脾胃寒艾炙穴位:江青一生中不可饶恕的一个人

    公安部副部长含冤而逝

    1968年1月，正是三九时节，北京城北风呼啸，寒气逼人。被关在外交部一间没有暖气的小房间内，正接受隔离审查的许建国冻得瑟瑟发抖。他刚刚放下写材料的笔，正准备呵一口气暖暖手时，门锁突然开了，接着进来了五个穿警服的公安人员，许建国认出其中为首的正是他昔年在公安部任副部长一职时的一位副厅级下属方××，而且这个方××也正是他一手提拔出来的，于是他站起来，像原来一样亲切地喊了一声：“方××同志，你……”话音未落，以前一直对他恭敬有加的方××竟粗暴地厉声喝道：“住口，你这个大特务，大叛徒，谁是你的同志？！”然后他忽地拿出了一张逮捕证，“许建国，你已被逮捕了，现在你老老实实地跟我们走。”

    许建国愣住了。痛苦地、难以相信地望着方××。

    “咔嚓”一副锃亮的手铐铐住了许建国的双手。

    方××又大喝一声“带走”，四名公安人员便粗暴地将许建国推出门外，塞入车里，并把他的双眼蒙住了。警车向某一处地方疾驶而去。

    他们这是要把他送到哪里去呢？许建国心里暗暗揣度着。

    两年前，也就是1966年3月，许建国陪同来华访问的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回到国内，旋即被要求留下来参加“文化大革命”。随着运动的不断扩展和激烈升级，特别是江青在“文革”中的作用，领导地位的日益显现，他已经预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果然，1967年底，江青在天津接见造反派时，专门点了他的名，公开地称他为特务、叛徒，指责他在暗中整了她许多年。于是，外交部造反派对他的审查和批斗越来越超出常规，后来又专门成立了“许建国专案调查组”。他心里明白，这一切都是江青在幕后指使的。

    对于他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和遭受的苦难，所有的人都不明白具体的原因，只有许建国一个人心里清楚，但由于他长期从事情报保卫和公安工作，其职业特点使他把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作为至高无尚的行为准则，所以任何人问他历史上所发生过的事，包括他的妻子方林和几个子女，他都不说，而只是默默地忍受着内心的委屈和痛苦。

    1954年11月，许建国被任命为公安部的副部长，要离开上海赴京上任去了。因为匿名信所反映的问题还没有查清楚，许建国便请示罗瑞卿部长。在电话里罗部长叹了一口气说：“没有查清楚那就算了吧，以后这件事永远不要对别人提起。”言语中似乎有不得已的苦衷。许建国也不敢再多问。他当时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件事会对他今后的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

    许建国预料得一点也不错，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不断扩展和激烈升级，江青在文革中的领导地位日益显现。许建国预感到形势将会更加严峻，那时，外交部造反派已经三番五次地来抄家，并公然索要材料，但因为许建国将绝密材料藏得很隐蔽，所以造反派并没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为了防止意外，确保涉及党的秘密和一些同志的安全，他终于在一天深夜，忍痛将以往的机密笔记本销毁掉，而他原本是想留下那些笔记本在退休之后写些回记录，把工作经验总结一下，把经历的事情写出来的，但为了避免一场灾难，只好毁掉了这批资料。

    就在许建国烧掉了那些机密日记本之后的第三天，他就被隔离审查了，后“许建国专案组”勒令他老实交待罪行。

    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政坛烟云迷乱，一旦卷入上层斗争的漩涡，许多普通人的人性就迷失了，只能按照权势者所企望的历史去论证、去完善一系列与之相吻合的伪事件。参与审查许建国反党案件的人A便是如此，此人原是许建国的老部下，应是最为了解许建国的忠诚的，而当他成为外交部造反派的头头之后，面对着昔日极其了解的老领导，他却昧着良心，把许建国当作不共戴天的仇人，凶狠地把许建国往死里整。

    秉承江青的旨意，在A的主持下，造反派开始对许建国施行车轮滚动式审讯。

    “许建国，你为什么要听从反党分子罗瑞卿的指挥，参与搞江青同志的黑调查？”

    “你老实交待，1929年你在武昌徐家棚被抓到长沙之后，是如何向国民党反动派自首变节叛党的？”

    其间，造反派不断地对他进行肉体上的折磨。

    这样的审查一直持续了三个月，但是不管遭受什么样的折磨，许建国始终不承认强加给自己的罪行，最终江青无可奈何，只好指示将许建国强行定罪。

    至此，许建国在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秘密关进了秦城监狱！直到林彪阴谋败露之后才和家人联系上

