腋窝淋巴结怎么消除:纠结的中国-九乡新闻网

答案显然是不确定的。因为中国目前尚未改变文艺复兴以来，一直没有在如何构造一个好的、易居的、有普世精神的地球上有所贡献。要么总结为新世纪以来中国发展迅速，是因为中国有低人权的成本优势。这样的论调，常常既有前瞻性——认为虚头八脑的中国模式不可持续；又有历史纵横，和前苏联比较，和拉美的某个时代、和南非种族时代比较，认为历史可能惊人相似，中国目前的好坏可争论，缺点近乎那些国度到顶之后，走下坡路的时候。还有切合实际的角度，比如总结为龙象之说的中国和印度之比较，后者常常被认为暂时落后中国，但迟早要超越中国的。

归根结底一句话，来源于文艺复兴之后的有普世精神照耀的全球化进展，中国不仅对人文的自由、民主没有贡献，也无重大创造推动全球科技的进步。翻开历史书，这似乎是一个难以辩驳的事实。

虽然有人（张五常）说目前中国肯定做对了什么，否则经济无法在新世纪短短10年时间，总量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假如这是低人权成本造成的结果，就不那么令人欣喜。可是你要是试问一下，全球低人权的国家是否只有中国一个？那估计会看别人的不屑的脸色。

或者你也比较一下，比如说假如中国不是从某种低人权的角度出发进行自己的经济运行，而按照某种高人权的角度（与低人权相比，就应该有一个正常的人权成本或者高级一点人权成本）出发——我们也回顾历史的发展，这可能吗？这是1949年以后可能，还是1840年后可能，还更远一点1500年可能呢？或者干脆浪漫地想象一下，中国不到高人权的时候，就别发展经济算了。

虽然没有比较的分析，估计是无法令人信服的。但有所比较的分析，就一定令人信服吗？答案未必是肯定的，因为黑的和白的也无法比较出相似的地方。有无中国模式？也许都不是在比较中得出的，而就是简单地对中国现实的描述。至于从这个现实出发的中国，其未来将何处去？恐怕不是简单地说一句普世的话语，就能找到指路明灯的。若是用比较方式得出中国应该如此，或者应该如彼，那么这样大的一个国家，据说种族绵延最有历史性的一个国度，拿谁来做比较？谁是中国的引路人呢？现实的中国好像还没有彻底的言论自由，但各种充当引路人的主义却大肆流行，它们相互对立的时候，比之健康小报上报到吃肥肉好，还是吃肥肉坏还要多。

答案很多，多到我们想不到，可事实上也许根本没有答案。中国的现实在快速的变化之中，用一个看似矛盾，却基本稳定的结构回答了这一切很多的答案——这个现实的上本身基本上跳出争议、探索、吵闹、不屑，乃至要死要活的非此即彼，虽然并非无动于衷、毫无反应，也无法无动于衷和毫无反应。

当下的中国国家结构，其实有两层共存的模式，虽然是执政的一元化，但是多元的主义和利益在相互碰撞，这意味一切皆有可能，但更有可能意味着一切皆不可能，是谁都说了不算的。尽管这难以有什么未来如何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个双重结构里，没有人会是最后的主角，更不要说他的主义及其利益一定是最好的和最优的，也许连次好、次优的结局都在纠结之中。

另一个被钉在当下耻辱柱上的地方政府是湖北竹溪。“被精神病” 的郭元荣总算是在春节之前回家了，引发的是媒体对“卖身救父”维权困境的集体反思。凤凰网制作专题，强调假若没有制度的保障，就像电影《飞越疯人院》里一样，每个人都有可能被他人以超越社会“公理”之名送进精神病院，每个人都将陷入不能免于“被精神病”的恐惧。《中国青年报》以“‘情色’营救计划的黑色幽默”为题，在头条评论中嘲讽道：郭元荣“被精神病”14年的沉冤，最终靠一则虚拟的情色网帖给昭雪，这样的黑色幽默应入选吉尼斯世界大全！人民网那篇允许竹溪官方强调“公务员被送精神病院14年”程序合法的文章，得到了搜狐和腾讯的共同推荐，但也都共同加上了“官方称”的标题前缀。《东方早报》的评论作者干脆用“羞耻”和“ 打击报复”二词来形容竹溪官方批评“卖身救父”是“欺诈”的回应。

与胡锦涛谈心的“77元廉租户”郭春平究竟是不是欺诈工具？继南都之后，《人民日报》属下《京华时报》今亦刊报道，称那位被异议者认定并非困难户的母亲面对记者“情绪低落几次落泪”：“我就说了句实话，为什么被这样质疑？”、“感觉自己现在就像个犯人，我需要向大家证明自己吗？”

神州处处怨气升腾，基层政府公信力名存实亡，郭春平或许真是一个恨屋及乌的受害者。值此危机时刻，人民网今日重点推荐中共中央机关报评论部署名文章，呼吁“别让干群关系出现‘民意赤字’”：很多领导干部反映，今天的群众工作更难做了。确实，在利益多元、观念多样、思想多变的时代，群众已不再是抽象的“整体概念”，而是具体的“利益个体”。能否密切干群关系，在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能否协调“利益关系”，能否厘清“公利与私利”的关系，能否摆正“权力与权利”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