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入传销:也说“特立独行”
从《社会科学论坛》杂志上读到萧功秦先生的《特立独行：我们缺少的人生态度》，十分高兴。很长时间以来这是一个被回避的话题，很少有人涉及。最近，我刚给学生讲完韩愈的《伯夷颂》，这就是一篇表彰士人特立独行的文字。觉得有些想法，与萧先生有些差异，可以贡献给读者的，故写此文，向关心这个问题的读者求教。
什么是“特立独行”？这个词好像很好理解，所以萧先生在文章中没有阐释它。“特立独行”从字面上看是指独特的思考方式和独特行为方式，足以使庸众目瞪口呆，用五六十年代的老话来说，似可用“反潮流”三字概括。不过这三个字让造反派弄臭了，至今很少有人爱用。唐代韩愈在《伯夷颂》中说，“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也”。他还说平常人，“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很少；“一国一州非之”还能力行的，天下一人而已；“举世非之”还能坚持的，千百年来能出一人就不错了；至于伯夷则是“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这才是古人心目中的“特立独行”。可见特立独行有不顾实际利益、耽于自己理想或精神生活的一面；但更重要的还是不同流俗和反抗流俗的一面。
“特立独行”这个词很早就出现了。《礼记》的《儒行》通篇是谈儒生修养的，在谈到儒者对观点相同的人和观点相异的态度时说：“同弗与，异弗非也。其特立独行有如此者。”这是最早出现的“特立独行”。这里所说的“特立独行”除了不混同世俗以外，还带有不党同伐异之意。不与意见相同者结党，也不排抵意见不同者。这后一点尤难做到，儒家的大师们亦然。
历史上称得上思想家的，大概都得有些特立独行的精神，没有人云亦云的思想家，因此即使坚决要剥夺他人与民众“特立独行”精神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与韩非，他们自己都是有点“特立独行”精神的。像商鞅变法中“不法其故＂、“不循其礼＂的做法、韩非著作中的愤世嫉俗的精神都是与当时的官场、世俗大相悖谬的。
道家强调和光同尘，与世无争，无为而无不为，好像是要混同于芸芸众生之中，《庄子·德充符》中塑造的一些肢体残缺、社会地位卑微的人物，仿佛就是众生中的一分子，可是他们所表现出的特异精神，简直是高不可攀。西汉中叶以后，儒家取得了独尊的地位，信仰道家思想的士人，往往成为“特立独行”的人物，为世俗所瞩目。
儒家自不必说，萧文中已提到，孔子就是具有“特立独行”精神的学者。的确，孔子是较早发现个人独立性价值的思想家。他曾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尊重个人意志。可是这种意识不能被统治者所接受。孔子是个娴熟政治技巧和人生艺术的思想家，但他还是不能为主流社会所接纳，做鲁司寇也仅三个月。其原因就在于他的政治主张、思想意识、为人作风不能被统治者认同，这些实质的东西不是技巧和作风可以替代的。原始儒家的重要思想家，如孔子的弟子子夏、颜回、子路、子贡，后起的孟子、荀子，几乎都是不能为当时统治者和流俗所接受的人物。
佛教传入中国后，历代皆不乏大师和高僧，其个性鲜明者比比皆是。初到中国传法者鸠摩罗什、达摩，开宗立派者玄奘、惠能、马祖道一，哪个不是“特立独行”之士？他们的行为言论也往往惊扰庸耳俗目。
很奇怪，历史上为什么古圣先贤、开宗立派的人物中“特立独行”者比比皆是，而广大人群中（包括知识分子）“特立独行”者又寥寥无几呢？我以为传统中有缺少宽容、不能容忍独立思考的倾向，而独立思考是“特立独行”的思想基础。古圣先贤、开宗立派的大师往往都是不见容于时的。“圣”“贤”之类的封谥大多是后代人认为他们于时无害而有用给的。实际上这些圣贤也属国人，国人的传统在他们身上也有或多或少的表现。他们是“特立独行”了，但对他人的 “特立独行”是不支持的，有时还会反对。我们以最有宽容态度的孔子来说，他在创立自己学派的时候，不是也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对于思想活跃、有点不同想法的樊迟、宰我等弟子是取斥责态度的。这说明有“特立独行”精神和行为、甚至是从理性上肯定和赞扬“特立独行”的精神人士，对于他人的“特立独行”也是不赞成、甚至是不许可的。难怪韩愈感慨真正“特立独行”之士是“千百年不一见”的（其实韩愈也见不得当时人的“特立独行”）。
因为缺少宽容精神，所以我们所称的中国思想史上三次繁荣时期————先秦、南北朝、清末民初，不是因为宽容精神的高涨，而是“王纲解纽”，统治者思想控制相对减弱的结果。而且这些时期各个学派也是缺少宽容精神的。先秦的“百家争鸣”，实际上是“百家争霸”，不是从对方吸取有益的思想营养，而是以吃掉对方为职志。这从孟子的“辟杨墨”的论战就可见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