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斯瓦纳 fe250:戴笠传２０

第二十章"劫搜"之先兵

1．未雨绸缪

1945年初，军统经济专家邓葆光通过对日本经济的深入研究，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判断，认为日本人对这场战争将支撑不到1945年底。

戴笠对邓葆光的这个大胆论断也是赞赏的，他相信如果没有钢铁、没有石油、没有橡胶、没有粮食、没有棉纱、没有大批战略物资等等，是无法维持一场高消耗的现代战争的。

问题是，推断日军将在1945年之内被打败，戴笠却不敢以此上报蒋介石，万一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多年来，戴笠对付蒋介石的"秘密武器和"成功之道"就是"留一手"，任何话都不可说得太满，任何事也不可做得太满，凡事进则易，退则难；放则易，收则难；特别是在蒋这样喜怒无常的校长面前，宁可做到说不犁，不可说到做不到。

于是，戴笠的方针是立即进行周密计划，抢先一步做好各种接收的准备，迎接抗战胜利的到来。

然而，形势的发展很快证实了邓葆光的判断：

4月，希特勒自杀，苏军攻克柏林；

5月，德国无条件投降；

6月，美军攻克冲绳，日本本土的最后一个堡垒失守，"太阳之国"的国土，已完全暴露在盟军的火力打击之下。

与此同时，美英苏正在积极筹备波茨坦会议，斯大林元帅应美国政府的要求，按雅尔塔会议协定，正在积极向东线增兵，准备参加对日作战。

形势的发展，既出乎戴笠的意料，又使他感到振奋不已。他觉得形势已到了关键时期，此时一步走错，必给全局带来被动，最要紧的就是要把握时机，捷足先登，抢先一步进入南京、上海等中心大城市接收，掌握胜利接收的主动权，为自己在战后的发展打下基础。

戴笠所以选择东南沿海地区作为自己接收的重点过一番深思熟虑的。

一是京、沪、杭一带是抗战前国民党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蒋介石、戴笠当初的发迹之地，失去了对京、沪、杭的控制，不但国民党的还都计划顿成泡影，而且没有江浙财团的支持，也将从根本上动摇国民党统治的根基。

二是中共领导的新四罕等人民武装力量，在东南沿海地区有强大的势力，如何保证在中央军没有到达前，不致使华东地区的中心大城市落入共产党之手，这也是蒋介石最为关心的问题，戴笠认为必须由自己亲临东南地区指挥，才能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三是京、沪、杭也是汪伪政权统治的中心，掌握控制了京、沪、杭等大城市，也就是控制了沦陷区的大局，不致在接收过程中酿成大的动荡和祸事。

四是汪伪政府的许多大汉奸，都有与戴笠直接建立的关系，军统的忠义救国军、各级潜伏组织，更是需要自己亲自前往调度，才能发挥最大作用。

五是此行将邀请梅乐斯、杜月笙一同前往，目的是借用美军在东南地区以及杜月笙在上海的力量，控制稳定东南地区的接收局面，不让异党异军插手。

戴笠将自己的计划向蒋报告后，很快得到蒋的批准，于是立即指示军统有关方面抓紧时机进行准备，并决定于6月下旬出发。为了随时委任汉奸伪军帮助接收时的职务，仅军委会的空白委任令就达100多张，盖有军统局关防的公文纸达500多张，随同前往东南接收的人员和警卫达100余人，并有负责人事工作的大特务龚仙舫随行，一行共分乘大小汽车10余辆。

此次赴东南地区接收，因有梅乐斯、杜月笙同行，故戴笠在行前，反复与梅乐斯，杜月笙洽商有关合作事项。为了进一步取得美国政界对戴笠在战后主持海军工作的支持，戴笠根据梅乐斯的建议，邀请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到中美所重庆特警班讲话。

重庆特警班是中美双方在第二次合作中正式提出的，成立于1944年秋，学生是从军统东南，兰州、息烽、重庆等特训班在训的特务学生中挑选出来的。第一期学生800多人，美国教官就达50人，该班是中美所所办训练班中花费人力、物力最大、训练设备最先进、完善，时间最久的一个训练班。戴笠和梅乐斯商定，一旦抗战胜利，就将这批学生迅速分配到全国各地大城市的警察局和稽查处去工作，以加强、巩固国民党的特务统治。

赫尔利到重庆特警班后，先举行检阅仪式，然后即发表讲话。大意是"中美两国是并肩对日作战的盟国。戴将军与我国情报合作，在对日作战上，是很有贡献的。现在我们的共同敌人--日本 帝国主义快要被盟国军队打垮了，贵国将来战后的主要工作是：恢复战时创伤，从事经济建设和修明内政的问题。我国愿意在打垮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帮助贵国恢复和建设?至于修明内政问题，必须有统一的政令和良好的法制与警察制度，我国也愿意尽可能地帮助贵国办理。你们将来都是执行法制的警务人才，是贵国的栋梁；希望你们努力学习，以便将来负起建国的重大任务。"

赫尔利在检阅和讲话后，由戴笠和梅乐斯等陪同到重庆特警班和中美昕各部门视察。晚间，戴笠在新落成不久的特警班大礼堂设盛宴招待赫尔利。席间，戴笠极力感谢赫尔利对军统的支持，赫尔利则赞扬戴对中美情报合作的贡献。

戴笠与杜月笙具体谋划如何动员上海的帮会力量，帮助维持I战后上海的治霉秩序，设法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南京以及对伪军的联络问题。戴为此还请求蒋召见杜月笙，对杜表示嘉勉。

蒋介石接见杜月笙时，发现杜的气喘病很严重，就劝杜说："你先派几个得力人员随雨农去东南布置，自己等秋凉后再去。"

杜月笙回答说："这是老毛病了，不会碍事的。"

实际上，杜不愿错过这个机会，愿意和戴一起冒盛夏酷暑，长途跋涉去东南坐等胜利，以便抢先进入上海。

蒋见如此，只好答应了他的要求。说："那就去吧，路上多加保重。"

杜在临出发前，因想到马上将回到上海，精神振作，气喘病也好多了。当时，跟随杜在重庆的徒子徒孙如顾嘉棠、陆京士、叶焯山、杨志雄、医生庞京周、秘书胡叙五等10余人也一起随杜返回东南。

戴笠在临行前，召集军统局处长以上大特务开会，布置出发后的军统各项工作。他在会上一再强调说：

"我们将来的敌人，比日本人更难对付，你们切不可掉以轻心。"

并向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交代说："日本人一投降，中美所就会宣告结束。你一定要赶快运一些军火器材去东南。现在，你就立即派人将现有的一些弹药物资运往安徽，那里的忠义救国军等部队需要补充。"

沈醉回答："明白，马上动手。"

在临行前的早餐会上，戴笠神情亢奋地再次对送行的大特务们说："校长对东南沿海大城市的接收极为重视，对那里的局势也极为担忧。这次我们一定要抢在一切人之前，首先进入上海、南京，东南半壁江山将是军统的天下。不辜负校长的一片期望。"本来，戴笠是约定与梅乐斯、杜月笙一起，在6月25日从重庆动身的。正在此时，传来了周佛海母亲在贵阳医院病逝的消息。戴笠是很会利用机会的，他暗忖此次到东南接收，正要充分利用周佛海的力量作为跳板，此时周母去世，何不演一场戏给周佛海看看，也算是送给他一份见面礼。

于是，戴笠吩咐部下随杜月笙从陆路按原计划赶到贵阳会合。他一方面先行乘飞机到贵阳为周母主持办理丧礼，一方面指令军统局将周母在贵阳医院病逝的消息及自己专程去贵阳代其当孝子治丧的情况发电报告诉周佛海。

戴赶到贵阳后，当即替周佛海披麻戴孝三叩首，然后为周母守灵、安葬、治丧，造墓立碑，并把一套照片派人寄给周佛海。

周接到戴笠的电报后，一方面对蒋、戴异常感激，更坚定了报效之心，一方面向陈公博辞职守灵，在玉佛寺大做道场，登报开吊，极尽奢华之能事。

6月27日，梅乐斯、杜月笙分别到贵阳，与戴笠会合，改乘美国军用飞机到达湖南芷江。经芷江再转福建建阳。在建阳期间，戴笠、梅乐斯先后视察了中美所东南办事处和东南训练班，分别召集东南办事处特务及东训班师生讲话，要求大家随时作好接收准备，抢先一步控制好东南沿海各大城市。

离开建阳，戴、梅、杜一行乘汽车又转到江西上饶，与顾祝同进一步密商。顾祝同原以为上海、南京离第三战区最近，蒋介石一定会把接收上海、南京的任务交给他。加之杜月笙和戴笠一起先行到东南沿海准备接收，顾又以为蒋一定会把上海的接收工作交给杜主持，于是对戴、梅、杜的到来极表欢迎，并先后与戴、杜等密谋了两天如何将第三战区的部队与忠义救国军以及上海的帮会力量结合起来，阻止新四军进入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做好东南地区的接收工作。谁知胜利后，顾祝同、杜月笙的目的都没有实现，这是出乎他们意料的，只有戴笠早有预谋．心中已有底牌。

从上饶出发，戴、梅、杜一行浩浩荡荡地到达安徽皖南雄村训练基地。在雄村，戴笠先后召集训练班师生和附近的忠义救国军干部到雄村开会，发表讲话。因忠义救国军中很多人是上海帮会分子，故戴笠讲完后，非要请杜月笙讲话。杜每次讲话很简单，不外是勉励官兵早日打回上海老家等等。从雄村出来，戴笠一行开始去此行最后一站淳安视察。

2．潜行浙西

淳安，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小镇，位于新安江畔的浙西大山中。一条弯弯曲曲的青石板铺成的小街从新安江边一直伸向镇内。在小街两旁，一家接一家的酒家、茶馆、杂货店、货栈、旅馆，妓院等，形成了一个畸形的战时繁荣。这个由"通济公司"用走私物资喂饱的小镇现在成了军统局和中美所准备接收东南沿海地区的前线指挥部。

戴笠、梅乐斯、杜月笙一行于1945年7月上旬到达这里扎下大本营，开始布置接收工作。

戴笠第一项工作就是沟通与南京的周佛海、程克祥、周镐，上海的唐生明、沪二区的陈祖康，苏州的任援道等军统潜伏人员和汪伪汉奸大头目的联系，掌握南京、上海方面的情况。

当时，日本战败已成定局。汪伪集团内部已是阴沉沉的一片末日景象，汉奸们在大厦将倾之际，一个个竞像过着腐朽糜烂、醉生梦死的生活。一些手上有点实力的伪军将领通过各种渠道与重庆挂钩，没有实力的汉奸则拼命敛财，准备出逃，形势真有一夕数惊之感。

