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600707:窦文涛：中国人心里都有本“人情帐”

崔曼莉：我们中国社会历来讲，这个词用的非常的重，叫“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就是你给我一滴水的恩惠，我用一个泉水，而是源源不断的去报答你。我都不够。但是你看今天出现这样的事情，刚才加藤讲安全感，包括文涛你说的好像，哎呀，我不能发自内心的感恩。我觉得其实倒跟这个安全感有一点小小的联系。就是今天这个社会大家都没有安全感，父母也没有安全感，然后孩子也没有安全感，然后社会也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就造成一个什么彼此都在提要求。一旦变成了要求的置换，这个事情你就很难发自内心了。

窦文涛：中国人心里都有本“人情帐”

窦文涛：没错，我给你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他们说这个电影圈，别电影圈了，什么圈都一样，很复杂。他复杂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你比如说我有一个哥们我就看到。他有一个小本的，就是说我帮过谁的忙，曾经谁欠我的情，这都预备着，你要比如说这次帮我忙，别收钱，或者说打折，这次我该用谁了。他20年前欠我一个人情。而且这一套，我们中国人承认的，我也承认的。比如你找我，我说对啊，他帮过我，所以我也得帮他。可是你知道这个里面我就说没有感情的投入，对我来说是一种规则。

加藤嘉一：对。

崔曼莉：他这个是这样，当一个人帮了你不图回报的时候，你就会发自内心的感激他，当他帮了你，说我今天给你五块你要还我六块。你就明白这个里面，你会觉得他是发自内心帮我吗？还是说他能看到。就像你今天请加藤来作节目，你能想到未来你是日本首相，别的媒体都。

窦文涛：对，我说别的媒体都拒绝，只接受《锵锵三人行》的专访。

加藤嘉一：这是我内心喜欢，所以没有问题的。

崔曼莉：他是说他的情怀比你高。

加藤嘉一：我知道互相的感情，我认为他应该是顺其自然的，中国人讲顺其自然，顺其而为。但是今天彻底变成了实用主义的东西，所以我在中国觉得很累。比如说送礼，送什么月饼乱七八糟的，快点过年了，还得送什么东西，要请什么人过来，都得牵制，互相的观望，然后再决定我要不要出手，你的面子能不能保留，等等，这种过程全变成一个方程式似的了。

窦文涛：你看他是日本洗脑出来的，对吧。

崔曼莉：对。

窦文涛：从这一点。他刚才他的观点我觉得也挺奇怪，他一听复旦这个事，他就说中国的很多学生，他们现在没有牺牲精神。

加藤嘉一：对。

窦文涛：我说什么叫“牺牲精神”，他说你看我们日本武士道，我就敢死。我说你这是干嘛。咱们先去一下广告你再解释、解释。

加藤嘉一：社会公民不可缺失牺牲精神

窦文涛：加藤，你想牺牲什么？

加藤嘉一：我想为这个社会牺牲，我想为中日，甚至我可以为中国牺牲，没有问题的。

窦文涛：吹牛吧？

加藤嘉一：不、不，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我觉得比如说我们年轻人，我们日本人说牺牲是美德。我们都说社会人，社会人，如果你对社会没有一个牺牲的心态，那你还干什么。比如说这次的民警，确实牺牲了，但这是他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比如说我跟公安的包括媒体的，包括商人的他们最终都会为社会牺牲，因为你是一个合格的社会公民。你们不抱着牺牲的心态，那你还干什么。

窦文涛：你觉得日本平民。

加藤嘉一：对。

窦文涛：包括日本现在80后？

加藤嘉一：对。

窦文涛：真的还有他们那种武士道的那种，什么牺牲精神吗？

加藤嘉一：我没法代表我国政府，也没法代表我国人民，但是我至少可以代表我自己，我是可以牺牲的，我可以切腹，我没有问题，就是武士道精神。

窦文涛：现在中日友好，非常希望你祭一下，殉一个。

加藤嘉一：我是最终，人都需要最终的精神的这么一个依靠之处。你最后你愿意为这个社会牺牲，然后就说你切腹主动的。我相信历史上的那些伟人都是这样子。

窦文涛：他说这个我就想起《赵氏孤儿》了，这个片子。我就发现他们为什么他们说这三部大片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就反映中国现在社会的说是什么主流价值观。谁告诉我主流价值观是什么。它这个价值观混乱。你比如说像你讲的，让我想起，我估计陈凯歌导演他是琢磨《赵氏孤儿》这个事情，如果真是照原本记载这么拍出来，他会担心，是不是不太适应现代主流价值观。尤其是西方的，这种人道主义。比如说为了什么理由可以牺牲自己儿子呢，这个事情他可能担心讲不通，所以实际上他也没有信心这么弄，于是他要在情节中，把这个程婴的儿子死了弄成一个误打误撞，是个命运。最后就将错就错，变成这样的一种牺牲。

