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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论《红楼梦》（1954—1964年）
【出处】红楼梦学刊 199304 【作 者】边彦军
题记：这个材料汇集了毛泽东1954年3月至1964年8月十年间读《红楼梦》、谈《红楼梦》、评论红学研究的主要大事。
为什么只选择这十年？理由也简单：主要是材料的原因。因为在这之前，有文字记载的很少，较早的是《贺子珍的路》一书中引用的贺子珍的回忆：大约是在毛贺结婚（1928年）不久的一个冬夜，贺子珍谈起她喜欢《三国演义》、《水浒传》，不喜欢《红楼梦》。她说：“《红楼梦》里尽是谈情说爱，软绵绵的，没有意思。”毛泽东一听，认真起来，反驳她说：“你这个评价不公正，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哩！《红楼梦》里写了两派，一派好，一派不好。贾母、王熙凤、贾政，这是一派，是不好的；贾宝玉、林黛玉、丫环，这是一派，是好的。《红楼梦》写了两派斗争。”回忆的材料一般说总要打折扣，但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此之前毛泽东已读了《红楼梦》。六十年代毛泽东曾说，《红楼梦》他至少已读了五遍。那么，第一遍是什么时候读的？可惜本人没说，至今也未见文献记载，具体情况不得而知。
这是早年毛泽东发表对《红楼梦》意见的一点材料。抗战时期有点材料，仍然不多。
1954—1964年，是毛泽东评述《红楼梦》，引述《红楼梦》比较集中的十年，他提出的一些观点、看问题的视角也是新颖的一致的，推动了红学研究的一次飞跃。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记的是已经过去了的历史，所用材料都已公开发表或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引用过，我们不对它进行评价；至于五十年代初期的那场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运动，陆定一早在1956年5月代表中共中央作的报告中，对俞平伯先生本人在政治上作了肯定，并对运动作了分析。编者的意图只不过利用资料的方便，把这些历史事件的材料汇集起来，串联成文，或许对广大《红楼梦》爱好者有所帮助。
1993年6月15日于北京前毛家宅
1954年3月10日在杭州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毛泽东说：多年来，很多人研究《红楼梦》，并没有真懂。它是讲阶级斗争的。（注：张仙朋：《为了人民……》，《当代》1979年第2期。）
1954年10月阅读《文艺报》第18期转载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并加圈点和批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是李希凡、蓝翎合写的，最早发表在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1954年第9期上。《红楼梦简论》是俞平伯写的，发表在《新建设》1954年3月号上。
在作者署名“李希凡、蓝翎”的旁边，毛泽东批道：“青年团员，一个二十三岁，一个二十六岁。”
《文艺报》为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所加的编者按中说：“它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在这句旁边，毛泽东批道：“不过是小人物。”
《文艺报》编者按中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毛泽东在其中“试着”二字旁划了两道竖线，并批道：“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
《文艺报》编者按中说：“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毛泽东在这句话旁划了竖线，并批道：“对两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
《文艺报》编者按中说，转载这篇文章“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只要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毛泽东在“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了解更深刻和周密”两句旁划了两道竖线，打了一个问号，分别批道：“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更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
同月阅读1954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栏”发表的李希凡、蓝翎合写的《评〈红楼梦研究〉》，并加圈点和批注。《红楼梦研究》，即俞平伯1923年的旧著《红楼梦辨》，1952年9月再版时改名为《〈红楼梦〉研究》。
《光明日报》为发表《评〈红楼梦研究〉》所加的编者按中说：“目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这一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地进行，而且也急待展开。本文在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毛泽东在“试图”、“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供参考”三处旁划了竖线，分别批了：“不过是试作？”“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不过可供参考而已？”三个疑问句。
李、蓝文章中有下面一段话：“贾氏的衰败不是一个家庭问题，也不仅仅是贾氏家族兴衰的命运，而是整个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在逐渐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走向崩溃的征兆。”毛泽东在这段旁批道：“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李、蓝文章中说：“这样的豪华享受，单依靠向农民索取地租还不能维持，唯一的出路只有大量的借高利贷，因而它的经济基础必然走向崩溃。”毛泽东在这段话旁划了竖线，打了一个问号，并批道：“这一点讲得有缺点。”
李、蓝文章中引用了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一段话：“原来批评文学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见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即‘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毛泽东在“甲是乙非了无标准”，“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两句旁分别划了竖线，并批道：“这就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
