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麻雀装饰:开国上将谢富治的人生浮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30 10:24:03
开国上将谢富治的人生浮沉
zyesheng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49-1.html
发表时间：2011-7-10 09:57
谢富治是一个特殊人物。他青年时代投身革命，有红色的经历，新中国成立后，又历任地方和中央高官，也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但此人思想极“左”，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不少坏事。他虽然早在１９７２年病死，但仍未能逃脱历史的审判。
曾为红军将领
谢富治于１９０９年８月出生在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他家世代务农，生活贫寒。小时候，他放过牛，种过地，喂过猪，也时断时续地读过私塾。青年时，谢富治头脑活络，也很勤奋，常从亲朋好友处借一些书报来读，因而见识较广，周围常常聚集了一些同龄青年。
１９２６年１０月，国民革命军北伐部队攻占武昌，湖北各地农民运动勃兴。谢富治同一帮青年也跟随农民打起了土豪、分起了田地。１９２７年“四一二政变”、“七一五分共”后，农民运动遭到镇压，大批农民运动骨干被砍头，谢富治受到的惊吓着实不小，回到了老家。和同龄又同乡的李先念相比，谢富治则远没有那种彻底的革命精神。当时，他们都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在农民运动遭到血腥镇压，谢富治回老家躲避时，李先念却毅然跟共产党走，同反动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李先念与谢富治的不同，在黄麻起义中更显现出来了。１９２７年１１月，黄安爆发了共产党领导的起义。李先念是这次起义中农民武装的领导人。起义失败后，李先念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谢富治虽然也参加了起义，但他并没有在起义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查阅当年资料发现，这次起义中的骨干分子和积极分子都加入了共产党。可见，当时谢富治的表现并不是很积极。
当然，轰轰烈烈的黄麻起义也震撼了青年谢富治的心灵，促使他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１９３０年，鄂豫边的红军武装力量不断壮大，根据地也不断扩展，谢富治所在的农民武装也被编入了工农红军。
参加红军后，谢富治作战还是很勇敢的，打仗也有办法，很快就升任红军的连指导员。此后，他从基层干起，一步步晋升，先后当过团政治处主任、师政治部主任、军政治部主任。
３０岁还不到，就成为红军高级将领，谢富治应该算是出类拔萃的。他带部队有一套办法，打仗也肯动脑筋，在开辟和巩固鄂豫皖苏区、反“围剿”的战斗中，取得了一定的战绩。可以说，青年谢富治在人生道路上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起点。
受到了张国焘的信任
上世纪３０年代初，在张国焘主持工作的那一段时间里，鄂豫皖苏区曾经实行了一套过“左”的政策，仅仅在对内部人员审查的过程中，就有许多红军将领和干部被迫害，连许继慎这样能征惯战的著名红军将领也惨遭杀害。
这一时期，谢富治是紧跟张国焘的。在“肃反”过程中，他常无端怀疑别人，整黑材料，审讯干部，惟张国焘之命是从，受到了张国焘的信任。因此，鄂豫皖苏区许多干部被排挤、打击、降职，甚至杀害，但谢富治的职务却上升了，当上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主管干部工作，掌控人事大权。
当然，应该提到的是，谢富治对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是做出过贡献的。他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建立以来的许多重要战役，在红四方面军反“围剿”的战斗中，他打过不少防守战和进攻战，成团成营地歼击过国民党军队；在随部队西进川陕开辟川陕苏区的过程中打了不少胜仗，连四川军阀武装都怕他三分；在川陕苏区反“围剿”作战中，他所率部队也打了不少漂亮仗。在战斗中，谢富治常身先士卒，与战士们同甘共苦，在部队遭受挫折时也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应该说，谢富治也是个立有战功的人。
与两个姓陈的合作过
谢富治参加过长征。不过，他是跟随张国焘走的长征路。跟随张国焘，让他吃了不少苦头。在现实面前，他认识到张国焘搞的那一套不对头，因此，他反对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
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央清算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路线，但对他手下的干部还是团结和爱护的，谢富治也受到中央的重视。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进行了整编，谢富治被任命为八路军三八五旅政委。那时八路军的旅，是由原来红军的一些军、师合并而成的，是八路军下辖的三个师以下的最高建制，经过后来的发展，其规模和战斗力都大大超过了旅一级，实际上有军一级的战斗力，能够独立作战并独挡一面。王震、陈赓等原来红军的军长，都改任旅长。谢富治能当上旅一级的政委，说明他还是很受中央重视的。
当时，三八五旅的旅长是陈赓。应该说，谢富治与陈赓的合作是好的。陈赓是黄埔军校出来的，有深厚的军事理论功底，也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谢富治虽然没有进过军校，但打仗很有一套，实战经验十分丰富。因此，许多重要战役都是二人共同商定后组织实施的。后来，谢富治任太岳军区副司令员，仍然与司令员陈赓合作。
