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斯塔科维奇列宁格勒:《真相至上》【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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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部牵涉自由、宪法、政治的电影，只做一点背景介绍和说一点个人浅薄的说法，欢迎大方之家补正。
（一）什么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电影中一直提到“第一修正案”，那么到底什么是“第一修正案”？查了网络资料，所谓的“第一修正案”其实只有一句话："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
1787年，美利坚联邦成立不久，开始起草美国宪法，并提交给各州立法机构批准。有些人提出了宪法无法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疑虑(很多人都持怀疑态度，甚至敌视，当时问世的7条正文，没有一条是保障公民人身自由与安全的人权条款)。对此，支持宪法草案的美国联邦党人向美国人民保证，将会在第一届国会会期时在宪法中加入权利法案。同时杰弗逊等人奔走呼吁，要求在宪法中增加包括信仰自由、出版自由、陪审制度等人权条款。以保证“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之权”(独立宣言)。
权利法案包括了言论、新闻、宗教与集社等方面的自由与权利。权利法案也向美国人民保证，权利法案中所列出的权利并不是美国人民所能够享有的全部权利，而仅仅是人民所拥有的最重要的权利。在宪法获批准后第一届国会开会。大多数议员支持权利法案应该被提出，而有关的权利也应该在宪法中受到保护。起草权利法案的任务就落到了詹姆斯·麦迪逊的身上。麦迪逊在《弗吉尼亚权利法案》的基础上开始着手进行权利法案的起草工作。人们也同意，权利法案将会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被加入到宪法中去，以避免直接修改宪法而需要再次进行冗长的宪法批准过程。
1789年最初有12条修正案被提出，但其中2条未能通过。1791年12月15日，其余的10条修正案获得通过，成为现在所称的《权利法案》。权利法案草案中的第11条在1992年最终获得批准，成为宪法第27条修正案。这条修正案禁止国会随意提高对议员的薪酬。理论上说，第12条的权利法案草案依然在讨论中，但是不太可能获得通过。该草案有关确定国会的成员人数。
权利法案很轻松地通过了众议院审议，但当被提交到参议院时，一条禁止州政府干预人民权利的修正案被删除。由于参议院会议讨论的纪录不对公众开放，人们无法获知该条草案为何被删除。不过1868年通过的第14条修正案被法庭广泛用来禁止州政府对权利的剥夺。
权利法案的10条修正案包括：
第一条：言论、宗教、和平集会自由；
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
第二条：持有与佩戴武器的权利；
纪律严明的民兵是保障自由州的安全所必需的，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可侵犯。
第三条：免于民房被军队征用；　未经房主同意，士兵平时不得驻扎在任何住宅；除依法律规定的方式，战时也不得驻扎。
第四条：免于不合理的搜查与扣押；
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除依据可能成立的理由，以宣誓或代誓宣言保证，并详细说明搜查地点和扣押的人或物，不得发出搜查和扣押状。
第五条：正当程序（Due Process）、一罪不能两判、禁止逼供、禁止剥夺私人财产；
除非根据大陪审团的报告或起诉书，任何人不受死罪或其他重罪的审判，但发生在陆、海军中或发生在战时或出现公共危险时服役的民兵中的案件除外；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犯罪行为而两次遭受生命或身体的危害；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不给予公平赔偿，私有财产不得充作公用。
第六条：未经陪审团不可定罪以及被控告方的其他权利；
