腓特烈大帝:军委公布我军36位军事家名单及简介

毛泽东同志是20世纪乃至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他既创立了卓越的军事理论，又是战争行动的杰出统帅，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军事科学与战争艺术的有机结合。在极为有限的物质条件下，毛泽东凭着超群的智慧和才能，“横扫千军如卷席”，创造了许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迹。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的理论和奥妙深邃的军事哲学思想，以及这些理论在战争实践运用中所创造的辉煌业绩，将军事科学和战争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峰。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战争实践，是其思想和实践大系中光彩夺目的一部分。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指出的：“毛泽东是掌握打开这个时代军事奥妙之锁的全套钥匙的一个时代人物。”毛泽东创造的军事业绩将永载史册，永久闪烁在时空画卷和人们的记忆中。 
　　毛泽东的军事实践，时间之长、困难之艰、规模之大、类型之多、功绩之高，是古今中外的军事家所罕见的。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大批共产党员惨遭杀戮，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濒临破产。当中国革命何去何从的情况下，毛泽东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带领余部转战千里，到罗霄山脉中段，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游击战争，开创了井冈山地区工农武装割据的崭新局面，创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指挥红军成功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一、二、三次大规模“围剿”。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由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危难之际，中央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转兵挺进敌兵力薄弱的贵州。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不仅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而且成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毛泽东带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击破敌人重重包围，粉碎张国焘分裂阴谋，挺进陕北，成功地完成了战略大转移，在危难关头挽救了党、红军和中国革命。

“七七事变”后，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中华大地和中国人民被日寇铁蹄蹂躏，大片国土沦丧，山河破碎，民族危难。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解放为己任，呼吁国共合作、一致抗日。面对敌强我弱，国民党军队节节溃退的严重局面，毛泽东指挥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敌后游击战争，开辟了敌后战场，建立了数个抗日根据地。经过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大大发展壮大了人民军队和人民革命的力量，并使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声誉和地位大大高。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撕毁停战协议，悍然发动全面内战，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拉开了序幕。解放战争，是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一场大决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统帅，毛泽东运筹帷幄，挥洒自如，表现出了驾驭战争的非凡才能，把其战争指挥艺术推至巅峰。其间，毛泽东不仅指挥我军成功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而且适时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成功组织实施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决定性战役，并在战略追击中先后指导了渡江战役以及解放东南、西南和西北的作战，解放了除台澎金马之外的全部国土，彻底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举，在内有残敌破坏，外有霸权环伺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克服重重困难，积极谋划国防建设，提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历史任务，将人民军队建设推入高级阶段。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毛泽东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超凡的胆略和气魄，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与武器装备精良的美国侵略者进行了一场实力对比极为悬殊的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按照毛泽东制定的战略战术英勇作战，迫使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签订和平协议，打出了国威、军威，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赢得了最初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新中国在毛泽东的领导和筹划下，仅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就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国防工业体系，成功研制了“两弹一星”，并通过充分的战争准备，有效制止了可能的侵略战争，维护了世界和平。

毛泽东不仅开辟了军事实践的伟业，而且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民族气派的无产阶级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无论在戎马倥偬、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政务缠身、日理万机的建设时期，毛泽东始终上下求索，笔耕不缀，为我们留下了近千万字卷帙浩繁的军事论著，形成了体系完整、内容深刻的军事思想。军事哲学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活的灵魂。什么是战争，战争是否有规律，人们如何认识和驾驭战争？这是军事思想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在充分借鉴古今中外军事思想精华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军事辩证法”概念，为我们分析军事现象奠定了哲学基础，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认识论、方法论，把军事哲学推进到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 
人民军队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础性内容。在以农村为根据地推进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成功地解决了如何把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建设成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与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历史性课题。经过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毛泽东的人民军队思想基本形成：人民军队要坚持党的绝对领导，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唯一宗旨，担负战斗队、生产队和工作队三大任务，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建立自觉和严格的革命纪律。

人民战争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为了把最广大的人民动员、组织、武装起来同敌人进行斗争，毛泽东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民战争的思想，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战争的绝对领导，创造出把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正规军与非正规军结合起来的武装力量体制，实行以武装斗争为主、各种斗争紧密配合的斗争形式，开创了人民战争的新境界，谱写了战争历史的新篇章。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最富创造性的内容。在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具体的作战行动，实现由弱到强并最终战胜敌人？毛泽东在历次革命战争时期及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提出的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及其实战运用，创造性地解决了在机械化战争形态达到巅峰，用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具体途径。

国防建设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建立后，迫切需要建立强大的国防，以结束旧中国有国无防的历史。结合中国国情，毛泽东根据新中国面临的险恶国际环境，将战争年代形成和完善的以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为主体的思想，创造性地运用到新中国的国防建设中，提出了建设现代化国防的一整套指导原则。

毛泽东的军事实践和军事思想是人类军事史上光彩夺目的一页，体现出鲜明的人格魅力、民族气派、中国特色和时代精神；在战争形态已由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转型的21世纪，它的基本观点、正确立场和科学方法，仍将对战争准备、战争控制、战争实施、战争指导以及国防和军队建设，有着长远的指导意义。

周恩来（1898-1976）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他创建了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人民军队，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领导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任中共苏区中央书记时，与朱德一起领导军民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长征途中，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遵义会议后，与毛泽东一道指挥红军完成了伟大的战略转移，取得了长征的胜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参谋长的作用，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在领导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1917年,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赴日本求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发生重要转折。1919年回国，9月入南开大学，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天津学生界的领导人，并与运动中的其他活动分子共同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1920年去欧洲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仰。1922年和赵世炎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翌年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为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1923年被国民党本部委任为国民党巴黎分部筹备员、国民党驻欧支部特派员和代理执行部长等职，主持国民党驻欧支部的工作。

1924年秋回国，在国共合作期间任广东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军副党代表等职，并先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长，两次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创建了行之有效的军队政治工作制度。1927年3月在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临近上海的情况下，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赶走了驻守上海的北洋军阀部队。同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他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一起于8月1日在江西南昌领导武装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1928年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后任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为保证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工作的安全，为联系和指导各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为发展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内，他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主持者。

1931年12月，离开上海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对实际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并继续被选为中央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1936年12月张学良和杨虎成发动武力拘禁蒋介石的“西安事变”后，任中共全权代表与秦邦宪、叶剑英等去西安同蒋介石谈判，和张、杨一起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使团结抗日局面的形成。

抗日战争时期，他代表中共长期在重庆及国民党控制的其他地区做统一战线工作，努力团结各方面主张抗日救国的力量，并先后领导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工作。他坚持国共合作，积极团结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制止反共逆流，克服对日投降的危险。在1945年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制止内战率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谈判，并领导了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军事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1946年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解放战争，同时指导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任政府总理，1949～1958年曾兼任外交部长；当选为中共第八、九、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八、十届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副主席，第二、三、四届主席。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务。1949～1952年他成功地组织领导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到1952年底，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均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1953～1957年“一五”计划期间，他领导了以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工业建设，为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1954年他提出建设现代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化目标，组织制定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学发展规划》，推动了国家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1961～1965年为纠正“大跃进”带来的失误，扭转经济困难局面，他和刘少奇、邓小平领导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使国民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他强调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主张经济建设必须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积极稳妥，综合平衡。他特别关注水利建设和国防科技事业发展，并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对社会主义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知识分子工作、文化工作和人民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也给予特殊的关注，指导这些工作取得了重要成绩。

他参与制定和亲自执行重大的外交决策。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他协助毛泽东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并担负了后勤保障的组织工作，领导了中国代表团的停战谈判。1954年率中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经过谈判达成协议，使越南（除南方外）、老挝、柬埔寨三国的独立获得国际承认。他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作为国与国关系准则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主张和平共处，反对殖民主义，提倡求同存异、协商一致，使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得到积极贯彻。他先后访问过亚洲、非洲、欧洲几十个国家，接待过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和友好人士，为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非常困难的处境中，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使党和国家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勉力维持国民经济建设；为保护大批领导干部和民主人士，恢复和落实党和国家的政策，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他同林彪、江青集团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在挫败林彪、江青集团种种分裂和夺权阴谋活动中，起到了控制和稳定局势的重要作用。他为开拓外交新局面，实现中美缓和、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做出了卓越贡献。

1972年他被诊断出患有膀胱癌后，仍然坚持工作。在1975年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中国共产党重新提出在中国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鼓舞了人民战胜困难的信心。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他的逝世受到极广泛的悼念。由于他一贯勤奋工作，严于律己，关心群众，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1976年4月清明节前后，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大批党员、工人、学生、干部甚至士兵和农民，为了纪念他，也为反对当时还当权的“四人帮”，举行自发的集会，被称为“天安门事件”，并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反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抗议运动，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他的主要著作收入《周恩来选集》。

朱德（1886-1976）　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早年入滇军参加辛亥革命的云南起义，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后又领导湘南起义，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一道开辟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任红军总司令，粉碎了敌人一、二、三、四次“围剿”，长征途中支持毛泽东，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抗日战争中任八路军总指挥，坚持敌后抗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绩。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对全国的解放，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新中国建立后，为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1909年，朱德到昆明考进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1911年在云南参加辛亥革命武装起义。1915年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战争。1917年任滇军旅长，在四川参加反对北洋军阀段琪瑞的护法战争。1921年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等职。

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1922年为寻求革命真理赴德国，在柏林结识周恩来和其他共产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德国格丁根市一所大学里留学。1925年返柏林，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执行委员，因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两次被德国政府逮捕，并被驱逐出境。随即到苏联学习军事。1926年夏回国，受中共中央派遣到四川军队中进行革命工作。1927年初到江西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培训革命军事干部。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军长。起义军南下广东后，主力在潮汕地区被国民党军队击败，他率领余部转至湖南南部，发动农民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1928年4月率部万余人上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合；随即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他和毛泽东指挥部队多次战胜国民党军的“进剿”、“会剿”，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9年和毛泽东率部向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进军，为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1930年8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他先后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指挥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四次大规模军事“围剿”。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月在贵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长征途中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分裂共产党和红军的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不久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率领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协同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取得平型关等战斗的胜利，尔后指挥八路军各部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和扩大了许多抗日根据地。曾先后兼任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和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指挥所辖部分国民党军队与八路军共同作战，维护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局面。1940年返回延安，提出“南泥湾政策”，开展大生产运动，以打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在解放战争中，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1947年同刘少奇等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他亲临华北前线指导作战，取得了清风店、石家庄战役的胜利，开创了攻克坚固设防城市的先例。在战略决战阶段，他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1949年4月和毛泽东一起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渡长江南下的作战命令，最后推翻了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统治。

他在长期的军事生涯特别是革命战争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并逐步形成一整套适合人民军队建设和作战需要的关于带兵、练兵、养兵、用兵等重大军事问题的理性认识。在中国红军初创时期，他同毛泽东共同总结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成为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指导原则。以后又写了许多军事论文，论述运动战、山地战、隘路战、遭遇战、追击战、袭击战、攻坚战、歼灭战等战术思想，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在第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连续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在1956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他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参与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极其关心并积极主张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及时提出一系列正确的建军方针和原则，对陆、海、空和装甲兵、炮兵等诸军兵种的建设和发展，对军事院校工作和培养现代军事人才等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为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他把更多的精力用于调查研究，对发展工业、矿业、农业、商业、外贸、财政、交通等项事业，都提出过不少中肯的意见和重要的主张。他一贯主张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实行多种经营方式，主张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对于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提出纠正意见。建国初期，兼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为加强执政党的建设，维护党的组织纪律，克服党内各种不良倾向，保持党的优良作风，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还多次出国访问、会见外国领导人，增进了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友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曾遭到林彪、江青集团的侮辱和打击，但受到毛泽东的保护。1976年7月6日在北京逝世。主要著作收入《朱德选集》。

邓小平（1904-1997）　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军事家。邓小平早年领导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中，他与刘伯承一道开辟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在解放战争中，他与刘伯承一起，指挥了上党、邯郸战役，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序幕。指挥了淮海、渡江战役，实施了战略追击，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屡屡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他于1949年10月任中央军委委员，1954年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任中央军委常务委员，在国防与军队现代化建设上作出了贡献。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他作为三军统帅，为人民解放军和国防事业的现代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19年秋，邓小平考入重庆勤工俭学留法预备学校。1920年夏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初到苏联学习。

1927年春回国，被派往西安冯玉祥国民军联军从事政治工作。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改名邓小平，8月7日在武汉参加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年底随中央机关迁往上海。1928～1929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29年夏，作为中央代表前往广西领导起义，化名邓斌，同张云逸等于12月和次年2月，先后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左江、右江革命根据地，任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1931年夏，到江西中央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由于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被当时党内“左”倾领导者撤职。以后，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主编。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年底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5年1月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会议确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后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1938年1月任八路军129师政治委员。和师长刘伯承深入华北敌后，创建了太行、太岳等抗日根据地。1942年9月兼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1943年10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的全面工作。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中原局、华东局第一书记。1945年9月至11月同刘伯承一起领导了上党战役、邯郸战役。1947年夏他们率军南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地区，由此揭开了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的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在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阶段，担任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的总前委书记，同两个野战军的领导人一起，指挥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攻克了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和上海、苏、浙、皖、赣等广大地区。

1949年9月，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参加了开国大典。10月，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随后和刘伯承率部向西南进军，占领了云、贵、川、西康诸省，参加领导了进军西藏和西藏和平解放的工作，实现中国大陆的完全解放。此间，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

1952年7月调往中央工作，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4年改为国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后又兼任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部长。1954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反对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中，作出重要贡献。1955年4月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195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在任总书记的10年中，协助中央主席、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56～1963年，多次赴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进行谈判，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失去一切领导职务。1969～1973年间下放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1973年3月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4年4月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在会上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他主持起草了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1975年1月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周恩来病重以后，在毛泽东支持下，他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进行全面整顿，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收到显著的成效。由于“四人帮”的诬陷，1976年4月又被撤销一切职务。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他原来担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1978年3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主席。他首先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还提出要尽快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他在这个会议上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历史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为这次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经过这次全会，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在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由他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思想。在这次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82年9月中共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他在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主任。在1983年6月第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科学地阐明社会主义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他认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来制订规划。根据他的思想，中共十三大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他指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全党要一心一意地搞现代化建设。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他设计了从20世纪80年代到下个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目标。并且提出，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根本标准，不断开拓新局面。他大力支持和推动农村改革，推进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改革，指出“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他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述，为中国共产党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的改革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他倡议兴办经济特区，开放14个沿海城市，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新区，推动中国全面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他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他提倡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主张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他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要实行战略性转变，提出要把军队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他为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构想，按照这个构想，香港已于1997年回归中国，澳门也将在1999年底回归中国。他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准则。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同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日本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恢复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发展了同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他为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来进行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不懈的努力。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国际发生政治风波，党和政府在他和其他老同志坚决有力的支持下，依靠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从而经受住严重的考验，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和稳定。

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他辞去了最后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在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稳定的过程中，他起了关键的作用。退休以后，他仍然关心党和国家的事业。1992年视察中国南方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重要谈话，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经验，从理论上回答了一些重大问题。以这次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97年召开的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邓小平理论，指出这一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并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在北京逝世。主要著作收入《邓小平文选》（3卷）。

彭德怀（1898-1974）　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早年参加湘军，并在此基础上，扩编为红三军团，为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立下了卓越的战功。抗日战争中，任八路军副总指挥，为坚持敌后抗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解放战争中，彭德怀任西北野战军（后为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率军保卫党中央。经三年转战，解放了大西北五个省。1950年，他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指挥抗美援朝作战，打败了美国侵略者。任国防部长后，领导国防建设和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为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16年，彭德怀入湘军当兵，痛恨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黑暗统治，萌发富国强兵思想。1919年在连队秘密组织“救贫会”，后因派会员杀死一恶霸被捕，在押解途中逃脱。1922年改名彭德怀，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毕业后回湘军任排长、连长、营长。

1926年随部队编入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结识共产党人段德昌，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1927年1月于所在营成立士兵委员会，订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维护士兵权益的会章。1928年1月升任团长，4月在大革命失败的革命低潮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22日与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平江起义，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任军长兼第13师师长。率部在湘鄂赣边转战数月，建立三省边界革命根据地，后率5军主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第4军会师。1929年1月为了配合第4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担负留守井冈山、钳制湘赣敌军的艰巨任务。1930年6月任第3军团总指挥，率部在平江击败国民党军的进攻，乘胜攻入长沙，占领十日。1931年11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4年1月补选为中共第六届候补中央委员。在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中，他是前线主要指挥员之一，所率3军团屡建战功。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逐渐认识到“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曾对错误的军事指挥提出严肃的批评。

1934年10月率部参加长征。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后率3军团积极执行新的作战方针，北渡赤水，回师攻占娄山关，再克遵义城，协同第1军团歼灭大量反扑之敌，取得第一方面军长征后第一个大胜利。1935年6月第一方面军同第四方面军会合后，他坚决拥护北上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9月，第1、3军合编为陕甘支队，任司令员。10月，与政治委员毛泽东率部到达陕北。在他率领红军勇猛打退敌军骑兵的追击后，毛泽东曾写诗赞扬他：“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同年11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参与指挥直罗镇战役。1936年1月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2月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司令员，与毛泽东等指挥部队东渡黄河，挺进山西，宣传抗日，扩大红军。5月任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西征宁夏、陇东，迎接第二、第四方面军北上会师。10月底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参与指挥山城堡战役。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八路军副总指挥(第18集团军副总司令)。与朱德总司令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取得平型关等战斗的胜利。尔后在华北敌后领导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指挥部队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在与日军进行频繁战斗的同时，并与制造磨擦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40年，在华北发动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史称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使全国军民受到鼓舞。1942年8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统一领导对敌斗争、整风学习、大生产和减租减息运动，实行精兵简政，领导华北军民渡过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1943年9月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对日军的大反攻。

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后为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1947年3月初，国民党军胡宗南等部20多万人重点进攻陕甘宁解放区时，指挥仅2万余人的陕北部队和后勤机关，同十倍于己的敌军作战。在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主动撤出延安后，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作战方针，采取拖疲敌人的“蘑菇战术”，伺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在一个半月内连续于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后又在沙家店歼敌两个旅，挫败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扭转了西北战局，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在其他战场的作战。1948年2、3月间率部在宜川、瓦子街一举歼敌五个旅，于4月22日收复延安。彭德怀出奇制胜，以劣势兵力战胜优势兵力的指挥艺术，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1949年在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形势下，运用军事进攻与和平谈判方式，解放西北五省。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0年10月，当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严重威胁中国边境安全时，他坚决拥护抗美援朝的决策，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起，在七个月内连续进行五次战役，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赶回到“三八”线，迫使其转入战略防御，接受停战谈判。经过两年边打边谈，于1953年7月签订停战协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授予他“朝鲜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1952年4月回国，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从1954年9月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他以极大的魄力，领导实行军队组织机构和重大制度的改革，改善武器装备，组建技术兵种，举办各类军事学校和研究机构，实施正规的军政训练，建立第一线国防筑城体系，促进人民解放军在保持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从单一兵种到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历史性转变。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59年7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期间，勇于直言，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提出批评，遭到错误的批判，并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首领，免去国防部长职务。1962年6月，他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反驳庐山会议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坚持真理，再次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审查。1965年9月被派往四川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仍顾全大局，兢兢业业地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四人帮”严重迫害，他据理斗争，坚贞不屈，由于长期的摧残和折磨，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逝世。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出版有《彭德怀自述》、《彭德怀军事文选》。

我还是想在这个位置上就介绍林彪，因为林当时是第三号元帅。

林彪（1907-1971）　军事家。早年入黄埔军校。大革命失败后，先后参加南昌起义、湘南起义，上井冈山，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一、二、三、四、五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抗日战争中，任八路军115师师长，指挥平型关战役，取得大捷，提高了我党、我军在全国人民中的威望。解放战争中，领导建立东北根据地，指挥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向中南地区的大进军，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贡献。

1925年在“五卅”反帝运动影响下，参加学生运动，曾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同年冬,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在校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0月毕业后，被分派到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后改编为第25师73团)任见习排长。次年4月，参加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的第二次北伐，任连长。

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11军25师73团连长。南昌起义军在广东潮(安)汕(头)地区受挫后,随朱德、陈毅转战闽粤赣湘边界。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1营2连连长。同年4月,随军转到井冈山，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初称工农革命军)第4军28团营长、团长,参加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反“进剿”、反“会剿”斗争。1929年1月，随朱德、毛泽东挺进赣南、闽西,3月任红4军1纵队纵队长(亦称司令员)。1930年6月任红1军团4军军长,1932年3月任红1军团总指挥(后称军团长),率部参加了文家市、长沙、吉安、赣州、漳州、南雄水口、乐安宜黄、金溪资溪等重要战役和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曾多次指挥所部担任战役战斗的主攻任务。先后被选为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率部参加突破国民党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道封锁线和强渡乌江等作战。1935年1月，参加了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指挥红1军团参加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夺占泸定桥等作战。同年7月，红1军团在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改称第1军，任军长。9月，任红军陕甘支队副司令员兼第1纵队司令员。11月，陕甘支队到达陕北恢复第一方面军番号后，仍任红1军团军团长,随后率部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1936年6月,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校长，后兼政治委员。1937年1月，红大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继任校长兼政治委员，并兼任抗大第一分校校长和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师长和该师军政委员会书记，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军委前方分会委员，率部挺进华北前线，首战平型关，重创日军华北方面军第5师，取得全国抗战开始后第一个大胜利。1938年3月在山西行军途中被晋绥军哨兵开枪误伤，返回延安治疗。同年冬，赴苏联就医。1942年2月回国抵达延安，参加整风运动，任中共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成员。同年10月～1943年7月曾赴重庆,与周恩来一起就克服内战危机，继续合作抗日问题同蒋介石谈判。1945年4月，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8月，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派往山东，拟任山东军区司令员，途中奉命转赴东北，先后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东北军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并兼任东北军政大学校长等职。指挥了四平、新开岭、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和东北1947年夏、秋、冬攻势和辽沈决战等重要战役，解放东北全境。1948年底率部入关，任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和中共平津前线总前委书记，与罗荣桓、聂荣臻一起，统一指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进行平津战役。1949年3月，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任司令员。5月兼任华中军区司令员，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书记，先后指挥了宜沙、湘赣、衡宝、广东等战役，解放中南广大地区。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总结部队的作战经验,提出了“一点两面”、“三三制”、“四组一队”、“四快一慢”等一系列战术原则。他关于战斗作风和战术问题的多次讲话曾印发部队指导作战和训练(见林彪的军事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后改为中南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以及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1951年11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4月，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9月，曾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8年5月，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副主席。1959年9月，兼任国防部部长，旋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继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他与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结成反革命集团，同江青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1971年9月8日，他下达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企图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阴谋败露后，于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地区机毁身亡。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刘伯承（1892-1986）　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早年参加川军，后参加国民革命军。1927年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后到苏联学习。回国后任红军总参谋长，为根据地建设和长征的胜利，作出了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师长，开辟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指挥上党、邯郸战役，配合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1947年6月率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并实现战略展开，揭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后又领导了淮海、渡江战役，指挥进军大西南，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赫赫战功。新中国建立后，主要领导军事教育和军队训练工作，是新中国军事教育事业的重要奠基人。

