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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８：中国民主选举风波

(2008-10-08 20:5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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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３０年

党的十三大

民主选举

差额选举市长

苗凡卒　点评：二十年前的中国民主选举——历史天空一闪而过的耀眼的流星

　　张晋老师传来这篇稿子，希望我作一篇点评。张老师心细，还专门替我把文章中的“亮点”标明出来。

　　可是，我的评点可能要让张晋老师“失望”了，因为我不想去一一评说文章的“亮点”，因为在我看来，这篇文章，从头至尾，都是“亮点”。

　　衡量一篇文章的好坏，时间是最简单，也是最权威的尺度。这篇文章写在二十年前，内容已是真正的旧闻，但是，今天读起来，依然充满激情和新意，洋洋六千字，一口气读下来，仍然是那么过瘾，这就相当不易了。

　　为什么读起来过瘾，我想可能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我们没有想到，二十年前，中国发生过这样一些事情。不是零敲碎打地一件两件，而是风起云涌地一大批。在文章中，张晋老师没有太多地交待政治背景，但是，结合此前此后发生的一些国家大事，我们多少可以对那个时代，有一些更深刻的认识。

　　第二，我们没有想到，当年大家就在试验，就在争取的事情，到今天依然没有变成现实。比如说北京市的10名副市长候选人向人大代表发表“竞选演说”，电视台同时向市民实况转播。比如说北京市居然有个“竞选办公室”在为副市长候选人中的两位女性进行“院外游说”。比如说石狮市采取各地自荐、群众联合举荐、组织团体推荐的办法产生市长、副市长候选人，第一轮竟然有66人参加选拔。二十年了，当年的“受精卵”今天也都长大成人有选举权了，可是，回过头来看那些令人荡气回肠的往事，给人的感觉，却仿佛象天空中一闪而过的流星，而不是曾经的真真切切的史实——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大胆突破；个别事件的曲折复杂;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第三，我们没有想到，那一轮民主选举，会为后来的中国打造出几位政治明星。我百度了一下文中提到的政治人物，发现除了有一两位上任时年纪偏大，大多数都获得了升迁，其中，产生了两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吴仪和何鲁丽，产生了一位中央委员、正部级领导高祀仁。这说明，民主真的是个好东西。这说明，当我们把一人一票的权力交到群众手中时，群众是有能力有智慧为国家、为城市、也为自己选出真正的优秀人才。

　　二十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波澜壮阔的民主选举是在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的精神鼓舞下启动的，从十三大到十七大，整整过去二十年了，二十年后，有改革开放前沿之称的深圳市首次提出的一项大胆的改革设想——“试行差额选举区长”(见2008年5月22日，深圳市政府网站发布的《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征求意见稿）》的文件。)——而我们在重读《１９８８：中国民主选举风波》一文时，却会发现早在二十年前，广州市、韶关市就曾因人大代表的临时动议，而出现了差额选举市长的勇敢实践。

　　整整二十年过去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用著名学者朱学勤的话来说就是——“呼之欲出，呼之不出”。

　　而在纪念改革三十年之际，中国朝野上下都在认真思索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一重大而艰难的课题。

回顾二十年前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一幕，我们应该更有信心，也更有历史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苗凡卒现为深圳商报评论员）

　　　　　　　　　　　　　１９８８：中国民主选举风波  

　　1988年应该说是“世界选举年”。全球，有多少个国家政府换届的选举活动正好发生在这一年?

　　南朝鲜结束了全斗焕七年的独裁统治，民主正义党党魁卢泰愚击败反对党领袖金大中、金泳三出而任总统。

　　风起云涌的缅甸政坛，三易其主之后，山头林立，到国家选举委员会登记参加多党制选举的合法政党数目已达70多个。

　　美国在任副总统布什在11月8日举行的竞选中获胜,成为美国历史上150年以来在任副总统直接竞选成功的第一个人,同时创造了40年来美国总统宝座连续三届由一个政党的候选人占据的记录。