李、蓝文章最后说：“俞平伯先生这样评价《红楼梦》也许和胡适的目的不同，但其效果却是一致的。即都否认《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否认《红楼梦》所反映的是典型的社会的人的悲剧，进而肯定《红楼梦》是个别家庭和个别人的悲剧，把《红楼梦》歪曲成为一部自然主义的写生的作品。这就是新索隐派所企图达到的共同目标。《红楼梦研究》就是这种新索隐派的典型代表作品。”毛泽东对这段作了圈点，并批道：“这里写的有缺点，不应该替俞平伯开脱。”（注：以上五段见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第142—14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1954年10月16日就《红楼梦》研究问题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及其他有关同志写信。信中说：“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然后叙述了李希凡、蓝翎文章发表的过程：“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然后说：“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被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此信写完署名后，毛泽东在“又及”位置加了一段：“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评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注：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34—135页。）此信当时没有发表，只在小范围内传达。毛泽东在这封信的信封上写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彭真、董老、林老、彭德怀、陆定一、胡乔木、胡绳、陈伯达、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袁水柏、林谈秋、周扬、林枫、凯丰、田家英、林默涵、张际春、丁玲、冯雪峰、习仲勋、何其芳诸同志阅。退毛泽东”。
1954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应当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钟洛）。
1954年10月27日批发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陆定一关于展开《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的报告。报告说：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于本月二十四日召开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会，到会的有古典文学研究者、作家、文艺批评工作者和各报刊编辑等六十多人，俞平伯在上午也到了会。会上，一致认为李希凡、蓝翎二人关于《〈红楼梦〉研究》和《〈红楼梦〉简论》的批评具有重要意义，并且认为消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在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影响，是一场严重斗争，经过这个斗争，将使古典文学研究工作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许多人准备写文章参加讨论，但也有一些古典文学研究者在发言中为俞平伯的考据劳绩辩护，主要是担心自己今后的考证工作会不被重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发言中适当地作了解释。这次讨论的目的，是要在关于《红楼梦》和古典文学研究方面与资产阶段唯心论划清界线，并进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作出较全面的分析和评价，以引导青年正确地认识《红楼梦》。报告提出，在讨论和批评中必须防止简单化的粗暴作风，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只有经过充分的争论，正确的意见才能真正为多数人所接受。对那些缺乏正确观点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仍应采取团结的、教育的态度，使他们在这次讨论中得到益处，改进他们的研究方法。这次讨论不应该仅停止在《红楼梦》一本书和俞平伯一个人上，也不应仅限于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内，而应该发展到其他部门去，从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方面彻底地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毛泽东在报告上批道：“刘、周、陈、朱、邓阅，退陆定一照办。”（注：参见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第144—14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1954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袁水拍《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公开批评《文艺报》的“老爷态度”。文章发表前曾送毛泽东审阅，在“《文艺报》对于‘能提出新问题’的‘新作者’李希凡、蓝翎，又一次地表示了决不是‘热烈的欢迎和支持’的态度。”之后，毛泽东加写了“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一句话。（注：《毛泽东与文艺传统》第14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1954年11月4日《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在《人民日报》发表《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毛泽东看后不满意，他在11月14日《南方日报》转载的这篇检讨上作了圈点和批注：
冯雪峰在检讨中说：“我犯了这个错误，不是偶然的。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地统治着的事实，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为我一直没有认识这个事实和它的严重性。”毛泽东批道：“限于古典文学吗？应说从来就很注意，很有认识，嗅觉很灵。”
冯雪峰检讨中说：“我对于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失去了锐敏的感觉，把自己麻痹起来，事实上做了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的俘虏。”毛泽东对此批道：“一点没有失去，敏感得很。”
冯雪峰检讨中说：“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平日安于无事状态，也就甘于在思想战线上与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平共处’。”毛泽东批道：“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冯雪峰检讨中说：“我平日当然也做过一些帮助青年的工作，例如替他们看原稿，设法把他们的作品发表或出版。但虽然如此，仍然可以不自觉地在心底里存在着轻视新生力量的意识。”毛泽东在“可以不自觉地”几个字旁划了竖线，批道：“应说自觉的。”在“心底存在着”几个字旁也划了竖线，批道：“不是潜在的，而是用各种方法向马克思主义作坚决斗争。”