谢富治与陈赓一起，创造了许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办法，总结了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好经验，推广了武工队、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多种作战组织和作战形式，很快就在华北开辟了多块抗日根据地。后来，这些根据地扩大、联合，成为大片的根据地，成为抗日战争中在打击日寇、壮大自己的重要基地。抗战八年，谢富治在太岳地区活动了八年，也可以说，他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发展壮大我军，做出过贡献。
１９４５年９月，谢富治任晋冀鲁豫太岳纵队政治委员。重庆谈判期间，作为和国民党军队直接对峙的太岳纵队领导人，陈赓、谢富治正确地领会中央意图，在国民党军队进攻时，发起了上党战役，配合了重庆谈判。重庆谈判后不久，谢富治便改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政委。１９４７年８月，中共中央军委在这个纵队基础上组建兵团。这就是名盛一时的“陈谢兵团”。陈谢兵团组建不久，就奉中央之命，挺进豫西，牵制并歼灭了大量国民党军队，有力地配合了刘邓大军挺进中原。１９４８年５月，谢富治任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政委，成为刘伯承、邓小平麾下的一员战将。当年，陈赓、谢富治率部参加了淮海战役，立下了赫赫战功。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在二野整编中，谢富治任二野三兵团政治委员，兵团司令员是陈锡联。这是谢富治与第二个姓陈的合作。平心而论，谢富治与陈锡联合作得也是好的。他和陈锡联一起，率部参加了渡江战役。在渡江战役中，三兵团打得很好，渡过长江后向西南开进也很迅速。不久，他又与陈锡联一起，率部参加了西南战役，解放了西南地区主要省份，然后又率部进军云南。云南解放后，第三兵团就驻扎在云南。
二陈，建国后一为大将，一为上将，和他们的良好合作，是谢富治在战争年代能够取得一定成绩的原因之一，而正是这些成绩奠定了他在以后受到重用的基础。
居官云南
建国后，谢富治被任命为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实际上是云南省的党政军“一把手”。
谢富治在治理云南上，还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他组织了云南起义部队的改编工作，领导了云南的土地改革，指挥部队剿灭了当地大大小小的土匪武装，为恢复云南地区的社会秩序和生产，做了不少工作。
更值一提的是，谢富治在云南抓禁毒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云南在历史上就以种植、贩卖鸦片闻名，黑恶势力也很大。谢富治主政云南后，在禁毒和打击贩卖鸦片方面出了重拳。他组织起了人民武装力量，调动社会力量，组成了打击贩卖毒品的专门机构，做了大量禁毒的宣传工作。然后，发布通令，严禁吸食和贩卖鸦片，一经发现，严厉制裁。政府公布禁烟令后，吸食和贩卖鸦片者转入地下，谢富治便组织军政人员，化装成老百姓，对吸毒贩毒的场所进行明查暗访，掌握了他们的活动地点和活动规律，然后统一行动，用武力端掉了吸毒贩毒的窝点，镇压了黑恶势力的头子，使云南长期存在的吸毒贩毒现象基本绝迹，安定了社会，也大得人心。
由于有战功，治理云南有成绩，谢富治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央重视。１９５５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１９５６年，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１９５９年，又奉调中央工作任公安部部长、人民武装警察部队（１９６２年改为公安部队——笔者注）司令员兼政委。１９６５年，谢富治升任国务院副总理，仍然兼任公安部长。
“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拥护者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有“左”倾错误历史的谢富治立即成了“文革”的积极拥护者。
在“文革”中，谢富治是积极支持造反派的，当时人们私下流传这样一句话：“真新鲜，公安部长带头造公安部的反。”正因为如此，公安部许多领导干部被打倒，而谢富治却没有被打倒，许多干部受到冲击，而谢富治却没有受到冲击。
谢富治积极拥护“文革”，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因此，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谢富治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那时，中央书记处的几个书记已经倒了，中央又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不仅取代了中央书记处的职权，而且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权力略高于中央书记处。但是，按毛泽东的构想，中央文革小组只是临时领导机构，“文革”结束后是要撤销的，届时还要由中央书记处来领导中央的日常工作，因此，他让谢富治进中央书记处，用意是深远的。后来，谢富治又被任命为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可以说，他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信任。
因此，他在“文革”初期，对“文革”是真心实意拥护的。实际上，他已经脱离了老干部的队伍，完全站在造反派一边了。由此可见，他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是有一定必然性的。
