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葫芦机器图片大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专集

             [研究]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专集            谨经此帖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
            　 70年前，一群人，25000里的艰难跋涉，走遍了半个中国，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发生了那一幕幕……
            -------------------------------------------------------------------------------------------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1934年秋至1936年10月，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长江南北各苏区向陕甘苏区的战略转移。
            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屡战失利，最后被迫退出中央苏区开始战略转移。在此之前，红6军团(总指挥肖克、政委王震)奉令撤离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并同红2军团(当时称红3军，军长贺龙、政委关向英)取得联系(参见红六军团西征)。1934年10月下旬，红6军团到达黔东印江县木黄，与红2军团会师。
            10月10日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率领中央红军5个军团(红1军团，总指挥林彪、政委聂荣臻；红3军团，总指挥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5军团，总指挥董振堂，政委李卓然；红8军团，总指挥周昆、政委黄功、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红9军团，总指挥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及军委第1、第2纵队共8.6万余人，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开始长征。留红军第24师和地方武装等少数部队，坚持原地斗争。
            随后，中央红军主力先后突破国民党军的四道封锁线，付出惨重的代价，红军折损过半，只剩下3万余人(参见湘江战役)。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进入西延山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察觉中央红军要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企图，立即以重兵布置在红军北出湘西的路上张网以待。
            在此危急时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的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从而使红军避免了覆灭的危险。20日，中央红军西进，抢渡乌江天险，并于1935年1月7日，军委纵队司令刘伯承指挥红1军团2师6团(团长王集成)智取贵州省遵义城。
            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纠正了中共党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央红军进占遵义后，蒋介石调集重兵，分路向遵义地区逼进，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边境地区。据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进至四川西部或西北部创建新苏区。1月19日，中央红军分三路向土城、赤水前进，于29日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这时，国民党军分路对红军进行尾追和堵截，并加强长江防御。为此，中央红军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改在云贵川边境地区机动作战。红军为摆脱川军和滇军的夹击，于2月11日，突然转向东进，二渡赤水河，重入黔北，在遵义地区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两个师又8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重大胜利(参见遵义战役)。之后，国民党军政取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狭小地区。红军为寻求新的战机，向西转进，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当蒋介石急令其所部向川南进击时，红军突然折返贵州，四渡赤水河，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分兵黔东，调出滇军来援。当各路追剿军纷纷向贵阳以东开进时，中央红军主力乘虚进入云南，直逼昆明，当滇军急忙增援昆明时，红军又乘虚直抵金沙江畔。5月初，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在乌江北岸牵制国民党军而单独活动的红9军团也渡过金沙江并与红军主力会合。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参见四渡赤水战役)。
            中央红军为执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新苏区的计划，继续北上，通过于大凉山彝族地区，于24日晚攻占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25日，红1军团一部乘船强渡成功，击溃左岸守军1个营，巩固了滩头阵地。但此处无法架桥，又缺少渡船，在追兵日益迫近的情况下，中革军委决定，以红1师及干部团由此继续渡河，沿左岸北上，主力红军沿右岸前进，直取泸定桥。沿右岸的前卫红4团，多次击溃川军的拦阻，兼程急进，于29日晨夺占了泸定桥西桥头。经激战红军夺桥成功(参见泸定桥之战)。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通过天险大渡河。接着，中央红军翻越了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12日，与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懋功东南的达维会师。
            两军会师后，红军总兵力达10万余人。红四方面军，从嘉陵江战役始，实际上开始了长征。1935年4月初，红四方面军取得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为向川甘边发展，配合中央红军长征，造成了有利形势。但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又擅自决定放弃川陕苏区，向西转移。在转移途中，进行了土门战役，突破子国民党军的封锁，于6月初到达理番(今理县)，12日到达懋功地区。在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根据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形势，提出于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张国焘却主张向青海、新疆或西康(今四川西部、西藏东部)等偏远地区退却。为统一认识，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会议制定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据此，中革军委制定了夺取松潘战役计划，准备从松潘北上甘南。7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21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部为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兼)，政治委员陈昌浩(兼)，参谋长叶剑英，另将中央红军第1、第3、第5、第9军团依次改为第1、第3、第5、第32军。但由于张国焘的作梗，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施。
            8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番号，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继续贯彻北上的方针，中革军委决定进取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流域。15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率领由第5、第9、第3l、第32、第33军组成的左路军，从卓克基向阿坝开进。18日，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由第1、第3、第4、第30军组成的右路军，从毛儿盖向班佑、巴西开进。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右路军于8月底全部到达班佑地区。左路军先头部队于20日到达阿坝地区。两路红军先后通过了人迹罕至的水草地。29日至31日，右路军红30军和红4军第10师，在四川省包座地区歼灭国民党军胡宗南部1个师，打开了红军北上甘南的门户。中共中央为抓住甘南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有利时机，再次致电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但张国焘以种种借口，不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令右路军南下青海、新疆等地，并企图以武力要挟中共中央。为贯彻北上川陕甘的方针，中共中央率红1、红3军及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并再次电令张国焘率部北上。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将北上的红军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之后，红军一部攻占天险腊子口(参见腊子口之战)，乘胜占领哈达铺，突破国民党军的渭水封锁线，越过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至此，红一方面军历时一年，行程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
            11月初，红一方面军主力与红15军团(总指挥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总指挥兼参谋长刘志丹)会师，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下属第l、第15军团。之后，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原在鄂豫皖边区坚持斗争的红军第25军(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于1934年11月16日开始长征，在鄂豫陕边界地区创建苏区，为策应红一、四方面军的北上和与陕甘红军会合，于1935年7月16日决定向西转移，于9月7日进入陕甘苏区，15日到达陕西省延川县永坪镇，与红26、红27军会师，胜利地结束了长征。接着，三部合编为红军第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
            坚持南下分裂的张国焘，于9月下旬指挥原左路军和右路军的红4、红30军再次通过草地，于10月进入四川、西康边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虽然开始打了几个胜仗，但很快遭到国民党军重兵进攻，并在粮食补给等方面遇到种种困难，致使红军遭到严重损失。
            原在湘鄂川黔苏区的红2、红6军团，在任弼时、贺龙等领导下，1935年11月从湖南省桑植地区出发开始长征，转战湘中，进军黔东和黔西，西进云南，北渡金沙江，越过大雪山，于7月2日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于甘孜，5日，奉中共中央命令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红32军编入红二方面军序列。
            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在中共中央的来电督促下，经过朱德、任弼时、贺龙等力争，并得到红四方面军许多指战员的支持，红二、红四方面军终于共同北上，重过草地，先后到达甘南的哈达铺。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会宁，同红一方面军前来接应的先头部队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接应的先头部队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结束了长征。            
          
            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            红三军团，是全国红军成立较早的军团，是红一方面军的主要组成部分，有光荣的战斗历史。
            1930年6月下旬，红五军于大冶县刘仁八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央指示，成立了红三军团。将红五军军部改为军团部兼五军军部。军团前委书记兼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腾代远，参谋长邓萍，撤向浏阳于红一军团会合。
            1930年8月23日，于浏阳县永和市成立了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前委书记兼政治委员毛泽东。军团下辖红五军和红八军，红十六军被留在湘鄂赣根据地坚持斗争。方面军同一指挥下，参加了第二次攻打长沙的战役。全军撤出战斗后，到达赣南兴国地区。8月间，将红五军.红八军下辖的纵队.支队.大队，统一改称师.团和连，军团共约一万五六千人。1930年底至1931年9月，军团参加了中央根据地第一.第二.第三反“围剿”战役。这时，取消了红五军，红八军军部，由军团直辖红一师.红三师.红四师和红六师。军团共一万二千一百六十九人。7月，红七军编入红三军团编制。同年冬，将原有四个师编成红一师.红二师.红三师。同年冬，军团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
            红五军团，是由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于“宁都起义”后改编成立的，是红军中的主力军团，有过光辉的战绩。
            第二十六路军原系冯玉祥的西北军之第五路军，参加过北伐战争。蒋冯战争后，被蒋介石改编为第二十六路军。1930年6月，该军地下党员王超.刘振亚受中共中央军委指派进行兵运工作，先后发展了军总参谋长赵博生等人入党，成立了中共秘密支部。1931年夏，该军被调往江西，参加"围剿“红军的战争。”九一八“事变后，广大将士要求抗日。经过我党争取，旅长董振堂.季振同和黄中岳等赞同我党的主张。
            1931年12月14日，在赵博生.董振堂的率领下，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举行起义。参加部队有军直.两个师直.六个旅直和十一个团，共一万七千余人，有武器两万余件。起义部队开入中央根据地之后，改编为红五军团。军团总指挥季振同，政治委员肖劲光.副总指挥董振堂，参谋长赵博生，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分别编为红十三军.红十四军.红十五军。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从各部队调集一批优秀的政工干部，分配到红五军团工作，建立起了革命政治工作。
            1933年2.3月，红五军团参加了”赣州战役“担任预备队。3月12日，根据中央军委重组各军团的命令，周子昆担任军团参谋长，红五军团下辖红三军.红十三军。原辖的红十四军编入红三军团编制，但一直独立执行作战任务，红十五军编入红一军团建制。随后，红五军团与红一军团组成东路军，进入闽粤地区作战。5月统计，军团共六千六百余人。
