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式鲜肉月饼的视频:《国学大师之死》

　　国学班开办、国学大师开评、国学短信开通、国学博客开放……“国学”成了眼下的热门词汇，从中我们看到了国学复兴的曙光。《国学大师之死》以通俗的语言再现了国学大师的死亡情形及其死后哀荣，书中还勾勒了这些大师的国学成就，并将之与历史、社会状况相结合，展现他们在时代大变局中所作出的人生选择，刻画出不一样的人生历程。

　　▲康有为晚年生活奢侈，有别墅三处、妻妾五房和未婚子女六个，每月总开支两千银元左右(约人民币八万元)。图为康有为七十大寿时在“游存庐”别墅与家人合影。

　　▲在王国维(图左)一生中，罗振玉(图右)起着重要作用，是王的精神导师和“命运引领者”。

　　▲1917年，胡适与没有任何感情基础的江冬秀完婚，在“悍妻”的“淫威”下，不情愿地与这个小脚太太走完一生。图为胡适一家。

　　▲章太炎一生行为怪癖，续弦的标准之一是“女方必须是湖北人”，十年后偶遇汤国梨。图为章太炎与汤国梨婚礼场面。

　　七窍流血猝死青岛
　　1927年3月18日，康有为从上海搭船赴青岛。
　　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他回味着10天前的七十大寿。
　　寿筵前一天，溥仪派人送来了亲手书写的“岳峙渊清”匾额和一柄玉如意作为贺礼。这让康有为受宠若惊，居然重整前清官服，遥拜天恩，全然不管大清帝国的皇权已经消失了16年。叩拜完毕，又挥笔写下一份“谢恩折”，由书记用小楷誊清，印了上千份，分赠前来祝寿的贺客——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以帝国贤臣的名义，给“皇上”写“奏折”。
　　然而，此时北伐军正浩浩荡荡进军上海，孙传芳连连败退，康有为十分慌张，想把全家转移到安全处去，躲避北伐军的锋芒，这才有了青岛之行。
　　到青岛后，康有为住在先前买下的“天游园”别墅。3月29日，他来到中山路上的粤菜馆英记酒楼，参加同乡宴。当他喝了一杯橙汁后，突然腹痛难忍，急忙回家。当夜呕吐不止，请了两位医生诊断，其中一位日本医生诊断为食物中毒。30日，呕吐了一夜的康有为感觉毒已清除，非常健谈，晚上照例夜观天象。可是观看了没多会儿，突然独自大呼：“完了，完了！”。到31日凌晨2时，他忽然对身边的人说：“中国我无立锥之地了，但我是不能死在外国的。”似有交代后事之意。5时许，康有为“七窍出血而死”。
　　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认为父亲是“被人在食物中投毒而导致死亡”。据康同璧的女儿罗仪凤的一份交代材料所记，康是被国民党下毒害死的，这种说法迄今未见任何其他史料记载，但因系康氏后人自述，值得重视并有待史家考证。
　　也有人说是慈禧太后生前所遣杀手下的毒。据说，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曾派出四个刺客出京刺杀康有为。其中一人叫巫仿，慈禧曾赐给他白银10万两，命他秘密出京，刺杀康有为，杀康之后，另有赏赐和晋封。此后的二三十年间，他一直在寻找机会刺杀康有为，终于在青岛成功。1904年，慈禧七十大寿之时，下诏赦免了一大批戊戌获罪人员，但不包括康、梁，可见他一直未被慈禧所原谅。但此种说法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康有为晚年支持清室复辟，戊戌变法时的恩怨已发生变化。
　　康有为的另一位女儿康同环对此两种说法都不赞同。她在《先父的墓碑》一文中这样写道：“康有为卒前挣扎痛苦，七窍都有血渍，当然是中毒的现象。不过所谓食物中毒，可能是英记酒楼的食品不洁所致，未必是因为政治斗争而牺牲的。”
　　近年来，出现了第四种说法。康有为是被日本人投毒害死的。据这位吕氏后人说，当时英记酒楼的同乡宴请，吕振文也在座。康有为喝下橙汁后腹疼不已，还是吕振文用马车将他送回寓所。直到几十年后，吕振文才向儿子透露了实情：他是从日本天皇身边的人那里得到的确切消息，康有为是被日本人毒死的。因为康有为始终不同意溥仪跟着日本人走，还曾一度与溥仪一起和天皇对抗。为此，日本人一直怀恨在心，终于置之死地。
　　王国维喧嚣身后事
　　王国维逝世当天，其外甥、清华研究院助教赵万里给在天津的罗振玉拍了电报：“师于今晨在颐和园自沉，乞代奏。”罗振玉与王国维是30多年的好友，而且是儿女亲家(王之长子潜明娶罗之第三女)，听闻噩耗甚为悲痛，准备亲来北京清华园吊唁，家人恐怕他来后时局有变故，极力阻拦。无奈，只好派其子赴京奔丧。电文中所谓“代奏”，是请罗向驻驾天津的溥仪报告死讯。
　　1927年6月7日，罗振玉据情上奏溥仪，并代递了一封遗折，这封遗折在当时掀起了轩然大波，人们对王国维的死因众说纷纭。其实这封遗折是罗振玉感念他与王国维的友谊，对于两人失和之事甚感愧疚，为了弥补自己的歉意，不惜冒着欺君的罪名为他谋求谥法，因此让他的第四个儿子模仿王国维的笔迹作了个“遗折”。
