胳膊锁脖子的方法图解:“非法集资”不非法

银行体系满足不了市场需求，50%中小企业外部融资来自民间
做生意肯定得有本钱，本不足，就要借钱。但在以国有银行为基础、有严格拍照限制的中国大陆金融体系，想借钱可不是简单的事。尤其是想做点小生意的人，贷款就更不容易了。“非法集资”的出现，本质上是中国银行体系和市场需求之间差距巨大所致。当“正规渠道”不好使的时候，民间资金自然“上位”。
央行曾经推算，2007年前后民间融资规模达到了9500亿元之巨，占到当年GDP的6.96%。另有一组2010年的统计显示，中国中小企业的外部融资中，民间金融所占比重已达到50%之多，融资量达到1万亿。无论你如何定义民间融资行为，富有弹性的民间资本不仅充分满足中小企业“短、频、急”的资金需求，实际上也已成为中国金融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详细]
2003年，全国300多万户私营企业获得银行信贷支持的只占10％。
民间融资合法化难，“地下钱庄”30年仍未见天日
民间融资日渐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民间借贷个人或机构因“非法集资”被判刑：2005年至2010年6月，中国非法集资类案件超过1万起，涉案金额超千亿；如今仍以每年约2000起、集资额200亿的规模迅速增加；2009年底，时年28岁的浙江“女富豪”吴英因非法集资7.7亿被判死，至今让人闻风丧胆。
近几年来，“非法集资”可谓遭遇了连续高压打击。但另一方面，自改革开放就备受期望的“地下钱庄阳光化”、打破信贷市场的银行垄断局面，现在看来还遥遥无期。2008年初，一份由央行起草的《放贷人条例》草案曾掀起过一阵不少的讨论，该条例若获通过，则意味着“民间借贷”将得以在国家立法层面被确认，自然人或机构放贷也将有明确身份、不再偷偷摸摸。但这个条例最终搁浅，并且至今看不到任何进展迹象。 [详细]
2000年之后，国有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造，一向被认为运营成本高且盈利性较差的乡镇市场被大面积放弃。
 
中小企业创业资本奇缺，“非法集资”曾是“民营之光”
现在，让我们再看看浙江一带，这里无疑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民营经济最有活力的地方，引来从学界到政界都共同总结所谓“温州模式”、“浙江模式”。他们乐于把浙江人定义为“胆子大、敢试错、路子野”，能精准把握从煤矿到地产各类投资。然而，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忽略了顶着政策风险的、高效的“非法集资”，所有对浙江人的赞誉都是“雾里看花”。
早在上世纪90年代的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出现之前，个人信贷几乎是浙江中小民营企业的资金来源。1978年到1986年，温州地区融资方式创新最为活跃，在大家都缺少原始资金的情况下，资金“互助会”、“抬会”成为个人融资最有效的渠道。然而，个人信贷得以开花结果的重要制度原因，其实是金融资源严重倾斜，让温州、台州等比较偏远的地方既争取不到银行贷款、又争取不来外商投资。改革开放后，温台地区的居民向自力更生办厂，无非靠个人积累和民间信贷——如果按现在某些因“未如期归还投资款项”被判刑的案例看，当时的行为就是“非法集资”。 [详细]
知名的“会主”、浙江农村妇女郑乐芬，1991年因“投机倒把罪”被判死刑。她曾经在1年内发展了427人入会，收入会款6200万元、支付会员会款6010万元，收支差额不足两百万元。
血缘关系提供信用基础，“非法集资”效率高、口碑好
实际上，对于个人信贷，当地政府不是没有过打压。但无论何种原因，这套民间金融系统却始终维持下来了。现在依然活跃在浙江地区的小额贷款公司，其实也就是早期个人信贷的“马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和国有银行相比，早期的个人信贷不仅效率非常之高，而且由于有人际关系约束，信用还非常健康。据历史记录，当时高达70%的中小企业融资都来自民间借贷，从银行获得的融资不到5%。正如社会学家费孝通指出，血缘、乡缘甚至同学朋友，是浙江一带儒家传统下的社会最信得过的关系网络。“圈子”的规则以及个人在这个“圈子”里的口碑，就是个人信贷最主要的信用基础：一方面乡亲间借钱来得爽快，另一方面你要是不按时还债就会被逐出“圈子”。 [详细]
 
只要正常融资渠道不可多得，“非法集资”就难以阻挡
虽然活力四射的民间融资确实对民营企业崛起有不少贡献，但里头当然也有诈骗和拖欠款项等不靠谱的成分。最狼狈的应该是曾风靡一时的温州“抬会”了。所谓“抬会”，是乡民们汇集个人闲散资金办起来的个人放贷机构，光是在小小的温州乐清县，规模10万以上的大中小“会主”就多达1589人。“抬会会主”就像财神一样支持私人企业的发展，直到1986年春天资金链出现大面积断裂，乡亲个人信用保证也没能挡住讨债者，“抬会”就土崩瓦解。为“平息民愤”，这场大规模的“抬会”倒闭还导致不少知名“会主”被判刑甚至判死。
正如前面所说到，在民营资本萌芽很早的浙江一带，很多小一点的县市几乎是贷不到款的，银行不允许对私人企业发放贷款，私营钱庄又被严令遏止。是金融系统的低效而不是人们的贪财，催生了“抬会”等民间信贷组织，而后才有了形形色色的非法集资犯罪。“提心吊胆地挣钱”，成了一代民营企业家的写照。时至今日，同样的故事仍不时发生，只不过名词换成了更为时髦的私募基金：经过个人私下协商，集资以个人账户替大家炒股，平安无事能挣钱的话就是“私募”，不幸有人携款逃、分账不透明时就成了“非法集资”。 [详细]
1999年初，蒙牛集团创始人牛根生在呼和浩特请亲朋好友、上游合作商以几元一股的价格投资蒙牛原始股，2个月就募集了1400万现金。这种行为现在叫做“私募”，当时，稍有不慎就是非法集资。
金融垄断不打破，打击非法集资只是隔靴搔痒
“抬会”也好、私募基金也好，如果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和政策的“正名”，民间金融就永远有堵不上的违法漏洞。但是，尽管法律规定年年收窄、政策风险年年加大，合法违法的民间集资几乎从未间断。原因很简单，尽管民间信贷（尤其是高利贷）可能“有损社会秩序”，但向合法金融机构贷款要不太难、要不不划算。
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裴显鼎称，出台司法解释的目的是“依法打击非法集资”和“鼓励、支持合法融资”——对于司法机构来说，前者也许力所能及；要完成后者，则仍需攻破金融资源垄断这座“大山”。在美国，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开银行，全美有8000多家商业银行，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小银行，特定为一座城市甚至一个社区服务；在中国为数不多（150家上下）的商业银行里，绝大部分为国营背景。只要金融资源仍不够开放，民间金融就不可能消失。打击非法集资，与其靠扑掉“烧不旺的火”，不如多开几个“好灶子”。[详细]
2003年，河北徐水县农民企业家孙大午因为在附近村庄搞“金融互助社”被捕，罪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如果面前有阳光大道，没有人会愿意走阴森小路。如果有足够多的合法融资选择，没有人会愿意去冒“非法集资”的险。“非法集资”本不非法，它甚至在金融不自由、不开放的年代，为许多希望致富的人打开大门。如今，要让更多人选择“大道”而非“小道”，就要让更多的人有路可走──或者更实际地说，把更多的“小道”变成“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