            6月初，东路军会师赣南。季振同被撤职，由董振堂担任军团总指挥，赵博生担任副总指挥，红五军团即归红一方面军建制。7月上旬，参加了水口之战。8月初，红三军重新划归红一军团建制，红十五军亦重规红五军团建制。不久，参加了乐安.宜黄战役，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协同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
            同年12月11日，为纪念”宁都起义“一周年，临时中央政府向董振堂.赵博生颁发乐红旗勋章。
            1933年，1月5.6日，红五军团协同红三军团进行了黄狮渡战役，作战中副总指挥赵博生英勇牺牲。红五军团根据命令，取消了红十三军军的组织和红十五军各师师部。肖劲光调走，由朱瑞继任政治委员，陈伯钧继任参谋长。2.3月，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战役。
            1933年6月，红五军团根据中央军委统一编制进行了整编。将原红十三军各师缩编为红十三师，取消了红十五军的编制，将其余部编为红十三师红三十七团。将博生.胜利.石城模范师，改为军团下辖红十四师。师长程子华，政治委员朱良才，政治部主任唐天际。两师各辖三个大团，全军团共一万一千零三十二人。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朱瑞，参谋长陈伯钧，政治部主任刘伯坚，保卫局局长欧阳毅，供给部部长傅兰荪，卫生部部长陈义厚，（后）姬鹏飞。此后，参加了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作战。10月28日，红十四师划归红九军团建制。
            同年底，红五军团参加了东方军第二次入闽作战，由曹里怀继任军团参谋长。军团补充师师长刘振亚。1934年3.4月间协同红一军团.红三军团进行了广昌保卫战，部队受到很大损失。6月，红七军团红三十四师划归红五军团建制，师长陈树想，政治委员程翠林，参谋长袁良慧，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军团参谋长郭如岳，政治部主任曾日三，全军团共约一万一千余人。8月底，军团共一万二千五百九十四人。
            1934年10月，红五军团随中共中央.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由陈云担任驻军团中共中央代表，李卓然担任军团政治委员，刘伯承担任军团参谋长。成立了军团后方部，部长傅兰荪，政治委员刘型，卫生部部长姬鹏飞，政治委员彭嘉庆。随军中央地方工作团，主任邓振洵。军团共一万两千一百余人。长征初期，红五军团担任全军最艰苦的后卫任务，掩护全军特别是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突围。连续突破三道封锁线之后，在过湘江时红三十四师被切断，未能渡江。大部牺牲，少数分散突围到湘南坚持游击战争。12月18日，红八军团编制撤销，所剩的一千余人编入红五军团。由罗荣桓继任政治部主任（未到职），刘伯承调中央军委担任总参谋长，陈伯钧继任军团参谋长。1935年2月，中央红军整编，红五军团取消了红十三师师部，红三十七团.红三十八团.红三十九团直接归军团指挥。5月初，红五军团再次担任全军后卫，掩护全军渡过金沙江。5月底，军团由泸定桥渡过大渡河。6月18日，在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1935年7月21日，红五军团奉命改称第五军。军长董振堂，代理政治委员曾日三，代理参谋长曹里怀，保卫局局长欧阳毅，供给部部长傅兰荪，卫生部部长姬鹏飞，仍辖三个团。8月，红五军编入左路军，执行中共中央北上方针。9月15日，张国焘公开分裂党和红军强令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建制的红五军和红三十二军南下。红五军担任丹巴警戒任务。南下失利，部队遭受严重损失。
            1936年1月，将原红五军原部队缩编为红十三师，将原红三十三军缩编为红五军的红十五师。军长董振堂，政治委员黄超，副军长罗南辉，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保卫局局长梁旷生。6月，红二军团.红六军团长征到达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合。7月，全军北上。红五军下辖五个团：红三十七团，团长李连祥，政治委员陈道贵；红三十九团，团长吴代潮，政治委员朱金畅；红四十团，团长郭锡山，政治委员谢良；红四十三团，团长万汉江，政治委员何志余；红四十五团，团长叶崇本，政治委员张力雄。10月，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胜利会师。军参谋长由毕占云担任，全军共四千一百余人。
            10月下旬，红五军奉命西渡黄河。11月8日，红五军归由红四方面军总部改称的“西路军总指挥部”指挥，编入西路军。12下旬，红五军途经临泽，一举攻占高台，争取守敌一千四百余人全部投降。1937年1月中旬，敌军集中兵力进攻高台。军长董振堂率领两个团共两千余人坚守高台。由于我援军遭堵截，经过九天九夜激战，惨遭失败。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以下两千余人，几乎全部牺牲。红五军另两个团驻守临泽。后被集中到倪家营子同西路军总部及红九军.红三十军会合。随即遭到敌人四万余人进攻，经过反复拼杀，突围转向西北。3月中旬，红五军余部被编为右支队，向东行进。不久，遭敌军重兵围攻，大部战死，一部被俘。原军团政治部主任曾日三被俘，英勇就义。原军参谋长毕占云等人，分散饶回陕北。
            1932年1月下旬，红三军团开往赣州，共约一万四千人。3月12日，根据中革军委重新编组军团的命令，红三军团下辖红五军.红七军和红十四军，但红十四军一直单独行动，未编入红三军团行动。5.6月间，恢复了红五军军部。不久，又取消了红五军军部。此后，军团供给部部长周玉成，卫生部部长何复生，政治委员刘惠农。
            1933年2.3月，红三军团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战役。6月上旬，红三军团按新编制于大湖坪进行了整编。取消了红七军番号，将原红五军红一师.红二师.红三师缩编为红四师；将原红七军和红二十一军缩编为红五师；将兴国模范师等改编为红六师，军团部直辖红四师.红五师.红六师.每师三个大团，全军共约一万六千六百七十六人。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腾代远，参谋长邓萍，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政治保卫局局长张纯清，供给部部长周玉成，卫生部部长何复生，政治委员刘惠农。下辖红四师，师长张锡龙，（后）洪超，政治委员彭雪枫，（后）黄克诚，参谋长张骥，政治部主任李井泉；红五师，师长寻淮洲，（后）李天佑，政治委员乐少华（后）陈阿金，参谋长黄子荣，（后）胡震，政治部主任黄克诚，（后）唐天际；红六师，师长先后为彭绍辉.洪超.曹德清，政治委员陈阿金，（后）徐策，参谋长李俊，政治部主任曹其灿，（后）欧阳钦。
            7月1日，奉中央军委电令，军团与红十九师组成东方军，并指挥红三十四师及闽赣军区部队进入福建作战。10月，参加第五次反“围剿”作战，12月12日，红三军团于团村击溃敌军四万余人。此时，杨尚昆继任军团政治委员。军团卫生部部长饶正锡。年底，以红三军团为主的东方军再次入闽。2月中旬，红三军团返回江西，共有一万二千余人。4月，部队参加了广昌保卫战。8月底统计，军团共一万六千余人。
            1934年10月，红三军团随中共中央，中央红军撤离中央根据地。成立了军团后方部，部长唐延杰，政治委员邱创成。卫生部部长饶正锡，政治委员黄应龙，（后）胡定国。随军中央代表李富春，地方工作团主任郭潜。军团下辖红四师.红五师.红六师共约一万五千余人。长征初期，红三军团为右翼，接连突破四道封锁线，进入贵州。1935年2月，红三军团在懒板凳整训改编，取消各师编制，缩编为红十团.红十一团.红十二团.红十三团.共四个大团，直接由军团指挥。刘少奇继任军团政治部主任，伍修权担任军团副参谋长。此时，参加了四渡赤水战役，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叶剑英继任军团参谋长。5月，分别由洪门渡与皎平渡过金沙江。而后，由泸定桥渡过大渡河。6月上旬，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7月21日，红三军团改称红三军，军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参谋长肖劲光，政治部主任袁国平。8月8日，重新恢复红三军团番号，李富春继任军团政治委员，罗瑞卿继任政治部主任。9月随中共中央和红一军团，军委纵队北上。9月22日，哈达铺整编，编为陕甘支队第二纵队，司令员彭雪枫，政治委员李富春，副司令员刘亚楼，参谋长肖劲光，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保卫局局长张纯清，后方部长唐延杰，政治委员邱创成。供给部部长周玉成，政治委员欧阳钦。卫生部部长饶正锡，政治委员李志民。下辖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大队。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11月3日，重新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三军团缩编为红四师，取消了红三军团番号。红四师师长陈光，政治委员彭雪枫，（后）黄克诚。副师长黄永胜，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舒同，副主任王平。供给部部长邱创成，政治委员龚竹村，约三千余人，归红一军团编制。1936年，红四师参加了东征战役和西征战役。10月，红四师师长李天佑，政治委员杨勇，参谋长彭雄，政治部主任舒同，随后参加了山城堡战役。
            抗战爆发后，8月25日，原红三军团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第六八六团，团长李天佑，副团长杨勇。             西路军失败的教训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胜利会师后，张国焘拒不执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强令三十军和四方面军总部带九军、红五军团二万多人，西渡黄河与中央分裂。十一月十日组成西路军向甘北进发，妄图到新疆建立在自己的势力范围称王称霸，被西北军阀分割围歼在河西走廊。后经中央营救，仅剩八百人在李先念带领下到了新疆。我三个整军被敌歼灭。这是我军建军史上少有的失败。当时，杜发树在西路军总政治部当宣传员，是西路军少有的幸存者；周萌文在四军十师二十八团当卫生员（未参加西路军战斗），是西路军失败的旁观者。我们从亲身经历中，感到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量敌不准，指挥失误。西路军西渡黄河之前，张国焘、陈昌浩等错误地估计西北形势，认为马家匪军是“破铜烂铁”，不堪一击。而我们渡河的三个军都是能攻善打的主力部队，消灭马匪军，打通国际路线，到新疆占领一块地盘是没有问题的。实际上，红军一过黄河，便遭到西北军阀的联合围攻。青海军阀马步芳，宁夏军阀马鸿逵，甘肃军阀于学忠等，在反共的旗帜下联合起来，调集重兵围攻红军。马匪当时有十万人，我们只有二万五千人，敌人不仅在数量上大大超过我们，而且在战斗力上也不象原来估计的那么差。他们大多数是骑兵，步枪上装有两条长铁叉，架在马头上可进行射击，下马在地上可以当支架，打得很准。且熟悉地形，以逸待劳。占了天时、地利等有利条件。而张国焘、陈昌浩看不到敌人的这些优势，盲目进击，渡河后接连攻下了古浪，永昌等几个小县城，便被小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对俘虏采取了杀光政策。记得有次战斗抓了上百名俘虏。除留下几名当翻译和舌头外，其余全部杀死。我们不仅得不到兵员补充，而且迫使敌人拼死一战。红军只有消耗，没有补充，仗越打越困难。中央多次电令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东渡黄河，但陈昌浩顽固执行张国焘西进路线，令各军急进，占领山丹、临泽、高台等地，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里西是祁连山，北是大沙漠。在几十里宽的一条狭窄地带，陈昌浩把部队从东到西摆成一字长蛇阵，相距近千里，分散防守各个支点，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敌人调集大量骑兵，利用我兵力分散、战线太长的弱点，对我进行分割包围。我们全是步兵，武器装备又差，虽然红军将士英勇奋战，但伤亡惨重，部队连连受挫。三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占领古浪，十八日便被敌攻陷，红九军损失惨重。三七年一月一日我占领高台，二十一日被敌打下，红五军团全部阵亡，军团长董振堂壮烈牺牲。三十军在张掖附近与敌苦战，和九军、五军团突围出来的少数同志一起共八、九千人集中在倪家营子，陷入敌重重包围之中。党中央派出部队前来营救，并电令陈昌浩突围东撤，而陈昌浩不听劝告，突围后重新西进，把西路军引向绝路。红军将士与敌血战九昼夜，绝大部分战死。陈昌浩化妆后逃回陕北。剩余部队一千四百多人在李先念带领下突出重围，撤退到祁连山上。三月二十三日收到党中央电报，指示西路军现有部队保存力量，团结一致，设法进入新疆，并派陈云同志迎接。西路军余部根据中央指示，靠打黄羊为食，经过千辛万苦，番过了荒无人烟的祁连山。一九三七年四月到达守敌不多的安西县境。本应避开敌人，沿小路向新疆撤退，但因当时部队艰苦、疲劳已极，想打下安西补充休整。没想到刚拿下安西，就被敌人骑兵包围，突围后又在红柳园与敌遭遇，部队被打散，只有八百人零零散散到了新疆星星峡。杜发树就是这时被打散的，当时他和排长李先觉、战士胡友贵等三人一起走到新疆。敌我兵力悬殊，是失败的客观原因，而料敌不准，指挥不当，不听劝告，则是主观指导的根本错误。
            二、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部队不能及时补充。西北地区民族混杂，荒凉偏僻，由于长期的民族隔阂，和敌人多年反共欺骗宣传，人民群众对红军不够了解，加上五马军阀的严密控制，他们也被迫在土围子里同军阀一起与红军作战。红军打下一个城寨，老百姓要么逃走，要么被红炽俘虏后当敌人杀掉了。特别是四方面军过去受左的影响，离开川陕根据地时，张国焘就提出“不给敌人留一粒粮食”的口号，打土豪得到的粮食、房屋不分给老百姓，带不走的都烧掉了。到西北后仍如法炮制。人民群众视西路军如“洪水猛兽”，远远躲避。西路军远离后方，兵员又无法补充，物资没有来源，伤员无法安置。得不到当地群众的有力帮助，西路军成了无水之鱼，失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三、部队来不及休整，非战斗减员严重。在张国焘错误路线指挥下，四方面军曾三次过雪山草地。长途跋涉，频繁战斗，使部队疲惫不堪。没有来得及休整。先头部队就匆忙西渡黄河，战斗力已经明显下降。部队没有喘气的机会，到河西干什么，和谁打仗，我们当时都不知道。西路军开始进展还比较顺利，但因敌人骑兵部队机动性强。我打下了一个城寨即被包围，部队来不及休整，便又投入新的战斗。且西路军大部队同志来自川陕根据地，不习惯西北的水土、气候，也吃不惯高梁、黑豆。艰苦的生活，紧张的战斗，使伤病员大大增加。医疗条件又差，医药供应不上，大量伤病员无法医治，冻、饿而死。西路军余部向祁连山撤退时，伤病员无法安置，部队要翻过海拔五千多米的大山，带不了他们，只好留下打游击。正规部队尚不能取胜，伤病员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敌人搜山时，大部分伤员被敌杀害。这批翻过了雪山，走出了草地，身经百战的优秀红军战士，就这样在张国焘错误路线坑害下，葬送在强敌手中。
            西路军的失败，使曾经发展到三十万人的红军再次减少，剩下不足三万人，教训是非常深刻的。首先，它说明张国焘分裂中央、右倾逃跑的路线是一条把红军引向死亡的路线。张国焘自恃兵多枪多，不接受中央的批评和南下分裂中央后失败的教训，在日寇大举进攻，全国积极抗战的情况下，坚持其右倾逃跑的错误路线，失去了民心。他错误估计西北敌我力量，原在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前，就策划西渡黄河打通国际路线，远离敌人，背靠苏联建立独立王国称王称霸。为实现其分裂中央的野心，不听中央的再三劝告，把两万多红军将士引向绝路，葬送在西北军阀手中。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退却路线的必然结果，也是对他错误路线的最后总结。其次，它说明离开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兵再多，枪再多，也不可能取得胜利。三十军和九军都是能打能拼，曾使胡宗南闻风丧胆的好部队，但在张国焘错误路线影响下，在陈昌浩的错误指挥下，不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部署，违背了毛泽东同志关于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灵活机动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作战思想，不严格执行毛泽东同志为红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结果使西路军陷入敌人重重包围之中而不能自拔。其三，它说明了离开人民群众的支持，部队就如鱼失水，失去了依靠和力量。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最终是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任何时候，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脱离了人民群众，都免不了失败的命运。西路军的失败，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论西路军失败的根本因素            徐向前元帅长篇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血战河西走廊》一章，从战略方针、战场指挥到作战行动，全面地深刻地概述了西路军史。做为一个长期研究西路军的研究人员，我赞成《血战河西走廊》衷恳而切中要害的分析。本文拟将其中观点“西路军失败的根本因素”展开论述。