    小平同志和许建国从井冈山革命时就认识，又经过长征及在延安时期共同工作，相互十分熟悉，就连小平同志和卓琳同志结婚一事，也是按照组织程序，经过中央保卫委员会（当时许建国是三委员之一）批准的，许建国还是他们的红娘呢。新中国成立之后，小平同志的家人和许建国及其家人经常地来往走动，感情十分深厚。

    所以，当日理万机的小平同志接到方林的这封信之后，小平同志明知许建国是顶着“整江青的黑材料”这一非同一般、非同小可的罪名，但还是毅然作出了批示，同意方林的请求，这样坐了七年监牢的许建国才得以“保外就医”，住进了北京的复兴医院。

    为这事，江青找到邓小平同志大吵了一架，但是邓小平同志没有理睬她，不仅如此，在1975年夏，在邓小平同志积极努力下，毛主席终于同意对那些关在监狱、身体受到极大摧残的老同志实行安置外地养起来的方法，这样，许建国又和其他的70多位老同志一起离开了完全没有自由的北京复兴医院，被安置到安徽省六安地区医院。这让江青更是对邓小平同志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

    但就在这时，许建国被诊断得了肺癌晚期，他的生命只剩下三个月了！

    面对江青等人制造的冤案，至今得不到平反，作为癌症病人，许建国更感到时间紧迫。于是，他拿起了笔，再次向党中央提出了申诉。

    1977年9月，许建国病情恶化，多次处于昏迷状态，他挂念着回音，嘴里时时喃喃道：“回音，回音。”

    10月，许建国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医生已给家人开了“病危通知书”，他的生命时刻都可能终结，但他却拼命地睁着双眼。

    他在等，他在盼！

    10月4日，省委组织部突然来人，他们带来了中央的审查结论！

    许建国竟然兴奋得坐了起来，而按常理，像他这样垂危的病人，是根本不可能坐起来的！

    来人面无表情地宣读审查结论，经中央三办对许建国的历史作出审查之后，得出结论，许建国参与“黑调查”问题属实，“叛徒”问题属实，中央决定将许建国定为叛徒，清除出党！

    这个结论犹如晴天上空突然响起了一个霹雷，将许建国及其家人的希望轰得粉碎，方林和孩子全部悲愤地叫起来，“这不是事实，不是事实！”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许建国蓦地发出一声悲愤的叫声，倒了下去。

    这位中国共产党公安与情报工作的卓越创始人和领导人就这样带着一身的遗憾和悲愤离开了人世。

    “老许——”“爸爸——”方林及其孩子全都扑到许建国的身上大哭起来。

    来人依然面无表情地将那张复查结论扔到地上，然后匆匆离去！

与江青的恩怨

1966年3月，许建国陪同来华访问的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回到国内，旋即被留下来参加“文化大革命”，随着运动的不断扩展和激烈升级，特别是江青在“文革”中的作用日益显现，他已经预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果然，1967年底，江青在天津接见造反派时，专门点了许建国的名，公开地称他为“特务、叛徒”，指责许建国在暗中整了她许多年。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许建国和江青的恩怨说来实在话长。

1937年12月，江青由上海来到延安后，经徐明清（王观澜的夫人）推荐以及组织上的了解，认为江青在上海时就是一名地下党员，有一定的政治基础，又与文艺界的人士较熟悉，因此决定将她作为网员（秘密情报工作者）安排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其任务是了解学院中混入的日伪和国民党特务。由于她的身份比较特殊，就由中央保卫委员会成员之一许建国直接掌握。许建国要求江青定期进行汇报，可是他大失所望，因为江青在实际中把绝大多数时间都投入到演戏之中，并经常参加各类文娱活动。尤其是演京戏，像《红绣鞋》、《打渔杀家》她都十分卖力地演出，在鲁艺很出风头，是鲁艺的大名人。后来人们才知道，原来江青本身并不喜欢京剧，但是因为毛主席很爱看京戏，为了想方设法引起毛主席的注意，江青也就多演京剧了。

由于江青把时间都花在演京剧上，她的网员工作自然完成得不好。但是江青每个星期六找许建国汇报时，虽讲不出个什么，时间却又还拖到天色已晚，而鲁艺距离机关驻地又远，江青就以天晚为由在机关驻地住了下来。到了第二天星期天，她就跑到中央首长驻地转悠，目的还是想引起中央首长尤其是毛主席的关注。次数多了，一向温和待人的许建国终于严厉地批评了她。

