平就可以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在与其他国家进行产业竞争时就可以具有优势，当今很多发达国家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方面渐渐失去了优势，而只能将经济锁定在少数资本密集及知识密集型的经济领域，而随着新兴经济体在技术方面的不断进步，这些国家在高附加值领域的优势也将不断消失，而对于同一技术发展水平的两个国家来说，谁的劳工成本越低，谁就更具备发展优势，比如美国和日本的汽车企业竞争时，美国工人工资太高使美国汽车丧失了价格优势，当然美国的工人工资价格高主要是其医疗费用价格太高，”“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就可以大大降低劳工成本。
　　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价格是由低收入群体的生存成本决定的，而与高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关系不大，因此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可以将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价格水平保持在合适的范围内。
　　3、可以从整体上提升全社会消费能力
　　当“低生存成本型社会”降低了住房、医疗、生存必需品等方面的物价，也就为民众省去了大量的生活开支，而民众剩余的钱可以更多的用于享受性消费，这样也就从整体上提升民众的消费水平，扩大了社会需求，从而带动经济的增长。
　　4、可以让人生活的更有尊严
　　在福利社会，很多补助都是按照收入水平来发放，而这样的发放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监督，而且程序相当繁琐，这些都给低收入群体造成了非常大的麻烦，而这些过程无形中也损害了民众的尊严，而“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则直接降低商品的价格，让那些本该接受政府救助的民众可以通过自己的收入维持生存，而不用通过繁琐的手续从政府那里获得救助，这样就可以让他们生存的更有尊严，因为现代社会，收入的高低主要是由于国家的经济政策决定，而与勤劳还是懒惰已经关系不大，现在国家主张民众应该体面的工作，有尊严的生活，因此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非常有必要。
　　5、可以降低国家的经济风险
　　对于民众来说，在生活中，会遇到生病、失业等风险，对于全社会来说，则要经受经济周期的考验，而如果生存成本非常低的话，则社会的抗风险能力将大大增强。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中国发展的国情分析
中国经济基数已经很大
　　首先看一下经济规模。中国大陆有31个省级经济区，如果我们把每个经济区当作一个独立的“国家”排名，然后把它们和世界各国的经济规模做个比较，结果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中国经济排名前四位的省份是广东、山东、江苏、浙江。广东如果被当作独立的经济体，其经济规模2008年可以排在世界的第18位(按照汇率换算的GDP总量，下同)，在土耳其之后(相当于土耳其的67%)，超过波兰、印度尼西亚(世界第4大人口国)、比利时、瑞士、瑞典、沙特*；
　　——排名第2和第3位的山东和江苏，经济规模都超过挪威、奥地利、伊朗、希腊、丹麦、阿根廷；
　　——排名第4位的浙江，经济规模超过委内瑞拉、爱尔兰、南非；
　　——排名第5位的河南，经济规模超过芬兰、泰国、葡萄牙，哥伦比亚；
　　——排名第6位的河北，经济规模超过捷克、香港、尼日利亚；
　　——排名第7位的上海和第8位的辽宁，经济规模都超过罗马尼亚、以色列、马来西亚；
　　——排名第9位的四川，经济规模超过新加坡、乌克兰、阿尔及利亚、智利；
　　——排名第10位的湖北，经济规模超过巴基斯坦、菲律宾；
　　——排名第11位的湖南，经济规模超过阿联酋、埃及；
　　——排名第12位的福建和第13位的北京，经济规模都超过匈牙利；
　　——排名第14位的安徽，经济规模超过哈萨克、新西兰、秘鲁；
　　——排名第15位的黑龙江和第16位的内蒙古，经济规模都超过科威特；
　　——排名第17位的广西、第18位的山西、第19位的陕西，经济规模都超过利比亚；
　　——排名第20位江西，经济规模超过斯洛伐克；
　　——排名第21位的天津和第22位的吉林，经济规模都超过越南和摩洛哥；
　　——排名第23位的云南，经济规模超过安哥拉和孟加拉国；
　　——排名第24位的重庆，经济规模超过克罗地亚；
　　——排名第25位的新疆，经济规模超过白俄罗斯、苏丹、卢森堡、卡塔尔、塞尔维亚、保加利亚；
　　——排名第26位贵州和27位的甘肃，经济规模超过立陶宛、多米尼加、斯里兰卡、乌拉圭、巴拿马等；
　　——排名第28位的海南，经济规模超过塞浦路斯、坦桑尼亚、约旦、*、冰岛；
　　——排名第29位的宁夏，经济规模超过加纳、牙买加、乌干达；
　　——排名第30位的青海，经济规模超过赞比亚、洪都拉斯、尼泊尔、缅甸；
　　——排在最后面的西藏，经济规模也超过蒙古等国家。。
　　中国经济即将进入高速增长期
　　人都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错！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并不快，快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加速度”，而且这种“加速度”还是在不断增加的，以前美国经济增长1%比我们增长10%增长的绝对值都要大，因此我们与美国的经济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加大，而以后这个局面就要扭转过来了，因为美国的人均GDP为4万美元左右，中国人均GDP为4000美元左右，如果美国经济平均保持1%的增长，我们保持平均10%左右的增长，那么在短期内我们就可以实现两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持平，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临界点，过了这个临界点，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差距也就从“不断拉大”，进入了“不断缩小”的区间，这是真正的赶超美国的开始。以后中国的高速增长既表现在绝对值上，也表现在相对值上。经中国人均GDP从几十美元跃增到4000美元左右，用了60年的时间，但是再实现下一个4000美元的增长，也许只需要七、八年的时间，因此中国即将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期。
　　中国经济继续高增长的优势
　　1、市场广大是中国发展经济最大的财富
　　同样一家企业，如果有强大的本土市场做后盾，成长起来就非常容易，那些大型跨国企业也往往诞生于人口大国，而中国恰好就具备了这样的条件，也是世界上这个条件最好的国家。这种得天独厚的资源为我国诞生世界级大企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外资企业纷纷投资中国，在看好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低廉因素时，最大的吸引力也是这个13亿人口的大市场，这才是他们的垂涎之处。
　　2、政治稳定没有内耗
　　中国政治稳定，没有内耗，笔者认为中国政治体制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两点，首先中国是一党执政的国家，执政党代表整个国家的利益，政府中没有政党争斗，没有以短期利益为目标的选举操弄，内耗少，政策连续性好， 这为我国发展经济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其次中国这种“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管理体制对发展经济相当有利，中国的政治集权可以保证中国实行统一的经济发展规划，经济分权又极大了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3、当前储蓄率高可以为经济高速增长所必须的高投资率提供资金
