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上长脓包型痘痘:重要的是调整自己的心态

钟潜
采访之前，翻阅了杨建德的简历——1963年出生，1980年至1984年在四川师范学院（现四川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川师）政教系学习。1984年至2001年，川师政教系、政教学院工作，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副院长。其间，在西南财经大学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2001年至2005年，任成都市监察局副局长。其间，在西南财经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2005年9月至今任成都锦江区政府副区长。1993年加入民进，现为民进中央委员、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副主委。
短短160个字，浓缩了其求学、从业、政治追求履程。中间从学者到政府官员的自我翻新，干净而漂亮。凤凰卫视资深记者阎丘露薇曾怅然感叹“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和机会做自我翻新的”。那么，什么样的“能力和机会”使杨建德“自我翻新”得那么“顺畅”呢？
锦江区政府办公大楼位于成都最繁华的商业区，低调严格的门禁制度让它和周围的喧闹保持了恰当的距离。经三次登记询问后笔者终于敲开了杨建德办公室大门。
简单干净的体恤西裤，不随意也不过分正式；礼貌热情下和人保持的惯性距离；谈话时极好的分寸感；说到敏感问题时的审慎和保有余地……这样的形象较之学者似乎更符合其现在基层权力中心官员的定位。
和很多政府官员一样，他很健谈，不同的是，由于做过高校教师，谈话条理性很强，这让笔者不论是做笔记还是事后整理材料都比较轻松。谈话间，笔者发现，事先发给他的访谈提纲被打印出来，上面用红笔做了清晰工整的批注……
我觉得自己还算比较顺
1984年7月，杨建德完成了川师政教系学业后，留在该系担任助教。历经讲师、副教授，直至政教系改为政治经济学院后担任副院长，一路按部就班、平坦顺利。教学、科研、论文发表、教材参编、论著撰写……这样的生活他游刃有余，甚至有时间和兴致自己装修住房，从设计到购买材料及至动手施工。
回忆这段教书经历时，杨建德这样评说“教书生活单纯自由，讲话相对宽松，大家多半都是知识分子，虽然文人相轻，但价值取向基本一致。高校工作还可以单打独斗，凭自己本事，从事教学科研，人际关系也简单”
然而，岁月辗转，17年转瞬即过，简单自由的生活结束了。
2001年10月，已担任四川师范大学政治教育学院副院长的杨建德从曾经的学生、已是领导干部的朋友那里得知成都将公选副局级干部。听了这一消息，他决定参选，然后以笔试和面试综合第一的成绩顺利获任成都市监察局副局长。这个转身过程听来简单得让人无法置信。
在谈及为什么在工作前景明朗、收入颇丰的高校教育工作转而从政时，杨建德这样解释：从本科、硕士、博士一直在高校从事经济学教学和理论研究工作，从学校到学校，经历单一，想换一下环境，从象牙塔跳出来，接触了解社会，看能否把学习的理论知识特别是经济学知识和实践结合起来。
监察局4年的工作让杨建德获益匪浅，为他以后担任副区长很快适应工作打下伏笔。他分管行政监察和纠风，工作内容主要是行政执法监察和纠正行政行业不正之风，检查法律、法规以及各种政策落实情况，从而规范官员行为。此项分工潜移默化地增强了他的规则意识和纪律意识，让他在后来政府工作中特别是当涉及经济利益时，很注意按程序依法依规办事。而依法依规办事正是政府对其雇员最重要的要求。监察局工作需要和很多部门如财政、国土、税务等打交道，这就需要其工作人员主动去了解研究这些部门的工作、程序、法规，几年下来，对政府运行机制，行政管理工作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就成为必然。
2005年，杨建德迎来了职业生涯的又一次转折——担任成都锦江区政府副区长。到这时，他“把自己学习的知识特别是经济学知识和实践结合起来”的理想终于可以照进现实。而这距他离开学校已过去4年。
审视杨建德的职业履程，似乎前20年的工作都在为他后来担任副区长做铺垫和准备——学校积累知识，监察局积淀经验阅历，环环相扣、步步为阶，流畅得像预先设计过。
对关于自己“太顺”的疑问，杨建德并不否认。他温和地说“其实人生不存在顺与不顺，这都是相对的，重要的是每一阶段自己内心的感受、心态摆放”说到这里，他习惯性地借用了一个经济学比方“就像投资，如果目标订到获100%利益，最后只得了60%，就会觉得不顺。我心态比较好，对目标设定相对较低，我更注重把每个阶段的每件事情都做好，并会因此感到高兴、满意，这样来看，我觉得自己还算比较顺。”
经济学改变人的思维方式
本科政教专业的杨建德毕业后先后读取了西南财经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这种治学方向的选择来自中学时期对政治经济学的爱好。现在提到那位矮小秃顶名叫陈智普的中学老师，杨建德充满感激。是老师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精彩讲解激发了他对经济学的特别爱好。本科四年，专业中有关经济学的课程他学得最好，《资本论》课程甚至考到98分。由于经济学学得比较好，于是被留校教经济学原理等课程。
杨建德认为经济学带给自己的最大好处就是改变了自己的思维方式。经济学是关于人类行为选择的一门科学，而人类任何行为的选择总是面临稀缺性的困扰。所以经济学家研究问题总是从假设开始，研究经济问题都是在一定前提条件下进行。这就要求决策时，必须先把前提条件、资源状况搞清楚，而经济学的成本理论、成本收益方法等也能帮助人更理性有效地思考如何最经济的解决问题……
知识也罢、思维方式也罢，这些，在杨建德到了普遍将经济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的地方政府后，终于能更显像地发挥作用了。
