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机场吧:纪念抗战胜利65周年：寻找现代中国

今天，我们纪念抗战的胜利，不仅仅是因为先辈们的浴血奋战换来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自由，更是因为：那场艰苦卓绝的抗争催生出了一个现代中国——
一个现代国家的存在，必然包含两方面的要素：实体形式存在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非实体形式存在的文化、心理基础。前者催生国家机器；后者催生国家认同，也就是赋予国家机器以合法性。验之历史，日军侵华，摧毁了前者；全民抗战，则诞育了后者。

1937年8月14日，上海。淞沪会战期间,上海闸北损失最巨，日军共进攻136 次,炮轰48 次,飞机轰炸98 次。经过80余天的狂轰烂炸，破坏之惨状,已无法用笔墨形容。闸北延续至今的“棚户区传统”正是拜日军破坏所赐。

国学大师钱穆。钱穆是抗战时期文化界“民族文化优越论”的代表人物，试图从传统中国寻找现代民主的遗传因子。钱穆认为：民主政治既然在中国古代业已存在,工业化及抗战非常时期就不能成为实现民主政治的障碍。
[上篇]日军侵华：自晚清开始的现代化既定进程被粗暴打断
·经济:数十年现代化积累被摧毁
日本侵华战争摧残了中国的现代化积累。中国的现代化从空间布局上来讲大体上呈现出从沿海港口到腹地呈递减的格局,而抗日战争重大战役的发生正好与此吻合,即主要战事发生在现代化程度较高的沿海沿江地区,这就使中国现代化积累遭受的损失极大。
进而,战争打乱了中国正常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现代化的发展自有其内在的规律,但在战争状态下,现代化的走向便不可能按照通常的经济发展规律运行,由于中国大部分在战前较为发达的地区多处于日军的占领之下,被纳入了日本占领当局“以战养战”的战时轨道;在那些尚未沦陷的地区,不管是工业还是农业都被迫以应对战争的特殊需要为第一要务,整个经济建设完全纳入了服务于抗日的特殊要求,根本谈不上以改善人民生计为目标的现代化建设。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被完全打乱了。…[详细]
·政治：由战前民主体制迅速向战时独裁体制转折
抗战爆发前,国民党无论是对党内的各派系还是对地方实力派总的来说还是以妥协为主,蒋介石个人在国民党内还根本无法达到独裁的地步,国民党也不得不允许地方实力派的存在。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在形式上比以前有了更多的民主,但实际上,因为对日战争本身的需要,集权成为完成抗击日本的必不可少的组织形式。这种战时体制的建立有助于调动全国各方面的力量完成抗日大业,但另一方面,必然也会加大在野政治力量争取政治民主的成本和困难,要一个拥有集权的政党让别的党派分享其政治资源,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几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家里难以想像。…[详细]
·文化：抛却五四传统，高倡“民族文化优越论”
异族入侵时,最要之事就是保住民族精神,复兴民族文化,坚持对外抵抗的不妥协主义即民族主义。在这一背景下,抗战时期中国思想界在重建民族自信心的同时,也多少有意无意地夸大了民族文化的优越性,不同程度地造成文化复古主义的复活。
……这种民族文化优越性的看法,实际上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动,是文化复古主义在抗战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复活。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理论上存在漏洞是事实,然而从历史的观点看,五四对旧文化的冲击是必要的,且基本正确。抗战时期的民族文化优越论不论有多少言之凿凿的借口,但他们试图就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命题提出反命题,显然是不可能的。…[详细]

邹容《革命军》。孙中山曾称赞：“《革命军》一书为推满（反清）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

1943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高倡“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

