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敬赵亮的孩子:戴笠传２１

第二十一章折戟沉沙

1．化整为零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经过43天的谈判，签订了《会谈纪要》。这个纪要的其中内容之一，就是明确提出了"取消特务机关，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释放政治犯"。

这在蒋介石来说，虽然并没有要真正遵守执行的打算，但是为了要做一些表面文章，也出于抑制戴笠势力疯狂发展的需要，蒋介石秘密向戴笠发出撤销军统局，然后化整为零进行安排的指示，以减少中共及民主党派攻击特务机关的口实。

戴笠接到蒋介石这个命令，心情极为紧张。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认为必须尽快抢在蒋介石的前面，拿出一套办法，来对付蒋介石关于撤销军统局的逼迫。戴笠在这方面是有办法的。

10月上旬，戴笠回到上海。

10月12日，宋子文也来到上海。

国舅驾到，戴笠自然不会放过这一良机，况且是他最需要的时候。于是借唐生明在金神父路24号的花园洋房为宋子文接风。在点菜时，戴笠特别叮嘱唐生明的厨师阿喜："顶好的菜，不要一次都拿出来。"

唐生明在一旁听了，立刻开玩笑地骂他："请客不肯把顶好的东西都拿出来，这算怎么一回事。"

戴笠立刻把厨师支开，便认真地对唐生明说："你这个人太老实了!我对校长一直就是这样，任何事没有准备好第二套办法，第一套绝对不先拿出来，否则你什么都拿完了，他便不会再用你。"戴笠对唐生明明目张胆地说出对付蒋介石的手段和秘密，正是他当时心境的自然流露。戴笠面对蒋介石要撤销军统局的决策，他不得不在严峻的形势下很快研究出对付蒋的几套办法。戴笠的第一套办法就是借蒋介石关于化整为零的指示，将军统力量扩散到有关方面，一是将军令部第二厅全部掌握起来，把军统局原先主管的军事情报、军事稽查业务及国民党军队中各级谍报参谋方面的力量拨归进去，形成军事特工方面的独立系统。二是将内政部警政司全部掌握起来，并将警政司扩编为内政部警察总署，将军统原先主管的特工警察力量划拨过去，形成警察行政业务与警察特工业务一把抓。

三是加快组建交通警察总局，形式上隶属交通部体制，实际上也由戴笠亲自掌握。1946年3月1日，交警总局正式宣布成立，由戴推荐胡宗南所部出身的军长吉章简为总局长，马志超，徐志道为副总局长。

四是将军统局主脑部分隶属在司法行政部之下，成立1个调查室，将军统局本部及各外勤机关拨过去，形成军统化整为零后的基本力量。

这样，戴笠计划撤销后的军统虽然由几部分组成，但力量不是削弱了，而将更强大。

第二套办法就是要尽快把海军总司令部抓到自己手里，像陈诚、胡宗南那样，有雄厚的武力作后盾，以作进退之所。

戴笠通过几年来梅乐斯居间牵线搭桥，与美国海军界已有默契，这就是由美国海军部在战后以一部分海军舰艇援助国民党作为条件，支持戴笠出任海军首脑。戴考虑该计划一旦实施，就将特务武装的一部分改编成海军陆战队，这样，海上、陆由都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实力就会大大增强。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戴笠考虑必须尽快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见面，一方面继续在这位美国海军界的耆宿身上投下赌注和本钱，以放长线钓大鱼；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柯克了解美国海军部援助中国海军的计划及进度。

10月中旬，戴笠以视察接收工作为掩护，从上海飞到青岛会见柯克。战后，青岛成为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活动的重要基地，为了加强与美国海军及柯克的联系，戴笠下令成立军统青岛办事处和青岛站，派善于交际的军统大特务梁若节任主任及站长。

戴交代，梁在青岛的惟一任务，就是如何联络好美国海军人员特别是柯克。戴笠揣摸柯克贵为美国海军的一代名将，但也是凡胎肉身，所好者也不外是金钱美女之类。估计柯老头儿金钱虽然不缺，但美女却不常有。于是，戴笠指示梁若节攻其所缺，投其所好，千方百计找一些漂亮女人供柯克玩乐。

开始，因美国海军官兵一般都在星期六晚和星期日到青岛市区跳舞玩乐，柯克在此时上岸怕遇到部下影响威信，故多有犹豫。戴笠知道后，就交代梁若节改在星期三、星期四邀柯克活动：柯克对戴笠、梁若节的此举至为赏识。由此而常在梁若节面前称赞戴笠善解人意，为人爽快，做事有魄力，对美中情报合作有很大贡献等等。

戴笠到青岛后，每日里又是设宴、又是办舞会、又是找女人招待柯克，使柯克连呼"0K!"并许诺要在美国海军界加紧活动，使戴笠主持中国海军的愿望早日实现。

10月18日，戴笠结束了在青岛的活动，兴高采烈地飞赴天津，受柯克要求，策划美国海军陆战队于渤海湾海口登陆事宜。并拜会了美军驻津司令爱德华中将和海军陆战队第三师师长洛基少将。为了能抓住这些美国将军，密切双方的合作关系，戴笠在离津前，决定将自己的英文秘书黄天迈留下，专门负责与美方进行联系。

黄原是燕京大学学生，英文功底很深，曾任国民党政府驻巴黎总领事，抗战时期加入军统，1个多月后，戴笠再一次到达天津，决定在天津设立1个秘密机构，由黄天迈主持其事，任务就是供给美国海军的情报，了解美海军在华情况，并占据天津大理道汉奸张福居的1座大楼，经常通过举办鸡尾酒会和舞会，来招待美国海军军官。特务们都称这一秘密机构为"外事处"，称黄天迈为处长。当时，蒋介石为了积极准备内战，请求美国海军陆战队首"投降"，"遣俘"的旗号，不断从天津港登陆，替国民党军队抢占战略要道与铁路交通钱。到1946年，仅从天津港口登陆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就达4、5万人。蒋介石对美军的这部分在华军事力量十分重视，认为是帮助他进行反共的重要实力，极力加以笼络。

戴笠居间加以掌握，一方面加强了与美国海军界的联系，有利于增强他竞争中国海军总司令的态势：另一方面使蒋介石认为他尚有利用价值，不至于轻易抛弃，这显示了戴笠在后期与蒋介石斗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挟洋人以自重。

1945年12月25日，戴笠在上海杜美路70号举办战后第一次，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圣诞"晚会，兼作他对美军特务的送行。这一次他邀请的都是上海滩上红极一时的女交际花、歌、舞、影、剧明星及名媛闺秀，因而也特别受美国特务的欢迎。并经蒋介石批准，第一次将中美所合作的成绩在报纸上公布，以显示他的"伟大"成就，借以自重。

1945年底，军统局化整为零的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这年的12月份，戴笠到达北平，住在什锦花园吴佩孚公馆，召集龚仙舫、马汉三、文强等一批内外勤负责大特务座谈，听取有关军统局进行改组的意见。

在这之前，化整为零的计划一直是在戴笠、郑介民、唐纵军统三巨头之间极秘密进行酝酿策划，由军统人事处长龚仙舫、代理主任秘书毛人凤等极个别核心大特务进行承办的。

因此，当戴笠劈头盖脸地问龚仙舫："化整为零合法化的事办得怎么样?"

龚仙舫竟紧张地环顾左右不敢说话。

戴笠立即严肃地说："在座的都是本局的老同志，不会泄露，你讲你的，没有关系。"

得到戴笠的恩准，于是，龚仙舫汇报了考虑如何在国防部二厅、全国警察总署、交通警察总局三大公开机关中合法化安置军统人员的问题。

当时，文强、马汉三等外勤大特务尚是第一次听说有"化整为零"一说，便问是如何具体化法。

戴笠解释说："第一是准备改组后的国防部二厅谍参系统和对外使馆的武官系统，要合法化地全部控制起来，这个任务是介民先生去完成。

第二，是将内政部警政司扩大为全国性的警察总署，是合法化安置人员最多的一条出路，然后才能全部控制警察方面的行政、人事、教育。对李士珍派，能容就容，不能容就去。

第三是与张嘉敖部长早已说定，要求在交通部成立一个交通警察总署来统驭全国铁路、公路的警务机构系统，并将本局的所有武装部队改编为交通警察部队，化整为零合法化就是如此。"

戴兴奋地说："此外，我准备推荐李崇诗为海军部陆战队司令，兵员由本局武装部队中抽拨，或在其他的方面抽调。"

戴笠惟恐特务们不明内情，在听到化整为零的部署后感到泄气，便给大家打气说：

"世界上哪个朝代、哪个国家没有特务机关，人家越喊要取消便越显得重要。但是军统局这个名称有些臭了，组织也太庞大了，经费确也筹措不易，所以要化整为零，以合法化来堵住人言可畏的口，凡事要为领袖分忧着想，我跟他30年，是深知此道。"

在北平期间，戴笠为了强化军统的力量，适应化整为零的形势，进一步提出了"裁弱留强，里外三百"的口号，即把弱的、不好的人员裁减掉，把好的、能干的人员留下。把军统局的内勤人员调300人到外勤工作，把外勤人员调300人到内勤工作。这在戴笠的特工思想上是一重大转变。

过去，他是反复强调特务一旦入门，终身不得脱离团体的，叫做"生的进来，死的出去"，现在提出"裁弱留强"的口号，这在戴笠确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也可见当时形势对戴笠确是严峻的。 戴笠深知，所谓化整为零，通过三大公开机关合法安置军统人员，最关键的就是由谁出任三大公开机关的主官。从戴笠内心来说，当然希望由自己一身而兼三职，但国防部二厅的主官是非郑介民不可的，戴要争也争不来。不过，总体上戴与郑的合作还可以，由郑掌握二厅，比换一个非军统出身人的当厅长要好得多。至于交通警察总局，估计由戴笠亲自掌握或推荐1个心腹大特务出任主官的可能性很大，不至落入他人之手。