调任副区长之初，杨建德发现区内教育面临校点分布不均、改扩建任务重的难题。通过调研，他把工作重点确定为加快学校新建和改扩建。他牵头编制了《锦江区“十一五”学校基本建设规划》，这一规划预期3年内改扩建学校23所，新建公建配套学校27所。整个基本建设改扩建需资金约8亿元，但每年区财政基础教育基建经费预算也只有2000—3000万左右，这样的投入20年也难以解决学校改扩建对资金的需求。钱从何来？
杨建德根据调研情况，向区委、区政府建议并经同意后，牵头成立了成都市兴锦教育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把要消除学校的土地资源和教育系统里的闲置资源配置给该公司作为其资产，再把政府财政每年用于学校基础建设的资金作为公司现金流注入进去，并以此为向银行融资的保证。3年该公司融资近8亿，并全部用于学校基本建设，改扩建资金难题解决了。
3年内，锦江区消除了五亩地以下的巴掌学校，高质量完成了区域内学校改扩建，办学条件极大改善。而如果按照财政原来每年给学校基础建设二到三千万的资金拨付进度，这项“改扩建”工作要20年才能完成。
这一手漂亮的破解区域教育发展资金瓶颈难题的资本运作，不知可不可以作为杨建德“经济学知识和实际结合”的注释？
骂不解决问题
至今仍是研究生导师的杨建德教授注定和学校有不解之缘。担任副区长后，他的主要分管工作就包括区域内的基础教育工作。
中国的基础教育久为人诟病。困扰其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乃是优质教育资源发展分布的不均衡。近两年闹得纷纷扬扬的“禁奥”、“小升初”、“校外培训”等说到底即由此引起。均衡优质教育资源的发展是基础教育参与者所无法回避的。
杨建德给笔者详细介绍了他和区内教育同仁在发展优质教育资源上的尝试——“优质教育链”发展模式：所谓“优质教育链”，就是一个优质学校和一个薄弱学校结成一种链条，优质学校向薄弱学校输送部分干部、教师，帮助薄弱学校提升教学管理、教学质量。这种“链接”实际是“名校”对“弱校”在办学理念、教学管理、资源平台等方面的扶助，而非以“链接”名义将“弱校”变为“名校”的分校。“名校”和“弱校”相互独立，并各自保持自己独特的学校文化，是谓“合而不同”。为防止“名校”在扶助“弱校”过程中自身优质资源稀释，给予“名校”相应优惠，保证“名校”自身持续发展。目前，这种模式已成为成都推进优质名校集团发展探索的有效模式之一，并得到国务委员刘延东在全国教育工作会上的肯定。
说到教育的杨建德显得兴致勃勃，体制内不同层面的经历使他有机会从不同角度对这个系统审视、研究。他坦承中国教育确实存在很多弊病，从投入结构、办学理念到管理机制。但他反复强调“不要骂，骂不解决问题，要理性分析，一点一点推动它朝好的方向走”。他觉得，对问题重生的中国教育，当务之急是解决学校去行政化问题。他认为人要有所成就，思想就要自由，没有自由的思想就不可能有创新意识。而要真正培养出独立、有创新能力的学生，学校必须从思想上、行政管理上相对自由。这就需要学校没有行政色彩，需要政府最大限度放权给学校。“你看，以前那些大师都是私塾培养出来的”，他以此佐证自己的观点。他希望以后在基础教育去行政化上做点事情，“不过”，他坦白地说，“这很难，太多人希望把学校控制在自己手中”，“但是”，话锋一转，他说，“尽力做吧！”
重要的是调整自己的心态
作为党外实职干部，不管是在监察局还是在区政府，杨建德工作得都还比较愉快，问及原因，他诚恳地说“中国的政治体制，要求政府框架中必须有党派成员的位置，这是党派成员的优势，但在党领导一切的政治前提下，党派成员如果一些问题处理得不好，就可能产生冲突，让自己处境尴尬。党外实职干部，首先应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正确摆放自己位置。工作中，既没必要刻意回避自己政治身份，也无需挂在嘴边。无论对党派成员还是共产党员，工作，首先是一份职业，重要的是把工作做好，要有基本的履职能力和履职道德，工作成效、工作态度应对得起纳税人。”“此外”，他补充道“党外实职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要特别注意管好自己的嘴，要‘会说’而不‘乱说’，工作中与其他部门的协调与合作尤其重要。”
笔者问了杨建德一个问题：在担任过的副院长、副局长、副区长、副主委这四个角色中，自己觉得哪个做得最好、最满意，杨建德沉吟了一下“没有最满意和最不满意的说法，各有各的优势和难处，只是随着工作的推进，工作情况越来越熟悉，工作推动起来越来越顺利。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副区长相对更好一些。”
采访中，不管是谈到高校的经历还是提及政府的工作，杨建德的语气里都有种“人在江湖何去何从”的平静。这样的态度笔者在这个年龄段的很多人身上看到过。这种“何去何从”态度背后蕴藏的其实是在每个岗位做好每件事的务实和敬业。审视杨建德求学从业的30年，不难发现，它正好和共和国改革开放到经济腾飞国家富裕的时间段相重合。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些人身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因没有沉重的历史负担显得积极乐观，受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的大背景影响变得审慎务实，学历追求导致的素养提升带来的理性与适度创新，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学到的职业态度……在当今中国的文官系统，这样的人占到了相当比例，并从上到下拥有不同程度的话语权。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笔者不知道这样一批官员会起到什么作用。不过，借用杨建德的一句话，“一点一点推动它朝好的方向走”的期望不应该算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