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优先购买权 案例:史失生：超越生命—— 张骥良

史失生：超越生命

                                                                                                                                   张骥良

 　　算起来，我和史铁生还是住的不远的街坊。尽管我写了那么多名人，那么多明星大腕，但从来没有写过他，并非因为我手懒，而是自己感觉笔力不够。促使我拿起笔来写他，是因一个朋友的稿约。

　　史铁生是个铁骨铮铮的硬汉子。他的硬是骨子里的，来自他的内心世界。从他文章的字里行间，我感受到了哲理的光芒，感受到他作为残疾人行列里的一员对于命运独特的思考。

　　铁生活得实在不易这几年，他和死神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较量。严重的肾病，残酷地折磨着他，有时折磨得他连写作的力气都没有了。现在的他，只能靠透析维持生命了。每周三次去医院透析，所受的痛苦自不必说，透析所需的高额费用，对他们两口子说来也是一个天文数字。北京市委市政府、民政部、中国残联对铁生的病情都十分关注，铁生属于人民，属于他所生活的这个时代。

　　进入1998年，病中的铁生先后获了两个大奖。先是短篇小说《老屋小枝》获了鲁迅文学奖，之后他又获了国际杰出伤残人士奖。铁生活得实实在在，他最反感张扬，总在文坛确切地说是在他的电脑前默默耕耘着。铁生用他厚重的作品和他完美的人格力量，为世人称道。津门一位女编辑特意赶到北京，希望通过笔者的门路采访到他稿；者自视和铁生不错，自愿蜜蜂引路。谁知电话一通，没戏，铁生没给面儿。那位女记者只好扫兴而回，但她和笔者同样理解铁生，他愿意平平静静地生活，安安静静地写作，安安静静地思考。铁生不事张扬这一点有目共睹，笔者就亲身经历过。几次开会，他总是寻找一个离中心较远的角落坐下，他害怕所有记者的镜头、话筒和笔。他虽多次嘱托我，如有记者采访我，你得帮我挡挡驾。我确实也帮他卖过这方面的力气。一家香港报纸的记者也试图通过我的门路采访铁生，我就自作主张替他婉拒了。

　　北京的无障碍设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或许不能说和铁生一而再，再而三的呼吁没有关系。十几年前，无障碍这个词儿，在国人的耳朵里还颇为陌生。铁生残吾残及其人之残，秉笔直言，写了一系列文章，呼吁“修个斜坡”。当北京作协把唯一一个一层的单元房分给铁生时，他只好告别了曾经与他患难与共的地坛，搬进了地处东郊水碓子的楼房。耶四室一厅的单元房，着实让他高兴了好一阵子。作为作家，他有了属于自己的书房。可望望门前的高台阶，那四五级楼梯，在他的眼里可以称得上是虎踞龙盘。对于一个轮椅代步的人，那楼梯不亚于珠穆朗玛峰。仅仅几级台阶，把作家和外面的世界无情地隔开了。连上外边透透空气，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一次会后我送铁生回家，亲眼目睹了他出出进进的不易。在楼梯上先放上两块木板，再沿着木板把轮椅推上去，然后再将木板撤掉。在临时放上的木板上把轮椅推上推下，决不是…件轻松的事，非两个棒小伙儿莫属。

　　再坚强的史铁生，也无法避免伤残给他和妻子带来的艰难。他的爱妻陈希米，是一位挂单拐行走的残疾人，是铁生人格的力量，使她告别了家乡西安古城，告别了她喜爱的三尺讲台，毅然决然地来到了铁生身边。能选择铁生，足见她有一双慧眼。她选择了属于自己的幸福，而这幸福里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生活的艰辛。她柱着单拐，身影是那么匆忙。既要照顾好丈夫的饮食起居，又要完成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她供职于华夏出版社，在一个编辑室任副主任。夫妻俩没有孩子，但他们的生活非常美满、和谐。这是夫妻携手战胜艰难后的喜悦。

　　乐于助人的铁生夫妇，拥有许许多多的朋友。比如到医院做透析，就少不了朋友的帮忙，找车、找司机，在医院里背上背下。大家伙儿都以能帮助铁生做点事，作为自己的一种欣慰、一种满足，因为夫妻俩为人太好了。每次出去开会，铁生兄总拉我坐在他的身边，朋友们一下子发现了这其中的奥秘，他把给我夹菜的任务，自觉自愿地承包了下来，加之我太缺乏自觉性，一味的埋头苦吃，使铁生根本顾不上自己了。和铁生在一起共过事的残哥们儿，哪个没受过他的帮助呢?那是前几年的事了，华夏出版社筹备成立“中国残疾人作家协会”，史铁生、史光柱、王占君、郑荣臣、徐白仑和我作为该协会的发起人，在小汤山疗养院连续开了一个星期的会。组织者为了活跃会议气氛，组织残疾人作家们游览了密云水库。在游船上，天津盲人作家郑荣臣高兴得手舞足蹈。得意忘形，嗖的一下，他的一只鞋甩进了水库。上岸后，我心里暗暗着急，本来就看不见路，这回连鞋都没了，上岸还不把脚扎破了?这时铁生说话了：“穿上我这双鞋吧!天还不冷，反正鞋在我脚上也是摆设，让它在你脚下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吧!”荣臣的心热了，大家伙儿的心也热了。从2l岁那年，铁生的脚再也没有接触过土地。曾经是那么鲜活的生命，如今竟被檗锢在轮椅里。一个崇拜刘易斯的人，却要一生与轮椅相伴，这是多么巨大的反差呀!然而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听到铁生患病的消息，荣臣心中万分焦急，多次打电话给我：“你离铁生家近，行动又方便，常去替我照顾、问候一下铁生。”而我却辜负了朋友的期望， 是总强调自己忙，二是铁生总是客气，总说没什么需要帮忙的。最能体现铁生男人风采的，大概也就是他的生死观了。