1911年，刘伯承参加了响应辛亥革命的学生军。1912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翌年参加四川讨袁（世凯）军。1914年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护法等战争中，历任连长、旅参谋长、团长。1916年3月在攻克丰都县城的作战中右眼中弹致残。1923年在讨伐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战争中任东路讨贼军第一路指挥官。足智多谋，骁勇善战，被誉为川中名将。同年秋，结识了共产主义者杨闇公、吴玉章等。1924年起，随吴玉章到上海、北京、广州等地考察，在深入研究中国社会实际的过程中，经过认真探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逐步实现了从爱国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12月，与朱德、杨闇公等发动泸州、顺庆（今南充）起义，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率起义部队与四川军阀作战，策应北伐战争，实现了中共中央关于抑止川军东下威胁武汉的战略目的。1927年春，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在大革命失败的严重时刻，与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

1927年冬赴苏联，先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后入优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在此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对军事问题补充报告》，并提出了《南昌暴动始末记》的专门报告。1930年夏回国，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长江局军委书记。12月到上海，协助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931年奉命赴中央革命根据地。1932年1月，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10月，任军委总参谋长，协助朱德、周恩来指挥作战，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因反对军事指挥上的教条主义，被错误地撤销总参谋长职务，任第五军团参谋长。长征中，于1934年底重新担任红军总参谋长，并兼任中央纵队司令员，指挥先遣部队强渡乌江，智取遵义。1935年1月，参加了遵义会议，在这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河。亲率干部团抢占皎平渡口，保证了部队顺利北渡金沙江。5月，任先遣队司令，与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部为全军开路。在进入大凉山时，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与彝族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使部队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接着，率红一师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会合后，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与朱德一起同张国焘分裂党的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1937年9月底，率部挺进山西，以太行山为依托，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组织所部进行的夜袭阳明堡、设伏七亘村等著名战斗，痛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1938年起，与政治委员邓小平、副师长徐向前等组织指挥了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以及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冀南反十一路“扫荡”等战役战斗，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940年，领导根据地军民，在日伪军控制的交通线上广泛开展破袭战。8月，指挥部队参加著名的百团大战，组织实施正太、榆（社）辽（县）战役，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在日伪军加紧推行“囚笼政策”，分割和封锁抗日根据地的严重形势下，坚决执行主力地方化的方针，积极组织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相结合的游击集团，并组建大量武装工作队，实行“敌进我进”，向敌占区、交通线广泛出击，粉碎了日伪军频繁的“蚕食”和残酷的“扫荡”。同时多次反击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对根据地的进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与邓小平等领导根据地军民实行生产自给，减租减息，精兵简政，使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1943年9月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1945年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返回晋冀鲁豫根据地，领导全区军民举行对日本侵略军的大反攻。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军区、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1945年9月起，与政治委员邓小平率领所部反击向解放区进攻的国民党军，指挥上党战役，一举全歼阎锡山部十三个师；接着，又挥师东向，发起邯郸战役，歼敌两个军大部，争取了一个军起义。上党、邯郸战役的胜利，创造了组织大兵团作战和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的成功经验，粉碎了国民党军控制晋东南要地和打通平汉铁路的企图，巩固了华北解放区，掩护了我军在东北的战略展开，同时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在重庆同蒋介石的和平谈判，对迫使蒋介石同意签订“双十协定”、“停战协定”，起了重要作用。1946年6月，蒋介石焊然发动全面内战。与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以大踏步进退的运动战，十个月内连续组织了陇海、定陶、巨野、鄄南、滑县、巨（野）金（乡）鱼（台）和豫北等战役，歼灭和钳制了大量敌军，解放了大片地区，与其战场互相配合挫败了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

1947年6月底，根据党中央关于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重大决策，与邓小平率十万大军强渡黄河，挺进中原，实施中央突破，首先发起鲁西南战役，连续歼敌九个半旅，巧妙地调动和迷惑了敌人。随后疾速挥师南下，千里跃进大别山，深入敌腹心地区，威逼南京、武汉，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在远离根据地、无后方作战的困难条件下，依靠群众，立足生根，多次打破敌人重兵围攻。同年9月起，与出击陇海线的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挺进豫西的陈谢兵团密切协同，在江淮河汉之间大量歼灭敌人。经过十个多月的艰苦作战，扩大了中原解放区，迫使国民党军陷于被动防御地位，对扭转全国战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48年11月，根据中央军委决定，与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统一指挥华东、中原部队进行规模巨大的淮海战役，同徐淮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进行战略决战，取得了歼敌五十五万余人的重大胜利。

1949年4月，参与指挥渡江战役，并直接指挥第二野战军直出浙赣线，解放了皖南、浙西、赣东北、闽北广大地区。南京解放后，兼任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市长。同年冬，与邓小平一起指挥第二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在贺龙指挥的第一野战军一部配合下进行了西南战役，出色地执行了中央提出的远距离迂回包围的作战方针，拊敌侧背，断敌逃路，大量歼敌；同时通过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促成大批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率部起义和投诚，在较短的时间内解放了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1950年1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领导军民肃清匪患，恢复经济，筹划和平解放西藏的工作，为解放西南地区、巩固西南边疆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底，任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后又兼任政治委员。1954年起先后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1957年9月调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1959年后负责军委战略小组工作。一贯主张“治军必先治校”，在军事院校工作中坚持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指导教学和学术研究，在继承和发扬人民解放军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学习外国军队的先进经验。组织了大规模的教材编写和翻译工作，亲自撰写、审定和翻译了一批军政教材。重视汲取各国现代军事科学成果，是最早把教育训练提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战略的地位的领导人之一。在继承和发扬解放军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外军先进经验，为建立各军兵种指挥院校，培养中高级干部，推进现代化、中规划革命军队的建设做出巨大努力。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博采古今中外军事理论的精华，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在用兵作战中讲究实事求是，敌变我变，并将唯物辩证法引入军事指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辩证法。同时，对于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和司令部工作以及部队的教育训练等均有丰富的论述，其军事著作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出版。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至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二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966年起任中共中央军事副主席。1982年后，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辞去党政军领导职务，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

贺龙（1896-1969）　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贺龙早年参加国民革命，任二十军军长。大革命失败后，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举行南昌起义，任总指挥，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后开辟了鄂西、湘鄂川黔边根据地。抗日战争中，任八路军120师师长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为抗击日寇，保卫陕甘宁边区作出了巨大贡献。解放战争中，为北击雁门，保证大西北战场的后方巩固和后勤供应，解放四川建立了功勋。新中国建立后，为解放西南、和平解放西藏、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贺龙于1914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桑植、石门、沅陵等县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武装斗争。曾三度入狱，威武不屈。1916年，他以两把菜刀闹革命，夺取了反动派的武器，组织起一支农民革命武装。这支武装在军阀林立的旧社会，屡遭失败，几经起落，在贺龙的坚强领导下，逐渐发展壮大，在讨袁护国和护法战争中屡建战功。

1924年至1927年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贺龙积极拥护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高举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旗帜，率部参加北伐战争。1926年夏，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时，已成为北伐军中著名的左派将领。1927年6月，由于战功卓著，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他不断追求真理，在北伐战争中，逐渐由信仰三民主义转变为信仰共产主义。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革命转入低潮，贺龙无所畏惧，坚定地站在共产党和工农大众一边，率部参加并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担任起义军总指挥。在起义部队南下途中，经周逸群、谭平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南昌起义后，贺龙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于1928年初由上海回到湘鄂西，领导发动荆江两岸年关暴动和湘西起义，与周逸群、段德昌等创建了红二军团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他反对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搞的肃反扩大化。1934年10月，率部与任弼时、肖克、王震等带领的红六军团在黔川边境会师，由他和任弼时统一指挥，发起湘西攻势，在十万坪、浯溪河重创敌军，兵围常德，有力地策应了红一方面军突围长征。1935年2月至8月，他和任弼时指挥红二、六军团反“围剿”，在陈家河、桃子溪、忠堡、板栗园连获大捷，歼灭了整师整旅的敌人，粉碎了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开辟了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1935年11月，贺龙、任弼时领导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他们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围追堵截，转战湘鄂川黔滇康青甘。1936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二、六军团在甘孜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与朱德、刘伯承、任弼时、关向应等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护了党的团结，促进了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抗日战争开始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贺龙任八路军第120师师长。1937年9月，率师主力东渡黄河，挺进敌后，配合国民党军队对日军发起忻口战役，取得了雁门伏击战等胜利。后转入晋西北管涔山区，率部粉碎日军对晋西北的进攻，接连收复岢岚、五寨等七座县城，开辟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938年底奉命率部挺进冀中，任冀中军政委员会书记，指挥第120师和八路军第三纵队转战冀中平原，先后在大曹村、曹家庄、邢家庄、黑马张庄，四战四捷。他指挥的河间齐会战斗，是抗日战争中平原歼灭战的范例。在这次战斗中，他身中毒气，仍坚持指挥，为部队作出表率。1939年9月，在晋察冀边区指挥了著名的陈庄战斗。1940年率部返回晋西北，担任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书记和晋西北军区司令员，领导晋西北军民粉碎了日军多次“扫荡”，指挥晋绥军民“把敌人挤出去”，创造了许多光辉战例。他领导晋绥人民进行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使晋绥根据地不断扩大和巩固。1942年6月，他担任陕甘宁和晋绥联防军司令员，为陕甘宁和晋绥两个根据地的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日军投降后，贺龙率领晋绥部队主力挥师北上，解放了晋中广大地区，并与聂荣臻指挥的晋察冀部队一起进行了绥远战役、晋北战役，协同晋冀鲁豫部队发起了吕梁、汾孝战役，打退了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的进攻，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解放战争开始后，贺龙奉命协助彭德怀组织指挥西北战场部队，并主持后方根据地的建设，负责陕甘宁和晋绥的财经工作。他积极领导根据地人民进行土地改革，集中边区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前线部队作战，为西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12月，贺龙率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等部，由陕入川，配合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第二野战军，歼敌数十万人于成都地区。西南各省解放后，贺龙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和西南军区司令员、中共西南局第三书记。他与邓小平、刘伯承一起领导了清剿土匪，恢复生产，建设边疆，以及改造起义投诚的原国民党部队等工作，为和平解放西藏，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贺龙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位卓越领导人。1954年调中央工作后，一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等重要职务。在1956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长期以来，他积极参与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1959年底，任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同罗瑞卿等领导了我国的国防工作建设。1964年初，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与叶剑英、罗瑞卿等组织全军群众性的大练兵运动，有力地推动了人民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从建国初期开始，他一直兼任国家体委主任，是中国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国际事务中，他协助周恩来工作，多次出访欧亚各国，为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间的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文化大革命”中，贺龙遭到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残酷迫害。他始终坚持党的原则，对林彪、江青、康生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表现了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气节和高尚品德。1969年6月9日，被迫害致死。

贺龙是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一生追求真理，把毕生的精力和心血都奉献给了党和人民。战争年代，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善战，历尽艰险，百折不挠；和平时期，为社会主义建设，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自觉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他对敌人恨，对人民爱，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大公无私，刚直不阿，言行一致，光明磊落，平易近人，豁达大度，爱护战士，关心群众。他的英雄形象和崇高品德深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崇敬和爱戴。

陈毅（1901-1972）　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领导人之一、军事家。早年留学法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率领部队上井冈山，为中央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作出了贡献。红军长征后，坚持南方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开始后，率新四军第一支队奔赴苏南抗日前线，后到苏北，取得黄桥决战的胜利，打开了华中抗日的新局面。皖南事变后，陈毅任新四军代军长、军长，为巩固华中根据地，打击敌寇，收复失地，英勇作战。解放战争中，指挥部队先后取得了鲁南、宿县、莱芜大捷，粉碎了敌人的全面进攻，又取得孟良崮大捷，粉碎敌人重点进攻。不久，挥师豫皖苏边，与刘邓、陈谢大军一道大举进攻中原，揭开战略反攻之序幕。后参与指挥了淮海、渡江、上海战役和向东南进军。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央军委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了贡献。

1919年，陈毅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因参加中国留学生的爱国运动被押解回国。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到北京中法大学学习，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初毕业后被派赴四川万县，推动川军响应北伐。1927年春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共委员会书记。

1927年7月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反共后转赴江西，8月上旬在抚州赶上南昌起义部队，任第十一军第25师第73团团指导员。起义军南下失败后，与 朱德 等整顿余部，转战闽赣粤湘边。1928年1月参与领导湘南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成立工农革命军第1师，任师党代表。同年4月与朱德率部到井冈山地区，与 毛泽东 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初称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先后任师长、军委书记、政治部主任、前委书记等职，参与领导创建和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0年后历任新成立的第六军政治委员、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员会书记、第二十二军军长、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西方军总指挥等职，积极发展人民武装，参与领导反“围剿”斗争，两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两次获红星奖章。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率第一方面军主力长征，他留下担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后转战赣粤边区，依靠人民群众，坚持了三年极其艰苦的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曾赴湘赣、皖浙赣等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指示，编组红军游击队为新四军， 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新四军第1支队司令员、江南指挥部指挥、苏北指挥部指挥。1940年11月，成立华中总指挥部，代理总指挥。

1941年1月 皖南事变 后，重建新四军军部，任新四军代军长，继续领导华中军民进行反“扫荡”、反“清乡”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1947年1月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副司令员 粟裕、副政治委员 谭震林 等创造性地执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在粉碎国民党军全面进攻中，指挥部队连续取得宿北、鲁南、莱芜等战役的重大胜利。当蒋介石集中主力对山东实行重点进攻时，又指挥孟良崮战役，一反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的常用战法，出敌不意地歼灭全部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主力整编第74师。1947年秋，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同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主力一部实行外线出击，挺进豫皖苏，与刘(伯承)邓(小平)野战军及陈(赓)谢(富治)兵团密切协同，在中原地区大量歼敌，使国民党军陷于被动地位，对扭转全国战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48年5月除继续担任华东军政职务外，又赴中原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从同年11月开始，作为总前委的常委之一，参与组织指挥了 淮海战役 和 渡江战役 ，解放了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和东南广大地区。1949年5月起兼任上海市市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继续担任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司令员。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8年2月起兼任外交部部长。1966年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文化大革命期间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坚决斗争，遭到严重迫害。他是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七、九届中央委员。1959年起任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72年1月6日在北京逝世。陈毅兼资文武，博学多才。有多种军事、政治论著和诗词著作，编为《陈毅军事文选》、《陈毅诗词选集》和《陈毅诗稿》等。

罗荣桓（1902-1963）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国民革命失败后，领导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从事军队政治工作，为人民军队各项制度的创建做了大量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主要在山东工作，1943年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八路军115师政委兼代师长，为建立巩固和扩大山东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卓越功勋。抗日战争胜利后，率山东部队进入东北，与林彪一道领导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指挥辽沈和平津战役，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赫赫战功。新中国建立后，主要负责部队政治工作，为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呕心沥血，功勋卓著。

1926年秋，罗荣桓在青岛大学预科毕业后赴广州，旋回家乡组织农民协会，进行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

1927年4月到武昌中山大学读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即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被派往鄂南通城从事农民运动，参与组织通城、崇阳农民武装，任党代表。这支武装在江西修水编入武昌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他任特务连党代表，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经三湾改编到井冈山，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初称工农革命军)第4军的连、营、纵队党代表。积极建立军队基层的共产党组织，实行民主制度，尊重爱护士兵，反对军阀作风。

1929年底参加中共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被选为4军前敌委员会委员。1930年8月任第4军政治委员。1932年3月任第1军团政治部主任。在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领导部队的政治工作，同时组织部队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粮款，扩大红军队伍。第四次反“围剿”后，改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巡视员、动员部部长，曾兼任扩大红军突击队总队长。领导扩红工作成绩卓著。

1934年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获红星奖章。同年9月任第8军团政治部主任。长征中8军团撤销，他先后任总政治部巡视员、第1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到陕北后，参加了东征战役。1936年6月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并兼任培训高级干部的第一科政治委员。1937年1月任军委后方政治部主任，7月任第1军团政治部主任。

抗日战争初期，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主任。1937年9月，率师政治部和少数部队，在晋冀边界的阜平、曲阳、灵寿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1938年到吕梁山地区，与代师长陈光指挥午城、井沟和薛公岭等战斗，保卫了黄河河防。同年秋参加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随后任115师政治委员。1939年3月初与陈光率115师师部和主力一部进入山东，参与指挥樊坝、梁山等战斗，重创日伪军。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强调团结抗日的友军和爱国进步人士，孤立和打击制造摩擦的国民党顽固派。他率领的115师部队，与山东人民抗日起义武装组成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并肩作战，先后在鲁西、鲁南、冀鲁边、鲁中、滨海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人民武装，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1941年8月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同年冬，日伪军5万余人“扫荡”鲁中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115师师部等领导机关被日伪军合围于沂水留田一带。他准确地分析敌情，掌握时机，出敌不意地率部向日军占领区临沂方向转移，跳出敌人重围。后又返回根据地中心地区，领导军民坚持斗争，挫败日军在山东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1943年3月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15师政治委员、代师长，后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统一领导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党政军工作。他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领导了整风运动。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领导山东军民进行精兵简政，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加强连队基层建设，开展分散性、群众性游击战争，针对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和“蚕食”，提出“敌人打过来，我们就打过去”的“翻边战术”，扭转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被动局面。

1944年开始组织一系列战役，实行局部反攻，巩固、发展了山东抗日根据地。1945年指挥部队在山东进行大反攻，控制山东境内的津浦、胶济、陇海铁路，收复除济南、青岛少数城市之外的山东大部地区。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率山东主力部队6万余人进军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他强调打破和平幻想，准备长期作战，积极贯彻中共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曾提出发动群众，创建东北根据地的建议。他组织领导了东北地区大兵团作战中的政治工作。1947年在部队中推广第3纵队诉苦教育经验，增强指战员的战斗意志，提高部队战斗力。这一经验后经毛泽东批示在全军推广。

在辽沈战役中，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先打锦州把国民党军封闭在东北予以全歼的战略决策，对夺取战役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他还曾主持组建二线兵团，为主力部队输送了大量兵员。

1949年1月任第四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他作为中共平津前线总前委委员和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政治委员，参与指挥平津战役，主持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工作。1949年6月以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中局(后为中南局)第二书记，华中军区(后为中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1950年4月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年9月兼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1954年6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11月任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他在领导全军政治工作中，强调发扬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保证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并主持制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领导“向文化大进军”，提出“系统的、联系实际的、稳步前进的”部队政治理论教育方针。

1952年领导筹建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后兼任院长。他善于团结和使用各方面的干部，领导建立干部工作制度，加强干部工作建设。60年代初，他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反对林彪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从1959年12月起，他在中共中央军委还分管民兵工作，曾任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强调民兵工作要在地方党委领导下，围绕生产，结合中心任务进行，进一步明确了和平时期民兵建设的方向。他是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从1942年起经常带病指挥作战，1946年曾切除一侧肾脏，以后长期抱病工作，1963年12月16日病逝于北京。毛泽东作诗《吊罗荣桓》给予高度评价。

徐向前（1901-1990）　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早年入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失败后，参加广州起义，后到鄂豫皖根据地，扩大了红军，巩固了根据地，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从鄂豫皖根据地突围后，又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迎接红军北上，实现了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师。在长征途中，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了长征，以后又进行了西征。抗日战争中任八路军129师副师长，领导开辟冀南根据地。解放战争中，指挥人民解放军解放太原及山西全境。解放后，为新中国的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呕心沥血。

1924年4月，徐向前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留校任排长。1925年春，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后到国民军第二军第6混成旅任教官、参谋、团副等职。1926年11月到武汉后，任南湖学兵团指导员。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队长。曾率学生队参加攻打叛军夏斗寅部，后被派往张发奎部任司令部参谋。1927年后，历任工人赤卫队第6联队队长，工农革命军第4师第10团党代表，4师参谋长、师长等职。1929年6月，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派往鄂东北，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31师副师长，中共鄂豫边特委委员，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席。1930年春，任第一军副军长兼第1师师长。1931年初，第一军与第十五军合编为第四军，任军参谋长。协助军长旷继勋等指挥部队连续挫败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第一、第二次“围剿”。7月，任第四军军长。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任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兼第四军军长。组织指挥了一系列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1932年10月，由于敌人强大和张国焘战略指导的错误，鄂豫皖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四方面军主力2万多人被迫撤出鄂豫皖苏区，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年11月至1934年8月，指挥所部抗击国民党军20多万人的“六路围攻”。

1934年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6月，第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被任命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曾获金质红星奖章。1936年7月，第四方面军与第二方面军会师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8月，再次率军北上，指挥了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会宁会师后，中央军委指示，第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抗日战争爆发后，出席了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被选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7年8月，任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1938年4月，率第129师和第115师各一部进入河北省南部，创建冀南抗日根据地。1939年6月到山东，任八路军第1纵队司令员。1942年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后任抗日军政大学代理校长。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后改为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8年3～5月，指挥临汾战役，以大部分新组建之部队，攻克设防坚固的临汾城。6～7月指挥晋中战役，以6万兵力歼国民党军10万余人，解放县城14座。1948年10月到1949年4月初，带病组织指挥太原战役，任太原前线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太原前线总前委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54年起，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5年起，任第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6～1987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参与领导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和国防建设。文化大革命期间，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1978～1980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1983年6月～1988年4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他是中共第七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届(十一中全会补选)、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90年9月21日在北京逝世。在战争时期和建国以后，发表过多种军事论著。著有《徐向前军事文选》和回忆录《历史的回顾》。

聂荣臻（1899-1992）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早年留法勤工俭学，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军事。回国后到黄埔军校任教官，参加北伐战争。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政委，开辟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参与组织正太、清风店、石家庄诸战役，参与指挥了平津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主要领导国防科技工业，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人造卫星上天都有聂帅的功劳，是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1919年底，聂荣臻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8月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次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10月到苏联学习。1925年8月回国后，历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中共广东区委军委成员、军委特派员，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后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与向北伐军派遣中共党员等工作。

1927年7月中旬任中共前敌军委书记，参加南昌起义后任起义军第十一军党代表。同年12月，参与领导广州起义。1928年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1930年初任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同年5月后在中共中央特科和中央军委工作，先后在香港、天津、上海等地坚持秘密斗争。1931年12月进入中央苏区，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第一军团政治委员，曾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同年4月，作为红军东路军政治委员参与指挥漳州战役。1932年冬以后，与军团长林彪率部参加了第四、第五次反“围剿”。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过金沙江后，任中央红军先遣队政治委员。曾率部参加直罗镇和东征、西征战役。1936年11月，参与指挥山城堡战役。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副师长、政治委员，参与指挥平型关战斗，取得全国抗战开始后的第一个大胜利。1937年11月，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晋察冀3省边界地区创建了敌后第一个抗日根据地。1939年冬指挥雁宿崖、黄土岭战斗，击毙被日军称为名将之花的阿部规秀中将旅团长。1940年8月，在百团大战中，组织指挥部队在正太、津浦、平汉、北宁等铁路线进行破击战。1943年秋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1945年部署晋察冀军区部队对日反攻作战。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平津卫戍区司令、北平(今北京)市市长等职。先后参与指挥正太、清风店、石家庄、平津等战役。

1950年初任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协助中央军委领导人部署人民解放军继续解放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岛屿，肃清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参与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的部署、训练、运输、供应、轮换等工作。曾参与组建各军兵种领导机构和一批军事院校，并组织制定军事条令、条例等。1954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1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58年兼任国务院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1959年兼任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领导科技攻关，组织全国大协作，仅用5年时间就研制成功多种导弹和原子弹，不久又研制成功氢弹。

