膨化食品配方:五 代 十 国 /隋 唐时 期 的 陶 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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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时期的陶俑，承续隋唐传统而又有变化，对两宋陶俑在制作手法、题材内容有深刻影响，在陶俑发展史上处于承上启下过渡时期。
公元907年，拥有重兵的唐朝藩镇将领朱温，废掉了唐昭宣帝，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梁，定都开封，唐朝灭亡，中国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
五代十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大分裂、大割据时期。各国拥兵自重，为争夺土地、人口、财富进行了无休止的战争。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衰亡。
五代十国时期的陶俑，目前考古发现有：南京南郊牛首山南唐李璟墓陶俑、成都金牛区青龙乡后蜀孙汉韶墓陶俑、四川彭山后蜀宋琳墓陶俑、福州城郊莲花峰刘华墓陶俑、福建永春墓陶俑、江苏苏州七子山吴越国墓陶俑。
南唐李璟墓与闽国刘华墓皆为五代十国时期帝王、皇后墓，其出土陶俑，在数量、大小、制作技巧上，都代表了当时陶俑制造者的最高水平。其特征如下：
第一，五代十国时期陶俑，总体风格上基本沿袭唐俑余续。但由于时代变迁，文化氛围相异，二者之间仍有纤细不同。唐俑精神饱满，充满健康向上的青春活力，五代十国时期陶俑，纤小细弱，缺乏内在生命力。
第二，五代十国时期陶俑在具体塑造手法上，有独到之处。俑分捏塑与模制两种，但其五官、服饰都是用刀精细刻划而成，较模塑更加准确生动，特别是对衣服线条的刻划，质感较强。此一时期陶俑面相虽丰润圆满，有唐俑余韵，但神情渐趋严肃、呆板，侍立俑等五官僵直，缺少曲线变化。衣服中胡服日趋减少，但唐代妇女盛行的广袖大衣，抹胸，云肩，仍是时人喜欢的流行服饰。冠帽丰富多彩，远胜前朝，仅上述李璟、刘华之墓，冠帽便有道冠状帽、莲瓣状帽、方形小帽、幞头、风帽、胄形帽、“王冠”形帽、僧帽、角状帽、筒状帽等多种，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装扮。女俑发髻高耸，脑后多插簪饰物的小孔。男俑中的众多冠帽，以方形帽最多，它奠定了北宋以后陶俑以方形帽为主流之基础。
第三，陶俑中艺术水平最高的为李墓墓中的男女优伶舞蹈俑，头戴高冠，身着长袖舞衣，翩翩起舞，姿态优美。头部与身体比例虽不科学，但其面部表情生动、传神，反给人新颖独特之感。而这一题材本身，也反映出南唐艺术繁荣，歌舞升平之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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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 俑 与 隋 唐 社 会  
隋唐陶俑，雍容华贵，绚丽多彩，为中国陶俑史上的千古绝唱。隋唐陶俑的兴盛，首先归功于强盛的大一统帝国和繁荣昌盛的文化艺术。
大一统局面是促进社会安定、文化繁荣的重要条件。在中国历史上，大凡国家统一的朝代，都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奴隶社会的夏、商、西周，封建社会的秦、汉都是如此，隋唐也不例外。这是因为，国家的安定，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富足的经济基础，又能促使人们在各个领域，创造出灿烂辉煌的文化艺术，并为用于厚葬的陶俑，提供了物质基础。