戴笠指示军统潜伏人员，要他们相机转告一些汉奸头目，指示他们帮助军统做好接收工作，在关键时刻立功赎罪，对其过去的汉奸行为可以既往不咎等等。

这在戴笠，虽然是出于权宜之计的一时利用，但是对许多汉奸大头目来说，却不啻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方面可以使他们不致顽抗或溃散，并帮助维持社会秩序，阻止中共武装的接收，另一方面则防止他们倒向共产党和新四军。以大汉奸周佛海、陈公博来说，当时都曾有过狡兔三窟的念头，暗中派人与新四军方面进行联系，试探条件，但周佛海后来一心投靠重庆，这与戴笠的欺骗利用不无关系。

戴笠在淳安期间的第二件工作，就是不断召见忠义救国军温台区指挥官郭履洲、京沪区指挥官阮清源、忠救军调查室主任刘方雄、中美所前进指挥所指挥官毛森等大特务汇报情况，研究工作，调整部署。

戴笠的接收计划是：一旦日军宣布投降，以就地反正的伪军和汉奸为第一批"接收"人员，指令他们就地维持社会治安；随后，忠义救国军是第二批接收人员，必须在3日内赶到南京、上海，接替伪军的重要防卫地区，其速度一定要抢在新四军之前；然后，中央军的大部队是第三批接收人员。

基于这一考虑，戴笠指令忠义救国军的各总队都必须梯次向前移动，尽可能地靠近京、沪、杭地区，随时准备进入南京、上海进行接收，并指令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马志超，将忠救军总部由安徽广德向前移动到浙江余杭县，这里处于京、沪、杭、甬铁道线上，西距杭州仅咫尺之地，东去上海、南京也是指日可达。作这样的部署，可见戴笠志在必得的迫切心情和决心。

在作以上部署的同时，戴笠还通过杜月笙在上海的徒弟万墨林、徐采丞建立的秘密通道，把军统在上海的重要骨干分批召来淳安汇报情况，为日军投降接管京、沪、杭的工作预作部署。按照戴笠的初步计划，日军一旦宣布投降，首先在上海成立军委会上海行动总队，由周佛海任总队长，在总队之下，分别成立上海、南京和杭州3个地区指挥部，分别负责该地区的接收和社会治安秩序。戴笠把这个计划向有关军统特务传达布置后，即令他们迅速返回贯彻落实。

戴笠、梅乐斯、杜月笙在淳安的活动，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对有关忠救军方面的活动，戴笠大都与梅乐斯、杜月笙一起商量安排。对部署与指示军统在京、沪、杭潜伏人员的活动，联络汪伪大汉奸周佛海、丁默邮及指挥布置伪罕将领如何阻止新四军新等中共武装进入上海、南京的活动，由戴笠单独进行，杜月笙则从旁予以协助，通过自己的渠道提供京、沪、杭地区敌伪方面的重要情报。杜月笙在淳安的活动主要是按戴笠的分工，部署如何在经济、金融方面接收上海的问题。

梅乐斯在淳安期问，主要视察和部署中美所各特务武装的活动，继续接应美军从东海沿海登陆的问题。

在浙西视察期间，戴笠最关心的主要还是日军什么时间投降的问题。到淳安1个月来，戴笠每时每刻都在关注国际形势的发展，预测日军可能投降的最后期限，但是日军似乎出奇地顽强，一部分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叫嚣即使盟军打进日本也在所不惜。戴笠的急性子似乎耐不住了，他甚至想先回到重庆再说。也就在这时，形势急转直下，早已穷途末路的日本法西斯终于顶不住了，发表了无条件投降的声明。

3．利用周佛海

1945年8月9日，戴笠从昌化县河桥镇到达浙西行署汤家湾视察。

8月10日戴笠从广播里收听到了日本政府关于在维护天皇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条件下接受美、英、中、苏联合签署的《波茨坦公告》，向反法西斯同盟国投降的公告。

8月11日，同盟国照会日本政府，重申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的立场。

8月14日，日本政府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无条件投降。

8月15日中午12时正，日本天皇裕仁在电台里亲自广播投降诏书。

历时8年的中国抗战，终于胜利了。此时此刻的戴笠，头脑中萦绕的已远不仅是这些方面。他想到八年抗战以来，军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他本人地位和声誉的巨大提高，他想到抗战胜利后将入主海军总司令部，以及把军统改造成政党的宏图大略，他想到胜利后将与电影皇后胡蝶正式成婚，这将是国内外最令人瞩目的一对婚姻等等。

戴笠是很现实的，在经过一番激动的狂想之后，戴笠很快回到。此行面临的艰巨任务上来。他明白，形势已到了刻不容缓的紧急关头，必须立即赶回淳安布置对上海、南京的接收工作。

在淳安，戴笠发出了最初的几项接收指令：

(1)电令忠义救国军调查室主任刘方雄，以他的私人代表身份，立即从忠救军余杭总部前线，经杭州去上海，找日军总部参谋长今井武夫进行接触，向日军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传达受降事宜；

(2)急电重庆局本部代理主任秘书毛人风，通知局本部华东实验区区长王一心，经济研究室副主任、经济科科长邓葆光、军统别动军参谋长尚望3位军统少将即刻乘飞机到福建建阳，再转搭军统运输大队的车辆到淳安听候使用。

这3员大将是早就准备好接收大上海的一着要棋。他要这3人组成军统先遣组，跟随杜月笙进入上海主持接收事宜。由王一心整顿和统一上海所有的军统潜伏组织，由尚望点验和整编上海的伪军力量；由邓葆光了解和掌握上海的汉奸产业情况，拟定接收方案，并同时与上海金融、经济界人士进行讨论，制订战后稳定上海经济的方案。

(3)电令中美所东南办事处处长李崇诗立即自建阳赶赴淳安，部署中美所的特务武装立即向沦陷区各大城市集中。并电令忠救军阮清源、郭履洲纵队，毛森、陈默总队均须日夜兼程向上海进发。驻守在浙东曹娥江地区的阮清源纵队，戴笠严令他们必须于3日内徒步赶到上海，驻守浙东台州地区的郭履洲纵队，戴笠严令他们于5日内徒步赶到上海。

按照戴笠的说法，军统几年来策反伪军汉奸的活动，好比是将鱼养在池塘里，到了要吃的时候，再下网捕捞。

8月10日以后，戴笠认为下网的机会到了。他的第一口网依然是撒在上海，所捕的鱼当然是几年来精心放养的大汉奸周佛海。8月13日，在淳安，戴笠以军事委员会名义签发了任命汉奸的第一批委任状，分别是：派周佛海为上海市行动总队总队长，派任援道为太湖剿匪总司令(14日Y．．V2军委会名义任命任援道为南京先遣军司令)。戴笠将委任状签发后，星夜派人送往上海、苏州等地，另一方面却指令毛人风，由毛人凤在重庆用军委会名义发电周佛海、任援道等汉奸将领，一方面在时间上可以提前到达，一方面是要让周佛海、任援道知道，对他们的任命重庆已予承认。

戴笠在派令中交给周佛海的任务是维护上海秩序，听候中央接收。这在当时来说，戴笠主要是想利用周佛海手中掌握的税警总团和伪警察这一部分武装力量，既防止汉奸发生变故，又防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市区。但，戴对周佛海又是不放心的，为防止周佛海变故，戴笠又暗中给程克祥发去一个电报，指令他必须暗中控制周佛海。其实，戴笠知道周佛海军事实力有限，也只能起维持上海社会秩序的作用，至于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南京的任务，他是把"宝"押在任援道这一部分伪军力量上的。汪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苏南绥署主任任援道手下有7个师、3个旅、2个独立团和1个支队的伪军武装，是伪军中势力最大的实力派，其主力均分布在南京、上海、杭州附近及京、沪、杭铁路沿线，占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是戴笠早就策划好对付新四军的一支重要武装。并派军统特务、任援道的弟弟任西萍常住任部进行联络协调。因此，8月10日以后，戴笠一方在发表任援道为太湖剿匪总司令，一方面密令他将伪军向南京、上海附近集中，随时准备阻止新四军进城。

8月12日，蒋介石在重庆连下3道命令：第一道命令是要八路军、新四军及中共游击武装等"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军队"擅自行动"；第二道命令则是要国民党中央军迅速向前推进，准备受降；第三道命令是要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乘机赎罪，努力自新，以及不得向人民武装投降等等。这一天，戴笠接到程克祥从上海发来的复电，周佛海表示接受戴笠的派令，但考虑到"上海行动总队"的名义不好指挥部分伪军力量，建议扩大为"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戴笠经过考虑，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利用周佛海稳定上海，不致落人新四军之手，无论是"行动总队"还是"行动总指挥部"，只不过是"权宜之计"。于是，在13日复电周佛海，同意周的要求："一、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已报请军委会备案。二、上海市水陆军警统属于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指挥。"

应该说，在抢先接收京沪杭等大城市的部署中，戴笠"抓住周佛海"的策略确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自汪精卫死后，陈公博出任伪府代理主席，周佛海则主持行政院、全国经济委员会事务，成为伪政府实际上的"主脑"。但是，周佛海对南京的职务并不十分看重，他按照戴笠的暗示，又从陈公博手中抢到上海市市长这个要职，并兼上海市警察局长和保安司令，又把自己的亲信罗君强从安徽省长任上调到上海市任秘书长兼财政局长，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这个安排就是为了能把上海市完整地交到蒋介石、戴笠手中。周佛海接到戴笠在8月13日的复电后，于8月14日即正式宣布就任上海行动总指挥部总指挥，这个职务虽比他担任的伪职要低得多，但周仍然兴奋异常。他知道这是国民党重庆政府给南京伪政府高级官员委任的第一个正统官职。他既为自己能在几年前就及时转舵感到庆幸，又为自己能重新得到蒋的信任而感激。就任伊始，周佛海当即以新职务委任罗君强、熊剑东、刘明夏为副总指挥，程克祥为秘书长兼军法处长，彭寿为副秘书长兼宣传处长，徐肇明为参谋长，杜伯威副之。接着在上海市张贴布告，在电台发表谈话，俨然是国民党的一个"有功之臣"。

周佛海心想戴笠交给他的任务只是维持上海秩序，等候中央接收。这"等候"中问，如果不出差错，尚有可为；一旦出了乱子，难免不被蒋、戴抓住把柄，借机除去。于是，他也耍了一个花枪，把所有重大权力和任务，全部交给军统特务去执行，总指挥一职，由秘书长程克祥代拆代行；担任总指挥部与日军和宪兵之间的联络，请日军全力协助担任上海外围防守的任务，交给参谋长徐肇明去执行；维持市区治安的任务又请戴笠的密友唐生明帮助负责，唐生明又利用他与忠救军的合作关系，通知原先布置在上海市郊的几支忠救军的部队星夜驰赴上海待命。同时请戴笠补发命令。这样，周佛海三拳两脚，把维持上海秩序的责任又送回到戴笠身上。

在戴笠的遥控指挥下，忠义救国军阮清源、郭履洲的纵队按期到达上海，毛森率领的中美所前进指挥所的大批特务分别向福建建阳集中，准备乘美军运输机直飞上海。戴笠交给毛森的任务是火速赶往上海负责接收76号特工总部。从重庆经建阳兼程赶来的军统三位少将王一心、尚望、邓葆光也到达淳安。戴笠当即找他们谈话，向他们分别交代去上海的任务。戴笠在找邓葆光个别谈话时，交代他到上海后，首先找周佛海和周作民，对上海经济界接收，一定要抢在行政院之前做好，先送到校长手里，使校长看到我们团体的实力，不仅仅在特工方面。

邓葆光不解地问："那还有什么?"