加藤嘉一：对。

窦文涛：你看，这个本身。

崔曼莉：实际上，当然我们不讲这个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程婴把自己的孩子牺牲掉，他是一个选择，而且这个选择是及其痛苦的，当然我想他这种牺牲和加藤说他要切腹。

加藤嘉一：一个道理。因为我们都是社会年轻人，如果，你刚才说了，我们所有人都提要求，所有人都提要求，像导演、像政府、像媒体，所有人都提要求，非常自私的。但如果你没有一种付出。我说的牺牲没有那么崇高的，它是一种就是说你为这个社会付出一颗心，然后就说这个自然而然的过程，然后你自然而然的拿到一种回报。

窦文涛：他这个意思我明白了。

加藤嘉一：这叫信用。

窦文涛：他不是日本首相的人选，他是美国总统的人选。就是那个肯尼迪嘛。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应该问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

崔曼莉：问题是这样，你身在美国吗？

加藤嘉一：我不是。

崔曼莉：那没有希望了。

加藤嘉一：我是土生土长的伊豆人。

崔曼莉：自私冷漠源于社会安全感的缺失

崔曼莉：我们其实忽略了一个问题，我们都在讲，你比如讲牺牲，我们讲奉献，你不要问国家对你做了什么，你为国家做了什么。但是他有一个前提，就是一个人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可以把自己杯子里的这杯水倒给别人。如果我们讲这种感恩是一个能力，你怎么去倒，这个安全感的建立到底从何而来。我是有一个切身的体验，因为有一年有一个美国回来的心理学博士跟我聊天。他觉得我安全感很高，他就问我，就问我从小的教育。

后来我就跟他讲一个事，就是我很小的时候，我很怕黑，女孩子嘛，我很怕黑。我父母偶然间发现他们一旦比如两个人都不在家的时候，我会把房间所有的灯，连厕所灯、厨房灯、阳台灯全部打开来，然后我在房间里边。他说你怕黑，为什么。这个我想不为什么，就恐惧。然后我母亲就做了一件事情，她就每天晚上到了9点多钟，那时候9点多钟已经很黑了，让我出去倒垃圾，我不去，因为我觉得外面很黑，而且我们当时那个楼下去，根本没有灯，还要穿过河边的一条小路。

窦文涛：基本上有去无回。

崔曼莉：就是你觉得到处都是鬼影乱撞，灌木从，树木，那个风一吹，你觉得没有鬼，到处都是鬼。

窦文涛：小说家。

崔曼莉：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讲，你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你拿着垃圾袋子在外面站一夜，还有一个选择是你赶紧去把垃圾倒了再回来。所以她每天晚上把我连人带垃圾再关到外面，我那时候大概七、八岁，我特别恐惧。然后就每天拉着那个垃圾袋我就印象很深，我就在黑暗的那个楼道当中，狂奔着下楼，几乎好像我就有勇气一下子跳几个台阶下去，然后在那个河岸边都不敢往两边看，就拼命得跑，跑过那个路拐出去，外面那个大路有点灯光，然后把那个垃圾袋远远的，还有点公德心，要扔在那堆垃圾堆里面，轰的扔出去。

然后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不怕那个黑了。我很悠哉的，一步一步下楼，然后一步一步走过河边的小路，然后再拐上大路。后来心理学博士就跟我讲，他说我妈妈做了一件特别好的事情，我说很好吗，我一直觉得她很残酷，法西斯。他说不是的，她其实告诉你安全感是由自己建立的。

窦文涛：哎呦，这个很有启发。而且这个可以理解成是对孩子的一种训练。

崔曼莉：对。

窦文涛：看来现在得独生子女了，谁还训练，都是被孩子训练的，哪还训练孩子。其实现在而且一个人的小孩，完全的你不受到任何的强制的训练，他自把自为的长大，可能够会很封闭，自我中心。

崔曼莉：对。

窦文涛：然后跟别人之间好像隔着一层膜。

崔曼莉：对。

窦文涛：会不会是这样的一种。

崔曼莉：所以他就是说环境给你的安全感不重要，你靠开灯是没有用的，关键你自己能够面对这个东西，而且你能克服它。然后你就有安全感，然后你一旦安全感培养起来之后，你会对周围环境的要求就降低，然后你会想我自己能不能克服。所以我就想如果说所有的孩子有办法，学校、社会、父母或者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父母都能够建立一个自我产生的安全系统，我们杯子里的水是有的，我们自己自产自足。然后才能把这个水倒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