隋唐陶俑的大量出现，与这一时期文化艺术全面繁荣有密切的关系。“文起八代三衰”的韩愈与柳宗元等人掀起的古文运动，一洗前朝文学的空洞无味，以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认为代表的唐代诗歌创作群体，将唐诗推向顶峰，欧阳询、虞世南、柳公权、颜真卿等一批书坛领袖，创造出独具特色的书体，使楷书艺术成为后人宗仰的模范；吴道子当风衣带，张萱、周昉的罗绮侍女，曹霸、韩干、韩滉的世人肖像、田家风俗，李氏父子的金碧山水，一一跃上丹青；杨惠之、巧儿、张寿、宋朝塑等人神工鬼斧，塑造人物栩栩如生，颇为传神。陶瓷烧制与陶瓷艺术也有长足进步，类雪似银的邢窑白瓷，“夺得千峰翠色来”的越窑瓷器，独步当时。特别是“唐三彩”的出现，成为唐代陶瓷美术中的代表作品。隋唐文化与艺术的全面繁荣，为陶俑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客观环境，千姿百态、形象各异、题材广泛、内涵丰富的陶俑艺术，正是借鉴了各种艺术成就的结果。
隋唐陶俑的兴盛，同当时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密切相关。汉唐同西亚的文化交流，基本上是通过西北丝绸之路进行的，但汉唐同西亚诸国的交流，却各有特色。汉代的文化交流，多侧重在物质方面，张骞通西域后，从西域带回内地的，多为葡萄、胡桃、西瓜、石榴、蚕豆、骆驼、驴等，音乐、舞蹈等虽也有传入，但影响甚微。唐代则不然，经过为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各民族的大融合及对外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隋唐时期已经对双方文化交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交流，更重要的是侧重精神文化方面的交流。所以，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境内的，更多的是音乐、舞蹈服饰……表现在隋唐陶俑上，突出的特点是“胡化”。小袖窄衣，着男装，骑马出行等女子时尚，男装中的翻领皮衣、靴子、蕃帽、胡腾舞、朝旋舞、说唱、马球在此一时期陶俑中都有反映。域外的驼、马、胡人俑，甚至来自非洲等地的黑人俑，更是司空见惯，在出土这些俑的墓中，墓主人有许多就是少数民族，如阿史那忠、鲜于庭诲、安菩等，都是唐代著名的少数民族将领。隋唐陶俑表现范畴的扩大，是与“胡化”——中外文化交流密切相关的，没有这种交流，就很难出现如此之多，如此之美的隋唐陶俑。
促成隋唐陶俑繁荣的最直接原因，是当时的厚葬习俗。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后，虽曾提倡节俭，但并未得到广泛推行，隋炀帝杨广奢侈无度，因此亡国。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西安李静训墓，墓主人只是一个9岁小女孩，但随葬品却相当豪华奢侈，出土的陶俑、瓷器、玻璃器、金银器、漆器、丝织品等各种装饰品数以百计。河南安阳张盛墓也出土了相当丰富的隋葬品，它从一个方面，反映出隋代厚葬之非常盛行。
唐初，李氏政权基本采取了较为和缓的措施，对于厚葬，既不纵容，也不严格控制。平阳公主死后，李渊为其增鼓吹、班剑之属。贞观九年，李世民为李渊营建陵墓，欲以汉高祖长陵为榜样，务求隆厚。但李世民与文德皇后本身则力戒厚葬。
但李世民的戒令，并没有得到执行，伴随着“贞观之治”的出现，唐初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与发展，厚葬之风，又开始弥漫整个社会，并愈演愈烈。厚葬之风盛行，使得选择墓地，成了一门学问。
后来的唐朝政府，对厚葬之风，又屡加限制，并颁布法令，对随葬物品做出明文规定。但这种限制，由于统治者不能认真执行，规定与法令也就成了一纸空文，毫无用处。检校右武侯郑仁泰墓随葬器物共计532件，其中陶俑占483件，年仅18岁的永泰公主死后，及陪葬的陶俑，就达878件。章怀太子墓随葬品达600件，懿德太子墓出土的完整陶俑，竟达905件之多。这些都大大超过了《唐六典》所规定的数量。逾制的另一表现是尺寸的增大。《唐六典》中明确规定俑类明器最高不得超过1尺，咸阳底张湾豆庐建墓文吏俑高118厘米，西安韩森寨雷君妻宋氏墓天王俑高142厘米，几乎所有大型墓葬中的陶俑，都有100厘米以上者。
隋唐陶俑的兴盛，正式厚葬之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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