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之浚：中国人的人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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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 | 时间： 2007-06-08 | 文章来源： 中国网
中国人生智慧关注的第三个问题:人与自我的关系
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强调做人要自知。老子讲，“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就是说能清醒地认识自己，对待自己，才是最聪明的。人要了解自己很难，老子选择一个“明”字，有其深意。什么是“明”？“明”是对着黑来讲的，对着盲来讲的，“明”就是眼力好，盲是丧失了视力。看别人看得见，看自己看不见，这就是自我的盲区。中国文化与人生智慧要求我们要让自己走出盲区，进入自我明察中去。
一、认识自我
认识自我的困难就在于“我”之复杂，每个人身上都有四个“我”：一是公开的我，自己知道，别人也知道的部分。二是隐私的我，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的部分。三是背后的我，自己不知道，别人知道的部分。四是潜在的我，自己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的部分。前两种可以说是浅层的，易于认识的，绝大部分人的盲点则在于后两种。自我感觉良好，时常沉溺于自恋幻觉中的人，是因为不知道背后的我，总将当面的恭维和逢迎的捧场视为全部的评价。自卑自贱自惭形秽者则失落于不知有潜在的我。
认识自己的一个关键是要正确分辨烦恼，不要让无谓的烦恼所遮蔽，影响了自我的判断。有心理学家对烦恼进行了数字化分析，认为人们的烦恼中，有40％属于杞人忧天；30％是为了怎么烦恼也没有用的既定事实；另12％是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幻想；还有10％是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小事。也就是说，我们的心中有92％的烦恼都是自寻的。
清除自我认识中的盲点，是一种积极的自我开拓。当然，即使到了生命结束的时刻，我们都无法穷尽自我，但是时时警惕自我、激励自我仍是十分必要的，惟有如此，才能使我们不枉为人，不虚此生。人类不断成长，是因为能不断认识自我，磨练自我，提升自我，善待自我，而认识自我则是人生“自觉”的起点，人生永恒的主题。
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说”是他哲学思想中珍贵的一个部分。
张良拜师的故事说明，磨练自我也是学习的一个过程。
二、磨练自我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是实现自我价值的起始和前提，是中国人积极人生态度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也是人类在认识自我之后首先要建立的立命之说。
孔子十分重视“刚”的品德，他说：“刚毅木讷近仁”，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种临大节而不夺的品质即是刚毅的生动表现。在他看来，刚毅和有为是不可分的，有志有德之人，既要刚毅，又要有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孔子提倡并努力实践为崇高理想而不懈奋斗，鄙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儒家提倡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治学之道，主张刻苦学习，不甘人后，“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这些，都是刚健自强、积极有为思想的表现。
《易传》对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思想作出了概括的经典性的表述。《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系辞下》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天体运行，健动不止，生生不已，人的活动乃是效法天，故应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这里阐明了效法天行之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
在物欲张扬、精神式微的今天，强调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更有现实意义，人应当立志高远，积极进取，有所作为，奋发图强，敢于面对现实，善于化解矛盾，勇于迎接挑战，在挫折面前不气馁，在困难面前不低头，不妄自菲薄，不怨天尤人。
三、提升自我
“孔颜乐处”是儒家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也是历代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
孔子周游列国，颠沛流离，困厄万端；颜渊一箪食，一瓢饮，穷居陋巷。这本身并无乐处可言，但孔颜化解了身处逆境或物质匮乏所引起的外感之忧，使自得其乐，体悟到一种理性的愉悦。这种快乐，乐于扬弃了外在之物、外弛之心，自我意识到自身与天道合其德，同其体，也就是体认到个体自身的内在完美，即自己所具有的真善美高度统一的自由人格。这就是一种精神境界。