文化大革命期间，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斗争。1983～1988年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2年5月14日22时43分因心力衰竭，抢救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著有《聂荣臻回忆录》。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第七～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九、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叶剑英（1897-1986）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早年入云南讲武堂，后参与办黄埔军校，参加了北伐。大革命失败后，参与领导广州起义。后到中央苏区，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工作，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不朽功勋。新中国建立后，随军进入广东，为广东的解放和华南地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后来到中央军委工作，为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作出了贡献。“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16年，叶剑英随父赴南洋。翌年回国，入云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于民主革命。1920年夏，叶剑英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驱逐桂系军阀之役。翌年10月，随大总统孙中山出巡广西。1922年6月，军阀陈炯明叛变。任海军陆战队营长的叶剑英率部护卫孙中山脱险，同叛军英勇作战。嗣后，前往福建任东路讨贼军第八旅参谋长，随军入粤讨伐陈炯明。1924年初，叶剑英任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受廖仲恺先生邀请，参加创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任教授部副主任，是当时很有威望的教官之一。这时，他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叶剑英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英勇善战，指挥果断，显露了出众的军事才能。1926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初期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攻克南昌后，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师长。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叶剑英毅然通电反蒋。随即奔赴武汉，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7月，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南昌起义前，叶剑英得知汪精卫阴谋加害叶挺、贺龙，立即冒着风险找他们商量对策，决定叶挺和贺龙指挥的部队迅速向南昌开进，使敌人阴谋没有得逞，南昌起义得以实现。起义军撤出南昌后，叶剑英极力劝阻了张发奎对起义军的追击。8月上旬，兼任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团长，使这支革命武装成为广州起义的主力。他促成警卫团扩编，介绍共产党员梁秉枢当团长，使警卫团也成为广州起义的武装力量。12月11日，他与张太雷、叶挺等领导了广州起义，任工农红军副总指挥。这次起义，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相连接，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与创立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开端。

1928年冬，叶剑英赴苏联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特别班学习，1930年下半年回国。1931年初到达中央苏区，历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即总参谋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闽赣军区、福建军区司令员等职务，参与指挥第二、三、四次反“围剿”战役。在此期间，还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进行长征。叶剑英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部队进入广西山区，他在一次敌机轰炸中负伤，带伤坚持行军、作战。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个重大历史转折中，叶剑英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3月，调任三军团参谋长。7月，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8月，党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开会，决定部队分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甘南。率领左路军的张国焘，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拒绝执行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并企图危害党中央。叶剑英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立即报告毛泽东。党中央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终于脱离险境。叶剑英在这个危急关头保护了党中央。毛泽东后来屡次称赞这是叶剑英在关键时刻为党为革命建立的一个大功。9月中旬，叶剑英任由一、三军团改编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参谋长。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任红一方面军和军委参谋长。

1936年，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叶剑英指挥中路军作战，钳制敌主力，有力地支援了左、右两路军的军事行动。7月，被党中央委派到安塞，进行联合东北军一致抗日的工作。9月，被派往西安，积极联络各方面的爱国力量。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西安事变。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促成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8月，叶剑英与周恩来、朱德一起到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叶剑英任参谋长。10月，任我军驻南京代表，从此，在国民党统治区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协助周恩来先后营救出许多被国民党监禁的革命同志，不少人后来成为党的领导骨干。1937年至1941年，叶剑英先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南方局常委，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广泛联络国民党上层人士，并多次参与同国民党谈判。1939年2月，叶剑英参与创办国民党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任副教育长，讲授抗日游击战战略战术，宣传持久战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1940年3月，他出席蒋介石在重庆召开的全国参谋长会议，作了《作战与磨擦问题》的长篇发言，用大量事实宣传我军抗日的业绩，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对八路军的种种污蔑，取得了广泛同情，被誉为“舌战群儒”。这一年，出版了《叶剑英抗战言论集》。

1941年2月，叶剑英返回延安，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他审时度势，精心运筹，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我军对日作战。他重视我军参谋工作建设，领导制定了一系列加强参谋工作的制度和措施。11月，兼任中央教育委员会委员、军事学院副院长。1943年6、7月间，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叶剑英向党中央提出以智取胜的政治作战方案，大力开展宣传战，对打退国民党反共高潮起了重要作用。1944年6、7月间，叶剑英受党中央的委托，先后向在延安的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介绍我军在敌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作战情况和战绩，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我军的污蔑，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1945年夏，叶剑英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抗战胜利后，叶剑英多次参加同国民党的谈判斗争。1945年12月，他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到重庆进行停战谈判，出席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叶剑英赴北平任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代表、美国代表一起，调处国共军事冲突和监督双方执行停战协议。他率领我方同志进行了艰巨复杂的斗争，赢得了一系列胜利，发展了党的力量，通过各种方式同各方面的爱国民主人士联系，扩大了反蒋统一战线。1947年2月，他返回延安。3月，赴晋西北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7月至9月，出席全国土地会议，在会上作了军事问题的报告。12月，出席中央在米脂县召开的工作会议，同任弼时一起，主持了土地问题的讨论。在整个后委工作期间，他正确贯彻中央的土改政策，积极协助中央领导全国范围的解放战争，为保证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转战陕北、指挥全国作战作出了贡献。1948年5月，叶剑英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他主持制定正确的教育方针，培养和建立教员队伍，发扬教学民主，按照实战需要训练干部，为部队和地方输送了大批军政人才。

1949年初，任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的叶剑英和聂荣臻、彭真一起，促成了北平和平解放，领导了对旧军队的改编和对旧北平市政府、学校、厂矿等各方面的接管工作，致力于北平的市政建设，维护社会安定，恢复发展生产，改善文化教育，为首都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4月，他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的和平谈判，达成《国内和平协定》，但被南京政府所拒绝。8月，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初，叶剑英和陈赓指挥广东战役，14日解放广州。他先后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代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代书记等职务。1949年底至1953年，他领导了华南地区的剿匪斗争、经济建设、民主改革以及广州的市政建设等各项重大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1950年2月，叶剑英主持制定解放海南岛战役的作战方针和战役计划。5月1日，我军解放海南岛。从1950年春开始，他在领导广东省的土地改革中，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同广东省的实际相结合所制定的一系列具体政策，注意保护华侨和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他还曾兼任华南垦殖局局长，亲自领导开拓了我国橡胶和热带作物的生产事业。

1954年10月，叶剑英回到北京。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1955年4月，任训练总监部代部长，主持全军的军事训练工作。他强调从实战需要出发，进行现代条件下的军事训练，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优良的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1月，组织并主持了辽东半岛方面军抗登陆战役中集团军海岸防御的军事演习，认真探索现代战争条件下训练和作战的经验。1956年6月，他主持召开全军院校会议，强调办好院校对部队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意义。9月，出席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1956年12月，叶剑英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缅甸。之后，他还率军事代表团访问了苏联、印度、波兰等国家，发展了我军同这些国家军队和人民之间的友谊。

1958年3月，叶剑英建议并受命创办军事科学院，任院长兼政治委员，主持制定了军事科学研究的正确方针、原则和方法，建设了一支科研干部队伍，培养了一批科研人才。同年，兼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他是我军杰出的战略家、军事教育家和现代军事科学研究的开拓者。1959年9月，叶剑英任中央军委常委。1960年，任军委军事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他坚决贯彻党中央、毛泽东制定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参与领导研究国家防御作战问题；主张军事训练和军事科学研究相结合，以总结我军的经验为主，探讨在现代条件下的战争指导规律；主持制定人民解放军一系列条令条例；参与领导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作，为把我军建设成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为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多方面建树。1963年12月，叶剑英建议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得到毛泽东和军委的赞许。之后，群众性练兵热潮迅速地在全军开展起来，取得显著成果。1965年，任第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66年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5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8月，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叶剑英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韧不拔的多种形式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初期，为坚持党的领导，稳定军队，保护老干部，他在职权范围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66年10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多次发言，坚决反对搞乱军队。11月13日，他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十万人大会上讲话，对当时的错误做法提出批评。11月29日，他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院校师生大会上再次讲话，严厉谴责打、砸、抢行为。他针对林彪、江青等人煽动“打倒刘邓”的罪恶活动，明确指示军事博物馆展览厅保留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照片。1967年1月，叶剑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稳定军队的专题发言。会后，他拿着全国军分区以上军事单位受冲击的统计表，当面斥责江青，指出：“内忧必然引起外患”，“稳定军队是党和国家根本利益！”1月20日，他在军委碰头会上，义正词严，拍案斥责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打倒老干部和反党乱军的罪行，以致右手第五掌骨远端骨折。经过激烈斗争，他主持制定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经毛泽东批准颁布执行，对稳定当时局势起了重要作用。2月14日，叶剑英在政治局碰头会上，愤怒质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林彪、江青等人把叶剑英和其他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诬陷为“二月逆流”。叶剑英遭受打击迫害，实际上被解除了在党中央和军队中的领导职务。1969年4月，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提议，叶剑英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6至10月，叶剑英与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全面深入地分析了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同年10月，他被林彪以所谓战备疏散为名赶出北京，抱病辗转于湖南、广东等地，受尽磨难。1970年8、9月间，叶剑英参加在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同林彪、陈伯达等人抢班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会后，他按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带领调查组到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地，调查陈伯达的反动历史，揭穿其政治骗子的面目。1971年林彪叛逃事件后，叶剑英重新以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对稳定当时全国和军队局势起了重要作用。

1971年7月，叶剑英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主持接待秘密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1972年参加接待先后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1973年，又协助周恩来接待第二次来访的基辛格。他为建立中美、中日外交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1973年8月，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1974年1月，叶剑英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同邓小平一起指挥西沙自卫还击作战，收回了被侵占的岛屿。

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防部长。6、7月间，叶剑英和邓小平一起，主持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军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就国际形势、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安排超编干部等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前后，他同许多高级干部谈话，向他们通气，讲了毛泽东对“四人帮”的严厉批评，揭露江青等人背着中央，插手军队的阴谋活动。在他主持下，对全军二十几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配备。这些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稳定军队与全国形势，创造了重要条件。1976年，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叶剑英再次被中止了领导工作。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0月，在党和国家面临危险的紧急时刻，叶剑英和党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一道，根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在这场关系着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叶剑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叶剑英高瞻远瞩，排除阻力，力主请邓小平、陈云等久经考验的老一辈革命家立即出来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主张明确肯定“天安门事件”为革命运动，尽快平反一切冤假错案。1977年3月，叶剑英再次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以极大的魄力，领导全军清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流毒和影响。7月31日，他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的庆祝建军五十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回顾了我军五十年的光辉历史，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提出了我军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任务。8月，在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副主席。1978年3月5日，在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在这次会议的解放军代表团小组会上，要求军队的同志要坚持马列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强调军队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他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先后会见了许多来访的外国国家和政府首脑、议会代表团、军队领导人以及知名人士，增进和发展了我国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拔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1979年1月，叶剑英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并提出在海峡两岸“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和“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的方针。1979年9月30日，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论述建国三十年来的成就和失误，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明确提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980年9月，叶剑英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制定了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他还领导制定了《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二十二个法律，为健全和完善我国的法制做了大量工作。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的谈话，进一步提出了实现祖国统一的九项具体政策，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这一重要谈话对祖国统一大业发生着愈来愈大的影响。他还经常会见回国观光、探亲的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鼓励大家为祖国的统一和建设多作贡献。1982年9月，叶剑英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必须有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同志走上中央和各级领导岗位，强调中央委员会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原则。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1983年2月25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期将满的时候，叶剑英写信给全国人大常委会，请求不再提名选他当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不再将他列为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候选人。3月5日，人大常委会复信同意他的要求，热情地赞扬了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充满艰难险阻的革命斗争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赞扬他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的卓越贡献。6月，在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0月，参与主持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这一年，出版了《叶剑英诗词选集》。他在晚年，还多次与王震等老战友一起，到全国各地视察，关心和支持一线同志的工作。1985年9月，叶剑英同其他六十三位老同志一起致函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请求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以便让一批比较年轻的德才兼备的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新老交替。十二届四中全会同意他的请求，并给他写了致敬信，高度评价了他的光辉业绩。　　　　　　　　　

1986年10月2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在这里我想先介绍一下叶挺，说实在的，叶挺将军若能活到1955年授衔，我认为能授元帅衔。
　　叶挺（1896-1946）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和新四军领导人、军事家。叶挺早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任孙中山卫队营营长。北伐中为开路先锋，攻打汀泗桥、贺胜桥，占武昌，为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立下了汗马功劳。大革命失败后，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为复兴中国革命，创建人民军队，立下了赫赫功勋。任新四军军长期间，为组建、发展新四军，扩大抗日根据地呕心沥血。皖南事变后，历经磨难，对党忠心不贰。

1911年10月，叶挺在武昌起义的鼓舞下，立志走军事救国的道路，先后就读于广东陆军小学、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在校期间刻苦攻读军事课程，积极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斗争，并广泛研读进步书刊，探讨哲学和社会政治学。曾给《新青年》杂志写信，提出\"道德根本之基\"在于\"觉悟\"，并表述其\"振污世，起衰溺\"的革命理想。1918年冬从保定军校毕业，次年初到福建漳州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援闽\"粤军，在第1支队任副官，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0年8月随粤军回师广东，参加驱逐桂系军阀陆荣廷之役。后任粤军第1师少校参谋、工兵营营附、孙中山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警卫团第2营营长。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调集重兵围攻孙中山的总统府时，奉命率部守卫总统府前院，与叛军激战竟日，掩护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等脱险。

1924年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合作后，被派赴苏联莫斯科，先后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同年10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2月1日转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9月回国到广州，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参谋处处长，旋即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战役。不久奉命转往肇庆，参与组建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第4军独立团，任团长。从此所部成为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一支武装部队。1926年在北伐战争中，他率领独立团担任先遣队，于5月北上讨伐北洋军阀吴佩孚部。6月间进至湖南安仁、攸县，击溃投靠吴佩孚的赣、粤部队4个团。后随第4军主力进攻醴陵、平江，猛打猛冲猛追，长驱直进，连战皆捷。汀泗桥战役中正面部队进攻受阻后，他率部翻越大山出其不意抚敌侧背，大败守敌，并乘胜追击20余公里，夺取咸宁县城。继又率部参加进攻吴佩孚亲率重兵据守的贺胜桥，先以团主力突破敌军桃林铺防线，揳入其防御纵深，再以预备队相机投入，将反扑的优势敌人击退。在所部三面受敌的情况下，严令部队集中兵力支援主攻方向，接连突破印斗山、铁路桥等敌军核心阵地，占领了贺胜桥。在武昌攻坚战斗中，指挥部队突入城内，经激烈巷战，配合友军攻下制高点蛇山，迫使敌军缴械投降。在北伐战争中，他多谋善断，屡建战功，被誉为\"北伐名将\"，所部被称为\"叶挺独立团\"，为4军赢得\"铁军\"称号起了重要作用。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他升任第4军25师副师长、第11军24师师长。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指使夏斗寅、杨森部袭击武汉。他在叛军逼近武昌时临危受命，组织留守武汉的部队反击叛军，经3日鏖战，从纸坊镇打到汀泗桥，将叛军击溃，使革命中心武汉转危为安。同年7月下旬，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前敌委员会委员。8月1日与周恩来、贺龙、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南昌起义。指挥起义军骨干力量第24师英勇奋战，歼灭守敌第6军57团和第3军23、24团。起义后任前敌总指挥兼第11军军长，南下途中参与指挥会昌战斗，所部第24、25师担任主攻，率先突入会昌县城，重创国民党军钱大钧部，并将增援之敌黄绍竑部击退。起义军进入广东潮(安)汕(头)地区实行分兵后，与贺龙率第11军24师和第20军1师、2师向西进取东江地区时，于揭阳县山湖(即玉湖)附近地区遭遇国民党军东路军，激战3昼夜，因敌众我寡，伤亡很大。后转到普宁流沙又遭东路军大举进攻，当起义部队余部撤往海陆丰地区后，他与聂荣臻等伴同身患重病的周恩来乘船潜往香港。同年12月10日由香港到广州，旋即参加领导广州起义，任工农红军总司令。起义当晚在总指挥部召开的会议上，他根据敌强我弱和敌军必将调动主力向我反扑的形势，提议尽快以缴获的武器扩大部队，趁敌军反扑之前主动撤出广州，保存实力，另图发展，但未被采纳。12日，在起义主要领导人张太雷牺牲、敌人大举反扑的危急时刻，与聂荣臻一起果断下令撤退，保存了部分武装力量。广州起义失败后，因受到党内\"左\"倾领导的指责和共产国际某些人的冷遇，因而消沉，出走欧洲，与中国共产党脱离了关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回到澳门，渴望参加抗日救国。1933年应国民党军第19路军将领的邀请，曾到福建参加抗日反蒋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拥护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积极参与将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出任军长。1937年10月应召赴延安会见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人毛泽东，表示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坚决抗战到底 。1938年与中国共产党中央东南分局(后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等领导指挥部队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为了执行中国共产党中央给新四军制定的\"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1939年5月他越过日军封锁线，北渡长江，在皖中主持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对部队进行整顿、扩编，分途挺进皖东敌后，在淮南津浦路东西两侧开辟抗日根据地。1940年10月2日，日军5000余人在空军配合下，分两路进攻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在国民党军有意避战，纵敌肆虐的情况下，他亲赴前线指挥军部直属部队，选择险要地形部署兵力，以节节堵截、相机反击、日夜袭扰的积极防御战法，消耗、疲惫敌人，经7昼夜顽强苦战，毙伤日军数百人，于8日晨将敌全线击退。继率部猛烈追击至泾县县城再度将敌击溃，收复县城。同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他任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叶挺北上就职之前，由陈毅代行其职权)。叶挺在新四军任职期间，针对国民党限制新四军发展的方针，在编制、经费、防区以及两军关系等方面，与蒋介石及国民党有关当局进行了许多交涉和斗争。同时他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向爱国人士、海外华侨、国际人士和国民党内的朋友等，募集物资枪支款项，并动员一批学者、故旧、亲属参加新四军，壮大抗日力量。

1941年1月，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掀起第2次反共高潮，调集7个师8万余人的兵力，包围袭击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和驻皖南部队，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部队遭国民党军重兵包围，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项英犹豫动摇、一度放弃领导的严重情况下，他临危不惧，按照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指示指挥部队奋起突围，浴血奋战8昼夜。但终因寡不敌众，部队弹尽援绝，除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大部失散、牺牲和被俘。他自己在奉派与国民党军交涉时被扣押，先后被转到上饶、桂林、重庆、恩施等地监禁五年零两个月。面对蒋介石 、陈诚、顾祝同等威逼利诱，他严词拒绝，坚贞不屈。写信向蒋介石表示：“挺不愿苟且偷生，以玷前修，愿保其真情而入地狱”，“个人之操守至死不可变”；并作《囚歌》明志，申明他不会“由狗的洞子爬出”，去接受“自由”，而只期待着“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抗日战争胜利后，经中国共产党中央营救，于1946年3月4日获释。5日即致电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要求实现他多年的愿望，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央于7日复电，称赞他忠诚地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20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决定接受他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8日，由重庆赴延安出席全军整编会议，因途中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遗体葬于延安\"四八\"烈士陵园。遗著有《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现代战争的性质特点与指挥》等，他记录军旅生涯的部分照片，被收入《叶挺将军摄影集》。

杨尚昆（1907-1998）　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人、军事家。杨尚昆是一富家子弟，背叛自己的阶级参加了革命，在苏联接受了系统的马列主义教育。回国后，到红三军团任政治委员，与彭德怀一道取得了许多胜利，湘江战役中，掩护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胜利转移。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正确路线。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反对张国焘篡党夺权阴谋。主持北方局工作，扩大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央和国委的好参谋。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协助邓小平为军队和国防建设的现代化作出了贡献。

1926年春，杨尚昆进入中共领导的上海大学学习，积极参加上海工人第一、第二次武装起义的筹备工作。同年11月，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校期间，先后任班长、支部委员、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30年，考入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做研究生，同时兼任职工国际中国代表的翻译。1931年初回国，先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上海总工会联合会党团书记等职。九一八事变后，先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参与工人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1933年1月，进入江西瑞金，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干事，并参与编辑党的机关报刊《红色中华》和《斗争》。同年2月，任红色中华通讯社(新华社前身)总负责人。3月，任苏区中央局创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副校长。6月，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1934年1月，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同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4年10月，和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开始长征。1935年1月参加遵义会议。后任第三军政治委员。8月，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后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同年11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参加直罗镇战役。1936年2月，任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总政治部主任。6月，任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后，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参加山城堡战役。1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1937年5月，参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苏区代表会议)，被选为大会主席团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8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副书记，协助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创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同年11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1941年8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改组，仍任北方局书记兼党校校长。1945年8月，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兼中央外事工作组副组长，主持中央军委总部日常工作。后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1947年初，兼任中央警卫司令员。同年4月，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副书记。1948年4月中旬，率领中央机关和中央后委留守人员，转移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中共中央和中央工委、中央后委会合后，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警卫司令员、中直机关党委书记等职。1949年9月，参与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同时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直机关党委书记等职。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62年2月，任中央精简小组组长。“文化大革命”前夕的1966年5月，被打成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成员，后来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被非法监禁达12年之久。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得彻底平反并恢复名誉。1978年12月至1980年底，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副省长，中共广州市委第一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兼任广东省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1979年7月，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9月，在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1980年9月，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1981年7月，任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1982年9月，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在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83年、1988年分别在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家军委副主席。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1988年4月，在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98年9月14日在北京逝世。

李先念（1909-1992）　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人、军事家。李先念早年参加黄麻起义，率红三十军征战川陕，在懋功迎接中央红军。到陕甘宁边区后，又奉命西征，在西征失败的危急关头，带领几百名将士回到延安，保存了革命火种。抗日战争时期，创建新四军第五师，坚持了中原地区抗日斗争。中原突围中，率部突出重围，并开辟了陕南根据地，为解放中原立下了赫赫战功。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南军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中央军委常务委员，关心和支持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

1926年10月，李先念参加了当地的农民运动。1927年11月参加黄(安)麻(城)起义，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秋，率游击队编入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第五大队，任副班长，参加了鄂豫皖根据地三次反“会剿”的战斗。1929年底任中共高桥区委书记、苏维埃政府主席。1931年10月，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三团政治委员，率部参加黄安、商(城)湟(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四大战役。1932年7月，任第十一师政治委员。同年12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投入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3年7月，任红三十军政治委员。1934年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3月，参加强渡嘉陵江战役。6月，指挥率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攻占懋功，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1936年11月11日，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后，执行中央军委命令在宁夏西渡黄河，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任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委员，并率余部抵达新疆星星峡。1937年底到达延安，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学习。1938年11月，任中共豫鄂边区省委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军事部长。1939年初，率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进入豫鄂边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6月中旬，任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司令员。1939年11月，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1941年2月，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1943年1月，兼任中共鄂豫边区委员会书记。1944年，指挥第五师及边区地方武装，开辟淮北新根据地。10月，任鄂豫皖湘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5年6月，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任中原军区司令员。1946年6月，面对国民党反动派数十万军队的围攻，指挥部队4万人从中原成功突围，创建豫鄂陕边根据地。1947年5月，任新的中原局第二副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参加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斗争。1948年5月，任中原军区第二副司令员。1949年5月，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52年2月，兼任武汉市委书记和市长。1953年1月，任中南局副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是二届至五届全国人大决定的国务院副总理。10月，兼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主任。1957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他是九届至十二届的中央政治局委员。1962年4月，任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1967年2月怀仁堂会议上，痛斥极“左”路线，被诬为“二月逆流”成员，多次受到批判。1968年被下放到北京市北郊木材厂劳动。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回到中央，继续担任国务院的领导工作，并任军委办公会议成员。1976年10月，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是主要决策人，为结束十年动乱作出了重大贡献。1977年，在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并任中央军委常委。1979年3月，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82年9月，在中共第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83年6月，在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从1981年春到1988年，主持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的工作。1988年4月，在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主席。1992年6月2日在北京逝世。