　　11月5日才宣告成立的巴勒斯坦国,16日即举行了国民议会选举 ,人民党赢得了93个席位而获胜。

　　苏联于12月通过了关于“差额选举”的有关选举规定。

　　还有匈牙利、加拿大……

　　中国，这个正在推行民主政治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也在1988年,进行了上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国家主席,下至省长、工市长、县长等各级政府的换届选举工作,世界为之瞩目。

　　民主选举自己的执政官员, 这对中国来说的确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虽然, 它才刚刚起步。

　　　　　　　　　　北京市:成立中国第一个市长“竞选办公室”

　　1月28日,北京市的10名副市长候选人向出席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的800多名代表作自我介绍,并发表“竞选演说”,市电视台向公众作了实况转播。随后,这10名副市长候选人先后到代表们的三个驻地,同19个代表团的代表见面,表明他们当选以后的打算,落选以后的态度——这在全国来说是第一次。

　　然而,还有一个更引人关注的第一次——居然有个“竞选办公室”在为这10名候选人中的两位女性而进行“院外游说”。结果,吴仪和何鲁丽两位女性在北京市第九届人代会一次会议上同时当选为副市长,创造了北京市政府历史上一项新记录。

　　在北京市九届人在第一次会议开始的十几天前 , 妇联获悉这次市政府换届选举中 , 吴仪和何鲁丽两位女同志很可能被提名为副市长候选人。

　　她们首先考察了这两位女同志的基本情况。发现这两位女同志就其才干、能力和政绩来讲比男同志毫不逊色,完全有条件参加这场竞争。于是妇联主任李钢钟把十几个郊区县妇联主任召集起来,介绍情况，要求她们回去后在本区的代表中多多加以宣传。然后，“竞选办公室”又深入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各基层展开宣传攻势,向公众、社会介绍两位同志以往所取得的政绩。

　　1月28日,大会主席团提出的8名候选人加上代表们推选出的6名正式候选人产生了,两位女同志在名单中。

　　29日,深夜。李钢钟家里的电话响了。焦急等待消息的李钢钟抄起话筒,电话中一个声音急促地说:“特大喜讯,吴仪和何鲁丽同时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

　　北京在党中央的膝下,在中国潮的源头。北京市妇联的这种努力不仅仅与几名女性的当选相关,毫不夸张地说,它在推进政治民主、完善差额选举机制方面,起着某种“打头炮”的作用。

　　　　　　　　　　　福建石狮：全国首次由市民民主推选市长

　　石狮市是1987年12月才经国务院批准而成立的省辖县级城市,作为福建省综合改革试点的石狮市24万市民,首先获得了参与推选新市长的权利——1988年7月4日,泉州市委公布了《关于推荐选拔石狮市市长的公告》。

　　于是,一群想显示自己政治力量的私营企业家,奏响了石狮市公开竞选市长的序曲,20个私人企业代表将盖满了20几个图章的举荐市长候选人的信件首先送给了泉州市委组织部。有“小香港”之称的石狮市,是块藏龙卧虎之地,私人企业有590多家，年产值超过一、二亿元，成为不可忽视的一股经济和政治力量。一家企业老板公开表示:“我们农民企业家说到底还是‘草头王 , 我们要推举能代表我们利益的人参选!”

　　经过近一个月酝酿,各地自荐群众联合举荐、组织团体推荐联名参加市长、副市长选拔的共有66人。经过资格审查,其中33人取得参加选拔资格。他们中的7人作为应选市长的初选人,分别作施政演说和答辩,由泉州市领导和市直部委办局负责人以及石狮各界代表进行评议和民意测验投票，然后经中共泉州市委常委会议确定。

　　1988年8月3日 , 中共泉州市委正式任命刘成业为石狮市市长。刘成业原任福建永春县委书记。

　　6天之后 , 泉州市市长于8月9日向三名副市长颁发了任命书。石狮副市长候选人24人,经过施政演说,公开答辩、民主评议和民意测验，经泉州市委会研究常委同意，确定了副市长人选。这三名副市长分别是原省地质干部学校校长,原晋江县纪委副书记,原晋江县委对台部部长。