戴笠哈哈大笑说："这还不明摆着，要做好这件工作，一定要抓住二周"。

戴笠所说的"二周"之一的周作民，是与戴笠私交极好的金融界大亨、上海金城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抗战前曾任蒋介石的高级经济幕僚，常就金融问题向蒋献策，算得上是位金融界"奇才"。上海沦陷后，周作民逃到香港，利用与日蒋的特殊关系，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继续从事银行业。香港沦陷后，周被日军拘留，押回上海，不肯出山，暗中与戴笠、杜月笙保持密切联系，并与周佛海关系极好。

军统的一部地下电台，便暗藏在福开森路119号周公馆的3楼。有段时间，军统其他的潜伏电台相继被日伪特务破坏，戴笠只剩下这部电台与军统上海潜伏人员保持联系。戴笠与杜月笙合办的"通济公司"与驻上海代表徐采丞的联系也是通过这部电台进行的。周作民还先后支援忠救军80多两黄金及各种形式的贷款，成为军统在经济上的后台大老板之一。这也是戴笠看重周作民，指示邓葆光到上海找他的一个原因。

戴笠把任务交代完毕，即催促王、邓、尚抓紧拟制接管方案，并准备在8月29日随杜月笙一起到上海主持接收工作。

4．全面开花戴笠指挥军统特务抢先接收沦陷区各大中城市的活动迅速在全国铺开。设在淳安的前沿指挥所以及重庆局本部的工作人员彻 夜不眠，所有的电台全部开通，以便与全国的600多座支台、分台保持24小时联系。通过这些电台发向各个沦陷区的形形色色的 委任状、命令、手令如雪片般漫天飞舞，令人目不暇接，一批批的大小汉奸和伪军将领摇身一变，由此而成为国军的先遣军总司令、总指挥部总指挥、行动总队总队长，至于纵队司令、支队司令等等，更是有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尤其是那些挂着国民党地工人员招牌的军统特务，他们像一场夏雨后的蚯蚓一样，一夜之间，千千万万地从地下冒了出来。他们自命为"钦差大臣"、"特命全权大使"，迅速在沦陷区各个大中城市成立"最高"指挥部，发布公告，发表通令，包揽大权，颐指气使，

威风不可一世。趁乱接收、"抢收"终成"劫搜"、滥收。

有些军统特务急功近利，不能按蒋介石、戴笠的部署很好地把握时机，由操之过急而引起与汉奸、伪军的对抗，竟至酿成动乱，影响了国民党"抢收"的进程。军统对国民党旧都、汪伪首都南京的接管活动，就发生了严重危机。原因出在军统南京站长周镐身上。按戴笠的预定计划，周佛海在就任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部指挥后，立即委任周镐任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南京指挥部指挥，负责维持南京的临时治安，并交代徐肇明从伪税警总团的军械仓库里取出汉司登手枪200多枝，交给杨佐华(周佛海的妻弟)，编成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特务大队，派到南京由周镐指挥，以此加强周镐的力量。

以戴笠的本意，这些所谓的"指挥部"纯粹是"维持会，性质，维持到中央军进城就算"圆满"结束。对这一点，周佛海是吃准了的，所以他不敢多说一句话，也不敢多走一步路。但是周镐却没有理解戴笠的本意。也许他自认为是军统地下人员，与周佛海的汉奸出身不一样，"听候中央接收"，难道自己不是中央派来的吗?

再说，当初自己奉命深入虎穴，在日伪的"心脏"地带出生人死，战斗到抗战胜利，居然要让别人来接收，岂不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也许他认为日军投降，中央军未到，伪政府又在8月16日吾布解散，出现了政治真空，自己何不趁乱"揭竿"而起，承揽日伪组．织受降，建立一个天大的功绩，岂不是一个天大的功劳。可见，周镐当时心态是既复杂又幼稚的。

总之，不论周镐是怎样想的，他得了个"南京指挥部指挥"的头衔，就野心膨胀，不顾戴笠的指示，擅自大干起来。8月16日，周镐宣布成立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南京指挥部，接着在未经请示戴笠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连续采取了几项重大行动步骤：

一是决定接管汪伪《中央日报》和由周佛海控制的《中报》这两大报；二是封存了汪伪中央储备银行金库，并控制了汪伪财政部、宪兵队，汪伪中央电台等重要机关，同时通知南京其他新闻机构，听命南京指挥部指挥，不许擅自妄动；三是封锁南京的交通路口和车站，并命令汪伪军、警、宪、政界的负责人到指挥部报到待命，同时由指挥部行动处执行对主要汉奸的逮捕任务，其中的伪官有中央常委、工商部长梅思平、考试院副院长缪斌、司法行政部长吴颂皋、陆军部长萧叔宣、南京市长周学昌、中央军校校长鲍文沛等，共47人，全部关在伪中储行大楼的地下室里；四是周镐在电台发表广播讲话，宣读由他起草的给冈村宁次的受降书等等。

武想，事关肃奸、受降、接收日伪产业等，是何等大事，就是戴笠也无权作出决定，而必须服从蒋介石统治集团的整体利益，至于周镐被日军扣押后，任援道受戴命与日军交涉，将周镐转押到自己的先遣军司令部。后由戴笠派人转到上海关押审查。

周镐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所犯何罪，后来在戴笠死后，经好友活动始被释放，才有人告诉周镐，戴笠所以要囚禁他，一方面认为他在接管南京时如此大张旗鼓是受了共产党、新四军的指使，一方面怀疑周镐的妻子吴雪亚(南京大学法律系大学生)思想左倾，可能是共产党，并且他们在结婚时场面很大，违反了军统纪律等。

戴已认定周镐是个不安分的人。尤其是戴笠当时执行蒋介石的接收部署，首要目的是要利用日伪军和汉奸的力量，阻止新四军进城，等候中央军大部队到达后，才能相机组织对日军的受降，适时将伪军改编。

南京是国民党旧都，蒋、戴对此十分重视，认为绝不能落入新四军之手。因此，蒋一方面命令南京日伪军原地待命，一方面紧急空运曾在缅甸打败过日军精锐之师的新六军到南京接收。当时，对于蒋、戴来说，南京的形势确是十分危险，新四军的主力集结于苏南苏北一带，距南京仅100多公里的宜城已被新四军占领，距南京更近的芜湖被围，南京郊县六合告急，新四军华东纵队的游击队部队迫近市郊，出没于汤山、钟山一带，市中心新街口到处可见新四军的传单，守城的日军黄昏后即不敢出城，并不时遭到袭击，防御极感困难，更有原汪伪首都警卫第三师跨江后，南京更是一夕数惊，岌岌可危。

因此，蒋、戴深知在新四军未到之前，南京必须完全依靠日伪军防御，方能阻止新四军前进。然而周镐的肃奸、受降之举，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但直接影响南京的顺利接收，而且对全国的受降接收也有很大影响，戴笠岂能任其发展。

周镐受此次打击，自认为逮捕汉奸，受降日军，接收伪产等等，本是于国于民有利的正义之举，却身陷囹圄，何罪之有?他由此对军统、对国民党产生了怨恨和反抗心理，经过他在抗战期间结识的朋友、中共地下党徐楚光引导争取，毅然脱离军统组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并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光荣献身，这是戴笠当初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以军统少将以上高级-、干部在战争年代主动弃暗投明，成为中共党人，继而又成为革命烈士，周镐可能是惟一一例。

戴笠在淳安期间，虽然以主要注意力指挥对京、沪、杭等华东地区各大城市的接收工作，同时也分出精力指挥军统组织加强对华北、中原、华南的接收活动。

在日军宣布投降的当天，戴笠就以蒋介石名义发表任命，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门致中为国民党华北先遣军总司令。门致中得到戴笠的电报，在宋梅村的监督下宣誓就职后，又派总部宣导局长邵青携带华北地区伪军实力状况，兵力驻地以及有关八路军在华北地域内概况等文件，乘美军飞机经西安到重庆，找到军统局处长马汉三和代主任秘书毛人凤，直接晋见蒋介石。

蒋指示说："要守住华北各大城市，安心地等待国军，政府是宽大的。特别是对北平、天津、保定、济南、唐山等大城市必须加强防守，不要为坏人所乘。"