　　储蓄是个宝，国家发展少了，拉美经济危机、东南亚经济危机、美国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根源都在于储蓄不足以支撑国家发展，不得不靠外债进行发展，储蓄可以大大提高经济的抗拒风险能力，国家可以利用储蓄实行反周期性经济政策，中国之所以在金融危机时能够实现经济的反转，关键是我们有着庞大的储蓄。
　　另外经过了60年的经济建设中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经济规模，这都为我国下一步的高速增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经济继续高增长的劣势
　　1、资源不能自己
　　纸币是靠不住的，在未来资源将是真正的财富。谁拥有足够多的资源，谁就能富甲世界，经济发展，虽然技术因为非常重要，但最终还是取决于资源要素，目前中国在资源和能源方面都严重依赖进口，目前中国铁矿石、石油的自给率都将突破50%的平衡线，而且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增加，对外部资源的依赖性将越来越大，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劣势。当然在资源方面的劣势，中国早已注意到，并开始进行改善。
　　2、学术不能独立
　　中国的学术不能独立是最危险的，现美国是世界的霸主，但也不是任何国家都为美国马首是瞻，德国和北欧就是例外，实践证明日本、拉美、东南亚这些学习美国的经济体都失败了，唯有德国和北欧成功了，现在是世界上最健康的经济体，但德国和北欧的成功以及日本的失败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因为日本等国家都没有自己的学术，德国的学术在世界上是相当有名的，自莱布尼茨这个“中国迷”开创了德国的学术之后，德国的学术一直非常强大，先后出现了康德、黑格尔 李斯特等非常有名的大师人物；北欧在学术上也是自成一派，我们再看日本，日本是经济强国，但是在学术研究上没有任何影响力，大前研一号称是日本的战略思想家，但是笔者看大前研一的书，看不到任何思想的影子，都是些拼凑之作，与克鲁克格曼这些人差的太多，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学术独立，做事情就缺乏理智的判断性，就容易盲目，没主见，禁不住“忽悠”，苏联之失败也是这样，中国的道德经是世界级巨著，从西方古典经济学的鼻祖魁奈、亚当斯密到西方近代新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都视老子为思想教父，并且还美国《世界文明史》的作者威尔杜兰还说过“人类应该焚毁所有书籍，只在《老子》中寻求智慧”的极端之语，中国的孔子的道德也曾经风靡世界，后来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欧洲兴起后，孔子的思想才渐渐没有了市场，即使到了近代中国也出现了魏源郑观应、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这样具有世界级水平的思想大师，可惜自五四中国传统文化遭到破坏后后，中国再无伟大思想出现。
　　当前中国经济最大的国情
　　贫富差距过大和低劳动生产率是中国最大的国情，中国大部分经济现象都可以从这两个最基本的国情那里找到答案，贫富分化大家的体会都非常明显，这不用多说，但人们对劳动生产率的重视则不够，比如中国煤矿事故那么多，关键就是劳动生产率低，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不够，发达国家十来个人就完成的工作，我们需要两三百人来完成，这样事故能不多吗，伤亡能不大吗？
　　比如中国工资低的问题，中国一直是靠人口红利来实现经济增长，而不是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增长，没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人创造的价值就不会提高，工人的工资也不可能有大幅的提高。工资增长，劳动力价格的提高，归根结底要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现在是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非常快，但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非常慢，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由于劳动力非常丰富，城市里的工业部门反而缺乏了改善劳动生产率的动力，现在中国出现了用工荒，这是改善劳动生产率的大好时机。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十大风险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着十大风险，如下：
　　1、能否保住贸易顺差的局面
　　当一个国家长期出现贸易逆差时，这个经济体离崩溃也就为时不远了，当年亚洲四小虎的经济之所以会出现问题，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当年亚洲四小虎在对外贸易上存在逆差；阿根廷经济出现问题，也是因为贸易逆差；美国经济出现问题还是与贸易逆差有关系，中国现在确实存在贸易顺差，而且外汇储备非常的丰富，好像长期性贸易逆差还是离中国一个非常遥远的事情，但这种可能不是没有，首先，随着中国劳动力价格的上升，中国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可能下降，其次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对海外资源需求的依赖度增大，第三，中国入世的红利已经享受殆尽，而中国出口市场不可能无限扩大下去，这三个方面同时作用，中国很可能出现贸易逆差，何况中国现在的贸易顺差已经不是很大。
　　2、消费型社会倾向
　　目前舆论界出现了一股将中国建设成“消费型国家”的倾向，而经济增长最终要靠产能的扩大，而产能的扩大归根结底是靠投资的增长，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靠走高消费的道路保持经济增长的。
　　美国的三次大规模经济危机都是过度消费造成的，人们喜欢将美国看作消费型国家的成功案例，而将日本看作向消费型国家转型的成功案例，但事实上是美国他们并没有成功，在美国中产阶级负债累累，不少的家庭已经破产，而穷人用高利贷的方式购买了住房，但是由于房价泡沫的破灭，导致房子被银行收回，自己无家可归；在日本中产阶级社会解体，国家债务缠身，难度这就是我们所期待出现的社会现象的吗？这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吗？
　　3、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倒退
　　一百五十年前，当时大英帝国还称霸于世界贸易体系的时候，中国无意中成了当时世界贸易的最大受益者，因为中国的陶瓷、丝绸、茶叶在西方太畅销了，这时英国人开始想一些歪点子，那就是进行鸦片贸易，而等中国开始禁止鸦片贸易的时候，战争也就开始了。现在这样情况又出现了，现在是美国掌握着世界贸易的秩序，在现在的贸易秩序中，中国再一次成为了最大的受益国，或是即将成为世界贸易的最大受益国，上次以鸦片战争收场，这次如何收场，还不知道，上次西方用坚船利炮来对付我们，这次是如何来对付我们，但无论如何我们应该做好准备。
　　4、城镇化和生产要素价格改革
　　国企改革所造成的问题刚刚消化完毕，住房、教育、医疗三大改革造成的社会问题尚未找到解决良策，义务教育回归到了公益，二次医疗能否成功，结果有待观察，民众普遍受到高房价的煎熬。而中国的城镇化推进和市场要素价格改革已经拉开了大幕，这两样改革是中国目前最突出的风险，去年一个自来水价格改革就激起社会如此的反弹，这两样改革如果不能处理好的话，对普通民众来说仍然是一场浩劫。
　　5、国内资产泡沫化
　　资产泡沫化是中国最大的风险所在，现在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中国的股市泡沫最终以崩盘结束，中国股市的崩盘之所以没有对中国产生太大的影响，主要是因为中国现在炒股的人还非常的少，因此股市崩盘波及面也小。现在最危险的是房地产泡沫，中国房地产泡沫之大，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年的日本，中国需要做的是引导房价合理回落，但无论如何，房地产对中国的危害已经形成，无论是让先前的买房者吃亏，还是后来的购房者接受高房价，中国总是会有一批人吃亏的。
　　6、外部金融攻击
