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雷达vip怎么样:启风 : 胡适是“国学”的罪人？---驳徐晋如先生 - 650

胡适是“国学”的罪人？---驳徐晋如先生 / 启风

新浪微博上，徐晋如先生说“胡适毫无学问和思想可言”，我表示了一下质疑，徐先生于是给了我三篇文章：

《为什么这个时代没有国学大师》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47063f0100ebcd.html

《殷海光评胡适与梁启超》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47063f0100cf25.html

《请叫我“国诗”——为诗词正名》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47063f0100kx6e.html

第三篇涉及徐先生的学术研究，启风不敢置喙，在此只谈谈前两篇。

徐先生说，“胡适花费极大力气，考证出《醒世姻缘传》的作者便是写《聊斋志异》的蒲松龄，然而平心思之，这种考证真的有价值吗？”胡适自己的回答是，“我以为我们做学问不当先存这个狭隘的功利观念”“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论国故学---答毛子水》）。不知道徐先生所谓的“国学”是否将自汉代以降乾嘉的训诂、考订之学一概排除在外？

另外请教徐先生，您觉得您毕生钻研的诗歌又有何用呢？

徐先生说，“梁启超，他的学问比他老师康有为差太远了，正因为学问差，没有真正安身立命的思想，这才一辈子多变。”康圣人确然是不变，否则何至于去做什么弼德院副院长。任公一生“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又岂是阁下所能了然？纵然抛开任公在舆论界的建树，只谈学术，其《清代学术概要》与《历史研究法》，又岂是后人能望其项背？

徐先生既说康南海学问够得上“国学大师”，不知道对廖平如何看？纵然如萧公权先生所说，康南海是独立于廖平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理论，那么如他对圣人之说任意地铲削斧凿，又岂不是侮辱“国学”？

另外，徐先生认为是胡适主张的“科学研究”误了国学。请问徐先生知道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中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吗？”。静安言，“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以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请问近代考古学的发展，是否为科学方法的重要成果？

抛开考古成就不谈，说说钻故纸堆的学问。胡适说，清代汉学家如钱大昕、王夫之、俞樾的研究方法是“不自觉的科学方法”----古人既已“科学”，又岂独胡适有“罪”？除非徐先生的确不承认乾嘉之学在国学之列。

尤为可笑的是，徐先生将“今日中国，每年产生几千吨的学术论文”的罪责一股脑推给了胡适。我想请问先生，您知道49年胡适去台后，大陆对其几十年的批判吗？大陆竟然能在此间传承胡适开创的“传统”？

最后徐先生“西方的理论才是惟一的真理”，举例说“史学界说中国先秦时期是奴隶社会，秦汉以后是封建社会，不知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西方那种封建经济，中国的封建是封土地、建诸侯，是先秦时期的一种政治制度，而不是经济形态”请阁下在“史学界”三字前加“马克思主义”的定语好吗？试问，斯大林生造出的所谓“五种社会形态”的划分凭什么代表“西方真理”？此外，不知道徐先生是否了解如今学界辨析“封建”一词文章汗牛充栋吗？今天治史之人，谁要是还赞同斯大林的谬论，那么真要被看做珍稀动物了。

行文至此，突然想到，怎么中共史学意识形态这笔账也要被算到胡适头上？徐先生的逻辑至此仿佛已然破产。

在另一篇文章中，徐先生一方面认可殷海光先生说的“从表面上看来，胡博士的学问很博；可是，稍一究诘，真是浅得很。”以此为攻讦胡适的论据，另一方又对殷先生对任公的评价“比较有些成熟的见识”，表示不以为然。

胡适不是一个“国学大师”，启风想一个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否认；至于“思想家”，启风都不觉得中国近代以来有谁能当此殊荣，也不知道有谁竟会给胡适冠上一个如此称谓。胡适不是“国学大师”，不是“思想家”，但是不妨碍他成为学术和思想地位。说学术，或许徐先生觉得半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今天看来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但是---当年这可是开风气的著作。徐先生也是做学问的人，不会不知道所谓填补学术空白，会是怎样的重要。“但开风气不为师”，决然不是一句无足重轻的空话。

