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我是为中国卖命的

2011年05月12日 13:34
来源：凤凰网专稿 作者：陈芳

字号:T|T

155人参与8条评论打印转发

2011年5月3日，五四青年节、北京大学校庆前一天，加藤嘉一接受凤凰网资讯独家访谈，谈青年、谈理想、谈中国逻辑与中日关系

加藤嘉一与主持人陈芳

核心提示：加藤嘉一说自己是为中国卖命的，“我是把自己的青春交给了中国，我希望中国的同龄人，看到外国人如此关心中国能够有所反思。”他希望中国的读者，能将其当做观察中国发展维度的指标，一面合格的镜子。“因为中国的问题是世界的问题，发展问题是未来的问题，没有人把中国的问题纯粹看做是中国国内的问题。”

“他有长跑运动员的耐力、武士的隐忍，他有日本人的勤奋与能量、中国人的八面玲珑……他对社会问题的高度关注和敏感，都将成为他未来见识的政治基石。他的特例独行和观察所得，为现实中国提供了可鉴的角度和有意味的观照。”这是新周刊授予加藤嘉一“时代骑士勋章”的获奖辞，也是对加藤嘉一精确的阐释。

看书本扉页上的照片、听他在电视上的点评、读他的专栏，很难想象这个“老成”的日本人竟是1984年生人。直到见到他本人，一米八五的身高，清瘦英俊的面庞，有些发红的眼睛……脑海里想的是这个同龄人已经出了四本书，兼做专栏作家、大学老师、特约评论员、长跑运动员，依然无法相信这个人只有27岁，无形中让我们中国的同龄人感到几分汗颜。

他在大学的演讲，2000多名中国学子到场；他在南京签名售书，小读者连追了三个场子；他的微博更新不多，却拥有51万粉丝。一个27岁的日本人，在中国被赋予“新青年偶像”、“时代骑士”。加藤的成功一方面归功于其个人的努力与勤奋，另一方面则是赶上了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一切，如果在日本，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这个人确实早熟”

1984年，加藤出生在日本伊豆，对很多中国人来说，那是一个美丽而有魅力的地方，舞女、温泉、雪；但对于加藤来说，那里是闭塞的乡下，家庭从爷爷开始都是贫困的，距离东京的上层社会很遥远。

因为有一个运动员父亲，加藤自小接受体育锻炼，柔道、棒球、长跑。原本打算顺着父亲的路走上职业运动员这条路，意外地，出现伤情，不得已放弃全国大赛。

13岁开始，父亲被人四处追债，为了补贴家用，加藤开始送报纸，一送就是6年；高二时，开始做日英翻译；还曾在汽车店里兼做维修工，体育服装方面的模特；父亲被黑社会追债，他替父亲去谈判，每次必遭毒打……这一切，跟爱好无关，只为支撑家庭。13岁那年联系长跑，曾被寄希望于夺取全国第一，17岁那年却因伤，不得不退出国家青年运动队。

“没经过童年时代，也没经历过少年时代，更没经历过青春时代”，与同龄人相比，加藤显得早熟。对于这种跨越式的成长经历，加藤不知道是福还是祸。在日本校园，他是一个另类；他说自己曾经一直很自卑；也曾恨社会的不公……“我有我的快乐，我有我的痛苦，我有我的无奈，但这一切都是你的人性，你的性格。”但加藤有一句最喜欢的话支撑，“明天有明天的太阳，太阳还会升起。”

来中国，是最后的选择

2003年，加藤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考取了东京大学。

早在初三时，加藤就有一个想法，一定要出国，“否则，在日本保守的官僚主义体系内很难向上走”。加藤的理想是去联合国当国际公务员。到联合国工作，必须要掌握至少两门联合国的通用语言。英文对高二就已兼职做翻译的加藤来说不成问题，阿拉伯语、俄语首先被排除，法语太优雅，西班牙语太热烈，加藤说自己是一个很土的人，也很内向，这两种语言也不适合自己，最后只剩下中文。

加上当时父亲已经申请破产，家庭条件不允许其到欧美留学。就这样，2003年，正值北京非典高峰时期，加藤来到了中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说实话，中国是我最后一个选择，来中国更多是一种命运的巧合，那时觉得就是在中国落脚。”

但很快，加藤就意识到了来中国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他看到的是一个快速发展、发生巨大变化的中国。这对从小喜欢看世界地图、喜欢观察国际社会的加藤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来北大之前，基于“中国相对封闭”的印象，加藤以为自己会变得很中国。但出乎意料，原来北大那么的国际化！在加藤眼里，北京大学就是今天整个中国的象征和缩影。“中国要走出去、引进来，要改革和开放，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每天都有来自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政客、学者、媒体人。在这种氛围下，你的人脉、视野各方面都跟日本的社会不一样。”

大学，当别人玩乐、逛街、旅行、恋爱，尽情享受青春的时候，加藤却将自己的时间安排得满满的，写专栏、参与社会活动、跑步、读报、走访……

加藤对北大充满感恩，正是在北大让他开拓了视野、积累了人脉、提高了语言，人也变得更加自信。“正因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需求，才能让我这么一个外国人表达观点。放在日本这是不可思议的，只有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下才会发生。”加藤对自己今天取得的一切，有着清醒的认识，如果没有中国这个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无论自己怎么勤奋努力，这一切都不可能。