            “西路军的失败宣告了张国焘退却逃跑路线的破产”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说了。那么，西路军悲壮惨烈的失败原因究竟何在？不少党史军史工作者，西路军研究者，从不同侧面阐述了这个问题，涉及到的原因较多。徐向前元帅在《血战河西走廊》中说：“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因素。”任何作战决策中，都始终贯彻着动机冲突。决策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由于条件的限制，多种愿望和意图往往不能同时实现，常常必须从两种乃至几种不同的动机中选择一种，明确目的，并且研究和确定达到目的方法和手段。然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于西路军动机从一开始就有两个，一是配合河东的战略行动，一是打通国际路线，换句话说，西路军的任务是西进打通国际路线，与此同时又要时时配合河东。
            这就使“西路军的行动，步步以河东形势的暂时需要为转移，缺乏战略性的久远安排。这样虽对河东的红军和友军，起到了一时的策应作用，却毕竟招致了西路军覆灭的不幸结局。”驻永凉一线，不进！不退！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率领三十、九、五等三个军共２１０００余人西渡黄河，在“打通国际路线”、“配合一方面军夺取宁夏”的口号鼓舞下，英勇进击，控制一条山、五佛寺等战役枢纽地段，全力抗击敌人的反扑，为宁夏战役创造了条件。下一步就是向宁南进击，乘胜取中卫和定远营，并策应一方面军西渡。徐向前、陈昌浩派人侦察中卫的情况及去定远营的路线，准备实现下一步的战役企图。然而大局发生变化。蒋介石亲自坐镇西安，决心消灭陕甘红军，完成“安内”大业。一面部署河东部队齐头并进全力向北压迫，一面催促西北“四马”倾巢堵截红军。三十军、九军、五军渡河后，河东部队因遏止南敌前进未能得手，无法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变化的局势，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又根据陕甘苏区军粮已告罄尽，筹粮、筹款、筹棉、扩红，均极困难，数万红军缺衣少食，难以熬过严冬而实行战略转移。
            中央军委１１月８日提出《作战新计划》，其要点：第一、放弃宁夏战役计划，但１１月份三个方面军主力仍在关桥堡至金积、灵武之间作战，求得在一二个战役下消灭敌之一部，争取休息准备，以示我欲渡河，吸引敌进入宁夏。第二、１２月上旬以后，河东红军组成南路军、北路军，南路军出东南方向，北路军出东北方向，分别进至黄河沿岸，准备渡河入晋，逼阎锡山、蒋介石与红军妥协，以便共同抗日。入晋后如能依照妥协条件参加抗日，则实行抗日，如不能抗日，红军则实行战略大转移：第一步占领同蒲铁路；第二步出至冀豫晋之交；第三步，出至直鲁豫之交渡黄河；第四步到皖鲁；第五步到鄂豫皖；第六步到鄂豫陕，尔后再转西北，以一年至两年完成之。目的在于扩大政治影响，扩大红军，争取统一战线在全国胜利，争取与南京订立协定，一致抗日。
            《作战新计划》规定，“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西路军西进，一年为期而不是立即打通新疆，主要是为了隐蔽陕甘红军的战略企图，迷惑或调动敌人，保证河东部队实现战略新计划。中央明确了西路军的主要任务是打通新疆后，徐、陈及时调整部署，令部队分左右纵队向西挺进。左纵队九军袭占古浪，吸引了马家军，右纵队三十军和五军乘虚疾进，过武威、克永昌、占山丹。正当西路军大步西进之时，中央１１月１９日来电指示：“你们的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以一部向古浪、土门方向活动，在有利条件下消灭由古浪本敌、大部向凉州、永昌前进之敌；同时以一部夺取甘州、肃州至安西一带地区；并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使敌疑我西路军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主力企图。”对于中央要西路军停止西进的意图，徐向前百思不得其解。
            兵贵神速！孙子曰：“兵之情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西进就要趁敌人兵力空虚一鼓作气，可是在一条山蹲了那么久，现在又要在永凉一线搞根据地。永凉一线能建立根据地吗？创建根据地，离不开两个基本点：一是消灭敌人，站稳脚跟；二是发动群众，建党建政。西路军面对优势敌人的不断围攻，要建立根据地，显然力不胜任；而且一屁股蹲下来，也就失去了战场主动权。敌强我弱，外线作战历来强调灵活机动，这是保证作战主动性的有效手段。红一方面军长征时，中央军委于１９３５年２月１６日发出特别命令：红军必须经常转移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这个特别命令几乎成了长征后期的口号，使红一方面军赢得了作战主动权，从而获得了长征最后胜利。永凉一线以至整个河西走廊，地区也难以建立根据地。河西走廊是一条“弄堂”，永凉一线地处走廊蜂腰部。南临终年积雪的祁连山，祁连以南又是大坂山、大通山、宗务隆山等大山；北依龙首山和浩瀚无垠的巴丹吉林和腾格里沙漠。走廊平川几乎没有回旋余地，甚至没有护卫，仅有的屏障就是星星点点的土围子和战士仅有枪上的刺刀和少得可怜的子弹、手榴弹。
            １１月２４日，徐向前起草了一份电文，向中央反映情况请求重新考虑西路军的行动方针。２５日中央复电：西路军应着重在凉州、永昌之线，各个消灭马敌，尔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中央令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主要意图，是为了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调动蒋介石的兵力扼控黄河，以便河东主力红军东出或南出。
            西路军领导人对于党的战略新计划，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即知道放弃宁夏战役计划，由西路军独立打通新疆，而不知三个方面军准备南出或东出，进行大规模战略转移。尽管如此，西路军的行动确是准确无误地执行了中央的指示。在永昌，西路军电台收到马步青给马步芳的一份电报，电文大意是：如果红军不停留地走，可以不打；若停下来不走，就打！河西“四郡”被地方封建军阀马步芳、马步青弟兄占领。任何军阀都把地盘看得比性命还重要，有了地盘就可以征兵，收税、派粮，要他的地盘自然是要他的命了。马步芳不惜动用其青海老巢的全部人力物力投入扩充和保卫势力范围的战场。“宁死一万人，不失一寸土”就是他的一名口头禅，他还冠冕堂煌地提出“军队民众化民众军队化”的口号。历次战争中，马步芳都大量征集民团，驱使在第一线效命。“二马”先后在河西投入的总兵力超过１２５０００人，是西路军的６倍。按照中央命令，西路军在永凉一线摆开，不进不退，终日与优势敌人拼搏，试图站稳脚跟。徐、陈发表告指战员书，号召全军战胜一切困难，建立永凉根据地，为执行党中央和军委给予的光荣任务而英勇斗争。西路军在永凉一带艰苦鏖战之时，爆发了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
            根据政治、军事形势，军委主席团１２月１４日电示徐、陈：“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加紧休整，进行政治动员，一面争取凉州之补充旅和二马到抗日方面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准备一部适时占领安西地区。”１２月１８日复电指出：“你们的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１月夺取甘、肃二州。”２２日，西路军电复说：“西路军为按期完成任务决定逐渐西移。已令三十军四个团位永昌附近，两个团位水磨关一带，侦察连与九军均在水磨关西南３０里之新城堡一带。再争取相当长时间休整，拟于明年１月中九、三十军抢占临泽、高台，五军全部约明年２月中旬直到安西。”
            这时，何应钦指挥的“讨伐军”已开向潼关，直逼西安。张学良、杨虎城破釜沉舟，决心集中主力，以兰州地区为战略后方进行西安大会战。张学良考虑到东北军向西安地区集中，胡宗南、毛炳文等蒋之嫡系就会乘机袭取兰州、天水、宝鸡等地，直接威协西安侧后方的安全，故要求红军主力出动打胡、毛，固甘肃，并望西路军以一部东返出靖远，配合河东红军击敌。１２月２０日，周恩来将上述情况电告中央，并建议：“徐陈目前应立即出一部绕过凉州，逼近兰州与于（学忠）军打通。”党中央根据张学良的要求，一面放弃陕甘红军东出或南出的战略转移计划，改为南下关中，援助友军抵抗亲日派的军事进攻；一面拟令西路军东返。军委主席团２２日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征求意见。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当即开会，绝大多数委员认为，东进和西进比较，前者困难更大，取胜把握较小，因为马家军的主力集中在东面，或与红军同在永凉线上，东进势必与强敌决战，难免付出大的代价。能否突破二马的重兵防堵，还是个问号。陈昌浩认为应当无条件地执行中央的指示，向河东进击。徐向前认为乘虚西进，把握较大，损失较小。他认为，既然军委征求意见，就应如实反映情况，反映看法，如果上面最后决定东进，当然无条件地执行。会后，陈昌浩按照多数人的意见，向中央作了报告，徐向前则派人侦察敌情，作东进的准备。中央２４日电示：“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只要２０天到３０天内到达静宁，隆德地区，便可与于学忠、王以哲之８个师配合作战，至少可以钳制胡、毛、曾、关，而利我主力在东边放手打仗。张学良极盼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子弹、被服。你们接电后两天内准备一切，意见电告，正式的命令明天或后天电达。”
            次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复电军委主席团：“目前时局的开展，西路军利于东进，我们当坚决执行此任务。”徐、陈刚开始秘密调动兵力，１２月２５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２７日，军委主席团电告西路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当时，中央并不愿放弃打通苏联的计划，想叫西路军东返，只不过是河东形势吃紧关口的一项应急考虑，形势缓和下来，自然又令西路军继续完成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西安事变不久，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但由于蒋介石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内战的硝烟并未散尽。国共开始谈判，合理解决红军驻地，是谈判的实质性问题之一。
            从战略上着眼，当时红军极需一个人口稠密，物资丰富，靠近苏联，利于回旋的战略基地。中央一致认为，这个基地以黄河以西的兰州、凉州、甘州、肃州及宁夏地区最为理想。西路军控制河西走廊，进据甘西，不言而喻，正是我党名正言顺地向蒋介石索取河西地带的“资本”。但是，蒋介石始终坚持红军应留在陕甘宁边就地“整编”、“驻防”，而且暗地授意马家军加速进攻步伐，彻底消灭西路军。１２月下旬，西路军撤离永昌、山丹地区，冒着西北高原凛冽风雪继续西进，至此，建立永凉根据地的任务才告结束。西路军鏖战永凉，肩负的是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战略行动的千钧重担。西路军坚守永凉时近两月，冒白刃，餐风雪，疲兵屡战，元气大伤，兵力降至１５０００人。
            临高地带，东进？西进？西路军向甘、肃二州挺进，整日被马家军围追堵截。敌人的骑兵在红军队伍前后奔跑，步兵成群结队游行似地要威风。红军指战员把子弹推进枪膛，食指紧扣扳机，直到敌人靠得不能再近时才开枪。当敌人略微远一点的时候，大家又把食指松开，将子弹退出来装到子弹袋里。因为只有消耗难得补充，一粒子弹真是宝贵胜似一两黄金。红军天黑突出重围，天亮又被包围，于是坚持到天黑再突围。就这样，在敌人的包围圈中行军，突围，行军。西路军以五军开路，三十军殿后，前攻后卫，边打边进。１９９３年元旦，五军攻占高台；一月上旬，九军一部围攻甘州未下，进到临泽东南的沙和堡；总供给部、总部直属队和五军一部驻临泽；总指挥部及三十军驻倪家营子。
            这时，河东形势又发生了突变，内战乌云再次笼罩陕甘上空。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并调集重兵地逼西安，内战有一能即发之势。１月２日，军委通电各兵团集结待命，准备配合友军作战。５日，军委电令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勿西进。全军集结于两三点，大力训练，伺机消灭敌人。”７日、８日军委连电西路军，要其集中全力击退尾追之敌，创造肃、甘、安根据地。“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带，以消灭敌人来完成创造根据地任务。”“西路军需全部集结临、高地带执行上述任务，现勿分兵去安西。”西路军虽然久战疲惫，但指挥部将三十军、九军及指直集中于临泽、沙河堡、倪家营子一带，决心在此寻机歼敌。
            １９３７年１月４日，西路军向军委报告：“高台以东人粮极富，以西则甚荒凉，据点少且远。正值天寒，如主力进则齐进，道路、粮、房、敌骑均不许可；打则齐打，亦只有坐待消耗。”建议军委：“如何以外力帮助我或以外交武力扼阻二马。或令三十一军、四军过河配合，则我损失必少，任务更易完成；或则我们即均在高台战敌，远方物资用外力送下，亦属必要。”并表示：“西路军抱最大决心克服空前困难，不怕牺牲，照前电完成任务”徐、陈电请中央派四军、三十一军来援，东西合力，夹击马敌，争取灭敌主力一部，为建立甘、肃根据地创造条件。但是，军委认为河东抽不出部队西援，令西路军团结一致，紧缩编制，人自为战，坚决歼敌，独立完成任务。１月８日，张国焘第一次单独出面打电报给西路军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徐、陈坚决服从命令，令部队在临高一带坚持。五军在高台的部队覆灭之后，徐向前、陈昌浩下令总供给部以及五军另一部放弃临泽，九军撤离沙和堡，向驻在倪家营子的三十军靠拢，动机不只是要防止敌人继续各个击破。他们计划经过一个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的阶段，突破马军重兵围堵，执行东进任务。
            从１月１６日起，中央即连续来电，指示西路军准备东进。中央指示西路军东进，自然与全局有关。一方面，蒋介石兵临城下，西安局势又趋紧张。党中央估计，如内战再起，西安难以固守，友军和红军必须准备广阔而机动的战略退路，方保无虞。第一步，退向陕甘宁边；第二步，退向河西地带。这时调西路军东进，占领永凉一带，正是策应河东部队实行战略退却的重要一环。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内战再起，我党与蒋介石的谈判，亦在加紧进行中。关于红军的防地问题，我党要求陕甘主力红军仍驻陕甘（原要求汉中、甘北、宁夏等地均不成），另一部驻陕南，西路军驻凉州以西。而蒋介石的方案是：蒋军进驻渭水流域；陕甘红军及东北军、西北军处渭水以北；西路军处凉州以西。党中央考虑如与蒋妥协，照此案达或协议，则陕甘红军和友军南临渭水，北靠沙漠，东西两侧皆有黄河阻隔，如内战再起，就有被蒋介石封锁于渭水，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因而，党中央先机下令调西路军东进，目的是争取占领甘肃南部的文、武、成、康地区，以便将来可与陕甘苏区成犄角之势，互为策应。如蒋答允我驻陕南一部红军的要求，亦可解决“策应”问题，西路军则不妨仍在河西，占一块防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虽然不了解中央调西路军东进的全盘计划，但对执行东进命令意见一致。因为谁都明白，要么西进，要么东进，蹲在现地被动挨打，绝无出路.