问题是全国警察总署，这是个权力大、油水大、安置军统人员最多的机构，所以戴笠最为重视。但是，目前想竞争这个职务的对手很多，最有实力的当数李士珍和唐纵。

在戴、唐、李之中，戴笠揣摸蒋的态度，估计由唐出任的可能性较大。因李士珍虽然在警察理论教育方面能拿出点东西，但在特务工作方面是个门外汉。由李抓警察，不符合蒋关于把全国警察总署办成一个警察、特工合二而一机构的设想。

至于戴笠自己，戴深知蒋对自己有戒备心理，本来所谓化整为零的口号就有对付自己的目的，因而不会让警察总署交给自己。至于唐纵，多年来在蒋身边工作，已尽得蒋信任和欢心，正是蒋要借重唐抑制自己的时候，因此，唐应是蒋考虑的优先人选。并且，当时蒋用唐的迹象已有透露，1945年12月，蒋下令撤销委员长侍从室，设国民政府参军处军务局，唐纵被调升为参军处的中将参军，除了仍为蒋主管全国情报外，还兼看有关警政、保安等其他机要文件。

到这时戴才明白，蒋实际上内定唐纵将出掌警察总署署长，把戴排除在外。对于这一点，戴是无话可说的，因唐表面上是军统的人，戴既不可和唐争锋，还要处处给唐以协助，不得刁难掣肘。但是，到了这一步，戴笠认为警察总署长予唐总比给李(士珍)要好得多。

因此，从1945年底开始，戴笠的方针就是一方面注意改善和密切与康纵的关系，使唐能够对军统有所帮助，至少不与军统作对。为了密切与唐的关系，戴笠指示沈醉从生活方面尽量给唐以照顾，戴在中美所内为梅乐斯修建的花园洋房"梅园"举行舞会，唐．纵的妻子唐次建是常客之一。

1945年底，戴笠从重庆到上海，甚至邀请唐泽与康大嫂(唐泽的妻子朱素怀)同行，到上海游玩了一次。并破例让唐、康两夫人参观了他的"地下宫殿"。当时，邓葆光在上海主持经济接收工作，但凡唐纵有什么要求、戴笠也指示邓葆光极力加以解决，以满足唐的胃口。

2．三步绝棋

为了对付蒋介石要化整为零、撤销军统局的秘密指令，戴笠曾日夜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岛等数大城市之间，绞尽脑汁，捉摸对策。

戴笠采取的第一对策是进行内部体制改造。以减少指挥层次，精简人员，公秘分开，转入地下等手段，以转移社会舆论的视线。于是，在1945年底，戴笠在提出"裁弱留强"的同时，又下令撤销所有区一级组织(东北区除外)，恢复在省范围内以省站为最高机关。同时，所有特务组织和特务人员一律转入地下，绝对秘密，不再以公开机关和任何名义作掩护。这是戴笠根据建立特务处以来的实际活动经验，为了在军统改组过程中，保存实力，以防不测而采取的一个关键措施。

在调整组织的同时，戴笠极力抓住沦陷区不断收复的时机，恢复和建立军统基层组织，不断扩充军统势力。特别是东北收复后的这块新天地，戴笠更是垂涎欲滴。1945年12月，戴笠抽调工作能力很强的军统北方区长文强为军统局东北办事处主任兼军统东北区区长；调军统局东北特别站站长陈昶新任东北办事处副主任兼东北区副区长。这样的安排，戴笠显然是有考虑的，这就是把陈昶新摆在陪衬的地位上，受文强的监视和控制，作一些傀儡的工作。陈昶新所谓"重建东北实力集团"的计划到此进一步受挫。戴笠到北平不久，即正式发表文强和陈昶新的任命，并抽调大批得力特务出关。不久，戴又将文强、陈昶新叫到北平什锦花园寓所，利用共进晚餐的机会，对东北工作作出全盘规划。戴笠认为东北这块地区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可以说是巴尔干半岛第二，将来既是国共之争的焦点，也必定是美苏之争的焦点。因此，决不能让沦陷14年的东北，又落人中共和苏俄之手。

戴笠还无限感慨地对文、陈说："收复东北这块新天地，本是一件大喜事，恼火的是控制在苏联之手，要从虎口里夺肥肉，预料是一件难事。熊天翼(提熊式辉)先生天真可笑，他想以政治外交手段把东北接过来，事实上等于做梦。杜光亭(指杜聿明)老大哥有胆识，硬打出关，势如破竹，锦州底定，证明政治外交没有武力作后盾，老毛子什么也不会买账的"。

戴笠一再叮嘱文、陈二人："一定要精研熟读与苏俄签订的10年友好条约，全力协助光亭大哥顺利地接收东北"。

戴笠采取的第二步就是在军统工作部署方面加强反共活动的分量。抗战期间，戴笠的反共活动不能大张旗鼓地搞，只能偷偷摸摸地干。现在抗战已经结束，作为"皮肤之患"的日本人已被打败，而作为"心腹之患"的中共组织更加强大。反共必定是老头子心目中的头等大事。所谓国共和谈，这不过是老头子麻痹共产党、敷衍国内外舆论、争取时间。作好进攻准备的一种态势罢了。

同时，戴笠深感，只有寄希望于反共，"团体"才有出路，个人才有出路。由此，戴笠不但从人力、物力、精力上迅速调整部署，加强反共活动，而且几乎是迫不及待想在反共方面能做出成绩，以便充实在化整为零合法化方面向蒋讨价还价的本钱和实力。

早在《双十协定》签订后的第3天，蒋介石就向国民党军队发布了反共内战密令，向各战区重新印发了他在江西剿共时期编写的《剿匪手本》，并先后发动了绥远、上党、邯郸3次战役，结果受到中共武装的自卫反击，仅在10月至11月9 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就有11万多人的被歼灭。特别是在邯郸战役中，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将军，率所部新八军和一个纵队共13000余人在邯郸前线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其余的两个军在溃退中被中共武装围歼，第十一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四十军军长马法五被俘。高树勋的起义和马法五的被俘，在国民党军队中震动很大，蒋介石尤其感到痛心，气得几天没能睡觉。

戴笠深知，老头子痛心的不是失去了两位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军长，而是因为出师不利，挫伤了他本人和国民党军队的反共信心。戴笠是十分自负的，他经常自诩为孙悟空，神通广大，没有办不成的事。由此，他决心在反共方面也露一手，做一件国民党在战场上做不到的事，重新派特务把高树勋从共产党那边招回来，一方面给蒋介石挣足面子，一方面也是在蒋面前显示自己的反共实力。11月间，戴笠到达天津，专门召集在津特务开会研究策反高树勋回归国民党的策略。戴笠给特务们打气说："共产党把把高树勋弄过去，我们就有能力把高拉回来。"

天津站长陈仙州曾在高树勋部任调查室主任，与高的关系尚好：于是，戴当即将任务交给陈仙州，指示陈说："这事交给你去办，不惜花费多大代价，把高拉回来。"

陈仙洲派曾任新八军师长的张无疆前去策反高树勋，结果一去音讯全无。

1946年1月，国共双方签署《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成立了三人小组领导下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蒋指定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中将为国民党方面的首席代表。郑介民虽然对这一个重要职务感到很满意，但是对如何完成这一任务却感到信心不足，因而找戴笠商量。戴笠则认为在军事调处过程中，正是对中共进行特工活动的大好机会，于是专程赶回重庆，具体交代当时八路军、新四军等中共武装方面的情况。戴还向军统局各部门的负责大特务指示，凡郑介民提出要人、要钱、要电台、要武器、要交通工具等，一定要优先供给。

结果，郑介民在戴的全力支持下，一下子从二厅和军统局选调了100多名军统特务赴各地任调处执行小组的工作，并借机开展对共情报工作。郑甚至向戴笠要去军统所谓中共问题专家郭子明当顾问。

为了协助郑介民布置在军事调处执行过程中的对中共情报工作，戴笠于1月22日带着人事处长龚仙舫等大特务再次来到北平。戴笠于北平期间帮助郑介民把人员调遣完毕，并指示军统北平办事处主任马汉三对执行部中共首席代表叶剑英、参谋长罗瑞卿、副参谋长耿飚、秘书黄华等人进行秘密监视。

戴笠对东北的形势也特别关注。当时，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因突发肾结核病而住进北平白塔寺中和医院动手术治疗，东北军政大事由熊式辉一人统管，文强的工作也更加紧张繁忙。但戴笠仍对东北的情况放心不下，用急电将文强从锦州前线召回北平，进行谈话，对东北的活动进行检查部署。

戴笠听完文强对东北形势及东北站工作的汇报后。当即以先生的身份给文强上课说："停战谈判作为攻心之计是需要的，不要认为可以谈出什么结果；不论马歇尔来华也好，其他的什么人来华也好，都只是缓兵之计。打是校长的既定方针。延安方面对此当然是看得明白的，他们也是早有准备的。问题是谁的实力压倒谁。共产党的软功夫比硬功夫强。软功夫能迷惑人，能迷惑世界舆论。恐怕我们将来吃亏吃在软功夫上。"

听到这里，文强以学生的身份向老师提问："软功夫是不是指政治手腕?硬功夫是不是指军事力量呢?"

戴笠回答说："你点穿得好。我不懂什么政治不政治。自去年在重庆订立双十协定以来，延安耍的软手段耍得高明，老头子预料毛泽东不敢到重庆，这一着没有料到。统一军令、统一政令，这两条已全否定了，明明只有非打不可的一条路可走了。目前的形势是打有利还是和有利?"