粟裕（1907-1984）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早年参加南昌起义，反击敌人“围剿”，后坚持浙南三年游击战。抗战时期率领新四军健儿，首战日寇于韦岗，获胜，后歼敌顽，巩固了华中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首先在苏中七战七捷，又挥师苏北、鲁南，取得一系列胜利，并取得孟良崮战役的胜利。接着与陈毅率大军出击豫皖苏，揭开战略反攻序幕。主张打淮海战役，取得大胜。又挥师东南，解放中国半壁河山。新中国成立后，曾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为新中国的国防和现代化建设呕心沥血，贡献一生。

1927年5月，粟裕参加了叶挺为师长的国民革命军第24师，任教导队班长。6月转入中国共产党。8月参加南昌起义，任警卫队班长，是南昌起义革命委员会成员之一。起义军在广东潮(安)汕(头)地区失败后，坚定地跟随朱德、陈毅转战闽粤赣湘边，10月任连政治指导员。

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后到井冈山。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的连长、营长、团长、师长，红4军参谋长、红7军团参谋长等职。参加井冈山斗争，转战赣南、闽西和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

1934年7月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转战闽浙赣皖边。1935年1月同刘英率500余人突破封锁线到浙南，任挺进师师长、闽浙军区司令员，在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开辟浙南游击根据地。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领导部队开展游击战争。他摒弃“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从实际情况出发，调整政策，注意团结中间阶层，重视群众经济利益，并把公开的武装斗争与隐蔽的群众工作结合起来。采取“敌进我进”的指导方针，挫败了国民党军多次“进剿”和两次兵力各达40个团的大规模“围剿”，使浙南游击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8年1月在闽浙边讲授游击战术时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意义。4月任新四军第2支队副司令员、先遣支队司令员，率部挺进江南敌后，首战韦岗告捷。接着率领第2支队在南京、芜湖、溧水地区抗击日军。1939年8月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副指挥，同陈毅一起，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东进北上、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开辟了苏南抗日根据地。1940年7月率部挺进苏北，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参谋长。10月协助陈毅指挥黄桥战役，粉碎了4倍于己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攻，巩固发展了苏北抗日根据地，开创了华中敌后抗战的新局面。

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1师师长(后兼政治委员)、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苏中区委员会书记。制定游击战与要点争夺相结合的作战方针，保持基本区的相对稳定，发动群众改造地形，拦河筑坝，设置水下障碍，限制日军汽艇机动，开展海上游击战，在临江濒海、交通发达的平原水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挫败日伪军频繁“扫荡”、“清剿”和“清乡”，建成了巩固的苏中抗日根据地。1944年3月开始对日军发动局部反攻，组织指挥车桥战役，创华中敌后歼灭战的范例。同年12月率第1师主力南渡长江，任苏浙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后又兼中共苏浙区委员会书记，巩固和发展了苏南、浙东抗日根据地，开辟了浙西抗日根据地。1945年指挥所部在天目山区对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行3次自卫反击战，缴获大批美械装备，率先实现了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

日本投降后回师江北。1945年10月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华中野战军司令员。指挥高邮战役和陇海线徐(州)海(州)段战役，歼灭拒降日伪军2万余人，为迎击国民党军的进攻准备了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使华中、山东解放区连成一片。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中共中央采纳他的建议，改变太行、山东、华中3支大军同时出击外线的计划，同意华中野战军主力先在苏中内线作战。7月起，指挥华中野战军主力3万余人，与12万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作战，七战七捷，每战均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敌一部，一个半月中歼敌5.3万余人，鼓舞了解放区军民敢打必胜的信心，为解放战争初期的作战指导提供了实践经验。中央军委将苏中作战经验通报全军，要求各区“仿照办理”。10月山东、华中野战军会师后，根据中共中央决定，负责战役指挥。

1947年1月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仍负责战役指挥。在战略上仍处于内线的条件下，先后指挥了宿北、鲁南、莱芜、泰蒙、孟良崮等战役，共歼敌7个军(整编师)和1个快速纵队，内有国民党号称“王牌军”的整编第74师。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同陈毅一起率华东野战军主力挺进鲁西南，掩护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南下大别山，指挥沙土集战役，歼敌1个整编师，迫使敌从山东和大别山区抽调4个整编师来援，实现了华东战区由内线向外线、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转折，随即挺进豫皖苏边区。他体察军事政治形势的发展，于1948年1月、4月提出3个纵队暂缓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建议，为中共中央采纳。5月陈毅奉调到中原工作，他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6月兼任豫皖苏军区司令员。六七月间，指挥华东野战军8个纵队、中原野战军2个纵队进行豫东战役，歼敌9万余人，取得了大规模攻城打援作战的胜利，改变了中原、华东战场的战略态势，打乱了国民党军防御体系，为尔后进行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创造了有利条件。9月指挥济南战役，攻克坚固设防的大城市济南，歼敌10万余人。9月24日提出进行淮海战役的建议，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原、华东野战军并肩作战，于11月6日发起淮海战役。11月8日与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张震联名提出将南线国民党军主力抑留于徐州及其周围逐步歼灭的重要建议，为中央军委采纳，对扩大淮海战役规模，发展成为南线的战略决战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战役中，作为中共淮海前线总前委成员，直接指挥了华东野战军17个纵队作战。

1949年1月任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仍代理司令员、政治委员职务)。在渡江战役中指挥所部追歼逃敌5个军于皖南郎溪、广德山区，解放南京、杭州。5月指挥上海战役，歼敌主力8个军于上海外围，使上海免遭严重破坏。先后兼任上海市军管会副主任、南京市军管会主任、南京市市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在解放战争中，他富有战略远见，善于关照战略与战役和各战役、各阶段之间的联系，适时集中和转用兵力，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战役的胜利，积累了组织指挥大兵团作战的丰富经验。

1951年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4年任总参谋长。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深入研究国防战略，制定作战计划，探索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方针、作战指导和国家战备等问题，提出诸军兵种建设方针和富有战略创见的设想，使总参谋部在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发挥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19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同年调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72年任军事科学院第一政治委员。他致力于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提倡学习军事辩证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要在军事领域解放思想，研究和回答现代战争提出的新问题。是军事科学研究实践的一位开拓者。“文化大革命”中曾任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在周恩来领导下，分管铁道、交通、邮电、港口建设和造船统筹。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1967～1968年、1975～1982年任中央军委常委。1980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2年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1984年2月5日病逝于北京。主要军事著作有《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1979)、《粟裕战争回忆录》(1988)、《粟裕军事文集》(1989)等。

徐海东（1900-1979）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早年参加黄麻起义，是鄂豫皖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

1925年春，徐海东在同乡好友、共产党人吝积堂的影响下毅然投身革命，同年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4月，国民革命军准备北伐，徐海东征得党组织同意，南下广东，在韶关参加国民革命军。8月，在著名的汀泗桥战斗中，他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击溃了军阀吴佩孚的四个炮兵连，受到全师通令嘉奖，被正式晋升为少尉排长，随后又参加攻打武昌的战斗。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下令逮捕、屠杀共产党员。紧接着，许克祥又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党组织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军队中的共产党员迅速分散、隐蔽。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徐海东决心回家乡闹革命，闯出一片天地来。1927年6月，徐海东被党组织派到家乡河口区担任农民军自卫队长，参加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反动武装对徐海东恨之入骨，多次对他进行疯狂反扑，放火烧了他家的房子，为了发泄愤怒，竟将徐海东家族的66口人杀死，妄想斩草除根。然而，敌人的丧心病狂丝毫没有动摇徐海东的革命斗志，反而更增添了他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更加坚定了他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黄麻起义后，徐海东的队伍被打散，他又顽强地将部队重建起来，继续与敌人进行战斗。为了学习别人的经验，徐海东专门找到鄂东工农革命军第7军的负责人吴光浩，虚心向他请教，对他们在军事上采取“昼伏夜动，远震近止，声东击西，绕南进北”的战法非常赞赏，并学到了“有人才有枪”的道理，他决心重新回乡去组织队伍。1928年，徐海东在家乡组织了“年关暴动”。后来，当地百姓给徐海东送了一个绰号——“徐老虎”，形容他打仗勇敢，昼伏夜出，以山为家。从此，“徐老虎”的威名不胫而走。战斗时他常常挥舞大刀率先冲入敌阵，敌人见了胆战心惊，因此也跟着老百姓叫他“徐老虎”，听到“徐老虎”的名字，心中就十分害怕。
　　不久，党中央为了加强对鄂豫皖地区的领导，壮大根据地力量，陆续派张国焘、沈泽民、曾中生、陈昌浩以及郭述申、陈赓等到大别山工作。1931年3月，徐海东率领的鄂东警卫团扩编为红军第4军第12师，奉命参加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后，徐海东先后担任红军独立师师长、红9军第27师师长。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主力突然西去，徐海东和郭述申等在敌情严重、内部混乱、领导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迅速召开会议。会议确定以徐海东带领的第79团为骨干，加上英山独立第13团，六安、霍山的两个独立营等共编成三个团，将部队改为红27军，徐海东任第79师师长。就在部队整编时，国民党军第47师、54师就对我苏区发动进攻了。由于敌人紧追不舍，徐海东带领部队日夜奋战，一路上哪里吃紧他就跑到哪里指挥。时值7月，天气异常炎热，徐海东的双脚和其他战士一样都溃烂了，鲜血将草鞋染得通红。9月下旬，徐海东率部与敌军在肖家畈激战两天两夜，击溃敌军一个旅，然后又走了三个黑夜，才终于将追击的敌军甩掉。这时，徐海东已有二十三个昼夜不曾解衣上床睡觉了，他一头躺在床上就睡了整整两天一夜，醒来后只觉得有种东西从胸口泛起，吐出来一看竟是鲜血。徐海东示意警卫员不要声张，用土将血掩好，往床上一倒，又睡了。当他率部冲出重围来到鄂东地区时，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已先期离开了，昔日根据地变成了一块血染的土地，反动派叫嚣要把大别山区的共产党灭尽杀绝。在这种困难情况下，徐海东一方面积极做好红军内部人员的思想工作，一方面千方百计壮大革命力量。当他听说鄂豫皖省委的大部分负责人包括沈泽民、徐宝珊、吴焕先、王平章、郑位三、郭述申、成仿吾等同志还留在大别山时，非常高兴，更加坚信革命会发展，队伍会壮大。

1932年12月29日，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主持召开最高军事干部会议，决定重建红25军，徐海东被任命为第74师师长。这时，部队中有人执行左倾思想路线，提出要“消灭内部敌人”、“加紧肃反”，还有要抓“改组派”、“取消派”、“第三党”、“AB团”。徐海东反对这种做法，与师政委戴季英经常发生争论，当他听说有49名将士被冤杀时，难过得流下了眼泪。不久，头脑发热的省委提出要夺取中心城镇，决定攻打敌重兵把守的七里坪。徐海东依据当时实际情况，认为敌强我弱，不宜打阵地战。但是，徐海东的正确意见未被采纳。围攻七里坪时，红军久攻不克，他建议及早撤围，又遭到反对派的拒绝。最后，在围城43天，部队光病死、饿死就有3千多人时，才不得不撤围。为此，徐海东反而遭到排斥、打击，在一次总结会上被赶出了会场。这时，敌第30师、31师攻上来了，形势十分危急。徐海东心想与其被自己人弄成反革命而杀头，不明不白，倒不如冲上去与敌人拼杀战死。于是，他将手下两个团长叫来部署任务后，脱下上衣和长裤，要过警卫员的枪和子弹，并叮嘱他们原地不动，保护好衣服里面的文件。冲锋号一响，他便穿着短裤头率先向敌人冲杀过去。战士们见此情景，不禁勇气倍增，都奋不顾身地向敌人发起冲锋，一下子将敌人一个旅打垮了，俘敌470名，余敌纷纷向后撤退。事后，沈泽民书记告诉鄂东北道委书记徐宝珊：“宝珊，我不死，不准再有人说徐海东有问题，哪一个说他有问题，哪个就是反革命。”不久，部队撤出七里坪，向皖西转移，军部又传下一道错误命令，为改善部队生活，过福田河以东筹粮不用调查，牛、羊、猪、鸡都可以杀。徐海东接到命令后十分生气，他告诉手下不要执行这个错误命令，群众的牛不能杀。徐海东说我们红军是工农武装，应该为群众着想。牛是农民的命根子，杀了人家的牛，就等于杀了他全家。一路上，徐海东带领的部队忍饥挨饿，不犯群众秋毫。他们跟在军部后面，还将丢在地上的牛皮、牛骨头处理好，尽量避免在群众中造成坏的影响。省委书记沈泽民得知这些情况后，含着眼泪对他说：“海东同志，要都有像你这样的党性，红25军一路上就不会发生这些问题了。”

1932年10月，红25军在由皖西向鄂东转移途中被敌军切断，徐海东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系，只得率74师一部折回皖西，与皖西的82师组成红28军，徐海东任军长，郭述申任政治委员。这段时期，在敌重兵包围和“追剿”中，徐海东不与敌人打消耗战，不硬拼，积极开展外线游击，寻机歼灭敌人，并夺取敌人物资，壮大自己的队伍，使部队吃饱穿暖，弹药充足。在他的正确领导下，红28军连续打了几个漂亮仗。第一仗是在石门口与敌独立第34旅遭遇，将敌击溃，歼敌先头部队一个团，俘敌千余人；第二仗是在狗鸡岭、双河山之间，歼敌第45 师一个多团，仅当场释放的俘虏就达800多人；第三仗是在金家寨附近，打垮了敌独立第5旅，歼敌两个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四仗，是在葛藤山附近，与敌54师对垒。当部队刚刚布置完毕，敌54师第161旅就猛扑上来。徐海东先以两个营向一座山头佯动，以迷惑和调动敌人，随后只留下一个排固守，其余兵力又隐蔽后撤。当敌军蜂拥向那座山头进攻时，他却集中兵力从敌人侧后猛插一刀，只用一个多小时便将该旅大部歼灭，活捉敌代理旅长柳树春。当毕业于保定军校的柳树春见到徐海东时，不禁惶恐地问“军长，你是黄埔几期?”徐海东用手指了指屋外重峦叠嶂的山峰，说：“我既没听过保定的课，也没进过黄埔的门，我是青山大学毕业的。”这时，内部又有人给徐海东扣上“右倾机会主义”、“不打击敌人，专在熊家河练兵”等一大堆帽子，徐海东极为恼怒，但仍然继续坚持在皖西开展斗争。

1934年4月，徐海东领导的红28军与吴焕先领导的红25军会师，合编为红25军，徐海东任军长并被增补为省委委员，吴焕先任政委。通过总结以往经验教训，徐海东改变了过去的打法，采取更加灵活的战略战术，运用声东击西、长途奔袭、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术，并摸索出“在苏区、白区轮流作战”的经验，打了许多出色的胜仗。他指挥部队曾远程奔袭敌54师的后方基地罗田县城，奇袭过太湖城，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银元；他们还在灵隐寺同敌军激战两昼夜，挫败敌军三个师的追击；在长岭岗战斗中，仅用三个小时就歼敌3000人，缴获各种枪支800多支，敌115师师长姚东藩因此被撤职，这支自命不凡的东北军头一次尝到了“徐老虎”的厉害。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发生在斛山寨附近，当时敌107师和117师的四个团、64师的三个团、65师的三个团跟踪追击，从东、南两面发动袭击，将我军一个团包围，另一个团也被敌人压制在宋家坳的一片洼地里。敌“追剿队”总指挥上官云相乘飞机在战场上空督战，并命令飞机狂轰滥炸，红25军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敌人连续不断地向徐海东所在的制高点攻击，但遭到顽强抵抗，死伤惨重。当敌人第七次发动进攻时，徐海东采用迂回战术，率领一个团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后背，使敌人阵脚大乱。激战到黄昏，红军终于扭转了被动局面，从被包围转为三面包围敌人，最后将一个师的敌人彻底打垮，敌人损兵折将4千余人，全线溃退。此战，红军缴获大批武器弹药，为争取东北军抗日，当场释放了全部俘虏。从此以后，省委认识到自七里坪战斗以来走了不少弯路，徐海东的意见也越来越被重视，部队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转败为胜，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1934年11月16日，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红25军两千多将士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大别山出发，开始战略转移，走上漫漫长征路。到了鄂东，徐海东听说中共中央派来的程子华在中央根据地当过师长，便建议程子华任军长，自己降职改任副军长。省委讨论后，同意了徐海东的意见。经过两个月的行军，跋涉6000余里，红25军进入陕南。1934年12月上旬，在陕南庾家河激战中，程子华身负重伤，徐海东头部中弹，昏迷不醒达四天之久。不久，葛牌镇战斗又打响了，徐海东伤势很重，躺在床上。当他听说部队打得不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时，他立即让四个人扶着爬到山上的军指挥部协同指挥部队，使战场形势有了转机，打垮了敌人的进攻，歼敌一个团加两个营。在此期间，徐海东与吴焕先、程子华等率领部队开展游击战，采取“先疲后打”的对敌作战方针，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创建了鄂豫陕根据地，使红25军从出发时的两千余人发展到3200多人。7月中旬，红25军越过终南山，到达西安附近。当得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挥师北上的消息后，徐海东欣喜之极。在鄂豫陕省委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徐海东建议道：“能牵制敌人，保证中央红军顺利北上，对全国革命也有意义。在此行中，即使我们这3千人牺牲了，也是光荣的。”于是，省委决定，红25军立即西进甘肃，牵制敌人，全力策应主力红军北上。第二天，部队便在“迎接党中央!迎接第一、第四方面军”的口号声中出发了。徐海东率前卫团开路，打下两当，夜袭天水，强渡渭水，攻占秦安、威逼静宁，占领隆德，翻越六盘山。不幸的是，在随后的四坡村战斗中，政委吴焕先壮烈牺牲。徐海东含着眼泪亲自为吴焕先擦净身体，掩埋好烈士的遗体，然后继续率领部队前进，发誓要把红25军带到陕北根据地，找到党中央。部队在西南公路附近又与敌人周旋了半个多月，天天派人打听中央和主力红军的消息，然而却一无所获。这时，敌人又从四面包抄过来，欲置红25军于死地。徐海东身兼数职，全部重担压在他的肩上。他带领部队涉过泾水，翻过人烟稀少的绍山，忍饥挨饿，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到达陕北根据地边界。1935年9月7日，省委扩大会议在豹子川召开，会上正式决定由徐海东任红25军军长，程子华改任政委。9月15日，红25军部队终于到达陕北根据地延川县永坪镇，成为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在永坪镇，红25军与刘志丹率领的红26、27军胜利会师，合编为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和陕北省委委员。不久，在同事们的关心下，他与周东屏结婚。周东屏是红25军中仅有的七个女战士之一。同年10月，徐海东率部取得崂山、榆林桥两次战斗的胜利。他非常注意和刘志丹处理好关系，注意同陕北红军搞好团结。在军事上则采取“围城打援”、“诱敌深入”的战法，使我军伤亡很小，取得的战果却不小。仅崂山一战就全歼东北军110师两个团及师直属队，俘敌3千余人。
    1935年11月初，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并写信给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感谢他们的帮助和支援。徐海东看后兴奋地说：“毛主席快到了，再打他一仗，作为见面礼!”随即，他率部南下攻打张村驿。战斗刚开始，程子华就派人告诉他，说毛主席下午要到军团部。他立即策马飞奔往回赶，一百三十五里路，仅用三个多小时就赶到了，见到日夜思念的毛主席。毛泽东同志开口只一句“海东同志，你们辛苦了”，竟使徐海东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自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苏区后，红25军一直孤军奋战，由于没有电台，听不到中央的声音，得不到中央指示，就像与亲人失散的游子一样无依无靠。现在好了，党中央和毛主席来了，中央红军也来了!当徐海东带着毛主席送给他的电台返回前线时，他心里有一种从来未有过的温暖，只觉得浑身都是力量。自从刘志丹的问题得到正确解决以后，徐海东心里还惦记着另外300多名将士被冤枉对待的问题。终于有一天，他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鄂豫皖苏区肃反的情况，特别是那些仍然受冤枉同志的情况。毛泽东当即问：“你看他们像不像反革命?”徐海东坚定地说：“不像!”毛泽东毫不犹豫地说：“不像就全部释放!”当徐东海将300多名受冤枉的同志召集在一起，宣布释放命令说“我奉毛主席的命令向大家宣布，你们的事情都了结啦”的时候，顿时大家声泪俱下，有的放声大哭，有的低声抽泣。他们由衷地感谢徐海东首长给了他们绝处逢生的机会，从此意气风发地走上工作岗位，投入了新的战斗。1935年11月，徐海东率部会同红1军团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决定将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1936年1月31日，中央军委在延川召开高级军事干部会议，作出了东渡黄河，打倒阎锡山反动统治，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开通抗日前进道路的决定。延川会议后，徐海东奉命率红15军团秘密开到黄河西岸，驻扎在延长以西的沙滩坪、郑庄地区，悄悄地进行东渡黄河的准备。徐海东则带着一路人马化装成老百姓，踏着积雪，沿黄河西岸察看地形，直到把渡河地点、河东岸敌人兵力部署、工事构筑和我军行进道路都调查清楚后，才同大家一起回到指挥部。而此时在黄河的东岸，阎锡山为了阻止红军东征，改“攻为守”，“以守为攻”，妄图凭借黄河天堑层层设防，阻止红军东征。2月20日晚9时，徐海东发布命令，渡河战斗正式打响。次日，当太阳升起时，红15军团全部渡过黄河，并与林彪率领的红1军团会合，在兑九峪地区歼敌两个团。随后，红军像洪水一样势不可挡，一路攻城拔寨，直向纵深发展。根据毛泽东“各撒一网”的指示，红军兵分三路，呈犄角之势东进。徐海东所部为左路军，乘虚北上，向晋西北发展。3月18日，徐海东派出的侦察小分队带回一个重要情报：阎锡山为保卫自己的地盘，正集中二十多个团进攻我中路军，而太原地区敌人防务空虚。得到这个情报，徐海东大喜，决定派兵直捣敌人心脏——太原，打乱敌人的部署，减轻我中路军的压力。3月25日，徐海东亲率一个团、经文水、临汾东进，直逼太原。为了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扰乱敌人的视线，徐海东让部队有意大张旗鼓，虚张声势。沿途阎锡山的部队一听说“徐老虎”来了，便吓得屁滚尿流，慌忙逃窜。为了进一步调动敌人，把戏唱足，艺高胆大的徐海东竟命令骑兵连上阵，在离太原城仅五六里之远的地方飞驰，敌人站在太原城墙上，已能够看见红军骑兵的雄姿。面对人心惶惶，军无斗志的太原城，阎锡山生平第一次产生了末日临头的恐惧感。为了保住自己的老巢，阎锡山急调驻陕北绥德、米脂的孙楚所部两个师回晋；命令王靖国的第70师、杜春沂的独1旅和傅春怀的独3旅加强太原城防；令正在晋南隰县、石鼓的李生达、杨效欧两部十五个主力团，向徐海东所部大举反扑。当时，晋军总指挥杨爱源、骑兵司令赵承绶都亲临汾阳督战，下令太原外围各县构筑工事，加强戒备。为了以防万一，阎锡山还命令守城士兵在绥靖公署大门前堆积沙袋，架设了十几挺重机枪，以保护自己的安全。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阎锡山宣布：“凡击毙徐海东者，赏洋5万元。”就这样，他仍心有余悸，称自己“昼夜策划，十余日不能安睡”。城外的徐海东还在继续唱戏，他带兵多年，深知国民党军队的秉性，在弄不清我方兵力虚实的情况下，决不敢贸然派兵出城交战。此时，程子华率红15军团主力也在太原附近地区展开强大攻势，相继攻克了许多重要城镇，进一步造成红军即将围攻太原的假相。就这样，已经上了圈套的阎锡山对红军攻打太原更加信以为真，惶惶不可终日，一天数电各路兵马火速驰援太原，并请求蒋介石速派中央军入晋，共同对抗红军。徐海东见敌人乖乖地被自己牵着走，认为目的已经达到，便调转马头折回，率部与军团主力会合。

