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市华仑港湾不好:美中能否摆脱认知困境?-中美“平起平坐”时代到来
美中能否摆脱认知困境?
默认分类 2011-01-28 00:29:09 阅读82 评论1 字号:大中小 订阅
2011年01月24日 16:43 来源:侨报 作者: 李因才 【大 中 小】
1972年时任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联合宣言,和解的门打开了。
7年后,刚上台的卡特接受中国的“建交三原则”,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美中开启了正式的双边往来。
冷战后期,着眼于苏联这个共同的安全威胁,美中关系一直比较稳固。在里根政府第一任内,两国虽因台湾问题不时争吵,不过华府还是将中国视为“友好的非盟国”,政策分析人士甚至在探讨美中是否应建立一种“盟友”关系。但冷战的结束,却使美中关系的性质发生了巨变。
一方面,美中合作的战略基础消失,“为阻止苏联在亚洲和其他地区扩张而结成心照不宣的联盟,首先由于苏联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改变对外政策而遭到破坏,后来又由于东欧阵营的“变色”及随之而来的苏联解体而被彻底摧毁”。另一方面,华盛顿对中国经济的迅速成长和国际地位的稳步提升忧心忡忡。与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对“红色威胁”的恐惧形成对照,美国开始扩散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对华政策再次像上世纪50年代那样,成为美国国内激烈辩论的焦点问题,民主、共和两党在七八十年代培养的对华一致也在后冷战时代慢慢消失。“美国尚不能确定中国是美国的战略伙伴,还是美国未来要对付的战略对手”,因此,美国在“接触”与“遏制”两条路线间徘徊往复,犹豫不决。
“遏制论”认为,随着资源和能力的增长,中国必然会成为一个挑战美国支配地位的国家;而这一变化的实现很大程度上是以美国的利益,特别是其在亚洲的利益为代价的。美国必须采取遏制措施,防止或延缓中国有能力成功挑战美国。而“接触论”则认为,中国未必一定会挑战美国的霸权,遏制中国,与之为敌只会促成“自我实现的预言”。即使美国可以击败中国的挑战,也将付出巨大代价。更重要的是,华盛顿可通过接触政策,促成中国朝自己乐见的方向变化。
这种摇摆不定的心理在老布什政府、克林顿政府以及小布什政府时期均有体现。奥巴马政府在上任后两年内对华政策的急剧转变,更将这种心态表达得淋漓尽致。
2005年9月,时任副国务卿的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讲。在这篇题为《中国何去何从:从成员到责任》的专题演讲中,佐利克强调了“接触”的必要。他认为,寻求与中国的广泛合作符合美国自身的利益。他明确指出:美国未来的对华政策,已不仅仅是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问题,而是要“促使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stakeholder)”,以共同维护和加强现存的国际体系。
时隔5年多之后,佐利克的演讲仍震耳发聩。与那时相比,中国的崛起越发成为一个无法忽视的现实,但不少华盛顿精英人士无法像佐利克那样,务实、平和地看待这一现象。
2010年,中国对拉动世界经济做出了近1/3的贡献,不仅带动了周边经济群体的持续高速增长,还为稳定欧元区、刺激美国经济复苏采取了积极措施。但恰在去年,美中在诸多领域却陷入近年少有的相互对抗状态。这显示出,美国国内对华那种“沸腾的焦虑情绪”仍未平息,只不过,冷战初期是源自对中国走向不确定的忧虑,而现在则是对其突然展现的实力的恐惧。
美中正站在一个新时代的端口。30多年前,双边关系改善的动力主要源自两国对各自安全的关切。今天,两国考虑越来越多的是双边经济、文化、社会事务及全球和区域问题。
彼得森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提出的“G2”概念尽管严重夸大了中国的实力与地位,但也反映出了两国利益交合的复杂和全面合作的必要。无论是应对金融危机还是解决气候变化,无论是推动多哈回合谈判还是敦促朝鲜最终弃核,在国际体系面临转型的混乱时期,全球诸多事务的治理越来越难以缺少美中之间的共同声音和身影。
要做到两国的有效合作,一方面中国需要进一步国际化,另一方面华府内部也需要更深入的思维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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