文强回答说："打是真，谈是假。谈是为了打，打是为了在更有利的条件下来占上风。不过像马法五、高树勋在邯郸那样送礼的打法，阎锡山在上党地区那样送礼的打法，那就太笑话了。"

戴笠听文强如此一说，不禁气冲斗牛，拍案大骂道："真没有料到孙连仲这位与陈诚气味相投的人，在江西省有剿共经验，在台儿庄有抗日经验的老牌将领，刚刚独当一面，就如此丢脸，几乎把老头子气得几天没落枕。"说完，戴笠随即从提包中取出一份文件给文强看，严肃地叮嘱说，"这份绝密文件，是校长于邯郸事件发生后亲自召开的--次极为机密的会议，估计了形势，检查了决策，传授了《剿匪手本》的要义，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说：打才有出路!这份文件是指定胡宗南作的记录，只许你知道，看完，限明晚将原件送还给我。"文强拿到这份密件，视若宝贝，当晚即叫人偷偷打印了一本，以便带回东北，贯彻落实。但是，戴笠直到机毁人亡，也没能看到特务们在反共方面做出什么成绩，这是他深为伤心的。戴笠采取的第三步就是迅速整顿清理军统内部的贪污受贿问题，整饬风气，以免被蒋介石或政敌抓住口实，自招其祸。在抗战胜利后的接收过程中，由于军统特务一方面利用在沦陷区潜伏力量，能够很快地从地下钻出来的捷足先登的机会，一方面则利用勾结策反伪军汉奸，以后又负责整个肃奸行动的特权，使军统特务们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便，一个个在接收过程中上下勾结，左右串连，大肆贪污受贿，大发接收财，有的军统特务一人"接收"的房产达20多幢。北平马汉三及其亲信贪污的金佛数只，每只重数十公斤，至于特务们借机向汉奸敲诈勒索，抢车子、奸污汉奸的小老婆、强奸汉奸女儿，更是不计其数。当时，仅据国民党公布的上海敌侨和汉奸房产就有8500多幢(实际上远远大于此数)，被特务、军队宪警、流氓等人侵占的就达5000多幢。其中军统特务是最大的收益者。起初，戴笠对军统特务们的劫收贪污法尚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企图让其自生自灭。但是随着肃奸活动的全面推开，特务们贪污受贿的风气愈演愈烈。到肃奸后期，戴笠已知此事不妙。再这样下去，不但要毁"团体"，而且会殃及自己。

于是，戴笠于1946年初从南京匆匆赶回重庆，将毛人凤、沈醉找去大骂了一通，并连连责问沈醉："现在各地接收财产的情形，你们知道不知道?"

沈醉回答："目前尚难以统计出来。"

戴笠马上激动地指着沈醉的脸大喊大叫："你这个管家人，真越来越糊涂!我告诉你!电报上报来的数字，大有问题，你们得赶快出去清理了，迟了便更要出毛病。"

当天，戴笠便指示毛人凤成立一个财产清理委员会，由军统局督察室主任廖华平兼主任委员，沈醉兼副主任委员，要他们迅速到各地去清理财产。这个组织比国民党的清查团早5个月成立，但后因戴笠出事，军统的清理活动拖到夏天才开始。

清查委员会刚成立，戴笠等不得廖华平、沈醉开展工作，就下令将军统电讯处长魏大铭囚禁，罪名是所谓走私罪。

1946年2月间，戴笠在天津召集特务们进行训话，指出接收大员们贪污腐化、歪风严重，必须予以重视，警告下属保持固有的"清白家风"，如有违反，定予严惩。并威胁要枪毙北平肃奸委员会的军统特务王子英，其罪状是与汉奸小老婆通奸，有辱"团体"门风等等。

、当时，军统局内部上上下下听到戴笠发誓要整顿风气、清查财产的讲话后，一个个确实紧张了一阵子。但戴笠一死，大家表面上依依不舍，背地里各自庆幸，魏大铭更是仰天大笑。大特务们失去管束，劫收来的财产和个人荣华富贵可保无虞，心中不禁松了一口气，军统清查活动也不了了之。

3．倒戴风潮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旧政协)在重庆召开。会议再次喊出"打倒特务!""取消特务机关!"的口号。

正在筹备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大会，似乎受政治协商会议的感染，也在大谈取消特务机构，切实保障人民权利的问题。戴笠的政敌陈诚、陈果夫、陈立夫、李士珍等人也抓住这一契机，推波助澜，兴风作浪，一时间，重庆的上上下下，一片讨伐特务机关的呼声。

戴笠第一次感受到那种舆论的力量，那种万人同声、千夫所指的局面，就是以蒋的手腕和至高至尊的权威，似乎也抵挡不住，不得不连连向戴笠查询化整为零方案的筹备情况。戴笠对此虽早有预见，但是在他的考虑是，在未能掌握控制海军司令部之前，军统组织是不能轻易撤销的。

戴笠的既定方针是，以不变应万变，用一个"拖"对付方方面面的逼迫。从1月间开始，戴笠借巡视各地肃奸案件为由，索性避开重庆喧闹的局面，在华北、华东各城市之间飞来飞去，以便躲过困难时期。

1946年2月间，蒋提升唐纵为内政部政务次长，这不但使唐的地位第一次高于戴笠，而且为唐出任警察署长作了准备。这时戴笠已进一步看出蒋将军统化整为零的目的就是为了分而治之，互相牵制，以便控制。

在这同时，蒋指示唐纵主持召开特工月度汇报，以便研讨对付三大会议(国共和谈会议、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国目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要求取消特务机关的对策，戴笠知道在这种形势下，必定是会无好会，策无好策，索性以肃奸案件太多太忙为借口，在外请假，不肯出席，

加上原先出席特工月汇报的八人(戴笠、唐纵、郑介民、宣铁吾、张镇、王某、徐佛观、叶秀峰)中，郑介民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不能出席，王某因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情报不实，被戴笠告发，蒋一怒之下撤销，宣铁吾已去上海赴任，难以抽身，徐佛观的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也名存实亡，故月度汇报的八人小组已不能正常召集。同时，由于需要讨论决策的问题与特工汇报也有所不同，鉴于此，蒋于2月间下令成立了一个新的小组，指定由宣铁吾、陈焯、李士珍、黄珍吾、叶秀峰、戴笠、郑介民、唐纵等8个人组成。蒋介石拟定的这个名单是很费了一番苦心的。第一，八人小组中，除陈焯是出身北洋军阀政府的老警察外，只有中统局长叶秀峰是代表系，其余6人全部是黄埔学生。这说明蒋在考虑改组特务机关过程中，主要依靠黄埔系。而系因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之流在蒋心目中的利用价值已大大降低，故不被看重。第二，八人组中，宣铁吾是上海市警察局长，陈焯是北平市警察局长，黄珍吾是首都警察厅长，李士珍是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叶秀峰、戴笠、郑介民、唐纵则代表中、军统特务机构。从大的方面说，警察与特务在名额上4票对4票。这说明在蒋的头脑中，改组特务机构、化整为零的主要方向是警察特工化，把大批特务充实到警察机构中，形成特务与警察的合流。

第三，与老的八人小组相比，戴笠在新八人小组中的地位和影响大大降低。老的八人小组，基本上是以戴笠、唐纵唱主角。新的八人小组中，情况起了根本变化。

首先就会议内容来说，新八人小组要讨论决策的不是如何加强特工活动，而是讨论如何取消特务机构，将中、军统化整为零合法安置到警察系统中去的问题。在这种场合，戴笠不但失去了过去的主宰地位，而且还须求助于这些警界"大亨"。其次，就新八人小组的成员来说，戴笠对手的势力更加强大。不但宣、叶依然在里面，而且又增加了一个李士珍，一个黄珍吾。

李士珍与戴笠你死我活地争了15年，是早已被戴笠拉下马的人，现在居然又被蒋介石扶上马，来参加讨论撤销军统局的问题，这对戴笠不啻是嘲笑愚弄，这是戴笠无论如何不能忍受的。至于黄珍吾，本是郑介民的同乡，与戴笠有较好的关系，原先在戴笠与康泽的角斗中，戴一度保荐黄担任别动队副总队长与代总队长。但，黄后来走陈仪和蒋经国的路子，在抗战期间先后任福建省保安副司令兼保安处长、青年军二。八师师长。蒋经国与宣铁吾本是至交，抗战胜利后，青年军整编复员，黄珍吾由宣铁吾、李士珍联手向蒋保荐，蒋经国暗中施以援手，从韩文焕手中夺得首都警察厅长。这个时候的黄珍吾已完全成了宣铁吾、李士珍一派的人。至于陈焯，资历之老可以在蒋介石面前摆老资格，戴笠这种"小字辈"的暴发户，当然不在话下。剩个唐纵，一个郑介民，他们表是军统的老人，但唐纵受蒋笼络，早已与戴貌合神离，甚至在暗中与戴相互较劲。况且此时的唐纵，不但升任内政部次长，全国警察总署署长一职也已在掌握之中，他岂肯甘心当一名戴笠的"书记长"。就郑介民来说，早在抗战初期就开始跳出军统，专在军令部二厅去发展他的新天地。到了1946年1月中旬，又出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国方首席代表，成了国内外瞩目的政治新星，更不屑于跟在戴笠后面当一名"二老板"。因此，新八人小组之中，大致可以分为三派，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是坚定的反戴派，叶秀峰在反戴方面与这一派有共同语言，因而可以为宣等利用，陈焯、唐纵、郑介民是中间派，惟有戴笠是单枪匹马，因而形成一人与七人的分离和对立局面。蒋介石为了能尽快解决军统组织的改组问题，于1946年3月初亲自给戴笠发电报，指令他立即返回重庆参加新八人小组会议，电报是由毛人凤通过军统电台代转的。

也正在这段时间里，先期从上海、南京等地回到重庆的宣铁吾、黄珍吾与李土珍抱成一团，开始秘密策划如何将军统彻底搞垮的办法。

军统看家人毛人凤探得这一消息后，当即在蒋介石给戴笠的电谕纸反面，注上"重庆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在捣鬼，谨防端锅，请亲自呈复"数语。提醒戴笠注意。

