胎教适合听的音乐:被毛泽东点名“不可救药”的开国功臣—戴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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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和陈独秀等人被毛泽东点名批判,说明戴季英此人绝非普通人,但他的生平事迹却好像一个谜。笔者根据大量资料,试图还世人一个真实的戴季英……
一
戴季英,又名继英,1906年2月28日出生于湖北黄安县(今红安县)松树岗程维德村,家庭比较富裕。他先后就读于武汉启黄中学、武汉省立第一中学,较早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1926年7月,年仅20岁的戴季英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武汉三镇知名的学生爱国运动领袖。1927年2月,作为武汉省立第一中学进步学生,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洪流。
1927年6月,戴季英受党委派,回家乡参加发动农民运动,担任中共黄安县委委员、代理书记。9月,中共黄安、麻城两县委发动了“九月暴动”。戴季英负责领导黄安各乡暴动的宣传与组织工作。11月初中共鄂东特委决定武装夺取黄安城,戴季英当选黄麻农民起义总指挥部成员,同时兼任七里坪农民义勇队总指挥。
1928年春,黄麻起义武装余部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7 军,吴光浩任军长,戴季英担任第7军党委委员,率部开始创建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卓绝的斗争。5月,戴季英担任中共黄麻县委书记兼共青团黄麻县委书记,并兼黄安县地方武装指挥部总指挥,积极发动农民参加土地革命,发动青年农民加入红军,为“扩红”做出很大贡献。10月,他被选为中共鄂东特委委员。1929年12月,他当选为中共鄂豫边特委候补委员,参与了领导创建和巩固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31年6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成立,由沈泽民(茅盾之弟)任书记,戴季英当选省委委员,成为沈在军事方面的重要助手。1932年4月,戴季英任红四方面军25军74师政委,率部在皖西参加了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后,主力被迫西征,戴季英所在第74师,留在鄂豫皖坚持斗争。这一时期,戴的战功是非常显赫的。
二
经此两战,红25军军威大振,迅速发展到1.3万余人。但是,也使左倾路线领导人(以沈泽民为代表)忘乎所以,命令红25军强攻敌重镇黄安七里坪。5月 2日,红25军被迫攻打黄安七里坪,与强敌相持43天不下,被迫撤围。此役红25军伤亡6000余人,实力大损。7月,敌人调集14个师、4个独立旅共 10万余人,向鄂东北发动第五次“围剿”。面对强敌,吴焕先、戴季英力主避敌锋芒,率部转战皖西北。途中,敌以3个师扼守要道,另以2个师又5个旅重兵合围,使红25军遭受重创,全军只剩3000余人……
在飘忽不定的游击战争中,部队每到一地,戴季英总是亲自召开会议,了解干部、战士的思想和执行纪律的情况,注重在斗争中选拔积极分子、发展党员,经常深入基层同战士谈心,讲革命道理。作战时,他总是身先士卒,亲历险境,与战士一起在枪林弹雨中冲杀。当时部队缺粮严重,他和战士们一样忍饥挨饿。看着他青黄的脸,警卫员悄悄寻来一点大米给他熬一小碗稀饭,他一口未尝,让警卫员将稀饭全部送给了伤病员……
然而,戴季英在红四方面军掀起的“肃反”运动中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造成严重后果。郭家河战斗胜利后,中共鄂豫皖省委收到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发来的指示,提出要“消灭内部敌人”,“加紧肃反”,说如今到处都是“改组派”、“取消派”、“第三党”、“AB团”……戴季英积极贯彻执行。对此,时任红25 军副军长兼第74师师长的徐海东深恶痛绝,多年后仍然记忆犹新。
有一次,戴季英把第74师主力220团的政委、参谋长等49名党团干部捆起来后,拷打其中的一个连指导员,拷打逼供不成,又绑在板凳上用刑。问不出口供时,戴季英叫警卫员拉出去杀了。徐海东急了,忙说:“政委,一点儿口供都没有,为什么杀人家?”戴答:“你不懂肃反的事,没有口供,证明他是反革命坚决分子,不愿说出他们的组织来。”……最终,49个人都被杀了。