            １月２３日，徐、陈电告中央和军委：因敌正防我东进，快行不易，部队需稍休整；东进前，争取在现地或路上乘机击敌，以利东进。”“现在全军发扬士气，团结杀敌，克服任何困难，总结血的教训，虽部分受挫，但所有指战员均极团结，照军委给予任务斗争到底。”军委１月２５日电示西路军：在骑兵追堵下，欲图急进避战达到东进，危险较大，应集结全军，切忌分散，用坚决的战斗来完成东进任务。倪家营子位于临泽县南部，分上、下营子。徐、陈将部队收缩在下营子地区，以３０军扼守西南方向，九军扼守东北方向，构成隋园形防御圈环。西路军剩下的１万余人，全部收缩于倪家营子。马元海快速集兵，蜂拥而至，将红军团团围住。为了创造东进条件，西路军实行决战防御，顽强拒守，以寡击众，在倪家营子地区展开了一场血战，在倪家营子用血写下红军的伟烈和悲壮！子弹极端缺乏，步枪几乎失去作用。红军战士把枪架在一边，手里握着大刀、长矛、木棍。每当敌人蜂拥至前，战士们便嗷嗷叫着一跃而出攻入敌军，挥动一切可作为武器的物件与敌厮杀。不仅轻伤员，重伤员也是至死不下火线，其中自行拉响手榴弹以自己垂危的生命与敌人同归于尽者不胜枚举。许多人当手中武器被毁之后，即赤手空拳与敌格斗，掐住敌人脖子，拔掉敌人胡子，咬掉敌人耳朵……。整个战场，真是“一片土地一片血，一个战士一团火！”丹心拳拳，雄魂烈烈，这些铁血儿女，给历史留下一代人的雄壮，一代人的骄傲。
            西路军在河西建立根据地的每一次战斗，都几乎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各种战斗中最残酷最血腥的巷战。各军、师、团的人数越来越少，全部兵力已不足万人。徐向前审慎而正确地认识到西路军要在河西建立根据地，力量是不够的。他曾希望避开和马家军的正面冲突直插新疆，但是，西进以后，他却不能按照自己的预想采取有力和有效的行动。西进计划随着不断变化的形势而一再拖延，最终失去了宝贵的时机。现在似乎有了转机，东返将取代打打停停的西进方法。可是，当徐、陈准备东返时，党中央又电令西路军停止执行东返计划。
            原来，倪家营子大血战不久，西安局势又趋紧张。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忽发出“讨伐”电讯，在西安引起了轩然大波。西安军民群情激愤，认为蒋介石背信弃义，主战呼声高入云霄，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我党力挽狂澜力排众议，坚决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由周恩来等同志从多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和斗争。同时，党中央令西路军停止执行东进计划，以避免加剧西安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央让西路军依靠自身力量，就地坚持，粉碎马家军的进攻，适时完成西进任务。徐、陈根据西路军面临的情况向军委建议，西路军灭敌西进，相当困难。如上级不派四军、三十一军来援，打击“二马”实力，则西路军难以完成西进任务。万不得已时，西路军在现地坚持一段时间后，只好东出青海大通、西宁一带活动，解决部队的补充问题，伺机再图发展。
            中央书记处和军委主席团２月１７日电报指出：同意西路军春暖前在临泽一带寻机破敌，争取春暖后向肃州、安西行动。“依据你们自己与当前敌人力量对比的情况，依据国内与西北的环境，如果蒋介石不能或不愿停止二马向你们进攻，又不愿主力红军派兵向你们增援，则你们唯一的方针，是调动敌人，寻求机会逐渐削弱与各个击破之。”“你们春暖后向大通行动的提议目的何在呢？是把向大通当作调动敌人守青海，以使自己仍然回到甘州、肃州区域，并向安西呢？还是想占领青海呢？”“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今后的胜利是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有关系的。”中央的这个电报，虽不完全出乎徐、陈的意外，但在当时确象是一个晴天霹雳。
            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发生北上和南下之争。徐、陈曾力主和中央共同北上，后因张国焘反复电令，只好南下。事实证明，南下的路走不通。现在把西路军的行动方向与过去的“政治错误”联到一起，徐、陈自然有难言之苦。陈昌浩压力尤大，他曾是“国焘路线”的积极支持者，现时又身负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重任。翌日，徐向前建议召开军政委员会会议，讨论行动方针，陈昌浩同意。会上，徐向前讲了西路军面临的严重不利形势，中央不能派兵来援的情况，提出自救东返。多数到会者，对东返和西进的具体策略踊跃研讨，但提到与中央意见分歧的事，都似乎心情沉重，不愿多发表意见。陈昌浩迟疑不决，显得心事重重。最后，大家一致赞成徐总指挥的自救东返主张。西路军回师东进，在西洞堡一举歼灭马家军西宁宪兵团。战斗结束，８００多个敌人作了异乡怨鬼，８００多支马枪，４００多支短枪和许多战马、俘虏成了红军的胜利品。
            陈昌浩因东进没有中央的命令，本来就有顾虑，见部队打了胜仗，得到补充，便提出要重返倪家营子，继续建立甘北根据地。徐向前听了大吃一惊，说：“昌浩同志，你还有什么力量回去建立根据地嘛！我们好不容易突围出来，回去不是自寻灭亡吗？”但是，陈昌浩头上有“紧箍咒”，不顾实际情况坚持要回去。徐向前和他吵了一顿，没有结果。这时中央来电：“甲、固守五十天。乙、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陈昌浩又一次占了上风，证明他是马克思主义，徐是“右倾机会主义”。西路军担负着一个独立作战方向的战略任务，但每一步行动均需请示报告，不折不扣地照指示去办。事实上许多指示难以行通，尤其是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步署，既未向西路军通报，又要求西路军配合，令之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这就使西路军最高指挥官几乎没有机动自主权力，战场指挥也就无法随机应变，机断专行。陈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一切唯上，当断不断。
            徐向前在《血战河西走廊》中自责说：“我作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路军总指挥，虽向上级和陈昌浩提出过不同意见，但不无顾忌。特别是在受到中央指责的情况下，心情忧闷，不想吭声，缩手缩脚，教训是深刻的。”由于陈昌浩坚持，西路军没有趁西洞堡胜利的机会，迅速甩开敌人，大步东返，而是全军回师倪家营子。二返倪家营子，敌人对红军的包围更加紧缩，梯队重迭，步步推进，而红军驻地房倒屋塌，水井被填，吃住更加困难。敌人将红军前沿围子包围数层，一直冲到纵深与红军后方部队激战。徐、陈不断向中央告急，请求火速派兵支援西路军。但这时我党与蒋介石的谈判进入“拍板”阶段，和平协议即将达成。一着不慎，就会给蒋介石以借口，破坏和谈，挑起内战，危及全民族的生存。党中央对于救援西路军左右为难，总是尽力争取谈判途径解决，万不得已时才诉诸武力。党中央除紧急指示在西安谈判的周恩来等同志，强烈要求蒋介石令“二马”停止军事进攻外，２月２７日决定以原四方面军之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同第二十八军、第三三十二军并骑兵一个团组成“援西军”，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林育英）为政治委员。
            中央指出，增援西路军极为迫切，但必须服从两个原则：一是不影响和平大局。因此，增援部队开动时，由周恩来告知蒋介石的谈判代表顾祝同，请其谅解。如蒋下令“二马”停战，援西军即中道停止；二是不使增援部队又陷入困境。因此，在取得南京方面的谅解，援西军西进时，只能控制黄河附近一段，接出西路军，不可西进过远，以免造成更大困难。
            中央也曾考虑“围魏救赵”，出兵临夏、西宁，吸引马步芳主力回援，以解西路军之危，但因受和谈问题的牵制，未能实现。３月５日，援西军从淳化、三原出动向镇原方向开进，但这时，远在千里之外的西路军败局已定，大势去矣！最后，引用《血战河西走廊》的一段话结束全文。“西路军是整个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全盘战略上不可缺少的环节之一。毫无疑义，部队的一切行动，均应服从和服务于策应河东红军与友军的全局需要。但是，如何策应才更符合实际情况，更有利于全局发展，则值得研究。苏联当时应我党要求，为支援我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准备了大批武器，待红军去取（后因西路军失败，才将这批武器转交盛世才的军队）。
            假如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而进，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而东指，有没有可能呢？完全可能的。指导思想不同，方法不同，结局会大不一样。这不是‘事后诸葛亮’，我那时就是这种意见。再进一步说，西路军如果及早背靠新疆，打开战局，控制河西地带，那就不单是一时策应河东局势的问题，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亦必将发生积极的影响。八路军就不止编制三个师。盛世才后来也不一定敢叛变，叛变了我们可以立即出兵收拾他。可惜的是，当时在西路军的问题上，举棋不定，犹豫徘徊，致使西进的战机完全丧失。”             转自军事文学
        
            中国第一支少数民族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鄂西苏区除洪湖红六军（军长孙德清，后旷继勋、段德昌）之外，还有鄂西长阳县的红六军。长阳红六军是一支以土家族优秀儿女为主体的正规红军武装，也是中国红军史上第一支少数民族红军。
            １９２９年７月９日，长阳县委在西湾召开工农群众大会，正式宣布武装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李勋任军长、陈寿山任副军长，李子俊任参谋长，陈泽南任军法处长，李步云任政治处长，陈兴垣任军需处长。组成了由中共党员罗正品为书记，李勋、陈寿山、陈泽南、李子俊等为委员的中共红军第六军前委会。这支少数民族红军约１０００人，４００余支枪，编为１个师，下辖３个团。为坚持当地的武装斗争，巩固鄂西苏区做出了贡献。                       赣东北红区及红10军(团)            赣东北是由本地知识分子方志敏邵式平黄道创立的，30年达到全盛期，这时中央来了代表立三路线的唐在刚，然后有派来了纠正立三路线的万永城和倪宝树，接着来了“极左”  的曾洪易，曾内部大搞肃反(吴先民是被肃的)，军事上是阵地战，就这样红10军也没有被中央信任，33年红10军调到中央根据地改编为11军，营以上干部都被替换，邵式平周建屏吴克华等人均调出(后参加长征反而得以保留下来)
            ，后来又与别的部队和编成红7军团，肖劲光只不过短期内任过军团长，长征前7军团又被当作弃子，先遣到蒋统治中心江浙地区，期望来掩饰主力向西突围的意图，所以7军团(或红10军团)的失败应该是注定的，   赣东北主要人物的命运，最可惜的应该是黄道和周建屏，熬过了三年游击和长征，却病死了(解放后审特务时才知道黄是被二个小特务暗害的)    ；寻淮州死的很可惜，寻个子虽小，但其军事才能连粟大将都钦佩；方志敏当然比“邓纳吉”强，但后来在军事上误用了人，这个人就是刘畴西，刘资格虽老(黄埔一期)  ，但优柔寡断，害的方也被王耀武包围抓住，虽然最后失败不可避免，但没有刘的指挥错误至少可以多保留一些力量；乐少华是7军团的中央代表，人品很差，据粟回忆，乐对军团长都是张口就骂，失败后跑到上海，后到延安不被重用，53年三反时在东北被冤而自杀；跑到上海的还有曾洪易和涂振农，曾丧失了信心，37在南京自首，因为留苏的经历抗战时做过俄文翻译，抗战后回江西老家当中学教师，49年底被捕，50押送北京， 51年底因患严重肺结核病死狱中，死前已被判处死刑；    涂振农，原红十军政治委员，后从上海辗转到延安，抗战时中共南方委员会组织部长，42年“在南委事件”   中被国民党逮捕即叛变，50年同曾洪易一起从老家江西押送北京  ，后被处决。唐在刚，正如狼烟兄指出的，是阵亡；万永城35年在福建牺牲，倪宝树好像是叛变了，结局不详。幸存下来的是邵式平和方志纯，解放后任江西的领导，正好碰到了抓来的曾洪易，那曾洪易还有生路吗？其实我看曾不足死，失败前他已被撤，自首后国民党也没用他。
            10军团失败后的余部由刘英和粟裕带领到浙南打游击，刘粟之间及闽东的叶飞又闹分裂，还好后来和黄道的闽北，以及小股如李步新部和倪南山部都统一到新4军的大旗下了，刘42年被国民党杀害，粟叶大名鼎鼎就不用说了，李和倪都幸存。另外有个杨文翰游击队，杀了派去的联络代表关英，拒绝改编，后被国民党当土匪剿灭。                         从红军长征过广西到两广事变            1933年4月，在第四次围剿失败以后，蒋介石开始第五次围剿江西苏区。广东军阀陈济棠奉命派其第一军出征湘赣边界大庾地区，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也奉命派遣桂系四十四师（师长王赞斌）配合，后又增派四十五师134团加入其中。以广东第一军军长余汉谋指挥两广军队。这两支部队担负了苏区西面的围剿任务。
            就在第五次围剿开始前夕，两广军队已经攻占了信丰、定南、安远等苏区地方。当第五次围剿逐渐得手，中央苏区面临覆灭时，周恩来、朱德决定利用两广与蒋介石的矛盾，争取两广停战。以便红军有可能突围。
            李、白也自有打算。李称：“其（指蒋介石）期待我和共军互斗而两败俱伤之后，中央军可有借口入占广西，居心极为险恶。”白也对部下说：“老蒋恨我们比恨朱毛更甚，--有匪有我，无匪无我，我为什么顶着湿锅盖为他造机会。不如留着朱毛，我们还可有发展的机会。”（参见：《文史集粹》第六辑，第139页。）
            1934年8月，肖克的湘赣根据地失守，他率领红六军团作为长征先遣队向湘、桂、黔突围，李、白命令桂系第七军廖磊部，在进入广西的龙虎关、永安关、清水关、雷公关等要隘重兵设防，不使红军进入广西。其他地方则按照“只宜尾追，不宜堵击”的原则，决不与红军打硬仗，第七军六个团成了肖克的红六军团的“护送队”，一直“送”到贵州施秉、石阡地区（参见《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同时，白崇禧电蒋：“如为阻挡共军通过湘桂边境，广西部队愿独任其事，但必须先令王赞斌师归建制，否则兵力单薄，难以抵御。”其实白早已秘密潜至江西安远四十四师师部，面授机宜与王赞斌，令其向粤军余汉谋交接，率部急返广西全州、兴安一带，增加堵截红军及中央军进入广西的兵力。8月底，蒋准白的请求，桂系部队立即撤回广西。余汉谋令粤军陈章旅到安远接防。（参见：《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广西文史资料》第17辑。）             1934年9月，得知两广军队动态后，朱德致函陈济棠，提出抗日反蒋的五项建议（见《朱德选集》第17-19页）。陈立即密电约周、朱约派代表密谈。周、朱即派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在江西寻邬县附近与陈所派代表杨幼敏、黄质文等人密谈三天三夜，达成五项协议：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2，互通情报，用有线电路通报；3，两广军解除封锁；4，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以利用陈的防区作后方，建立医院；5，必要时可以相互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知陈，陈部撤退40华里，红军人员进入陈部防区可用陈部护照。（见何长工：《难忘的岁月》，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2页）
