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2011年的股市可以不悲观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做主题演讲（东方财富网 王磊 摄）

　　由每日经济新闻主办的“因势而变—change”为主题的中国投资年会今日召开，会议中，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做主题演讲。

　　华生表示，各位来宾，下午好！感谢每日经济新闻邀请我参加这个会议。因为是投资年会，大家关心的是经济发展，我们经常批评政府太关心GDP了，我们媒体也有责任。因为我是从80年代改革过来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30多年，80年代的时候也有过年增长三四五六的时候，那个时候不觉得是什么问题。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增长没有那么大的敏感性，预测了半天还不如统计局重新校正一下。

　　我觉得对经济增长的过度敏感，好像改革开放过了30多年，我们承受力更低了，我觉得是有点儿问题的。因此，2011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在现在的轨道上有波动的继续发展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包括证券市场，一年多前华夏基金的投资年会上，当时我说2007年以来的调整要用年来计算，因此2010年的股市虎头蛇尾。现在新的一年来了，我觉得新的一年，2011年股市虽然蹦蹦跳跳，但是不用悲观。

　　现在对于中国经济的真正挑战是有一些问题，比如包括这次汇率问题，本来汇率上升是一个大好事。人家嫌我们人民币估值低了，说可以多买一些东西回来，出国旅游可以更便宜，我们自己不愿意，这是挺奇怪的事情。但是中国汇率的改革，确实面临着一些问题，主要的问题是在于资源和要素的价格没有充分市场化。因此，危险的，不好的，并不是人民币在升值，新兴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逐步变成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必然的现象，也是一件好事。危险是在于当你的资源和要素还没有充分市场化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上去了将来再下来，这样就容易形成金融危机的冲击，就像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那样，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汇率改革要和资源、要素的市场化要同步。

　　对于中国经济真正的调整，我讲的题目是内需，我觉得把内需说的那么复杂就是没有抓住主要的线索和矛盾。中国的内需问题关键在什么地方？中国13亿人口，还这么穷，本来是没有内需问题的。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老祖宗是马克思，马克思早就说过需求不足都是因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为什么有支付能力需求不足？肯定是因为贫富差距太大。

　　包括我们要转变结构，调结构的核心，中国最大的结构失衡是什么？是城乡结构。中国的工业化率刚才说了到60%，中国的城市化率，官方的统计是46.6%，减去其中的1亿多农民工，实际是34%左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50%，这是我们造成的整个经济失衡的根源。

　　包括服务业的发展，在城乡结构上，这么扭曲的时候，服务业发展不起来。包括我们讲的贫富差距，中国的贫富差距快到0.5了，主要原因是什么？中国农村的经济系数在0.3几，中国城市的经济系数也在0.3几，在0.4的警戒线以下，把农村和城市加在一起就靠近0.5了，所以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的核心是城乡问题。

　　这几个问题都指向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包括“十二五”要调结构，首先就是调城乡结构，而不是把所有问题都说一遍，那样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城乡贫富差距的扩大，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现在天天讲的收入分配，严格的说贫富差距收入分配只是一个因素，马克思从来反对围绕着收入分配做文章，因为他说生产条件的分配决定了你的收入分配。表现在城乡问题上，需求不足，主要也不是因为收入。

　　我一直说几十年前我在农插队的时候，一年只能挣30多块，边远地区的农民连30块都挣不着，现在我们家的小保姆是甘肃边远地区坐几十个小时来的车来的，他们北京一年挣2、3万，还免吃免住。在这种情况下，从收入的角度，差距是不会拉大的。而且从所有发达国家经验来看，一定会缩小收入差距。统计局的数字统计方法是有问题的，当然他们的数据不可靠，从07年以来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已经稳定，2010年一定在缩小。

　　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是财富分配不平等，大大超出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用城乡这个角度看，我们在计划经济的时代，年龄大一些的人可能记得，当时有一个一致的说法，就是靠“剪刀差”掠夺农民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这是当时苏联走过的路，也是中国走过了路，强制收购农宾的农产品。

　　但是这些年来我们走向了另一条道路，就是利用城乡土地的市场价格差，掠夺农民实现我们今天表面光鲜的城市化。不是农民工的收入低了，农民工的收入在2010年，全国普遍上升了超过20%，几乎是GDP的两倍，所以现在收入分配领域当中的很多流行的观点，包括“十二五”规划当中的提法，我个人认为是不对的，真正的问题是财富分配急剧的分化。在城乡问题上，首先就是土地。

　　我们现在的拆迁，为什么拆到全国去了？越搞越厉害。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利益驱动，一般的说是由于地方政府没有钱，我个人看法并不对，越有钱的地方越搞拆迁。所以不是因为没有钱，是越有钱，胃口越大，雄心越大，钱越不够。根子是出在什么地方？是我们制度本身存在问题，我们的制度设计有问题。

