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小型捕鱼机逆变器:１９４８、１９４９年的文化观察

程光炜
(本文字数：4224)  《天涯》2002年第6期
字号： 【大中小】
南渡与北迁
如果说1926年的南迁是现代中国作家的第一次迁移，1937年是第二次迁移，那么1949年初前后将意味着是第三次迁移的开始。而这最后一次迁移，深刻刻划了现代中国文学和作家的历史归宿及其命运。据《胡适传论》作者介绍，这时中国共产党方面已在暗中做胡适的工作，条件是只要他不离开，将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他继续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馆长。但胡适登上了国民党派来的专机，临行前抛下了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几乎同时，陈寅恪也乘国民党的专机南飞，不过他不像胡适去了美国，而是留在了北京与美国之间的广州。1948年12月13日，另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作家、学者梁实秋，乘火车离开北平，选择台湾作为他最后的栖息地。在此前后，共产党地下党也加大了把大批民主人士和著名作家转移到解放区的力度，他们似乎与国民党展开了一场虽然激烈、却没有裁判的竞赛。而就在这场势均力敌的大决赛中，郭沫若、茅盾、曹禺等人再次成为引人瞩目的主角。
1948年末某夜，香港码头风急浪高。郭沫若化名丁汝常，与一批民主人士登上中华轮秘密离港北上。他明确表示：“决心摒除一切的矜骄，虔诚地学习、服务，贡献出自己最后的一珠血，以迎接人民的新春。”12月1日，轮船抵达丹东石城岛。这是郭三十五年前留学日本时的途经之地，睹物怀旧，不免感慨万端且想象丰富，一时兴起，居然与人结伴到西郊的五龙背温泉大洗了一番。五天后，改乘火车安抵东北解放区首府沈阳，受到优厚的接待。在中共东北中央局主持、各界参加的盛大欢迎会上，郭沫若放声朗诵了亲撰的诗，其中有“我来仿佛归故乡，此日中行亦似狂”的夸张句子，表示要“以毛泽东主席的意见为意见”，“决心为实现人民的公意，争取真正的和平”云云。此间，淮海战役告捷和国民党军队主帅杜聿明被生擒、天津解放、蒋介石下野等震撼人心的消息频繁传来。1949年刚刚翻开新的一页，又传来北平守军放下武器接受收编的新闻，郭沫若当即与李济深、谭平山、茅盾、许广平等联名致电毛泽东、朱德，并告知行踪：“同人等已先后进入解放区，迭奉捷音，不胜振奋。窃愿竭力追随，加紧团结，为中国之建设奋斗到底。”毛、朱随即也发来唱酬式的电文，上云：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进展顺利，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一致奋起，相与协力”关系甚大，表示欢迎诸公前来解放区。从1925至1949年的24年间，郭沫若给世人留下的始终是“在途中”的深刻印象：1926年以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身份随大军北征，一路上，他对中国这场新式革命不遗余力地热情鼓吹；一年后，却写下骆宾王声讨武则天的檄文那样大胆激烈的文章《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因此不得不逃亡日本隐居十年；1937年，他返国与蒋介石“握手言和”，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之职，几年后又与蒋闹翻，创作出露骨的讽世之作《屈原》，令共产党大为快慰而国民党方面恨之入骨……然而，由于近代以来中国政治舞台斗争的错综复杂和残酷性，郭沫若以文人形象参与政治的人生道路又是艰险崎岖、一波三折的。在中国现代作家的眼里，他是精明强干且能适应各种政治风云的政治家；而在各类政治寡头心目中，他不过是一介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种手无缚鸡之力、酸腐夸张的文人而已。这注定了他在政治与文学之间极其尴尬的处境，某种程度上，也暗示了他走进新中国之后的“开局”与“结局”。值得一提的是，郭沫若迈进新时代的“历史瞬间”时受到的礼遇甚高。1949年2月底，他与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等三十五人到达北平，中共数名高官前来迎接，计有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薄一波、叶剑英和彭真等。半个多月后，又赴西苑机场迎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并随同检阅了十万解放军将士。只见西苑机场上礼炮隆隆，万马嘶鸣，情形颇为壮观。
查《周恩来年谱》，周恩来1948年11月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香港分局电，责成分局和钱之光在“十二月内”务必万无一失地将李济深、郭沫若、马叙伦、彭泽民、李章达、马寅初、孙起孟、茅盾、张炯伯、陈嘉庚等几十名重要人士转移到解放区，并对沿线的安全措施做了周密布置。茅盾在众多“重要人士”中列名第八，可见他在高层人物心目中的特殊分量。查国华所编《茅盾年谱》证实，茅盾起程日期当在1948年底，稍晚于郭沫若，同行者有二十余人之多。为迷惑国民党方面，掩护行踪，行前大家还参加了《华商报》的“元旦签名团拜，全部签名刊于当日的《华商报》”。据茅盾回忆，“我们于1948年除夕秘密上船，在北行的船上迎来了新的一年。元旦那天，李济深在我的手册上写了这样的一段话：‘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李任公这段话道出了我们共同的心意。”