“公安六条”的制造者
谢富治对“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贡献”，是炮制了“公安六条”。
“文革”初期，造反派组织、红卫兵组织像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他们的行动也越出了轨道，抄家、揪斗、打砸抢，劣迹斑斑。一些犯罪分子则趁机打着“造反”的旗号，冲击机关、学校、工厂，破坏交通，甚至冲击监狱。在极度混乱中，许多对“文革”不满的干部群众给中央提出不同看法，有的还贴出了反对“文革”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可是，这些，在积极拥护“文革”的谢富治看来，是“反动”的，他把支持“文革”、支持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的造反行动放在第一位，当作自己的“神圣职责”。因此，红卫兵和各种造反派组织的行动不论多么过火，他都认为是革命行动，都要支持，而对于反对“文革”的人，他就当作阶级敌人来对待。他认为，公安部门的工作中心，就是支持“文革”。基于这一想法，１９６６年１２月，他与一些人合谋，经过一段时间紧锣密鼓地“研究”、写作，制定了一个“公安六条”。
“公安六条”的主要内容是：（１）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抢劫、制造交通事故进行暗害、冲击监狱和管制犯人机关、里通外国、盗窃国家机密、进行破坏活动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２）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３）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严禁武斗……对那些打死人民群众的首犯，情节严重的打手，以及幕后操纵者，要依法惩办。（４）地、富、反、坏、右等类人员，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得混入革命群众组织，更不准自己建立组织。（５）不得利用大民主或用其他手段散布反动言论。（６）党、政、军机关和公安机关人员，如果歪曲上述规定，捏造事实，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要依法查办。
“公安六条”炮制出来后，谢富治将其报送了毛泽东、林彪，并得到批准。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笔者注），要求全国各地贯彻执行。“公安六条”的贯彻执行，使红卫兵和各种造反派组织的“造反”行动更加肆无忌惮，对于光天化日之下的打砸抢的行为，已经没有人敢制止了。另一方面，也镇压了一大批反对“文革”的人。革命烈士张志新，就是在“公安六条”下达之后，以“反革命罪”被抓起来的。全国各地因为向中央写信，不赞成“文革”的人，被抓起来，被整死的，不计其数。
zyesheng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49-1.html
发表时间：2011-7-10 09:57
谢富治是一个特殊人物。他青年时代投身革命，有红色的经历，新中国成立后，又历任地方和中央高官，也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但此人思想极“左”，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不少坏事。他虽然早在１９７２年病死，但仍未能逃脱历史的审判。
曾为红军将领
谢富治于１９０９年８月出生在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他家世代务农，生活贫寒。小时候，他放过牛，种过地，喂过猪，也时断时续地读过私塾。青年时，谢富治头脑活络，也很勤奋，常从亲朋好友处借一些书报来读，因而见识较广，周围常常聚集了一些同龄青年。
１９２６年１０月，国民革命军北伐部队攻占武昌，湖北各地农民运动勃兴。谢富治同一帮青年也跟随农民打起了土豪、分起了田地。１９２７年“四一二政变”、“七一五分共”后，农民运动遭到镇压，大批农民运动骨干被砍头，谢富治受到的惊吓着实不小，回到了老家。和同龄又同乡的李先念相比，谢富治则远没有那种彻底的革命精神。当时，他们都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在农民运动遭到血腥镇压，谢富治回老家躲避时，李先念却毅然跟共产党走，同反动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李先念与谢富治的不同，在黄麻起义中更显现出来了。１９２７年１１月，黄安爆发了共产党领导的起义。李先念是这次起义中农民武装的领导人。起义失败后，李先念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谢富治虽然也参加了起义，但他并没有在起义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查阅当年资料发现，这次起义中的骨干分子和积极分子都加入了共产党。可见，当时谢富治的表现并不是很积极。
当然，轰轰烈烈的黄麻起义也震撼了青年谢富治的心灵，促使他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１９３０年，鄂豫边的红军武装力量不断壮大，根据地也不断扩展，谢富治所在的农民武装也被编入了工农红军。
参加红军后，谢富治作战还是很勇敢的，打仗也有办法，很快就升任红军的连指导员。此后，他从基层干起，一步步晋升，先后当过团政治处主任、师政治部主任、军政治部主任。
３０岁还不到，就成为红军高级将领，谢富治应该算是出类拔萃的。他带部队有一套办法，打仗也肯动脑筋，在开辟和巩固鄂豫皖苏区、反“围剿”的战斗中，取得了一定的战绩。可以说，青年谢富治在人生道路上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起点。