人生境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要问题，其他问题都围绕它而来。境界说是中国人生智慧的一大特色，这里所说的境界，是一种在精神层面上对生命、生活、生存方式的升华，是中国哲学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之极至的一种精神状态、精神天地。
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说”是他哲学思想中最为珍贵的一个部分。“……人所可能有的境界，可以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论人生中的境界》），这四种境界是人与周围各方面可能有的四种关系或四种境界。
在自然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顺习”的，也就是顺从自然来发挥自己的才能或遵守自己已有的习惯；在功利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为利”的，做事情都有他们所确切了解的目的；在道德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行义”的，其行为所及的对象，是利他的，是有益于社会公益。在天地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事天”的。他不仅认识到社会的全，还进而认识到自然之全，因而，做人不但应对社会有贡献，也应对自然有贡献。
“天地境界”就是人和天地的关系，亦即哲学境界，一种自觉有超社会、为天地立心的意义，这是一种最高、最完善的境界。近代以来，在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上，绝对人类中心主义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人类被看作是判断万物的尺度，是一切事物的评判者。在这样的背景下，解读“天地境界”尤为重要。人类有责任维护环境生态的完整性，人类的首要目标必须是在分享地球有限资源的同时关心其他生物和生命“天地境界”是说人要有自觉，在地球上只有人类才具有理解世界、超越自我的能力，有没有看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人类境界的试金石，如果人类既看到了自己的利益，又看到了自然的利益，那就超越了狭隘的人生境界，进入了“天地境界”。
四、善待自我
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正面和反面，人生也是如此，有得有失，有顺有逆，有胜有败，有进有退，有荣有辱。顺境易处，逆境难为，关键在于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顺境和逆境，自古常言不我欺，不论顺境逆境、圆缺福祸，都要理解别人，善待自己，自解得失，善处顺逆，随缘自适，用舍由时，善对名利，安心为本，才是处理好人与自我关系的关键。
我认为要做好下面三个方面：
进退有节，仰俯皆宽
苏轼在一首词中写到“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这转引自孔子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里面含有“进退有节，仰俯皆宽”的意思。苏轼一生坎坷，但在对待人生顺逆上，他却是中国文人当中一个典型例子。上面这句词体现了苏轼的人生态度，他圆满地融合了儒家、道家和禅宗，入则奉儒，忧国忧民，出则道禅，一身洒脱，形成了“不为外物之得失荣辱所累的超旷精神”。
孟子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说的是儒家人格理想不仅是个体善的修炼，更重要的是责任感和担当意识，是济世救民。儒者对国事民瘼有真诚的关怀，努力为国家、民族和人民建功立业，即使遭到贬谪也以深沉的忧患系念天下百姓的疾苦和国家的兴亡。同时，儒家也讲究超越精神，穷居陋巷，自得其乐，安贫乐道。“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正是表现出了这种情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是把慎独和放达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积极达观的人生态度，几千年来其影响始终不衰。
淡泊名利，“放下为上”
面对名利，入世的儒家、忘世的道家、出世的佛家都提出了各自的解脱之道。这其中禅宗“放下”的智慧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禅宗有则故事：当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位婆罗门贵族来看望他。婆罗门双手各捧一个花瓶，准备献给佛陀作礼物。佛陀对婆罗门说：“放下。”婆罗门就放下左手的花瓶。佛陀又说：“放下。”于是婆罗门又放下右手的花瓶。然而，佛陀仍旧对他说：“放下。”婆罗门茫然不解：“尊敬的佛陀，我已经两手空空，你还要我放下什么？”佛陀说：“你虽然放下了花瓶，但是你内心并没有彻底的放下执着。只有当你放下对自我感观思虑的执着、放下对外在享受的执着，你才能够从生死的轮回之中解脱出来。”
当然，“食色，性也”，儒、道、佛三家开出的药方，虽有“悬壶”之功，却乏“济世”之力，人们不可能完全摆脱名利，该忙碌的依然要忙碌，该追求依然要追求。不过，在物欲张扬、精神式微的当下，劝人把名利看得淡一点，“空”一点，淡泊处世，清心守静，在清静中寻找舒适，在闲适中享受乐趣，使人经常调剂到一种怡乐自在的最佳状态，从这个角度看三家之说，不无裨益。
安心为本，豁达为上