　　近年来，中国一直将西方当成老师，可是老师欺负学生的情况，再次发生了，在中国的银行海外上市时，美国的投行拼命的贬值中国银行的价值，可他们自己却大幅购买我们的股票，结果中国损失巨大；华尔街将石油、铁矿石价格炒高后，骗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石油、铁矿石用户，签下带有对赌性质的套期保值合同，结果中国又亏了1000多亿元；另外中国购买黑石的股票等都大亏，中国在与海外金融公司打交道的时候，基本上是亏多赚少。当然现在中国尚未遇到像东南亚金融危机那样的金融大劫掠，况且东南亚金融危机有了前车之鉴，国家金融大鳄如果想对中国进行金融攻击，可能不再是以前的形式。比如2008年引诱中国签订套期保值合同则是国际金融攻击的一个新形式，在这种新形式面前，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根本就派不上用场，总之中国必须提高警惕，既要防止国际金融大鳄采用旧的方式对中国进行金融攻击，更要预想到新的金融攻击形式，比如套期保值这种对赌性质的金融攻击形式就让中国猝不及防，另外中国的外汇储备买了美国的国债，我们要防止他们在这方面玩出什么花样来。
　　7、居民储蓄持续走低
　　虽然我国的总储蓄率一直维持在高位，但我国的居民储蓄没有呈现出增长趋势，而很可能会出现下降趋势，首先随着买房、买车等信贷消费的扩张以及我国普通民生压力的不断加大，储蓄率很可能出现下降；其次随着各种金融产品的丰富，占储蓄大部分的富人将储蓄将更多的转变为金融资产，因此我国的居民储蓄从长期看，将呈现下降趋势，而中国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储蓄资金，如果储蓄资金下降，那么很可能影响到我们的投资规模，进而影响到经济的发展速度。
　　8、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力价格上升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大学生短缺，也曾出现过技工短缺，而现在的中国已经进入普工短缺的阶段，在此阶段，我国应该注重机械化、自动化技术的使用，而不是简单的放弃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机械化的深化和自动化技术的应用，完全可以将一些原本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改造为非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所以出现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大转移，是因为当时自动化技术还不完善，而现在自动化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像纺织行业就已经出现了自动化纺织机，这种新型机械在东莞大朗这个全国非常重要的纺织基地已经得到了应用，因此中国通过自动化的应用完全可以将一些原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留在中国。
　　中国出现了新的“脑体倒挂”，中国白领和大学生的劳动力价格增长缓慢，但是中国技工和普通的劳动力价格却上涨的非常快，中国普工的劳动力价格基本与大学生相当，而中国技工的劳动力价格已经略高于刚毕业的大学生，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工人的主流时，生产成本的升高必然会推动劳动力价格的升高。
　　9、公共部门追逐利益倾向
　　中国的资源型企业和我国的银行机构，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公共部门，比如中石油在国内赚了钱，然后大把的到国外去分红，这些分红都是国内人民的血汗钱，而中国的银行，不把钱贷给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而是去到国外购买一些债券。中国的储蓄总量是一定的，如果在国外多买些债券，那么用于国内建设的钱就会减少，中国现在有一种舆论思潮，就是将垄断行业开放给民营企业，笔者认为这种做法不妥当，中国的国企存在的垄断行业具有天然垄断的属性，无论是国有企业经营，还是民营企业经营都摆脱不了垄断，因此让国企企业回归公益才是正道。
　　很多人要求国有企业追求效率，但追求效率与追求利益是两回事。效率不好衡量，只能用盈利水平来衡量，因此现在的国企都被逼到了追求高盈利的道路上，结果是国企赢的越多，人民亏的就越多，国企和国有金融机构存在的意义，不是看其自身效率有过高，而是他的存在可以让全社会更有效率，资源部门和金融部门在整体经济中都是非常特殊的部门，严格说他们不属于实体经济，他们是与实体经济争利的部门。
　　10、老龄化
　　中国的老龄化也即将到来，但最重要的是中国有太多的老年人没有养老金，中国年轻人人既要养活自己，还有养活孩子、父母，可见他们的家庭负担将有多么的重，现在的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不一样，在农村生活成本非常的低，养老不是什么负担，而在城市养老则是非常大的负担，这点中国也应该早做打算。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保障中国经济安全运行的三个层次
中国经济总体上是安全的，但也面临着非常大的风险，这种风险也可能来自国家内部，也可能来自外部，但更多的是来自外部，因此我们不仅要有一定的风险防范意识，而且要掌握一定的应对经济风险的战略战术和增强我们的抗风险能力，笔者将保障中国经济安全所应该采取的措施分为三个层次：
　　表面层次 掌握经济战的战略战术
　　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增加，我们在商业、贸易、金融等领域的风险日益增加。对于一些跨国公司、国际金融机构，我们总是将他们看作“老师”，而他们则将我们看作是“养肥的牛羊”，等吃了大亏，我们又开始感叹为什么“老师总是欺负学生”。解放前是这样，改革开放后这样的悲剧又在上演，以银行海外上市为例子，我们请一些国际投行承销股票，而这些投行却频繁贬低中国银行，将中国银行说的一文不值，而他们则地价大量购买中国银行的股票，这样的例子还有套期保值业务，国企好像是保值，实际上是落入了人家的圈套。
　　中国现在是世界金融战的最大受害国，我们在银行海外上市、国企海外上市，对外投资，次债危机和华尔街金融危机、国际资源价格大涨价等事件中都损失巨大，这些损失都是真金白银，都是人民的血汗，只是这种损失比较隐蔽，而不容易察觉，而且损失的直接受害者以国家和以企业为单位，普通民众只是间接受害者。中国现在也有不少人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但是有实战经验的人还比较少。
　　中等层次 实行经济的稳健增长
　　1、对内有储蓄
　　储蓄是经济发展最宝贵的资源，企业进行投资的资金大部分都要靠银行贷款，而储蓄的规模也就决定了贷款的规模，日本、亚洲四小龙都是在国内高储蓄率的支撑下发展起来的。
　　美国在1927年以前的大发展时期国内的储蓄率也是非常高的，自从1927年分期付款的信贷消费风行之后，美国的储蓄率开始下降，紧接着爆发了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一直到二战爆发才走出经济萧条。上世纪70年代，美国产生了严重的经济滞涨，里采取了提高利率，以鼓励储蓄和投资的经济政策，才使美国走出了滞涨的泥潭。而小布什上台后，奉行长期的低利率政策，重消费、轻投资的经济政策，结果又爆发了经济危机，我们盘点一下美国的经济发展史就可以看到，只要一走上低储蓄、高消费的道路就必须导致经济危机，而要摆脱经济危机就必须要靠鼓励储蓄和投资。
　　其次拉美和亚洲四小虎在发展过程中之所以出现问题，就是国内储蓄不能支持其经济投资，而不得不大举外债，最后导致经济崩盘。
　　2、贸易顺差，有一定的外汇储备
　　足够的外汇储备是保证国家经济安全所必须的，而外汇储备的来源主要由贸易顺差和海外投资，国家的外汇储备必须依靠贸易顺差，靠海外投资是靠不住的，阿根廷和亚洲四小虎在发展过程中，就出现了贸易逆差，在出现贸易逆差的时候，他们不但没有采取加强出口的措施，反而靠提高利率吸引海外投资来获得外汇储备，而这样无异于饮鸩止渴，最后经济崩盘。美国这次的华尔街金融危机如此严重，其实与其长期的贸易逆差也有关系。
　　3、制造业发达
　　制造业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体现，上世纪日本股市和房市都经过剧烈的泡沫破裂，但没有酿成非常严重的金融危机，也没有发展成经济危机，关键就是日本的制造业比较发达，而美国的一个小小的次贷危机就一发不可收拾，关键就是美国的制造业已经空心化，而金融危机期间破产的希腊、冰岛这些国家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制造业，冰岛主要是金融服务业，而希腊主要靠旅游业和航运业， 因此这些国家在抵御经济危机时就显得非常脆弱。