2009年清明节河南公祭轩辕黄帝活动现场。
[下篇]全民抗战：追寻近代中国转向民族国家的历史线索
·“民族主义救中国”路径由梁启超发端
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提出这一概念的缘由，梁启超说：“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换言之，即“民族主义救中国”。
在梁启超创立中华民族一词之前，中国人基本上没有现代的民族观念。习惯上所说的“华夏”、“汉人”、“唐人”、“炎黄子孙”，乃至外国人将中国称之为“大秦”、“震旦”、“支那”等，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称谓。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集中反映的也是一种相对狭隘的朴素的种族意识。
·由于“排满革命”和近代中西文化的分裂，中国始终未能成为民族国家
辛亥革命的成功并没有将中国带入现代国家——其重要标志就是，中国在脱离传统文化国家的同时，却没能顺利转变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曾总结过辛亥革命成功的两条主要经验：其一是策反新军为“成功革命之重要因素”，其二即为“排满宣传战胜一时之思想者，实为根本之成功”。辛亥革命的“排满”理念，在上层知识分子中间，接近民族主义；而在底层民众当中，既有种族主义的色彩，更夹杂着中国传统政治观当中的“华夷之辨”。这种复杂性，显然无法给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权提供现代民族主义的政治基础。
另一方面，民族国家产生的一个必要条件——民族文化共同体，在辛亥之后，同样未能形成。相反，随着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狂飙，摧毁传统文化与全盘西化一度成为思想界和知识界的主流。这也正是辛亥后的中国无法成为民族国家的另一重要原因。
·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在他国成为福音，在中国则成了灾难
顾颉刚曾指出“第一次欧战以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喊出‘民族自决’的口号，原要使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者的羁绊而得着她们的独立自由。哪知这个口号传到中国，反而成为引进帝国主义者的方便法门。”
“民族自决” 观念传人中国以后，引起了持续的争论，更对中国政局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早在1924年，徐剑缘就曾痛心疾首地说道：“亲俄派要想把外蒙卖给苏俄，不敢明目张胆地说出来，所以找到了一个‘民族自决’的理由以自护”，“此风一开，将来亲日派亦可主张满洲民族自决，亲英派亦可主张西藏民族自决。”…[详细]
·国家陷入分裂危机，塑造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成为救亡图存的最紧要之事
为了应对“民族自决”这一世界政治新潮流对中国产生的巨大负面影响，“中华民族”概念在民国思想界急骤升温。譬如蓝孕欧说：“要谈民族自决就应该以中华民族为单位，换言之就是‘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的一句话”；革命领袖孙中山也开始主张把汉、满、蒙、回、藏五族同化成一个中华民族，组织成一个民族的国家。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随即在“民族自决” 的幌子下成立伪满洲国，“中华民族” 的问题又再次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和担忧。1932年，察哈尔的德王假借“民族自决”的名义宣言内蒙自治。1935年底，“华北自治运动” 展开，傅斯年特别撰文指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1937年，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的团结》一文,主张：“在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在这个民族里的种族,他们的利害荣辱是一致的，离之则兼伤，合之则并茂。” …[详细]
·为抗日救亡转向民族主义：1937年中共中央第一次参加公祭黄帝仪式
1937年4月5日，中共中央派代表林伯渠参加国共两党的公祭黄帝仪式，参加黄帝陵扫墓礼，这在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祭祖。毛泽东亲写祭文，远绍先祖功绩。…[祭文全文]
中共早期带有强烈的莫斯科色彩，高举国际主义旗帜，30年代其最响亮的口号一度是“武装保卫苏联”。此次抗战前夕参与公祭黄帝，意味着中共在救亡图存的关键时刻，将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结合到了一起，或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43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高调论述《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展》
蒋开篇即称：我中华民族建国于亚洲大陆，已经有五千年之久了。蒋介石主张“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 ，汉满蒙回藏五族不是“民族” ，而是“宗族” 。…[《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展》全文]
至此，伴随着全民抗战的展开，“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浮沉之后，终于走向了民间，获得了民众广泛的认可，成为所有国人的重要精神坐标——尽管围绕这一概念的学术争论迄今都未曾停止过。
（1）按照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卞修跃博士在2005年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说法,日军侵华给中国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高达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高达5000亿美元，明显推迟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展。抗战之前江浙等沿海地区一度成型的现代金融信贷体系，也在战争爆发之后近乎被摧毁殆尽。战后，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经济结构，都经历了漫长的恢复期。
（2）战争对资源调配的高效率的客观需求将当时的执政者国民政府迅速推向了独裁。战前一度相对宽松的民主环境，在战后始终难以回复。
（3）抗战将中国刺激成了一个全新的现代民族国家。自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概念以来，民族主义作为拯救国家危亡的一种路径，一直受到中国知识界的青睐；但在学术层面却始终未能达成共识，更遑论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推广给全国民众。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后，形势才出现彻底扭转，“中华民族”终于成为全民共同认可的精神坐标。这一精神坐标，迄今仍是构成中国当代国家认同的核心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