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腹黑王爷的罪婢下载:日本人的秩序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2 12:07:15
原文地址：日本人的秩序 原文作者：陈希我
跟学生聊，学生问我，在日本感触最深的是什么？秩序？是的，还真是秩序。
日本人讲秩序，大概是举世闻名。有一位北京学者在日本经历了一次堵车，感觉很震撼。从伊豆半岛到东京，几万辆车一辆挨着一辆，排了一百多公里。但只是在路的右侧（应该是他的误看，日本汽车是左侧行驶的）堵成一条长龙，那时间段，几乎所有的车都是回东京的，而在左侧（同上，应是“右侧”）却空荡荡的，谁要是开到那侧，就可以一溜烟顺顺畅畅回去了。可是没有人这么做。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一百多公里的路上，居然不见一名交通警察。在将近10个小时的时间里，车流一步一步地挪，一尺一尺地进，静悄悄，不闻一声鸣笛。“他们自己竟把这绵延一百多公里的车龙化解了!如此坚忍、守秩序、万众一心的民族，真是可敬又可怕!”这位学者慨叹。
我在日本经历了经济高度繁荣到萧条。高度繁荣时，用一个我熟悉的在日中国人的话说，真好像街上都可以捡到金子，更不要是盗贼了。在这种情况下，讲秩序是完全可能的。但是进入了九十年代，“泡沫经济”破灭了，企业出现了倒闭，有了失业人员，没有失业的，也在苛刻的工作条件下苟延残喘，于是罢工也就开始了。那些公共服务行业的罢工是最让人头疼的，比如电车、地铁。日本人每天都要乘坐电车地铁，虽然是汽车生产大国，虽然汽车保有量很高，但是日本人是不开车上班的。电车、地铁一罢工，就把上班族撂在路上了。于是需要给单位联络，告知情况。日本人是很讲究这个的，再没有比工作更重要的事了。那时候手机还没有出现，大家就拥向车站的公共电话亭，势如抢购。
我在出国前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商品抢购风潮，今天传说肥皂要提价了，明天又传说草纸要提价了，后天又是酱油要提价，大家拥到商店，买了堆在家里。最要命的是酱油这类东西，当时不可能买瓶装的，自己拿器皿去装，于是桶呀盆呀全装上了，放在那里，臭哄哄的。更糟糕的是，最后发现并没有提价，也不知谁传出来的，那些东西全屯在那里了，酱油吃到长虫子。其实当时政府已经出来辟谣了，但是没有人信。中国人就是这么无法有信任感，归根结底是没有安全感，谣言很容易就被相信了。我的父母当时听说家具也要提价了，就为我买了一个上海柜，说要给我结婚用。那衣柜笨得像棺材，样式又落伍，我不喜欢，但是他们仍然买了，说我不要就给我弟弟。当时我弟弟还在读大学。后来我弟弟结婚也没有用上，那硕大的柜子就一直搁在我父母家里，直到几年前他们两次搬新家后，才丢掉。母亲直说浪费了，她算是会精打细算过日子的人，但是到头来还是每每被浪费，因为社会无序，历史无序，谁能精打细算得过无序？
日本发生经济危机，也是始料不及的，世界在这里也充分体现了它无序的本性。但是到了电话亭前，却发现，大家全都有序地排着队。没有人维持秩序，他们是自觉排成队的。日本人习惯于排队，不管什么样的情况，只要有两、三个人，就自觉地把自己排在人家后面。我的老师孙绍振童年遭遇日本入侵，对日本人很是不喜欢，每每说到日本，总要描绘这样一个场景：在法国卢浮宫前，大家都自由游赏，只有日本人排着队，一个紧跟着一个，拿着小本子，谨小慎微、战战兢兢地跟着导游走。说时还模仿那可笑的样子，确实像极了日本人。