戴笠在外巡视，一直不肯返回重庆，本有借故躲避八人小组会议的目的。现在上有蒋介石紧迫不放，下有宣、李、黄联手算计，戴笠似乎像一头被人逼急了老狼，于无计可施之中，不禁摆出一副拼死一搏的决斗姿态。

他接到电后，当即令龚仙舫通知心腹大将文强到他下榻的住所，并将文强引进内室，拿出蒋的电谕及毛人凤的附注给文强看，然后怒气冲冲地拍着胸脯发泄说："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奔波劳累，一心为国为校长，想不到会有人乘机捣鬼，落井下石，想端我的锅。同室操戈，实在欺人太甚!请为我拟一复电，说我处理平津宁沪的肃奸案件，事关重要。无人可以代理，请宽限半月才能返渝面陈一切。同时要表达对宣铁吾、李土珍、黄珍吾捣鬼必须揭发的意见，措辞要委婉一些，不要露出与人争长短的痕迹。复电稿拟好后，先交我看，然后再拍发"。

接着，戴笠关照说："此事只许你一人知道，对其他的人要保密。"说完这些，戴笠红着眼睛，气冲冲地走了。

文强虽以足智多谋而得戴的称许，但要拟这样一份复电却颇感踌躇，经再三字斟句酌，方拟成一稿，大致内容是：

"校座钧鉴：电谕敬悉。本当遵谕返渝，因平津宁沪巨案，尚待亲理，本月中旬始能面聆教海，敬乞示遵。生云天在望，惟命是从。讵料煮豆燃萁，相煎何急。生效忠钧座，敢云无一念之私。不得已而晋忠言，冒死陈词，伏乞明察。生戴笠。"

文强的复电稿拟好后，交戴笠润色，拍发毛人风亲译后转报蒋介石。

戴笠的复电稿本是气急后的一时激愤之词，特别是"煮豆燃萁，相煎何急"之句，让蒋何以理解，如果蒋查无实据，震怒之下，戴岂不是祸患加身，自取其厚。因此，经过与原中美所主任秘书潘其武仔细研究，认为电报中"煮豆燃萁，相煎何急"两句应建议老板删去，否则是祸是福，难以预料。但是，还未等到毛人凤、潘其武的建议电发出，戴笠已在黄泉路上行走了。

蒋介石的一份电报，好像一张催命符，使戴笠终日处于紧张不安状态。

戴认为，宣、李、黄三人不可怕，即或比宣、李、黄三人来头更大的二陈兄弟和孔祥熙，戴照样打得他们落花流水，真正可怕的还是蒋介石。蒋爱之则生，蒋恶之则死，这是没有疑义的。宣、李、黄三人暗中捣鬼，要端锅，如果仅仅是他们自己阴谋，尚不足为虑。问题是这里有多少是蒋的意图?本来，以蒋一人之力，他已不堪对付，倘若蒋再假手宣、李、黄相逼，戴纵有回天之力，也难以施展。真是如此，戴自感也确是死蟹一只，只有任其摆布了。

想到这里，戴笠食不甘味，夜不成寐，惶恐不安，忧心忡忡。戴笠曾忍不住对心腹文强说："你从形势上来看，我们团体的前途怎样?"

文强直截了当地回答说："目前三大会议一致高喊要消取特务机构，以校长的英明也难以应付，问题当然不止于对团体不利，更重要的将是对整个国事前途的不利。"

文强几句话语，使戴笠顿感有了知音，他点点说："你的看法很有见地，有没有好的对策，考虑成熟后，明晚深谈。"

第二天，戴笠约文强再作详谈。文强经过一夜的深思熟虑，当即给戴笠分析了团体的致命难关有三：一是外有三大会议要取消，二是内有三陈(陈果夫、陈立夫、陈诚)在作对，三是更有黄埔系的三人要端锅。但对策却有四：一是千变万变，特工的重要性不会变，外要取消，内要端锅，更显得特工重要；二是"剿共是校长的既定政策，只要打起来，就有戏可唱；三是校长在战后的国策是依靠美国，"团体"与美国的关系搞得很不错，应该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四是化整为零是一着好棋，可以为校长分忧，堵住叫喊者的口等等。文强滔滔不绝地分条分析，作长篇大论，但是却没有接触到如何对付蒋介石假黄埔系三人要端锅的问题。因而戴笠听了甚不满意，当即打断文强的话，反驳说：

"端锅的对手是比三会议的外敌和三陈的内敌还要棘手，看来你没有将这个问题考虑进去"。文强是聪明的。他知道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对戴笠内心的痛处

估计不够深透，经过短暂思考，马上向戴笠提出了"以退为进的对策，并强调不如此"难以渡过难关"。文强具体解释说：

"以校长之英明，自北伐以来就有过三次下野。下野就是以退为进，不如此，渡不过难关。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的这两句诗，何尝不是至理明言。我说的以退为进的办法，是暂时避避风，以出国考察为由，自请出国一游，将摊子交介民先生看守，又有人凤为助，是万无一失的。预料共产党绝不会就范，内战不久就会大打起来。校长在双十谈判和停战协定所用的缓兵之计，谁又能骗得了谁呢?等到大打内战时，自然就少不了借重之处。假若出现了拜将不退的局面时，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还不牢靠时，决不要轻易归国，必须等到一再电召而后归，必须等到身价百倍而后归，这才是新局面的到来。"文强所谓"以退为进"对策的核心，无非是要老板用反共内战及国民党同美国的关系两个筹码，向蒋介石作最后摊牌式的要挟。这在文强来说，能想出这一"对策"，只是出于熟悉戴笠有自命不凡的特点，特别是到抗战后期，戴更是骄横自大，目空一切，把自己看成是党国栋梁之臣和蒋氏最有资格的衣钵传人，因而野心大发，到处结党营私，呼朋引类，甚至公开向蒋的权力挑战(抗命扣押曹汝霖)。

不料文强动员戴笠与蒋"对着干"的对策，由于触及到蒋戴矛盾的症结所在，马上引起了戴笠的兴趣。多日来，戴笠处于出山以来最感困难的境地，真正的原因就是感受到蒋对他的威胁。戴笠实在是个聪明到顶的人，他对蒋精心研究揣摩了20多年，对蒋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的目的莫不了然于胸，可以说，在国民党内，没有人比戴笠对蒋介石的思想、性格、作风更了解，更熟悉。

正因为这一点，戴笠从一开始就怀疑蒋秘密指令撤销军统局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对付共产党要取消特务机构的呼声，只不过当时戴笠对政局发展的形势不明。但是，戴笠很快发现蒋在这个问题上是在耍手腕。《双十协定》签字后，蒋马上决定给国民党军队的各级军官重新印发《剿匪手本》。并下达密令称："此次剿匪为人民幸福之所系，务本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达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赏，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希转饬所属剿匪部队官兵一体遵悉为要。"戴笠由此看出蒋所签订的《双十协定》都只是敷衍共产党，应付国内外舆论的表面文章，何以国共和谈中共产党要求取消特务机构的呼声，蒋竟然动真格的。戴笠百思不得其解。

蒋一生是靠特务工作起家的。特工的重要性，没有人能比他更了解。既然要剿共，要打仗，内战形势一触即发，特务工作是断不可以少的，特务机构不但不应该取消，还应该加强，何以蒋要违悖常理，作出撤销军统局的决定?以蒋的性格来看，他素来是个敢作敢为，胆大妄为之人。发动中山舰事件、"四·一二"清党、宁汉分裂、汤山扣押胡汉民、抗战期间赶走史迪威等等，哪一次行动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都是在政治上、舆论上引起轩然大波?可见，蒋为了要达到某一目的，历来是不择手段的。何以三大会议提出取消特务机关，蒋居然抵挡不住，一次又一次地严逼戴笠尽快撤销军统组织，搞所谓化整为零呢?

戴笠思来想去，早已看出蒋所谓特务机关化整为零的策划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所谓三陈的作怪、黄埔系三人的端祸，都不过是蒋的假手而已，蒋的真正目的就是要通过撤销军统局，削弱以至取消戴笠手中握有的特工权力，消除军统的威胁。因此，戴笠意识到，一旦军统化整为零，他将再也没有像过去那样掌握这些合法化的公开机构，戴笠的地位、权势、荣华、富贵也随着军统的消失而一并消失，这是戴笠真正的忧虑所在。这也是戴笠通过软顶硬抗的办法，迟迟不肯将军统改组的原因。

虽如此，戴笠很清楚，蒋介石一旦看准了，认定要办的，是非办不可的，戴笠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军统终究要取消，自己的出路何在?