            有此秘密协议，1934年10月18日，红一方面军从江西雩都出发，开始长征。陈济棠命令他的少将以上军官：“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敌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让开一条通道，使红军经过他的防区信丰、大瘐顺利进入湖南汝城；红军也沿湘粤边境西去，不进入广东。而桂系派到蒋介石机要系统的王建平密报：政学系干将杨永泰提议蒋“一举除三害”，压迫红军进入广西东部和广东西南部，两广兵力不足以应付，中央军乘机跟进，消灭红军的同时，也解决桂系与粤系问题。并称蒋已经采纳杨的建议。（参见：《广西文史资料》第17辑）11月13日，蒋任命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率薛岳、周浑元部等三十万大军追剿。设总司令部于衡阳，又电令贵州王家烈部及广西白崇禧部协助追剿。还要求广西配合湖南的何健与中央军周浑元、薛岳部在湘江以东利用有利地形夹击红军，答应拨付开拔费100万元给桂系，所用弹药实报实销。
            桂系则派飞机侦察，发现中央军在湖南道县、新宁间停止不前已经七日，任由红军开向广西方向。白崇禧首先紧急调回在贵州南部的廖磊部，加强桂东北防御。接着桂系接连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商讨对策。会议讨论红军的几种可能去向，白最后断定，红军最大可能为经过广西北面进入贵州，然后攻入四川。认定防共不如防蒋。李、白连接致电蒋，称桂系完全有能力拒红军于广西境外，暗示希望中央军不要进入广西。蒋复电，不到万不得已，中央军不进入广西。（参见：《学术论坛》1986年第6期。黄启汉：“国民党桂系见闻录”）
            为达到既防共又防蒋并且不能两边作战的目的，李、白决定放弃原来坚决拒红军于境外的策略，改为开放桂东北通道，让路并促使红军尽快过境。相应部署是：19师防守桂林；43、45师防守恭城、富川、贺县及龙虎关要隘，坚决堵死红军进入广西腹地的必经之路；44、24师防全州、灌阳，但必须对红军开放，采取占领侧面阵地，只作监视行动，对其后卫部队可以侧击和追击，决不能迎击。白称其“打尾不打头”，促使红军快走。（参见：《红军长征过广西》之“刘斐谈话记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1月下旬，红军主力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旧路进入广西，结果湘江一战，红军惨败。正当红军形势危急之时，11月21日夜，白崇禧下令桂系第15军撤离湘江防线，第7军也集结到恭城县。22日开始撤军。于是从全州到兴安60公里湘江无兵防守。中共广西桂林地委党史办后来经三年查证：李、白确实让出走廊给红军过境。只是因为红军并不知道桂系已经让出走廊，所以南攻江华县，失去三天宝贵时间。23日湘军得知湘江无兵防守，何健急调刘建绪部四个师下全州，企图堵住湘江防线的缺口。而红军也于25日获悉走廊情况，27日改变部署挺进湘江抢占两个渡口。但湘军也抢占了全州，于是只剩下几个小渡口摆渡红军，八万余人的红军只剩三万，但已避免全军覆灭并顺利转向贵州。
            44师和24师始终按照白崇禧的命令，稍有接触即撤退。待红军主力通过后，他们才回师文市、石塘圩等地，搜捕湘江战役被打散的红军及老弱病残、随军百姓数百人，却大事宣传，禀报老蒋称“俘虏七千”。相反，尾追红军进入广西的周浑元、万耀煌各一部，却都被桂系军队包围缴械。经保证不再进入广西以后才驱逐出境然后发还武器。
            蒋介石接到何健、周浑元等密报，得知桂系让路使红军顺利进入贵州，怒不可扼，电斥李、白“无异放虎归山”，还责问白崇禧：“其谁信兄与匪无私交耶？”白深知“通匪”这顶帽子是戴不得的，便不客气地复电：“职部仅兵力十八九团，而指定担任之防线达千余公里，实已超过职等负荷能力。孙子曰：‘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竭十八九个团全力，不足当彭匪德怀狼奔豕突之势也。钧座手握百万之众，保持重点于新宁、道县之间，反迟迟不前，抑又何意？得毋以桂为壑耶？虽然职部龙虎、永安一战，俘获七千余人，以较钧座竭全国赋税资源，带甲百万，旷时数年，又曾歼敌几许？但此不是与中央争短长也。据中央社露布：某日歼敌数千，某次捕匪盈万，试加统计，朱毛应无孑遗，何以通过湘桂边境尚不下二十万众，岂朱毛谙妖术，所谓撒豆成兵乎？职实惶惑难解”（参见：《广西文史资料》第17辑）
            老蒋被白崇禧噎了嘴，置其电不复，只严令桂军急速追剿西去贵州的红军，“勿得稍纵”。自己亲赴贵阳督战。而廖磊奉命率领第七军尾追红军，却始终与红军后卫部队保持两天行程，且追到贵州都匀、独山一带便干脆不追了。红军摆出进攻贵阳的姿态，蒋急电廖磊星夜来援。却不料廖磊复电：“容请示白副总司令允许，才能前进。”老蒋只好叹息道：“这真是外国的军队了。”白崇禧的真实心思是希望蒋永远被剿共拖住，他在桂系明说道：“老蒋一天剿共未了，就一天不来搞我们。”（参见：《广西文史资料》第17辑）
            其实中央军在贵州也并不积极与红军作战，红军在贵州打的都是王家烈的黔军。例如1935年3月5日，毛、朱制定《关于消灭肖（致平）、谢（溥福）两师的部署》，下令打中央军，结果周浑元命令部队不动，此计划告吹。15日毛指挥红军主动进攻鲁班场的周浑元部，结果进攻失败。周部也不追，听凭红军逍遥而去。毛也许看出此点，改其方针为：“以消灭黔敌王家烈为主要目标”。王家烈顶不住，黔军溃败，并从此销声匿迹。中央军控制了贵州。
            接着红军进入云南，云南王龙云只得听凭中央军也进入云南。再接着又进了四川，刘湘也只得听任中央军进入他的地盘。老蒋飞贵阳、昆明、重庆，不打只追便控制了他原先插不进去的云、贵、川，只有桂系把红军堵在山门之外，也就同时拒中央军入桂。只有两广军阀保持了自己的实力与地盘，这才有可能发生1936年6月的两广事变。
            应该说，中央军对云、贵、川的控制，符合国家统一的需要。这使国防资源委员会的备战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后来的抗日战争终于以云、贵、川为大后方和战争基地，也就不是偶然的。
            至于1936年6月1日发生的两广事变，更是一幕日本默许并以军火、技术支持的“抗日壮举”，实在是中国历史上离奇而又滑稽的闹剧。
            当老蒋以追剿红军为由控制了原来由军阀控制的云、贵、川三省以后，面临被中央控制的下一目标却又不甘心的两广军阀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开始为保全自己的割据势力操心。陈自觉声望、资历连李、白也不如，而且广东这块地盘也是1929年蒋桂战争时老蒋授予的，粤军与他完全不像桂军与李、白那样形同子弟兵的关系。但他决不愿意归附中央，一心要保住割据状态。桂系也清楚自己的实力根本不是中央军的对手，必须联合粤系才可能保住已有的割据局面。于是除秘密联络日本，向日本购置军火，由日本派军事顾问和军事教官以增强实力之外，还积极联络粤系，甚至派出刘仲容与中共联络。并与粤系一起，指望国民党三巨头之一的胡汉民为依托，搞反蒋割据。
            其实粤、桂两系都在依靠日本壮大自己的军事实力。桂系为与蒋介石争雄，早就与日本暗中来往。1929年蒋桂战争桂系失败，幸得日本驻沪总领事先一步把白崇禧从轮船上救走，使蒋派人在吴淞口的登轮抓捕落空。直接操纵此事的张定璠被老蒋撤职，上海市长由张群接替。“九一八”之后日本积极援助中国所有反蒋势力，桂系首当其冲。其军火及军事技术均来自日本，土肥原、冈村宁次都拜访过李宗仁、白崇禧，李自己也承认“九一八以后两三年内，日本军政商学各界要员访粤，并来我私邸访问的，多至百余人。”（《李宗仁回忆录》，第683页）1934年广西派遣两批空军飞行员到日本明野飞行学校学习空战技术；广西军事教育长刘士毅等赴日参观日军秋操，并订购山炮、步兵炮、轻重机枪、弹药、工兵器材以及战斗机九架；日军并派军官担任广西各军事学校的教官、助教及部队军事顾问。（参见：《陈济棠史料专辑》第2辑，阚宗骅：《陈济棠统治广东时期与新桂系的关系》）日本军部这样做显然不是为了帮助中国抗日，相反，他们很清楚谁是他们侵华的真正敌人，扶助一切阻碍中国统一的势力，会使他们的侵略事半功倍。
            但所有破坏国家统一的势力都打出抗日救国的旗号。李宗仁的至交刘斐便告戒李、白：“你们只有抓住抗日的牌子不放手，死了才有板子埋。”（参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刘斐："两广';六一';事变"）而胡汉民1936年1月19日自欧洲抵香港后，拒绝蒋所派专员劝他就任国民党中常委主席的任命，支持陈济棠反蒋。日本明知粤桂两系几乎每天都高喊抗日，为了破坏中国统一以利其侵略中国，继续给两广以军事援助。并支持胡汉民联络中国所有反蒋军阀及其他反蒋势力，使中国分裂得越严重越好！不料胡汉民5月12日与妻兄陈融下围棋时突发脑溢血死亡，这个计划只能落空。
            反蒋大旗既倒，蒋抓住时机，在派孙科、王宠惠赴穗吊唁胡时，便向陈济棠提出归附中央之五项条件：1，取消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2，改组广东省政府；3，西南两机构人员愿到南京工作者，中央妥善安排，愿出洋者给予旅费；4，陈改任第四路总指挥，各军、师长由军委会重新任命；5，统一币制。此五条意味陈必须把广东军、政大权交给中央政府。（参见：程思远：《政坛回忆》第77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陈济棠决定立即举旗反蒋，并通知桂系马上商讨反蒋计划。
            白崇禧随即赶到广州，陈告知去年底派其兄陈维周见蒋时，暗中给蒋相面，发现老蒋气数已尽，绝对过不了1936年；术士们也算出蒋的气数竭尽，自己运气正阳；还有一个叫翁半玄的大师为之求得“机不可失”之上上签，已是倒蒋良机。白则对他分析蒋之兵力无暇南顾，且湖南何健愿与两广合兵攻武汉，白介绍说：“湖南的何健一向与我们有联系，只要我们挂起抗日的招牌，挥军北指，湖南决无障碍。舆论界也一定会支持的。”“我们的大军到达武汉后，采取昔日太平军的战略，马上转移东下袭取南京，夺取中央政权后，再作第二步行动。至于友邦（指日本）方面，我们可以再派人去联络，基于过去几年日本军方曾与我们有过联系，又曾向广西派过军事顾问和教官，并曾售卖过军火给我们，我们此次举事，相信他们一定会同情和帮助我们的。”陈济棠之胞兄陈维周与日本驻粤总领事接洽后禀报道：“我们的策略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已取得日本军方谅解，愿意支持我们的行动。”（参见：《陈济棠史料专辑》第2辑，李洁之：“陈济棠统治广东的始末”）一个“友邦”之称，一个“已取得日本军方谅解”，并预定“北上抗日”到武汉为止，接着“马上转移东下袭取南京，夺取中央政权”。可见他们“抗日”的真谛不过‘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而已。
            上述史实证明，两广事件高喊“抗日救国”不过是个宣传手段，“夺取中央政权”才是真实目标。日本军方谅解并支持两广“抗日反蒋”，岂不荒唐透顶？无怪乎陈部将领听到这番介绍之后，多数人大吃一惊。但事实确实如此。尽管两广6月1日起事宣言吁请国民党中央实行全国抗战；尽管他们宣布此举为“北上抗日，收复一切失地”；尽管他们的布告称：“本军师行所至，立即与日本断绝一切关系，凡中日缔结之一切屈辱协定，均予取消无效。”日本军方似乎宽宏大量，从事变开始到六月下旬共派遣军官百余人到粤军充当顾问指导作战，在桂军中的日本军事顾问尚未计入！
            但中国军人是有真正爱国良心的，例如30名日本空军顾问被派到广州天河、白云机场指导粤军空军作战时，引起空军将士极大愤慨。最后，连同空军司令黄光锐在内，全部空军都背叛了陈济棠投奔中央；这使拥有中国最强大的空军的陈济棠顿失支撑；其主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第二军军长陈达都举事归附中央，第二军副军长李汉魂更早便辞职赴港；而他最嫡系的陈汉光师，也抗拒他叫投奔桂系的命令，宁愿接受余汉谋改编。陈济棠自己也后悔道：“不应听信那些策士去聘任日本军官，来做什么顾问，使人怀疑。”（以上参见：《陈济棠史料专辑》第二辑）
            以上史实均载于官方编撰出版的历史文件之中，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我们那些吃皇粮的历史学家们却视而不见。只因老毛当初赞颂过两广事“是值得庆幸的壮举”（参见：中国人民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6册，第211页），他们至今还在煞有介事地把粤军将士归附中央导致陈济棠垮台说成是蒋介石收买，不知他们肆意侮辱这些抗日将士的人格与尊严时，把自己的良知置于何处了！
            当年那些热闹非凡的“壮举”，抗日都是假的，倒蒋才是真的。为的是维护他们自己的武装割据，以阻挠国家统一。无论他们的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都有利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本对此是清醒的，他们的利益需要中国这些所谓“抗日派”从内部破坏中国真正的抗日力量。恰如日本驻国际联盟代表松冈洋右在被顾维钧驳斥得无言以对时，便狂叫中国没有政府，中国的军队只热中于内战。正因为日本需要这类“抗日壮举”，他们才会供应军火、提供军事顾问指导和帮助此类“抗日壮举”。
            1936年7月18日，陈济棠失败下野。桂系立即收缩回广西，并马上将所有日本军事顾问、教官和技术人员悉数驱逐出境。面临粤系彻底垮台，蒋已经从容调集各路兵马其中包括原粤系的余汉谋等集中对付桂系，李、白决定“以破釜沉舟之计，作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打算，抓住抗日救国的旗帜不放，用持久战和蒋介石纠缠到底，即使失败，也是为了抗日救国，虽败犹荣”（参见：《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刘斐：“两广‘六一’事变”）他们确实也这样做了，在广西积极开展抗日、民主等活动，并在归附中央之后以及“七七事变”后，桂系两个月即装备四个军，共48个团开赴抗日前线，居全国之首。并在台儿庄、昆仑关之战中立下不朽功勋，此乃后话。
            老蒋完成对桂系的军事包围后，并未发动攻势。正应了蒋给宋哲元、韩复榘电报所说：“决无丝毫轻启内战之意”（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李、白也呼吁国内所有知名人士调停，冯玉祥奉劝蒋：“我又对蒋说：‘你是不是觉得两广这些将领都是你的帮手，你要把你的帮手和臂膀都打完才去对付仇敌。’蒋说：‘这话很好，我一定不打内仗。’”（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56页）程潜也极力劝蒋，于是蒋于8月10日在广州接见李、白的代表刘斐。蒋说：“我是一定要抗日的，但内里不安，叫我怎么来抗日？国内不统一，不消灭共产党，能抗日吗？”刘答：“你说要安内才能抗日；广西说，你先抗日，则内自然安。如果为了要安内，自己打来打去，只有替日本人造机会，这就是自速灭亡。”蒋说：“我先安内，就是为了准备抗战，要从外交、国防、军事、内政等各方面作充分的准备；否则，轻举妄动，只有自取灭亡”刘说：“只要不自己打自己，只要不是无尽期地准备，而是有限度地来从事抗战准备工作，就好商量了。我可想法劝说广西当局。”蒋认可刘的意见，说：“好！就照你的意见去办吧，看他们还有什么要求？”刘回广西向李、白汇报后，李、白提出六点要求：1，中央承认中日现状为基础，日本再进一步，即实行全面抗战，广西保证出兵抗日；2，收回事变以来调动李、白的成命，另行协调职务；3，补助广西事变以来财政开支及部队复员费用；4，保证复员后，广西保有的员额及费用；5，特派大员来广西和谈，并公开昭示信用；6，和议告成后，李、白通电表示服从中央领导。（参见：《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8月23日刘斐带此六条赴穗，蒋立即接见。当时，蒋的部下一个劲要求打，只有蒋欲和。对上边六条中收回成命一条蒋说：“好，叫我吃亏我是愿意的，我的地位可以吃得起亏，就是对国民失点信用，也没什么。他们是吃不起亏的，为了他们的政治生命，我也不能叫他们吃亏。”对于经费问题，蒋说：“谁教他们造反的？他们既造反，还要给他们钱，那不行！”经刘劝说后，蒋考虑了一下说：“好吧！多少给一点，但不能太多，可以考虑。”并决定派程潜、居正、朱培德三大员赴广西和谈。（参见：《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期间因广西空军发生叛逃投蒋事件，桂系空军司令林伟成等通电告戒李、白“幡然改图”，陈诚即要求蒋下达总攻击令，被蒋拒绝。陈便故意设置障碍，阻挠和谈，但终被排除。程潜等于9月2日携蒋氏亲笔信飞南宁，桂系若干人组织游行请愿，企图气跑程潜等，使和谈失败，也终因蒋已下决心，基本答应李、白所有要求。4日协议达成；6日蒋改派李、白、黄旭初继续职掌广西；14日李、白发表通电表示服从中央；两广事件终于彻底结束。
            于是我们又发现，所谓坚持“攘外必先安内”、专门打内战的蒋介石，却在压制内部那些发动内战的强烈要求。而且，正是他的优势让步，完全满足了桂系的要求，才避免了一场自相残杀的内战。并使原本会骨肉相残的军事力量，成为后来抗日战场上的劲旅！
