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音双子专辑图片: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的尴尬人生

　　陈独秀的来信

　　1920年的夏天，武汉热得透不过气来。

　　毕业于湖北第一师范、当时担任《大汉报》、《汉口新闻报》外勤记者的包惠僧白天在武汉三镇奔走采访，晚上就寄宿在武汉金家客栈。他发觉，武汉城正是这个小旅馆的扩大版，“武汉是罪恶的深渊，是一座腐化堕落、龌龊不堪的城市”。再放眼远望，整个国家和社会亦无“清平之所”，“所看到的是帝国主义的飞扬跋扈，封建军阀的残忍狠毒，所听到的是劳苦大众的痛苦呻吟”。

　　就在这个夏末，从上海归来的老同盟会成员刘伯垂敲开包惠僧的房门，交给包惠僧一封陈独秀的来信。陈独秀希望他联系一些人，在武汉创建共产党组织。

　　陈独秀的来信源于几个月前两人的一次会面。

　　1920年2月，陈独秀到武汉参加文华大学毕业典礼，包惠僧带着“崇敬”的心情，前往采访这位仰慕已久的学者。在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包惠僧像学生一样，请教了他所有感兴趣的话题：五四运动、婚姻自由、汉学知识等。陈独秀则如同老师，给他一一指点。

　　事实上，包惠僧在收到陈独秀来信之前，武汉教员陈潭秋、董必武就已开始建党。陈潭秋曾与包惠僧同住在金家客栈，没事时帮包惠僧写稿子。包惠僧思想激进，对陈无话不说，但陈潭秋却从未透露过自己的活动。

　　这与包惠僧性格有关。包惠僧“对人处事全凭热情”、“感情用事”。他读黛玉《葬花吟》会读到落泪；而遇到看不惯的事，又会跳将起来，大发雷霆。包惠僧小时候因为看不惯当地土豪劣绅的恶行，曾在他家乡黄冈县包家畈大闹乡里。

　　为此，陈潭秋常称他为“暴徒”，认为他太过急躁冲动。当时共产党是秘密组织，陈格外谨慎。

　　这年8月，包惠僧与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抚院街97号成立了武汉共产党临时支部。由于其他人都有固定工作，包惠僧的职业则方便四处活动，因而被选为小组书记。

　　他曾与毛泽东相处甚密

　　1921年1月，包惠僧由武汉到上海，准备赴苏联学习。到上海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李汉俊留他在上海工作，请包惠僧任共产党教育委员会主任，负责选派优秀青年赴莫斯科留学的工作。4月份，上海党组织挑选了刘少奇、萧劲光等一批青年，由上海坐船到海参崴，再坐火车经西伯利亚去莫斯科留学。

　　同年5月，包惠僧到广州向陈独秀汇报工作，并与其一起参加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活动。

　　7月，包惠僧作为陈独秀的代表前往上海参加中共“一大”。参加会议的还有陈公博、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张国焘、刘仁静、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周佛海，以及第三国际代表马林、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一共15人。在这次会上，中共正式宣告成立，身在广州的陈独秀被选为中共总书记。

　　在此次会议上，包惠僧和毛泽东地位相同，表现各异。27岁的包惠僧发言活跃，28岁的毛泽东则沉默寡言。

　　1922年春，包惠僧同毛泽东在武昌会晤，相处甚密。毛泽东当时遭湖南警方通缉，逃难到武汉后，就住在包惠僧的办公室。他们同住了十余天，朝夕相处十分融洽，工作之余，包惠僧陪同毛泽东游览逛街，包惠僧还请毛泽东下馆子吃饭，给当穷教书匠的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

　　消极脱党

　　1924年，国共两党实现第一次合作，包惠僧南下广州，临时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等职。中山舰事件后，包惠僧的二十师党代表职务被解除。不久，他参加周恩来办的训练班，任政治教官。

　　训练班结束后，中共中央派包惠僧去莫斯科学习，包惠僧向中央要求让妻子夏松云同去，中央没有答应他的要求。包惠僧认为是“张国焘小组织”害了他，使他连同陈独秀见面的机会都没有。

　　北伐军占领武汉后，经周恩来介绍，由当时主持武汉工作的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委派包惠僧筹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1927年1月，包惠僧受邓演达的指派，离开武汉黄埔军校，出任独立十四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该师师长即是夏斗寅。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夏斗寅擅自将部队移防沙市，川军杨森部马上占领了宜昌，严重威胁武汉安全。党中央派包惠僧去做夏斗寅工作。谁知夏斗寅不但不听劝阻，反而投靠了蒋介石。为此，包惠僧险些被开除党籍，最后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他从此变得悲观消沉起来。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制造针对中共的大屠杀，包惠僧奉周恩来之命到达南昌。    ．

　　南昌起义后，包惠僧奉命暂时在南昌潜伏下来。周恩来在南下前给包惠僧写了封介绍信，让他去武昌找党组织。包惠僧在南昌目睹了一次次的屠杀，他“没有勇气再去找党组织，先后在黄冈、高邮躲了一阵，不久去了上海”。“由悲观而失望，由失望而消沉”，当时，他看不到共产党在中国的前途，不久就脱离了共产党。

　　为了生活，包惠僧在上海帮人办过杂志，后到国民党湖北省主席何成睿幕下任参议。1931年，借助曾与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共过事的关系，任蒋介石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的参议。“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任命包惠僧为军委会秘书，兼任中央军校政治教官。

　　因为包惠僧过去曾经是共产党员，所以国民党并不信任他。包惠僧在国民革命军内官阶为中将，也算高级将领，但没有什么实权，只担当幕僚的角色。

　　1936年，包惠僧由军界退役，转任文官，先任内政部参事，后任内政部户政司司长。1947年改任内政部人口局局长。

　　1948年国共内战激烈，局势急转直下，国民党政府从南京撤往广州，包惠僧见势不妙，申请遣散，带着家眷逃到澳门避难。

　　拍电报向周恩来求助

　　1949年10月，收音机里传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的声音，报纸上登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的照片，包惠僧百感交集，彻夜难眠。

　　28年前和包惠僧一起创建共产主义小组和共产党的朋友、同事、部下，居然成为新中国的主席、副主席，总理、部长……而自己眼下栖身澳门，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而他从内地带来的钱不多，坐吃山空，没多久便捉襟见肘，整天为全家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操心，惶惶不可终日。

　　包惠僧左思右想，最后决定给周恩来发电报求助。周恩来接到电报后，派人将包惠僧全家接回内地。

　　包回到内地后，他先被安排做内务部参事，后任国务院参事。周恩来、董必武看在是老朋友面上，还请他吃饭叙旧，可包一直有自卑感，甚至不敢提笔写作，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直到1957年才用“栖梧老人”笔名发表回忆文章。

　　1966年“文革”爆发，包惠僧受到很大冲击。“造反派”不仅贴了他的大字报，还用拐棍将他的头打了一顿，吓得他连夜将珍藏40多年陈独秀写给他的100多封亲笔信塞进炉中焚烧。

　　自1920年以来，包惠僧40年中走遍全国各地，历经变幻沧桑，他始终把保留下来的陈独秀的信带在身边，并精心装裱好作为传家之宝，没想到“文革”之初竟毁于一旦。陈独秀的墨宝传世不多，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在目前的国际文物市场上，陈独秀的100多封亲笔信，至少值100万美元。

　　1979年7月2日，85岁高龄的包惠僧黯然辞世。3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包惠僧回忆录》一书，全书有32.8万字，是珍贵的党史研究资料。

　　（据《党史纵横》、《新京报》 吕丽妮 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