门致中赶紧回答："是"。

按照蒋、戴的指示，积极进行部署，阻止八路军等中共武装前进，要所属伪军加强固守，静待国军接收。结果门部在鲁西北的两个师和胶东平度县附近的1个师分别被八路军歼灭了大部分。华北、中原是伪军相当集中的地方，并且诸女致中、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张岚峰、吴化文等汉奸将领均出身于西北军。所以蒋介石派遣曾任西北军参谋长的军令部次长熊斌到华北策反。但熊系官僚出身，不知道策反工作中秘密通信的重要性，结果熊斌到陕西汉中后，因无秘密通信渠道，始终与各伪军将领无法联系，所谓策反自是一场空话。熊斌没有办法，又跑到西安找胡宗南请求帮助，但熊在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时，与胡的关系一向不好，后被胡用黄埔同学祝绍周将其挤走，胡怨恨未解，对熊爱睬不睬。此时形势急转直下，已至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几天，熊斌才想起在重庆临出发前与戴笠见面时，戴说过军统在华北敌后主要城市早有布置，如有困难，可找军统北方区区长文强，必定有所帮助。于是，在日本天皇广播投降诏书的这一天，熊斌派人找到文强，邀其见面商谈，希望越快越好。此时，戴笠虽在淳安，但想到熊斌的华北之行，将有诸多困难，于是通过毛人风指示文强，尽力协助熊斌完成任务。文强按戴笠指示，当晚就与熊斌在西安玄枫桥高桂滋住宅见面会谈。熊斌说："这次的任务艰巨，在汉中耽误了十多天，不料日本投降这样快。今日是我们与共产党争天下的时候，委员长指示过，只要将华北地区百多万伪军武装力量控制到手，就可打击和牵制八路军的行动，这是争天下的一着要棋。"文强说："我已接到戴老板的指示，全力协助你完成任务。"熊斌又说："日本天皇裕仁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如果我们不抢先一步，华北地区的汉奸部队就有可能星散，或者倒向八路军一边。如今到了千钧一发之际，也无妙策。问题是蒋主席的命令难以立刻传到，汉奸头头看不到真凭实据的电令印信，靠报纸是不会相信的。"熊接着说："在重庆与戴局长商量过，要我到西安找你联系，问你有没有最迅速的办法与伪军将领取得联络?"熊斌指着一大堆加盖了公章印信的空白委任状对文强说。

文强回答说："可以暂时发表伪军将领的临时头衔，大大小小一律称为先遣军。这不但为汉奸摘了帽子，也可以利用他们去打共产党。"

熊斌说："委员长委派我为华北宣抚使，一切以华北宣抚使署对外活动。委员长真是英明，过去人家不愿听曲线救国这个名称，而今有验，非高瞻远瞩，焉能有此。希望你多多协助我。"文强说："我已接到戴局长来电，一切听次长指示办理。以我之见，一是通过军统设在孙殿英处的秘密电台，发表包括孙殿英在内的各路先遣军总司令的任命，并令孙将其他受命者抄收后星夜送达，愈快愈好，另由我电嘱孙部军统情报组长李守静妥善处理。二是由我保荐得力人员携带填好的空白文书命令，星夜兼程送达，以作孙部转送电令的佐证。三是从广播中广为宣传。"

熊斌当即同意文强所拟办法，一夜之问，即将要办的电文发出，第二天就得到孙殿英复电，称即日就职视事，并将其他电令，派专人星夜分送。熊斌见此果然高兴，再向蒋汇报。经文强统计，此次被列入"先遣军"总司令一级的有8人之多，其他大大4v1,的"先遣军"司令、纵队、支队等名称，多如牛毛。熊斌也因招降汉奸有功，被蒋介石任命为战后首任北平特别市长。

军统对华南的接管活动是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地区是戴笠开展策反活动较早的地区之一，加之军统局光粤站长何祟校将老资格的伪军将领、广州要塞司令招桂章紧紧抓住自己手中，因而策反工作颇见成效。并在1945年，何崇校与招桂章就详细拟定了在抗战胜利时如何确保广州，阻止广州附近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等中共武装进城的行动方案，并上报局本部。

何祟校还向戴笠建议，为了不使到时忙乱无措，请先委发招桂章一个适当名义。戴笠经报蒋介石批准，即于1945年2月中旬复电光粤站，批准该站报的方案，并以蒋的名义正式委任招桂章为广州先遣军司令。这是蒋、戴委任的第一个伪军将领。

何崇校接到戴笠的委令后，认为一个"先遣军司令"的名义不够号召力，又擅自加上一个"总"字，成为"先遣军总司令"，送给招桂章，招果然很高兴。日军宣布投降后，广州先遣军司令部很快于8月19日正式成立，并于20日即与进攻东莞的东江纵队发生战斗。

这期间，军统局通过光粤站转发了大批以军委会名义委任的伪军将领。中美所别动军蔡春元支队，也奉戴笠命令于8月20日赶到广州，并伙同粤北股匪谢大傻部闯进市区"抢收"，给广州秩序造成极度混乱。

在广东方面，戴笠最关心的就是巨奸陈璧君和褚民谊的动向问题。广州邻近香港，抗战胜利后，陈璧君的侄子和一些亲信纷纷逃往香港，陈璧君、褚民谊因存一丝侥幸心理，向蒋介石去了一份表示接受指令、等候接收的电报，意在进行试探。

戴笠认为广东不同于全国其他地方，应即设法对陈、褚二奸进行逮捕，以防漏网。为了不引起社会震荡，戴笠于8月20日从淳安给军统广东站长郑鹤影发出电令，指示他用诱捕方法对陈、褚二奸拘押听审。

郑鹤影接电后，即以奉蒋介石、戴笠指示，以"诚恐人民激于义愤，横加杀害"为名，就"商"于陈、褚二人，是否转移到一个安全地方暂住，从而取得陈、褚同意，郑接着又伪造蒋的电令，称重庆已有专机到穗，接陈、褚到渝面叙，陈、褚不知是计，于8月26日随国统广东站长郑鹤影、中美所第1纵队第1支队司令蔡春元到达广州市郊市桥，被软禁在已被军统接收的伪军李辅群的一所两层楼房里。9月12日，郑鹤影又将陈、褚押回广州市区，囚禁在广州市法政路附近一幢原日本军官的寓所，10月14日，被戴笠派专机解往南京关押，陈、褚也成为战后军统最早逮捕的两个汪伪高级汉奸。广州先遣军总部于10月5日结束。在这前后，因何崇校组织策反和接收有功，确保广州未落人中共武装之手，经戴笠申报，蒋、介石发给何崇校云麾勋章1枚，这是一般军统特务很少得到的"殊荣"。五人秘密小组8月29日，正当军统在上海进行抢收的时候，戴笠突然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要他火速赶回重庆，布置国共和谈期间的警卫工作。

同时，戴笠接到毛人凤的机密电报，系陈果夫等人正在策划酝酿与军统争夺战后的警察系统和肃奸方面的权力。

戴笠闻报，来不及给杜月笙辞行，就急急忙忙乘美国空军的运输机，从浙西前线于8月29日赶回重庆。

戴笠赶回重庆时，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代表团已于8月28日到达重庆。

回到重庆，首先来到蒋公馆。

"报告校长，戴笠奉命前来报到。"

蒋介石阴沉着脸，阴阳怪气地说："毛泽东来了，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戴笠献计说："还不趁这机会，把他......?"

蒋介石连忙说："胡说!这回有美国人担保，你们可别胡来。"戴笠说："那我们该怎么办?"

蒋介石指示说："动员所有力量，一定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做到万无一失。"

戴笠马上立正："是，保证完成任务!"

受命之后，戴立即回到局本部，严密布置和检查对国共和谈的安全保卫工作。

当时有一些极端顽固而又没有政治头脑的反共分子，扬言要制造事端，作为反共的本钱，这使戴笠处处小心谨慎，丝毫不敢大意。

戴公馆里有个担任警卫工作的特务，就曾经直言不讳地说："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把毛泽东干掉?坐上几年牢，便可立大功。"戴笠听说后，当即把这个特务叫去臭骂了一顿：

"你他妈懂个屁!"

并立"人下了他的枪，把他赶回特务团，命人约束他的行动。

为了做好对中共代表团的警卫工作，戴笠召集特务团、重庆特区、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等单位的大特务开会，反复强调确保中共代表团人员安全的重大责任，并规定严格的纪律和各自的工作范围，严厉检查督促实施。

当时，毛泽东在重庆十分活跃，不但要出席国民党方面安排的公开活动，而且要约见会晤重庆的许多民主党派及社会知名人士，戴笠深感保卫工作任务太重，不得已，最后连专给蒋介石做安全警卫工作的侍从室特别警卫组也调来帮忙，暗中负责毛泽东的内围警卫工作。因戴笠素有给领导人物做保卫工作的经验，才使他的压力稍稍减轻。

戴笠知道，在这个问题上要是稍有疏忽，一旦闹出乱子，蒋介石非拿自己开刀不可。对此，戴笠曾亲口对侍从副官居亦侨诉苦说："这几天的日子不好过，内外都要经常查看，万一有了意外，不但对委座无法交代，自己脑袋也会搬家呀!弄得我寝食不安啊!"直到毛泽东于10月11日安全返回延安，戴笠才松了一口气。但是，就在戴笠认为稳操胜券的时候，事情却起了意料不到的变化。

蒋介石对这个不可一世的特工王已开始有了戒心。

8月下旬，戴笠在淳安得到消息，蒋介石已于8月13日手令钱大钧任上海市长，又于8月20日手令宣铁吾为上海市警察局长。戴笠在淳安听到这个消息，深知事情不妙。

钱大钧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中的八大金刚之一，在戴笠面前是属于摆得起老资格的前辈军人；钱大钧之为人，是对上级恭顺，对同级矜持，对下级常常给以辞色，与戴笠不但无缘，且无好感。宣铁吾则是戴笠的死敌，他们两人联手，将给军统今后在上海的活动带来很大麻烦。

为了不使事态进一步发展扩大，戴笠在赶回重庆之前，已经考虑了一份应变计划，准备亲自向蒋力陈，其主要内容是：

(1)抗战期间全部汉奸名单和国民党在沦陷区的地下工作人员名单，大都掌握在军统手中，因而肃奸应由军统负责进行；

(2)敌伪资产的清查工作也应由军统协助政府进行，以防止在"逆产"认定方面政出多门，造成混乱状况，给居心叵测的人造成可乘之机；

(3)建议由主持上海地区受降工作的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为淞沪警备司令，除上海外，建议沦陷区其他大城市的警察局长应优先考虑军充推荐的人选，以便于军统开展活动。

但是，计划不如变化。

当戴笠于8月29日刚刚回到重庆时，蒋介石已经在这一天下手令派国民党宪后司令部参谋长韩文焕为首都(南京)警察厅厅长。韩文焕是属于康泽班底的人，过去一直帮助康泽搞警察特训班和别动军，由于同行利害冲突，与戴笠的关系也是不睦的。戴笠把他考虑多日的"两抢"方案呈送上去，等待回音。

结果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9月4日，蒋介石又令派系推荐的陈焯任北平市警察局长。由此，上海、南京、北平三大城市的警察局长，戴笠一个也没有抢到。在蒋介石新任命的一批大城市警察局长中，只将天津市警察局长一职给了戴笠原先推荐名单中的军统大特务李汉元，以后又将武汉市警察局长给了任建鹏，算是给戴笠的一点安慰。