由于徐海东巧施妙计，打乱了敌人的军事部署，分散了敌人的兵力，为我中路和右路红军扩大战果创造了极好的机会。但徐海东的红15军团却由此陷入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中，面对晋绥军前后夹击的态势，徐海东与程子华一合计，决定给阎锡山上演一出“先疲后打”的拿手好戏。红15军团在徐海东指挥下，故意摆出一副不敌晋绥军优势兵力追剿的姿态，有意让部队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尾追的敌人若“掉队”了，就停下来休息；当敌人追上来时，又甩开大步把敌人丢在后面。阎锡山的晋绥军一贯养尊处优，哪里吃过这份苦头，没有几天的功夫，十几个团的人马就被拖得人困马乏，毫无斗志。4月4日，红15军团与刘志丹领导的红28军在白文镇会师。等尾追我军的敌傅存怀旅赶到时，迎接他们的只是一座空城，红军早已无踪无影了。一天，徐海东接到侦察小分队传来的情报，后面敌人的六个步兵团已经追上来了，距我军只有四五十里的路程。徐海东在马上环视了一下四周的地形，决定在这里打敌人一个埋伏。在徐海东和刘志丹的共同指挥下，红军迅速占领了道路两侧的有利地形，设下伏击圈，准备给追敌一个迎头痛击。几个小时后，徐海东从望远镜中看到敌人像一条长蛇一样向前蠕动，非常高兴，转身向一旁的通讯员命令道：“告诉各部队，要注意隐蔽，没有命令，不准随便开枪，把敌人全部放进来以后再打!”当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后，徐海东一声令下，埋伏在两侧的红军便以密集的火力射向敌人。突如其来的枪炮声吓懵了敌军，敌军一时阵形大乱，有的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红军雨点般的子弹击中，残余之敌则四散逃跑，企图突围，无奈均被红军击退。经过激战，红军全歼晋绥军两个步兵团和两个炮兵连，阎锡山这才真正领教了“徐老虎”的厉害。

白文镇战斗之后，徐海东、刘志丹率部向晋南进发，敌军紧追不舍，企图在金口镇一举吃掉红军。徐海东果断决定，部队分头组织突围，然后寻找敌薄弱环节，给予敌人狠狠打击。当晚，刘志丹率红28军突围后向三交镇方向开进，徐海东率部突围后经中阳向暖泉方向游击。途中，徐海东从敌俘口中得到重要情报，驻汾阳之敌第66师第196旅奉命开往中阳，现敌前卫第392团已到达师庄附近。徐海东敏锐地判断出这是一支孤军，他当机立断，命令223团一个营占领师庄以西的天龙庙高地，阻击中阳县城守军的增援；以该团另两个营跑步从大石头村的北侧高地向敌发起冲击。战斗发起后，敌团长郭登瀛指挥部队仓促应战，但由于大石头村处在一条狭窄的山沟中，红军居高临下，黄昏之前就解决了战斗，活捉了敌上校团长郭登瀛。郭登瀛是阎锡山得力干将杨效欧的心腹，徐海东很早就知道他们之间的这层关系。因此，徐海东便把他带到东征红军总部，郭登瀛在那里受到毛泽东、叶剑英等红军领导的亲自接见。然后徐海东又将他送到陕北瓦窑堡红军大学学习，希望他劝说阎锡山停止和红军的敌对行动，共同抗日。学习结束后，应我党的要求，郭登瀛回太原将我党抗日主张通过杨效欧转交阎锡山，为以后国共两党在山西合作，共同抗日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师庄一战，阎锡山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万般无奈之下，他不得不几次急电南京，请求蒋介石派兵援助。蒋介石早就盼着这一天了，心下十分窃喜：“娘希匹，我正愁没法收拾这个老狐狸，现在他自己求上我了，这可正是天赐良机。”于是，蒋介石派重兵紧急驰援山西，并委任陈诚为总指挥，协助阎锡山“进剿”红军。阎锡山得到了蒋介石的救援，像打了一针强心剂，又来了精神，也调集五个师和两个旅的兵力向晋南逼进，蒋、阎联手，企图将我东征军围歼于山西境内。为避免与敌决战，保存抗日实力，中央军委决定东征红军回师陕北，命左、右两路红军向西集结。为掩护红军主力安全渡过黄河，徐海东率部阻击国民党与阎锡山的追兵，拼死抵抗数十倍于己的敌人，战斗异常激烈，部队伤亡较大。随后，他趁敌不备，命令部队快速向渡口方向撤退。为避免一个战士受伤，徐海东不幸从马背上摔到地上，头部擦到一块石头，鲜血直流，还跌掉了两颗门牙。5月5日下午，红军全部安然返回黄河西岸，东征战役结束。不久，红军总部召开东征战役总结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风趣地说：我们的东征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只是徐海东丢掉了两颗门牙，再也找不回来了!说得全场干部哈哈大笑起来。不久，徐海东又奉命西征，配合左路军，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西安事变不久，应张学良、杨虎城的请求，徐海东率红15军团赴商州共同防御亲日派的武装进攻。当亲日派武装听说大名鼎鼎的“徐老虎”来了，吓得一下后退了40里。

抗战爆发后，徐海东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旅长，率部开赴抗日前线，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和晋察冀边区反“八路围攻”、晋东南反“九路围攻”，指挥了温塘、张店、町店的战斗，从山西打到河北，从正太路打到平汉线。由于日夜辗转，积劳成疾，徐海东终于因吐血不止而病倒战场，返回延安治疗。病情稍有好转，他又请命前往华中担任新四军第4支队司令员，并于1939年12月抱病指挥新四军第4支队进行反“扫荡”，与敌激战三昼夜，取得周家岗战斗的胜利。然而，就在这次战斗总结大会上，他又大口吐血，晕倒在讲台上，从此一病不起，永远告别了战场!1941年5月，毛泽东从延安给徐海东发来一份电报，嘱咐他：“静心养病，天塌不管。”徐海东看完电报，流下了眼泪。

新中国成立后，徐海东曾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一届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当选为中共第八、九届中央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文化大革命”中，徐海东遭受迫害，于1970年3月25日逝世，享年70岁。

黄克诚（1902-1986）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早年参加湘南暴动，在土地革命时期一贯反对“左”倾路线，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三师师长，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巩固作出了贡献。抗日战争胜利后，首先建议中共中央出兵东北，并率师北上，在东北又建议林彪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以后负责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后勤工作。新中国建立后，为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作出了贡献。庐山会议上，他因仗义直言而获罪。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他力主公正评价毛泽东，并用法律手段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

1928年，黄克诚在湘南起义中参与领导永兴起义，任永兴红色警卫团党代表兼参谋长。率部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任工农革命军第4军第12师第35团团长，不久改任第2路游击司令，返湘南活动。1930年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的团、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第3军团代理政治部主任。先后率部参加了巩固和发展湘鄂赣苏区的斗争和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在“左”倾冒险主义领导时期，曾因反对进攻中心城市和抵制，“肃反”扩大化等数次被指责为“右倾”，并受到撤职处分，但他仍坚持原则，刚直敢言。1932年春反对冒险打赣州，在久攻不克，国民党军突然出击，部队损失严重的情况下，果断地指挥所部抗击和转移，使部队脱离了险境。长征中参加了3军团进行的主要战役、战斗。到陕北后曾任第一方面军政治部和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抗日战争初期，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政治委员，与徐海东率部转战晋冀豫边地区，曾参加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参与指挥町店等战斗。1940年春任八路军第2纵队政治委员，率主力一部南下豫皖苏和皖东北地区，先后任八路军第4纵队政治委员，第5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年10月初，率部驰援黄桥作战，进至淮海盐阜地区，与新四军北上部队会师，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打通了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1941年后，任新四军第3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和苏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苏北区党委书记。领导军民与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行斗争，发展壮大部队，解放了苏北大片地区。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1950年递补为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5年9月14日向中共中央建议：既能派部队去东北，应尽量多派，至少5万，能去10万最好，以创造大的战略根据地。同年9月底率3师主力进军东北。11月中旬起，国民党军沿北宁铁路连占山海关、绥中、锦西等地。同月26日他又建议东北部队暂不在大城市交通干线作战，而以一部主力占领中小城市，建立乡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准备。后任西满军区副政治委员、司令员，中共西满分局副书记、代理书记，是建立西满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46年3月在苏联红军从东北撤离时，指挥部队歼灭国民党收编的伪军警，先后攻占四平、长春、齐齐哈尔。1947年后历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共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2兵团政治委员。1949年1月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湖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从所在新解放区的实际出发，灵活地执行把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的方针，注意城乡兼顾，着力抓好农村工作，领导清剿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土匪，镇压反革命和进行土地改革，迅速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并发展生产和文教事业。1952年11月调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政治委员。1954年兼任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58年10月任总参谋长，参与制定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方针和各项规章制度。他自1954年起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长。

1959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上，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中的错误，与彭德怀等被错定为“反党集团”。后被撤销职务，长时期受审查。在“文化大革命”中又遭打击迫害。1977年12月出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1978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并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他坚决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平反冤假错案，重建和健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端正党风，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做了大量工作。1982～1985年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1986年12月28日在北京病逝。

陈赓（1903-1961）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早年入黄埔军校，参加北伐。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后到中央特科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取得了神头岭、响堂铺战役的胜利，解放战争时期率太岳纵队，在上党地区打击敌军。1947年8月陈谢兵团渡过黄河，与刘邓、陈粟两军在中原地区成“品”字形型展开，把战争引向了敌占区。后入广东、广西，完成了解放华南国土的任务。新中国建立后，先赴越南，指挥部队进行援越抗法，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和代理司令员，打击侵略者。创办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为人民军队的现代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1916年，陈赓入湘军当兵。1921年脱离湘军，在长沙的铁路局当办事员，参加爱国运动，得到共产党人何叔衡、郭亮等的帮助，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留校任连长、副队长，参加了平定商团和讨伐陈炯明的东征等战斗。1925年10月，在第二次东征时，在华阳附近战斗失利，叛军追了过来。到前线督战的蒋介石心慌腿软，怕被叛军俘虏，拔枪企图自杀。陈赓不顾个人安危，连背带拖，将蒋救了出来。

1926年秋，被派到苏联学习，1927年初回国。8月参加南昌起义，到贺龙部队任营长。失败后，由香港转赴上海。1928年起，主持中共中央特科的情报工作。1931年9月赴鄂豫皖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团长、师长。1932年因负重伤秘密到上海就医，曾向鲁迅详细介绍鄂豫皖红军的斗争事迹。1933年3月被捕，由上海解往南昌。正在南昌指挥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的蒋介石亲自用高官厚禄进行劝降。陈赓大义凛然，严词拒绝。经中共和宋庆龄等营救，脱险后到中央苏区，任彭(湃)杨(殷)步兵学校校长。

长征中任干部团团长，曾率干部团一部强占皎平渡渡口，使第一方面军得以顺利渡过金沙江。到陕北后任第一军团第一师师长，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山城堡等战斗。1937年2月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兼任第一队队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旅长，率部开赴太行山区，参与神头岭、响堂铺、长乐村等战斗的指挥，随后又转战于鲁西北、冀南、豫北。1940年任太岳军区司令员，次年任太岳纵队司令员，参与领导创建晋冀豫根据地。1943年11月赴延安，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率太岳纵队(后来改为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参加上党战役。1946年初，他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临汾、太原三人小组，调处国共军事冲突和监督双方执行停战协议。1946年7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率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转战晋南，连续进行闻(喜)夏(县)、同蒲、临(汾)浮(山)战役，歼灭国民党军3万人，其中包括号称“天下第一师”的胡宗南的整编第一旅。随后他率部西进，于1946年11月至次年1月协同兄弟部队发起吕梁、汾(阳)孝(义)战役，歼灭国民党军2万余人。1947年4月指挥晋南攻势，歼敌15000人。8月与谢富治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一部，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开辟豫陕鄂解放区，配合刘(伯承)邓(小平)和陈(毅)粟(裕)野战军，在中原地区进行战略进攻。在淮海战役中，率第四纵队协同兄弟部队在徐州西南切断津浦铁路，参加围歼黄维兵团。

1949年任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率部横渡长江，解放南昌。执行远距离、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方针，进军广东追歼逃敌，直插雷州半岛，切断白崇禧部的海上退路，协同兄弟部队进行粤桂边战役，歼敌4万余人。1950年初，指挥所部经14昼夜强行军，直抵云南边境，歼灭企图逃往国外的国民党军2万余人。1950年2月进驻昆明，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云南军区司令员。1950年7月应邀至越南，帮助越南军民进行抗法战争，取得边界战役的胜利。

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第三兵团司令员、政委。1952年6月回国，筹办并任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第一任院长兼政委，培养国防科技人才。1954年10月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56年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1958年9月兼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59年9月任国防部副部长。1961年3月16日在上海病逝。

谭政（1906-1988）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早年参加国民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参加秋收起义，在井冈山任毛泽东的首任秘书，为古田会议决议的起草作出了贡献。抗日战争时期，起草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被誉为古田会议后，我军军队工作的又是一里程碑。解放战争时期，主持东北野战军的政治工作，对提高部队战斗力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长期负责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为人民军队的现代化和国防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

1926年，谭政从学堂毕业以后，怀着满腔热血回到家乡，原以为能有一番作为，但是那个封建思想残余还比较浓厚的地方怎容他“胡作非为”?无奈之下，他只好在村里当了一名小学教师来打发时日。不久，他与好友陈赓的妹妹喜结连理。那时，他心中的苦恼与郁闷可想而知，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志向，天天读报了解时事动态。1927年7月，国民政府发表了《北伐宣言》，谭政心里的火种再一次被点燃。北伐军一路打到湖南，北洋军阀的部队溃不成军。他看到这高涨的革命形势内心非常高兴，整个人也变得精神了。他虽然没有亲身参加北伐，但他收集了不少北伐军沿途散发的传单和宣传品，回来后细细阅读。这时，他的好友陈赓已在驻武汉的国民革命军第8军任特务营营长，派人携信到老家接妹夫谭政到武汉参加革命。谭政接信后，喜不自胜，决心投笔从戎，他依依告别了妻子，与来人同奔武汉。

在陈赓的介绍下，谭政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由于他文化程度高，是个小“秀才”，就先在第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特务营第2连任上士文书。从此，他由一个平民百姓一下转变成了一名身着戎装的革命军战士。下到连队以后，他开始学习持枪、瞄准这些基本军事技能。从他踏入军营的那一刻起，他的命运就在不知不觉中与中国革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

军事训练结束以后，谭政又到营里任营指导员办公所准尉书记。就在他一心希图报国的时候，风云突变，张作霖在北京杀害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杀害共产党人、革命群众、国民党左派1万多人。在白色恐怖笼罩下，革命陷入低潮。但是，谭政没有被吓倒，反而更坚定了革命的决心。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同年9月，谭政随警卫团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部队开赴井冈山后，10月，谭政在军官连经连队党代表宛希先和寥春芳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任宣传员、宣传队长。11月中旬，为解决过冬给养等问题，谭政随部队下山打茶陵，占领茶陵县城。此时，红军部队开始设立政治机关，谭政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政治部宣传员、分队长。1928年2月，毛泽东任前委书记时，谭政任前委秘书。在前委书记毛泽东身边工作，不断受到教育和锻炼。这期间，他学习毛泽东政治建军思想，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以及处置问题的高度原则性，协助誊正毛泽东起草的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1928年4月，朱毛两支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谭政调红4军31团任团党委秘书。12月，湘、粤、赣三省国民党军阀部队联合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为了调动敌人，在更广大的地区同敌人展开游击战争，1929年1月中旬，以红4军军部、特务营、独立营和28团、31团等为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谭政随主力参加攻打长汀的战斗，发展和巩固革命根据地。3月，经过艰苦转战，红4军进驻长汀城。占领长汀，这是红军入闽作战以来一次大的胜利，为纪念这个胜利的日子，谭政特地在长汀照相馆留影。1929年3月中旬，红4军在长汀整编。原28团大部改编为第1纵队，军部直属特务营、独立营和28团1部改编为第2纵队，原31团改编为第3纵队。不久，谭政继任第3纵队党委秘书。这时，蒋桂战争爆发，红4军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回师赣南，扩大赣南根据地。在赣南，谭政调任红4军军委秘书长。以后，又担任红4军政治部宣传部长。1929年5月，闽西土著军阀陈国辉、张贞等部同广东军阀打仗，红4军趁机由瑞金和武阳之间穿过，第二次进入闽西。闽西敌军守备虚弱，红4军攻势猛烈，势如破竹，先后攻占龙岩、坎市、湖雷、永城等城镇，同年9月又一举攻克上杭。10月，第3纵队参加攻打广东梅县战斗，纵队政委罗荣桓指挥部队撤出梅县城时，身负重伤，谭政冒着枪林弹雨和战友一起将罗荣桓抬下火线。后来，谭政接任第3纵队政委。  

自谭政随毛泽东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以来，红4军虽然取得了首战长岭寨、三打龙岩城、攻占上杭的卓著战绩，但也打过一些败仗，暴露出红4军内部存在的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问题。谭政向毛泽东汇报了军队内部的一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注意，认为要把红军建设成一支战斗过硬、作风过硬的钢铁队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就促成了“古田会议”的召开。这年12月29日，红4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村召开。大会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草案》。古田会议确立了工农红军建军方向和原则。谭政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参加了《古田会议决议草案》的讨论。1930年6月，红4军扩编，以红4军第2纵队为基础，扩编为红12军，谭政升任红12军政治部主任兼教导大队党代表(后称政治委员)。之后，红12军与红22军合并，谭政继任红22军政治部主任。

在井冈山斗争及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斗争中，谭政对红军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纪律建设，对贯彻古田会议决议，都倾注了心血，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重视部队政治工作的开展，重视总结战时政治工作经验。在红军行军打仗极为紧张的情况下，他写出了《新田夜间战斗政治工作》、《高兴圩以北战斗政治工作》等政治工作报告，对红军早期政治工作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谭政还参加了井冈山、闽西、赣南等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巩固和建设工作。他忠实、坚定地贯彻执行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方针和政策。

1933年1月，红22军又与红1军团合编，取消军的建制，改为直辖师。谭政任红1军团第1师政治部主任。红1师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接连打了一系列胜仗。谭玫参与了红1师的领导和指挥，特别是在政治工作方面，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1方面军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谭政协助师长、政委，率领部队突破敌人的封锁，向贵州进军。当时，红军部队的广大成员，普遍文化低，有许多文盲。谭政针对部队这种状况，虽然处于艰苦的战争环境，他仍然动员和号召全师干部战士学文化。战斗间隙，不管是指挥员还是战斗员，凡是文盲者，都得参加识字班活动。红1师的文化学习在谭政的积极领导下，开展得十分活跃。这对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文化素质、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号召力大有好处。为了总结经验，以利再战，谭政每月都要写一篇政治工作报告。他所写的《月终政治工作报告》和红军战时政治工作经验所提出的基本原则，与毛泽东提出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军队政治工作三大原则相一致，直到后来都有力地指导了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的政治工作，以及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一渡赤水之前，毛泽东召见红1师师长李聚奎、政治部主任谭政谈话，传达遵义会议精神，通报军委关于部队缩编的决定。对此，谭政欢欣鼓舞，热情地向部队传达贯彻遵义会议决议。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领导下，谭政接任红1师政委职务，率领部队坚定不移地执行了党中央的北上方针。长征路上，他写的《最后的一道封锁线》的通讯刊登在《红星》报上。

1935年10月，红军陕甘支队抵达陕北之后即行整编，准备东征，开赴抗日前线。部队整编时，恢复红1师建制。谭政调回红1师任政治部主任。1936年，谭政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3月26日，他写了《关于红军中新的政治工作意见》，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鉴于党的政策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转变，使红军的政治工作在某些问题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第一，现在中日间的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应当适应于民族矛盾。第二，红军政治工作从比较单纯的社会活动，转变到复杂的社会活动。第三，红军在政治工作中，要利用许多旧的形式，充实新的内容。党的工作是政治工作的基础，政治工作应该通过党的组织进行，使政治工作指导系统和党的工作指导系统融为一体。因此，党的一切决定，均须经过政治机关和团支部作用去实现。由于形势变化，环境的复杂，影响着每个红军战士心理意识上的变化，必须注意和加强巩固红军的工作，加紧战士的基本教育，提高其民族与阶级觉悟，坚定其革命意志。在统一战线下的宣传教育的原则是：第—，着重于党的策略的解释，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殖民地民族问题的教育，以保持红军的阶级本质和应有的特色；第二，利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历史传统、人物、事迹和经验教训，作为课内的引证内容和课外的发扬；第三，注意关于国际问题的教育，解释侵略阵线与和平阵线，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联系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法西斯主义运动，等等；第四，适当采择三民主义中革命的部分内容。后来，他将这篇凝聚心血的报告上报党中央。中共中央加按语：“……谭政的这篇文章，对我军政治工作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并予以转发。之后，谭政任红军后方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后方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44年4月，受中共中央委托，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主持和指导下，谭政起草并由他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关于人民军队建设和军队政治工作的又一重要历史文献。建国以后，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曾几次将这个《报告》作为军队政治工作文件，重新印发部队进行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后，谭政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创建和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斗争，协助政委罗荣桓领导部队政治工作，及时起草、发出指示；深入前线进行政治动员；开展战评和立功运动等，为提高部队战斗力，保证战斗取得胜利，谭政做了大量工作。1948年8月14日，东北军区与东北野战军正式分开，谭政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时值辽沈战役之前，他着重抓了以诉苦教育提高干部战士阶级觉悟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经过充分的政治动员，各部队战斗情绪空前高涨，这为辽沈战役和解放全东北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1955年9月，谭政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9月，谭政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他作了题为《建军新阶段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的发言。这是我军建军新阶段的政治工作文献，后被中央军委印发全军学习。谭政在这次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继而，谭政又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2月，谭政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主持全军政治工作期间，他把全部精力倾注于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事业，坚持原则，执行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干部路线。在政治运动中坚决贯彻中央的方针与指示，不搞扩大化。他高瞻远瞩，强调在全军普及文化教育是我军建设的一个战略性措施。他还主持制定和下发了《关于加强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院校政治理论教育大纲》、《军队中高级干部文化教育十年规划》和《海岛工作纲要》等重要文件。他经常深入部队，了解情况，指导工作，要求总政治部和各级政治机关保持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

1960年10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谭政受到林彪陷害，给他强加了“反对毛泽东思想"、“在总政结成反党宗派集团"等莫须有的罪名，遭到错误的批判，受到撤职、降职处分。“文化大革命"中他又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1980年，中共中央对谭政受到的政治诬陷给予平反。1988年7月，谭政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同年11月6日，谭政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肖劲光（1903-1989）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早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师党代表，后到苏联学习。大革命失败后，先任红军学校校长，后奉命改造宁都起义后改编而成的红五军团。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对陕甘宁边区的防务、安全、大生产都作出了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为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向全国进军立下了功勋。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海军司令员，为国防尤其是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1年春，肖劲光、任弼时和刘少奇等10余人，怀着救国救民的革命理想从上海乘船启程，踏上了赴俄学习的路程。在俄罗斯东方大学学习期间，肖劲光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中国班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1922年，肖劲光转为中共党员，根据个人志愿，被选送到苏联红军学校学军事。后因陈独秀不同意他学军事，他又回到了东方大学。三年后，肖劲光等人应召回国。

1925年，金风去暑，玉露生凉。国民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和扶助下，发展异常迅猛。革命军首次东征，陈炯明的数千精锐人马被一举击垮，革命军占领潮汕，士气陡涨。此时，省港大罢工正如火如荼，工人运动不断向纵深发展。学生、商人、市民无不欢欣鼓舞，额手相庆。波澜壮阔的大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奔腾向前。肖劲光到广州一下船，就感受到一股灼人的革命热浪。这时，奉周恩来之命，迎接这位湖南老乡的陈赓早已候在码头。简短的攀谈，使两人一见如故。“我要是不去苏俄，就肯定考了黄埔军校。”肖劲光看着一身戎装、英俊潇洒的陈赓，心中暗暗称羡。“陈赓同志，你给恩来同志说说，我也到军队干，如何?”。“那当然好了，我一看你呀，就是块将军料!”陈赓一扶宽边眼镜，故作声色道：“恰恰在这么个时候，把你从安源调来，依我之见，组织上应该有这么个意思呐!”