　　溥仪看过“遗折”后大受感动，发出一道上谕，说王国维“孤忠耿耿，深恻朕怀”，于是特“著加恩予谥忠悫”。派贝子溥伒当天前往祭奠，赏给陀罗经被和两千银圆治丧。几个月前，康有为猝死青岛，门生们曾向溥仪申请谥号“仁忠”，但遭拒绝。可见溥仪对王国维的“殉清”相当看重。
　　王国维的家人遵照他的遗命，于阴历五月十七日(公历6月16日)申刻卜吉营葬将灵柩下葬，墓地选在了清华园往东二里的七间房。
　　下葬当天下起了雨，道路非常泥泞。由于正值暑假期间，研究院很多学生都放假回家了，送葬的只有包括校长在内的几十人。
　　王国维遗书中，“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16字意味深长。
　　清代学术史的压阵大将
　　作为学问家的章太炎，无论是在思想史、学术史，还是文学史上，都是中流砥柱、一代宗师。其学问绝对配得上精深二字。那么，究竟精深到何种程度呢？我们不妨先来看几个故事。
　　戊戌政变后，章太炎寓居台湾，结识了一位记者李书，两人闲聊。章太炎问李几岁开始读书，李说大约20岁他才延师启蒙。章太炎听后连连摇头，嫌他读书太迟，并说自己六七岁开始读书，到20岁差不多已经读完了。李书颇为怀疑章还能记得多少，于是随便举出几则自己记得的经书来问，不待李书说完，章太炎就一字不漏作了答复，甚至连哪一句在哪部书的第几页都说得清清楚楚。
　　1904年，《訄书》修订本在日本出版后，古奥的文辞令不少人望而却步。连他的弟子鲁迅也说“读不断”、“看不懂”。
　　章太炎有三个女儿，他为女儿起名：(四个工)(lì)，叕叕(chuò)，(两个爻字并列)(zhǎn)。三个女儿成人后，都才识不凡、如花似玉，但迟迟无媒人来提亲。原来这几个字很多人都不认识，媒人们怕读错了字丢脸。章太炎知道后，大摆宴席邀请亲朋好友，在席间“无意”说出自己给三个女儿起名的意义和读音：四个“工”其实就是“展”的古字，段玉裁注《说文》曰“工为巧，故四工为极巧”……此后，媒人络绎不绝。
　　写了文章，取了名字，却故意让人看不懂，以示其“曲高”。这虽然为章太炎赢得了上层知识分子的钦佩和门下众弟子的追慕，但同时也造成了才高知音稀的遗憾。
　　章太炎先生到北大讲学，可以容纳几百人的北大风雨操场座无虚席，来得晚的只好站在窗外“旁听”。太炎先生在北京任教的弟子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吴检斋等五六人围绕着老师登上讲台，然后一字排开，毕恭毕敬地侍立在老师旁边。满头白发的太炎先生穿着绸子长衫，个子不高而双目炯炯有神，向台下望了望，就开始用他的浙江余姚话演讲。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于是由刘半农翻译。又因为太炎先生讲话引经据典，钱玄同不时在黑板上用板书写出。涉及到的人名、地名、书名，有拿不准的，担任翻译的刘半农会和写板书的钱玄同当场商量，或者向侍立在老师旁边的其他人询问，就是不去烦扰老师。商量定当之后，再翻译和写板书。
　　时势造就胡适
　　说胡适是“时势”造出来的“英雄”，并没有阮籍所谓“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意思。因为1917年的中国学术思想界并不能说没有“英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影响最大的几位人物如严复、康有为、章炳麟、梁启超等都还健在。其中年龄最高的严复是64岁，年龄最小的梁启超45岁。但是，这几位在晚清时代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物，到了1917年虽然名气仍然如日中天，但是实际的影响力已经处于衰退期。也就是说，胡适回国之时，恰恰是学术思想界的影响力空白阶段。这个“空白”，恰恰让胡适填补上了。
　　胡适所处的时代是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句话是晚清至“五四”这个阶段学术思想史的主干。但问题也就出在这句话上。关键在于其中的“西学”二字。因为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西方学术思想的了解基本来自严复的翻译作品，没有真切地学习过。虽然“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于1872至1875年先后派出120名幼童赴美留学，但学习的都是科技知识，而且于1881年以“沾染外洋习气”为由全部撤回。自1898年维新变法之后，学人们倒是因为参与政治避祸频频出国，但由于近便，去的都是日本，虽然拼命学习西洋学术，但都是从日本转手而来的。张之洞就说，西学都是“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的，因此不得要领。