如何跟蒋作最后的较量，这是戴笠自蒋下达撤销军统的密令以来，一直绞尽脑汁在考虑而始终没有良策的问题，现在文强一个"以退为进"的对策，使戴笠茅塞顿开，心情豁然开朗。他马上放下一贯骄矜自持的架子，笑容满面地送文强出来，边走边说："老兄说的值得考虑。但不必对别人说。"

文强见他高兴，便打趣地说："假如出国畅游的话，请不要忘记带我一同去呀!"戴笠听了，开怀哈哈大笑，他感受到二种多少天来没有过的一次放松与惬意。第二天，戴笠与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见面时，便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告诉孙连仲，返渝后将赴美一行。

戴笠的分析大致是不错的。密谋策划要端祸的宣铁吾既是新八人小组名列第一的成员，又是严密监视戴笠的五人小组的核心成员，宣在黄埔时期就当过蒋介石办公室的侍卫和侍卫长，并与蒋经国称兄道弟，成莫逆之交。应当说，宣与蒋氏父子的关系之深是超过戴笠的。蒋在后期起用宣铁吾打进戴笠控制的缉私、警察等势力范围，不断地抢戴笠的饭碗，与戴笠作对，也就是看中宣与蒋氏一门的深厚关系。这一点，戴笠也是看得清楚的。

所以说，宣铁吾策动李士珍、黄珍吾两人共同谋划要彻底端走戴笠手中的"饭碗"，应该说是抓住了蒋介石处理军统问题腹案后采取的行动。否则，以宣铁吾对蒋的忠诚和驯服来说，即使与戴笠夙有宿怨，也还不至于胆大妄为地想到要对蒋介石历来视为命根子的军统组织来个端锅。或者说，他即使想端也不敢端，要端也是不能端的。宣铁吾的背后就是蒋介石。

4．九龙宝剑

抗战胜利后，戴笠夺得肃奸大权，达到事业的顶峰，本想就此施展宠图，大干一番。不想，仍然走了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老路。因此，自蒋介石向戴笠发出撤销军统局的秘密指令后，就犹如头亡悬一把古希腊神话中的"达摩克利斯剑"，每日里如坐针毡，几至到了食之无味、睡之不安的地步。这是戴笠自出任特务处长以生活中最感黯淡无光的一段日子。

戴笠的惟一希望是早日爆发国共内战。戴笠认为：一旦内战爆发，蒋介石把取消特务机关作为应付三大会议的借口就不复存在。反共之际，正是用人之时，到时候蒋关于撤销军统局的初衷一定会有所改变。问题是军统在反共活动方面要早有部署，要随时能拿得出有分量的东西，让老头子感到离不开、少不了。

戴笠基于这一考虑，在北平期间，一方面抓住文强，对东北的反共活动加强布置。一方面则指令人事处长龚仙舫，在华北地区搜罗日伪汉奸特务，组织内蒙方面的反共特务组织，以便派往被中因此，戴笠在北平期间亲自提审了已被逮捕的著名日本间谍岛芳子(金璧辉)。川岛芳子长期在华北地区活动，对内蒙方面的情况不但十分熟悉，而且她手中掌握的一些关系可以进行利用。汉子就是大名鼎鼎的戴笠时，顿时来了精神。她除了在反共特212活动方面对戴笠有所贡献外，当即说出了一件令戴笠十分震惊的退，大片国土沦失，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未卜的严峻时刻，马汉三自忖如果国家民族不保，军统当然也不复存在，自己何不携带此剑就此脱离军统，逃亡国外，换得荣华富贵，可保终身受用不尽。万一局势有了转机，戴笠又紧迫不放，则随便找一个理由作为迟缓上交此剑的借口，再把此剑送还戴笠不迟。

1939年间，戴笠从中原各地视察回到重庆，虽未见马汉三将此剑送到，但他根本不会想到马汉三有胆量会起异心，一方面认为关山阻隔，路途艰险，故而迁延时日。另一方面他自己也许并不想马上将此剑献给蒋介石，故也没有及时查询此事。

就在戴笠的瞬息疏忽之间，龙泉宝剑又再次易主。

1940年初，马汉三以商人身份在张家口活动时，误与日本特务机关开设的"大隆洋行"接触，并因挥金如土、生活糜烂，引起"大隆洋行"的后台老板、日军大特务田中隆吉的注意。

田中隆吉是一位老资格的日军特务，属于日军少壮派，自20年代以来，先后在上海、东北、华北、内蒙等地，策划过无数阴谋事件，被称为是一个具有狐狸般狡猾和疯子般性格的阴谋家。

经田中派特务一查，马汉三的身份很快被弄清，田中隆吉马上指示张家口特务机关长田中新一将马汉三逮捕审讯。

大凡贪财之人，无不怕死，马汉三被捕后，听说落在嗜杀成性的大特务田中隆吉手中，自知情况不妙，当即供出全部情况，并献出龙泉宝剑，以求活命。果然田中隆吉得到此剑，欣喜异常，不但免其一死，而且将其释放，令其暗中为日军特务机关服务。

1940年春，田中隆吉被日本东京大本营派充为日军山西派遣军少将参谋长。12月，田中隆吉因指挥山西作战失利，被奉调回国。田中隆吉深知自己因平时飞扬跋扈，在日本军界中口碑很坏，可能结果不妙，因而在回国前路经北平时找到川岛芳子，将龙泉宝剑交给川岛芳子妥为保管，以防回国后受到宪兵的整肃而被迫缴。

三尺的搜寻，终于在房后的地窖中找到此剑。

马汉三复得此剑，又看到孙殿英在战后重新投靠国民党，成了"曲线救国"的"英雄"，知道这场戏已经唱到尽头，自己在军统的日子指日可数，只要戴笠与孙殿英再次见面，自己私截宝剑的罪行就会暴露，以戴笠的手腕，自己有几个脑袋都是保不住的。

于是，马汉三开始秘密筹划对策。一是在军统高级特务中寻找靠山和援手，特别是同郑介民、唐纵、毛人风等人拉好关系。码汉三因心中有鬼，早在任宁夏缉私处长时，就狠捞了一把，一方面准备后路，一方面给郑、唐、毛等大特务送礼，以防在不测时能有所照拂。马汉三到北平后，一如既往，对郑、唐、毛经常孝敬，且不图报答。当郑介民到军调处执行部工作后，马汉三更是通过送礼行贿与郑介民紧紧勾结在一起，成为郑的亲信心腹。

在此基础上，马汉三利用他长期在华北地区工作的条件，大肆搜罗党羽，组织小团体，这个秘密组织人数最多时达到50多人，其中包括军统北平站长乔家才等大特务也在其中。马汉三秘密策划，如果形势危急时。就用破釜沉舟的方法，铤而走险，拼死一搏。马汉三营造的第二个洞窟，就是投靠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马汉三知道桂系是国民党内独树一帜的实力派，如果得到李宗仁的保护，不要说戴笠无可奈何，就是蒋介石也一时难以下手。

于是，马汉三处处对李宗仁巴结逢迎，忠心耿耿，并把军统内部有利不利于桂系的情报及时向李密报，耀得李宗仁的信任，因而由李力荐他担任北平市民政厅长，成为李的心腹。

马汉三的最后一着就是预备逃亡国外，远走高飞。

马汉三营造"三洞"，但进那一个"洞"都是少不了金银财物的。于是，马汉三到北平后，利用接收日伪财产和肃奸的权力，几乎是发了疯似地贪污索贿，其所聚敛的财物简直难以计数。在军统清查工作开始前，由马汉三等人大捞剩下后上报的日伪财产尚有一仓库，但是等到军统清查大员廖华平、沈醉等人到达北平清查时，一仓库的财物又只剩下半仓库。可见马汉三等贪污财物之巨。戴笠弄清自己朝思暮想的龙泉宝剑尚在马汉三处，且马汉三又是个暗中出卖"团体"，背叛国家的"异类"时，心中极其愤恨，恨不能立刻生啖其肉，以泄其愤。

然而待到戴笠把此事冷静地思考了一遍，感到尚不宜鲁莽行事。

一是马汉三"叛变"的证据尚没有到手，仅凭川岛芳子的一面之词是不足为训的。川岛芳子本是一个特工老手，万一中了她的圈套，岂不贻笑天下。况且川岛芳子揭发马汉三，是由于马汉三竭力宣传川岛芳子是"特大号汉奸"，要杀川岛芳子以灭口，安知川岛芳子不是反其意而用之?

二是戴笠当时既要急于赴青岛与柯克践约会晤，进一步洽谈美国海军援助中国的舰艇问题，又要赶往上海与胡蝶见面，并替胡蝶办理与其夫潘有声的离婚手续问题，准备正式与胡蝶结婚；然后，还要返渝向蒋汇报华北、华东等地肃奸案件的处理情况，参加新八人小组会议等等，并主持战后第一次"四一"庆祝大会，这段时期实在难以分身在北平亲自调查处理马汉三投敌案；

三是戴笠认为当时的中心任务是如何与黄埔系的三人进行斗争，使"团体"不被端锅的问题，如果在此时将马汉三这一巨案抖落出去，徒然给对手增加攻击的实，反使"团体"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

四是孙殿英所献的这一柄象征皇权的龙泉宝剑，实际上意在由自己秘藏，故始终没有向外透露，更没有向蒋报告。现在如果把马汉三扣押起来，并签报蒋予以处决，蒋如果查询龙泉宝剑的来龙去脉，自己何以为对；

五是戴笠感至平是桂系的天下，且马汉三不但党羽遍布华北．而且与李宗仁关系密切，自己尚身在虎穴，一旦打草惊蛇，激起狗急跳墙，其后果不可不防。

如此一想，戴笠决定施以缓兵之计，徐图对策，伺机收拾这个"异类"。

戴笠与龚仙舫密谋密划的结果，决定第一步由龚仙舫给马汉三递过话去，只是索要"从金璧辉家中搜出的古剑"，其他的话题一律不谈。一来是要取得确实证据，弄清此剑是否就是彼剑，一剑在手，即可测知马汉三其人真面目。二来戴笠实在是太想念这把宝剑，他怕夜长梦多，此剑如再次易主，那就永难谋面了。

第二戴笠故意留给文强一信，托马汉三代转，以示信任。他估计马汉三将会偷看信的内容，因而露出将重用马的口风，以稳住马汉三。

当龚仙舫向马汉三提到宝剑一事，马汉三即知事情已经败露。马汉三是有胆量的，生存的本能促使他决定要向"无人能知"的老板作一次最后的较量，而决不做束手待毙的阶下囚。

能上能下的马汉三当即按久已蓄谋的步骤实施。为了能稳住戴笠、龚仙舫，争取时间，马汉三装得很"识相"，极痛快地交出宝剑，只是说他如何"出生入死"，保住了宝剑。这些破绽百出的谎言自骗不过聪明绝顶的戴笠，相反，却显示了撒谎人的自欺欺人和笨拙可笑。但惟其如此，却应了古人的两句俗语，聪明过头就愚蠢，大智若愚。马汉三这一"笨拙"的险棋却造成了戴笠抱恨终天的失策。

马汉三一步得手，连施妙着，他发现戴笠并没有立下杀手，赶尽杀绝的意思，马上将预备好的10大箱价值连城的书画古董、金银财物，亲自押送到弓弦胡同什锦花园，孝敬戴笠。戴笠笑眯眯地照收不误。在戴笠看来，马汉三此举无非是想以巨宝"赎罪"和"堵嘴"，但是他这样做的结果不是既暴露了自己犯下了弥天大罪，又是一个利用肃奸行动大肆搜刮汉奸财产的大贪污犯吗?