肖劲光喜欢军事，这在苏俄学习的同学中尽人皆知。周恩来代表党组织准备让他当第2军某师党代表。不满23岁的肖劲光迎着周恩来热切而充满信任的目光，愉快地接受了组织上的安排。这时的肖劲光，有志于军事不假，但对于如何当好一个师党代表，是心中无数的。他需要在这段时间强化学习、强化自我训练，以求在即将到来的实际工作中，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不过于生疏。光阴荏苒，转眼年底，肖劲光加入了国民党，被正式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2军第6师党代表，授予中将军衔。国民革命军中实行党代表制，到这种有数十年经营历史的旧军队中做政治工作，确非易事。这个部队的军官大多数进过讲武堂、军官学校，或者是出过洋习过武的旧军人，军阀习气极重，拉帮结派成风。在这里做工作，没有一点“资格”，没有一点“厉害”，是千难万难的。军党代表李富春不说，第4师党代表李六如，曾留学日本，文武全才；第5师党代表方维夏，是湖南妇孺皆知的教育家，投笔从戎有年，在军队中也是深孚众望的。第6师党代表空缺，这次调肖劲光担此重任，是经过周恩来再三斟酌的。

韶关，地处广东北部，武水、侦水相汇之处。这里北据南岭，东扼赣南，四周岗峦连绵，纵横盘结成一道道雄关险塞，是湘粤咽喉要道，历代兵家用兵重地。国民革命军第2军第6师奉命驻守此地。工作如何着手呢?经过反复调查、分析，肖劲光仍然有难以下手的感觉。一天，吃过早饭，肖劲光带着沈秘书到连队去看看，路上，肖劲光一连串的发问，使沈秘书语塞。“治军，也要讲治心。人是思想动物，也是感情动物。皮毛之交不足谈!”肖劲光边走边想，更像自言自语：“政治工作一定要做到人心深处，做到人心痒处，做到人心痛处……”突然，前面的早市人声喧闹，许多人围成一团。肖劲光与沈秘书急走了几步，来到人群中，只见两名士兵正在争抢一只老母鸡，旁边一位头发花白的大娘声泪俱下直讨饶。沈秘书向身旁一位卖菜的大爷一打听，才知这位大娘家中有病人，无钱问医，万般无奈，只好把自家的一只老母鸡拿到集市上卖了钱买点药。哪知缚鸡的绳索不紧，那母鸡便从篮中挣扎出来，恰逢一士兵走过，将鸡抓起就走。老大娘抓住那个士兵不放，被那士兵一巴掌打在地上。转身之间，又一军官模样的人，说是他先看到这只逃鸡。于是，两人便扭打争执起来。正当沈秘书打问结束，转过身来，却见18团孙副营长拨开人群，一声断喝，人群便静下来。“说！么回事?”两个士兵争相诉说。“啪!啪!”孙副营长挥起手，给了每人两耳光，两人的脸上顿时血红：“妈你个×，谁让你们在这捣乱市场?还打架!还打人!还有军纪没有?妈你个×!”孙副营长一顿数骂，围观的人群连连叫好。“即使捡到东西，也不能私留嘛!”孙副营长的态度稍有缓和，然后，转向那个提着鸡的士兵：“去，送营部!”老大娘闻言，连忙上前：“老总，行行好。我的鸡呀——”孙副营长一转身，恶狠狠地吼道：“去、去、去，吵什么！”沈秘书看到这，满面顿生怒气，正要上前，却被肖劲光一把拉住。孙副营长和那两个士兵走远了，肖劲光才拨开人群，扶住老大娘：“大娘，这点钱，你拿去给孩子买药吧!”肖劲光说着，将手中的两张纸币递给大娘。大娘抬起头，含着泪看了看这个戴着眼镜的军官，千恩万谢：“长官，谢谢你，谢谢你。我儿子在码头做工。回头，我一定叫他谢谢长官!”见此情景，围观的人群唏嘘不已。当下回营。肖劲光和苏联顾问以及戴岳及时来到18团团部时，孙副营长和那两个士兵已被捆绑在堂，团长刘凤正正大声训骂。戴岳师长脸色铁青，本来，戴岳刚开始也没把这事当回事，不就是寻常一只鸡嘛。不料苏联顾问米柳史对此事看得十分严重。他认为强抢民物就是破坏军民关系，破坏军民关系就是破坏国民革命，就是反革命分子，并指责戴岳态度暧昧，弄得戴岳十分生气。戴岳自己一直以治军严明著称，并常常自以为得意。肖劲光虽不同意米柳史的一些说法，但他对此事十分重视，这盘棋他已经成竹在胸。事情并不复杂，复杂的是对事情的处理。 

肖劲光替被捆的三人解开绳索，将事情发生的细节重新严厉讯问了一遍。三人供认不讳。米柳史本就红润的脸，顿成深紫色，他坚持必须重加惩处。戴岳一声不吭，铁青的脸始终没缓过色来。肖劲光站起身，神情严肃、语气诚恳地说：“今天发生这种事，主要责任我要负。政治工作没做到位嘛。但是，错误是你们犯的。第一，你们俩在早市强抢恶要，犯了‘不扰民’之军规；第二，孙副营长在闹市上，动手动脚，犯了‘不打骂士兵’之军规。”肖劲光说着走到孙副营长面前：“你是副营长，士兵有错也不能随便就打呀!你看戴师长，为你这事气得浑身发抖。但是，他打了你没有，没有嘛。按你的做法，我看师长非猛揍你一顿不能解恨。革命军队嘛，废除体罚，不准打人。当然，刘团长捆绑你们也欠考虑。但，你们的问题性质是严重的。好在你们态度不错。好吧，下去戴罪立功，等候处理!”肖劲光说到这，转过身，征询地看着戴岳：“你看呢，师长?”

戴岳狠狠地瞪了孙副营长一眼：“还不快滚，按我的脾气，非毙了你们不可!”肖劲光又用俄语向米柳史作了释述。米柳史不解地望着肖劲光。第四天，在全师范围内开展一场广泛的军纪军风整顿。其中内容包括：不扰民，不欺压百姓；废除肉刑、体罚，不打骂士兵；不吃空额，不喝兵血；实行经济民主，不准克扣军饷；成立军需委员会，改善士兵伙食等等。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急骤改善，部队精神面貌发生显著变化。广大士兵和下级军官发出由衷感慨：革命军就是不一样!肖党代表就是高明!打这以后，肖劲光在第6师的政治工作开展得有条不紊，他用聪明才智驾驭着第6师为国民革命作出巨大的成绩。

大革命失败以后，肖劲光被派再赴苏联进入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深造。1930年12月初，肖劲光从苏联回到国内。12月底，根据党组织的安排，他到闽西革命根据地，在新成立的中共闽粤赣特委军事委员会任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1931年7月开始了第三次反“围剿”斗争。中共闽粤赣边特委书记邓发和肖劲光等人总结以往失利的教训，确定了“向北发展”的方针。他们先调新红12军一部南下，与虎岗警卫营、彭杨军校的学员一起攻打芦丰。在新红12军尚未到达时，肖劲光发现敌人有增兵芦丰的企图，便果断地指挥虎岗警卫营和彭杨军校的学员400余人投入战斗。在敌援兵未到之前，一举攻下了芦丰，并乘势夺取了汀州城和连城。1931年12月，国民党第26路军在江西宁都起义，起义部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肖劲光调任红5军团政委，做教育、改造起义部队的工作。一到红5军团，他就同起义部队团以上干部谈话，反复说明中国共产党对起义官兵的政策，做起义官兵的工作。肖劲光等人认真贯彻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团结、教育”方针，经过一段时间艰苦细致的教育和改造工作，终于把曾为旧军队的红5军团改造成为红一方面军的主力之一。肖劲光与军团总指挥季振同，副总指挥董振堂一起，率领红5军团参加了毛泽东、朱德指挥的几个大战役。1932年4月，他们参加攻打漳州的战役，歼灭国民党张贞部主力。7月9日晨，中革军委电令，红5军团消灭水口之敌。他们对部队进行紧急动员之后，即指挥红13军担任正面攻击，红3军从左翼包抄，迂回敌后。激战至中午，敌援兵赶到，以九个团的优势兵力向红5军团猛扑，战斗异常激烈。红5军团指战员英勇顽强地阻击敌人，阵地数次易手。这时，红一方面军独立第3师和独立第6师赶到，战至晚7时，敌人的进攻终被打退。

次日拂晓，毛泽东来到红5军团指挥所，肖劲光、董振堂等汇报了战况。毛泽东亲自观察了敌我两军对峙的态势，并向肖、董部署了战斗任务，当增援的红军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后，肖劲光等立即率部出击，几十支冲锋号一齐吹响，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敌人。肖劲光带领部队，乘胜追击，发现毛泽东也跟了上来，于是，肖劲光和毛泽东一起，冒着枪林弹雨追歼敌人，他们身先士卒的勇敢精神，极大地鼓舞了红军指战员的士气。这次血战，共击溃敌人二十个团。国民党粤系部队遭此惨败后，全部退出了赣南，使中央根据地的南大门得以巩固，同时取得了红军主力部队向北发展的条件。1932年8月，肖劲光等指挥红5军团参加的乐安、宜黄战役，10月的建黎泰战役以及1933年2月、3月间的第四次反“围剿”，都圆满完成任务，取得了战斗的胜利。经过多次战斗考验，红5军团这支起义部队，很快成长为一支可以信赖的红军劲旅。后来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一些人，以黎川失守、彭湾战斗失利为名，说肖劲光是“王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他被撤职，调往建宁方面军总部接受审查。随后，总部派彭德怀调查战斗失败的经过。彭德怀调查后认为，责任不在肖劲光，并向总部作了说明。尽管如此，肖劲光带部队撤出黎川仍被说成是“退却逃跑”。肖劲光在建宁受审查后，即被送往瑞金进行批判、关押。肖劲光在被关押期间，毛泽东派贺子珍前来探视。贺子珍转达毛泽东的话，说黎川失守是“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造成的，你应该撤退，做得对。这给了肖劲光很大安慰。后来有人主张杀掉肖劲光，毛泽东坚决不同意，王稼祥也拒绝签字。由于中央一些领导同志的保护，肖劲光被关押几个月后获释，派去红军大学当教员。肖劲光到红军大学后，开始分配在训练部任专职教员。他虽遭到“左”倾领导的指责和打击，但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仍然兢兢业业地工作，后升任政治科科长。

1934年10月18日，肖劲光随红军部队辞别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父老乡亲，踏上了漫漫长征路。1935年元旦，红军到达乌江南岸，红1军团的先头部队强占渡口后，中革军委命令干部团迅速架设浮桥。当时在军委纵队干部团任干部队队长的肖劲光接受任务后，带领队员，同干部团其他部队一道，连夜到各处搜集木材、竹子、门板、洋油桶、棕绳等，搬运到江边，经过昼夜奋战，很快架起浮桥，保证了红军部队迅速跨过天险乌江，直抵遵义。遵义会议后，中央纠正了对他的错误处理，并于1935年6月，任命他为红3军团参谋长。长征至陕北，肖劲光任陕甘宁省军事部长兼红29军军长。1937年春，肖劲光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1937年8月，参加筹备并出席了党的洛川会议。

抗日战争时期，肖劲光先后任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留守兵团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等职。他率部剿匪，击退日军数次进攻，守住千里河防，保卫了陕甘宁边区和中共中央的安全。他还负责处理了反摩擦斗争中许多尖锐复杂的问题。为了粉碎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他以身作则，领导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同时，开办各种军政训练班、研究班，培养干部，撰写了《近战战术》、《游击战争指导要领》等教材、文章。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肖劲光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肖劲光奉命踏上赴东北的征途，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46年10月，他兼任南满军区司令员，与陈云共同领导南满根据地的斗争。1947年，肖劲光指挥部队参加夏、秋季攻势。1948年5月，肖劲光任东北野战军第一前线指挥部司令员，与肖华率部围困长春，促成国民党第60军起义。辽沈战役后，他率五个纵队入关，隔断平津，协同友军包围北平。平津战役结束后，肖劲光任第四野战军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委。1949年3月，肖劲光率先遣兵团参加汉江战役，牵制白崇禧部，从侧翼保障第二、第三野战军胜利渡江。接着，他指挥第12兵团作为正面进攻长沙的中路大军，在实现长沙和平解放中起了重要作用。长沙和平解放后，他兼湖南军区司令员。在衡(阳)宝(庆)战役中，他指挥六个军、十九个师担负正面攻击作战的任务，为解放湘南、湘西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彻底肃清湖南境内的国民党残部，为人民解放军进军广西和解放华南创造了条件。刚解放的湖南，工作千头万绪，肖劲光运用他的指挥艺术，在安定社会秩序、巩固新生政权、开展经济建设、征粮支前等方面均取得显著成果。

新中国建立后，1950年1月，肖劲光奉命负责组建海军领导机关，并任海军司令员。1954年，肖劲光升任国防部副部长。他担任海军领导工作整整30年，是我国海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组建海军初期，经费短缺，人才匮乏，经验不足，但他克服困难，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在他主持下召开的海军首届建军会议，制定了从中国国情出发的人民海军建设的具体实施方针和三年发展规划。他明确地提出了海军必须“打好三个桩子”，即：政治思想、组织、技术桩子；确定了“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以工农为骨干，以解放军为基础，吸收大量革命青年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人员，争取团结和改造原海军人员，共同建设人民海军”的组织原则。他提出“治军必须重视治校”，广罗人才，开办多所海军军校，培养出数万名各类技术干部和专业兵。在组建过程中，海军配合陆、空军，收复了沿海诸岛。肖劲光认真研究人民海军的发展战略，50年代即提出了“以空、潜、快为主，以潜艇为重点，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富有攻防力的、近海的、轻型的海上战斗力量”的建设方针，确定了海军“作战海区由近海到中海、到远海、远洋；舰艇建设由中小型到大型”，“实行尖端技术与常规装备相结合”的指导方针。他重视海军科研队伍的建设，提出海军装备发展必须科研先行，先后建立了七个研究所，促进了海军武器装备的不断更新和发展。肖劲光为人民海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长为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海上战斗力量，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文化大革命”中，肖劲光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打击迫害。1979年，中央为他彻底平反。他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八至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82年，肖劲光当选为中顾委常委。l955年，肖劲光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荣誉章。1989年3月29日，肖劲光在北京逝世。中共中央所作的悼词称他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国家和军队的优秀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我军卓越的军事指挥员，人民海军的主要创建者”。

张云逸（1892-1974）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早年参加北伐战争，是百色、龙州起义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后率红七军千里转战来到中央苏区。到陕北后，奉命南下在两广军阀中谋求团结抗日。抗日战争中，任新四军参谋长，后又任副军长，对新四军的发展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巩固立下了功劳。解放战争时期主要负责华东野战军的地方武装的筹建和后勤保障。新中国成立后，曾主政广西，并迎接李宗仁归来。

1909年，张云逸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1911年4月在广州参加黄花岗起义。同年10月辛亥革命中 ，又参加攻打两广总督府的战斗。1912年入广东陆军速成学校。1914年毕业后，被同盟会南方支部派入军阀部队，从事秘密反袁世凯斗争，历任粤军排长、连长、营长。1915年参加护国战争。1923年任广东省揭阳县县长。1924年到粤军许崇智部任旅长。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25师参谋长，同年10月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秘密掩护和支持25师主力参加南昌起义的行动。同年12月后，在广州、香港等地从事中共秘密工作。

1929年7月，被中共中央派往南宁，与俞作柏、李明瑞建立关系，任广西军官教导总队副总队长、警备第4大队大队长、南宁警备司令。重视并坚持对所辖部队实行改造，为举行起义奠定了基础。同年12月11日，与邓小平等领导百色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任军长，指挥红军打退桂系军阀的反扑和进攻，建立了右江苏区。1930年4月率红7军主力转战桂黔边，曾攻占贵州榕江城，6月率部回师，攻占百色、奉议、恩隆等县城，10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攻打柳州、桂林的指示，与邓小平、李明瑞率部离开右江苏区，转战于桂、黔、湘边界地区。1931年1月在广西全州召开的红7军前委会上与邓小平等决定停止执行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转向湘粤边开展游击战争，适时向中央苏区转移。2月全军抢渡乐昌河时，被敌截为两部。他率军部和58团大部，迂回突破粤军封锁，于3月中旬进入湘赣苏区，与湘东独立师会合，成立河西临时总指挥部，任总指挥，进行了永阳镇等战斗。4月在永新与红7军主力会合，改任河西总指挥部参谋长。随后，与李明瑞指挥所部连克安福、茶陵、安仁等县城，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同年冬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参与组建军委机关和领导红军的参谋工作建设。1933年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后任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研究和总结红军的战略战术和参谋工作，发表《战斗指挥研究事项》等指导性文章。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中革军委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协助军委领导组织侦察、开路设营、部署军事行动。到陕北后，兼红一方面军副参谋长。1936年1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6年两广事变后，受中共中央派遣，往来于广州、香港、南京、武汉、福州、桂林等地，在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中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

抗日战争初期，参与领导新四军的组建、整编等工作。1938年春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3支队司令员，指挥了清水潭、马家园等战斗。11月率两个连到江北无为地区，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组建江北游击纵队，后率部东进，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1939年5月参与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任指挥和中共前委书记 。指挥第4、第5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在淮河以南、津浦路两侧积极打击日伪军。1940年1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与书记刘少奇等指挥第4、第5支队主力先后取得大桥、半塔集反顽作战和夏季反"扫荡"的胜利，巩固和发展了淮南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副军长兼第2师师长，抗日军政大学第8分校校长。直接领导第2师同敌伪顽的军事进攻、政治破坏、经济封锁进行斗争，同时注重加强根据地建设。1943年1月专任新四军副军长。

1943年11月陈毅代军长赴延安后，他主持新四军军事工作，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44年7月部署第4师主力西进，基本上收复了豫皖苏边区根据地。同年冬部署第1师一部渡江南下，开辟苏浙皖边敌后新区。接着又指挥新四军各师开展对日大反攻作战，歼灭大量日伪军，收复大片失地。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新四军第一副军长兼山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政大学校长等职。1945年秋执行战略部署的调整，组织领导了新四军一部北移的工作。随后指挥主力一部，在地方武装配合下破袭津浦铁路(天津一浦口)，迟滞国民党军北上。1946年11月，组织胶东、鲁中军区部队发起平安战役，歼国民党军1.5万人。1947年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时，指挥军区地方部队配合主力作战。同年8月兼中共华东后方工作委员会书记，在战争规模不断扩大的形势下，整顿后方，克服困难，为淮海战役和渡江作战提供数亿斤粮食、动员上百万民工支援前线，保障了作战的需要。1949年9月，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二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2年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是中共第八至第十届中央委员，第一 、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74年11月19日病逝于北京。

罗瑞卿（1906-1978）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早年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科。大革命失败后，继续革命，任红军师政委。到陕北后，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为我党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野战军政委，组织进行了清风店和石家庄战役。新中国建立后，任公安部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为国家的安宁和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1924年在张澜创办的南充中学读书时，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冬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1927年5月参加了反击叛军夏斗寅部进攻武汉的战斗。1928年10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9年2月由中共中央军委派赴闽西组建训练地方武装。5月率游击队配合毛泽东、朱德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入闽作战，后任闽西红军第59团参谋长，率部参加开辟闽西苏区和攻打龙岩等战斗。同年6月编入红4军，先后在第2、第4纵队任支队党代表。曾参加中共红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积极贯彻会议精神，在所部加强政治工作建设。1930年初任红4军第2纵队政治部主任。10月任红4军11师政治委员，12月参加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1931年5月，在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中负重伤。1932年3月任红4军政治委员，率部参加漳州战役。6月任红1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1933年8月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长征中曾任红军先遣队参谋长、陕甘支队第2纵队政治部主任，到陕北后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曾赴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同年起任抗日红军大学教育长，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在主持抗大工作期间，坚决贯彻毛泽东制定的办学方针，发扬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为各抗日根据地培养、输送了大批军政干部。1938年，在毛泽东指导下写出《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一书，向全国介绍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经验。1939年7月率抗大总校和延安其他学校的数千名教学员工越过日伪军封锁线，进入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办学。1940年5月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转战太行山区。深入部队调查研究，总结抗日游击战争政治工作的经验，提出加强八路军政治工作的措施，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了《目前政治工作建设上的一些问题》等文章。参与领导和指挥了百团大战以及华北敌后抗日斗争。1944年回延安，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参谋长，协助叶剑英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解放战争中历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晋察冀野战军政治委员、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2兵团（后为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政治委员，参与指挥正太、石家庄、太原等战役。在清风店战役前，深入部队进行强有力的政治动员，使部队不顾疲劳1昼夜强行军120公里，取得歼灭国民党军第3军主力的胜利。在平津战役中，与杨得志率2兵团攻克新保安，歼国民党军傅作义部主力35军大部，截断其西撤通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公安部部长、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公安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新中国公安政法的建设进行开创工作。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9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同年9月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1961年11月兼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1965年1月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参与组织战备，指挥保卫国家海、边防作战；参与领导发展尖端武器的生产，促进航天工业的发展，协调国防建设与国民经济建设的关系；组织实施全军群众性练兵运动。在参与领导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各项工作中，注重坚持政治与军事、政治与业务和技术的辩证统一，提倡以正确的学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林彪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庸俗化。1965年底遭林彪等人诬陷，受到错误批判，被陆续解除党政军领导职务。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1975年8月恢复工作，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1977年8月复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协助邓小平等领导军队整顿工作。提倡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顽强的毅力同病残作斗争，深入部队指导工作，清除林彪、江青等对军队建设的影响，恢复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八届十中全会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一届中央委员。1978年8月3日逝世。

王树声（1905-1974）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参加黄麻起义，在攻打黄安、苏家埠、新集等战斗中屡立奇功，成为鄂豫皖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后又创立川陕根据地，长征到陕北后又进行西征，西征兵败，回到延安。抗日战争时期进入大别山，发展了抗日武装。解放战争时期，胜利实现中原突围。后又入大别山，对建立根据地、剿匪都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总军械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为军队的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呕心沥血。