梁启超说得更明白：“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最大不幸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于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乃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坐此为能力所限，而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皆不能免；故运动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实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
　　正是在这个时候，胡适这个在美国康奈尔、哥伦比亚等名校实地学习过农业、政治、哲学的博士横空出世了。
　　为什么是蔡元培
　　“十大国学大师”评选中，蔡元培名列其中，一些有识之士对此提出质疑，说人们在选出蔡元培的时候，想到的不是他的《中国伦理学史》，而是他在北京大学的业绩。此话道出了一半的真理：正是教育上的大成就掩盖了蔡元培在其他方面的贡献。真理的另一半是：蔡元培在学问上虽不是一个专家，却是一位通儒，他在文学、史学、伦理学、美学、政治学、教育学及至科学技术等方面，都有着很深的造诣，是一个多维度的思想家。正是这种“通人”的特性，使他能够领袖群伦，兼容并包，开一代学风。
　　文人是最难征服的。蔡元培能请来新旧两派的大牌教授到北大任教，同时接受他的领导，首要条件就是在学术上能够获得他们的认可。
　　蔡元培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姓周，最初所读的是《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三本小书，然后再读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在读这些传统教材时，这位周老夫子强调熟读背诵，而不作讲解。少年蔡元培对所读的内容似懂非懂，但读得遍数多了，居然也能背出来。
　　11岁那年，蔡元培的父亲去世了，此后家境一天不如一天，他无力购书，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的读书与求学。先是他的六叔铭恩，铭恩是清末的廪生，每月国家都会发给一定的银子和粮食补助。铭恩将自己的所有藏书向他开放，使他读到了《史记》、《汉书》、《文史通义》、《说文通训定声》等书。在叔父的指导下，蔡元培较早地由启蒙进入到了研究经史之学的天地。
　　13岁时，蔡元培拜经学名宿王子庄为师，学八股文及宋儒之学。这位王先生是位老童生，终生不仕，却以精研八股文闻名遐迩。王子庄的教学方法有别于一般的塾师，蔡元培文章中有什么不对之处，王子庄并不马上就改，而是当面指出错在哪里，叫学生回去自改。正是在王子庄的这种启发式的教导下，蔡元培学问大进，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怪八股”风格。以后他就是凭借这一手“怪八股”，在科场青云直上的。
　　18岁之后，蔡元培开始给别人当塾师，也就是做家教，一边教书，一边自学。这时，他看书越来越杂，也不再练习八股文，而是开始了自由阅读。
　　多年来对国学所下的苦功，使蔡元培能够在科场游刃有余，连试皆捷，17岁中秀才，23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26岁补翰林院庶吉士，28岁补翰林院编修。他在少年时期，已名动公卿，曾被常熟籍的宰相翁同龢称赞：“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雋才也。”
　　26岁那年，正值甲午战争爆发，西方的“新学”开始在中国大地广为流传。蔡元培一方面开始读西方的书籍。另一方面，国内学者倡导学习西方的著作如郑观应的《醒世危言》，梁启超的《西学书表目》，汤寿潜的《蛰仙危言》等，也成为他的必读书籍。
　　为了近距离地研究西学，蔡元培于1903年想赴德国留学，但因经费问题直到1907年才成行，至武昌起义后回国。在德国，他先花了1年多时间在柏林学习德语，后入莱比锡大学学习3年。3年间，他一共修课37门，侧重于哲学、哲学史、心理学、文化史和美学，这直接促成了他后来对中国哲学、伦理学以及美学的研究。
　　听课之余，蔡元培翻译了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被国内许多大学作为伦理学教科书。此外，凭借着深厚的中西文化背景，蔡元培还撰写了《中国伦理学史》(1910年)，该书是我国伦理学史的开山之作。蔡元培在学界的地位与这两本书的出版有很大关系。
　　《国学大师之死》
　　同道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