另外，蒋从便利军统工作出发，分别给宣铁吾、韩文焕、陈焯等人打招呼，要他们把一些与军统特工活动有关的部门交军统掌握。为此，宣铁吾用军统大特务张师任刑警处长、陈焯任命李连福任刑警大队长等等，也算是对戴笠敷衍一下。

戴笠这个人是轻易不肯认输的，即使是与蒋介石斗法，也是如此。

他想出的新的计划就是考虑如何向蒋建议成立全国警察总监，并由自己兼任总监一职。为了实现这一计划，让蒋看到军统的力量和本钱，戴笠以中美所即将结束为理由，并用中美双方的名义，力求蒋视察中美所，在蒋视察过程时，则重点安排蒋观看中美特警班的表演。

果然，蒋很快答应了戴笠和美方特务的要求，于9月上旬带着蒋纬国及一批亲信随从，在戴笠及贝乐利等中美特务的陪同下，到中美所视察。并对中美特警班演示的刑事实验室、良种警犬表演项目等看得很仔细，特别是对学生的刑警课目表演更是充满了兴趣。

在结束后的训话中，蒋不但对美国特务一再表示感谢，而且对这一批学生也给以嘉勉，称赞他们不但是戴局长最好的学生，也是他最喜欢的学生。结果，这一期学生极受各地的欢迎，除留下一批任特警班二期美军特务教官的助教外，其余都被分配到全国各地大城市的警察局和稽查处去工作。

戴笠虽然在抢夺大城市警察局长的计划上受到挫折，并且向蒋推荐汤恩伯兼任淞沪警备司令的建议，当时也未被蒋采纳，但是，戴笠抢夺肃奸大权的计划，经蒋下手令已同意交给军统负责。

戴笠对得到这一个特权确是喜不自胜的。

从此以后，戴笠利用这一杀手锏，既可以通过肃奸活动使自己成为政治上各方瞩目的中心人物，又可以把大批汉奸作为军统潜伏人员或策反人员给以保护，还可以对中统或其他派系运用的汉奸给予打击，其权力之大，实属不可想像。蒋介石让戴笠独揽肃奸大权，并不是没有戒心的。一般来说，以蒋的手腕，他也从来不肯把某一方面的大权完全交给一个人去控制，尤其是不会交给一个对自己的统治已构成威胁的人去掌握。

但是，在八年抗战期间，由于蒋介石把的有与伪联系的活动完全交给戴笠一人去处理，也只有戴笠完全清楚这其中的种种黑幕，如果让其他方面的人一起掌握肃奸大权，岂不是又要把这些黑幕活动扩散。

再说，以当时国民党的各个部门来，均已腐败透顶。肃奸活动，最是个容易内外勾结，大发横财的工作，蒋认为论工作效率和内部风气来看，军统组织均比其他机构要略胜一筹，交给戴笠独力负责，既是对军统的看重，也可以明确责任，便于追究查实问题，堵塞漏洞。

另外，戴笠明确向蒋提出要独揽肃奸大权，并摆出诸多理由，蒋原是个多疑的人物，他似乎要嗅出戴的理由中多少有点要挟的成分。一旦在肃奸问题上，军统不给予全力合作，将要酿出政治上的许多麻烦。蒋是善于审时度势、等待时机的，他感到戴笠在目前尚有利用价值，索性耍一个手腕，把肃奸大权完全交给军统去控制，一方面是对戴笠的敷衍，另一方面也是让他从过分膨胀的权力中走向反面。这是不是蒋的本意，应该说昭然若揭。

不过，蒋针对戴无限扩张的权力，也进一步加紧布置，进行监视和抑制，这确是实情。一个最主要的措施就是成立了一个秘密五人小组，对戴笠进行监视，并研究钳制戴笠的新策略。

说起蒋介石对戴笠的戒备和控制，可以说是由来已久。

早在特务处成立初期，蒋通过郑介民和中统从内外两个方面进行监视和抑制；到抗战期间，蒋发现这个办法已不起多大作用，郑介民已被戴笠架空，中统也不是戴笠的对手，且有被打垮的危险。

于是，蒋在军统之上设立侍从室第六组，且让颇有心计和野心的唐纵出任组长，利用唐对军统内部情况极为熟悉，并在军统内部也有一定力量的有利条件，对戴进一步进行控制。

到抗战中期，又干脆加委唐纵为军统局帮办，直接对戴进行钳制。这是连一般军统特务都看出是蒋、戴斗法的公开手段。并且，唐纵也确是能体会和贯彻蒋的意图，积极从各方面对戴进行监视和制约。

抗战后期，蒋又通过特务工作的年度汇报和月度汇报两种制度，一方面加强唐纵的地位，一方面增强军统活动在特工系统内部的透明度，目的也还是使戴不能处处随心所欲。

这一阶段蒋、戴斗法的结果，戴笠确确实实感受到唐纵的分量，时有如芒在背、如鲠在喉之感。但是，戴笠毕竟经过了20年特工生涯的磨炼，其心机狡诈已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这是连蒋介石也估计不足的。

因此，在抗战后期，戴笠应变措施是把军统内部事务交给毛人凤去管理，让毛去对付唐纵，而自己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军统外部，一是全力与美国特务合作，紧紧抓住中美所的活动，仅在2年时间里，戴笠的势力就渗入美国军界，并得到美国海军界的大力支持，其地位还引起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注意，其国际影响使蒋也不能不有所顾忌。

二是全力加强与胡宗南、汤恩伯等实力派将领的联盟，与何应钦、宋子文、杜月笙等人的关系，也已到了相当深厚的地步。以一个黄埔六期生和军统局副局长的资历、地位，能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造成如此影响和势力，的确不是一个平庸之辈所能做到的。三是戴笠通过息烽集中营主任周养浩组织息营的一批高级政治犯研究如何将军统改造为政党的方案，并从各方面发动攻势，作染指海军的打算，使戴的发展天地又有了新的扩大。

四是大力开展策反活动，通过掌握周佛海和大批伪军将领，几乎把汪伪南京政府变成军统的附属机构而发号施令，这样一个巨大的权力和力量，是连蒋介石当时也无法从戴笠手中夺去的。偏偏以上这几个方面，是唐纵无法顾及和插足的领域。

经过蒋、戴长时间的斗法，戴笠的权力、势力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有新的发展和膨胀，这不得不使蒋用新的眼光和观念来审视戴笠。

长期以来，蒋介石手下的嫡系派别中，虽然山头林立，派系纷呈，但只有对戴笠，他不敢这样做，以当时戴笠的势力来说，早已是无孔不入，无所不在了，就是在蒋身边的侍卫和警卫人员中，到底有哪些是戴笠的心腹杀手，这是蒋永远无法弄清的，也是蒋始终不敢想像的。

蒋、戴的矛盾发展到这一步，结果不但使蒋真正看到戴的分量，而且蒋之对戴，也确乎有如芒在背、如鲠在喉之感?也迫使蒋不得不采取断然手段对付戴，这就是蒋要成立五人小组秘密监视戴笠的原因。

五人小组由钱大钧、胡宗南、唐纵、宣铁吾组成，由蒋介石亲自进行领导。

这些人中，宣铁吾是戴笠的冤家对头，又是新任上海市警察局长，唐纵是全国各特务系统的总协调人，也是安插在戴身边的钉子，由他们负责对戴笠进行监视，其作用自不必说。

就钱大钧来说，由于先后两次出任侍从室一处主任，在军界、政界屡任要职，不但与蒋关系很深，而且同僚友好、门生故吏等遍布各界，便于了解掌握戴笠言行，吸收钱大钧进来，也实属必要。 至于吸收胡宗南为五人小组成中，这就是蒋的手腕高明之处。胡、戴之间不同寻常的结盟关系，蒋其实比别人看得更清楚。但是，蒋对胡宗南其人也是看透了的。

首先，胡、戴之间的关系，尽管有感情的成分，更主要的还是相互利用的关系，胡宗南要利用戴笠，目的也还是要取得蒋的信任，以实现自己的抱负。这一目的，也只有蒋才能给予。因此，以胡宗南的绝顶聪明，他是不会在蒋、戴的选择中舍本求末的。

其次，胡宗南从黄埔一期生发展到今天的一战区司令长官，势力遍布西北陕、甘、宁、青、新5省区，成为黄埔学生中的第一人和名副其实的"西北王"，溯源盖出于蒋的恩宠和培养。胡对于蒋的感激和报效之情，不但有虽肝脑涂地，亦不能报效万一的信念，而且也使胡认识到一旦离开了蒋，他的所有荣华富贵将成过眼烟云，转瞬即逝。因此，蒋、胡关系已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这是比胡、戴之间更为重要的一种关系。

第三，蒋明知胡宗南是戴的密友，却把胡吸收到五人小组中来，这在胡更加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也更加感激蒋的知遇之恩和绝对信任的宠爱，从而充分利用他与戴无话不可谈，无机密不可言的便利条件，随时向蒋密报戴的情况。

因此，在五人小组中，真正起核心作用的是胡宗南，这是蒋最 为看重的，也是戴笠绝对没有料到的。这在蒋来说，虽然是一着险棋，但是却收到了奇效。五人小组成立以后，不但戴笠和军统的活动大都在蒋的掌握之中，而且采取的抑制和削弱戴笠力量的措施，在质量上也有了很大提高，由此，而有戴笠的几个月后所谓"化整为零"、"以退为进"等等惶惶之感及应变之策。蒋、戴斗法随着五人小组的成立，已经进入了最后较量阶段。

6．上海争夺战

五人小组的出现，戴笠很快就有觉察。

更使戴笠坐不住的是，新任上海市警察局长宣铁吾已经去上海赴任，并且，据说宣铁吾到上海后对新闻界的第一个谈话就是不搞劫收，整顿风气，大有来者不善的意思；接着，新任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也将率领大批随员启程赴上海指挥接收；另外，汤恩伯、何应钦以及各省市成立的党政接收委员会派出的接收大员，犹如飞蝗一般，向沦陷区的各大城市遮天蔽日地扑去，而上海犹如一块肥肉，成了各方面争夺的目标。

同时令戴笠忧虑的是，宣铁吾的上海市警察局也与毛森的军统特务在接收过程中多次发生冲突，以至双方剑拔弩张，几至动武。

戴笠经过考虑，决定亲自到上海坐阵，指挥接收。经蒋同意，戴笠于1945年9月9日从重庆乘专机直飞上海。

这天上午，上海地区倾盆大雨。飞机降落上海机场后，恰逢新市长钱大钧赴任的专机先期到达，机场欢迎的人很多，又很乱，戴笠是不喜欢在这种场合出头露面的，便一边命令警卫人员在周围布置警戒线；一边在机内坐等，却不见上海方面的几个军统大特务到机场来接他。