　　1989年1月底，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了石狮侨联时装厂老板蔡友镖。他曾是私营企业厂家联名推选市长、副市长候选的发起人之一。

　　记者了解到,当初在蔡等人的观念里,这是一次实实在在的“竞选”,“要拉选票的”。在宣布投票结果后,尽管私营企业家们推选的候选人无一人当选,但有些企业家当时还是留下了话“三年后再见!”(指下次选举市长)

 广州:因代表临时动议，首次出现市长的差额选举

　　６月间举行的广州市人大会议,重头戏是市长选举。当初广州市委向大会主席团推荐的市长人选是原常务副市长杨资元一人，待大会主席团认可并将候选人名单提交全体代表酝酿时,增城、花县代表团10 位代表,东山区代表团13位代表,芳村区、黄埔区的12位代表分别联名提出由雷宇做市长候选人的意见 , 后经大会主席团讨论同意,终于确认杨资元和雷宇同为市长候选人。

　　选举当日,杨资元走上主席台介绍自己。他说,二十多年来 , 他一直学习在广州,工作在广州、生活在广州,成长在广州。既认识广州,又热爱广州。接着他介绍了自己由基层干部到副市长的经历,最后杨资元用了牛顿的话来做他讲话的结束,这就是“如果说我能当选,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们的肩上”。不难看出,杨资元充满信心。

　　接着,雷宇上台发言,他说对于他提名为市长候选人很不安。

　　他认为个人的经验、知识水平有限,也没有组织、领导、群众的支持,是很难胜任。他说,尽管曾做过工业、计划、政策、党政方面的工作,但也犯过海南汽车事件这样的错误。他希望把这次提名做为代表们对自己的鞭策和鼓励。

　　投票结果:杨资元终以348票当选;而在雷宇的选票中,却有292票弃权。

　　本次会议有个新做法,人大代表只要有十人联名,经主席和团审定便可以就某些重大问题对有关人员进行质询。

　　6月25日,刘少力等16人第一次根据地方组织法,针对主管农业工作的副市长张玉祥,在 1985——1988年三年期间,挪用菜地建设费1500.2万元,违反国家有关专款专用的规定而联名提出质询。

　　第二天,广州各大报都以醒目的标题和篇幅报道了质询会议的情况。这些报道显然影响了张玉祥的声誉。同一天,张玉祥作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候选人在差额选举中落了榜。

　　“对这事我已承担了最大的责任。有一些款项是其他领导和财政局、计委批准的。你们记者要讲道理,不能想说什么就登什么。你们不能这么搞嘛……。” 7月4日上午一记者在广州市政府蔬菜办公室偶遇这位前副市长时, 张玉祥愤愤地说。

　　　　　广东韶关:再次出现市长差额选举，大会主席团提名的市长候选人落选

　　广东韶关市八届人大第一次会议选举市长时，市长候选人原先只有一人，即大会主席团提名的原市长肖有根。后据代表们联名提名,增加了现任市委副书记高祀仁作市长候选人。这样就形成了肖有根与高祀仁竞选的局面。

　　在无记名投票选举中,高祀仁以压倒多数的票数战胜肖有根,当选市长。

　　代表们提出的候选人当选,官方原定的候选人落选，这是韶关市历届人大选举中没有过的事。据有关资料显示，也应是建国以来，我国选举中罕见的先例。因此代表们反响十分强烈，代表们普遍认为,这次选举是“民主气氛最浓的一次,依法办事最好的一次,也是透明度最高的一次”。

　　如果说，广州的市长差额选举中，雷宇的出现只是一种陪衬，那么，韶关的事件，则完全爆了个“冷门”，让上级领导们大跌了一回眼镜。（注：当然，那个胜出的“黑马”高祀仁决非等闲之辈，多年后，高祀仁经过政坛的历练，先后出任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委副书记、中央驻港港联络办主任等要职。而那位落选的市长肖有根后来调往惠州任市委副书记，临到退休，也就弄了个正厅级待遇而已。）

黑龙江依兰 : 组织上派来的县长候选人落选

在依兰的天空,张广运就象一颗流星 ,匆匆亮相又匆匆离去。

依兰县原县委书记和县长双双被免职了。留下的包袱是沉重的;县财政挂账 850万,企业亏损2000多万。县级机构即将换届,市委调绥滨县常务副县长张广运来依兰,意图再明白不过:准备接任县长。可依兰人不明白:依兰山不穷,水不瘦, 人也不傻,36万人口难道就选不出一个县长来? 原任书记县长是外派的,前几任也多是外派,有的来了就捞,捞了就走,为什么非得外面派副县长来?