受到了张国焘的信任
上世纪３０年代初，在张国焘主持工作的那一段时间里，鄂豫皖苏区曾经实行了一套过“左”的政策，仅仅在对内部人员审查的过程中，就有许多红军将领和干部被迫害，连许继慎这样能征惯战的著名红军将领也惨遭杀害。
这一时期，谢富治是紧跟张国焘的。在“肃反”过程中，他常无端怀疑别人，整黑材料，审讯干部，惟张国焘之命是从，受到了张国焘的信任。因此，鄂豫皖苏区许多干部被排挤、打击、降职，甚至杀害，但谢富治的职务却上升了，当上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主管干部工作，掌控人事大权。
当然，应该提到的是，谢富治对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是做出过贡献的。他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建立以来的许多重要战役，在红四方面军反“围剿”的战斗中，他打过不少防守战和进攻战，成团成营地歼击过国民党军队；在随部队西进川陕开辟川陕苏区的过程中打了不少胜仗，连四川军阀武装都怕他三分；在川陕苏区反“围剿”作战中，他所率部队也打了不少漂亮仗。在战斗中，谢富治常身先士卒，与战士们同甘共苦，在部队遭受挫折时也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应该说，谢富治也是个立有战功的人。
与两个姓陈的合作过
谢富治参加过长征。不过，他是跟随张国焘走的长征路。跟随张国焘，让他吃了不少苦头。在现实面前，他认识到张国焘搞的那一套不对头，因此，他反对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
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央清算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路线，但对他手下的干部还是团结和爱护的，谢富治也受到中央的重视。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进行了整编，谢富治被任命为八路军三八五旅政委。那时八路军的旅，是由原来红军的一些军、师合并而成的，是八路军下辖的三个师以下的最高建制，经过后来的发展，其规模和战斗力都大大超过了旅一级，实际上有军一级的战斗力，能够独立作战并独挡一面。王震、陈赓等原来红军的军长，都改任旅长。谢富治能当上旅一级的政委，说明他还是很受中央重视的。
当时，三八五旅的旅长是陈赓。应该说，谢富治与陈赓的合作是好的。陈赓是黄埔军校出来的，有深厚的军事理论功底，也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谢富治虽然没有进过军校，但打仗很有一套，实战经验十分丰富。因此，许多重要战役都是二人共同商定后组织实施的。后来，谢富治任太岳军区副司令员，仍然与司令员陈赓合作。
谢富治与陈赓一起，创造了许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办法，总结了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好经验，推广了武工队、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多种作战组织和作战形式，很快就在华北开辟了多块抗日根据地。后来，这些根据地扩大、联合，成为大片的根据地，成为抗日战争中在打击日寇、壮大自己的重要基地。抗战八年，谢富治在太岳地区活动了八年，也可以说，他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发展壮大我军，做出过贡献。
１９４５年９月，谢富治任晋冀鲁豫太岳纵队政治委员。重庆谈判期间，作为和国民党军队直接对峙的太岳纵队领导人，陈赓、谢富治正确地领会中央意图，在国民党军队进攻时，发起了上党战役，配合了重庆谈判。重庆谈判后不久，谢富治便改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政委。１９４７年８月，中共中央军委在这个纵队基础上组建兵团。这就是名盛一时的“陈谢兵团”。陈谢兵团组建不久，就奉中央之命，挺进豫西，牵制并歼灭了大量国民党军队，有力地配合了刘邓大军挺进中原。１９４８年５月，谢富治任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政委，成为刘伯承、邓小平麾下的一员战将。当年，陈赓、谢富治率部参加了淮海战役，立下了赫赫战功。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在二野整编中，谢富治任二野三兵团政治委员，兵团司令员是陈锡联。这是谢富治与第二个姓陈的合作。平心而论，谢富治与陈锡联合作得也是好的。他和陈锡联一起，率部参加了渡江战役。在渡江战役中，三兵团打得很好，渡过长江后向西南开进也很迅速。不久，他又与陈锡联一起，率部参加了西南战役，解放了西南地区主要省份，然后又率部进军云南。云南解放后，第三兵团就驻扎在云南。
二陈，建国后一为大将，一为上将，和他们的良好合作，是谢富治在战争年代能够取得一定成绩的原因之一，而正是这些成绩奠定了他在以后受到重用的基础。
居官云南
建国后，谢富治被任命为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实际上是云南省的党政军“一把手”。
谢富治在治理云南上，还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他组织了云南起义部队的改编工作，领导了云南的土地改革，指挥部队剿灭了当地大大小小的土匪武装，为恢复云南地区的社会秩序和生产，做了不少工作。
更值一提的是，谢富治在云南抓禁毒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云南在历史上就以种植、贩卖鸦片闻名，黑恶势力也很大。谢富治主政云南后，在禁毒和打击贩卖鸦片方面出了重拳。他组织起了人民武装力量，调动社会力量，组成了打击贩卖毒品的专门机构，做了大量禁毒的宣传工作。然后，发布通令，严禁吸食和贩卖鸦片，一经发现，严厉制裁。政府公布禁烟令后，吸食和贩卖鸦片者转入地下，谢富治便组织军政人员，化装成老百姓，对吸毒贩毒的场所进行明查暗访，掌握了他们的活动地点和活动规律，然后统一行动，用武力端掉了吸毒贩毒的窝点，镇压了黑恶势力的头子，使云南长期存在的吸毒贩毒现象基本绝迹，安定了社会，也大得人心。