戴笠这样分析马汉三动机，又导致他犯下了一个致命错误。结果对马汉三这一"愚蠢"的举动毫不怀疑，并且将预先准备的一份给文强的信交给马汉三转送。

马汉三二番得手，又将自己的心腹秘书刘玉珠找来，研究如何实施第三步行动方案，刘玉珠是马汉三集团内最核心的成员，马汉三所有贪污索贿行为，都是刘一手经办，二人已到了生死与共的地步。

马、刘二人首先偷看了戴笠给文强的信，内中虽有拟将马汉三他调，委以重任的意思，但马汉三早已看穿这是戴笠调虎离山所放的烟幕弹，因而更坚定了他破釜沉舟的信念。接着，马汉三发现戴笠在信中透露此去天津后，将去青岛、上海等地的重要机密情报。于是，马汉三对刘玉珠附耳授以密计，如此如此。刘玉珠领计，当天夜间即秘密动身，先期赶往青岛，进行周密部署，一个以干掉戴笠为目标的行动计划实施已到最后阶段，死亡的阴影已在一步步向纵横天下的戴笠逼近，而戴笠却全然不察。

5．葬身戴山

戴笠临死之前，似乎已经有一种预感。

1946年3月10日，戴笠在即将离开北平前夕，在北平怀仁堂主持军统北平办事处总理纪念周，发表公开讲演。戴笠说："去年领袖叫我当中央委员，我坚辞不就，因为争权夺利，不配做一个革命者"。"最近中央开六届二中全会，十几天来所表现的情况，未出我预料之上，对调查统计局的问题，看来是毁誉参半的。看人叫要打倒我们，(所谓特务)我不知道什么叫打倒，什么叫取消，我只怕我们的同志不进步，官僚腐化。如果这样，人家不打，自己也会倒的。所以我时刻所想的，是如何对得起先烈，如何保持光荣历卑，决没有想到别人如何打倒我。我个人无政治主张，一切惟秉承委员长的旨意，埋头去做，国家才有了路，个人才有前途。戴笠的这番无非是想说明，他早已将政治上的进退置之度外，随时准备可能出现的严峻形势。

3月12日，戴笠约见在北平执行军事调处任务的郑介民，在茸讨解决东北军事危机的同时，出其不意地把军统的家底和善后工作一件一件地向郑介民作了交代。戴笠既不讲明自己预备出国的腹案，也没有说明军统的前途，却与郑介民作了"最后晚餐，式的交代，顿使郑介民如坠雾里云中，有"交代后事"之感，隐约有一种凶险不测之兆。

3月13日，戴笠在北平工作干部会议上再次发表讲话，然后赴天津。军统华北总督蔡王蒲臣亲率军统在北平的干部送行，马汉三则陪同戴笠赴天津。戴笠与军统大小特务握于告别，并谦虚说："下不为例，这是最后一次"。这在戴笠也许只是故作姿态的游戏之畜，然而站在一旁的马汉三听了，心中不觉怦然一动，认为"这是最一次"也许正是预示戴笠死到临头的谶语。

领衔送行的王蒲臣，是戴笠为对付马汉三而刚刚调来北平工作的一名军统大特务。他的公开身份是军统华北总督察，秘密使命则是：调查监视马汉三及其同党在乎津的所作所为，向军统局提出证据确实的报告。王蒲臣多年从事华北地区的军统活动和秘密督察工作，对平津的情况很熟悉，人也精明能干，是戴笠的心腹亲信。自戴笠察觉马汉三不轨行迹后，当即下令将王蒲臣调任华北总督察的要职，一方面钳制马汉三的活动，一方面着手秘密调查马汉三抗战期间及胜利后的劣迹，以便为铲除马汉三搜集证据。戴笠的这一着棋虽然布得太慢，被马汉三一步占先，但毕竟为两年后铲除马汉三集团起了重要作用。

3月16日，天津机场上，戴笠笑容满面地与送行的马汉三、陈仙洲、黄天迈等乎津地区的大特务话别。马汉三即于当日返回北{平，戴笠在天津起飞前，分别向军统上海办事处和重庆局本部发：了2份电报。发给上海的电报是给上海办事处参谋长李崇诗，敷：指定由李崇诗、邓葆光、王一心三人于3月17日下午2时到上海龙华机场接他。发给重庆的电报是给毛人风的，戴笠要毛人风向蒋介石报告他的行止，他将于近日内由上海返回重庆。向蒋汇报此行的情况，戴笠于当日到达青岛，军统青岛办事处主任梁若节一见面就向戴笠报告，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已于当日飞上海，准备由上海乘机回国，并约定与戴在上海见面，最后商谈"援助"问题。戴笠马上决定在青岛小憩一夜，于第二日上午赶往上海，并指示人下机后，所带行装、物品，包括马汉三的10大箱礼品均不下机；飞机停在青岛沧口机场，由梁若节派特务严密看守，确保安全。3月17日上午，经青岛沧口机场向上海本华机场联系，龙华机场天气晴好。下午可能有雨。戴笠听后十分高兴。因他乘坐的这架由航空委员会拨给的DC47型222号专机，是美国提供的导《航设备最先进，可以全天候飞行的军用运输机，堪称40年代世界

一流飞机，相当安全可靠。

为此，戴笠于17日上午9时决定；专机11时起飞，并告诉飞机师多备油料(达800加伦)。戴笠考虑，万一上海龙华机场天气条件过于恶劣，不便降落，则可以转降南京机场，或直飞重庆。布置完毕，戴笠还兴致勃勃地说了句"老天爷帮忙"。这在戴笠一方面是出于对专机性能的信赖，另一方面急于赶赴上海的心情不容他在青岛多作停留。此时，胡蝶早已到达上海，正等侯戴笠到上海后帮其办理与丈夫潘有声离婚手续，柯克因卸任从上海回叫国，戴笠必须抓住最后一次机会与其作一次深谈。上海的这两件人事处理结束后，戴笠还将按原先已向蒋报告的在3月中旬迅速赶赴重庆，一是向蒋介石汇报这次外巡的情况，二是参加新八人小组会议，对付黄埔系"三大哥"宣铁吾、李土珍、黄珍吾的"端锅"行动，三是主持庆祝战后第一次"四一"大会等等。戴笠的起飞时间确定后，有一人立即忙碌起来，这就是早两天已到青岛秘密守候戴笠到达的刘玉珠。刘玉珠到达青岛，以军统局华北督导员的特殊身份，暗中与青岛机场的航空检查人员混得很熟，并与机场和军统青岛办事处的有关方面打通关节，以便及时掌握戴笠的行踪。马汉三、刘玉珠等人十分了解戴笠的特点，知道他历来对自己的行动计划极其保密。一般来说，戴笠座机移动的时间和路线均由他自己作出决定，从不肯受别人左右或影响；戴笠每次作出决定后一般只通知极少数有关人员，以免张扬泄密；并且常常在作出决定后，突然改变行动时间和行动路线，使手下人搞得措手不及。针对戴笠的这些习性，马汉三与刘玉珠事先作了周密的计划和安排。因此，刘玉珠到青岛后，不是抛头露面，而是深人基层，只在暗中积极活动，秘密建立情报网络，开辟计划实施时的掩蔽渠道。这一手确是厉害，由于刘玉珠有华北督导员的特殊身份，手中又有大把大把的钞票，并且又十分熟悉青岛地区军统内部的情况，所以，仅仅两三天时间一张大网已经织好，只等戴笠到来。当戴笠决定于上午I1时起飞时，情报很快反馈到等候在沧口机场的刘玉珠那里。于是，刘玉珠立即按计划实施暗杀戴笠的方案。刘玉珠驱车到达机场，向警卫222号专机的特务提出登机检查"安全状况"，以确保飞行安全。由于刘有军统华北督导员的特殊身份，有这个权力，况且特务们均和他很熟悉，近来又得了他不一少好处，因此，谁也不会对刘督导员的登机产生怀疑。于是，刘玉珠很顺利地一个人登机用马汉三事先预备的钥匙，打开一个木箱，塞进了经过伪装的高爆力定时炸弹，并将引爆时针拨到飞机飞临上海龙华机场上空时爆炸，以造成飞机降落时失事的假象。

但是，上午I1时正已过，戴笠并没有马上起飞。由于接见山东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王洪九等人，戴笠将起飞时间一再推迟。这一突发变故使暗中窥测在一旁的刘玉珠惊出一身冷汗，他弄不清戴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是一般的延迟出发时间呢，还是觉察了他们的阴谋?假如出发时间超出定时引爆时问，不但一切计划均被打破，而且他们的阴谋将很快被发觉，他和马汉三都将死无葬身之处。