话就说到这里吧，我不能和徐先生比，徐先生是诗人、学者，我只是学生，可是我身上也还有文债要还，不能说的再多了。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和徐先生讨论有关胡适的话题。

评论

启风先生的这篇文章体现出的问题意识，我觉得是很好的一种思考，对于徐晋如先生对胡适的鄙薄，小可以为，的确在很多问题上，值得商榷，为此，小可总体上赞同你对胡适先生的是非功过的拨乱反正，并顺带谈谈我对这些个问题的一个浅薄看法。

一，徐晋如认为胡适先生不是“国学家”，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成立，同时，在某种意义上，又无法成立。因为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对国学乃至国学家，做出一个明晰的界定。如果按照传统意义上的理解，胡适先生的确不算是国学家，因为胡适尽管有很深湛的国学根底，但他治国学的根本方法，是源于西方学说的一种“国学研究”，换言之，胡适对国学传统的研究，比西方汉学家来得深刻，但同时，他又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国学研究者的这个系列，也就是说，徐晋如之所以要说胡适先生毫无“思想与学问可言”，实际上在我看来，是站在传统意义的国学研究的基础之上的，这也是为什么徐晋如先生推崇钱穆钱基博等人的“终极原因”，比如在徐晋如先生看来，中国传统学问如果胡适的思想学说来解读，是存在很多偏颇之处的，比如对于吾国旧诗的理解，特别是在对于白话诗的理解上看，胡适先生的确在我看来，是有很多偏颇之处的，从而就不太尽如人意了。这个问题还可以深谈，有时间我写篇小文，与楼主共商！

看到黄先生比我原文还长的回复，在下着实感动。感谢！

我想其实不只有利用中国传统方法治学的人才能称之为“国学家”，今日学者如杜维明、如余英时，在学术治学理念中事实上都有西方的方法。对于中国文化，西方很多学者的研究也要超出今天的中国学界。另外，徐晋如说潘光旦先生称得上是“国学大师”，我没有读过潘先生的书，但是看其教育背景，也完全是西化的。

二，关于梁启超的学问，以及他的“一辈子多变”，我觉得徐晋如先生对于这个问题，也多有偏颇，但这或者也是由于观点角度的不同吧。在我看来，梁启超对于国学尤其是史学，是有很多贡献的，他的多变，正是很有意义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这恰恰体现了梁先生的真诚与勇于自我拷问，而不是政治、学问思想领域的投机。正如楼主所谓，他的《历史研究法》是很有后人难以望其项背的，但我们也必须看到，真正在吾国旧史上有巨大贡献的，在我看来，正如香港史学家严耕望所谓，在他前辈中史学界有所谓四大家：陈寅恪，陈垣，吕思勉与钱穆。这四位治学方法与理路都有各自的特点，与王国维梁启超一道，并称吾国学界巨擘而当之无愧。

从这个角度看来，徐晋如站在纯属旧学传统的观点来看待梁启超的学问思想，也不能说全为无见，其实宋诗大家陈衍陈石遗就觉得，饮宾室主人梁任公写“策论文章”也就是楼主所谓在“舆论界”的影响，在近代文化史上是无与伦比的贡献巨大，但在对于旧诗的理解上，也存在很多问题，当然这个问题，是放到如钱钟书陈衍等人的水平的理解上来看，或者可以成立，但那个时候的学人，永远不是我们这个时代可以匹配的，那个时代的文人，胜过我们这个时代的很多所谓“学人”，那个时候的学者，如章太炎熊十力黄季刚刘师培这样的人，更加为我们这个时代所难以“望其项背”的，我猜测徐晋如之所以对于胡适梁启超这样的一代人杰颇有微词，在我看来是把他们放到了那个大师辈出旧学深湛的“系列”当中来考究的，并且，由于徐晋如向来对于吾国政治思想，是持着一个保守的儒家学派立场，正如上文所谓角度的不同，与对旧学理解的歧异，所以他的贬低胡适梁启超，是有他对所谓的“民主”甚至是“民粹”的不屑来解读的立场的，这一点，因为涉及到对吾国传统特别是儒家学派的不同思考与理解，我也不多说了，权当提供一点参考吧。