在中国，虽然我小时起就被教育要排队，但只要能见缝插针，我是不会放弃机会的。刚去日本时，我和几个同胞去参观横滨博览会，看到日本人把队排得像电炉丝，简直要晕过去了。日本人真是傻！我们就直接穿过去，拦弯取直。有一年“东京国际电影节”，参映的片子中有刚在嘠纳获奖的《霸王别姬》，我跑去看，买票的队伍都排到涩谷大街上了。这时我已经在日本呆上好几年了，“禹入裸国亦裸行”，反之亦然，也不好意思不排队了。倒是见几个西方人在前面挤挤塞塞，我就不满，要喝住他们。甚至，我有一种冲动：你不排，我也不排了，看谁抢得过谁。这就是中国人的思维。但是奇怪，那些日本人却不吭声，随他们去，你塞队，我照样排队。这里当然有对方是西洋人的因素，我当年在横滨加塞，后面就有几个日本人表示不满的，但即使如此，那些被我加塞了的日本人，仍然没有你乱我也乱，他们像看门犬一样吠几声，也就没声音了。
套用毛泽东的一句话：一个民族讲秩序并不难，难的是永远讲秩序，危机时也讲秩序。甚至，日本人的艺术也使这样。没有自由就没有艺术，但是日本人的集体舞蹈也讲秩序。当然，这种舞蹈的创作者应该是自由的。常说日本人愚蠢，指的就是他们太讲秩序。但日本又有许多令人惊异的创造，那是他们的精英创造的。所以对日本人，全面的表述应该是：一小撮聪明的精英带领着一大群愚忠的民众。精英管大胆创造，民众管忠诚执行。不像中国人，谁都认为自己最聪明，谁也不服谁。如果要说“国民性”，这就是“国民性”之一。
在日本，并非完全看不到无秩序，比如朝野各势力在国会审议争议较大的法案时。有一年，在审议关乎日本人老后生活的年金法案时，甚至都扯打起来了。而后，在野党采取了“牛步战术”和“冗长演讲术”，拖延议案的审议。民主党议员森友子讲演一开口，就是三个多小时，该党的另一位议员大冢耕平也讲了两个多小时。这还不是最极端的，1992年，日本国会审议“联合国和平维持活动合作法案”，也就是“派兵法”，在野党采取“牛步战术”，居然拖延审议长达13个小时。当时我在日本，站在街头看电视直播，看得头昏眼花、腰痛腿麻，才知道国内时被“妖魔化”的资本主义民主，原来还真是如此奇形怪状，用我许多年后每天看的《看东岸》节目里的话说，叫“民主乱象”。
但是上无秩序，下有秩序。就是国会吵翻了天，整个日本社会都还处在有序之中。公司职员照样上班，下班了照样去喝酒；家庭主妇照样料理家务，照样逛街购物；年轻人照样三五成群去歌厅、舞厅，照样谈恋爱。当国会争吵消停了，法案变成法律确定下来，不管你曾是反对，还是赞成，现在都必须遵守。这就是以局部的无序来换取全局的有序。当然在国会闹腾时，作为公民，你也可以闹。那年讨论“消费税法”，当时执政党和在野党在国会争斗得你死我活，国会外民众也成群结队抗议示威。可是“消费税法”通过后，没有谁购物不交消费税的。从上世纪90年代起，日本政局似乎一直动荡不稳，具体表现就是一直换首相。这是被中国人所笑话的，10年居然换了9位首相！每个首相都是短命的。中国人深层心理还习惯于国家领导人干到死才能换。但是人家“老换”，社会却比我们“老不换”的安定，在这10年里，日本社会没有出什么乱子。一个成熟的社会，靠的是法律以及国民长此以往形成的法制观念。而我们在“文革”期间是一会儿一个路线、一个方针，除了最高统治者，谁都可以被打倒，除了革命路线，没有什么是必须恪守不变的。
回头说艺术。日本有许多传统节日，许多节日是载歌载舞的，比如“盂兰盆节”。有一个“盂兰盆节”的晚上，我回到所居住的大井町，步行街被堵了，我只能沿着边上走。边上有很多摊子，卖着金鱼，吸引着孩子们。路中央最亮处搭了一个鼓台，大家在下面跳舞。日本民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是个崇尚美的民族。几百人绕成一个长形的圈，跟着鼓点起舞。路过的人随时可以加入，人们会让开一个位置给你。除了鼓台，下面光线暧昧，人影暧昧，音乐旋律暧昧，舞蹈队伍也在暧昧移动，像一只缓缓游动的黑虫。但那一举手，一投足，一跺脚，又是那么明确，那么整齐，整齐得令人害怕。那是跳舞吗？那是操练。当年日军占领了上海，据说东京通宵歌舞，就是这样的情景吧？我忽然想，假如这时一个号令，这些人会不会刹那间全变成纪律严明的士兵？这只队伍，就是秩序井然的军队。