            而三个月以后发生的“西安事变”，称其为制止内战的事件，实在不知从何说起！
            其实在红军刚到达陕北时，蒋便利用外交手段，企图依靠苏联压中共服从国民政府，以求国家统一。1935年11月，在苏联的王明按照斯大林的旨意，发表了《新形势与新任务》，首次表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并明示要联合蒋介石共同抗日。老蒋得知王明的文章信息，马上于12月下令驻莫斯科武官邓文仪，以他的私人代表和国民党中央代表的双重身份，通过苏联政府及共产国际联系，与王明就国共合作、抗日救国问题进行了谈判。
            同年12月底日本提出广田三原则，此原则之三：“防止赤化，须中日共商一有效之办法。赤化运动发源某国，在中国北部边境一带（中国）有与日本协议防止赤化之必要。”而积极反共的老蒋却未与理会。这至少说明，老蒋的抗日甚于反共。老蒋亲自对苏联大使说：中共红军问题是核心问题，“如果我们能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他的意见是：中共可以公开存在，但不能有自己的军队。“苏联必须利用自己的威望劝说红军承认事实上的政府，那时中国就能抗日了。”
            到和平解决两广事变之后，老蒋已经开始与中共直接进行和平谈判。潘汉年在南京与陈立夫会谈，另一位曾经救助过毛泽东儿子的董牧师，也代表中共与国民党秘密谈判。只是因为在是否保持并壮大军队的问题上谈不拢，蒋便继续征讨，以迫使中共妥协。暗中谈判还是在进行着的，甚至可以说已经接近解决。
            例如毛、周在1936年10月17日便电告朱德、张国焘、彭德怀等：“与南京谈判有急转直下之势，第三次与南京联络之代表十四日回西安，携带国民党条件如下：（一）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二）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与国军同；（三）共产党代表公开参加国民大会；（四）即派人具体谈判。”（参见：《毛泽东军事年谱》，第151页。）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与和平解决两广事变相延续，国、共和谈已经接近成功，毛自己也认为“有急转直下之势”。而国民党的条件与后来实施的国、共合作措施基本无甚差异。那么，又凭什么要把“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归功于“西安事变”呢？
                          “四渡赤水"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有一首歌唱红了大江南北，这就是《长征组歌》，其中马国光演唱的《入云南》中“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几句，更是唱得铿锵有力，回肠荡气，令人过耳不忘，于是，四渡赤水出奇兵的神话就这样伴随着毛主席的光辉，被编成电影电视剧，在全世界广泛传颂。
            然而，根据我手上的资料，当时的毛泽东既不是“四渡赤水”指挥者，更不是提议人，而是坚决的反对者。毛泽东之所以强烈的反对“四渡赤水”，那是因为“四渡赤水”根本就是军事盲动主义的残余。
            大家知道，遵义会议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密谋下，改组了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取消了原红军指挥机构“三人团”。顽固为自己辩护的博古，李德坐了冷板凳。张闻天因其与苏联的关系出任中共新的“总负责”，“而（原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人”（选自《中共党史资料第8册》）。毛泽东只是重新在政治局获得了一个席位。文革中，林彪出逃苏联在蒙古坠机身亡，周恩来心情愉快，口风稍松，在某次会议上透露了一个在长征中发生的小故事：二渡赤水后，多数红军指挥员都同意去攻打“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那个堡垒。只有毛泽东不同意，张闻天这个“明君”开会让大家表决，结果毛是少数，气得毛撂挑子说“我不干了”，而大家的回答是：“不干就不干。”言下之意，不能因为你毛一个人不同意，就否决大家的意见。然而毛是固执的。周恩来后来说：“半夜里，主席提着马灯到了我那里，劝我还是想一想，不要去攻打那个堡垒，我同意了主席的意见，第二天一大早我说服了大家，放弃了那个计划。”这就是著名的“鸭溪会议”。以后，红军三渡赤水，到了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今云南扎西县境内），由周恩来提议，重新组建新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以便机断处理军事行动（用举手表决的形式处理军事，的确是个大笑话），毛才在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中忝陪末座（另二人是周恩来和王稼祥）。这个故事大家耳熟能详，当时的毛泽东并不是后来的英明领袖毛主席，连一个小小的意见都要征求别人的同意才可行，又怎么可能象三国时大权在手的诸葛亮一样，随心所欲的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兵”呢。据说，周恩来很喜欢听《长征组歌》每当有人唱到“战士双脚走天下......”时，都要小声跟着哼唱。如果我们非要说“四渡赤水出奇兵”的话，那也应当是“周总理用兵真如神。”因为整个“四渡赤水”的军事行动，都是周恩来的指挥。
            长征一开始，中央红军有一个预定的目标，就是到湘西去与贺龙任弼时的红二军团会合，然而这一企图很容易就被国民党的智囊猜中，湘江一战，红军钻进了国民党军预设的圈套中，八万六千多红军只剩下两万多人。湘西去不成了，于是开了通道会议，决定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贵州进发。到了贵州的黎平，又在匆忙中开会决定向黔北进军，要“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苏维埃新区”（选自《中共党史资料第8册》。到了遵义一看，地瘠民贫，人口稀少，况且国民党四十万中央军地方军已从四面合围拢来，根本不允许红军有立足的余地。紧张的“遵义会议”又再次决定红军转移，到四川的西北部去与张国涛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壮大力量，以抗拒来自国民党方面的强大军事压力。
            那么，从那条路去四川西北部呢，走弓玄直线距离最近，从遵义到赤水县城，然后渡过赤水河通过四川腹地直达川西北。遵义会议就是这么确定进军路线的，然而事实上却行不通。部队才开到距离赤水县城不足十公里的土坪镇，就遭到国民党川军的顽强阻击。土坪一战，战况惨烈，红一军团主力团一团团长阳新战死。这一仗，根据中共后来的说法，是因为川军郭勋琪旅增援上来了，我军主动脱离战斗的。胜败我们姑且不论，反正不可能从赤水县城过河了。于是退回来改从靠南的二郎滩渡过赤水河。红军渡河以后，国民党川军蜂拥而至。四川军阀刘湘，邓锡侯等人，一是怕红军来了赤化全川，更怕尾随红军追击的蒋介石的中央军乘机进入四川，抢占他们的地盘，重演贵州军阀王家烈被架空解除兵权的惨剧，所以拼命也要把中央红军挡在四川境外。渡过赤水河的红军左冲右撞，奈何敌人兵力太强，冲不过去，只好退回来再渡赤水河，重打天险娄山关，二攻遵义城。二次攻打遵义城时，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中弹身亡，这是长征中牺牲的最高级别的红军指挥员。
            一渡二渡赤水河是军事上的盲动主义，那么三渡赤水河又是不是巧妙的声东击西呢？仍然不是。既然“遵义会议”已经决定要到川西北去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当然要执行，但应从那里渡河呢。从赤水县城渡，锋芒太露，阻力太大，代价太高，于是迂回一下，改从再靠南一些的仁怀城渡河。这是中共“鸭溪会议”的决议。为了保证渡河时的侧翼安全，于是就有了攻不攻打“打鼓新场”之争。毛泽东不同意攻打打鼓新场，根本上说，就是不同意从仁怀三渡赤水。然而此时的毛，还没有军事上的决策权，只能去说服周恩来。打鼓新场一仗在毛的干预下，没有打成，但国民党中央军和滇军已从黔西地区逼近仁怀，红军为了保证侧翼的安全，另在仁怀的鲁班场与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打了一场恶仗。这一仗，惨烈不下于土城战役，三十年后，仁怀县地方政府在此地找到的红军烈士遗体，通过辨别能够确认的就有四百多个（参见《遵义地区文物志》）。三渡赤水，红军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三渡赤水后，红军仍然不能攻入四川，又向南迂回到云南的扎西县，在“鸡鸣三省”这个地方成立了“三人军事领导小组”，至此毛才算正式有了参与军事决策的权利。然而红军迂回的圈子太小，阻力仍然很大，以后红军又只好再回渡赤水河（根据《遵义地区文物志》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三次红军渡河都是搭浮桥，二四次渡河则是用船摆渡，也显得去时准备充分，回时显得仓促。好在冬季的赤水河水浅河窄，渡河不难）。红军四渡赤水河后，已不再迟疑，大军直指南下，红军要绕一个更大的圈子，避开四川腹地迂回到川西北去。这一次，才是毛泽东的路线。不过这个圈子绕得实在太大了，首先遭到了号称是毛泽东的学生的林彪的反对。红军渡过金沙江，到了会理后，林彪写了封信给中央，大意是毛的领导不行了，尽领着部队走弓背而不是走弓玄，冤枉路走得太多，迟早会把部队拖垮。要求毛交出军权，随军主持大计，把红军的指挥权交给彭得怀，自己坚决服从彭的指挥。这封信让毛恨得牙梗痒，当时他斥骂林彪道：“你还是个娃娃，懂得什么，必要的路还是要跑的。”毛对此一直耿耿于怀，58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差点没有说得清，林彪叛逃后，这又成为人们攻击林彪一贯反对毛主席的证据。
            平心而论，在当时的情况下，毛的抉择是对的，如果真按遵义会议的决议，或者说按林彪的主意，走直线，走弓玄，通过四川腹地到川西北，红军不定会在渡长江时，或者在其他什么地方被强大的国民党军队象湘江战役一样包饺子吃了。不过；林彪的话也得到了应验，以后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到陕北时中央红军只剩下七千人。红军没有被拖垮，倒真是个奇迹。
            四渡赤水究竟是不是出奇兵，还可查查老帅们的回忆录，《彭得怀自述》中对四渡赤水只字不提，倒是对娄山关一战记录有加，聂荣臻回忆录中倒是说了。聂作为红一军团政委，又是遵义会议的参加者，算是中央红军高层决策人之一吧，奇怪的是，他当时不知道四渡赤水是出奇兵，过后也不知道，却在解放后听没有参加长征的陈毅说四渡赤水出奇兵是毛主席军事指挥历史上最精彩的一笔。（参见《聂荣臻回忆录》）             结论是：“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是文艺作品在塑造毛泽东的神圣形象时的虚构，它没有任何历史依据。                              聂融臻与林彪在会理会义            会理会义前林彪写信给中央反映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聂融臻与林彪有一些分歧，并进行“劝解”是可能的，但决不可能是象他说的那样与林彪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最大的可能是，聂融臻对林彪大部分意见都持赞成态度，但不同意他要毛泽东让出“前敌指挥”的提议，但他的劝解比较艺术。聂融臻对林彪说“老林啊，虽然意见基本都是对的，你想让老毛主要考虑战略问题，抓大事也很有道理，但要老毛让出“前敌指挥”很容易造成别人的误解。老毛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劝你还是不要提这个事，何必呢？你就省省吧！”但林彪考虑到红军目前最需要解决的是战略问题，尽快下战略决心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是对革命事业有利的事情，老毛现在沉溺与战役指挥不能自拔，迷失了方向，这对大家都没有好处。况且，打一仗就改变一次战略方向，让人耻笑(当然 只能在背后), 对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也没有什么好处。虽然老毛让出“前敌指挥” 可能遭到别人的误解, 但革命事业高于天,   哪里还顾的了那么多.   就执意写信。这也是林彪与聂荣臻分手时，林彪当面对聂说：“我们两人的主要区别是你主要是从组织上考虑问题，我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问题”。（*见聂荣臻回忆）。林彪
            一贯认为，组织原则应该服从政治原则，一切以革命事业为重，不能因为组织原则明知上级错了也不发表意见，那是对革命事业不负责任。话说林彪写好信后觉得聂融臻基本是同意自己意见的，就要聂荣臻签字。聂融臻说：“我劝你还是不要写这个信。如果你一定要寄，我认为以你个人名义比较好  。你年轻，谁不知道你是铁杆的“毛派”？你老兄曾经在老毛遭受排挤的时候支持过他，老毛把你当亲信，不会怀疑你的用心，误解你的可能性不大。可是别人就不一定了，你看老彭现在提意见也很小心，他在老毛倒霉的时候对老毛态度恶劣，现在投鼠忌器，明明有意见也不敢提。我与老毛本来就不熟，如果我跟着你一起写信，恐怕不会有好果子吃的”。林彪想想也有道理，何必为难聂政委呢，于是就把信寄走了。聂融臻的这番劝解，林彪自然没有留下任何不快的印象。在平津战役后，罗融桓身体有病不能随部队南下，林彪自己身体也不太好。林彪在东北党政军一肩挑累的实在吃不消，深知其中的辛苦。现在政委又病了，肯定不能南下，自己现在身体也快垮了，却又一次面临又当司令又当政委的局面。想到过去与聂融臻搭档也很愉快，于是就想请聂融臻回来再给自己当政委，找到了聂融臻。当然，林彪劝说聂融臻也很“艺术”：“罗融桓身体不好肯定不能南下，四野的政委现在是有名无实，我一个人忙不过来，我很怀恋我们过去在一起的时光啊！当初与你搭档很愉快也很和谐，把红一军团搞的不错。现在想请你回来帮兄弟一把，怎么样？”聂融臻说：“与罗融桓搭档不是也搞的很好吗？”林彪说：“是不错，我们在一起也很和谐。你们两个政委都不错，但如果一定要问我更喜欢与哪一个搭档，说实在话，我觉得还是你。这不是我当面奉承你呀。罗政委的性格与我太相似了，甚至比我话还少，更内向，现在刘亚楼也调走了，司令部的气氛沉闷的很，你来肯定气氛会活泼的多。他的身体也确实太差了，工作也  不如你大胆，我的工作量增加了很多，累死我了，哪有与你合作时那么轻松啊。那个时侯我一门心思打仗，许多事情你都做了，现在想想那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啊 "。这一翻话，林彪说的很实在，聂融臻听的很受用。可是聂融臻觉得给林彪当政委去打仗哪有自己在北京又当司令又当政委快活？于是就婉言谢绝了林彪。
            913后，聂融臻在为了显示自己在历史上与林彪进行了斗争（这在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下也好理解），把一些历史上与林彪有分歧事（当然主要是林彪错误他正确的事，至于林正确聂错误的事就不回忆了）故意夸大，其中就有会理会议前林彪写信的事。什么林彪要赶毛泽东下台，他如何激烈批评等。可是，当谈到平津战役后，想起林彪劝聂当政委的一翻话，那分明是敬爱的林总在赞扬聂融臻比罗融桓当政委的作用大、水平高啊。要知道，聂融臻曾经是罗融桓的上级，可是在平津前委中他却排在罗融桓之后，元帅的排名也在罗之后，难免有些不快，林彪那番赞扬聂融臻的话，简直就是在为聂打抱不平么，聂实在太受用了，一高兴怎么也忍不住说了出来（当然意思也有些歪曲）。一不小心，露出了所谓“四次激烈的争吵”其实最多只是一些并没有给林彪留下任何不快印象的鸡毛小事，破绽就这样出来了！                            中国工农红军改编八路军始末            1937年8月下旬，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个半月，平津沦陷，淞沪危急，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传出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集结在陕北地区的数万红军精兵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迅即出师迎敌，开赴华北抗日战场。不久，又传来一个令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的消息：八路军一一五师林彪部在晋西北平型关地区痛击日军精锐坂垣师团，取得了中国全面抗战以来第一个胜仗，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平型关大捷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士气。
