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限行的外地车

岁末年初，中国南北两个特大城市北京和广州相继出台或拟议了治理交通拥堵的政策。北京规定，今后严格控制机动车购买和使用，非北京户籍的外地人，必须同时具备驾驶证、暂住证和5年以上纳税证明才被准许参与摇号竞逐机动车购买指标，另外，非北京牌照的车辆被禁止在交通高峰期驶入五环内；而广州正在拟议中的政策则干脆规定，今后将禁止外地牌照的机动车进入广州市区。

细细数来，北京的治堵新政在很多方面违反了宪法和其他法律，比如对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形成强烈的歧视，比如对本国人待遇不如外国人，等等。而广州的拟议新政则在一个问题上和北京意趣相投——即所谓“外地人”思维。

按照北京的规定，在高峰时段外地牌照的车辆被禁止进入北京五环以内城区，外地人在北京不管生活多少年，都在购车资格上受到严格限制，甚至不如一个刚到北京的外国人。广州的汽车新政如果成功颁布，也意味着“外地车”今后将无法在广州行驶。

看到这两个地方的政策，笔者想，假如北京或者广州的当政者所乘坐的车辆遭到对方城市拒绝进入，不知道他们作何感想？继而又想，倘若北京周边的省市如河北、天津，以及广州周边的城市如佛山等也实行同样的“外地人”“外地车”政策，那么北京和广州在交通问题上岂不陷入了孤岛？

表面看，这是在限制购车，其实是在限制外地人的权益。不管是购车的权利，还是通行的权力，抑或是劳动、受教育、入社保、买房子等各方面的权利，他乡繁华都仅仅是他乡，都不是故乡。

仅以北京治堵新政实施的第一次摇号申请为例，截止1月8日晚24点，申请者共为210178人，其中本市户籍人员193100人，外地人只有不到2万人，可见这种对外地人的限制，其实只影响了少数人的利益，无助于解决总体问题，却造成了全城市的不公平，而且基于这种不公平而不满的情绪会很快在全社会传播开来，让人们觉得实行这种政策的城市是一个缺乏人性化的地方。

动辄采取限制外地人的公共政策，实际上反映了一个城市在公共管理方面的短板。管理者把管理政策的不科学和管理行为的不精致所造成的城市病，不适当地归咎于所谓“外地人”，并以此来转移公众视线，规避公众的批评，掩盖自己管理上的失败。

在很多城市的当权者看来，所在城市的很多毛病都是外地人造成的，在他们看来，诸如治安混乱、物价上涨、交通拥堵、环境变差等诸多现象，都是外地人惹的祸，因此，一提城市公共管理，第一反射就是要限制外地人的权利。笔者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凡属有利于民众的好事，城市当局者就要限制外地人的权益，而凡属有利于政府的事情（比如交税），政府为什么就从不限制外地人的行为呢？这种只图索取不问服务的不平衡政策，岂能服众？

城市当局者动辄运用“外地人”思维，具有非常严重的多重危害。

首先，不公平和不合理地限制外地人的合法权益，不符合宪法规定的统一原则和共和政治原则。按照当代政治概念，一个共和国内的全体国民，应当不分种族、出身、财富、性别等各种因素，平等地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自由地生活在这个国度。而“外地人”思维，恰恰就是地方政府对公民自由的限制，其本质是造成国民心理上的分裂，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强化地区割据概念，严重损害法制统一和国家统一原则，无助于全体国民的国家认同。

其次，“外地人”思维严重伤害包括本地人在内的一切国民的自尊心与自信心。因为，“外地人”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一个人在此地是本地人，就意味着他在除本地之外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是“外地人”，那么全国的所有民众，最终都会沦落到人人皆“外地人”的地步，如果每个城市都如同北京、广州这样实行差别对待的原则，任何公民都会遭遇歧视。

第三，所谓“外地人”的概念，从文化上意味着封闭而不是包容的姿态。众所周知，不管是北京还是广州，或者其他大城市，这些地方之所以有今天的辉煌，无不和众多外地人的奉献密切相关，如果没有那无数的外地建筑工，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从何而来？如果没有无数的保姆辛勤劳作，家家户户的清洁、舒爽因何而生？如果没有无数外地知识分子奉献智慧，每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有何后劲？种种现象表明，越是现代化的城市，越意味着文化的包容和种族的共荣，而歧视外地人的思维，无异于拒客于门外并画地为牢。

长期以来，以暂住证为缩影的外地人管治思维，给中国社会造成了无数悲剧和无数笑话，但实践也证明，这种让人只能“在自己的祖国暂住”的制度，永远都无法解决真正的城市病，相反，这样的思路只能遮盖真问题，并拖延问题的解决。

可以说，如果有一天，当中国人不用再悲愤地反问“为什么我只能在我的祖国暂住？”就是中国公民真正得到尊重的一天，也是中国公共政策真正进步的开始。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为独立时事观察员，曾在《中国青年报》等多家报刊担任记者和编辑，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现为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博士候选人，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政治伦理、法治建设和公共事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