许建国说：“江青同志，你作为一名网员不能够太活跃，不能到处拉关系，要表现得一般，以灰色面貌出现，这样才能接近各种类型的人，才有可能从中了解到情况。你老是出风头，又那么爱和中央首长接触、联系，谁还会和你接触，告诉你情况呢？”

听了许建国的批评，江青虽然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但反而更加卖力地参加京剧演出。许建国对她的这种行为反感乃至气愤，多次严厉地批评她。江青先是不理会，到后来竟然同许建国顶撞起来。

在江青和毛泽东主席结婚一事上，许建国和江青又结下了怨。

在政治局常委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就此事征求中央保卫委员会的意见时，许建国毫不客气地明确地提出了反对意见。这使江青对许建国怀恨在心，认为许建国是故意刁难她，嫉妒她。

许建国和江青的再度结怨是在1943年延安整风审干期间。当时，许建国从晋察冀回到了延安主持这项工作，住在边区党校一部。有一天，很久已不见的江青突然来找他，还带来了两条烟、两瓶酒。寒暄了几句之后，江青迫不及待地进入了正题：“老领导，现在你主持整风审干工作，所以我专门来找你，想请你当我的历史证明人。”许建国一听当即说：“关于你在我这儿工作的一段，我可以负责证明，至于过去的历史，你就要再找有关的人证明了。”江青忙又说：“哎呀，老领导，你全部给我证明了算了，反正我过去的历史你都了解。”许建国很严肃地说：“了解只能是了解，了解的情况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也不能排除有重大的错误，对于你在上海的那一段历史，我确实无法当你的证明人，如果我当了，这就违背了组织实事求是的要求和原则。”这一番话让江青气哼哼地走了。从此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几年，江青就再也没有和许建国说过话，碰到他之后就像是没有看到一样。许建国心中坦荡，也不理睬她这一套。

1951年底，毛泽东主席亲点许建国到上海担任公安局长。许建国审理了很多案件，其中有涉及到文艺界的，特别是上世纪30年代的一些事情。在这个时候，多年没有同许建国讲过话的江青突然从北京打来了电话，向许建国打听情况。因为有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许建国只字未透。

如果说前几个怨结得还有原因的话，那么下一个怨却结得莫名其妙，此事同毛主席的前妻贺子珍有关。1953年春季的一天，许建国到北京去开会，开完会后，毛泽东主席单独召见了许建国，有些伤感地说：“你是上海市的公安局长，回去之后请你把这些东西给子珍，以后多多照顾一下。”说完毛主席拿了一些钱和物品递给许建国。

毛主席嘱托办事，许建国当然要尽心尽力，从这以后他就成为毛主席和贺子珍的中间联系人，多次将毛主席送的东西转交给贺子珍，并在生活上尽可能地对贺子珍加以照顾。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但是江青知道之后，心中极为不快，找毛主席闹了几回，但最后毛主席严厉地呵斥了她。江青不敢再闹，但却把账记在了许建国的身上。1953年10月，罗瑞卿部长交给许建国一封信说：“你先看看这封信。”许建国打开信一看，不禁吓了一跳，原来罗部长交给他的是一封匿名举报信，信的内容竟然是揭发江青的历史问题，信中声称，江青于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曾经秘密加入过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蓝衣社。

“如果事实真是如此，那实在太可怕了，事情实在严重。”罗瑞卿说，“我已将这封匿名信的内容如实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指示说，要调绝对忠诚可靠的人对此事进行秘密调查，调查结果要向他汇报。我想这件事就交由你去办，你亲自去办。”罗部长加重了语气，“绝不能再让除你之外的任何人知道，有问题吗？如果有问题……我再另找他人。”许建国是一个对党无限忠诚、具有高度责任心的人，明知道此事是个烫手山芋，还是用坚定的口吻说：“我愿意接受这个任务，请首长放心。”罗瑞卿长吐了一口气，无言地拍了拍许建国的肩膀。

江青的消息实在灵通，许建国开展秘密调查后没有几天，江青的电话便频频打来了，一开口便是大骂写匿名信的人不怀好意，是诬蔑她，陷害她，骂完了之后便又问许建国调查得怎么样了。许建国当然不会告诉她，这让江青耿耿于怀。如果说许建国过去是让江青不满意的话，那么这次就使她发展到恐惧乃至仇恨了。这是许建国同江青结下的最大、最深的一个怨。    军人生活网参考《文史精华》及杜超的文章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