呵呵，在下不才，无耻地自称“粱任公先生私淑弟子”...近代以来，我最佩服的人就是任公。任公学问纵使不如章太炎刘师培黄侃这些人，但也是足能立足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本意是要粱任公与章太炎同列导师之位的。其实我恰恰认为，粱任公没有成为一名“国学大师”，才最终产生了他在近代史上无法取代的特殊地位，一篇《新民说》，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其意义何以言表？更何况先生还有变法、护国两大壮举。我在这里就曾有一篇小文章说，梁先生虽然一生观念多变，但不变的乃是一颗爱国心。

三，总体来说，关于胡适梁启超等人在真正的吾国旧学传统的地位该如何定位，我觉得是可以商榷的，因此，似乎也允许徐晋如先生有见仁见智的见解与评议，但我认为，其实徐先生或者也没有看来胡适先生也好，梁启超先生也好，对于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的“启蒙者”地位，所谓“但开风气不为师”这一点，我觉得胡适与梁启超无论从身体力行上，还是道德文章上，都是存有不可磨灭的崇高地位的，徐晋如之所以批评甚烈，主要是完全站在康有为钱穆的立场来理论的，并且这些人本身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确有与梁启超特别是胡适相当反背的见解，但实在看过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关于“康有为”的章节的人都或可设想，其实康有为并非如现今某些人想象的那么保守，他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近代中国民主思想的开创者与提倡者，按照萧公权的理解，这位所谓的“康圣人”其实是西方君主立宪制在中国的介绍者与引路人，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与自己的徒弟梁启超并没有太大的分歧，而很可能恰恰是殊途同归。

对于康有为，萧公权先生有专著《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予以研究，称这位康圣人“以西方为主要模式以求中国政治，经济以及学术思想的改变”。

因为对于楼主的这篇文章产生了兴趣，于是胡评乱弹唠叨了这么多，在基本赞同的情况下，做了一些自以为是的小补充，还望楼主谅解。最后关于“思想家”的问题，我也说两句，在我看来，思想家分两种：一种是独创的思想家，如尼采柏格森罗素之类，各有各的独创与独到之处，一种是批判的思想家，这一派中比如以赛亚柏林于我们的钱钟书之类，所谓批判的思想家他们本身也许没有独创的思想，但他们对于自古及今的基本上所有大思想家的思想进行了自己的梳理，甚至是批评乃至批判，从而为我们这些后来人奠定了思考的方向，扫清与澄清了许多障碍，从而让思想的路途变得“云清雾荠”起来，从这个角度看来，钱钟书在这方面的思想与以赛亚柏林一样，对于我们这些现代人的思考之辅助，尤为可贵，因为如果没有对思想的批判澄清，那么我们不知还要走上多少不必要的弯路啊。同时，当我们随着历史的尘埃落定，发觉当初很多“独创性”的思想家的学说里存在这样那样的为害甚巨的谬误与误读被他们予以扫除时，我们又该抱有如何的感激呢？

有的时候，真正的思想，不在于是否独创，更不在于“著作等身”，而恰恰在于准确的梳理与中肯的批评批判，“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真言一克”，等而下之看名气看资历而不认真看待思想本身，是我们这个时代乃至一切时代的耳食者的不可轻侮的“合法权利”

最后还想说一句，关于胡适在中国现代史的地位，最近在口碑上倒霉的李敖先生的那篇《播种者胡适》，我觉得是评价比较公允的，为这他还惹起了台湾当时的很多人的质疑与辩论呢？如果楼主读过了，我想还可以再读。

一点浅见，与楼主共商！

试想，当代人，狂傲如李敖，博学如唐德刚，都不得不敬服胡适，即知胡适学问、人格的非凡了。胡适曾说，“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1930年致杨杏佛的信）我借此言以送非理性非议胡适的诸位吧。

最后谢谢黄暮春先生的回复，使在下大长见识。

对了，我也要说下“思想家”的问题，窃以为，所谓思想家还是要有些独立创见的，比如李泽厚。另外，将钱钟书先生与伯林并论似乎不妥，毕竟伯林也有自己的自由理论。

谢谢黄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