在日本，常感觉现在的日本人跟当年日本兵联系不起来。他们谨小慎微，彬彬有礼，跟过去的兽兵比，一个是猫，一个是虎。难道是战争把人变成了野兽？其实就是在战后，日本人也不是这样的。我特别喜欢观赏东京街头十字路口的情景：红灯亮起，所有人都煞住脚步，都站在路边横线后面，好像被一个板条拦住似的，那么整齐划一，没有人超出来。一到绿灯亮起，人流刹那往前涌。仍然是那么整齐，从上往下看，衬着斑马线，仿佛是无线谱上弹奏着有序的音符。但是在当年，日本经济刚开始起飞时，日本人并不是这么过马路的，闯红灯的现象比比皆是。当时的社会也是一片混乱。同样是一个民族，如果拿“文化”说事的话，同样是一种文化哺育下的，怎么差距就这么大呢？有人说是文明的教化，固然，但是否还有别的原因呢？
有，那就是群体效应。对做坏事者来说，就是“群胆”。在日本人的思维里，“集体”是个很重要的词。大家都不做的，就不能去做，不能“冒天下之大不韪”。社会秩序像严格的规道，紧紧制约着你，于是没有出轨者。谁出轨了，你就被群体抛弃出去了。其实，经济危机下的排队，也只是因为这秩序仍然还没崩坏，守秩序仍然是社会的共识。但是“共识”只是一个空洞的指代，“共识”什么？是“公德”？“共识”并不天然指向“公德”，比如在日本，在公众场所吐痰被认为不符合“公德”，遭到唾弃，但在公众场合小便，却比较被理解。可见“共识”是可以改变的。在战争之下，杀人就成了整个群体的“共识”。一旦杀人成为群体“共识”，那么原先的道德和道义就会发生逆转。在一个具有严格秩序的民族，这种逆转是可怕的，不知不觉的，理所当然的，就连胆小如鼠的人，也可能毫不畏惧去杀人；就连最有道德的人，也可能理直气壮地去行凶。日本人听话，讲秩序，也最容易被主宰。问题仍出在秩序上——可以秩序地维护“公德”，也可以秩序地破坏“公德”，从而秩序地建立“公恶”。杀人放火，一切也都在秩序之下。
跟学生聊，学生问我，在日本感触最深的是什么？秩序？是的，还真是秩序。
日本人讲秩序，大概是举世闻名。有一位北京学者在日本经历了一次堵车，感觉很震撼。从伊豆半岛到东京，几万辆车一辆挨着一辆，排了一百多公里。但只是在路的右侧（应该是他的误看，日本汽车是左侧行驶的）堵成一条长龙，那时间段，几乎所有的车都是回东京的，而在左侧（同上，应是“右侧”）却空荡荡的，谁要是开到那侧，就可以一溜烟顺顺畅畅回去了。可是没有人这么做。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一百多公里的路上，居然不见一名交通警察。在将近10个小时的时间里，车流一步一步地挪，一尺一尺地进，静悄悄，不闻一声鸣笛。“他们自己竟把这绵延一百多公里的车龙化解了!如此坚忍、守秩序、万众一心的民族，真是可敬又可怕!”这位学者慨叹。
我在日本经历了经济高度繁荣到萧条。高度繁荣时，用一个我熟悉的在日中国人的话说，真好像街上都可以捡到金子，更不要是盗贼了。在这种情况下，讲秩序是完全可能的。但是进入了九十年代，“泡沫经济”破灭了，企业出现了倒闭，有了失业人员，没有失业的，也在苛刻的工作条件下苟延残喘，于是罢工也就开始了。那些公共服务行业的罢工是最让人头疼的，比如电车、地铁。日本人每天都要乘坐电车地铁，虽然是汽车生产大国，虽然汽车保有量很高，但是日本人是不开车上班的。电车、地铁一罢工，就把上班族撂在路上了。于是需要给单位联络，告知情况。日本人是很讲究这个的，再没有比工作更重要的事了。那时候手机还没有出现，大家就拥向车站的公共电话亭，势如抢购。