就在刘玉珠惊慌失措、六神无主的时候，11时45分，戴笠终于登机，下令起飞。专机像一只大鸟冲天而起，向上海方向逶迤而去，刘玉珠被吓得蜡黄的脸上这才泛出了一点血色。

222号专机从沧口机场起飞后，即遇大雾。飞不多久，经与上海龙华机场联络，说是上海方面雨大如注，气候恶劣，该机不能降落。于是，戴笠决定直飞机南京。飞机到达江淮地区上空，正值大雨，云层很低，能见度差，飞机偏离航线。约在下午1时06分，15Ot南京上空。1时13分，当飞机抵达南京郊县江宁板桥镇上空时，刘玉珠设定的高爆力定时炸弹起爆，飞机顿时失控，一头栽倒在板桥镇以南一座不足200公尺高的小土山--戴山的半山腰上。由于机上所备油料充足，飞机坠毁后，大火在雨中熊熊燃烧了2个多小时才熄灭，机上所有行李、物品，包括10箱书画古董，均被燃烧殆尽。

机上人员全部遇难，无一幸免，他们分别是：

戴笠，国民党军委会军事调查统计局副局长，陆军少将领中将衔；

龚仙舫，军统局秘书兼局本部人事处长，军统少将；

金玉波，军统局专员，帮会工作专家，杜月笙徒弟，江苏人；

徐焱，副官；

马佩衡，英文秘书，香港大学文学士：黄顺柏，戴笠保释的汉奸；

曹纪华，卫士；何启义，卫士；冯振忠，上尉飞行员，正飞机师，有丰富的飞行经验；

张远仁，中尉飞行员，副飞机师；

熊冲，少尉飞行员；李齐，通讯员；

李开慈，机工长。

自戴笠以下，共13人，全部死亡。

奇巧的是，戴笠一生极为忌讳的事和数，竟一连串地凑在了一块儿：13时、13分、13个人于浓雾、雨中葬身戴山。

222号专机坠毁以后，最先感觉到不祥预兆的是军统上海办事处三少将李崇诗、邓葆光、王一令。

3月17日下午2时，李崇诗、邓葆光、王一心按戴笠先二日的指令，冒着倾盆大雨，驱车去上海龙华机场迎接老板。在机场，他们耐心地等候了2个小时，始终不见戴老板座机的影子。

李祟诗似乎有些不安，他先通过机场电台向北平办事处查询。马汉三回电，戴老板已于3月16日由天津飞青岛。再询青岛办事处，梁若节回复，戴老板已于上午11时45分飞上海。

3名少将焦急不安起来，推算起来，戴老板的专机应达上海，为何仍不见踪影?于是，他们急返市区杜美路办事处，命令军统电台连续向北平、天津、青岛、南京等地的军统办事处和军统站查询，并将情况报告重庆局本部毛人凤。但各地的电讯陆续返回，均无像戴·笠74会6死·在自己手中。

在马汉三眼中，戴笠不啻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暗杀大师，他一生策划和实施了许多石破天惊的暗杀行动，无疑是一件件完美无缺的黑色艺术杰作。一个杀人大师，竟也会被自己所杀，马汉三实在不敢想象。

当17日下午上海方面发出戴笠座机失踪的查询电报后，马汉三仍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使马汉三很快惊醒过来，他意识到他很可能成功了，一个无比强大的对手，终于被他闪电般地一击，打翻在地，是他一手制造了一个令人无法相信和想象的千古奇案。在极度兴奋和不安之中，真想关起门来放声大喊大叫一阵，以痛快淋漓地宣泄自己那种充满胜利感的狂喜。

戴笠座机失踪的消息犹如世界末日降临的阴影一样，阴森凄凉地笼罩着重庆军统局本部。军统局代主任秘书毛人凤紧张不安地守在办公室里，不停地提令重庆总台向上海、南京、青岛、济南、天津、北平等处询问222号专机的消息。3月17日下午至次日，毛人凤紧张得坐立不安，甚至通宵不敢离办公室一步。电讯总台的电波连续不断地向全国各地数十个建有机场的大中城市发送，并命令各地的军统组织调动一切情报力量，寻找222号专机去向。随着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毛人凤心中的不祥感越来越强烈。在过去，戴笠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一般都要给毛人凤发电告知自己的行止，以备蒋介石随时向毛人凤查询，也便于毛人风及时向他报告局里的重大情况。但是自17日中午戴笠离开青岛后，不但完全中断联系，而且完全失去行踪，这是以前从没有出现过的异常情况。

222号军用运输机原由DC--3型民航机改装而成，1942年开始装备美军部队，安全可靠，全天候飞行。其最大时速350公里，最大航程4900公里(平常2500公里)，持续时间为19小时24分(平常8小时)，可载量2270公斤，号称空中列车。

毛人凤认为，按222号专机正常航程计算，戴笠已不可能在空中飞行，即使按最大续航时间测算，戴笠也不太可能在空中飞行，肯定已经降落到某一个地方。只要222号号机着陆，戴笠与军统局及各地组织的联系并不困难，不但戴笠随身带有电台和服务人员，况且军统组织遍布国内，军统的一项重要命令可以一两个小时之内，通过近千座电台传达到全国每一个角落。岂有老板数十个小时与局本部联系不上的道理?

据此分析，222号专机极有可能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一是由于某种原因，飞机被迫降落在共产党武装控制的地区；二是飞机失事，机上人员遇难。对于这两种情况可能带来的后果，毛人风都不敢深想，他只觉事情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必须尽快向蒋介石报告。

3月18日清晨，毛人风闯进蒋介石官邸，向蒋紧急汇报222号专机及戴笠失踪的消息。蒋听完报告一言不发，立即拿起话筒用一种恐慌与紧张的口吻向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询问222号飞机的去向。当他得知222号专机确实失踪后，当即作出两项指令：一是指令周至柔马上派出几架搜索机沿青岛、南京、上海一线及周围地区寻找，弄清222号专机降落的地点，并通知空军各机场协助查寻，将情况随时报告；

二是指令毛人风马上选派1名将级特务，带上电台及1名报务员，1名外科医生，于3月17日下午即出发前往二述地区寻找，如发现222号专机；就马上降落，不能降落则跳伞下去，并用电台将情况随时向蒋报告。

蒋介石之所以很快作出这两项决定，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考虑，222号专机如果是失事遇难，那将是无可挽救的事，蒋也并不担心这一点。说实在的，蒋对戴的厌倦心理甚至在潜意识中希犟出现这种后果。

但是，需要防备的是，如果飞机降落到共产党武装控制的地区，戴笠一旦被共产党活捉，以戴所掌握的国民党内幕及情报，就会对蒋的统治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这是蒋决不能处之泰然的。这就是当蒋得到戴笠失踪的消息后，很快表现出恐慌而不是关心戴笠安全的原因。并且命令毛人凤要想尽一切办法找到戴笠，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毛人风急匆匆地领旨回到军统局，当即召开所有在渝的"将。字号的高级特务会议，通报戴笠及222号座机一天一夜失踪的消息，传达蒋介石关于派人寻找的指令。参加会议的大都是局本部各部门及驻渝外勤机关负责人中少将级以上的大特务，一共20余人。

当到会的大特务们得知戴笠已经失踪一天一夜时，不啻一声惊雷在头顶上炸响。多少年来，军统特务们无不把戴笠看成是军统的灵魂、化身和象征，甚至早已习惯了终日战战兢兢地在戴笠的淫威下生活，谁也没有想过离开了戴笠的意志、权威和谩骂，将如何生存?

在过孝，特务们均以戴笠的意志为意志，想戴笠所想，干戴笠所干，一切以戴笠的脸色为行动准则，早巳失去了个人的意志、人格和思想，一个个几乎成政治上的植物人，谁也不敢想象离开了戴笠，军统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局。参加会议的军统总务处长沈醉回忆当时的情形，只觉得自己"顿时浑身直冒冷汗，心想：他可千万不要出什么事啊!"沈醉的这种心情正是当时大多数特务的共同心态。

但是，当特务们听说蒋介石命令要选派1个人坐飞机去寻找戴笠时，马上都像被霜打了似的，一个个蔫着头。会场鸦雀无声，谁也不肯接受这样...个任务。生存是每个特务的本能，何况又是面临着抗战胜利后人人都将升官发财的灿烂前程，谁肯因为寻找老板而被共产党活捉，成为老板的殉葬品，结果断送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

这一尴尬的场面大大出乎毛人凤的意料，他本来以为会上将有一番热烈的竞争，人人都会抢着要去，结果在关系到戴笠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这些平时被老板视为心腹亲信加以重用的大特务们竟没有一个肯挺身而出，肯去救主。这不啻是对戴笠鼓吹"团体即家庭，同志即手足"的无情讽刺和嘲笑。

毛人凤面对这一场面几乎要哭出声来。他本是一个代主任秘书，地位与这些"将字号的大特务只在伯仲之间，资历却远远不如这些大特务，过去他也仅仅是戴笠的传声筒，拉大旗作虎皮，替戴笠看家守门罢了。这些大特务们既不把毛人风放在眼里，毛人凤也不敢对这些大特务指手画脚。现在戴笠生死未I-，他又如何能一下指挥得动这些"头上长角"混世魔王!

最后，毛人凤在百般无奈之中声泪俱下地哀求说："同志们，委员长再三强调，一定要派个高级同志去。如果没有一个负责人肯去，岂不是显得我们军统的负责人太胆小怕死了吗?如果我能走开，我一定去，可是戴先生临走时，让我在局里处理日常事务，离不开。你们叫我怎么去向委员长复命呢?"