尽管县委召开了常委扩大会、县直机关中层干部会,又召开乡镇会,三次代表团团长会,一系列会主题都是一个:“要保证组织派来的人选上,否则没法向上级交代。”但还是有三个代表团近40人联名推荐张宝柱为县长候选人。选举结果：到会代表169人,张广运42票,张宝柱127 票。

山西潞城——这个太行山深处的小县城，创造了中国选举史上的奇观:“我们选的县长哪里去了?”

山西省潞城县第九届人代会选举揭晓时,由县委推荐的县长、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候选人全部落选,原定县政协主席候选人郭栋材当选为县长,人大副主任候选人赵志明当选为人大主任。

潞城——这个太行山深处的小县城 , 在中国选举史上破天荒地创造了一个奇迹。选举结束的当晚,潞城街道上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响了整整三个半小时!

然而，潞城的政治变动,似乎大大超出了现存政治体制和政治观念的承受能力。选举刚结束，老百姓选的主任、县长能不能上班掌权,一度成为悬而难决的“问题”。

县委书记甄天仁、副书记宋保新赶回长治向市委汇报,说这次选举“背后有非组织活动”。1988年1月12日,长治市委派出调查组进驻潞城。

与此同时,潞城县委主要负责人等竭力阻挠当选的县长、县人大主任接任和行使职权。县委匆匆任命了一批党支部书记、党总支书记、党组书记到政府机关去“主持工作”。换届后的人大党委会准备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原县人大办公室副主任却拒绝在开会通告单上盖章,理由是:“县委不同意，我是党员，要昕县委的。”

原县长宁保新落选后继续行使县长职权,非法拨款74万元。某日,当这位已落选3个月的县长在主席台上作报告时,参加会议的人纷纷议论:“怎么县长还是他?”“我们选的县长哪里去了?”

市委调查组在潞城进行了40多天的调查,没有找到选举中有非组织活动的可靠证据。

潞城县第九届人代会换届选举中,从准备阶段开始，县委就撇开原县人大党组织和人大主任办公会议，包揽了选举的筹备工作。各乡镇党委书记按照县委的部署找人民代表个别谈话,要他们保证“和县委保持一致”。一位乡党委书记还威胁代表们说:“你们这次如果不按县委的意图选,回来后,我一个一个找你们算帐。

在人代会期间的一次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汇报会(而不是大会主席团会、代表团长或大会临时党组织会)上,县委一位领导说:“县委对你们都不错,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关键时刻到了。

投票过程中,一位乡党委书记有意坐在本乡四位代表中间,以便监督。一位女代表写票时笔划不出水就在其它地方乱划了几下,被坐在主席台上的组织部长看见了,怀疑她是在选票上另写别人名字,立即责成一位党委书记追查她是否搞了小动作。

潞城在县委高度一元化领导下,渡过了三个多月的“无政府期”。后来,在群众呼吁、社会舆论的干预下,民选的人大、政府、政协班子终于“接班”,结果是“政府开会请不到县委”,“县委议事绝不理睬政府”, 创造出“超一流”的“党政分家时期”。

据《法制日报》1988年8月13日报道：“最近，山西省长治市人大常委会按照法律规定，正式宣布潞城县换届选举合法有效。中共长治市委作出决定, 免去潞城县委书记甑天仁、副书记宁保新的职务 ,将二人调离潞城。”

团中央十二大:中委纷纷落马

1988年5月4日,共青团中央十二大开幕式上,敢为人先的黑龙江代表孟庆智从1955 名代表中“崭露头角”陈述己见。接着,20多名各省市区的代表纷纷站出来,对大会选举办法表示了各种异议,使大会延长了一个多钟头。在表决时,有131人表示反对,241人弃权。