            　　其实，红军改编国民革命军一事，早在1937年春国共谈判时就已正式提出。如果不是蒋介石有意刁难，八路军可能在几个月前就改编成了。
            　　中共方面最初提出红军改编方案为四个军、十二个师、三十六个旅、一百多个团，四个军的军长分别为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而国民党只给两个师、八个团；后中共让步为四个师，师长仍为林、贺、刘、徐。
            西安事变后的1937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为代表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等在西安谈判。周恩来等首先提出了中共关于举国联合抗日的五项要求和四点保证。其中，四点保证的第二点便是“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指导”。
            谈判中，双方首次对红军改编问题进行了接触。中共代表提出：红军组成一路军，设总指挥部，配正副总司令，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下辖军、师、旅、团。具体计划编四个军、十二个师、三十六个旅、一百多个团。四个军的军长分别是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贺、刘、徐都是赫赫有名的红军将领，林彪曾任红一军团军团长，贺龙为红二方面军总指挥，刘伯承为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徐向前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
            　　国民党代表、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说，委员长根据抗战需要，再三考虑决定，红军只能编两个师、八个团，师上面不设军，更不设总指挥部，八个团共编一万五千人。两个师直属军委会领导或归西安行营领导。军官配备，除师长由你们派，副师长以下至副排长军官，统统由南京配备。由于双方的编制数额相差太大，根本无法谈拢，双方都表示回去商量商量再说。
            　　第二天，周恩来一开始就说：“昨天，顾主任提出的两个师八个团编制数太少，而且军官的配备也不合情理。我们已向延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作了汇报，为顾全大局，我方同意作出适当让步，由原来的四个军十二个师改为四个师十二个旅二十四个团，共计七万人。四个师的师长仍是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师上面设总指挥部，军官人选由延安选派。”但国民党方面仍然坚持只给两个师的编制，也不同意设总指挥部。双方僵持不下，谈判又陷入僵局。此时，中共代表团再次接到毛泽东指示：谈判不能操之过急，对蒋不能抱有太大的希望，希望越大则失望越多。在谈判中要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只要蒋介石同意改编红军，就是我们的一大胜利。
            周恩来等人也认为，客观形势的发展不允许再回到西安事变前的态度。只要他们同意改编，我们就胜利了。具体编制及兵力问题，今后我们会想办法发展。老是纠缠在编制及兵力数量上也不是办法。拖长了时间，错过了发展时机更不好。
            经过中共方面的一再让步，1937年3月8日，谈判终于达成一致意见：红军编三个师。史称“三八协议”。并决定由周恩来把近一个月的谈判情况与结果写成总结性条文，报送蒋介石审批。共五条，其中第三条内容为：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取消红军名义，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蒋介石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的给养及补充，按国军同等待遇。红军中最精壮者改编为三个国防师，计六个旅十二个团及其直属工、炮、通信、辎重等四万五千人。在三个国防师上设总指挥部。各级人员由自己推选，报南京批准，政训工作人员可由中央派人联络。
            就在“三八协议”草签之际，蒋介石节外生枝，派心腹、“十三太保”之一的贺衷寒前来“指导谈判”。根据蒋介石的最新指示，“三八协议”根本通不过，因为蒋仍坚持只给红军两个师的编制，而且师上面不设总指挥部，两个师的军官全部由南京方面重新安排。这样，谈判再次陷入僵局。周恩来提出要去南京直接与蒋介石面谈。3月20日，周恩来应蒋介石之邀前往杭州与蒋谈判。这次谈判，蒋介石总算作了点妥协，同意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共四万五千人，师以上设总部，各级指挥军官由延安委派，但总司令由蒋委派。
            　　1937年6月，周恩来等再次应邀赴庐山谈判，国民党方面出席会议的有蒋介石、张冲、宋子文、宋美龄等。在谈到红军改编一事时，蒋介石终于给了三个师的番号，即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这三个师的番号原是东北军的，1937年春东北军整编时被蒋介石撤销。
            一波三折，出尔反尔的蒋介石随后又提出不设总指挥部；各师副职由国民政府委派；可以在团以上部队设政训处，负责政治工作，师上面的政训处，由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特务头子康泽任主任；朱德、毛泽东必须离开部队。这实质就是要控制共产党、红军和陕甘宁边区，取消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武装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蒋介石提出的这些无理要求自然遭到了中共代表的坚决反对，周恩来对蒋介石这一方案予以严正驳斥，坚决不同意领袖离开军队，坚持红军改编后由朱德任总指挥，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反对国民党派人到红军部队中任职。但蒋介石予以拒绝。红军改编之事再次搁浅。
            就在周恩来等人在庐山谈判之际，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937年6月25日给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的电报中说：“在宣言发表后，如蒋同意设立总的指挥部，红军即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否则即于‘八一’自行宣布改编，采用国民革命军暂编军、师名义，编三个正规师，共45000人。每师以编至14000人上下为标准。每师仍两旅四团，每团等于过去红军的师，约2700人。其他编师的直属队，总部编3000人，另外地方部队编10000人，保卫队在内。工厂、医院另编。抗日军政大学另行解决，本期毕业后力求继续办一学校。在此编制下编余之老弱、残废、妇女及机关工作人员约三四千，另设法安置。”在多次遭到国民党方面无理刁难之后，中共领导人这回真是忍无可忍了。红军改编是大势所趋，而且宜早不宜迟，如果蒋介石仍无诚意，中共中央准备最迟在1937年8月1日自行宣布红军改编。但不久，形势发生了骤变。
            　　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就红军改编一事迅速达成协议。8月22日，中共洛川会议召开的当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8日，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等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并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7月9日，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徐向前、叶剑英、肖克、左权、徐海东等红军高级将领率全体指战员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等，表示“以抗日救国为职志，枕戈待旦，请缨杀敌”，“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7月14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军以军为单位改组为国民革命军编制，限“十天准备完毕，待命抗日”。令红军将领到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集中，研究讨论红军改编问题，并对红军参战、部队编制等重大问题作了严密细致的部署。14日，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去庐山与国民党继续谈判。由于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利益，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仍企图限制与削弱共产党和人民武装的力量，第二次庐山谈判又是不欢而散。
            在这次国共两党谈判的同时，中共中央即着手对红军改编进行准备工作。7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提出红军立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准备向华北出动，执行对日直接作战的神圣任务。7月22日，在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的红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作了《红军改编的意义和今后的工作》的报告，说明红军改编的意义是为了推动国民党进行全面抗战，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明确指出改编的中心问题，是保障共产党对红军的单一领导，并保留红军固有的特色。8月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和红军总政治部分别作出决定，强调红军改编后必须坚持共产党在部队中的绝对领导，为改编工作指明了方向。广大红军指战员为了早日出师抗日，认真学习政治、时事，掀起练兵热潮。8月6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命令红军集中于陕西省三原、富平、泾阳地区，进行改编和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准备工作。
            在平津沦陷和淞沪方面形势日趋紧张之际，中共中央应国民党邀请，于8月9日派周恩来、朱德和中革军委副总参谋长叶剑英等，飞赴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的国防会议，并就红军改编等问题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8月15日，国民党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表示了“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的决心。8月15日，下达总动员令，并调集精锐部队投入上海方向作战。由于形势的急剧变化，国民党对两党合作抗日的态度转向积极。于是，两党最终就红军改编问题达成了协议。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洛川会议。洛甫、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张浩、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张文彬、肖劲光、林伯渠、徐向前、周建屏、傅钟等22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召开的当天，即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委任了正副总指挥，下辖三个师，每师辖两个旅，每旅辖两个团。每师定员为15000人。自1928年“军事编遣会议”后，国民党军队陆军师有大中小三种编制，即甲种师、乙种师和丙种师。甲种师辖三旅九团，乙种师辖三旅六团，丙种师辖二旅四团。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一般都是甲种师，而其他派系的部队则都是乙种师或丙种师。国民党只给红军三个师的编制，而且是最小的丙种师，千方百计限制红军数量。
            8月25日，洛川会议的最后一天，中革军委发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改为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同时任命了各师的领导干部。当日，朱德、彭德怀等高级将领发表通电，宣布就职，并宣告部队已整编完毕，即将东进杀敌。
            红军改编后，编制级别大大降低，由原来的三个方面军改为三个师，大多数红军干部不得不降级使用，许多高级将领“官降三级”，方面军总指挥当师长，军团长当旅长，军长当团长                   八路军所属三个师的编成和主要领导干部配备如下：             　　第一一五师，由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十五军团和陕南红军第七十四师编成。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肖华。下辖第三四三旅，由红一军团第二、第四师改编，旅长陈光，副旅长周建屏，辖第六八五团、六八六团；第三四四旅，由红十五军团改编，旅长徐海东，辖第六八七团、六八八团；另辖独立团、教导大队、骑兵营、炮兵营、辎重营。全师约15500人。             　　第一二○师，由红二方面军第二军团、第六军团、三十二军和西北红军第二十七军、二十八军，独立第一师、第二师，赤水警卫营及红军总部直属队一部编成。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处主任关向应，副主任甘泗淇。下辖第三五八旅，由红二方面军第二军团和红二十八军合编，旅长张宗逊，副旅长李井泉，辖第七一五团、七一六团；第三五九旅，由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等部合编，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辖第七一七团、七一八团；另辖教导团、特务营、骑兵营、炮兵营、工兵营和辎重营。全师约14000人。             　　第一二九师，由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三十一军和西北红军第二十九军、三十军，独立第一、二、三、四团及第十五军团骑兵团编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副主任宋任穷。下辖第三八五旅，由红四方面军第四军改编，旅长王宏坤，副旅长王维舟，辖第七六九团、七七○团；第三八六旅，由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改编，旅长陈赓，副旅长陈再道，辖第七七一团、七七二团；另辖教导团、特务营、骑兵营、工兵营和辎重营，约13000人。             　　八路军总指挥部及直属部队3000余人。全军约46000人。             除了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外，原本将地方红军10000人编为保安队，高岗为司令，肖劲光为副司令，军饷照给。在国共关于改编红军的谈判中，中共中央一直坚持红军地方部队改编为陕甘宁特区的保安队和民团，人数9000人至9500人。但国民党对陕甘宁特区问题拖而不决，保安队的提议最终被束之高阁。原来打算改编为保安队的陕甘宁地方红军不得不编入八路军编制。