在红25军攻打七里坪的战斗中,沈泽民狂热地提出:“现在内部反革命猖狂,我们一面围城,一面肃反。”于是,著名的“七里坪火线肃反”开始了。七里坪是距黄安县城15公里的大镇,住着敌十三师6000多人,周围修满了围墙、壕沟、碉堡,还布上了层层铁网和鹿砦。前方攻打七里坪,戴季英却在后方大“肃反”,很多干部和战士都被当做“改组派”、“第三党”、“AB团”给抓起来了。此时,饥饿、伤亡、“肃反”的恐怖,严重威胁着围攻七里坪的红军。然而,中共鄂豫皖省委却发出通告,批评一些领导人在“肃反”中思想右倾,严令“对武装中的肃反还要加紧”。就这样,戴季英在第74师的“肃反”更加扩大化了。
1934年11月,红25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部队进行了整编,戴季英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将士2800余人,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于
独树镇战斗,是红25军长征初期的关键性一仗,也是该军军史上辉煌的一页。这次战斗关系全军的生死存亡,在两军“狭路相逢”之际,红25军作为具有顽强战斗作风的“勇者”,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而立于不败之地,充分显示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进入伏牛山区后,红25军领导发现,该地区人烟稀少,粮食和物资匮乏,加之敌军跟踪而至,在这里建立苏区同样很困难。因此,军领导再次改变计划,决定转进陕南商洛地区。这时,敌军正分两路追击,并派兵控制了入陕的要道。在当地群众帮助下,红25军沿一条人迹罕至的隐蔽小路,直奔豫陕交界的铁锁关,一举突破了敌军在河南布置的第三道封锁线。
1935年1月,蒋介石令驻河南、湖北、陕西3省国民党军以11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边区发动第一次“围剿”。红25军在吴焕先、戴季英等率领下,以大回旋的行动南下郧西,北返洛南,东入卢氏,西转蓝田,扫除民团武装和反动政权。根据当地群众的迫切要求,他们适时提出“抗捐、抗债、抗粮、抗丁、抗夫”的五抗斗争,很快打开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局面。
4月中旬,蒋介石正调集30多个团的兵力,发动对鄂豫陕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扬言要在3个月内消灭根据地的红军。为反击敌军“围剿”,吴焕先、戴季英决定采取“诱敌深入,先拖后打”的作战方针,率部每天行军百余里,日夜与敌周旋。6月,当敌人被拖得晕头转向时,他们挥师首先北上商洛,奔袭“鸡鸣三省”(鄂豫陕)的古镇荆紫关,打乱敌军部署。7月,他们又在山阳县袁家沟口伏击敌警备第1旅,以伤亡100余人的代价,取得毙敌团长以下300余人,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14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40挺、长短枪1600余支的重大胜利。继而,部队转到外线行动,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兵锋直抵西安城南10 余公里之韦曲(长安县境内),使敌人大为震惊。至此,宣告了敌人第二次“围剿”失败。
三
在威逼西安的行动中,红25军从报纸上得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动向。当时,蒋介石正在调集几十万大军向川陕甘边地区集结,企图将我主力红军围歼于川西地区。此时,红25军是向川西方向转移,还是继续坚持孤军北上?又面临着一次新的重大抉择。在这关键时刻,原中共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从上海经西安到达红25军驻地,送来了党中央的文件,并确切证实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和准备北上的消息。当晚,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长安县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根据党中央文件精神和敌情动态全面分析,主持工作的吴焕先、戴季英等决定:郑位三等同志留下领导部分武装,继续坚持鄂豫陕根据地斗争;红25军主力立即西征甘肃,以牵制陕甘边界之敌,策应党中央和红一、红四方面军北上。