修身之本在安心，是中国人生智慧的一大特色。禅宗二祖慧可，少为儒生、博览群书，通达老庄易学。出家以后，精研三藏内典。年约四十岁时，遇天竺沙门菩提达摩，即断臂求师。《祖堂集》中记载，慧可问达摩祖师：请佛心印的法门，可以说给我听吗？达摩说：诸佛心法，并不是从别人那里得到的！他听了又问道：我心不得安宁，请大师为我说安心法门。达摩便说：你把心找出来，我便为你安心。慧可听了这话，当时便愣住了，良久，方说：找了半天心，连个影子也找不到。达摩开导他说：如能找到了，那就不是你的心了！我已经帮你安好心啦，你看到了吗？慧可恍然大悟。慧可向达摩求法，其实就是为了“安心”，见师傅把自己截了回来，便把问题的实质托了出来。佛教禅宗一派传入中国，与老庄合理核心相结合，发挥了“直指人心，明心见性”的特点，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禅，表现出很高的人生智慧。禅宗主张凡事持平常心，不过分追求、过分祈盼、过分喜怒哀乐，顺其自然，但求心安。如此一来，繁杂的人生问题，就变得比较简单明了。在任何环境中，人生还有一种最后的自由，就是选择自己的心态。良好的心态有利于正确对待客观事物，对健康也是有益的；不良的心态对健康有害，甚至导致疾病。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球完全没有心理疾病的人口比例只有9.5％。据保守估计，目前我国每年大约有25万人自杀，约100万人自杀未遂，约2600万人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预防抑郁症的主要办法就是要缓解压力，及时调整心理上的不平衡，消除和“转化”不良心理，具体就是要能够知足常乐、达观超脱、宣泄疏导、排遣自娱。有专家指出，19世纪威胁人类最大的是肺病，20世纪威胁人类最大的是癌症，21世纪威胁人类最大的是精神疾病，这种说法值得深思。
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所追求的目标、理想可以用宋代大儒张载的“横渠四句”来概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是这四句话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仁者气象”和“天地情怀”。今天我们继承中国文化与人生智慧的精髓，实现和谐人生，构建和谐社会，正是要实现这一伟大理想。
总之，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是一个丰富的思想宝库，无论就人与自然的友好相处而言，还是就社会的和谐发展而言，抑或就个体人格的健康发展而言，人类在21世纪应更加需要借助、光大优秀的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
我们理当拿出自信来，从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的人文精神、生存体验与生活睿智中寻找瑰宝，寻找生命力，为当下的生存、现实的关怀、生命的定位、处世的方法、价值的实现、精神的寄托、理想的达成，发挥其价值。
严子陵是东汉时期的名士，尽管当时的皇帝三番五次地请他作官，但严子陵淡泊名利，依旧在家乡富春山种地、在旁边的富春江钓鱼，“在清静中寻找舒适，在闲适中享受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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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生智慧关注的第三个问题:人与自我的关系
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强调做人要自知。老子讲，“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就是说能清醒地认识自己，对待自己，才是最聪明的。人要了解自己很难，老子选择一个“明”字，有其深意。什么是“明”？“明”是对着黑来讲的，对着盲来讲的，“明”就是眼力好，盲是丧失了视力。看别人看得见，看自己看不见，这就是自我的盲区。中国文化与人生智慧要求我们要让自己走出盲区，进入自我明察中去。
一、认识自我
认识自我的困难就在于“我”之复杂，每个人身上都有四个“我”：一是公开的我，自己知道，别人也知道的部分。二是隐私的我，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的部分。三是背后的我，自己不知道，别人知道的部分。四是潜在的我，自己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的部分。前两种可以说是浅层的，易于认识的，绝大部分人的盲点则在于后两种。自我感觉良好，时常沉溺于自恋幻觉中的人，是因为不知道背后的我，总将当面的恭维和逢迎的捧场视为全部的评价。自卑自贱自惭形秽者则失落于不知有潜在的我。
认识自己的一个关键是要正确分辨烦恼，不要让无谓的烦恼所遮蔽，影响了自我的判断。有心理学家对烦恼进行了数字化分析，认为人们的烦恼中，有40％属于杞人忧天；30％是为了怎么烦恼也没有用的既定事实；另12％是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幻想；还有10％是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小事。也就是说，我们的心中有92％的烦恼都是自寻的。
清除自我认识中的盲点，是一种积极的自我开拓。当然，即使到了生命结束的时刻，我们都无法穷尽自我，但是时时警惕自我、激励自我仍是十分必要的，惟有如此，才能使我们不枉为人，不虚此生。人类不断成长，是因为能不断认识自我，磨练自我，提升自我，善待自我，而认识自我则是人生“自觉”的起点，人生永恒的主题。
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说”是他哲学思想中珍贵的一个部分。
张良拜师的故事说明，磨练自我也是学习的一个过程。
二、磨练自我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是实现自我价值的起始和前提，是中国人积极人生态度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也是人类在认识自我之后首先要建立的立命之说。