加藤相信“形势比人强。”

毛概、邓论课分数最高

在中国的八年，加藤嘉一有一个习惯，坚持看《人民日报》、《新闻联播》。早在来中国之前，从日本媒体中了解到《人民日报》是中国“最知名的报纸”、“反映党的方向、党的意志”、“很少炒员工鱿鱼”。

每天傍晚，去未名湖畔一座教学楼，从保安那里取回他们不读的《人民日报》，每晚七点回到勺园准时收看《新闻联播》。加藤坚持了七年。

问其原因，他笑言“听党指挥”，他深知《人民日报》、《新闻联播》反映党的方向、党的意志、党的决心，认真阅读《人民日报》、收看《新闻联播》，对将来理解中国、观察中国非常重要。

大学的所有课程，加藤分数最高的《毛泽东思想概论》）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两门课。对加藤来说，毛概、邓论、马哲这些课程是很新鲜的，尽管清楚这些课在今天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与现实有一定距离，他依然觉得有必要去研读，“每一次都坐在第一排，很认真地听，毛概我基本都背了。”加之常年阅读《人民日报》，考试时毛概得分很高。

毛概、《人民日报》，加藤知道自己的同学并不喜欢，甚至是抵触，因此对这些课程，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加藤不这么看，“存在即合理”，他认为与其排斥，不如认真思考。“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今天的胡锦涛，以及明年的换届，这种意识形态的东西，是一条主线，贯穿始终的。毫无疑问，它会反应到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但时代变了，这种意识形态，与中国实际的社会发展之间产生了距离。这两者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方面，中国需要不断改革开放，解决收入分配等问题；但另一方面，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又是高高在上的。为什么会这样？党为什么要这样做？这种理论对中国的实际发展有多重要？有多不重要？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难道就与自由民主、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彻底背道而驰吗？”

加藤在读《人民日报》也好，上毛概课也好，是带着自己的思考的。他觉得对这些问题，作为北大的学子，有可能成为未来政治精英的一批人，不应该抱着犬儒的态度去回避，去排斥。与其抱怨其空，不如认真去思考。

顺势而为的现实主义者

加藤的人生哲学是“顺势而为”，他是个冷静的现实主义者。在中国的八年，他说这地道的汉语，也深谙与各种人打交道的技巧：上至官员、下到保安。

《人民日报》、《新闻联播》是加藤了解中国官方意志的渠道，不可少；互联网以及来自中国草根的声音，对加藤来说同样不可少。在加藤看来，这两个体系，综合起来，才是真实的中国。而后者，更被加藤认为是了解中国更重要的途径。

新周刊在授予加藤“时代骑士勋章”的评语中，有这样一句话：“他有日本人的勤奋与能量、中国人的八面玲珑。”与加藤有过接触的人，会惊叹于他与人打交道的技巧，也会在心里自叹不如，这是一个日本人吗？比中国人还老道。

对于与人打交道的技巧，加藤却认为自己“很惨”，“因为我是比较综合性的，仅靠一个领域，光靠写书、学术、或体育，是没法谋生的，所以我只能综合。”他认为人生就是综合，因此不讨好任何领域的人，“文化人觉得我不够文化，学术人觉得我不够学术，体育人觉得我不够体育，搞政治的觉得我不够政治。我是一个很欠缺的人。”

所谓的“八面玲珑”也好，深谙各种技巧也好，只是加藤在践行自己的人生哲学：“顺势而为”，“怎么说比说什么更重要，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怎么做比做什么更重要。”

“我是为中国卖命的”

加藤在日本的影响，远不如中国。正是中国这个快速发展、充满各种可能的环境造就了加藤。处在快速发展阶段的中国需要加藤这样一个外国人的视角，加藤也需要这样的中国。加藤称自己和中国是绝配的关系。八年里，他以一个日本人的视角观察着中国，思考着中国人的逻辑；他会毫不客气地以日本的标准批评中国；他会让很多中国人不舒服，却不知怎么反驳；他被一些中国人质疑为“间谍”，被讽刺“拍马屁”，在中日关系紧张的时候，他也曾在地铁里被围攻。

对这一切，加藤认为是好事，“我的存在、我的观点、我的一些表达能够引起五花八门的争议、争论，这是我所希望的。有人说是‘间谍’，没有问题；有人说是‘拍中国马屁的’，可以；有人说是‘为了他未来的国家利益而争夺利益的’，都可以。”但是他不反驳，而是忍耐，“你有你的说法，我有我的做法，我以自己的行动去反馈。”

加藤说自己是为中国卖命的，“我是把自己的青春交给了中国，我希望中国的同龄人，看到外国人如此关心中国能够有所反思。因为中国的问题是世界的问题，发展问题是未来的问题，没有人把中国的问题纯粹看做是中国国内的问题。”他希望中国的读者，能将其当做观察中国发展维度的指标，一面合格的镜子。

加藤说在中国活着太累，而当国际公务员的理想还在，有一天，自己也许会离开中国，但已经把中国当做自己的一块战略基地，“不管去哪里，我都会经常过来，还上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