中共鄂豫陕省委和红25军的领导,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通观全局,独立自主地作出继续西征北上的这一战略决策,是难能可贵的,它完全符合当时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符合党中央率领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也反映了以吴焕先、戴季英为代表的红25军全体指战员心向党中央、盼望与主力红军会师的急切愿望。
8月初,红25军攻占甘肃两当县城,随后翻越麦积山,攻占胡宗南部的后方基地天水县城。这一行动引起敌人极大震惊,急调部队回援。这时,红25军又大胆向敌纵深挺进,从天水新阳镇强渡渭河,攻克秦安县城,威逼静宁,切断了横贯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西(安)兰(州)公路。红25军如一把尖刀,直捣敌后方,成其心腹大患。蒋介石从成都行营接连发出5道电令,调兵遣将,堵截、追击红25军。这样,红25军吸引和调动国民党兵力达20万人,有力地策应了主力红军在川西的行动。
经过3天休整,在回族乡亲摆设香案的隆重礼送下,红25军离开兴隆铺,沿西(安)兰(州)公路东进,开始了西征北上的大周旋战略行动:先是攻克隆德县城,接着连夜越过六盘山,进抵平凉、泾川地区。8月21日,红25军在泾川县城以西的王村翻越王田宫塬,徒步涉河。当部队刚过一半时,上游河水陡涨,军部机关直属队及在塬上担任后卫任务的第223团被阻于河北岸。就在此时,敌第三十五师二○八团1000余人,由泾川县城沿着王田宫塬突然袭来,企图把红25军后卫部队压在河边吃掉。战斗中,吴焕先不幸牺牲。这位卓越的青年将领壮烈牺牲时年仅28岁。
进入陕北后,在“肃反”方面颇有经验的戴季英,历任中共陕甘晋省委常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局长。
当时,中央红军长征已进入甘肃,越过六盘山。蒋介石调集十万之众,向陕甘和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三次大“围剿”,妄图一举摧毁这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阻止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师。徐海东、刘志丹亲密合作,率领红15军团在甘泉县劳山地区、鄜县(今富县)榆林桥地区,打了两个大胜仗,消灭了敌人一个师又两个营,击毙了敌师长何立中,给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以迎头痛击。
在这大敌当前的紧要关头,受左倾路线影响,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郭洪涛、聂洪钧等竟然下令开展起所谓“肃反”,矛头直指红26军及其领导人刘志丹。一些人始则诬蔑刘志丹“右倾”,进而诬陷他是“右派”,“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最后干脆给他戴上“白军军官”、“反革命”的帽子。初到陕北不熟悉情况的戴季英只能“奉命行事”。一时间,凡是陕甘边根据地县以上干部,红26军营以上干部全都被抓了起来。
9月下旬,戴季英等人秘密命令红15军团保卫部立即逮捕刘志丹。刚好,那一天刘志丹因公去瓦窑堡,半路上碰到传递命令的通讯员。通讯员不知底细,把信交给了刘志丹。刘志丹看完信后,表现得十分冷静,为了不使党分裂,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他镇定地把那封信交还给通讯员:“你赶快把信送到军团部去,就说我去瓦窑堡了。”说完,他翻身上马,一路飞驰,奔向瓦窑堡。他一到瓦窑堡便被戴季英投入监狱,备受折磨,连他的战马也被押了起来。据说,审讯期间,戴季英屡次亲自动手用皮鞭狠抽刘志丹、高岗,还把刘带着5岁女孩的妻子投入了劳改队。很快,强加给刘志丹的“罪状”下来了:一是执行“富农路线”,指土改中,刘对地主不搞肉体消灭,给富农以生活出路;二是“捎山主义”,指刘坚持农村割据,主张“有击更有游”,集中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不轻易冒险攻打大城市;三是“投降主义”,指刘在统战工作中积极争取国民党和地方反动武装中的一些人,等等。显然,这些“罪状”,只能证明刘志丹等坚持了党的正确路线。
陕甘边苏区的战士和革命群众怎么也不相信,出生入死打出革命根据地的这些领导人会是“奸细”!红26军、红27军等西北方面红军甚至在猜疑,从外面来的红25军是不是白军?一些地区的群众听说他们的领袖刘志丹被捕,有上千户逃往白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乘机捣乱,一些县发生了“反水”现象,根据地一天天缩小,出现了空前严重的危机。眼看红军内部就要爆发冲突,错误“肃反”造成的后果正在毁灭西北苏区!