孔子十分重视“刚”的品德，他说：“刚毅木讷近仁”，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种临大节而不夺的品质即是刚毅的生动表现。在他看来，刚毅和有为是不可分的，有志有德之人，既要刚毅，又要有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孔子提倡并努力实践为崇高理想而不懈奋斗，鄙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儒家提倡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治学之道，主张刻苦学习，不甘人后，“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这些，都是刚健自强、积极有为思想的表现。
《易传》对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思想作出了概括的经典性的表述。《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系辞下》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天体运行，健动不止，生生不已，人的活动乃是效法天，故应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这里阐明了效法天行之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
在物欲张扬、精神式微的今天，强调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更有现实意义，人应当立志高远，积极进取，有所作为，奋发图强，敢于面对现实，善于化解矛盾，勇于迎接挑战，在挫折面前不气馁，在困难面前不低头，不妄自菲薄，不怨天尤人。
三、提升自我
“孔颜乐处”是儒家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也是历代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
孔子周游列国，颠沛流离，困厄万端；颜渊一箪食，一瓢饮，穷居陋巷。这本身并无乐处可言，但孔颜化解了身处逆境或物质匮乏所引起的外感之忧，使自得其乐，体悟到一种理性的愉悦。这种快乐，乐于扬弃了外在之物、外弛之心，自我意识到自身与天道合其德，同其体，也就是体认到个体自身的内在完美，即自己所具有的真善美高度统一的自由人格。这就是一种精神境界。
人生境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要问题，其他问题都围绕它而来。境界说是中国人生智慧的一大特色，这里所说的境界，是一种在精神层面上对生命、生活、生存方式的升华，是中国哲学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之极至的一种精神状态、精神天地。
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说”是他哲学思想中最为珍贵的一个部分。“……人所可能有的境界，可以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论人生中的境界》），这四种境界是人与周围各方面可能有的四种关系或四种境界。
在自然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顺习”的，也就是顺从自然来发挥自己的才能或遵守自己已有的习惯；在功利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为利”的，做事情都有他们所确切了解的目的；在道德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行义”的，其行为所及的对象，是利他的，是有益于社会公益。在天地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事天”的。他不仅认识到社会的全，还进而认识到自然之全，因而，做人不但应对社会有贡献，也应对自然有贡献。
“天地境界”就是人和天地的关系，亦即哲学境界，一种自觉有超社会、为天地立心的意义，这是一种最高、最完善的境界。近代以来，在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上，绝对人类中心主义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人类被看作是判断万物的尺度，是一切事物的评判者。在这样的背景下，解读“天地境界”尤为重要。人类有责任维护环境生态的完整性，人类的首要目标必须是在分享地球有限资源的同时关心其他生物和生命“天地境界”是说人要有自觉，在地球上只有人类才具有理解世界、超越自我的能力，有没有看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人类境界的试金石，如果人类既看到了自己的利益，又看到了自然的利益，那就超越了狭隘的人生境界，进入了“天地境界”。
四、善待自我
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正面和反面，人生也是如此，有得有失，有顺有逆，有胜有败，有进有退，有荣有辱。顺境易处，逆境难为，关键在于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顺境和逆境，自古常言不我欺，不论顺境逆境、圆缺福祸，都要理解别人，善待自己，自解得失，善处顺逆，随缘自适，用舍由时，善对名利，安心为本，才是处理好人与自我关系的关键。
我认为要做好下面三个方面：
进退有节，仰俯皆宽