我在出国前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商品抢购风潮，今天传说肥皂要提价了，明天又传说草纸要提价了，后天又是酱油要提价，大家拥到商店，买了堆在家里。最要命的是酱油这类东西，当时不可能买瓶装的，自己拿器皿去装，于是桶呀盆呀全装上了，放在那里，臭哄哄的。更糟糕的是，最后发现并没有提价，也不知谁传出来的，那些东西全屯在那里了，酱油吃到长虫子。其实当时政府已经出来辟谣了，但是没有人信。中国人就是这么无法有信任感，归根结底是没有安全感，谣言很容易就被相信了。我的父母当时听说家具也要提价了，就为我买了一个上海柜，说要给我结婚用。那衣柜笨得像棺材，样式又落伍，我不喜欢，但是他们仍然买了，说我不要就给我弟弟。当时我弟弟还在读大学。后来我弟弟结婚也没有用上，那硕大的柜子就一直搁在我父母家里，直到几年前他们两次搬新家后，才丢掉。母亲直说浪费了，她算是会精打细算过日子的人，但是到头来还是每每被浪费，因为社会无序，历史无序，谁能精打细算得过无序？
日本发生经济危机，也是始料不及的，世界在这里也充分体现了它无序的本性。但是到了电话亭前，却发现，大家全都有序地排着队。没有人维持秩序，他们是自觉排成队的。日本人习惯于排队，不管什么样的情况，只要有两、三个人，就自觉地把自己排在人家后面。我的老师孙绍振童年遭遇日本入侵，对日本人很是不喜欢，每每说到日本，总要描绘这样一个场景：在法国卢浮宫前，大家都自由游赏，只有日本人排着队，一个紧跟着一个，拿着小本子，谨小慎微、战战兢兢地跟着导游走。说时还模仿那可笑的样子，确实像极了日本人。
在中国，虽然我小时起就被教育要排队，但只要能见缝插针，我是不会放弃机会的。刚去日本时，我和几个同胞去参观横滨博览会，看到日本人把队排得像电炉丝，简直要晕过去了。日本人真是傻！我们就直接穿过去，拦弯取直。有一年“东京国际电影节”，参映的片子中有刚在嘠纳获奖的《霸王别姬》，我跑去看，买票的队伍都排到涩谷大街上了。这时我已经在日本呆上好几年了，“禹入裸国亦裸行”，反之亦然，也不好意思不排队了。倒是见几个西方人在前面挤挤塞塞，我就不满，要喝住他们。甚至，我有一种冲动：你不排，我也不排了，看谁抢得过谁。这就是中国人的思维。但是奇怪，那些日本人却不吭声，随他们去，你塞队，我照样排队。这里当然有对方是西洋人的因素，我当年在横滨加塞，后面就有几个日本人表示不满的，但即使如此，那些被我加塞了的日本人，仍然没有你乱我也乱，他们像看门犬一样吠几声，也就没声音了。
套用毛泽东的一句话：一个民族讲秩序并不难，难的是永远讲秩序，危机时也讲秩序。甚至，日本人的艺术也使这样。没有自由就没有艺术，但是日本人的集体舞蹈也讲秩序。当然，这种舞蹈的创作者应该是自由的。常说日本人愚蠢，指的就是他们太讲秩序。但日本又有许多令人惊异的创造，那是他们的精英创造的。所以对日本人，全面的表述应该是：一小撮聪明的精英带领着一大群愚忠的民众。精英管大胆创造，民众管忠诚执行。不像中国人，谁都认为自己最聪明，谁也不服谁。如果要说“国民性”，这就是“国民性”之一。
在日本，并非完全看不到无秩序，比如朝野各势力在国会审议争议较大的法案时。有一年，在审议关乎日本人老后生活的年金法案时，甚至都扯打起来了。而后，在野党采取了“牛步战术”和“冗长演讲术”，拖延议案的审议。民主党议员森友子讲演一开口，就是三个多小时，该党的另一位议员大冢耕平也讲了两个多小时。这还不是最极端的，1992年，日本国会审议“联合国和平维持活动合作法案”，也就是“派兵法”，在野党采取“牛步战术”，居然拖延审议长达13个小时。当时我在日本，站在街头看电视直播，看得头昏眼花、腰痛腿麻，才知道国内时被“妖魔化”的资本主义民主，原来还真是如此奇形怪状，用我许多年后每天看的《看东岸》节目里的话说，叫“民主乱象”。