四
1937年7月,抗战军兴,南方8省的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留在鄂豫皖坚持斗争的高敬亭所部红28军,改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高为司令员,戴季英担任副司令员。高、戴虽早在鄂豫皖时期就认识,却彼此猜忌,高甚至怀疑戴是党中央派来监视他的,戴也处处和高较劲。1938年4月,第4支队挺进皖中,在皖中、皖西党的负责人李世农、张恺帆等协助下发展游击武装。当年秋天,建立了一支由戴季英领导的游击纵队,下辖第1、第2两个大队,约2000人。为新四军第4支队的发展、壮大,戴季英是做过贡献的。12月中旬,戴积极推动高敬亭率部东进皖东、皖中敌后,取得了部分战果。
戴季英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有一套,搞统一战线也不外行。
1939年12月,在蒋介石的策划下,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桂系将领李品仙和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连手,频频对江北新四军挑起摩擦、制造流血事件,妄图切断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系,把新四军江北部队完全消灭。时张云逸的妻子韩碧携幼子远之在安徽无为县襄安镇被国民党部队扣押为“人质”,向张云逸、戴季英施加压力。
通电有理、有利、有节,语气不卑不亢,使李品仙部在舆论上处于不利地位。随后,张、戴坚决贯彻党中央先击李品仙、后打韩德勤的方针:先集中主力于津浦路西,攻克定远城,取得反李作战的胜利;继而,指挥第4、第5支队和向路东增援的挺进纵队、苏皖支队,开展以半塔集为中心的反韩自卫战,从而取得了第一次华中反顽作战的重大胜利,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范例,史称“半塔保卫战”,是开创淮南抗日根据地关键的一战。最终,国民党方面被迫将韩碧母子释放。后来,陈毅曾经高度评价过半塔自卫战的重大意义,视其为黄桥决战的序曲:“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黄桥。”这一时期,戴季英还是有一定历史功绩的。
五
是年11月底至1941年3月,戴季英同新四军的谭友林、郭述申等共10余人,从安徽涡阳出发,奔赴延安出席中共“七大”。到达延安后,戴季英一行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对他们语重心长地说:皖南事变你们都知道了吗?项英同志就是相信国民党,相信顾祝同,不听中央的话,不相信党中央,把椅子搬到顾祝同脚下坐着,顾祝同脸色一变,一脚把他踢翻了。最后,毛泽东说,你们来开七大,七大要等些时开,你们要先好好学习,学习党的历史等。于是,戴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1942年底至1943年初,党中央直接领导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了西北高干会议,解决西北历史问题。毛泽东、任弼时、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开始清算“左”倾机会主义在西北造成的恶果。在这次会议上,党中央纠正了1935年处理“肃反”决定中的错误之处,比较公正地指出:时任中共陕甘晋省委正副书记的朱理治、郭洪涛敌情观念过重,应负“肃反”主要责任。1944年7月,戴季英写成《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书稿,对鄂豫皖苏区的历史和自己的错误进行了回顾,说法还算公正。
1944年夏,日本侵略军为了挽救其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败,发动豫湘桂战役。面对日军的进攻,国民党军队大多数是一触即溃,甚至是望风而逃,致使河南广大地区沦陷。9月,中共河南区党委、河南军区暨八路军河南人民抗日军在延安成立,戴季英担任区党委书记、河南军区暨人民抗日军政委,王树声担任河南军区暨人民抗日军司令员。两人都是鄂豫皖时期的老相识,受命后立即率部向河南敌后挺进,创建了以嵩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1945年2月,八路军河南军区正式成立,王树声、戴季英分别担任司令员、政委。在此前后,他们率河南人民抗日军第3、第4支队进入豫西伏牛山区,展开攻势作战,消灭日军、伪军的有生力量,并发动群众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在河南人民抗日军6个支队迅速展开的基础上,中共河南区委先后建立6个地委、专署和军分区。
河南军区在豫西的活动,很让毛泽东欣赏。1945年1月1日,毛泽东与前来祝贺新年的郭述申(当时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任该校第3 部主任)等谈话,高瞻远瞩地指出:同敌人斗争要有长远准备。过去只顾眼前,扩兵筹款,不久根据地也搞空了。河南的同志做得对,他们把扩大的军队留在地方,已扩大了1万多地方部队。在此,可以说不点名地表扬了戴季英等人。同年2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五部、六部发起的报告会上讲话指出,“陕甘宁边区的作用非常大,……他们的队伍除新四军外,都是从这里出发的,最近王震又是从这里出发的,戴季英也是从这里出发的,北方的队伍都是从这里出发的。”可见戴在毛泽东心目中还是有相当分量的。
王树声、戴季英在豫西活动期间,还与国民党爱国将领高树勋结下了统战关系。高树勋后来能走上起义道路,与王、戴的工作也是分不开的。