　　比如拆迁问题上，我们现在围绕着拆迁的那个“办法”打圈子，这不是问题的症结，是在于国土部2006年出台了整地占补平衡的暂行管理办法。房地产业当中有一个“黄金定律”，位置是第一位的。北京土地的位置跟边缘山区的位置相差十万八千里，你可以在山区里造一亩地来，换城市的一片位置。根本的是要改变这种机制设计，要进行制度变革。这样才能改变上亿万的从农村人口到财政，向开发商，向城市这种大规模的财产转移。

　　再比如，房地产，就是城市的房价，去年房价的调控尽管临时控制住了房价，但是还没有看到解决这个问题的真正办法。不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我看房价的控制仍然是有问题的。包括现在保障房的建设，在制度的设计上还存在着众多的漏洞。这些保障房是不是包括我们政府给自己的干部和职工修建的房子？是不是包括事业单位，包括大企业建的房子呢？这些保障房和经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将来能不能变成商品呢？

　　内需不足的原因，马克思早就说过由于贫富差距太大，我们现在贫富差距太大的原因首要的是因为财产差距。你的工资比别人高一、两千块，也赶不上别人的房子比你的大十平米、八平米。所以我们在贫差距上，在分配政策上的思路要重新整理，否则不可能改变我们贫富扩大和内需不足局面。

　　除了这个话题以外，财产分配上，利用城乡土地的市场价格差掠夺农村人口实现城镇化，每年都以万亿的规模在进行还有千亿规模的，这就涉及到金融市场，涉及到银行体系。最近周小川行长说了，要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改革。现在对于大多数劳动者来说，最主要的财产形式是存款，但是这五年的存款，如果存在银行里，存一年定期的话，五年下来可能增长了12-15%。即使是存三年定期，五年定期，其增长也不会超过20%，而房价已经翻了几番。

　　所以，现在利率没有市场化，不光是涉及到我们的汇率问题，金融政策的问题，也是一种财富再分配，一种严重扭曲的财富再分配的形式。每年以千亿的规模，从普通劳动者和普通储户向银行、向贷款企业进行大规模的转移。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提高一点点工资的问题，何况要受到市场规律的约束。

　　所以从银行体系来说，利率的市场化是要摆到前面来，要摆在财富分配的角度，而不是作为配合汇率政策，或者是宏观调控其他工具的一个牺牲品，长期保持负利率和低利率。因为如果按照市场化的利率，财富的转移，从中低收入者，从普通劳动者，向银行和企业的转移，每年是以几千亿的规模在进行，这个就需要我们证券市场的变革。

　　我们现在的证券市场，经常说是股市，证券市场本来应该以债券交易为主体，而市场化的证券交易会给广大投资者提供真正的收入，买卖股票是投资性的收入，是经营性的收入，财产性的收入是你拥有财产，它自己就会带来收入。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些概念上存在着相当多的混乱。

　　当然，在我们的股市上，跟我们的内需和贫富差距也是有关系的。这就是大家普遍批评的中小板和创业板“三高”的现象，每天大规模的进行财富的再分配，这个里面是由我们中国股市投资文化的原因。大盘股向农业银行10几倍市盈率也破发了，这个是跟我们的投资文化，炒小盘，炒微盘是相关的。

　　我们的制度也是存在问题的，这个问题不是现在围绕询价打圈子的问题，因为二级市场上的价格比询价的价格还要再上一个台阶。我们现在在机制的设计上存在缺陷，其中一个主要的缺陷是创业板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推出快速下市的机制，纳斯达克的市场上每年有几百家的企业下市，高估会影响到财富的分配。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中股市的股本扩张是受控制的，在现行政策面特别的优惠那些高募集的创业板和中小板企业。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发行制度本身是正确的，但是在配合行政性的股本控制的情况下是有缺陷的。

　　因此，真正要抑制中小板和创业板的“三高”现象，釜底抽薪的做法，要实行快速的下市机制，应该严格限制创业板和中小板靠高募集进行改变。

　　归结起来说，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内需的问题，内需的问题又主要是收入分配的问题。因为如果单单看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增长，我们不存在多大的内需问题，包括2010年以19%的速度在增减，当然那个也不光是居民，也有集团在消费，但是也一定是集团里面的人在消费。我们的问题关键是收入分配包括财产分配所造成的巨大差距遏制了我们内需能力的扩张。

　　所以，我觉得在“十二五”开头之年，重新理清思路，抓住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进行制度变革，可能是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

　　华生还表示，兔年大家要增加清醒，我对2010年的股市当时不乐观，对2011年的股市可以不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