戴笠是一代特工魔王，虽在工作上处处爱出风头，争强好胜，惟在行踪上却喜欢独来独往，轻装简从，飘忽诡秘，神出鬼没。他深知自己一生杀人无数，仇家遍于天下，只要自己稍一不慎，就将死无葬身之地。

因此，戴一向对自己的行动保密十分严格，除毛人风及自己身边几个亲信特务外，即使是本局的处级大特务也是难以把握的。

每到一地，也只是临时通知对方被点到名的几个大特务到机场迎接。

这次到上海，戴笠就只点名京沪区长程克祥和王一心、邓葆光到机场接他。谁知直到雨止，戴笠仍不见程、王、邓到来。戴笠是容不得下属的这种失职，也是受不得这份冷待的。久等不见来人，心头烦闷，就独自一人走出机舱，恰在机场门口碰到战前法租界捕房探长贾德田，就跳上贾的车子，直奔巨鹿路刘吉生的住宅而去。上海企业银行总经理刘吉生是著名的刘鸿生企业集团创始人、号称"火柴大王"刘鸿生的弟弟。抗战爆发后，刘鸿生抢运出部分机器原料到后方兴办毛纺织厂、火柴厂等企业，并担任重庆政府招商局理事长和火柴烟草专卖局局长，成为宋子文、孔祥熙的红人。

不久，刘吉生带领全家迁往香港，由他的同班同学宋子良(宋子文弟弟)委任他担任军统控制的西南运输公司总经理。刘氏兄弟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当时都与戴笠交好。

戴笠刚到上海，为避开各方面的熟人朋友的应酬，既没有去受各方面注意、每日里"高朋满座"的唐生明公寓，也没有去程克祥为他布置的盛老四的花园洋房，却来到刘吉生家作客，并由刘吉生将其介绍到刘鸿生的子、伪日用品联营公司负责人刘念义的花园公寓住下。

此处环境幽静，来往人员很少，房屋豪华宽敞，保卫工作好做，戴笠十分满意，这里成为戴笠到上海初期的落脚点。后来，戴笠更利用这里举办大型舞会，由刘念义邀请上海所有的社会名流及夫人、小姐慰劳中美所陆续到达上海的美军特务。

戴笠到达刘吉生家不久，王一心、邓葆光即匆匆赶到，向戴笠禀报未去机场迎接的缘由。原来，程克样本想利用一般官场讨好长官的手腕，以找车为由，将王、邓安置在京沪区机要室坐等，自己却开车单独到江湾机场迎接，本意是想独占头功，见面就给戴一个好感。谁知道戴笠的卫士都是一些无比机警骄横的家伙，他们都不认识程克祥，况又没有见到一向熟悉的王一心、邓葆光同来机场迎接，当即如狼似虎地把程赶开，连接近警戒线的机会都没有，更不用说能见到戴老板。程克祥到此方知自己做下蠢事，等到他回头带上王、邓再到机场来找时：戴笠已经失踪。无奈几人只得分头去找。王、邓长期在戴身边工作，素知戴最恨办事不牢靠的家伙，往往一个特务只要有一件事落在戴的手里，这个特务一生的前途也就差不多到头了。所以王、邓找到戴笠后，也就毫不客气地把事情原委和盘托出，以洗清干系。

果然，等程克祥得到消息赶到时，一进门即遭戴一顿痛骂："这点小事都办不好，你还能干什么?"从此以后，戴即对程起了厌弃之心，让程坐起了冷板凳。

后来，说是要调程去东北，然程奉召到北平后，又长期搁置，不给工作。原因盖出于一句"这点小事都办不好，你还能干什么"的评语。

当晚，戴笠在刘吉生公寓设宴招待于9月4日先期到达上海的梅乐斯，自然是名流汇集，盛况空前。

戴笠到上海的目的，主要有3个方面：

(1)接收和改编周佛海税警总团等伪军武装和76号特务机构，扩充特工实力；

(2)清查和接收逆产，大发一笔横财；

(3)布置肃奸行动。

为了统筹安排各方面的工作，戴笠到上海后，首先宣布成立中美所及军统局驻上海联合办事处。戴笠原在淳安就与杜月笙谈好，由杜月笙将杜美路70号的1座豪华花园洋房让给戴笠做办事处办公地址。

9月10日下午，戴笠在杜美路70号的2楼会议室召集会议，这是自抗战西撤以后，戴笠在上海召开的第一个军统高级干部会议。当时所有军统在沪的高级干部均出席，共40余人。宣布正式成立中美所和军统局上海联合办事处，由戴自兼主任，梅乐斯任副主任。

戴笠在上海办事处成立后，即分别听取各部门负责人的汇报，周密部署安排上海方面的接收工作。

关于接收和改编周佛海系统伪军的工作，由戴笠交给李崇诗、尚望和原汪伪税警总团副总团长徐肇明负责。在接收改编伪军方面，戴笠最高兴的是蒋介石同意美国海军方面的要求，由军统局配合美军对日本在沪海军和汪伪上海海军基地进行接收。戴笠认为这是蒋介石同意由他出任中国海军总司令的暗号。

难怪戴笠到达上海后第一次见到唐生明时，兴奋得把唐生明抱起来，告诉他美国海军已决定支持他出任海军总司令，并请唐担任参谋长，还用得意的口吻说："你一直不肯当我的部下。这么一来，你可不能不当我的部下了!"

戴笠知道唐生明是个花花公子，不善治军，却认为他交际广、朋友多，并且由唐占住这个位子，使蒋不能安排其他人进来，便于戴随心所欲，一手遮天。关于日本宪后队特工装备、武器、房屋等设施以汪伪76号机构及一应财产，由戴笠指令毛森主持接收。因毛森在抗战期间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后，曾为日宪兵工作过一段时间，故对日军和汪伪特工方面的情况很熟悉，接收过程很顺利。军统所谓协助政府进行清查和接收逆产的工作是由邓葆光为主负责的。当时，戴笠帮邓葆光争取到了3个重要职务，一是行政院敌产处理审议委员会的七人委员之一，二是行政院敌产管理局逆产组组长；三是上海市敌产清理委员会秘书长。这3个职务使邓葆光顿成当时最有权势的关键人物，对汉奸逆产更有予夺大权，一时成了各方巴结逢迎的"财神爷"，以至郑介民、唐纵、毛人凤等军统巨头也都不惜降低身份，今天一个电话要房子，明天1个电话要轿车，至于军统局内内外外每日里登门有所企图的人，更是络绎不绝于途。邓葆光到上海后，帮军统接收了大批敌伪财产，仅接收的工厂达40多家，房产10000多幢。其中日本的"寿公司是日本最大的木材公司，以后由戴笠交给建筑商陆根泉，作为由陆承包在南京兴建局本部办公大楼的交换条件，大楼可容纳数千人办公，既雄伟又豪华。但据内情人说，1个寿公司可造数十座军统局本部大楼，足见其油水之丰。

7．战后大肃奸

1945年9月18日，上海市政府与淞沪警备司令部正式成立。戴笠认为上海地区的汉奸已经失去利用价值，肃奸的时机已经成熟。

1945年9月20日晚，正值中秋。

在中美所与军统局的上海联合办事处--杜美路70号的花园洋房里，到处是火树银花、灯光璀餐，一片节日的浓烈气氛。门前的马路上，车水马龙，各式各样的新式轿车一辆接一辆地鱼贯而来。当时赴约而来的都是上海地区的汪伪高级汉奸官员和伪军高级将领，并有军统局和中美所处、组长以上的大特务作陪。他们都是在接到戴笠的请柬后，兴高采烈地前来出席中秋赏月晚宴的。其中，比较出名的汉奸有伪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上海市长周佛海，伪立法院副院长缪斌，伪浙江省省长丁默都，伪税警总团长熊剑东，以及汪伪特工的重要负责人陈恭澍、万里浪、苏成德、胡均鹤等人。与会的汉奸及特务共约500余人。

席问，戴笠继续玩弄他那一套欺骗汉奸的手法，站起来讲话说："八年抗战，现已胜利，在座有不少人在抗战期间出任伪职，这当然有各种原因。从今天起，只要能立功赎罪，政府是宽大为怀、既往不咎的......"

戴笠再三向汉奸们重申"解决汉奸问题，政治重于法律"，要求汉奸相信蒋委员长，相信政府，不可听信谣言，自相惊扰等等。戴笠的一番话，本是出于特工手法的一派胡言乱语。但是发表在这种喜庆场合，由权势熏天、信誓旦旦的戴笠来说，汉奸们一个个听得满面春风，喜气洋洋。

戴笠的那种鼻音很重的浙江江山官话，也不时被汉奸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打断，特别是那些几乎在"八-一五"的一夜之间被军统们"策反"过来的汉奸，原先还多少有所疑虑，担心蒋介石出尔反尔，来个"一锅端"。

现在戴笠代表政府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许诺，不啻如获救命灵符，个个欣喜若狂，认为身家性命、前途地位、荣华富贵等等，总算有了切实保证。他们手中拼命地鼓掌，心中却恨不得要大呼戴笠万岁，席间气氛以至热烈得几乎像开了锅的粥。

但是，戴笠的中秋祝酒辞完全是虚晃一枪，目的也还是要把汉奸们稳住，以便他在暗中调集各方面力量，然后一网打尽，不使漏网。

就在中秋聚餐后，戴笠的上海肃奸行动的策划和部署已进入紧锣密鼓阶段。在肃奸行动碰头会上，戴笠正式把肃奸任务交给第三方面军二处处长毛森、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程一鸣、军统局上海站站长刘方雄负责，并调集军统所能掌握的上海军、警、宪、特的全部力量行动。逮捕时，一律以第三方面军的名义进行。9月23日，也就是中秋聚餐后的第三个晚上，毛森、程一鸣、刘方雄指挥100多个行动小组，拿着印刷精美的请柬，分头到预先指定的汉奸家中，诳骗说军统局在愚园路公馆请客。戴笠导演的鸿门宴要开场了。

这些汉奸们耳边还回响着3天前戴笠在中秋月下的诺言，做梦也不会想到今天就会成为阶下囚，所以一个个都毫无戒备地跟着来到愚园路公馆。等到进入大院，只见四周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军警特务，先到一步的伪职人员一个个垂头丧气、惊慌不安，后到的情知不妙，也只好束手就擒。这一晚，戴笠亲自通宵达旦地守在杜美路70号办事处里主持。结果，第一批预定要捕捉的100多名汉奸全部到案，无一漏网。