冯雪峰在检讨中说：“我深深地感到我有负于党和人民。这是立场上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是不可容忍的。”毛泽东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几个字旁划了竖线，批道：“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注：参见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第145—14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1954年12月3日　批发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关于批判胡适问题的组织计划的报告。报告说：根据你昨晚谈话的精神，对原来讨论胡适问题的计划草案作了根本修改，并在下午召开的中国科学院院部与作家协会主席团的联席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了经过修正的批判胡适问题的计划草案。这个计划改为以批判胡适思想为主，讨论的题目也改定为：一、胡适的哲学思想批判（主要批判他的实用主义），二、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三、胡适的历史观点批判，四、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批判，五、胡适的文学思想批判，六、胡适的《中国文学史》批判，七、考据在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八、《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九、关于《红楼梦》研究著作的批判（即对所谓新旧“红学”的评价）。关于讨论会的组织和活动方式，改为以个人研究为主，采取较灵活的组织形式和讨论方法。凡讨论会的主要文章，都在《人民日报》发表。为了领导这次讨论，已正式成立了一个委员会。
由郭沫若、茅盾、周扬、邓拓、潘梓年、胡绳、老舍、尹达等组成。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批道：“刘、周、朱、陈、邓、陈伯达、胡乔木、邓拓、周扬同志阅，照此办理。”（注：参见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第147页。）
1954年12月28日　给李达复信，信中说：“十二月二十日的信及两篇文章，收到看过了，觉得很好。特别是政治思想一篇，对读者帮助更大。似乎有些错字，例如”实用主义者主张物质的第一性和意识的第二性”。此外，在批判实用主义时，对实用主义所说的实用和效果，和我们所说的大体同样的名词，还需加以比较说明，因为一般人对这些还是混淆不清的。”信中提到的两篇文章，指李达写的《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和《胡适思想批判》，前一篇后来发表在1954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上；另一篇后来发表在《新建设》1955年一月号上。（注：《毛泽东信选集》第487页。）
1956年4月25日　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注：《毛泽东著作选读》第742—743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956年5月26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作报告（报告经过毛泽东审阅），代表中共中央向知识界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报告中，陆定一特别讲到两年前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评。他说：“俞平伯先生，他政治上是好人”，对他的批评是有错误和缺点的，“当时确有一些批判俞先生的文章是写得好的。但是有一些文章则写得差一些，缺乏充分的说服力量，语调也过分激烈了一些。至于有人说他把古籍垄断起来，则是并无根据的说法。这种情况，我要在这里解释清楚。”（注：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956年6月13日《人民日报》。）（时隔三十年后，1986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在文学研究所召开的庆贺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会议上讲话，说：“早在二十年代初，俞平伯先生已开始对《红楼梦》进行研究，他在这个领域里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对于他研究的方法和观点，其他研究者提出不同的意见或批评本来是正常的事情。但是一九五四年下半年因《红楼梦》研究而对他进行政治性的围攻是不正确的。这种做法不符合党对学术艺术所应采取的双百方针。《红楼梦》有多大程度的传记性成分，怎样估价高鹗续写的后四十回，怎样对《红楼梦》作艺术评价，这些都是学术领域内的问题。这类问题只能由学术界自由讨论。”（注：见《文艺评论》1936年第2期。））
1957年3月1日　在最高国务会议结束时讲道：我们在前进中还有很多困难，但是不要忘记外国也有困难，比如美国它也有它的困难。《红楼梦》里头的著名人物王熙凤有言“大有大的难处”，因为人家跟她借钱，她就诉苦“大有大的难处”，她这么一说，刘姥姥就冷了半截。的确“大有大的难处”，美国的事情并不那么好办，据我看，它的经济危机要来，这个东西恐怕是不可避免的。（注：龚育之，逢先知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30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1957年3月12日　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引用《红楼梦》中王熙凤的话“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来鼓励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注：龚育之、逢先知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30页。）
1957年11月18日　在莫斯科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引用《红楼梦》中林黛玉的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来比喻国际形势。（注：龚育之、逢先知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30页。）
1958年3月20日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引用《红楼梦》中小红的话：“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来说明聚散的辩证法和“没有一件事情不是相互转化的”。他说：开会走向反面，转化为散会，只要一开会就包含着散会的因素，我们在成都不能开一万年会。小红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这是真理。不可以人废言，话以是否真理而定。散会后，问题积起来了，又转化为开会。（注：龚育之、逢先知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30页。）
1958年4月6日　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再次说到刘姥姥向王熙凤借钱的例子。他说：开右派大会，各大城市（三十万人口以上）都要开。要主要负责同志去讲话，讲透一些。首先一训，然后一拉，训则凄凄惨惨，冷冷清清；拉则全身发热，通身舒畅，指明前途，使他有希望。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借钱一样，开始凤姐表示冷淡，后来很热情，搞得刘姥姥很高兴。凤姐这个人很厉害，有人说她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注：《毛泽东与文艺传统》第137页。）