苏轼在一首词中写到“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这转引自孔子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里面含有“进退有节，仰俯皆宽”的意思。苏轼一生坎坷，但在对待人生顺逆上，他却是中国文人当中一个典型例子。上面这句词体现了苏轼的人生态度，他圆满地融合了儒家、道家和禅宗，入则奉儒，忧国忧民，出则道禅，一身洒脱，形成了“不为外物之得失荣辱所累的超旷精神”。
孟子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说的是儒家人格理想不仅是个体善的修炼，更重要的是责任感和担当意识，是济世救民。儒者对国事民瘼有真诚的关怀，努力为国家、民族和人民建功立业，即使遭到贬谪也以深沉的忧患系念天下百姓的疾苦和国家的兴亡。同时，儒家也讲究超越精神，穷居陋巷，自得其乐，安贫乐道。“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正是表现出了这种情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是把慎独和放达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积极达观的人生态度，几千年来其影响始终不衰。
淡泊名利，“放下为上”
面对名利，入世的儒家、忘世的道家、出世的佛家都提出了各自的解脱之道。这其中禅宗“放下”的智慧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禅宗有则故事：当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位婆罗门贵族来看望他。婆罗门双手各捧一个花瓶，准备献给佛陀作礼物。佛陀对婆罗门说：“放下。”婆罗门就放下左手的花瓶。佛陀又说：“放下。”于是婆罗门又放下右手的花瓶。然而，佛陀仍旧对他说：“放下。”婆罗门茫然不解：“尊敬的佛陀，我已经两手空空，你还要我放下什么？”佛陀说：“你虽然放下了花瓶，但是你内心并没有彻底的放下执着。只有当你放下对自我感观思虑的执着、放下对外在享受的执着，你才能够从生死的轮回之中解脱出来。”
当然，“食色，性也”，儒、道、佛三家开出的药方，虽有“悬壶”之功，却乏“济世”之力，人们不可能完全摆脱名利，该忙碌的依然要忙碌，该追求依然要追求。不过，在物欲张扬、精神式微的当下，劝人把名利看得淡一点，“空”一点，淡泊处世，清心守静，在清静中寻找舒适，在闲适中享受乐趣，使人经常调剂到一种怡乐自在的最佳状态，从这个角度看三家之说，不无裨益。
安心为本，豁达为上
修身之本在安心，是中国人生智慧的一大特色。禅宗二祖慧可，少为儒生、博览群书，通达老庄易学。出家以后，精研三藏内典。年约四十岁时，遇天竺沙门菩提达摩，即断臂求师。《祖堂集》中记载，慧可问达摩祖师：请佛心印的法门，可以说给我听吗？达摩说：诸佛心法，并不是从别人那里得到的！他听了又问道：我心不得安宁，请大师为我说安心法门。达摩便说：你把心找出来，我便为你安心。慧可听了这话，当时便愣住了，良久，方说：找了半天心，连个影子也找不到。达摩开导他说：如能找到了，那就不是你的心了！我已经帮你安好心啦，你看到了吗？慧可恍然大悟。慧可向达摩求法，其实就是为了“安心”，见师傅把自己截了回来，便把问题的实质托了出来。佛教禅宗一派传入中国，与老庄合理核心相结合，发挥了“直指人心，明心见性”的特点，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禅，表现出很高的人生智慧。禅宗主张凡事持平常心，不过分追求、过分祈盼、过分喜怒哀乐，顺其自然，但求心安。如此一来，繁杂的人生问题，就变得比较简单明了。在任何环境中，人生还有一种最后的自由，就是选择自己的心态。良好的心态有利于正确对待客观事物，对健康也是有益的；不良的心态对健康有害，甚至导致疾病。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球完全没有心理疾病的人口比例只有9.5％。据保守估计，目前我国每年大约有25万人自杀，约100万人自杀未遂，约2600万人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预防抑郁症的主要办法就是要缓解压力，及时调整心理上的不平衡，消除和“转化”不良心理，具体就是要能够知足常乐、达观超脱、宣泄疏导、排遣自娱。有专家指出，19世纪威胁人类最大的是肺病，20世纪威胁人类最大的是癌症，21世纪威胁人类最大的是精神疾病，这种说法值得深思。
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所追求的目标、理想可以用宋代大儒张载的“横渠四句”来概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是这四句话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仁者气象”和“天地情怀”。今天我们继承中国文化与人生智慧的精髓，实现和谐人生，构建和谐社会，正是要实现这一伟大理想。
总之，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是一个丰富的思想宝库，无论就人与自然的友好相处而言，还是就社会的和谐发展而言，抑或就个体人格的健康发展而言，人类在21世纪应更加需要借助、光大优秀的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
我们理当拿出自信来，从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的人文精神、生存体验与生活睿智中寻找瑰宝，寻找生命力，为当下的生存、现实的关怀、生命的定位、处世的方法、价值的实现、精神的寄托、理想的达成，发挥其价值。
严子陵是东汉时期的名士，尽管当时的皇帝三番五次地请他作官，但严子陵淡泊名利，依旧在家乡富春山种地、在旁边的富春江钓鱼，“在清静中寻找舒适，在闲适中享受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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