　　4、财政无赤字或是赤字在可控制之内
　　经济存在一定的周期，如果政府长期的赤字，一旦遇到经济危机，这种赤字就将无法维持下去，而经济危机时反而是需要政府加大投入的时候，因此政府在经济比较好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削减政府赤字，经济繁荣的时候储备下“弹药”，经济危机时，才可以用上。
　　根本层次 缩小贫富差距 让人民生活有保障
　　经济周期不可避免，而经济周期又不可避免的会影响到民众的生活，如果这个经济体中，民众的生存成本比较低，而且贫富差距小，民众生活有保障，那么那可以抵御经济危险，越是经济危机时，越能显示出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性，笔者一直认为贫富差距大、生存成本过高和生活没保障是民生的三大难题，改善民生也是应该从这三方面下手。
　　1、堵塞财富非正常转移的渠道
　　关于财富非常转移的问题，笔者将职业投机客、政府及企业内的贪污受贿者、非法及不道德的商业行为、黑社会及*业、不受约束的高管薪酬称为“新五蠹”，这些人或行为时造成当前中国贫富分化的根源所在，我们要想缩小贫富差距就应该从这些方面下手。
　　2、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
　　民生感觉生活艰难，归根结底是民众生存成本太高的问题，在前面章节中，笔者提出了建设“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一些看法和建议，如果这些可以做到，民众生存成本过高的问题就可以解决。
　　3、建立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
　　发达国家一般都有一定的社会保障体系，而社会保障体系也是抵御市场经济的无序性及不稳定性所必须的，我国现在的社会保障体系还相当的不完善，还有太大的完善空间，这方面应该成为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另外建立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就必须以高税收为依托，我国现在的税收不是高了而是低了，我国今后必须加大税收力度，以保障社保资金的来源。
　　税收是最能体现阶级性的，现在精英大多呼吁减税，而减税对经济没有任何好处，美国里根繁荣也不是因为实行了减税，而是提高利率，鼓励储蓄和投资，普通民众千万不能盲从于精英的减税主张，美国和西欧减税的结构就是中产阶级的解体和贫困人口的边缘化，而高税收的北欧则国家安定，人民安居乐业，这足以引起中国的注意。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建立国家战略委员会的建议
谁都知道战略的制定与实行非常的重要，其实有建立一些负责执行国家战略的机构也很重要。
　　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已经表明，任何一个经济体的成功崛起、任何一项重大技术的研究应用、任何一项重大工程项目的完成都脱离不了国家的力量、古代是这样，现代是这样；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社会主义是这样；发达国家是这样，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
　　笔者主张成立一些高级委员会，负责中国战略政策的实施，因为在政府的工作中、往往存在着这样一些事项，它们具有以下特点：
　　1、这些事情关系到国家的长期利益，实施起来靠一个部门很难完，需要多个公权力部门的支持配合；
　　2、这些事项要做成需要长期的实验探索且不容易以固定政策的形式出现；
　　3、这些事项需要专人长时间付出非常大的心血，成功失败很难预测。
　　这些项目就适合交给国家战略委员会来做，这些项目的实行与修建基础设施不同，不是靠钱堆出来的，甚至不需要花多少钱、主要靠人的心血的投入。
　　任何一个国家部委都可以提出一些关系国家战略的项目交给国家战略委员会来做。任何项目都必须由一些可靠的人来执行，笔者认为这些委员会的主任应该由一些德高望重的退休老干部担任，退休老干部可以利用自己的威望、能力和人脉关系为这些项目的执行提供保证，效果比一些具体部门来执行效果更好。这个委员会应该比国家部委要高一个级别，因为他很多方面需要国家各部委的配合。这些项目设立的越细、越具体才好。
　　以下是笔者粗略梳理的一些战略项目：
　　1、沙漠治理与利用
　　2、新能源开发与应用
　　3、中西医结合治疗疾病研究与实践
　　4、用最少药量及最少费用治疗疾病研究
　　5、城市弱势群体扶助
　　6、国家最贫困地区脱贫
　　7、大飞机项目
　　8、龙芯项目
　　9、物联网项目
　　10、劳动生产率提高
　　11、如何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的生存成本
　　12、电动汽车项目
　　13、打黑除恶
　　14、最新信息技术研究
　　15、最新生物技术研究
　　16、国际优秀经验的汇总与借鉴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中国学者的强国之策分析
对当前中国的形势，很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及建议，笔者现在将这些最具代表性的主张收录如下，并进行分析，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学者的爱国心和社会责任感都是相同的，他们所不同的是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而已。
　　1、*的强国之策 ： 产业链整合建议
　　代表作品 《*说 ：谁来拯救中国经济》
　　产业链理论内容：
　　郎教授将产业链分为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产品制造、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七个环节，他的理由当今是产业链竞争时代，中国只负责产业链中的制造环节却只拿到一丁点利润，还导致环境污染，剥削劳工等问题，其他利润全被欧美国家拿走，所以中国越制造，美国越富裕。“6+1”理论：“中国企业在应对外部竞争中仅仅占据了生产这个“1”的环节，利润少得可怜。”整个产业链的“6”——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以及终端销售，这6大块能创造的价值是90%。 因此中国大学生就业难、中国经济发展不好等一系列现象都由此产生，笔者虽然赞同郎教授的产业链扩展理论，但笔者还是有些不同意见。
　　产业链理论评析
　　第一、笔者一直认为三流的教授看不懂金融，二流的教授鼓吹金融，只有一流的教授才会提醒我们金融业的风险，从这个角度来看，*教授绝对是一流的教授。郎教授是世界级的金融专家，也曾在世界上最好的商学院之一沃顿商学院教书，他的学生大部分大部分在华尔街发财，他却一直呼吁中国重视制造业，与极个别盲目鼓吹金融万能论的学者形成了鲜明对比，作为金融学教授却将强国之路放到发展制造业上，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第二、笔者认为郎教授的产业链理论比“产业升级”的说法更加准确，因为现在中国大部分产业都有，只是产业链不完善而已。世界分工以前是按行业进行分工，那时提出产业升级是非常正确的，而现在的世界分工已经不是按行业进行分工，而是按产业链进行分工，因此提出产业链整合更加合适。
　　第三，郎教授提出的产业链理论主要在对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外贸企业进行总结提出的，首先中国确实是个出口大国，但是在中国的总产出中，出口也就占到20%多，中国的主要产出还是在国内销售，因此对于那些在国内销售的企业来说，郎教授的国际产业链理论也就是失去了效用。对于那些在国内销售的产品，中国以上七个环节除了产品设计环节中国比较欠缺外，其他环节中国基本上都基本上掌握，实际情况也并没有郎教授说的那么严重。
　　第四、对于那些外贸型企业，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等环节中国人要想掌控非常的困难，并且必要性也不大，对于那些销售到国外的产品我们即使不掌握也是情有可原的，我们的商品销售到美国，在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环节我们就是不掌握也没什么，毕竟我们对销售地的情况不了解，如果中国的玩具厂商如果在美国建立自己的渠道，再由中国人去进行管理，这根本就不现实。笔者认为现在产业链中最重要的就是研发和核心零部件，在这点上中国早就提出了自主创新的问题。