第二天晚上，毛森、程一鸣、刘方雄等人如法炮制，再次按戴笠的计划分头行动，又捕捉到100多人，连同第一批捕捉到的汉奸，全部关进原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监狱里，后来因人越来越多，只好在南京市又新建了一个看守所，把一部分汉奸分流到那里关押。这次行动，除了在行政担任伪职的汉奸外，经济汉奸也是戴笠肃奸行动的主要对象。

在肃奸行动中，特务们真正感兴趣的是查抄汉奸财产的工作，特别是对出名的大汉奸，特务头目都争先恐后地要带队去查抄，更有的因财迷心窍，干出一些使戴笠大发雷霆的事来。

本来，上海有一些大商人，诸如上海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上海南京路四大百货公司中的永安公司经理郭顺、新新公司的经理李泽等，因他们在抗战期间暗中资助过军统特务及忠义救国军的活动，被戴笠视为有贡献于"团体"事业的人员，予以保护。戴笠从重庆到达上海后，还抽出时间召见他们，当面表示谢意。

其实，在戴笠看来，多捕一个汉奸或少捕一个汉奸本无所谓。可是，如果能选几个将来对自己有用的汉奸保护下来，将对军统事业的发展有很大帮助。据此，戴笠审定逮捕汉奸的名单中，也就没有把周作民、郭顺、李泽等人列进。但这件工作是由邓葆光具体承办的，毛森并不清楚。

毛森认为，周作民是一条大鱼，油水一定很丰，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亲自带人闯进金城大楼把周作民捕捉关押起来。并派人来向邓葆光请示，周作民的财产怎么查封?邓闻报大吃一惊，马上向戴报告。戴大骂毛森自作主张，当即命令邓葆光亲送周作民回家，并代戴向周作民表示歉意。事后查明，毛森逮捕周作民是根据重庆方面直接发给他的一份电报决定的，戴也无可奈何，只好不了了之。

这次肃奸行动之前，戴笠亲自点名将军统出身、中途叛变的26名汉奸也列入名单，一并逮捕。其中汪伪政治保卫局上海分局长万里浪、金华分局长及伪杭州市市长傅胜兰名列榜首。万里浪毕业于军统金华训练班，初期在金华一带活动，后来被派到上海。1939年被76号逮捕并落水当了汉奸，先后任76号特工总部第一处处长兼第四行动大队大队长，汪伪调查统计部第三厅厅长等要职。由于他是军统中落水较早的汉奸，后来投汪的军统特务，大都投在他的名下，在汪伪特工组织内部，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小军统"，很有些实力。

本来，戴笠只打算把这些人关押一段时间，等肃奸的风头过后，再分别予以斟酌处理，能释则释，不能释则关，不能关则杀。总之须做到家丑不可外扬。岂知，戴笠很快死去，在1946年8月15日，即抗战胜利1周年的时候，军统上海办事处奉蒋命将26名军统叛变的汉奸，予以枪决。罪名就是"中途叛变，担任伪职，无恶不作"。

也有一些中途叛变的军统特务受到戴笠的保护。原上海区长陈恭澍投敌后曾写了1本《蓝衣社内幕》，气得戴笠在重庆几天吃不下饭，因后来查明是王天木捉刀代笔，戴故而没有深究。加之陈叛变后，当了一段时间的76号挂名顾问，后又去杭州帮李士群办特工学校，尚无大恶；抗战胜利前夕，又重新与戴挂上关系，得到戴的谅解。此事被日军沪南宪兵队发觉后，因而再次被捕人狱。胜利后才放出，在上海干了一段时间后，戴认为此人在上海名声太臭，有碍军统观感，难以开展工作，因而派他到华北任傅作义的"华北剿总""戡乱"大队长。另一个中途投敌的军统大特务王天木，自知罪恶太大，必不能见谅于戴笠，也就不抱任何幻想，抗战胜利后就迅速逃到华北，由他原先在华北的亲信特务协助，逃出关外，后即不知去向。

在上海肃奸行动中，逮捕最多的是那些从系内中途投伪的汉奸特务。由于汪伪76号的头目丁默郦；李士群都是系统的人，诱迫拉拢特务下水也就特别容易。在抗战后期，系统的这些投伪人员迫于形势的变化，也有不少人暗中与中统组织接上了关系，成为中统特务的所谓地下人员。

抗战胜利后，中统局发现肃奸大权尽入戴笠之手，中统方面针插不进，心中暗暗叫苦，只得派人大量出具证明或补造证件，向戴笠交涉，希望军统在肃奸时放过已被中统"策反"成为"地工人员"的汉奸特务。但戴笠不吃这一套，下令统统逮捕。

这使中统局对戴笠几乎恨之入骨，只好大量派人挤进法官之林，以便在量刑判刑方面尽力而为。汪伪特工总部的南京区区长及政治保卫局局长苏成德，就是在被军统逮捕后，利用法庭审判的机会，由系法官援手，并由其妻王静贞出示军法执行总监部副监、江苏省保安司令、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王懋功的亲笔函，为其证明"曲线救国"的"功绩"，结果未以汉奸罪论处。但军统并不罢休，仍以苏成德杀害国民党地工人员张小通一案告发，由上海高等法院判苏成德死刑。

在上海肃奸中，人们最为敏感的是如何处理周佛海。

论汉奸，在整个沦陷区人民的心目中，莫过于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三巨头了。汪精卫已病死东瀛，死人谁还追究；陈公博出逃日本，据说，也将押解回国。剩下的只有1个周佛海，在胜利后竟然大红大紫了一阵，弄得人人对此侧目而视，天怨人怒。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惩治周佛海等大汉奸的舆论十分高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不少人为此推波助澜，借机向戴笠施加压力。

戴笠是个极敏感的人，从抗战胜利开始，他就已经意识到周佛海的利用价值将越来越小，而带给他的麻烦将会越来越大。当他发现上海的形势越来越不利于周佛海时，权衡半天，一个进退自如的两全之策已经在他头脑里产生，这就是把周佛海等人送到重庆软禁起来。

此计进可以对周佛海等人说，是让他们离开舆论的中心，送到重庆进行保护退也可以对国人辩解，把周佛海等汉奸送到重庆是进行关押，听候审查处理。

戴笠的这个方案经蒋介石批准后，很快组织实施。他圈定的人选，除周佛海外，还有罗君强、丁默邮、杨惺华三人，都是周佛海集团的核心分子。

方案批准后，戴笠与周佛海关起门来进行了一次长谈。戴笠故意用一种商量的口吻，征求周佛海的意见，说："考虑到各方面舆论的压力，你继续住在上海和南京都不方便，所谓翻手作云覆手雨，这些流言没法阻挡。现在为了佛海兄的安全，我主张你们住到重庆去，夫人、幼海母子还住上海。"

周佛海谨慎地问："到重庆后，还能不能回来?"

戴笠又欺骗周佛海说："委员长将在重庆召见你们，并指示我亲自送你们去重庆，一切都很安全，请放心。"

周佛海、丁默邮都是绝顶聪明的人，戴笠的这番话虽是商量，其宰就是不容置疑的命令。

周佛海虽然自知重庆之行绝不可免，但还是要摸摸蒋介石，戴笠的底牌。于是，决定派自己的密友、多年来帮助他办报进行舆论宣传的金雄白，去试探蒋介石在上海的军事代表蒋伯诚的口风。蒋、周过去是嫖友，抗战期间，蒋在上海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处境危险，也是周佛海经过与日本方面反复疏通而获释。有此一层关系，周故派金雄白去问计。

金雄白到达蒋宅，按周佛海事先的交代，说道：

"有人劝周先生避开上海这乱糟糟而又多是非的环境，飞往重庆异地静养。因周先生这时心绪已乱，不知该怎么办，所以派我前来请教蒋先生。"

蒋伯诚听了，当即失笑道：

"佛海既已决定同雨农飞渝，又何必多此一举?再来问我?丁默鄙将与佛海、雨农同去，刚才他已来向我辞行。"

这番话，顿使金雄白狼狈不堪，不知所措。接着，蒋伯诚故意用左右为难的口气说："佛海知道我与戴雨农是不对劲的，如果照我旁观者的立场说

真话，可能会坏了戴雨农的好事，招人致恨；但不说真话，过去我佛海是朋友，这几年他也对我照应不少。那这样吧，照我的想法告诉你，你回去和佛海转述时，千万不要说出是我的意思。"

金雄白说："您放心说，我绝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于是，蒋伯诚毫不客气地点出戴笠的用心，剖析周佛海处境的危险性，并直言相告：

"佛海此去，凶多吉少，情形会更加严重，以他的聪明，而且过去又太熟悉当局的事与当政的人，又何必再来问我?"

金雄白回到周宅，把蒋伯诚的口气坦直转告，周佛海听完后，已知事不可为，神态几至失常。但他内心深处，仍然存着一丝侥幸，并对他周围的一些人说："你们放心，我想此去，蒋先生不过叫我作个把月的休养罢子。"

戴笠的用心其实也不只是蒋伯诚洞悉，局外人也都看得很清楚。戴笠的玩友唐生明知道周佛海等人将由戴笠送往重庆时，就曾经当面不客气地对戴笠说："过去尽量利用他们，拉拢他们，今天用不着他们时，便不肯代他们负责了。"

戴笠看到唐生明一下子戳穿了他的西洋镜，便连连地"咄!咄!咄!"了几声，并说："一切要听从领袖酌处，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戴笠将周佛海这边的行动安排妥当后，又给重庆毛人风、沈醉打了长途电话。交代毛人风和沈醉：派人将中美所白公馆内的美军校级军官招待所打扫干净，检修家具，尽可能布置好一点，要调1个排的武装和1个班的便衣警卫，还要派1名厨师与几名勤杂人员，将总务处1名最得力的科长侯祯样调去负责接待工作等等。9月30日晨，江湾军用飞机场戒备森严，任何行人或车辆，没有戴笠盖章的通行证均不得进入。不久，3辆军用轿车和1辆民用轿车鱼贯而人。第一辆军用轿车上坐的是戴笠，第二辆是周佛海和罗君强，第三辆是丁默邮及周佛海的妻弟、伪中央信托公司总经理杨惺华，伪中储行总务科长马骥良，马平时专门负责照料周的生活，本不是戴笠圈定的对象，但他自听说周佛海将去重庆的消息后，也主要动要求同去，经戴笠同意，由周佛海也将他带上。一辆地方轿车上坐的是刘鸿生的二公子刘念义、四公子刘念智。

刘念智本不认识戴笠，一次因到刘念义家吃晚饭，正要上楼时，忽听见后面有人高声叫唤：

"赶快说你是谁，否则我就要开枪了。"

刘念智转身一望，只见一个身穿军服、满面短胡子、凶相毕露、杀气腾腾的人，带着一大批手握短枪的警卫，在他后面跟上来。刘马上回答："我是刘念义的四弟刘念智，奉父亲刘鸿生之命，从重庆到上海来执任务的。"

那个满脸短胡子的人告诉刘念智说："我是你父亲和你叔叔的朋友戴笠。"

刘念智这才认识此人就是父亲和叔父口中经常提起的那位特务头子戴笠。

当即走下楼梯，向戴笠鞠躬说："戴将军，久仰!久仰!"

