肾气虚吃什么药最好:解放后苏联援华的历史真相

解放后苏联援华的历史真相 2008年第2期《炎黄春秋》徐焰 <点击复制本贴地址，推荐给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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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苏联援华的历史真相
2008-04-08 11:35:30 来源：警察网 摘自2008年第2期《炎黄春秋》
作者：徐 焰

　　抗美援朝时苏联以半价对华提供武器，留下13亿美元军火债

　　刚刚建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购买武器缺少现汇。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中苏双方于 1950年2月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宣布对华提供三亿美元贷款用以购买机器等物资，实际上内部议定这笔钱大部分用于对苏联提供的海空装备付款。

　　1950年10月，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抗美援朝，并派周恩来、林彪赴苏联洽商武器问题。斯大林急切地希望中国参战，表示可提供所需各种武器。当时任翻译的师哲回忆说：“我们和苏联谈判时，只谈到军火的数目，而没有谈军火的价格。”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长期过惯了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对商品经济很不熟悉。一向以办事精细著称的周恩来私下对师哲说：“我们接受苏方的军火，是作为他们对抗美援朝的贡献而接收的。”长期在苏联生活过的师哲却回答说：“他们办具体事情的人不会同意我们不付钱的想法。”事后证明，并非是“办具体事情的人”要同中国算账，斯大林本人的态度也是如此。
　　中国入朝部队出发前，10月13日毛泽东致电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希望他向斯大林交涉，所取得的武器最好采用租借方式，苏方却要将装备折价算作对华贷款。1951年2月，周恩来与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大将在北京签订了关于苏联向中国政府提供军事贷款的协定，规定以1950年10月19日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为界，此前订货以全价付款，此后以半价付款。对此，苏方的解释是援朝应“共同负担”，两国各出一半的钱。当时中国对朝鲜的全部人力物力援助都是无偿的，苏联却对武器款斤斤计较。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斯大林也曾无偿提供过部分装备，主要是为了弥补双方不愉快而做出的政治姿态。此间苏联提供的陆军装备，几乎全部是二次大战用过的旧品。苏联起初对华提供的七个师空军装备，有六个师配备米格-9这种1946年苏联研制出而感到不满意的第一种喷气式战斗机。中国空军领导人认为其无法同美军F-84交锋，更不能抗衡 F-86，为此同苏联顾问发生争吵。斯大林考虑到两国关系，才于1951年5月两次致电毛泽东致歉，并无偿送给372架米格-15。中国接受苏援第一批武器后，将三个师装备无偿转交朝鲜人民军，斯大林闻讯后为显示其更高的风格，决定再无偿对华援助20个陆军师的武器。1952年，苏联决定将60架伊尔-28轻型喷气式轰炸机卖给中国，这也是斯大林在世时惟一对新中国提供的现役新式装备。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总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大部分装备系有偿(半价)提供，就此中国欠下苏联军火债30亿元人民币，在当时折合13亿美元。1955年苏军从旅顺撤退时，又移交了折价 9.8亿元人民币的装备。这些军事欠款，占了中国对苏欠款总额的六成以上。解放军掌握这些武器，对于迅速提高战术技术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

　　赫鲁晓夫对华援助的质量最高、意义最重大

　　在苏联历届领导人中，对华提供援助最多且质量最高者是赫鲁晓夫。
　　1953年3月斯大林突然去世，9月，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急需得到中国党的支持。据俄罗斯解密的档案记载，1954年9月赫鲁晓夫首次来华前主持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对华大幅增加援助作为礼物。果然，在这次来华参加新中国成立五周年庆典期间，赫鲁晓夫改变了斯大林过去的大国沙文主义做法，废除了中苏关系中一些不平等约定，议定从旅顺撤军和交还基地。对于提供常规武器，苏联也改变了斯大林时期主要提供已淘汰的旧品的做法，改为提供现役新装备样品和生产技术。
　　在中国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援华的重点是称为“156项”的基础工业设施建设。这些项目的机器设备，主要是以货物贸易而不是以贷款交付的，而提供技术是免费的。1952年中国制定“一五”计划时，斯大林同意帮助建设141项重点工程，1954年赫鲁晓夫又追加15项并提升质量，成为奠定中国工业化基础的著名的“156项”。后来落实的工程共150项，其中44项是军工企业，包括陆海空三军各种主战装备的制造厂。这样，在不到10年时间内，中国以几十亿元人民币费用就建立起配套的国防工业基础，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创造了成本最低和规模速度空前的纪录。
　　赫鲁晓夫时代对中国提供的最重要的援助，是帮助建造核弹、导弹生产企业和相应技术。1956年东欧出现反对苏联控制的波兰、匈牙利事件，1957年6月苏共党内莫洛托夫等元老又要求推翻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掌握军队的朱可夫主持下打倒了多数中央主席团成员，却未摆脱内外交困的处境。同年7月上旬，赫鲁晓夫派主席团委员米高扬来华介绍情况，希望中共中央对他表示支持。毛泽东连夜主持开会研究，中共中央最后决定公开表态支持苏共中央的决定。鉴于赫鲁晓夫在政治上有求于中国，7月18日聂荣臻提出，应利用这一机会交涉核技术援助，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后马上做出安排。此次苏方反应空前迅速，7月20日苏联驻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代表政府做出同意答复。据前些年已经解密的俄罗斯档案记载，赫鲁晓夫不顾军方坚决反对，决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生产技术，帮助建立核工厂。