　　2、时寒冰的强国之策： 扩大内需建议
　　代表作品 《中国怎么办》
　　扩大内需理论内容
　　时寒冰在其《中国怎么办》一书中指出，要实现国富民强就必须启动内需，对于影响中国启动内需的因素时寒冰列出了三个，分别是：第一，在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机制中，财富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公众收入较低，第二，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公共产品的市场化倾向蚕食了民众的消费能力。 第三，行政管理支出增长过快，挤压了公共产品领域的财政投入。
　　在此基础上时寒冰提出了三条建议， 第一，增加民众的可支配收入，他主张要实现民富，就应该减税方面做文章，而减税本身就可以促进社会投资，增加就业机会。 第二，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 社会保障机制包括三个层次：一是直接面向贫困或低收入阶层的各种社会救助制度；二是面向劳动者的各项社会保险制度；三是各种社会福利制度。第三，削减政府的行政管理支出，为社会保障节约出更多的资金，另外时寒冰还提出来用惩罚性损害赔偿为内需护航的建议。
　　扩大内需理论评析
　　第一、笔者认为中国内需不足就是个十足的伪命题。中国不存在内需不足的问题，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90%都是靠内需拉动的。怎么能说中国内需不足呢，有人喜欢用产能过剩来反证中国的内需不足，笔者早已指出，中国的产能过剩是结构性过剩，而非整体性过剩，比如中国生产的鞋、玩具，无论如何扩大内需也是消耗不掉的，而在资源、能源、高科技产品方面中国产能严重不足，需要大量进口，因此中国内需不足的说法根本就站不住脚。
　　第二、关于削减政府行政支出的问题，笔者认为削减政府支出不能光靠硬性压缩，而应该从根本上采取措施，比如在北欧总统出门都不用带保镖，在其他国家怎么可以做的到？中国只要实现了民生有保障，行政管理费用就会大大降低，现在幼儿园、小学都开始配备警察，这是多大的开支，以前这都没必要的，中国极端事件增多都是民生艰难所致。
　　第三、时寒冰的强国之策有一个矛盾那就是减税与完善社会保障机制，要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就必须加大税收，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与减税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美国的里根和小布什减税也是以削减公共支出为代价的，比如美国的次债危机从根本上说就是小布什削减政府在公共住房方面的开支造成的，因此完善社保制度非常必要，但减税在中国不可行。
　　3、叶檀的强国之策 ：内生市场化建议
　　代表作品《拿什么拯救中国经济》
　　内生性的市场经济的主要内容：
　　叶檀在其《拿什么拯救中国经济》一书中，指出中国应该将内生性的市场化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这与其一直以“坚定的市场主义者”自居是一致的，在中国与叶檀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张维迎、许小年等，张维迎在其《把脉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一文中也表示，未来中国能不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取决于是不是把市场化改革进行到底。所谓市场化改革，就是价格自由化、企业民营化、地方分权化、开放和全球化。与这些口碑不好的极端市场主义者相比，叶檀属于温和派，因此她也素有民间威望。
　　叶檀的内生性市场化建议包括：
　　1、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叶檀在书中指出：建立内需市场，畅通而公平的物流是重中之重，国内统一的市场需要统一的制度，需要改变内销产品的小规模零售渠道，需要快捷的司法救济，需要能够破除地方利益的至高权力。
　　2、将“非公经济三十六条”落到实处，在各个行业真正对民营经济进行市场准入；其次，把政府的财税收入压缩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提高居民与企业的收入，使民间投资与收入增长形成良性循环。
　　3、加强劳工保障和限制高管薪酬。
　　叶檀内生性市场化建议评析
　　第一、笔者一直对民营经济进入垄断领域持谨慎态度，因为垄断领域都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部门，这些从本质上说，就不应该成为盈利性部门，而应该成为公益性部门，而民营部分进入这些领域无非是为了追求高盈利，国有企业存在的意义不在于自身其效率的高低，而是他们的存在能够使全社会更有效率。华尔街金融危机显示的是国家重要经济部门被私人控制的危险，山西煤老板在促进山西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太多的生态灾难和人员伤亡，这些都是教训。
　　第二、这些部门的垄断性是天然造成的，而非人为造成的，比如铁路、城市供水等，无论是实行国营还是民营都不能改变其垄断性质，民营的进入只是由原来的国家垄断变成了私人垄断，比如很多地方在引入外资水务企业后，不但自来水价格没有降低，反而升高，民营企业同外资企业一样要求的是*裸的盈利，如果让民营经济进入后，只能分享高利润，无非是中国多诞生几个电信大亨、传媒大亨、石油大亨罢了。
　　第三，中国建立完善的市场秩序，笔者没有异议，但笔者认为这不能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产生太大的推动作用，因为无论是什么样的销售市场总有游戏规则的适应者，中国的总需求并不会因为市场销售模式而有所减少，决定总需求的只是民众的收入水平，而决定民众收入水平的是劳动生存率，没有劳动生存率的根本改善，中国的总需求也就不可能扩大，因此完善市场秩序，改变商品销售模式对于从根本上提高国内需求是没有意义的。
　　4、陈志武的强国之策 消费驱动型经济模式和大力发展金融的建议
　　代表作品《金融的逻辑》
　　1、通过发展金融实现民众的信贷消费；
　　2、通过政治改革实现赤字财政；
　　陈志武的发展金融建议分析
　　第一：关于信贷消费，陈志武在书中没有任何理论性论述，而是盲目的将美国的成功看做是信贷消费的成功，但陈志武回避的是美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三次大的危机都是信贷消费有关。
　　第二，在政治上，陈志武将发行国债看做国家富强的原因，而陈志武不是在鼓吹发展金融，而是在鼓吹政治改革，最后图穷匕首现还是政治改革，其他人提出政治改革会找一些自由、*等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陈志武竟然为了让政府实行赤字财政进行改革。简直荒唐之极。为了实现一个小的错误，去犯更大的错误。
　　5、笔者的强国之策
　　1、提高劳动生产率，从根本上提高民众收入。
　　2、严打“新五蠹”，堵住财富非正常转移的渠道。
　　3、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 ，降低民众的生存压力。
　　4、完善征税制度，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如果要问，在中国的舆论界哪个词最火，最容易博得掌声，笔者认为是“藏富于民”，大部分学者，各个派别都在用这个词，笔者不认同这个词，藏富于民只是将国家财富分给民众，中国现在富吗？中国的人均GDP在世界上仍然排在100多位，仍然属于穷国，中国更应该“创富于民”和“均富于民”，“创富于民”就是通过提高劳动生存率从根本上提高民众的收入，而“均富于民”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就是通过对“新五蠹”的打击，堵住财富非常转移的渠道，从而缩小贫富差距。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本书之见（1）