由于有战功，治理云南有成绩，谢富治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央重视。１９５５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１９５６年，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１９５９年，又奉调中央工作任公安部部长、人民武装警察部队（１９６２年改为公安部队——笔者注）司令员兼政委。１９６５年，谢富治升任国务院副总理，仍然兼任公安部长。
“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拥护者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有“左”倾错误历史的谢富治立即成了“文革”的积极拥护者。
在“文革”中，谢富治是积极支持造反派的，当时人们私下流传这样一句话：“真新鲜，公安部长带头造公安部的反。”正因为如此，公安部许多领导干部被打倒，而谢富治却没有被打倒，许多干部受到冲击，而谢富治却没有受到冲击。
谢富治积极拥护“文革”，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因此，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谢富治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那时，中央书记处的几个书记已经倒了，中央又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不仅取代了中央书记处的职权，而且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权力略高于中央书记处。但是，按毛泽东的构想，中央文革小组只是临时领导机构，“文革”结束后是要撤销的，届时还要由中央书记处来领导中央的日常工作，因此，他让谢富治进中央书记处，用意是深远的。后来，谢富治又被任命为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可以说，他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信任。
因此，他在“文革”初期，对“文革”是真心实意拥护的。实际上，他已经脱离了老干部的队伍，完全站在造反派一边了。由此可见，他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是有一定必然性的。
“公安六条”的制造者
谢富治对“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贡献”，是炮制了“公安六条”。
“文革”初期，造反派组织、红卫兵组织像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他们的行动也越出了轨道，抄家、揪斗、打砸抢，劣迹斑斑。一些犯罪分子则趁机打着“造反”的旗号，冲击机关、学校、工厂，破坏交通，甚至冲击监狱。在极度混乱中，许多对“文革”不满的干部群众给中央提出不同看法，有的还贴出了反对“文革”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可是，这些，在积极拥护“文革”的谢富治看来，是“反动”的，他把支持“文革”、支持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的造反行动放在第一位，当作自己的“神圣职责”。因此，红卫兵和各种造反派组织的行动不论多么过火，他都认为是革命行动，都要支持，而对于反对“文革”的人，他就当作阶级敌人来对待。他认为，公安部门的工作中心，就是支持“文革”。基于这一想法，１９６６年１２月，他与一些人合谋，经过一段时间紧锣密鼓地“研究”、写作，制定了一个“公安六条”。
“公安六条”的主要内容是：（１）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抢劫、制造交通事故进行暗害、冲击监狱和管制犯人机关、里通外国、盗窃国家机密、进行破坏活动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２）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３）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严禁武斗……对那些打死人民群众的首犯，情节严重的打手，以及幕后操纵者，要依法惩办。（４）地、富、反、坏、右等类人员，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得混入革命群众组织，更不准自己建立组织。（５）不得利用大民主或用其他手段散布反动言论。（６）党、政、军机关和公安机关人员，如果歪曲上述规定，捏造事实，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要依法查办。
“公安六条”炮制出来后，谢富治将其报送了毛泽东、林彪，并得到批准。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笔者注），要求全国各地贯彻执行。“公安六条”的贯彻执行，使红卫兵和各种造反派组织的“造反”行动更加肆无忌惮，对于光天化日之下的打砸抢的行为，已经没有人敢制止了。另一方面，也镇压了一大批反对“文革”的人。革命烈士张志新，就是在“公安六条”下达之后，以“反革命罪”被抓起来的。全国各地因为向中央写信，不赞成“文革”的人，被抓起来，被整死的，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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