在一切刑事诉讼中，被告有权由犯罪行为发生地的州和地区的公正陪审团予以迅速和公开的审判，该地区应事先已由法律确定；得知控告的性质和理由；同原告证人对质；以强制 程序取得对其有利的证人；并取得律师帮助为其辩护。
第七条：民事案件中要求陪审团的权利；在普通法的诉讼中，其争执价额超过二十美元，由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应受到保护。由陪审团裁决的事实，合众国的任何法院除非按照习惯法规则，不得重新审查。
第八条：禁止过度罚金与酷刑； 　不得要求过多的保释金，不得处以过重的罚金，不得施加残酷和非常的惩罚。
第九条：未被列入的其他权利同样可以受到保护；本宪法对某些权利的列举，不得被解释为否定或轻视由人民保留的其他权利。
第十条：人民保留未经立法的权利；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由各州各自保留，或由人民保留。
相关的著名案件：
尼尔诉明尼苏达州案
《迈阿密先驱报》诉托尼罗案
西蒙一舒斯特出版公司诉犯罪受害人委员会案
赫夫龙诉克利须那思想国际协会案
辛辛那提市诉探索网络公司案
波士顿第一国家银行诉贝洛蒂案
麦金太尔诉俄亥俄州选举委员会案
金凯德诉吉布森案
（二）对提供来源的线人的保护
电影的一个关键点就是瑞秋是否应该交代暴露CIA工作人员的线人。我支持电影中伯恩赛德在最高法院的那段陈述词所表述的观点：
在1972年的“布莱兹伯格诉海斯案”中，正是本法庭 违背了确保记者在大陪审团前拒绝透露其情报人姓名的权利。 而是赋予政府权力 监禁了所有这些不肯透露信息来源的记者 。裁决结果是以5:4的接近票数得出的 。 “布莱兹伯格案”中的斯图尔特法官曾说过：“随着时光流逝，政府手中的权力渗透到各个角落，这些当权者无论何党何派，都只想着让自己永垂不朽，而人民才是最终的受害者”。多年以后，这样的权力被愈加滥用。
阿姆斯特朗女士本可在与政府的斗争中妥协，本可放弃她保守秘密的原则，本可简简单单地回去同家人团聚。
但如果这么做了，那就意味着再不会有人向她提供任何情报，再不会有人向她的报社提供任何情报。
然后明天 ，当我们逮捕了其他的报社记者 ，　我们让这些报社失去所有的信息来源，等同于我们在无视第一修正案的存在那我们又如何才能知晓一名总统是否有掩盖罪责？一名军官是否有虐待囚徒？
作为一个国家，当我们不再有能力约束当权者手中权力的时候，当政府不再惧怕任何责任的时候 ，它将成为何种性质的国家？这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监禁记者？那针对的是别的国家，是那些惧怕她人民的国家，而不是想要珍惜和保护她人民的国家
这里有一个原则性问题：如何监督当权者的行为？当法律无法直接审判当权者，当当权者滥用权力掩盖罪行，当人民无法靠近事实的真相，也就只有靠媒体、非官方力量来揭露当权者。而媒体等非官方组织的来源如果无法得到保障，那媒体的监督力量将大大被削弱。那将是道路以目的世界。
（三）出版自由与言论自由
“第一修正案”中规定：国会不得立法剥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可以这么说，普通法圣哲Blackstone在言论和出版自由问题上的主张是一个泉眼，从此分出两道隽永不息的支流，这便是美利坚精英和最高法院看待该条款的两种态度。Blackstone声称：“出版自由是指在出版方面不受事前限制，而不是指出版以后即使涉及刑事问题仍可免受处罚。每个人都有权在公众面前表达其喜好，禁止这些行为便是破坏出版自由。但是，如果他的出版物有害而且非法，他就必须对此承担责任”。可见，Blackstone的主张是，对于言论和出版，不可施加事前限制，但可处以事后惩罚。“不可施加事前限制”便是上文所说的泉眼，美利坚精英和最高法院对此不存分歧。而对于事后惩罚的问题，他们则显露出态度的分殊，出于方便，暂且称他们为限制派和保护派。需注意，两种态度的分歧只在于保护的程度或限制的程度有别，而不是绝对禁止和绝对保护两个极端。
在事后限制的问题上，Jefferson和Hamilton代表了精英界的两个派别。Jefferson倾向于施加比较严格的限制。他曾言道：“出版物中充满放肆和谎言，已使它丧失所有信任。这可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出版物应尽可能恢复其可信度。我一直认为，对最严重的违法者施加制裁，有助于重建出版业的诚信。当然，这绝不是普遍的追诉，因为那将构成迫害，相反，我说的是有选择的追诉”。即是如此，出版自由也将岌岌可危。正是Jefferson的主要政敌Hamilton拯救了这种自由，并使它成为一件批评政府的有效政治武器。在一段被多次引用的名言中，Hamilton指出：“出版自由就是指以良好动机表述看法的不受惩罚的权利，据此，可以批评政府、行政官员或者个人”。