进入客厅，一大批警卫即在公寓周围布岗，戴笠第一句话就问刘念智：

"你在重庆呆了多久?为什么你父亲从没对我提起过你的名字?"

刘谦逊恭维地说："戴将军是最忙的人，我哪有机会见到你?"戴笠哈哈大笑。

原来，当晚戴笠要在刘念义家举办一个大型舞会，特来询问准备情况，并告诉刘念义，他将特邀刘念义作为他的私人客人一同去重庆参观游览，故刘念义得以9月30日与周佛海等人同机赴重庆，而刘念智是当时仅有到机场送行的人。

到达重庆后，周佛海等人便被送到白公馆，形同囚禁。

白公馆建在重庆杨家山的山腰，因原为川军师长白驹所修建而得名。杨家山一带环境秀丽幽静，景色宜人，白公馆依山而建，山泉、瀑布、石崖、小径，得天然之趣。1943年以前，这儿是军统看守所，后因被梅乐斯看中，故又向戴笠要去改成中美所第四招待 所，经过一番豪华的装修，专门用来招待美军校级军官。

经毛人凤和沈醉安排，周佛海一行人等全部住在楼上。周佛海住左边的1个大问，这里曾关押过叶挺将军。丁默邮住右边的1个大间，罗君强、杨惺华等也都一一安排住下。周佛海看到房里有沙发、弹簧床等，一应家具俱全，脸上毫无表情地点了点头。这天中午，毛人风设宴为戴笠和周佛海等接风洗尘。席间，虽然戴笠、毛人风不断向周佛海等人敬酒讲笑话，可是周佛海等人自知从此走进牢笼，前途凶险莫测，一个个心事重重，强作欢笑，气氛显得尴尬沉闷。

酒席吃到一半，戴笠预先交代好的1个秘书走进客厅故意大声对戴笠说：

"侍从室来电话，委员长叫你马上去。"戴笠马上站起来招呼说：

"很抱歉!不能奉陪，要先走一步了。"

周佛海一听是蒋介石找，也马上站起来送戴笠走，并用恳求吻说：

"见到委座时，请为我们美言几句。"

戴笠满面笑容，连说：

"那是当然的!那是当然的!你们过去对党国的功绩，委座不会不重视，也不会忘记的。暂时委屈各位一下，一切包在我身上，请放心好了。"

从此，周佛海、罗君强、丁默邮、杨惺华等人被戴笠软禁在白公馆内。

戴笠死后，蒋介石一声怒吼："要这条死狗于什么?"周佛海死于狱中。

京沪肃奸活动告一段落后，戴笠便开始考虑策划平津地区的肃奸活动如何进行。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立即命令汉中行营主任李宗仁调任北平行营主任，主持平、津及华北地区的接收活动。戴笠也很快任命对华北地区情况比较熟悉的马汉三为军统北平办事处主任，先期赴北平调查和部署平津地区的肃奸活动，掌握汉奸名单，拟定肃奸预案。

1945年10月下旬，戴笠分别视察天津、北平地区，听取了马汉三关于华北地区汉奸情况的汇报，确定了在平津地区准备逮捕的伪政权特任级大汉奸名单，准备亲自送蒋介石审阅。

戴笠到北平后，把随行人员安排在原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公馆北平什锦花园。自己却经常住到他的盟弟吴泰勋公馆里，由吴的老婆陪他过夜。当时，宋子文因接收事宜也来到北平。他们几乎都晚都要开舞会，或找人唱戏。有一次，戴笠叫特务去"请"言慧珠唱戏，由戴笠先点了段《凤还巢》，唱完后，宋子文又点了段《金玉奴》。唱完戏，戴仍然不让走，叫特务把言慧珠胁迫到他的临时公馆过夜，第二天才放了人。

12月5日，戴笠沿用上海肃奸时的老办法，借李宗仁北平行营前进指挥所的名义，在北京东城北兵马司1号举行盛大宴会，向北平市50多名特任级、简任级和兼任独立伪职的大汉奸发出请柬，邀请他们出席宴会。

这一天，受戴笠邀约按时赴宴的特任级大汉奸有：先后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第一任及第四任委员长的王克敏，第五任委员长王荫泰，伪华北政委会顾问、咨询委员会委员曹汝霖，伪华北政委会常委、华北治安总署督办、华北绥靖总司令齐燮元，绥靖总署督办杜锡钧，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王谟，农务总署督办陈曾拭，工务总署督办唐仰杜，伪华北政委会委员、北平市长刘玉书，北平宪兵司令黄南鹏(简任级)等。

伪华北政委会第二任委员长王揖唐，伪华北政委会常委、司法委员会委员长董康等情知不妙，托病住院，不肯赴宴。伪华北政委会委员总务厅次长祝书元因向戴笠、马汉三交代有功，被戴笠从逮捕名单中剔除，内务总署署长吴瓯有先见之明，在这之前已经逃逸，不知去向。

汉奸们接到请柬，一个个怀着疑惑不安的心情来到东城兵马司汪公馆，一进院子，只见军警林立，戒备森严，已知宴无好宴。虽然酒席极为丰富，但汉奸们已是味同嚼蜡，难以下咽。

领公费2000元；王揖唐任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时，曹又被挂上了1个咨询委员的空衔，但均未到职视事。蒋以此而对曹有赏识选许之意。"八-一五"光复后，曹汝霖即打电报给蒋祝贺抗战胜利，蒋当即回电对曹表示慰问。

因此，当戴笠把预拟的逮捕华北特任级汉奸名单送蒋审核时，蒋特意将曹汝霖的名字从名单中划去。戴笠没有按蒋介石核准的名单照办，仍把曹汝霖请到了东城兵马司汪公馆。但戴笠也留了一手，并未把曹汝霖与其他大汉奸一起送往炮局胡同关押，而是留在汪宅软禁起来，以防蒋查询时辩解。

所以，戴对曹汝霖说："润田先生也不必去监狱，但不能回家，可同黄南鹏一同住这里，听候法院传唤。"曹汝霖即向戴笠表示了谢意。

后来，由于蒋介石的直接干预，曹汝霖被开释回家，虽然庆幸这次逢凶化吉，由蒋出面，才从魔王戴笠手中逃了出来。但他感到蒋是反复无常之人，戴是心狠手辣之徒，加之以他历史上的所作所为，随时有受到法律制裁的可能。

于是，在儿子曹朴的一手策划下，曹汝霖将他在北平住宅的家具、古玩等财产全部售出，把房产则交给女儿管理。然后曹汝霖先到天津定居，随即又转道上海，秘密潜往外国当寓公去了。

伪华北政委会第二任委员长王揖唐也在戴宴客之前托病住进中央医院，并暗中重贿国民党高级地工人员张文波，但遭张拒绝。马汉三根据戴笠的指示，将王揖唐从中央医院拘押到看守所，并将材料移送法院审理，被判处死刑，在北平第一监狱执行枪决。

在东城兵马司一号被逮捕的40余名大汉奸被关进炮局监狱后，戴笠指示马汉三把他们用飞机毹送南京审理，只有齐燮元被判死刑，执行枪决。其余的继续关押，后在南京解放前，通过各自的渠道星散。

在大家匆匆吃完以后，戴笠拿出经蒋审定的名单，对宴会上的汉奸宣布说：

"根据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制定的惩治汉奸条例，凡当过特任职、简任职和兼任伪职的汉奸，都须按其职守，受当然的检举。因此，从现在起你们都是被捕的人犯，我们准备把大家送往监狱。这是中央命令，本人不能作任何主张。"

"第一个，王克敏。"

王克敏出身于官僚家庭，一生过着狂嫖、滥赌、吸毒的糜烂生活，早已把身体掏空，精神更是衰弱不堪，在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任上已不能坚持职守，于1944年2月去职。

这时，"鸿门宴"已经结束，王克敏饭后正在漱V1，听戴笠一开始就宣布到他的名字，精神突一紧张，身体不能支持，即倒在沙发上不能立起。

戴笠见状，对王克敏说："你现在有病不必前去，可在家听候传唤。"

王期期艾艾地回答说："这场祸事是我惹出来的，还是一起去吧。"

戴看到王克敏表示愿意与其他汉奸一起去坐牢，显得很随和地说：

"你愿意去很好。"

王被押不久，即畏罪服毒自杀于狱中。"第二个，曹汝霖。"曹汝霖在日军筹组伪华北临时政府时，曾被看做是总理大臣

的理想人选，但他每想到"五四"期间受国人唾弃的历史，不敢再给自己加上一层卖国罪孽。因此下决心不在伪临时政府任职，而思"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

后来，经王克敏极力拉拢，仅挂了1个"最高顾问"的虚衔，月在1945年秋冬的肃奸行动中，戴笠前后共捕捉汉奸4692名，查封逆产1456户，其中依法惩办者占三分之一。其中，大汉奸缪斌因蒋介石通过戴笠派其于1945年3月赴日本与小矶内阁议和一事被盟军司令官麦克阿瑟查获，并就此事向蒋提出质询，蒋恐此事泄露，即指示戴笠将缪斌提前交出，由苏州高等法院宣判死刑，于1946年5月21日在苏州狮子口第三监狱礼子监房第一号执行枪决，成了被处决的第一个汪伪大汉奸。

其后，陈公博、褚民谊等巨奸亦相继被判死刑执行，陈璧君被判无期徒刑(1959年病死于上海第二监狱)。周佛海、丁默邮、罗君强等人在戴死后被军统局抛出：周先被判处死刑而被蒋赦免，改为无期徒刑，而后死于狱中；丁默郝因叛变中统，系不肯放过，亦被处死；罗君强被判无期徒刑(于1970年病死于上海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