1、针对中西文明的交流问题，笔者指出中华文明影响西方文明是历史的主流，而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反影响则是历史的回流，中国先是西方的老师，后是西方的学生。中华文明对西方的影响最具实质性意义的主要为四个方面：人文社会的形成、民族国家结构的建立、现代文官制度的制定和西方经济思想的产生，这四方面帮助西方国家走出了中世纪的阴霾，构成了现代思想文明的基石。
　　2、针对中国的近现代历史，笔者提出了根据发展战略的不同将中国的近现代分成“洋务运动时代”、“革命与战乱时代”、“毛泽东时代”“比较优势战略时代”和“自主创新时代”五个阶段的看法。
　　3、针对中国发展道路问题，笔者指出辛亥革命至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的战乱让中国错过了第二次世界科技革命的良机，而改革开放后实行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又使中国错失了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良机。如果我国错过第二次世界工业革命是迫不得已的话，那么我国对于第三次世界工业革命则是主动放弃的。
　　4、针对中国发展模式的真论问题，笔者指出“制度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是近现代历史上对中国伤害最大的两大思潮，而*主义所主张的“生产力决定论”并没有过时。
　　5、针对创新问题，笔者指出创新就是要争第一，因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所诞生的产品都是硬件和软件的结合，再靠模仿已经不可能获得技术，唯有自主创新一条路，而专利保护制度已经使工业竞争成为了只有第一，没有第二的时代。
　　6、针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区别，笔者指出计划经济“养懒人”，市场经济“养坏人”，坏人对经济的危害比懒人要大的多，华尔街金融危机就清楚的说明了这一点。
　　7、针对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商业根源，笔者提出“高利贷”是导致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商业根源。
　　8、针对华尔街危机的政治根源，笔者指出是华尔街高盛与雷曼兄弟之间的内讧导致次债危机演变成了金融危机。
　　9、针对华尔街危机的学术根源，笔者提出新自由主义是导致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学术根源，早期的新自由主义重视生产，鼓励储蓄和投资，而后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重视消费；鼓吹信贷消费和资产投机，这导致了华尔街金融危机的爆发。
　　10、针对华尔街危机的技术根源，笔者指出表面上是李祥林的数学公示摧毁了华尔街，但经济学的数学化，经济学过度的引入数学模型导致经济研究偏离现实才是最根本原因。
　　11、针对华尔街危机的社会原因，笔者指出私人资本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和公共权力的私有化是导致导致华尔街金融危机的社会原因。
　　12、对于里根经济模式，笔者指出，里根经济政策中的提高利率，刺激企业投资政策导致了里根时代经济恢复繁荣，而其减税政策只是导致了美国中产阶级社会的消失，对刺激经济作用不大。而后人总是看到了其减税政策而忽略了其提高利率、鼓励储蓄和投资的一面。
　　13、针对里根的成功与小布什的失败，笔者指出二人经济政策最大的区别就是里根鼓励储蓄和投资，而布什鼓励信贷和消费，政府如果鼓励储蓄和投资，则国家发展后劲十足，而如果鼓励借贷和消费，则遗患无穷。
　　14、针对低利率政策的危害，笔者指出，低利率政策一般只会导致过度消费与资产投机，而不会刺激到企业投资。
　　15、对于世界经济败局问题，笔者指出这些经济败局表面上是政党分赃制造成的，实际上是缺乏学术上的独立型造成的。
　　16、针对美国经济败局问题，笔者指出美国经济已经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了三次，这块石头就是高消费。美国摔的这三跤分别是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七十年代的经济滞涨以及本次的华尔街金融危机，这几次危机的形式虽然不太一样，但其实质是相同的。
　　17、针对政党分赃制下的“政客经济”，笔者指出“政客经济”都有着相同的癖好，那就是喜欢靠举债发展经济，喜欢高汇率，喜欢享受泡沫式繁荣和不重视劳动生存率的提高。
　　18、针对企业经营问题，笔者指出营销上的品牌迷信和在管理上的职业经理人崇拜，是企业家最容易犯的错误。
　　19、对于科龙的失败，笔者指出科龙的营销迷信是导致科龙出现一系列问题的根本原因。
　　20、针对中国战胜经济危机的问题，笔者指出这是因为中国“有钱”，这里的中国“有钱”，不是指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也不是指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而是指中国银行里的50多万亿储蓄存款。
　　21、对于如何应对经济风险的问题，笔者指出：高储蓄率是保证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条件，合理的存贷比控制则是保证国家可以成功应对经济危机的条件。
　　22、针对国际金融战的最新形势，笔者指出金融劫掠已经从硬碰硬的货币战争转向为智慧的较量，比如本次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国企与美国投行签订带有对赌性质的套期保值合同就是明显的例子，这时即使有足够的外汇储备也用不上。
　　23、针对中国论需不足的论调，笔者指出目前中国投资和消费基本上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5%左右，这两部分合起来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90%，也就是我们国民生产总值的90%都是由内需拉动的，笔者认为这一比例并不算低。
　　24、针对如何扩大内需问题，笔者指出真正的扩大内需应该是建立在民众收入增长和社会贫富差距缩小之上，这才是扩大内需的根本之道，而民众收入增长归根结底需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贫富差距的缩小则需要完善法律体系，规范各种非法及不道德收入，只有这些做好了，中国的内需才会真正的旺盛起来。
　　25、针对中国储蓄率上升问题，笔者指出中国的贫富分化也是导致储蓄率升高的原因，贫富分化将财富向富人集中，如果这些钱掌握在穷人手里，则可以形成消费，而如果掌握在富人手里，那大部分形成储蓄和投机。
　　26、针对中国人不消费的说法，笔者指出住房消费是中国民众最大的消费，而国家统计局在进行统计时，住房支出不计入消费，而是计入投资，这是导致中国消费低的头号原因，中国不是消费低，而是消费的统计数据低，中国的消费统计数据，根本就不能真实的反映中国的消费水平，破解消费难题，本身就是个伪命题。
　　27、针对有人提出将银行储蓄转变为消费的建议，笔者指出中国银行里的储蓄绝大部分是企业储蓄、政府储蓄和民众中富人的储蓄，而非穷人的储蓄，而富人是没有消费倾向的，而穷人有消费欲望却没有钱进行消费，因此有人提出将中国人的储蓄变成消费的说法，是现实中是行不通的。
　　28、针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笔者指出我国学者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将宏观经济学的一些主张当成了提升GDP的方法，也就是将药品当成了营养品来吃，任何宏观经济政策都是“一药三分毒”，长期实行就会扭曲经济结构。
　　29、针对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笔者指出中国存在结构性的产能过剩，但不存在整体性的产能过剩，因此，那些利用产能过剩来反证中国内需不足的的观点是绝对错误的。
　　30、针对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笔者指出经济的增长归根结底是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我们必须将提升劳动生产率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劳动生产率是经济之本，其余全是末，如果从其他的方面抓经济，都是舍本求末。