1927年6月，王树声在麻城破寨岗指挥农民自卫军和上万农民抗击地主武装的进攻，激战三昼夜，毙俘敌3000余人。继又参加黄麻起义，任工农革命军鄂东军队长、分队长。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大队党代表、支队长、团长。1931年2月，率第30团围攻坚固设防的豫南新集，采用坑道爆破法攻坚成功。同年3月指挥第30团在双桥镇战斗中担任主攻，是役歼国民党军第34师，活捉师长岳维峻。同年11月，任第四方面军第11师师长。黄安战役中，指挥3个团击溃敌3个旅的增援，保证了兄弟部队攻克黄安。后任第73师师长。

1932年10月，第四方面军主力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时，他指挥所部迭挫追堵之敌，挺进大巴山，抢占两河口，为四方面军打开入川门户。1933年7月任第31军军长。1934年任第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在参与指挥川陕苏区反“三路围攻”之后，执行“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指挥12个团在西线有力地抗击了敌军的进攻，后协助总指挥徐向前指挥全军发起反击，前后鏖战10个月，歼战8万余人，彻底挫败国民党军发动的“六路围攻”。1935年3月，参与指挥嘉陵江战役后参加长征。1936年10月，中央军委命令第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1937年3月，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失败后，率小部队转入祁连山打游击，苦战三个月，部队被冲散，孤身辗转到达陕北。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太行军区副司令员，河南军区司令员，组织地方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第1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6年参与指挥中原突围，率左路军进入武当山区，开辟鄂西北游击根据地，任鄂西北军区司令员、鄂豫军区司令员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北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司令员，指挥部队清剿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1954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任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致力于改善部队武器装备，加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同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9年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72年任军事科学院第二政治委员。曾当选为中共第八至第十届中央委员。1974年1月7日病逝于北京。出版有《王树声军事文选》。

许光达（1908-1969）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早年入黄埔军校。大革命失败后，进入湘鄂西根据地，负伤后去苏联学习军事。抗日战争期间，任延安卫戍司令，对保卫抗日大本营和党中央作出了贡献．抗日战争后出兵雁门，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时期，保卫党中央，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保护神”之称。新中国建立后，任装甲兵司令，是人民解放军装甲兵的奠基人。

1925年 5月在长沙师范学校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 9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春入黄埔军校学习。1927年7月，在国民革命军第4军炮兵营任见习排长,8月，在江西宁都加入南昌起义部队,曾任排长、代理连长,参加了会昌和三河坝等战斗。后在国民党军中做兵运工作。1929年10月，被中共中央派往洪湖革命根据地，1930年2月，参与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先后任军参谋长,第17师政治委员和师长等职。参与开辟了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苏区，多次率部参加反"围剿"作战。1932年春身负重伤，后赴苏联治疗。在苏联期间，曾入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历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教育长、第三分校校长，从事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研究，培养抗日军政干部。1941年 1月，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部部长，兼延安交通司令、防空司令、卫戍司令。后任八路军第120师独立第2旅旅长兼晋绥军区第 2军分区司令员，在五寨、神池、保德、偏关一带，领导军民开展游击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解放战争初期,任晋绥军区第3纵队司令员。1947年8月，率3纵队西渡黄河，改属西北野战军（后为第一野战军），参加了沙家店、延（川）清（涧）、宜川等战役,1949年1月,任军长,7月任第2兵团司令员，在围歼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主力的扶眉战役中,率部迂回敌后,断敌退路,为保证战役全胜起了重要作用。继而挥师西进,攻破兰州南山敌军主阵地，抢占黄河大桥，与第19兵团全歼城中守敌，解放兰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命组建装甲兵。1950年6月,任装甲兵司令员，领导组建了装甲兵的机关、部队、院校、基地和科研机构。在装甲兵建设中，强调"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要求政治工作与军事技术工作相结合、军事训练与实战需要相结合，注意研究外国先进军事科学技术，重视干部的培养和对知识分子的使用。曾先后兼任坦克学校校长和装甲兵学院院长。

1955年9月被授予大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1959年 9月任国防部副部长。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69年6月3日在北京逝世。著有《战术发展的基本因素》(1939)、《论新战术》(1940)，《许光达论装甲兵建设》(1985)。

许继慎（1901—1931）　原名许绍国，字旦如，号谨生，六安县石堰乡土门店人。幼读私塾，少豪爽，善交游，口才出众，胸怀壮志，常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勉。在“五四”运动影响下，弃旧学，抛八股。民国9年（1920年），与同乡杨溥泉等考入安徽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土木工程科。民国10年春，与王步文、舒传贤等人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安庆的创建活动，为安徽省早期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倪嗣冲，马联甲残酷镇压学生的“六二”惨案发生后，许为“六·二”惨案后援会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奔走于学校和商户，揭露军阀镇压学生罪行，组织学生游行示威。是月，安徽省学生联合会改造时，许当选为省学联常委兼联络部长。民国11年转入省立第一师范学习，参与领导反对第三届省议会贿选和驱逐省长李兆珍斗争。民国12年4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下半年由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同年，许领导学生开展反对曹锟贿选总统的斗争，与江完白等带领学生痛打京议员张仲衍并抄家，后遭军阀马联甲通缉，被迫离开安庆到芜湖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就读。民国23年初转往上海，入上海大学旁听。4月，许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任中共黄埔学校支部（后改为特支）干事。冬，毕业留校任新编教导第一团党代表，并被选为黄埔军校青年军人联合会领导成员之一，参加两次东征，立下战功。

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期间，许任叶挺独立团二营营长，先后参加强渡汩罗江、攻打汀泗桥、贺胜桥战斗并负伤。民国16年春，调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七十二团团长，在镇压夏斗寅叛变战斗中再次负伤。伤愈后，奉调到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军事机关工作。同年9月，回安徽帮助建立了中共合肥小组。3月，参加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安徽党的工作会议，纠正“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民国19年春，中共中央委派许到鄂豫皖根据地组建红一军，任中共红一军前敌委员会委员、军长。6月，趁蒋冯阎中原大战之机，指挥红一军驰聘于淮河上游、皖西、京汉路南段等地，先后收复流波石+童（该字为左右结构）、麻埠、独山、西河口和霍山县城等苏区。7月中旬，红一军配合英山县游击队，攻克英山县城，歼国民党军韩杰旅lOOO余人，使皖西苏区得到恢复和发展。六安县大部、霍山县全境均成苏区，共歼敌7000余人．威震江淮。在粉碎国民党军对鄂豫皖根据地第一次“围剿”中，许采取广泛发动游击战争和集中红军主力，突破敌人弱点，各个击破等战略战术，取得东西香火岭战斗歼敌三个团溃敌三个团的胜利。民国20年1月，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许改任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5月改任红四军十二师师长兼皖西北军分会主席）。3月，率部与十师协同作战，对双桥镇的国民党军三十四师突袭，激战7小时，俘师长岳维峻，歼其官兵5000余人。在反“围剿”战斗中，展出奇兵，克敌制胜，使敌闻风丧胆，对巩固和扩大鄂豫皖苏区，做出了杰出贡献。

民国20年春，张国焘任鄂豫皖苏区党政军负责人，极力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许因抵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和张国焘军事指挥错误，11月被张假手“肃反”以莫须有罪名，杀害于河南省光山县白雀园。民国34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许冤案得以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为革命烈士。1981年6月，中共中央将许继慎作为“早年为党为国捐躯的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加以怀念。1989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军委公布许继慎为中国无产阶级军事家。为缅怀许继慎的丰功伟绩，六安县在许的故乡建墓立碑，地区在六安城皖西烈士陵园塑了许继慎铜像。

蔡申熙（1906-1932）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军事家。字旭初，又名申善，化名刘辑明。黄沙汤家湾人。民国11年（1922）春，入醴陵县立中学读书，参与组织社会问题研究社，投入爱国学生运动，带头抵制洋货，投身反帝、反封建军阀斗争。13年春与左权等入广州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习军事。11月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六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留军校教导团任排长。曾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和平定军阀刘震寰、杨希闵判乱的战斗及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两次东片。15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第四军第十二师营长。在攻打汀泗桥、架胜桥战役中立功。16年擢升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二师第二团团长。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部队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参谋长，随部南下广东，参加会昌、汤坑战斗。后辗转到广州，被派入第四军警卫团工作，参加广州起义，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起义失败后到上海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17年任中共江西省委军委书记。曾到吉安靖卫大队工作。为争取罗炳辉部起义进行秘密活动。18年任吉字东固游击第一路总指挥。参与整顿、发展革命武装，先后建立江西红军第二、三、四3个团。率部攻克峡江县城，扩大革命根据地。

民国19年夏任中共中央长沙局军委书记。秋，在湖北阳新一喧领导游击战争，参与指挥攻打宿松、六村、广济、漕河、英山等战斗。同年10月领导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任军长，是红十五军主要创始人之一。后与政委陈奇率部攻打黄海、张家旁、桐梓河、大湖等城镇。12月到达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参加第一次“反围剿”作战。20年1月，红十五军和红一军合编为红四军。任第十师师长，参与创建鄂豫边、鄂东南、皖西3个根据地联成的鄂豫皖根据地，并任中共鄂豫皖特委委员、军委副主席。为粉碎蒋介石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围剿”，率红十师参加麻城磨角塘战役，全歼守敌一个营。继又攻克河南光山敌重要据点新集，歼敌1000余人。后与红十一师奔袭双桥镇，全歼敌三十四师，生俘师长岳维竣。在作战中臂部负重伤。5月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委员，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继当选鄂豫皖监察委员会主席，后代理分局军委主席。伤势稍好，任以彭湃、杨殷二列士命名的彭杨军政学校校长。为鄂豫皖苏区培养一批军事和政治干部。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副总指挥。21年7月，任红二十五军军长，指挥部队粉碎敌军第四次“围剿”。10月8日，在湖北黄安县（今红安）河口镇东北仙人洞战斗中，身负重伤，仍指挥部队顽强拼杀。因流血过多，抢救无效。壮烈牺牲。

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中赞蔡申熙：“不仅具有战略家的胆识和气度，而且在历次战役和战斗中机智果断，勇猛顽强，因而在红四方面军有很高的威望。”蔡申熙是中国红军时期杰出的军事家。

段德昌（1904-1933）　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军事家。早年入黄埔军校。大革命失败后，他领导了公安暴动，后进入洪湖地区，任独立师师长，又任红六军副军长、军长，开辟了洪湖革命根据地。红二军团退出洪湖地区后，遭到重大损失，段德昌带领军队，杀回洪湖，基本上恢复了原根据地。段德昌同以夏曦为首的“左”倾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斗争，完成了发展襄北苏区，迎接红三军反回洪湖的两大任务，并取得了龙王集和文家墩大捷。1933年5月1日段德昌在金果坪被杀害，年仅29岁。1952年，毛泽东为他签署了第一号烈士证。

1922年夏，段德昌入长沙雅各中学读书，参与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进行爱国学生运动。1924年和何长工一起在华容创办新华中学，传播进步思想。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在南县发起组织青沪惨案雪耻会，声援青岛、上海工人罢工斗争，开展反帝爱国运动。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后到广州，先后入黄埔军校和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1926年6月毕业后,到国民革命军第8军1师政治部工作，参加北伐战争。在部队中开展政治工作，宣传革命思想。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回到家乡，在南县、华容、石首等地进行革命活动。是年冬由南县转往公安，重建中共公安县委，任书记。领导该县年关暴动，组织农民武装，开展游击斗争。曾介绍国民党军湖南独立第5师1团团长彭德怀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6月起任中共鄂西特委委员，鄂西游击大队中队长、游击总队参谋长、独立师师长，率部依靠人民群众，在洪湖地区利用湖汊交错、苇林茂密等自然条件，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在监利、沔阳交界地区创建游击根据地。1930年2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副军长兼第1纵队司令，与军长旷继勋、政治委员周逸群率部相继攻占龙湾、新沟嘴、潜江、郝穴等城镇，建立沔阳、潜江、监利等县苏维埃政权，创建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苏区。

1930年7月成立第2军团时，任第6军政治委员,不久改任军长。先后率部参加东进和南下作战，连克华容、南县、公安等县城，扩大了苏区。12月初红2军团在杨林市一带作战失利，他收容和带领失散人员返回洪湖,任湘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赤色警卫队总队长。在苏区遭受国民党军重兵“围剿”且大部丧失的严峻形势下，和周逸群重整部队，组建新6军(后改为独立团),依靠群众,以机动灵活的游击战，避强击弱,连战连捷,相继挫败国民党军第一、第二次“围剿”,恢复和巩固了洪湖苏区,壮大了红军和地方武装力量。1931年3月红2军团改编为红3军,4月独立团扩编为红3军第9师,他任师长。乘蒋桂军阀混战之机，指挥部队向江陵地区进击,接连取得三官殿、沙岗、普济观、郝穴、汪家桥等战斗胜利，收复大部分失地。同年秋挥师北上，转战潜江、沙洋、荆门一带，接应贺龙所率第3军主力回到洪湖。同年1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2年1～6月，在贺龙领导下，指挥红9师采取围点打援、奔袭和诱敌深入等战术,连续取得龙王集、文家墩、新沟嘴等战斗的胜利。是年秋，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未能挫败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第3军被迫离开洪湖苏区。他率9师担负阻击、断后等艰巨任务,经豫西南、陕南、川鄂边,转战约3500余公里,于12月下旬到达湘鄂边。在此期间,他坚决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1933年在“肃反”中遭诬陷，5月1日于湖北巴东金果坪江家村被杀害。

曾中生（1900-1935）　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军事家。早年入黄埔军校。受到系统的军事政治训练。大革命失败后，先后在上海、南京等地工作。1930年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主持党、政、军工作。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后受到张国焘的排挤。鄂豫皖根据地丢失后，又领导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张国焘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其长期监禁。在狱中，他写了《与“围剿赤军”作战要诀》一书，总结了红军作战的经验。1935年8月，被杀害于卓克基。

1917年秋，曾中生考入湖南郴州第七联合中学。1922年曾到桂军任参谋1年。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军第8军前敌指挥部政治部任组织科科长,参与在所部建立政治机关，秘密发展中共组织，开展部队政治工作。北伐军占领武汉后，担任汉口民国日报主笔，宣传北伐战争的胜利,传播革命思想。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任武汉革命委员会委员,参与组织反蒋斗争。9月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6月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冬回国，到上海中共中央军事部任参谋科科长。不久调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曾领导开展兵运工作。

1930年8月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武装工农部部长。同年9月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分被派到鄂豫皖苏区，于11月抵达湖北黄安(今红安)。当时正值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主力已东出皖西，在此危急时刻,他果断地组成中共鄂豫皖临时特委和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反“围剿”斗争，并领导地方武装和广大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以机动灵活的战术，滞止敌人对鄂豫边苏区中心区的进攻，继与第15军、第1军相配合,挫败了国民党军的“围剿”。1931年2月正式成立中共鄂豫皖特委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他任特委书记和军委主席。主持制订建设根据地的各项政策，创办中国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校第4分校并兼任校长,培养训练干部，整编红军主力部队，组织进攻作战，先后与旷继勋、徐向前等采取声东击西、“飘忽”制敌的战术，指挥磨角楼、新集、双桥镇等战斗取得胜利，使红军和苏区得到迅速发展。继又领导军民挫败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

1931年4月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后,他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同时被调任第4军政治委员。同年夏与军长徐向前率部南下作战，连克英山、蕲水(今浠水)、罗田、广济等县城，相继取得漕河镇、洗马畈等战斗的胜利，歼敌7个多团。他坚决反对张国焘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屡遭打击，被降为独立1师师长。后率部参加第四次反“围剿”，在七里坪战斗中，指挥在前，脚负重伤。1932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12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参加创建川陕苏区的斗争。1933年2月被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委员。在此期间,他虽处境困难，仍致力于加强部队军事训练，注重军事理论研究，系统地总结红四方面军反“围剿”作战经验，撰写了《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等著作，被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学习军事理论的教材发至部队。在川陕期间和长征途中，继续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33年8月被监禁，1935年8月被秘密杀害于四川理番县卓克基(今属马尔康)。

左权（1905-1942）　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高级指挥员、军事家。早年入黄埔军校，后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到闽西苏区，对改编宁都起义部队作出了贡献。红军长征后为开路先锋，到陕北后又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给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以一个奠基礼，后又取得了结束十年内战的山城堡之战的胜利。抗日战争中，他到抗战一线，参与指挥了平型关战役，协助彭德怀指挥了百团大战。1942年5月25日，遭敌机轰炸，当场殉国。

1924年3月，左权入孙中山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同年11月转入黄埔军校第1期学习。192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黄埔军校教导团任排长、连长，曾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两次东征。同年12月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1930年回国后到中央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1分校教育长,后任新12军军长。1931年12月奉命参与联络指导国民党军第26路军宁都起义。起义部队改编为工农红军第5军团，他任第15军政治委员,后任军长兼政治委员，努力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精神，教育改造部队，率部参加赣州、漳州等战役。1932年6月因“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实行宗派主义干部政策，受诬陷,被撤销军长兼政治委员职务，调任红军学校教官。1933年初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作战局参谋，同年12月任红1军团参谋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参与指挥所部突破国民党军4道封锁线、占领施秉城、强渡大渡河、攻打腊子口等战斗。到陕北后参与指挥直罗镇和东征等战役。1936年5月任红1军团代理军团长,率部参加西征战役。同年11月与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在前线指挥红1军团和红15军团一部进行山城堡战役，歼敌1个多旅,毙伤俘敌1200余人，迫使国民党军停止了对陕甘苏区的进攻。

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后兼八路军第2纵队司令员，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扩大抗日武装，创建抗日根据地。1938年2月日军进犯山西临汾地区与八路军总部遭遇时,指挥警卫部队迂回侧翼，伏击日军，掩护了总部机关和群众的安全转移。4月在晋东南地区参与指挥反击日军“九路围攻”。同年11月主持召开八路军晋东南部队参谋长会议,制定八路军各级司令部暂行工作条例,健全了司令部的工作机构,促进了司令部业务建设。为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1939年起,先后3次组织整军,并注重对新战士的政治教育和利用战斗间隙整训部队，提高部队战斗力。在此期间,还领导创建黄崖洞兵工厂,艰苦经营，供应补充八路军武器装备，有力地支援敌后抗日根据地。1940年8月,在华北协助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发起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后称“百团大战”)，歼日伪军近4万人,振奋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同年12月主持召开八路军首次后勤工作会议，统一财务制度，作了题为 《论我军的后勤建设》的报告。1941年3月在八路军后勤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强调政治工作在后勤工作中的重要性。同年11月指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抗击日军第36师一部的疯狂袭击，保卫八路军黄崖洞兵工厂，经8昼夜激战,以较小的代价歼敌千余人。为此,中央军委指出“应作为我1941年以来‘反扫荡的模范战斗”。

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区抗日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25日,他在山西省辽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时,在十字岭战斗中壮烈殉国。为纪念左权,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辽县改名为左权县。他生前军事译著甚多，曾译有《苏联国内革命战斗的红军》、《合同战术》、《苏联工农红军新的步兵战斗条令》(与刘伯承合译)等,并在八路军报刊上发表过《论军事思想的原理》、《论坚持华北抗战》、《埋伏战术》、《袭击战术》、《战术问题》等论文。

彭雪枫（1907-1944）　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高级指挥员、军事家。早年进行学运和兵运工作，后入中央苏区，参加了第四、五次反“围剿”战争，长征途中屡经恶战，为攻占娄山关立下了汉马功劳。抗日战争开始，在阎锡山部从事统战工作，为我军出师抗战，进入山西境内开了先锋。后到豫皖苏敌后，开辟了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又协助陈毅进行陈道口战役，反击了敌顽进攻，接着横扫运河两岸之敌，使淮北、淮南、淮海抗日根据地连为一片。1944年8月19日为敌军俘虏所伤，牺牲，时年37岁。

1927年春，彭雪枫参加了北京南苑农民暴动。失败后辗转于北京、天津、烟台等地，从事秘密革命活动。1930年初到上海中共中央军委工作。同年5月被派到湖北阳新,任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5纵队3大队政治委员、红8军1纵队政治委员。6月任红3军团8军6师政治委员，7月在攻打长沙战役中率部首先攻入城区。后参加吉安、赣州、漳州、水口等战役战斗和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1931年底任红3军团2师政治委员，次年8月在江西乐安当叛徒带1个团投敌时,他亲往追赶，挽救了部队。1933年任红3军团4师政治委员，所部在抚州(今临川)八角亭遭敌包围，亲率师通信排反冲锋，击退敌人，转危为安。1934年先后任江西军区政治委员、红军大学政治委员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1局局长。曾获二等红星奖章。同年10月参加长征，任军委第1野战纵队1梯队队长、红3军团5师师长，1935年2月部队缩编后任第13团团长。在攻克娄山关、遵义城等战斗中率部担负主攻任务。同年9月任陕甘支队第2纵队司令员。到陕北后任红1军团4师政治委员，率部参加直罗镇、东征等战役。后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1936年秋被派往太原等地，做团结各界爱国人士、联合阎锡山抗日的统一战线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兼驻晋办事处主任。曾应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主任续范亭之邀，到山西大学讲授《游击队政治工作教程》,指出到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必要性,阐明游击队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任务、原则和内容,后由延安解放社印成单行本在各抗日根据地发行。1938年春调赴河南确山竹沟，任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组织训练抗日武装。同年9月组建新四军游击支队，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挺进豫东敌后，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壮大抗日武装。尔后东进，领导开辟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任中共豫皖苏边区委员会书记。1939年11月所部改称为新四军第6支队，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0年7月第6支队与八路军南下部队合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任司令员。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4师师长兼政治委员,1942年兼淮北军区司令员，与政治委员邓子恢等领导军民同日伪军及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行艰苦斗争，先后取得1942年冬季淮北反“扫荡”和1943年3月山子头战役的胜利，巩固和发展了淮北抗日根据地。这期间他刻苦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博览中外兵书,总结实践经验，对抗日战争的游击战术和政治工作问题进行了论述。

亲自编写《游击战术》、《战略战术讲授提纲》等教材，经常到抗日军政大学第4分校授课，并主持创办4师骑兵团、拂晓剧团和《拂晓报》。

1944年8月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向河南敌后进军的指示，指挥所部进行西进战役。9月11日在河南夏邑八里庄指挥作战时牺牲。江苏洪泽和安徽宿县(今宿州)为他修建了陵墓和纪念碑。其主要著作收入《彭雪枫论抗日游击战争》(1987)。

罗炳辉（1897-1946）　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高级指挥员、军事家。一个从奴隶到将军的传奇式人物。早年参加军阀部队，1929年在吉安起义，后任红九军团军团长。在长征中充当先锋，打开通道，抢占要点，为掩护党中央和主力红军长征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抗日战争中，坚持敌后抗战，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作出了贡献。抗战胜利后任新四军第副军长。1946年6月21日在山东兰陵镇病逝。

1922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北伐战争，任排长、连长、营长等职。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3军营长，在攻克南昌的牛行等战斗中率部冲锋，战功卓著。但因对军中腐败现象不满，被怀疑是共产党员，于1928年冬被遣离部队。