            红军改编后，人数未减，编制级别却大大降低，由原来的三个方面军改为三个师，大多数红军干部不得不降级使用，许多高级将领“官降三级”，方面军总指挥当师长，军团长当旅长，军长当团长。如原红军独立第一师和陕北独立团改编为一二○师特务营，红二十九军改编为一二九师特务营，红三十军改编为一二九师炮兵营，等等。许多方面军领导改任八路军师级干部，如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任一二○师师长，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肖克任一二○师副师长，红二方面军参谋长周士第任一二○师参谋长，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任一二○师政训处(政治部)副主任；许多红军的军团领导改任八路军旅级干部，如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任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红六军团军团长陈伯钧任一二○师三五九旅旅长，红二军团政治委员王震任三五九旅副旅长；更多的红军军、师领导改任八路军团级干部，如红一军团第二师师长杨得志任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团长，红一军团第二师政治委员邓华任六八五团政训处主任，红一军团第四师师长李天佑任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团长，红一军团第四师政治委员杨勇任六八六团副团长，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师长韩先楚任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副团长，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杨成武任一一五师独立团团长，红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任一二○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团长，红六军团参谋长彭绍辉任一二○师教导团团长，红四军第十师师长陈锡联任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团长，等等；许多连、排级干部重新当起了战士。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西安行营代主任蒋鼎文、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等国民党高级将领纷纷电贺八路军朱、彭正副总指挥。李宗仁、白崇禧贺电“望东指之旌旗，赋同仇而御侮，歼朔方之倭寇，复失地以奏功”。蒋鼎文贺电“率部抗敌，壁垒新增。行见马肥苜蓿，壮秋塞之军容；酒熟葡萄，励沙场之斗志。扬我国威，挫彼寇焰，河山还我，指顾可期”。
            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中共中央于8月29日作出决定：在中革军委领导下，成立前方军事委员会分会(简称前方军分会，后改称华北军分会)，由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总政治部主任和三个师的师长、政训处主任共9人组成，即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林彪、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张浩，朱德、彭德怀为正、副书记。在前方军分会领导下，八路军各师成立军政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师的军政工作。一一五师军政委员会由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周昆、肖华组成，林彪为书记；一二○师军政委员会由贺龙、关向应、肖克、甘泗淇、王震组成，贺龙为书记；一二九师军政委员会由刘伯承、张浩、徐向前、陈赓、王宏坤组成，刘伯承为书记。
            　　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按照国民党军队的编制，一度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并将政治部改为政训处，从而降低了政治工作的地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队建设。为了加强对部队政治工作的领导，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政治部主任任弼时于1937年10月24日发布命令：中共中央决定，恢复军队中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独立营和团以上设立政治委员，各师设政治部，旅、团设政治处。聂荣臻、关向应、张浩分别改任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政治委员。旅、团级单位也都任命了政治委员。
            　　红军指战员对“红军改名”和“穿国民党军服”、“戴国民党帽徽”意见最大，红军高级将领带头做思想工作：一二○师师长贺龙说我们是“白皮红心”，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带头戴上了缀有国民党帽徽的军帽。
            　　红军改编，在部队中引起很大震动。许多干部、战士想不通，对改编不理解，尤其是对“红军改名”和“穿国民党军服”、“戴国民党帽徽”意见最大。不能容忍红军的红五星换成“白军”的青天白日十二角星。他们说，过去我们戴着红帽徽为穷人闹翻身，国民党军队打了我们多少年，如今却要摘下红五星，换上他们的帽徽，想不通!有人甚至留条“干地方”去了。在建国后出版的许多将帅回忆录中，都提到了那次“换帽子”，足见此事对红军将士的影响之大。
            　　面对这些问题，朱德、贺龙、刘伯承、罗荣桓、左权等高级将领带头做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9月2日，贺龙在一二○师誓师大会上说：“现在国难当头，为了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我愿带头穿国民政府发的衣服，戴青天白日帽徽，和国民党部队统一番号。这样，看起来我们的外表是白的，但是我们的心却是红的，永远是红的!”
            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到八路军随营学校的各个部队，给官兵们讲换红星的道理：我们取下红星，不是要丢掉它，这里有烈士的鲜血和我们的理想；要往远处看，为了抗日救国，可以把红星保存起来，把它放在心坎里；红星在我们心里，就不会迷失方向。             　9月4日，刘伯承在一二九师师部主持召开了全师连以上干部会议，宣布改编后的部队编制序列及各级干部名单。一名干部忍不住站起来问道：“改编后我们不是成了蒋介石的队伍?”另一个干部也说：“战士们想不通怎么办?”
            　　刘伯承耐心地做着大家的思想工作：“现在大敌当前，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大敌当前之时，我们同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表明了我们党实行国共合作，坚持进行抗日的诚意，这对促成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推动全面抗战，有很重要的意义。大家都要从这个大局出发。部队改编了，只是改了个番号，改了个形式，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没有变，我们的红心没有变。我们名义上叫八路军，但仍是共产党的队伍，蒋介石是指挥不动我们的，这一点没有半点妥协，毛主席和蒋介石已经达成了协议。”“对于现在还没有想通的战士和干部，就要靠在座的同志们去做思想政治工作，但是，在6日前必须把弯子转过来，这一点也毫不含糊，9月6日全师召开誓师大会。”
            　　1937年9月6日，一二九师在陕西省泾阳县石桥镇冒雨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师长刘伯承宣读了对一二九师各旅干部的任命书。
            　　宣布完任命书后，刘伯承将头上的红军帽摘了下来，他缓缓地抚摸了一下红五星，说道：“不管戴什么帽子，不管穿什么衣服，我们的心永远是鲜红的。同志们，我们永远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我们现在穿的是当年大革命时期北伐军穿的衣服，戴的是当年北伐军的帽徽。我们要保持红军的本质，也要发扬北伐军的革命精神，而且要比北伐军更好。同志们，为了救中国，暂时和红军帽告别吧!”说罢，他将缀有国民党党徽的军帽迅速戴在头上，然后发出命令：“下面，我宣布：换帽子!”随着刘伯承一声令下，全师指战员一起戴上了准备好的灰色军帽。换完军帽，刘伯承带领全师13000名官兵宣誓：“我宣誓：为了民族解放，为了国家富强，为了同胞幸福，为了子孙后代，我们一定要抗战到底，把侵略者赶出去!”
            　　誓师大会总指挥、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在当天的日记中激动地写道：“……此时大雨如倾，人人精神焕发，口号震天，没有畏雨者。我们红军永远是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任凭换个什么名义，戴上什么帽子，我们始终为了共产党的光荣而奋斗!”
            　　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全国陆海空军战斗序列，将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部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朱德改任总司令，彭德怀改任副总司令。9月14日，朱德、彭德怀发布八路军改为第十八集团军的通令。但此后仍沿用八路军的番号。
            　　红军改编后，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分别在泾阳县云阳镇、富平县庄里镇、泾阳县石桥镇举行抗日誓师大会，之后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英勇的红25军            1、红25军及其传人39军的历史很不一般。以红25军3000人的红军队伍，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不是宣传的太多了，而是远远没有到位。所谓很一般，明显是把红25军和中央红军比。中央红军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力，但是在某些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特定的地区，中央红军就是一支偏师，起不到主力的作用，虽然很短，但是确实存在，毛和周也承认。
            中央根据地是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是蒋系国军围剿的重点，但是5次围剿的前2次，进攻中央苏区的也主要是湘赣两省地方军阀的部队，后来蒋加大了围剿的力度，中央红军也和四方面军和红25军一样，为保存革命力量，撤离了老根据地。而且，国民党军的中央军与地方军并非强弱的分野，有些地方军还是相当有战斗力的，这在对红军、对日军、对解放军作战都有体现。
            2、红25军和以红25军部队、干部为主组成的红15军团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东征西征，直到西安事变后整编为八路军这段时期，是当时我军的第一主力部队。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并代表张学良）向中共代表周恩来要求调红15军团驻守潼关附近，防止蒋系中央军突袭西安，杨虎城见到徐海东后动情地说：早知道我们今天合作，当初你手下留情，少消灭我几个旅就好了。
            3、红15军团改编为344旅后，一直是八路军总部的战略机动部队，哪里关键，那里危机就往哪里调。扫清晋东北，增援太行，开辟冀南，冀鲁豫。增援苏北，支援山东。没有一支部队像344旅那样大范围调动，在我军两大战略集团（八路军、新四军）和三大根据地（晋察冀、晋冀鲁豫、苏北）之间辗转作战。由于作战地域变动大，作战对象变化大，吃点亏也很正常，最后还不是取得胜利吗？
            4、这支部队带出了解放军不少英雄部队，在各个野战军都是主力、头牌。一野6军16师46团，二野12军34师100团，15军44师130团，149师445团猛虎红八连，149师447团红2连，四野39军115师343团，38军113师338团。红25军的指挥员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不下50人，其含金量远远高于某些方面军。再看看红25军出身的将军们的简历，各个野战军都有，1、2、3、4、华北都不少，这说明红25军这支部队指挥员分布的很散，一方面说明部队经历坎坷，经常需要支援兄弟部队，另一方面说明各个野战军首长都重用，好用。             杨虎城十七路军与红军交战折损情况            1932年10月底，红 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转移，先进入了陕南地区。 11月27日进逼长安，十七路军的17师的 防守部队被击溃，17师警卫团受重创。
            而后红军又翻越秦岭转进汉中，12月27日赵寿山51旅被红军重创，损人千余， 折枪600多支。  （其后红军转向川北，赵寿山派少校参谋武志平与红四方面军签订互不侵犯协定）
            1934年底，西进入陕境的红25军（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部）在洛南三要司 12月28日全歼42师124旅248团的一个营。
            1935年2月，川北的红四方面军发动陕南战役，歼灭刘文伯独立警一旅和49旅的  杨竹荪团共计4个多团，俘4000多人。
            （红25军不知道十七路军与红四方面军的协议，可红四方面军的举动让孙蔚如非常恼火，以后多年不肯和共产党打交道。我方一说是红四方面军为了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的战略牵制行动，一说是张国焘错误路线极左举动所为，破坏了统一战线。）
            1935年1--4月，杨虎城奉蒋介石之命‘围剿’红25军，指挥4个旅共20个团， 有河南40军115旅、湖北44师130旅、陕军126旅、警二旅等。在此次‘围剿’中,   1月31日，126旅252团在柞水县蔡玉窑被红军伏歼，全歼1个营，击溃两个营；    2月5日，进攻兰田县文公岭的126旅251团被红军阻击战击溃两个营；  3月8日，警二旅在洋县石塔寺被红军伏击歼灭，此役旅长张飞生受伤，被红军俘 400、 毙伤200、缴枪500余支；   4月9日警一旅在兰田县九间房被红军围歼，俘旅长张汉民以下1000余人；
            1935年4、5月杨虎城又奉蒋命继续任总指挥组织对红25军的第二次‘围剿’，  蒋 要求3个月内消灭红军。 共有东北军王以哲67军（107师、110师、129师）河南40军（44师、95师） 以及陕军17师51旅、警一旅、警二旅等30多个团参加‘围剿’。
            结果跳出包围圈的红25军于7月1日在山阳县袁家沟口将警一旅全歼，俘旅长 唐嗣桐以下1400人，毙伤300，缴枪1600余支。
            杨虎城在和红军的交手中如此损兵折枪，是他以后不愿意和红军再交战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