1958年8月　在审阅和修改陆定一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文章时，加写了一段话，提到“人民性”和《红楼梦》的“民主文学”。这段话如下：“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注：见《红旗》1958年第7期。）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时谈话：中国的土地私有，深入人心，农民一寸土地也是得来不易。我国很早以来就有土地买卖。《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这种变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不断转移，也助长了农民留恋土地的心理。农民的小私有观念很厉害，认为侵犯别人的私有土地，是一种很不好的事情，甚至在土地改革中，还有一些农民说拿人家的祖业是没有良心的。因此，土地改革后，我们必须把绝大部分土地分给农民，满足他们对土地的要求。只有在他们完全自愿的条件下，才把极少一部分土地建立国营农场。（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8页。）
同上　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时，谈到中国封建家长制的动摇。说：事实上，我国家长制度的不能巩固是早已开始了。《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拢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9页。）
1961年12月20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谈话。当刘少奇讲到：这次是真休息不能看文件，只能看《红楼梦》。《红楼梦》已经看完了，它讲到很细致的封建社会的情况，而且一直到清末到民国初年也还是那样。毛泽东说：不仅要当作小说文艺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他写的很细致的很精细的社会历史。他的书中写了几百人，有三四百人，其中只有三十三人是统治阶段，约占十分之一，其他都是被压迫的，牺牲的死的很多，如鸳鸯、尤二姐、尤三姐、司棋、金钏、晴雯、秦可卿和她的一个丫环，秦可卿实际是自杀的，书上看不出来，贾宝玉对这些人都是同情的。中国小说写社会历史的只有三部：《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都看一看，这部书写了明朝的真正社会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揭露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细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的。（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4页，227页。《毛泽东与文艺传统》第123页。）
1962年1月30日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在谈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十七世纪开始经过了好几百年的时候说：“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注：《毛泽东著作选读》第828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962年4月　《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在4月14日和4月21日连续发表吴世昌《脂砚斋是谁？》和《曹雪芹生卒年》两篇文章，这是吴世昌（当时在伦敦牛津大学教书）写的一篇长文《我是怎样写〈红楼梦探原〉的？》中的两节。毛泽东仔细阅读了这两篇节文，连文后的小注也看了，说：既然《光明日报》刊用此中两节，一定有其全文，请为我找份全文。吴世昌的全文刊载在《光明日报》社内部编印的材料上，有关人员当即给他补送了全文。（注：《难忘的回忆》第236—237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
1962年8月11日　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会上的讲话中说：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爱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没有看过的可以看一看。《红楼梦》就不同，写的有点希望么。讲希望也是有阶级的。各个阶级总是都说他有希望你要垮台，资产阶级如此说，蒋介石也如此说，他们都在为自己的阶级奋斗。（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4页。）
1963年5月7日　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摘录）：
参加劳动问题请大家注意一下。昔阳县的材料很好，你们看了没有？那个县的干部每年参加劳动至少六十天。那是一个在山上的县，很穷。越穷就越要搞社会主义。富了就不搞了吗？！
…………
无法参加劳动，无非会议多，就是要减少会议，有些会拉到下面去开。《红楼梦》第二回上，冷子兴讲“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说得有点过。探春也当过家，不过她是代理。但是，贾家也就是那么垮下来的。（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5页。）
1963年5月11日　在杭州会议上的另一次谈话说：《红楼梦》主要是写四大家族统治的历史，他们是奴隶主，一共三十三个人，写封建剥削只有一两处，写奴隶像鸳鸯、晴雯、小红等，都写得很好，受害的就是这些人。林黛玉不是四大家族的。（注：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第135页。）
1963年9月28日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国际形势时说：我总相信《红楼梦》的作者借小说人物的口说的一句话，“大有大的难处。”这句话把刘姥姥吓得冷了半截。现在美苏两国确实都困难，他们到处碰钉子。不要忘记这一点。也是《红楼梦》写的，冷子兴讲贾府衰败下来了，贾雨村不信，说我到荣国府街上看过，还不信。冷子兴便说，亏你还是进士出身，原来不通。古人有言，“百足之虫，死而未僵”，死了，但是没有倒。（注：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第110页。）
1964年8月18日　在北戴河同几位哲学工作者谈话，其中谈到《红楼梦》。他说：《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玉；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0—221页。）
1964年8月24日　同周培源、于光远谈话：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还想补天，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曹雪芹的家是在雍正手里衰落的。（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6页。）（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