　　31、针对劳动报酬占比过低的问题，笔者提出中国经济从国有企业为主向以民营经济为主的经济转轨改制才是造成劳动报酬占比不断下降的原因，而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现状和资源能源不能实现自己以及中国对国际产业链缺乏控制才是劳动报酬占比低水平徘徊的直接原因。
　　32、对于如何看待传统产业问题，笔者指出没有传统产业，只有传统产品，传统产业仍然是一座可以进行充分挖掘的富矿，可以从提升劳动生存率的角度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
　　33、针对劳动生存率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笔者指出GDP的增长归根结底要靠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我国目前的人均GDP为4000美元左右，如果我们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来看，我们只要将现在的劳动生产率整体提升五倍，就可以达到人均GDP两万美元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34、针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笔者指出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应该从依靠“提高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来提高劳动生存率，转变到依靠“提高生产的机械化水平和自动化水平”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才是真正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35、针对大学生就业问题，笔者不赞同*的产业链理论对大学生失业的解释，，*认为中国应该发展除制造外的其他产业环节才可以提高大学生就业水平，笔者认为其他产业环节对大学生的需求也不是那么多，比如订单处理、物流运输、批发、零售等环节都不需要太多的大学生，中国大学生就业的出路仍然在制造环节，制造不是不需要大学生，而是中国现在这种手工式制造业不需要大学生，如果中国制造转向自动化制造、高科技制造也是需要大学生的，比如日本制造、德国制造都为大学生提供了很多的就业岗位，这才是中国解决大学生就业的根本。
　　36、针对传统产业的比例问题，笔者指出如果我们以2000年为对比时间点，那么至少85%的产业属于所谓的传统产业。我国政府规划到2020年，六大新兴战略产业所产生的GDP要占到总GDP的20%，如果从另一角度进行解读，即十年后传统产业占GDP的比重仍然高达80%。新兴产业的增长主要依靠产品创新，而传统行业更多是靠技术改造。
　　37、针对自动化行业的重要性，笔者指出发展工业自动化，是提升国家整体国力的主要手段，日本和德国的经济起飞，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国对自动化也开始有所重视，在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有两大产业振兴规划明确提到了自动化产业，因为自动化产业在我国既属于装备制造业，又属于电子信息产业，还属于国家最新提出的六大新兴战略产业之一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因为自动化检测及控制设备的生产属于装备制造业，而自动技术本省属于电子信息技术的重要一支，而将自动化技术用于对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又属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
　　38、针对自动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笔者指出：如果说工业是撬动中国经济的杠杆的话，那么自动化产业就这个杠杆的支点。
　　39、针对自动化应有带来的就业人口减少问题，笔者主张应该通过缩短工人的劳动时间来解决。
　　40、针对中国的产业危机问题，笔者指出我国的三峡工程、西电东送、南水北调、青藏铁路，新北京十大建筑、新能源汽车等等国家战略性大项目的核心订单基本上的都被外国公司占领了，这些公司在中国赚的钱要远远大于纺织、玩具、消费电子这些产业在中国赚的钱，他们属于“闷声发大财”。耐克、阿迪达斯这些企业被看作是对中国进行产业链剥削的典型代表，而耐克和阿迪达斯在中国的销售额为70-80亿元人民币左右，这还占不到国际自动化巨头在中国销售额的一个零头，因此我们最大的产业危机并不是耐克、阿迪达斯为代表的纺织行业、更不是以芭比娃娃为代表的玩具行业，而是在自动化行业。
　　41、针对世界所处的时代，笔者指出现在世界早已经进入了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这是继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之后，资本主义发展出的又一新阶段。我们需要马上将思维更新到这个金融资本主义的新时代。我国政府一直主张“与时俱进”，而现在的“时”就是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最根本的问题。
　　42、对于各个经济时代的不同特点，笔者指出自由资本主义是唯利是图者控制的经济，他们的行为往往与贪婪等词汇联系在一起，而垄断资本主义是由野心家控制的经济，他们的行为往往与操纵、阴谋等词汇联系在一起，金融资本主义完全是由赌徒控制的经济，他们的行为往往与豪赌、对赌、席卷、大鳄等词汇联系在一起。
　　43、针对宏观调控，笔者指出央行最大的任务是应对经济周期，而非应对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
　　45、针对金融时代的经济管理，笔者指出反投机炒作也要靠立法。
　　46、针对国进民退的问题，笔者指出金融改革才是造成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根本原因，提出中国不能太刻意追求坏账率的降低。国有企业和金融部门应该回归公益。
　　47、、针对央行的商业角色，笔者指出，央行就相当于“典当行”，央行这个“典当行”做的是赔本买卖。
　　48、针对2007年的股市泡沫问题，现在大家都接受了*制造业恶化导致了股市泡沫，笔者认为是股市投机占用了大量的资金，导致中小企业融资难，从而大量破产，而破产企业的破产。
　　49、针对国有企业，笔者指出国有企业的存在不能看其本身效率的高低，国有企业存在有着其战略意义，国有企业存在的意义不在于让自己更有效率，而是通过自己的存在让国家的整体经济更有效率。
　　50、针对国家商战问题，笔者指出康有为在《上清帝书》中“以兵灭国，国亡而民存，以商灭国，民亡而国随”，这句话真正的点透了商战的要害。　
　　51、针对中国主要矛盾，笔者指出中国现在的主要矛盾，不是“国富民穷”的矛盾，“民穷”的说法也不准确，现在中国有钱人多的是，中国很多人拥有多套住房，中国是世界奢侈品大国，怎么能说中国“民穷”呢，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贫富分化”，中国并不存在普遍的民穷，中国穷的只是最普通民众，“民穷”与“贫富分化”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
　　52、针对中国的贫富分化问题，笔者指出中国贫富分化最大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存在着巨大的财富非正常转移，这是导致中国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这才是中国最应该警惕并进行彻底治理的。职业投机客、政府及企业内的贪污受贿者、非法及不道德的商业行为、黑社会及*业、不受约束的高管薪酬，这些人或行为是造成当前中国贫富分化的根源所在，是当今中国的“新五蠹”。
　　53、针对“新五蠹，的危险性，笔者指出新五蠹积累了巨额的财富，而他们又利于这些财富疯狂投机，导致了中国经济的不稳定及泡沫化，这些成本最终都转嫁到普通民众身上，这已经形成恶性循环，对于一个和谐、平衡的生态系统中，不同群体的利益都可以兼顾，而一旦这种平衡被破坏，强势集团就会疯狂的瓜分社会资源，而弱势群体占有社会资源就会越来越少，这样经济生态平衡破坏到一定程度就会以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