王树声、戴季英率领河南人民抗日军进军伏牛山区,筹建抗日民主政府,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宣传党的抗日方针,积极扩大抗日根据地,这不仅震慑了国民党顽固派和当地土顽,而且给伏牛山区的人民带来了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
1945年8月,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的曙光,奉党中央之命,王树声、戴季英率部和新四军第5师、八路军359旅会师。同年10月起,戴季英历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中原军区副政委、中原军区第一纵队政委。他与第一纵队司令员王树声,率部与兄弟部队一起,紧紧扼守中原战略要地,牵制住国民党相当多兵力,为我军在东北、华北和华东的战略展开赢得了宝贵时间。
1946年7月,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战役开始。突围过程中,李先念、郑位三、王树声、戴季英等率中原军区部队集战略转移、战略牵制重任于一身,以机动灵活、英勇果敢的行动“四面开花”,不仅彻底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的企图,而且牵制了国民党程潜、刘峙、胡宗南3部共32个旅36万人的兵力,并在突围战役中以较小的伤亡予敌以重大杀伤,赢得了解放战争首战的重大胜利。
当中原突围各路部队胜利实现战略转移,即将进入兄弟解放区之时,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战局形势的发展变化,要求中原部队改变原定进入解决区的战略转移终点,在鄂、豫、皖、川、陕解放区外线牵制敌人,配合内线部队作战。王树声、戴季英表现出了高度的全局观念,从7月下旬开始,王、戴率部经过艰苦转战,创建了鄂西北革命根据地,王、戴分别担任鄂西北军区司令员、政委。在创建根据地和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过程中,王、戴所部与中原军区其他部队一起,以顽强的毅力,经受了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己之敌的残酷“清剿”和恶劣自然环境的严峻考验,从而有力地帮助了我陕北、华北、华东以及东北等解放区度过解放战争“战略防御”的艰难时期。
中原军区各部队顾全大局、牺牲自我的崇高精神,及为解放战争全局胜利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当年就曾得到了党中央和有关战区领导人的高度赞扬与充分肯定。1946年5月上旬,周恩来在赴宣化店视察时就说:“同志们在敌人围困进攻和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坚持斗争在宣化店,拖住了几十万蒋匪军,毛主席曾多次表扬过你们。你们不要小看了你们坚持斗争的意义,有你们在这里,蒋介石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你们支援了东北战场,也配合了华北战场。在这场斗争中,你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你们都立了大功。”对中原军区部队的危险境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亦曾作过最坏的设想。1947年11月,陈毅在河南汲县对新四军第5师部分干部讲话时曾直言:“中央是准备牺牲你们的,包括李先念、王震、王树声、戴季英同志在内。”
六
中原突围胜利后,戴季英担任过中共河南省委第二副书记、中原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主任等职。1949年10月,戴季英为之奋斗20多年的新中国诞生了,他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兼开封市委书记。当时,开封是河南省会。不过,他认为自己在挺进河南敌后时立下了丰功伟绩,应该成为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把手,并且倚老卖老、自我标榜。1952年2月12日,戴被开除党籍,其“罪状”如前述《人民日报》所称,从此永远淡出人们的视野……
1993年,原中共陕甘边特委委员、在中纪委副主任岗位上离休的张策,在《传记文学》第2期发表文章称:戴季英在“肃反”中虽然犯过错误,但他是我党一位出色的政治保卫工作者,他没有反党,更没有叛党。他是一位忠诚的布尔什维克,因党内的政治斗争,他成了牺牲品。后人有责任将戴季英在历史上的一些功过是非,客观公正地反映出来,这是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张策认为,红25军与中央红军是后来到陕北的,不了解当地情况,被陕甘晋省委的一、二把手朱理治、郭洪涛所蒙蔽。
1997年7月,《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出版,收入了“戴季英” 词条,称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却有意识地没有配发图片。于是,有的军事历史学者慨叹:难道戴是见不得光的人吗?令人欣慰的是,全书出版时,戴还在世。
戴季英淡出人们的视野后,在郑州的河南省委家属院过着近乎“隐居”的生活,真的应了“大隐隐于市”的古语。戴家乡的人纷纷写信给他,有谈过去的战友情的,有找他作证明的(证明革命经历),有为他鸣不平的。据说,有人甚至鼓动总书记胡耀邦,要他致信中纪委为戴平反。
文革以后,陈先瑞等红25军的老人还去拜访过戴季英,主要是为了撰写红25军军史的事。据说,戴看了初稿后,哈哈大笑:“就你们的水平,能写成这样,已经算不容易了!”
戴季英在“隐居”之时,勤于动笔,曾有本关于戴氏家族事迹的书出版。目前,已经年近百岁的戴季英仍然健在,对于过去的“肃反”错误,他仍然表示不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