　　一个欢蹦乱跳的小青年，对死的概念是淡漠的，因为死离他太遥远，也太可怕。对于一个在欢蹦乱跳的年纪里，就被禁锢在轮椅里的人，死就变得依稀可辨了。身体残疾，找不到工作，找不到老婆，关键是找不到活着真好，活着真快乐的感觉。死这个字眼，很恐怖，但也多少有点诱惑力，对于残疾严重的人，这种诱惑力太顽强了。初中毕业后，在家待业的两年时间里，我也曾想过这个问题，但也只是想想而已。而铁生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却是充满理性的，贯穿着对人生独特的哲学思考。谈起这个问题，他依然轻松，依然风趣，依然幽默、机智。用诙谐幽默的语气，谈论一个沉重得几乎令人窒息的话题，这是铁生独特的本领，这本领缘于他深厚的思想根基。说起来，那还是他住雍和宫大街那阵儿，那段时间是他生命的低谷。找不到工作，没事就摇着轮椅去地坛散心。在树荫下，他能静静地思考几个小时，思考死，也思考生，回味黄土地上浓浓的温情，也思考文学与人生的真谛。

　　那还是在小汤山疗养院开会的时候，晚饭之后我们一起出去散步，我们谈起了关于死的话题。我之所以敢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缘于我对铁生的理解、信任。“寻死或自杀并不是一件坏事。”铁生向来出语惊人，“因为他们重视活着的意义。如果他们感觉到活着很有意义，活着能给别人带来幸福和欢乐的时候．他们绝对不会自杀。当他们感觉到自己活着，只会给别人带来负担或造成痛苦时，他们才会想到去寻死。”

　　我内心十分清楚，铁生在地坛公园内认认真真地思考生与死的问题时，是缘于病痛的折磨。那时他正在苦苦寻找自己今后的生活道路，正在选择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寻找或者选择是很痛苦的。说是选择．实际上是被选择，社会角色可能选择残疾人，残疾人却无法选择社会角色。铁生对寻死或自杀的成因，作了非常精当的解释：“当你自己明明白白地知道，过去曾经活蹦乱跳的自己，今后再也站不起来了；你还没有迈进大学的门坎，大学已经提前把你开除了；当你还没有找到工作，似乎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哪个单位愿意要残疾人呢?当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爱上了你，最好的方式是赶快离开她，否则她会比你还要痛苦；每个人都会夸赞你自强不息，身残志坚，但生怕他们的女儿、妹妹爱上你，一旦真的爱上你了，他们就会对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慰他们的女儿或妹妹和你一刀两断，甚至以断绝与她们的关系相要挟，真正到了这个时候，你在他们的心目中再也不是什么自强不息、身残志坚的典型，而被他们恶狠狠地称之为‘骗子，懒蛤蟆想吃天鹅肉’，什么样恶毒的语言都会慷慨地甩给你。真的到了这个时候，你似乎找不到活着的理由，或者说没有活着的必要了。”铁生没有自杀，因为他找到了不去自杀的理由——写作。可他却做了十分幽默的解释：“因为听了卓别林所扮演角色的劝告：着¨么急，早晚得死。”就连说到死，铁生仍谈得轻松、幽默。这完全是他对人生、对命运的大彻大悟。

　　尽管是靠透析维持着生命，铁生依然豁达，依然乐观，依然充满自信。病痛的折磨，使他的身体极度的消瘦，可他的精神没有消瘦，他依旧爽朗的笑声，准确无误地说明了这一点。

　　铁生说：“我的生命进入了加时赛。”这话说得很实在，是啊!他既要和时间赛跑，又要拿出勇气努力超越生命的局限，还要坚持埋头写下去，他说自己已经进入了生命的加时赛，他无法停下笔，他不能让每一天苍白地过去。他又说到了令他痴迷的足球，他说他一定要咬紧牙关踢满全场。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让文坛认识了史铁生，《奶奶的星》让读者看到了作者那颗晶莹、透明的心，《我与地坛》被称为“新时期散文创作的新收获”，也受到了千万读者发自内心的喝彩。《老屋小枝》今年4月获、了鲁迅文学奖，而在铁生看来，是生命加时赛的起点，好一个高起点。在即将结束这篇拙文的时候，我想说的最后一句话是“铁生，多保重，祝你顺利踢满全场，千万热爱你作品的读者朋友们，正在给你助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