1929年春,任江西省吉安县靖卫大队大队长，7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15日率部起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团长、旅长、纵队长。1930年6月起任第12军代理军长、军长，在朱德、毛泽东指挥下,率部参加了文家市、第二次打长沙和吉安等战斗。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中，率部参加龙冈战斗和东韶追击战。第二次反“围剿”中,率部参加中村、广昌、沙溪等战斗。1931年8月率部参加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中的莲塘、良村、黄陂战斗获胜后，奉命伪装主力，向北佯动，攻占乐安，威胁临川，造成直趋南昌之势，将参加“围剿”的国民党军主力4个师从中央苏区中心区拖出半个月，出色完成了掩护红一方面军主力西移和休整的任务，对粉碎这次“围剿”起了重要作用。9月起指挥所部进军闽西，连克武平、上杭等城，扩大了闽西苏区。1932年春，兼任福建军区司令员。7月率部赶赴粤北参加南雄水口战役,重创进犯的国民党军后，转至中央苏区北线作战,攻占南丰城。10月，所部与第22军合编,任22军军长,旋参加建(宁)黎(川)泰(宁)战役,率部日行70公里,连克泰宁、邵武两城。1933年2～3月,率部参加黄陂、草台岗伏击战。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任新组成的红9军团军团长。1934年4月率部参加广昌保卫战。同年8月护送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征过闽江。在完成艰险任务中，智勇兼备，屡立战功，曾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的二等红星奖章。曾两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同年10月率部参加长征。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时，在湘江以东与追堵的国民党军连日激战，掩护中共中央和军委机关渡江。1935年3月四渡赤水后，奉命佯装主力，迷惑、吸引和牵制国民党军。在1个多月中,率部单独在主力翼侧行动，机动灵活地转战黔滇川康边境，行程1000余公里，布疑阵，出奇兵，取得老木孔、瓢儿井等战斗的胜利。后又夺占宣威、会泽等城,5月在西昌附近与主力红军会师。6月，带病指挥部队奇袭天全成功。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他任由第9军团改称的第32军军长。所部划归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组成的左路军，转战川康边。1936年7月，所部改归红二方面军建制,在北上途中，率部担任方面军后卫,多次与尾追之敌战斗。11月，率部参加山城堡战役。

抗日战争初期，曾以八路军副参谋长名义，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从事统一战线工作。1939年1月任新四军第1支队副司令员。5月任第5支队司令员，率部由皖中挺进津浦铁路(天津-浦口)以东，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曾指挥部队三打来安城，痛击“扫荡”、抢粮的日伪军。1940年任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5支队司令员。1941年起，任第2师副师长、师长兼淮南军区司令员等职，转战于淮河以南、长江以北的津浦铁路两侧，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并及时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攻,巩固和扩大了淮南抗日根据地。他重视战役战术研究，提出以伏击与运动游击为特色的“梅花战术”：即部队驻地按梅花桩式部署，对来犯之敌实施多点打击，并运用于实战，取得十二里岔伏击战、金牛山反袭击战等多次战斗的胜利。同时注意从严治军，言传身教，强化部队战术技术训练，全面提高战斗力。重视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大力培养提高干部。还亲自编写了《指挥员实用手册》、《民兵战术》等教材,并经常给基层指挥员上军事课。

1945年8月初,虽身患重病，仍在前线坚持指挥所部参加大反攻，解放苏皖边界的六合、定远、嘉山、天长等城。9月，任新四军第2纵队司令员，率部赶赴鲁南，参加界河伏击战，攻克韩庄，粉碎了国民党军从徐州沿津浦路北上、进犯解放区的企图。1946年4月,任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6月，在国民党军向解放区大规模进攻前夕，到枣庄前线部署战备。21日在返回临沂途经兰陵时突然病情恶化，不治逝世。山东省临沂烈士陵园修建有罗炳辉烈士墓和遗像亭。

黄公略（1898-1931）　平江起义领导人，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军事家。黄公略原名汉魏，1898年1月24日出生于湖南湘乡县桂花乡。父亲黄秀峰，是一个私塾先生。黄公略自幼随父亲学习，10岁入峒山小学读书，毕业后入永丰高等小学就读。黄公略从小就同情劳苦人民，好打抱不平，他喜欢吟诵屈原名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愿遥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锁”，从小便立下报国志向。1914年毕业后回乡教私塾。

1915年，其父病逝。当时袁世凯与日本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全国人民义愤填膺。黄公略满腔热血，参加了打着护法旗帜的湘军，一度在湘军当过文书、国文教员、排长。1922年秋，黄公略与李灿、彭德怀一起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毕业后仍旧回到原来的部队任连长。1926年7月，湘军第2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军第1师。因在北伐战争中作战勇敢，黄公略被提升为第2师第30团少校团副。1927年1月，黄公略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高级班。12月，他参加了张太雷、叶剑英，叶挺领导的广州起义。在大革命风暴中，黄公略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3月，已升任湖南独立第5师第1团团长的彭德怀来信邀黄公略毕业后回该师工作，主办师部随营学校。黄公略从黄埔军校高级班毕业后和黄纯一、贺国中一起来到独立第5师驻地，见到了分别一年的彭德怀。虽然他和彭德怀有生死之交，但在当时的复杂形势下，他仍然非常谨慎。为了判断彭德怀的真实思想，他故意问：“新军阀是谁？”彭德怀回答：“当然是蒋介石。”黄公略突然装作生气地说“我们的校长”如何如何。大家感到气愤异常，旁边的人立刻把黄公略绑起来，将他嘴里塞上毛巾。黄公略顿时脸色发白，用手直指脚后跟。邓萍从他的皮鞋后跟发现了中共广东省委的介绍信，方知误会，虚惊一场。此后，黄公略和彭德怀两人作了倾心长谈，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他们的关系更加密切。4、5月间，独立师成立随营学校，黄公略任校长。他十分重视学员的思想教育，经常给学员讲解国民革命和农民运动的重要性及特点。在他的影响下，很多学员后来都成为红军的优秀干部和领导者。彭绍辉就是受黄公略的影响走上革命道路的，并由黄公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1928年6月，独立第5师赴平江“剿共”，黄公略调任第3团第3营营长。黄公略沿途所见景象一派萧瑟，令他深感忧虑。他初到第3团便以自己的真诚和关心赢得了士兵的信赖。他还给贫苦老百姓送钱送物，释放了两个被挨户团抓来的赤卫队员。一天，中共湖南省特派员滕代远化装成商人途经嘉义，被挨户团拦下盘问，后被挨户团带到营部。滕代远和黄公略交换暗语后接上了关系，他们约定7月22日和平江县的第1团同时起义。黄公略又派几个可靠士兵将滕代远等人“驱赶”出了挨户团的防地。黄公略来到平江县后的一系列“怪异”行为早已引起了平江县长、挨户团主任刘作柱的怀疑，刘作柱连夜跑去告诉了第3团团长。他们认定黄公略就是共产党员，密谋采取行动。黄公略鉴于事已暴露，便决定于7月21日下午提前起义，起义取得了胜利。黄公略在和区委书记涂正坤等取得联系后率领起义部队开入南山，前往平江城。在他先行入城了解情况的时候，3营一部分不坚定分子叛变南逃，使他非常气愤，当晚在第1团党委会上作了沉痛的检讨。平江兵变被称为“彭黄兵变”，黄公略在这次起义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平江欢庆胜利的大会上正式宣布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

此后，黄公略等人率红5军在平江、浏阳及江西的修水、万载等地开展游击斗争，同时积极开展群众工作，成立了中共湘鄂赣边特委。1928年10月，根据党的指示，彭德怀、滕代远率红5军主力转移到井冈山，与红4军会合。黄公略带领第2纵队六个大队开始了极为艰苦的湘鄂赣游击战。由于敌人的“围剿”，红军当时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况中，黄公略所带领的六个大队只有一二百人。在这种情况下，黄公略依靠地方党、游击队和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采取化整为零、避实就虚、声东击西等灵活的游击战术，积极打击敌人。他带领第2大队在浏阳先后发动了毛田，鲁家湾、老乌和金坑等地农民暴动，消灭了反动民团和当地的国民党驻军，扩大了游击队。11月，他指挥万载县突袭战，消灭了反动的靖卫团，镇压了反动县长，缴获了很多枪支弹药。1929年3月，他指挥红5军第2大队会同区赤卫队，夜袭永和市，毙伤敌军100多人，缴获枪支100余支。4月12日，中共湘鄂赣边特委扩大会议召开以后，黄公略担任湘鄂赣边支队队长，并任特委军委书记，统一指挥湘鄂赣支队和各县赤卫队，开展积极的游击战争，挫败了敌军的“进剿”，发展各县赤卫队，增强了部队战斗力。

黄公略很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号召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教育部队团结友爱，他还以自己的言行为部队作出表率。寒冬腊月，大雪封山，他仍穿着单衣单裤和自己打的布草鞋，没穿袜子的脚常常龟裂。裤子破了，就把裤腿撕下来补上去，还戏称这是“灵活机动的战略”。黄公略指挥部队常常给敌军沉重的打击，使敌军坐立不安。有一次，伪军司令部贴出了一纸告示：“若有捉拿共军头子黄公略者，赏大洋5万元；若有击毙黄公略拿头来见者赏大洋2万元。”有人在后面加了一句：“若拔到黄公略一根汗毛者，赏黄金万两。”可见黄公略的影响之大。

不久，在中共湘鄂赣边特委的领导和黄公略的指挥下，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逐步建立起来，部队也不断发展壮大，到1929年秋天，红5军主力从井冈山回来时，这支部队已由一年前的200余人发展到2000人，有枪千余支。在坚持湘鄂赣边支队的斗争中，黄公略的领导才华得到充分展示。与红5军会合以后，黄公略担任红5军副军长。1930年初，红6军正式组建，黄公略任军长，不久，红6军改为红3军，黄公略任红3军军长。

红6军、红3军成立的时候，部队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如纪律松懈、地方观念、本位主义、农民意识、游击主义习气都较严重，黄公略倾注了大量心血来改变部队的不良习气，努力把这支队伍建成一支优秀的主力部队。红6军干部缺乏，他写信给毛泽东和朱德，从红5军，红4军抽调了一批干部充实到红6军，大大提高了红6军干部的素质。又由于他的知人善任，敬贤爱才，干部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同时他还加强政治思想建设，注重对干部战士进行群众观点和纪律性教育，反对本位主义和地方观念，引导指战员树立消灭新军阀，争取全国独立解放的革命思想，还言传身教，督促师团干部学习文化知识。在黄公略的坚强领导下，红3军的队伍整体素质、思想觉悟、组织纪律性和战斗力都有很大提高。到1930年10月底，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已经有34个县，人口达到400多万，加入赤卫队的就有将近100万人。红军主力迅速发展，新组建了红20军、红22军、红35军。赣西南地区已发展成具有统一领导的、连成一片的大块红军根据地，为建立中央苏区奠定了基础。毛泽东有感于这种可喜的局面，在《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一词中称赞道：“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

1930年7月，毛泽东率领红4军、红12军再次来到赣西南，同红3军会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团，黄公略所部直接接受毛泽东、朱德的指挥。

1930年初，“立三路线”统治了党中央，黄公略是非分明、立场坚定，始终拥护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的领导。1930年6月，李立三把持下的党中央命令红1军团攻打南昌。毛泽东命令队伍向樟树镇推进，在樟树镇召开了总前委会议，作出全军团不打南昌西渡赣江和红3军团会合的决定。黄公略坚决拥护总前委的决定，率领红3军撤离南昌城郊，进入浏阳。为了掩护红3军团从长沙撤退，黄公略自动请战，率红3军突袭戴斗垣旅。8月28日夜，红3军悄然占领文家市东南一个制高点，拂晓，向戴斗垣旅发动突然袭击，激战一小时后全歼戴旅，击毙了旅长戴斗垣、团长田应棠。文家市歼灭战胜利后，红1、3军团在永和会师，成立红一方面军。8月28日，红一方面军开进到长沙东南枫树湾、新桥一带。湖南省主席何健在长沙大肆修筑防御工事，巨形鹿砦、密布的竹钉、高大的电网，形成三道坚不可摧的防线，工事后是密集的碉堡。但是红军在长沙城郊截断了敌人的主要交通要道，仍给敌军很大的威胁。总前委令黄公略的红3军控制猴子石的侧面，作为方面军的预备队。9月4日下午，敌军朝猴子石出击，下午五时左右，黄公略下令所部大举出击，势如破竹冲向敌军，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全歼陶广的两个师，击毙敌近800人，俘敌千余人。这是红一方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取得的惟一一次胜利。此后，红军撤出长沙来到江西，10月5日，占领吉安。此时，蒋介石任命鲁涤平为总司令，何健为副总司令，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出动10万大军，限一个半月内“消灭赤匪”。这时红军主动撤出吉安。10月下旬，毛泽东在新余县罗坊召开总前委会议，提出“诱敌深入”、“退却到根据地作战”的方针，红军主力遂挥师东渡赣江，向根据地中部退却。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三次反“围剿”的斗争中，黄公略率领红3军英勇作战，屡立奇功，显示出卓越的指挥才能。第一次反“围剿”，红3军从正面出击，迎击东进的张辉瓒所率18师先头部队。1930年12月30日拂晓，浓雾弥漫，红3军7、8、9师隐蔽在龙冈黄竹岭一带，准备对来犯之敌来个迎头痛击。清晨，张辉瓒率第52、53旅及师部8千人马，偷偷地从龙冈向君埠进犯，黄公略一声令下，沉睡的山岭顿时沸腾起来，英勇的红军很快把敌军逼到河边，敌人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淹死，顿时乱了阵脚。穷途末路的张辉瓒狼狈地藏进了草丛中，被我军活捉。张辉瓒的警卫营全营官兵缴械投降。龙冈一役，全歼敌军9千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其中有一批“马克沁”重机枪和“哈齐克斯”轻机枪，战士们爱不释手，却没人会用。找了个俘虏来教，这个俘虏却说：“我在士官学校，光认识零件，装装卸卸，就搞了三个月，你们——”，黄公略听说以后，立即召集师、团的作训参谋，亲自做射击示范，仅用二十多分钟，三十多个作训参谋都学会了使用这两种机枪。一旁的俘虏目瞪口呆，红军干部和战士都佩服黄军长的技术。

黄公略的革命影响使国民党反动派深感不安，他们不惜采用种种卑劣的手段，企图动摇黄公略的革命决心。悬赏通缉他的赏金从两万大洋增加到10万；何健两次派人挖了他的祖坟，把他的祖父、父亲的尸骨仍进湘江；反动派还把他的母亲和妻子扣在长沙，以此要挟他。更有甚者，1931年5月，敌人竟然派黄公略的异母兄长黄枚庄，带着蒋介石的亲笔信和1500元银洋，潜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妄图诱降黄公略。黄公略义无反顾，大义灭亲，粉碎了蒋介石诱降的阴谋。毛泽东、朱德号召全军指战员学习黄公略公正无私、大义灭亲的坚定革命立场此时，蒋介石的20万大军在700里长的战线上压向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毛泽东提出“集中兵力，各个攻破”的战略方针。总前委决定由红3军担任主攻任务。红3军在东固集结了20多天。5月15日晚，毛泽东赶往红3军军部，和黄公略一起为了寻找一条通往白云山的捷径而连夜进行实地考察，终于在一位老表的帮助下找到一条小路。红3军于拂晓前踏上这条小路迅速赶到白云山将军帽，抢在敌人之前占领了制高点，为歼击敌人争取了有利条件。上午10时许，公秉藩带着蒋军第38师直属部队1000多人抵达山坑，黄公略指挥红3军从山头上横压下来，顿时，枪炮声、喊杀声震天撼地。敌军突遇天将神兵，顿时溃不成军，狼狈逃窜，敌38师大部分被歼。公秉藩冒充伙夫，捡回一条命，仓皇逃至吉安。红3军还和红4军配合，消灭王金钰的第47师。白云山之役，还缴获了一部功率为一百瓦特的无线电台。总前委从此可以和上海党中央、鄂豫皖等红区直接进行电报联系了。至此，白云山战斗胜利结束。毛泽东不久写了一首词《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称赞这次战斗：“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黄公略和红三军赢得了“飞将军”的美誉。

不久，蒋介石亲自督阵，带领30万大军，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黄公略指挥红3军及其他部队突进敌军后方莲塘。8月5日，经过激战，消灭了敌人两个师。紧接着，又率领红3军佯攻龙冈，实际上突袭黄陂，仅用四十分钟即全歼敌48师。9月6日，红3军又配合兄弟部队歼敌52师，俘敌5000多人，缴获了几百匹战马和大量枪支弹药。被俘的师长韩得勤由于化装成伙夫未被识别出来而侥幸逃走。

方石岭战斗胜利后，黄公略率红3军于15日来到东固六渡坳。突然，三架敌机从上空飞过，疯狂扫射，而这时红7师队伍正在向东固行进。黄公略一面令红7师隐蔽，一面跃上山坡，指挥机枪对空中射击。敌机子弹倾泻下来，有三颗子弹射中黄公略，他顿时血流如注。年仅33岁的黄公略就这样牺牲了。黄公略牺牲的消息深深地刺痛了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心，人们为他深切哀悼。第二天下午，在兴国莲塘村，毛泽东亲自主持了黄公略的追悼会。会场上的挽联高度评价了他的一生：“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如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降；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为了纪念黄公略，党中央决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了公略步兵学校。1932年春，在瑞金城东北的叶坪修建了公略亭，人们将永远怀念他。

方志敏（1899-1935）　中国红军和苏区创建人，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军事家。早年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大革命失败后，组织领导了弋横暴动，建立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信江工农民主政府和红十军。在他的领导下，红军粉碎了敌人多次进攻，扩大和巩固了根据地和红军，后又任闽浙赣省工农民主政府主席，组织新红十军，他建立的根据地被毛泽东称为“方志敏式”。1935年在北上抗日途中被捕，8月6日在南昌英勇就义。

北伐战争时期，曾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部长，省农民协会常委兼秘书长，从事农运工作。1927年3月被选为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大力开展农民运动，创办江西农民运动训练班，组建农民自卫军，为后来在江西开展工农武装斗争准备了条件。

大革命失败后，曾到赣西南地区从事农民运动。同年8月潜回赣东北,恢复中共基层组织和农民协会，建立农民革命团，召开弋阳、横峰、贵溪、铅山、上饶5县中共党员会议，成立中共5县工作委员会，任书记。1928年1月，与邵式平、黄道等领导弋横起义,后起义军遭国民党军反扑，适时地率领起义农军转移到弋阳、横峰、德兴交界的磨盘山区，开展游击战争。指挥所部运用“声东击西、避实击虚”,“吃得下就吃、吃不下就跑”等游击战术原则，1年多时间连续粉碎国民党军4次“进剿”，领导组建江西红军独立第1团，并在信江流域创建赣东北苏区。1929年10月任信江苏维埃政府主席，后兼信江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主办信江军政学校，整顿训练部队。1930年春率部向赣北出击，曾攻占景德镇等地，继领导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10军。1931年3月任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后兼任红10军代理政治委员。与军长周建屏指挥所部两次南下闽北，先后取得崇安长涧源、赤石、星村和浦城等战斗的胜利，打通了闽北和赣东北苏区的联系。1932年12月赣东北苏区扩大为闽浙赣苏区，他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1933年1月闽浙赣红10军南渡信江同红一方面军会合后，与红31师合编为第11军，他任军政治委员。同年12月任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他抵制“左”倾冒险主义指导方针，先后领导赣东北和闽浙赣苏区军民进行反“围剿”斗争，并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曾被选为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委员，第一、第二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和第二届主席团委员，并获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授予的红旗章。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

1934年11月初,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即第7军团)到达闽浙赣苏区，与第10军合编为第10军团后，他任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率部继续北上。至皖南遭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截，艰苦奋战两月余，所部受挫，在撤回赣东北途中被7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围困于怀玉山区。他带领先头部队奋战脱险，但为接应后续部队复入重围,终因寡不敌众，于1935年1月在江西玉山陇首村被俘。面对严刑和诱降,他正气凛然,坚贞不屈，和国民党反动派作了坚决的斗争。在狱中写有《可爱的中国》、《清贫》、《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等著作。同年8月6日在江西南昌下沙窝英勇就义。遗骨安葬于南昌市郊梅岭。

刘志丹（1903-1936）　西北红军和苏区主要创建者，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军事家。早年入黄埔军校。大革命失败后，回到陕北从事武装斗争，先后领导渭华起义，又从事兵运工作。参与组织、建立、领导陕北红二十六军的工作，开辟了陕甘宁根据地，并统一了陕甘宁边和陕北根据地，建立了陕北工农沁主政府，粉碎了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多次“围剿”，为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建立中国革命大本营创造了条件。刘志丹在东征时壮烈牺牲，为革命事业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

1925年春刘志丹被党组织选派到黄埔军校学习，入第4期炮兵科。1926年秋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总政治部组织科科长、西安中山军事政治学校教官。同年冬任国民联军第4路军马鸿逵部党代表兼政治处处长，在该部建立军、师、团、营政治工作机关,开展新式练兵。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担任中共陕西省委秘密交通工作。1928年初，被派往以中共党员许权中为旅长的陕军新编第3旅，任参谋主任。不久，率一批干部到豫陕边界地区开展农民运动，培训赤卫队骨干。4月，参与领导了以新3旅为骨干力量的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起义失败后，于1929年春返回陕北，任中共陕西省委候补委员、陕北特委军委书记。打入陕北、陕甘边一些军阀部队和民团，进行兵运工作，组织革命武装力量，曾先后任营长、团长、旅长等职。

1931年10月，和谢子长等将南梁游击队与陕北游击支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不久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先后任副总指挥、总指挥，总结过去失败的教训，学习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开辟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1933年5月奉命随红26军2团南下渭南华县地区作战，失败后，率少数人奋勇作战突出重围，9月返回照金苏区，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1933年11月成立红26军42师后，任42师参谋长，不久任师长，率部北上合水、庆阳，与陕甘边游击队、关中游击队、陕北游击队1支队互相配合,开展游击战争。1934年2～4月九战九捷，以劣势兵力取得了西华池等战斗的重大胜利,挫败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建立了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和14个游击支(中)队，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1934年5月任中共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后兼军政干校校长。编写了《军事教育大纲》、《政治工作训令》等教材。

1935年2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5月红26军和红27军会合后组成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任总指挥。后率红26军、红27军主力，在陕北游击队配合下，以围点打援，出敌不意，各个击破等战法，经两个多月机动作战，攻克延长、延川、安定、安塞、保安、靖边6座县城，歼敌大量有生力量，挫败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壮大了红军和游击队，在20余县建立起工农民主政权，使根据地扩大到东临黄河，西接环县，南至淳化、耀县，北接长城的广大地区,把陕北、陕甘边两块苏区连成一片,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北上抗日红军长征之后的落脚点。8月，在陕北、陕甘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中,指挥红军主力，集中兵力，在慕家塬、定仙墕地区首歼国民党军晋军1个团,迫使晋军撤回黄河东岸。9月,红26、27军与长征到达陕北的红25军会师，合编为红军第15军团,他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10月与军团长徐海东指挥劳山战役。后在“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的“肃反”中被逮捕，备受折磨，但他始终坚持原则。不久，中共中央到达陕北，毛泽东、周恩来等迅速纠正了陕甘苏区党内“肃反”的错误，刘志丹从而获释。此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副主任、红军北路军总指挥兼第28军军长和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等职。经常教育部队顾全大局，绝对服从中共中央的领导和调遣。在他的影响下，陕北红军与中央红军团结一致，共同对敌。1936年3月，率红28军参加东征战役,由罗峪口附近东渡黄河,挺进晋西北，迭克敌军。4月14日在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牺牲。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并在城北建有刘志丹陵园，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题词石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