　　从1957年末起，苏联开始履行协议，对华提供了P-2导弹作为中国导弹事业的起步的最早样品。翌年，苏联又向中国提供了所需核工业设备，并派出近干名专家，建成了湖南和江西的铀矿、包头核燃料棒工厂及酒泉研制基地、新疆的核实验场，中国正式进入了核工业建设和研制核武器的新阶段。
　　1958年夏天，中苏之间因“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事件发生争执，翌年6月赫鲁晓夫通知中国“暂缓两年”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制造技术。1960年7月，苏联又撤回在中国核工业和军工部门的专家，不再履行这一领域的协定，不过此前苏联的技术援助还是大大加快了中国“两弹”事业的进程。

　　“大跃进”时不能按时对苏交货 又欠下一笔经济债

　　据当年主管财政的李先念副总理在《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所列举的数字，自1950年以来我国向苏联所借的外债和应付利息，折合人民币计算共为57.43亿元人民币(一说为59亿元人民币)。
　　从50年代初至1960年，我国对苏联已经还债33亿元人民币，即已将所欠的武器债务基本还清，此时所欠的债务多是“大跃进”两年间因不能按合同交货拖欠下来的贸易债务，以及接受旅顺苏军撤出后所留装备的收购费，其总额折合23亿元人民币。
　　1959年以后，中国每年有50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财政支出，偿还这笔23亿元的欠款，按正常情况而论不应是一个大数目。不过此时国内因极“左”错误指导造成的经济恶果已完全显现，饥荒蔓延各省，用救赈饥民急需的农业产品还债便有一些困难。鉴于国内出现的困境，1960年底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约见苏联驻华使馆参赞以口头声明表示，中国方面支付出现困难，在贸易方面估计共欠苏方20亿卢布可能要在五年内还清。12月17日，苏联外交部部长帕托利切夫约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指责中国方面未与苏联协商，就片面地把贸易方面欠债偿还期限确定为五年，并以中方违约为由，表示短期内不向中国提供汽油。后来国内一度传说所谓苏联“逼债”，能够找到的主要根据便是指此事，而随后的实际情况又并非如此。
　　1960年11月，刘少奇前往莫斯科参加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中苏两党在争吵后出于各自战略需求，都采取了防止破裂的措施，最终达成了共同宣言。随后，刘少奇以国家主席身份访苏，几个月前双方的紧张关系又得到缓和。刘少奇访苏期间，米高扬曾表示很快会恢复一些援华项目并再派专家，随之赫鲁晓夫又提出中国可延期还清贸易欠款。
　　据国内已公布的统计数字，在1960年至1964年这5年间，中国平均每年对苏还债数只占国家年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二左右，比例很小，当然不会是造成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
　　1965年中国提前还清对苏欠款　　赫鲁晓夫为缓和对华关系，从1960年末至1961年春天一度部分地恢复了对中国国防和经济方面的援助。1961年2月，赫鲁晓夫写信给周恩来，主动提出愿意提供当时最先进的米格-21战斗机的样品和全部技术资料，以供中国仿制。2月27日，赫鲁晓夫又致函毛泽东提出，愿意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3月8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口头答复，感谢赫鲁晓夫的好意，不过因出于“争气”和不愿再欠苏联粮食的原因，中共中央提出可将这些粮食作为后备而未接受。对于古巴糖，中国方面接受下来，在三年困难时期成为下发的重要滋补品。1961年3月，苏联政府又主动提出，在两国贸易中中国所欠的10亿卢布逆差可分五年偿还，不计利息，4月间双方就此达成协议。同年夏天，中苏关系因阿尔巴尼亚等问题严重恶化后，苏联又不肯兑现再派对华专家和恢复援助的承诺，中国也开始了全面的“反修”斗争。
　　1965年中国提前还清了对苏欠款，随后又还清了国内公债，“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成为国内宣传中自豪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