在会场气氛几至凝固的情况下，倒是年仅33岁的沈醉站了出来，表示愿意承担去共区寻找戴笠的任务。

沈醉既非戴笠的江山或浙江同乡，也非戴笠的黄埔同学，只是出于报答戴笠对他的知遇之恩，才决定不惜冒死成行。

沈醉的"壮举使毛人风和在场的大特务们如得救命稻草。毛人凤当即领沈醉去见蒋介石，蒋作了一番指示和鼓励，并要沈醉带领医生和报务员先练习跳伞，准备19日早晨动身。并临时草就一份手令交给沈醉，内容是："无论何人，不许伤害戴笠，应负责妥为．一护送出境，此令。"

又反复叮嘱沈醉："你如果发现失踪的飞机不是停在机场上，你们就跳伞下去。不管遇着什么单位的负责人，先出示我的手令，找到戴科长，立即用无线电告诉我!我相信，一切都不成问题，看谁敢违抗?"蒋的最后一句话虽然明白表示了他是对共产党而言，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戴笠的威胁。

蒋的猜忌心之强和心眼之多是无人能及的，因而当分析某一事件的原因和动机时，也往往先从推测对方不利于己的阴暗心理出发，故而能常常生出许多可笑的念头与荒谬的结论。戴笠的失踪，他当然相信毛人凤的两个分析。但在毛人风推测的两种可能之外，蒋介石又生出第三种可能：会不会出现戴笠主动向共产党投诚的可能性?

蒋分析了战后自己对戴笠所采取的一系列逼迫措施，越想越觉得后怕，果真如此，他也将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把戴笠抢夺回来。这就是"看谁敢违抗"的另一个潜台词。

3月18日晚，就在沈醉等人积极准备乘飞机前往中共武装控制区寻找戴笠的时候，李人士在南京得到戴笠行踪的第一个消息，3月17日午后，在南京西南郊的江宁县上空，有1架军用飞机坠毁，只是不能确定是不是222号专机。李人士得到江宁县特务情报人员的报告后，一方面派人前往查实，一方面用长途电话分别向军统上海办事处、重庆局本部通报。

3月19日早晨，李人士于是一步得到新的线索，在飞机坠毁处找到一颗私章，刻着龚仙舫的名字。至此，222号座机失事，戴笠及其一行遇难已确定无疑。

当毛人凤得到李人士的第一个长途电话，即向蒋介石报告时，蒋立即胸有成竹地肯定坠毁的必是222号专机，并断定戴笠已死。经过航空委员会查实，也很快证实了蒋的分析判断。

3月19日上午，李人土即带领陆总调查室和南京办事处的特务赶往222号专机坠毁地点--江宁县板桥镇以南5公里处的戴山。

李人士等人坐大小车辆到达江宁县板桥镇，前面已无公路可行，只得下车在大雨后的泥泞小道跋涉而行，1个多小时后，方到达戴山。

只见数日暴风雨已将现场冲刷得乱七八糟，飞机残骸成圆形抛洒在半山腰的大片泥泞中，被烧焦的残肢断体令人恐怖地与飞机的残骸夹杂在一起。经过附近农民两日来翻搅践踏的寻宝活动，尸体与泥水搅混在一起，另有一些尸体已被雨水冲刷到山腰上一条叫"困雨沟"的水沟中，其形其状，惨不忍睹。

李人士当即指挥特务和雇请来的民工把尸体一具具的清理出来，用白布包裹好，排成一行，放在戴山的半山坡上。经反复清理清点，一共13具。

由于每一具尸体都烧得像一段黑炭棒，特务们已不能分清谁是戴笠，谁是龚仙舫，这时经闻讯赶来的贾金南进行辨认，才弄清从"困雨沟"中捞出的1具尸体是戴尸。贾金南是通过戴笠生前左边臼齿上下镶嵌的6颗金牙才确定戴笠尸身的，他10多年来始终跟随戴笠当勤务兵和副官，不但对戴笠忠心耿耿，而且对戴笠情况的了解和熟悉无人能及。这次因事滞留上海、南京，未能同行，故躲过了一场灾难。

3月19日，军统上海办事处的将字号的大特务李崇诗、王新衡、毛森、邓葆光、王二心等乘专列赶往南京，在南京换乘汽车赶往江宁板桥镇，然后步行到达戴山，此时已是3月20日上午。李崇诗等大特务们一到戴山，立即向戴笠的尸体围上前去，只见这个生前凶神恶煞、威风不可一世的特工王，现在却成了一具残肢断臂、面目全非的焦炭棒，暴尸三日，无人收殓。

贾金南仔细将戴笠的半截尸体(右手和小腿均未找到)用白布一层层裹好，抱在怀中，踏着泥泞的山路，踉踉跄跄地向山下走去。可笑的是，在板桥镇乘车返回时，乘自备轿车前来的军统大特务们竞没有一个肯让贾金南抱着戴笠的尸体上车。贾金南想到戴笠尸骨未寒，这些平时对戴先生无比"尊敬"的大特务们就脸色陡变，一腔怒气无从发泄，只得一边嚎啕大哭，一边搭乘了1辆大卡车返回南京。当日下午4时左右，沈醉从重庆赶到南京，见到戴笠的尸体，立即指挥人将死尸先送到殡仪馆整容换衣。然后将戴尸装殓放进李祟诗从上海购买的1具楠木棺材内。同时在南京中山路的军统办事处设一灵堂，将戴笠、龚仙舫等的棺木放置在灵堂里。一切草草办完后，李人士便邀请上海、南京、重庆各地赶来的大特务们到一家大饭店里摆下豪华宴席，心安理得地大嚼起来。在一片杯盘交错声中，除了沈醉、邓葆光等少数几个大特务因铭记戴笠生前的知遇之恩而难过得吃不下饭外，绝大多数人却，因心情极好而胃口大开。在他们看来，戴笠死后，虽然会给军统的事业带来很大的损失，然而他们自己在接收日伪财产中贪污收贿的大批财产，再也用不着担心戴笠追查处理了。 |3月21日，沈醉为了追查寻找戴笠遗物，专程到戴山踏勘飞机失事现场，并召集当地的县长、保甲长开会，追查是否有人私捡

了飞机失事后散落的古玩珍品。经过一番威胁利诱，果然事隔不久，县长派人送来了一只一尺多高的宋代雕琢的羊脂白九龙杯和一柄古剑。古剑正是戴笠从马汉三手中讨还的五尺龙泉宝剑。只见此剑虽遭烈火冶炼，鞘柄俱毁，但剑体依然寒光闪闪，锋利无比，令人惊叹不已。可惜，没有一个特务能够识破此剑的庐山真面目和个中玄机。这2件珍品由军统清点后送到当时的故宫博物院。沈醉此行是有大功的，正是找到此剑，后来成了弄清戴笠死因的线索。

3月21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及其他许多报纸，刊登了戴笠乘222号专机从青岛去上海途中，在南京江宁县上空因遇大雨，飞机撞山失事，戴笠及机上人员全部遇难的消息。

戴笠的死因，就此而成定论。国民党上下及军统内外，基本上都接受了这一结论。一场弥天大案就此掩盖过去。

名震一时的一代特工之王，结果在不明不白中死去。戴笠一世"英雄"，却轻易败在小人马汉三手中，说来实在令人难以置信。1946年4月1日，军统局在重庆举行隆重的戴笠追悼会。所有军统内外勤的大特务全部到会。

蒋介石亲自到会主祭，号召特务们要完成戴笠生前遗愿，继续做好特务工作，并十分难得地流了泪，参加追悼会的特务们也大都痛哭失声。礼毕，蒋介石走上主祭台，亲切地在一批烈士家属面前转了一圈，一一握手赠金，含泪以泣。死亡特务家属们想到戴笠已死，军统前景黯淡，自己今后的生活也将难以保障，思前瞻后，悲上心头，一个个竞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毛人风觉得在此种情况下，蒋将难以脱身，当即挥手制止，将哭声压下，蒋趁机脱身，追悼会也在一片凄凉的气氛中结束。

从4月中旬开始，国民党各大城市军政最高主官接蒋的旨意，对戴笠之死纷纷举行公祭。

蒋介石亲赠花圈，题"碧血千秋"，挽联文为："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迹，奇祸从天降风云变幻痛予心"。这是多少能表达蒋介石痛失戴笠之后的心情的。

这次葬礼所赠花圈、挽联数以百计，其中，得到各界一致公认，被认为是上上之联的，是章士钊先生所写的一首挽联。原来，自戴笠死后，蒋介石慨叹地对人说：戴笠"生也为国家，死也为国家"。并示意教育部长陈立夫，要发动一些文化、教育、法律界的人土，写几副挽联来，悼死抚生，以提高戴笠的身价，装潢门面。

为此，陈立夫利用一些名流宿彦的聚会，向大家提出给戴笠送挽联的事。名流们虽然感到钦命不敢违，但想到以戴笠其人的黑暗一生，如何能歌功颂德，自甘堕落；如果照实写来，岂不有违蒋、陈等人的初衷，引火上身，自找麻烦。想来想去，一个个都是激流勇退，相互推诿。

这时，国民党元老张群素知大律师章士钊先生与杜月笙交谊非浅，与戴笠亦有交往，于是极力推荐章翁主笔，众人一致附和。章翁至此不好再推，稍加思索，一挥而就。文日：

"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寥寥数十字，却以"曲笔"手法入木三分地刻画了戴笠一生的

特点。亦见章士钊对戴笠其人把握之准。满座名流也无不欣然赞赏这副不吹不捧、不卑不亢的挽联，也无不叹服章翁的点石成金之笔，就连陈立夫、张群也频频点头，一致叫好。这副对联写出后，很快被社会各界的许多人推为是很能切合戴笠身份的名联，一时传为佳作。即使军统特务们也都在私下认为章翁不愧为大手笔，写得确如其人，因而争相传颂。自公祭活动以来，仅各地军统搜集的挽联就达5000多幅。

6月12日上午9时，蒋介石身穿特级上将的军服，在大批文武大员韵陪同下，由南京中山路357号军统办事处内的戴笠灵堂，亲自护送戴笠灵柩至钟山灵谷寺志公殿。

送葬队伍一律素衣白马，由陆军第五十一师师长邱维连为指挥官。蒋介石在葬礼上含泪亲读长篇祭文，痛感"惟君之死，不可补偿!"深表哀悼。

一代枭雄、特工之王命丧黄泉，结束了他那风云谲诡、波澜起伏、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戴笠之死，既是他的悲剧，也是他的万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