　　54、针对藏富于民的问题，笔者提出，政府与民众的矛盾不是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中国应该“创富与民”和“均富于民”，“创富于民”就是提高劳动生存率，从根本上提高民众的收入，而“均富于民”就是严打“新五蠹”缩小社会的贫富分化。
　　55、针对中产阶级社会，笔者指出美国和西欧的减税政策导致了中产阶级社会的崩溃，日本企业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制度的的消失导致了日本中产阶级社会的崩溃，现在世界上仍然存在的中国阶级社会模式只有北欧模式和新加坡模式。
　　56、针对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的关系笔者指出，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是改善民生，但由于市场经济的无序性，经济发展并不一定能带来民生的改善。中国国学者，对民生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的忽视甚至是漠视，则是对全社会最大的亏欠。
　　57、.针对社会制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笔者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大规模人口迁徙，生存环境因素最重要。中国人口大迁徙主要是从寒冷的北方迁往温暖的南方，特别比如江西南部、福建、广东等地区。
　　58、针对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与福利社会的关系，笔者指出“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并不反对和排斥福利社会，也不是福利社会的替代方案，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与福利社会模式可以互为补充。
　　59、、针对福利社会与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区别，笔者指出福利社会相当于将一样东西送给你，而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则是打五折后卖给你，因此“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不存在施舍的问题，也就从根本上不存在“养懒汉”的嫌疑。
　　60、对于住房保障问题，笔者指出住房是最大的民生，笔者主张以居住面积来划分政府与市场。
　　61、针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势，笔者指出，中国即将跨过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持平的临界点，过了这个临界点，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差距也就从“不断拉大”转变到“不断缩小”，这是中国赶超美国的真正开始，中国经济也即将进入高速增长期。
　　62、针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政治优势笔者指出，中国政治体制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两点，首先中国政府中没有政党争斗，没有以短期利益为目标的选举操弄，内耗少，政策连续性好， 其次中国这种“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管理体制对发展经济相当有利，中国的政治集权可以保证中国实行统一的经济发展规划，经济分权又极大了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63、针对中国的对外贸易问题，笔者认为随着中国劳动力价格的上升，中国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可能下降，以及中国对海外资源需求的依赖度增大，这两个方面同时作用，中国很可能出现贸易逆差，中国应该尽量避免这一局面。美国人将自己的剩余收入购买了证券资产，而中国人将这些钱存到了银行，这也就是中国人储蓄率高、美国人储蓄率低的最根本性原因，而中国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在解释中国的高储蓄和美国的低储蓄时时，都忽略了这一点。

本书的10大主张——如何做最好的中国
本书的10大主张——如何做最好的中国
　　学者在对政府的政策或是别人的理论进行批评时，常常被人问道：“你的主张在哪里”？笔者写这本书虽然是在介绍中国面临的大形势，但目的还是提出自己的观点与主张，下面笔者就将本书的主张做一下简单的汇总。
　　1、在经济发展上，笔者提出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上升到国家战略，目前自动化技术是提高劳动生存率最有效的方法，
　　2、对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管理问题，笔者提出将反投机看做经济管理的重点，中国可以考虑制度《反投机法》，像保护知识产权和反垄断一样反投机。
　　3、针对中国的贫富分化问题，笔者将职业投机者、企业和政府里的贪污受贿者、非法及不道德的商业行为黑社会、*业归为“新五蠹”，他们导致中国财富发生非正常转移，中国缩小贫富分化应该从打击“新五蠹入手”。
　　4、对与民生保障问题，笔者主张实行“福利社会”和“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双轮驱动，才可以实现民众的幸福。
　　5、针对房地产问题，笔者主张将住房保障由“按收入”进行保障转变为“按面积”进行保障。
　　6、针对经济生活中的管理混乱、民众利益得不到保障问题，笔者主张加强行业商协会的行业管理职能
　　7、成立国家战略委员会的建议
　　8、将“民间疾苦教育”纳入官员教育的范围
　　9、设立中国慈善日

本书后记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笔者最喜欢的一句话。
　　偌大的中国，那么多经济学家，大多都没有工科教育的背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生产力是怎么进步的，他们分析经济只是从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或是从国有、民营，或是从传统产业、新兴产业等的角度分析，其实经济在量变的同时更需要质变，而经济的质变则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
　　笔者不认为自己的思想很高深，笔者只是讲了一些常识而已，但是笔者认为自己讲的这些东西对中国是有价值的，因为中国的经济学家已经严重偏离了“常识”，中国的经济学家所宣扬的东西，严重的本末倒置，中国的经济思想急需回归常识，这个常识就是持续的提高劳动劳动生产率、严厉打击投机等新五蠹对社会造成的财富转移，努力降低民众的生活成本、为民众提供有保障的生活等。　　　　　　　　
　　本书中的观点主张，凭的是笔者长期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史及对中国现实发展情况的深入研究得出的一些意见，经过若干的时间后，可能会推翻一些观点，但我相信有部分是值得参考的。不同的国家或者发展历史不同、或者自然条件各异，或者文化风俗有别，但对发展经济来说更多的是相同之处，比如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利用世界科技革命的成果持续的改善劳动生产率；国家利用产业政策、财税政策对经济进行适度的干预；为民众提供有保障的生活等。
　　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潮已经势不可挡的奔涌开来，中国目前要做的就是把握他的趋势，引导他的流向，防止他冲破堤岸，笔者提出的高“劳动生产率型经济”就是让这股潮流不减退，可以持续下去，而“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构想则是为这股潮流筑起坚实的堤岸。
　　另外笔者将本书定名为《中国大形势》，本书主要讲述的是中国的经济及民生形势，一本书难以涵盖太多的内容，笔者的研究范围也有限，如果读者想了解中国的国家军事形势可以看看戴旭的《中国国际形势》，他主要是从政治及军事角度来讲，也就是戴旭主要关注中国的外患，而笔者主要关注的是中国的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