但是上无秩序，下有秩序。就是国会吵翻了天，整个日本社会都还处在有序之中。公司职员照样上班，下班了照样去喝酒；家庭主妇照样料理家务，照样逛街购物；年轻人照样三五成群去歌厅、舞厅，照样谈恋爱。当国会争吵消停了，法案变成法律确定下来，不管你曾是反对，还是赞成，现在都必须遵守。这就是以局部的无序来换取全局的有序。当然在国会闹腾时，作为公民，你也可以闹。那年讨论“消费税法”，当时执政党和在野党在国会争斗得你死我活，国会外民众也成群结队抗议示威。可是“消费税法”通过后，没有谁购物不交消费税的。从上世纪90年代起，日本政局似乎一直动荡不稳，具体表现就是一直换首相。这是被中国人所笑话的，10年居然换了9位首相！每个首相都是短命的。中国人深层心理还习惯于国家领导人干到死才能换。但是人家“老换”，社会却比我们“老不换”的安定，在这10年里，日本社会没有出什么乱子。一个成熟的社会，靠的是法律以及国民长此以往形成的法制观念。而我们在“文革”期间是一会儿一个路线、一个方针，除了最高统治者，谁都可以被打倒，除了革命路线，没有什么是必须恪守不变的。
回头说艺术。日本有许多传统节日，许多节日是载歌载舞的，比如“盂兰盆节”。有一个“盂兰盆节”的晚上，我回到所居住的大井町，步行街被堵了，我只能沿着边上走。边上有很多摊子，卖着金鱼，吸引着孩子们。路中央最亮处搭了一个鼓台，大家在下面跳舞。日本民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是个崇尚美的民族。几百人绕成一个长形的圈，跟着鼓点起舞。路过的人随时可以加入，人们会让开一个位置给你。除了鼓台，下面光线暧昧，人影暧昧，音乐旋律暧昧，舞蹈队伍也在暧昧移动，像一只缓缓游动的黑虫。但那一举手，一投足，一跺脚，又是那么明确，那么整齐，整齐得令人害怕。那是跳舞吗？那是操练。当年日军占领了上海，据说东京通宵歌舞，就是这样的情景吧？我忽然想，假如这时一个号令，这些人会不会刹那间全变成纪律严明的士兵？这只队伍，就是秩序井然的军队。
在日本，常感觉现在的日本人跟当年日本兵联系不起来。他们谨小慎微，彬彬有礼，跟过去的兽兵比，一个是猫，一个是虎。难道是战争把人变成了野兽？其实就是在战后，日本人也不是这样的。我特别喜欢观赏东京街头十字路口的情景：红灯亮起，所有人都煞住脚步，都站在路边横线后面，好像被一个板条拦住似的，那么整齐划一，没有人超出来。一到绿灯亮起，人流刹那往前涌。仍然是那么整齐，从上往下看，衬着斑马线，仿佛是无线谱上弹奏着有序的音符。但是在当年，日本经济刚开始起飞时，日本人并不是这么过马路的，闯红灯的现象比比皆是。当时的社会也是一片混乱。同样是一个民族，如果拿“文化”说事的话，同样是一种文化哺育下的，怎么差距就这么大呢？有人说是文明的教化，固然，但是否还有别的原因呢？
有，那就是群体效应。对做坏事者来说，就是“群胆”。在日本人的思维里，“集体”是个很重要的词。大家都不做的，就不能去做，不能“冒天下之大不韪”。社会秩序像严格的规道，紧紧制约着你，于是没有出轨者。谁出轨了，你就被群体抛弃出去了。其实，经济危机下的排队，也只是因为这秩序仍然还没崩坏，守秩序仍然是社会的共识。但是“共识”只是一个空洞的指代，“共识”什么？是“公德”？“共识”并不天然指向“公德”，比如在日本，在公众场所吐痰被认为不符合“公德”，遭到唾弃，但在公众场合小便，却比较被理解。可见“共识”是可以改变的。在战争之下，杀人就成了整个群体的“共识”。一旦杀人成为群体“共识”，那么原先的道德和道义就会发生逆转。在一个具有严格秩序的民族，这种逆转是可怕的，不知不觉的，理所当然的，就连胆小如鼠的人，也可能毫不畏惧去杀人；就连最有道德的人，也可能理直气壮地去行凶。日本人听话，讲秩序，也最容易被主宰。问题仍出在秩序上——可以秩序地维护“公德”，也可以秩序地破坏“公德”，从而秩序地建立“公恶”。杀人放火，一切也都在秩序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