在这样两派主张营造的智识氛围中，最高法院的判决倾向也表现出左右摇摆的姿态。我们首先按照时间顺序，简单追溯法院在此类案件中的态度演变。
1 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限制派占优势，推行“恶劣倾向”（bad tendency）标准。该标准的基本意思是，如果某个人滥用言论自由，散布对公共福利有害的话语，可能败坏道德风尚、诱发犯罪或者扰乱公共安宁时，州就可以依据警察权力来处罚他。在一起典型案件中，Sanford法官写道：“应该做出有利于制定法效力的假定。在该法的含义范围内，没有必要要求被告已经倡导了‘某些确定或即刻的暴力或违法行为’。只要被告以笼统的话语倡导这类行为，就足以据此进行制裁；而且，是否倡导立即实施这类行为，并非关键问题……这类倡导也不一定要针对特定的人群而做出”。这一标准具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不乏法官对被告行为的猜测，因此，法院就容易维持政府限制言论的行为。不过，在这一时期，绝不意味着不存在保护派的声音，只不过他们没有占据法庭多数而已。而且，霍姆斯法官倡导的“明显且现存危险”标准，也是在这一时期提出的，并最终成为多数的声音。
2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到五十年代初：保护派占优势，推行“明显且现存危险”（clear and present danger）标准。如上所言，霍姆斯法官早就提出这一标准，只是一直未成主流观点。该标准更多地具有客观味道，对言论自由提供了更严格的保护，终于使言论和出版自由在宪法价值的等级序列中占据了“首要地位”。霍姆斯的公式经后来法院的重复和完善，成为限制言论的政府行必须迈过的三道门槛，否则，这类行为便会被法院宣布为违宪。这就是：（1）一旦某部法律表面看来侵害了一种首要自由，就假定该法律违宪，继而，就要求政府证明该法律不违宪；（2）政府必须证明，该种自由在当下的情境中会导致明显且现存的危险；（3）政府必须保证，自己所采取的措施只限于消除即刻的危害，而不是漫无边际地去限制自由。
3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权衡（balancing）标准的出现，以及最高法院随人员变动而出现的判决倾向的摇摆。在五十年代初的一起案件中，Learned Hand法官提出了权衡标准，从此一改以前那种靠单一的公式去套用所有类型的案件的做法。在该案中，Hand法官写道：“在每个案件中，法院都必须去探询危害的严重性和言论自由的利益，以确定是否可以为避免这种危害而限制言论自由”。此后，法院在判决言论自由的案件中，便以具体案件本身的是非曲直为基础，权衡“互相冲突的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可想而知，保护派对权衡标准当然不满意，因为保护派在言论自由的问题上多少有点绝对保护的倾向，因此，随着最高法院持不同倾向的法官的变动，整体的判决倾向也出现摇摆状态。
在以上勾勒出的大致线索中，法院在判定是否为言论提供保护时，基本是以言论可能导致的后果为标准的。在这方面，两派意见不存分歧，所不同的，只在于这种后果的远近而已。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两种视角：
1 关注言论的内容本身：“挑斗性言语”（Fighting Words）标准。对此，Murphy法官写道：“禁止这样一些特定种类的言论，从来不会引发宪法问题。它们包括淫秽下流、亵渎神灵、诽谤中伤和侮辱或挑斗性言语。这类言语一出，便会造成侵害或者即刻引发失序”[29]。虽然这一标准迸发着蓬勃生机，但是，法院经常表现出悲观的态度，因为他们无法准确界定什么是“挑斗性言语”。
2 关注政府的限制行为对言论自由的影响：“激冷效应”（Chilling Effect）。按照这种思路，法院不去关注言论可能会社会造成的影响，而是看政府限制言论的行为是否对言论自由产生了“激冷效应”，也就是说，导致人们不敢再自由发表言论，最终禁止了言论自由的行使，如果政府行为具有这种效应，就将被法院宣布为违宪。
《真相至上》《真相至上》演员凯特·贝金赛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