代表们还根据自己的意志,差额投票预选出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有16 名中委和20名候补中委候选人落选。

5月8日下午,共青团十二大闭幕,在通过三项决议时,每一次都有不少人举手表示反对或弃权。

不管是赞成,反对还是弃权的,他们都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的激情和得意之色：他们是作为真正的团员代表在行使自己的神圣权力。

            　　　工会十一大:执委选举大爆冷门

全国总工会十一大于1988年10月27日进行选举.18天前刚刚被上一届执委会推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万绍芬,意外地未能通过执行委员的差额选举；而在一年多前被免去中宣部长职务后潜心调研的朱厚泽，名字却出现在总工会执行委员的名单中。

依照本届大会的选举规定,中国工会最高领导层将从当选的二百多名执行委员中产生。所以，万绍芬已无缘问鼎。而朱厚泽却被选为第一副主席兼总工会书记处第一书记。

58岁的万绍芬曾是中国唯一的女省委书记，1985年担任江西省委书记，全国妇联曾把她树为妇女干部的典型，号召全国向她学习。1988年5月，她奉调进京参加总工会的工作，在1988年10月初召开的工会十届最后一次执委会上，当选为副主席。

57岁的朱厚泽担任中宣部长时，曾因致力在中国理论、文化界创造所谓“和谐、融洽”的气氛而倍受争议。一年多前被免职后调到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任副主任。

七届人大:首次设立“弃权票”，没文化的拥军模范代表对于听不懂政府工作报告感到困惑

1988年3月25日,第一次由差额选举产生的2800多名全国人大代表,走进了最高权力机构的“议政厅”——人民大会堂。

55岁的河北省委副书记吕传赞对他当选为代表一事发表感想说：“虽然中选的不一定是最有才华的人，但一个有丑闻的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得到较多选票的……"

拥军模范赵趁妮,上届全国人大代表里有她,这届又当选为代表。她对记者诉苦说，“听政府工作报告,好些地方弄不懂,有时请别人讲讲,没文化憋啊!”

作为著名的爱国拥军模范，赵趁妮拥有大量的选民，作为一名人大代表，她却“没有文化”。

《经济日报》记者以“我将怎样投票”为题，采访了部分代表。

一位农民代表有些局促地搓着长满老茧的双手说:“我听党中央的。党中央推荐的人，我双手赞成。”

河北代表中团十位党员干部很直率:“作为人民代表，我是代表人民的。但是，我同时又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将按照党的意志去投票。”

七届人大第一次实行差额选举，但委员长,副委员长及秘书长20人仍然等额选举, 只对135名常委进行比例为百分之六的差额选举。

大会还接受代表意见：选票在“赞成”和“反对”之外,另设“弃权”一项。因此,本届人大选举不仅第一次有了反对票。而且第一次出现了弃权票。

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

党的十二届六中金会决议指出，建国以来，我们有两大失误：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立民主政治。

1984年,“差额选举”迅速进入了党内民主生活领域。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事先不预提候选人名单，由推选人自由提名，通过无记名投票，民主推选出省委主要负责人。

1987年10月, 北京，人民大会堂。数百名中外记者的照相机，摄影机对准了人民大会堂主席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差额选举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

1988年，“差额选举”作为一个陌生时髦的词汇，出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老百姓的议论中。

北方一个大城市的市长在换届选举时,面临着落选的危险,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在任时只注意抓一些轰轰烈烈的大工程而忽视了抓群众的菜篮子。这位市长落泪了,他希望大家选他，并保证，如果再任下届市长,一定要抓好菜篮子!

这样的故事,在1988年的中国各地，一个又一个地发生着。差额选举使得一些干部心理的天平悄悄倾斜了。由只对上级负责转而开始注意对人民群众负责。

　　　　　（本文原载１９８９年３月３１日《深圳商报》，１９９３年被漓江出版社编入《中国热点新闻大追踪》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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