从香港登船到大连，茅盾时年五十三岁。在中国人的生命观念中，此时已步入老年阶段，所谓“五十知天命”也。这个年纪的中国男人按讲不应该过于张狂的，何况茅盾素来性静，一向以稳重见于世人。但中国还有“老夫聊作少年狂”一说。我们注意到，茅盾这一时期的文章中非常罕见而频繁地出现了这样一些极具心理特征的字眼，例如“春天”、“新中国”、“新时代”等等。他写于1948年末的短篇小说《春天》描写了一个“未来的故事”：全国解放后，某农场场长、原国民党起义将军郑洞国忽然“青春焕发”，决心在人生的“春天”里全身心地投入“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当中。当时日本评论界认为这是一篇“幻想小说”，茅盾则不以为然，坚信它是“我的‘预言’”。在《迎接新年，迎接新中国》一文中，他十分抒情地写道：“新中国诞生了，这是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的第一件喜事，这也是亚洲民族有史以来的第一件喜事！”而“中国人民渴望这样一个新中国，差不多有百年之久了，中国人民为了新中国的诞生，曾经牺牲了无数宝贵的生命”。他甚至放言说：“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将是一个独立、自主、和平的大国，将是一个平等、自由、繁荣康乐的大家庭。”事实上，建立在进化论思想基础上的时间观，即直线向前的时间观，不仅仅是茅盾本人，也构筑了整个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模式。这种观念，不仅深刻支配着他们的思想追求，同样也影响着他们的生活与创作。从这个意义上看，确如茅盾所说，它不是“幻想”，而是“预言”中的“现实”。茅盾和他的同时代人，都是为了“预言”而生活和奋斗的，他们后来的悲剧大约也源于此。在这一角度上看茅盾的香港—大连—北平之行，我们可以断言这其实是现代中国一部分作家人生历程中的必由之路，在某种意义上，它更是昭示了自晚清以来中国思想先驱者们的历史归宿。为便于讨论上述问题，我们把茅盾下面的行程和活动列于如下：1949年1月7日，轮船抵达大连，张闻天亲往迎接；2月1日，出席东北各界欢迎大会，发表题为《打到海南岛》的讲话；当月26日，应邀出席北平欢迎到达解放区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大会；3月22日，与郭沫若、曹禺、柳亚子、郑振铎等人共同发起组织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此前一篇文章中，他对自己的要求是：“我们个人的生活也应当努力‘除旧布新’，‘跟上时代’”，为此，必须注意克服阻碍知识分子进步的两个缺点：一、优越感；二、幻想太高。二者表面上看似矛盾，实际上却是高度智慧的整合。
离开香港经山东烟台去解放区的曹禺，可以说“秘密”中再夹杂点“狼狈”。许多年后，当时的情形仍旧历历在目：“在香港通过地下党员的安排，我们坐了一条北欧的船回国。我们这批人里头有老一辈的叶圣陶、马寅初，不过十来个人，还有新闻界的赵超构。我们上船的那天晚上，换了六七家旅馆，躲避国民党特务。我们都穿唐装，英国海关问是谁，带路的地下党员就说都是做买卖的，塞了二百元港币给他，就‘好、好、好’。”但狼狈中又带了点“特殊”，当轮船驶出香港，便有国民党的炮舰在后尾随，轮船只得改道驶向韩国，再经韩国去烟台。自十五岁起，曹禺就登上舞台扮演角色，他演戏、导演戏然后又写戏，与现代话剧结下了不解之缘。然而在生活中遭逢这种戏剧性，在他还是头一遭——虽然此行充满了神圣的意味。1949年3月5日，运气不佳但最终有惊无险的华中轮靠近烟台港，前来迎接的是当地解放军某部贾参谋长。次日，中共华东局秘书长郭子化、宣传部副部长匡亚明特地从青州远道赶来，到曹禺等人的住处看望。晚间，又召开欢迎大会，其间还有京剧演出。这让半生都与戏打交道，而从未与兵打过交道的曹禺不免感到陌生和新鲜。后来有人问他对“新局面”有什么感想时，曹禺答曰：“那真是高兴。知道国家站起来了。”正如前述，中国知识分子的“弘道意识”和由此延伸出来的国家至上主义观念，对曹禺这代作家的思想世界有着支配性的影响。作为五四精神的后继者，新与旧、前进与倒退、封建与反封建、专制与民主的二元对立模式，根深蒂固地决定着他们的人格操守和人生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曹禺的烟台——解放区之行与其说是现实的，莫如说更大的带有象征的味道；说它包含有特殊的政治含义，毋宁说也有寓言的意义。诚如杰姆逊断言：“所有第三世界的本文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本文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这是因为，“他们执著地希望回归到自己的民族环境之中。他们反复提到自己国家的名称，注意到‘我们’这一集合词：我们应该怎样做、我们不应该做些什么。”但值得注意的是，杰姆逊是从西方的他者视角讨论问题的，这一视角容易忽略的是研究对象个人的文化语境和深切的历史感受，而这恰恰是我们今天讨论曹禺思想选择的主要着眼点。正是由于这种中国式的观察，才使我们讨论的那一代人的思想遗产生发出更深刻的意义，使得问题转向了深入。沿着这一思路，就不难理解，当曹禺一行由潍县改乘火车到济南，受到解放军高级将领许世友、姚仲明设宴招待，邓颖超亲自从北京赶来迎接时，他为何这么感动，视之“难忘的日子”了。曹禺在否定了国民党的政治“道统”之后，重新认同了中国共产党政治的“道统”，从而恢复了精神追求的完整性，建立了新的文化信仰。而且，“他离开北京十五年了，如今又回到她的怀抱，怎能不使他激动万分！”北京是曹禺读书求学的地方，他在那里写出了成名之作《雷雨》，从而确立了人生追求的目标。北京不是简单的“旧地”和“第二故乡”，而是曹禺生命的出发地，也将是他生命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