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原蛋白对骨骼的作用:【人物→经济人物】2009十大理财人物（下）-九乡新闻网

　　这句曾经风靡各大论坛的出嫁宣言在2009年忽然销声匿迹。因为私募界元老、晓扬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杨骏，以及上投摩根投资总监孙延群的相继去世，让女青年们不仅看到了明星基金经理身上散发的光芒，也看到了这些光芒背后投资界人士辛劳的付出，有些甚至是生命的代价。

　　“6000点是一辈子都见不到的点位了。”杨骏在离世之前两个月曾经如此评述当时的A股市场，一语成谶。孙延群在病床上痛苦长达3个月之后溘然离去。孙延群只有41岁，而杨骏也年仅44岁。

　　“基金经理如同演员，同样是吃青春饭的！”某基金公司优秀基金经理早前在接受CBN记者采访时如此调侃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很多人认为做投资靠的是知识，是能力，但是它同样在考验我们的身体，我们需要承担太多的压力。外界只看到了光鲜，却看不到光鲜背后的辛劳！”

　　实际上，根据某合资基金公司投资总监介绍，基金投研人员的工作非常不规律，尤其是当市场发生较大变动，以及上市公司年报高发期，投研人员没有不加班的。阅读研究报告到深夜实在是家常便饭。记者在孙延群追悼会上了解到，孙在工作期间经常阅读研究报告到深夜，甚至在治疗期间依旧在病床上看研究报告。吃饭不规律、休息不充分导致胃病成为这个行业的“职业病”。

　　而相比身体层面的透支，精神层面的压力则更让基金经理们痛苦。最近几年中国的A股市场可谓经历了从天上到地下的极端变化。在2007年赚得盆满钵满，聚拢了社会各界齐刷刷投来的羡慕目光后，2008年近乎全社会的谩骂、嘲讽一度让基金经理们都不愿意出门。

　　排名之争直接决定着基金经理在基金持有人心目中的地位，无时无刻不在警告基金经理。虽然近期监管层要求不作短期净值排名，但是压力依旧存在。而同时公司内部的业绩考核亦决定基金投研人员的职业前景。显然，在可以操作数十亿乃至数百亿元资金的同时，伴随的是各方给予的压力。

　　“这年头流行‘焦虑’这个词汇，显然基金经理们最适合！”上述基金经理对记者表示，“从早晨睁开眼睛，就开始焦虑；阅读研究报告，做投资决定，焦虑；做完投资决定，焦虑；建仓，焦虑；减仓，焦虑；回家继续焦虑。我们一直在焦虑。”

　　尽管基金经理们的压力业界共知，但也有人认为正常。一位前公募基金人士就对记者表示，拿那么高的薪水，享受那么好的待遇，肯定是要有等同的付出的。“我们不应该过分夸大基金经理的压力，这些是他们在决定从事这个行业之时就应该做好准备的。”

　　基金经理搞“老鼠仓”：个人道德问题？

　　2009年，基金界“老鼠仓”事件频发，证券界也爆出分析师违规代客理财的丑闻。舆论纷纷谴责，并很大程度上将这些事件的原因归结于当事人的道德问题，那么真的只是道德原因吗？

　　从年末回看，8月份的监管风暴成果甚丰。当时，深圳证监局对辖区内基金公司进行大规模调查时，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原基金经理涂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原基金经理韩刚、刘海三人被“抓了现行”，涉嫌利用公司信息从事内幕交易。

　　在此之前，融通基金公司原基金经理张野被查，张野两年间操作其实际控制的“周蔷”账户，先于融通公司有关基金买入或卖出相关个股，为“周蔷”账户实现盈利900多万元。

　　而在上海，海通证券(600837,股吧)机械行业首席分析师叶志刚因涉嫌代客理财而遭到监管层的调查。但事实上，据几位券商研究所所长透露，并非只有叶志刚一人被查，另有数家研究所研究员被查，涉及的研究员所在公司不乏实力券商，甚至某家券商不止一名研究员被调查。

　　事实上，证券基金界很多人士都认为，基金“老鼠仓”和券商分析师违规代客理财是业内普遍存在的现象。业内人士透露，每年都会有些行业人士转战私募行业，而其中有些人在离开前就多被议论从事违规活动。如南方某券商研究所负责人在2008年就曾被传出涉嫌代客理财，最终辞职投身私募。而在2009年末，又有某家大型券商首席分析师辞职转战私募。

　　某券商研究所投资总监对CBN记者表示，这些基金经理、分析师每天都在和股票打交道，不受诱惑是不可能的事。

　　鉴于目前“老鼠仓”行为的频繁曝出，上海证券交易所目前正积极研究建立相关模型以监控“老鼠仓”行为。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认为，投资基金本质上是信托关系，“老鼠仓”频发是欠缺契约精神的表现，不管这种违约是否造成损失，都应给予必要的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这样才能更好地约束基金管理人。

　　很多人将基金经理的“老鼠仓”行为以及分析师的违规代客理财归结为这些当事人的道德问题。但原明星基金经理，现上海重阳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李旭利却认为，最近因为“老鼠仓”的问题越来越多，对于基金经理和投资研究人员的管制也越来越多，很多人成为“老鼠”是因为这些人没有什么机会处理个人财务问题，倒不一定是道德败坏。

　　李旭利还认为，过度的监管是导致很多投资研究人员离开公募基金的主要原因，而这种逆向选择已经开始约束基金行业的发展。

　　也有证券业人士表示，与其像目前的严加检查但还是问题频出，不如允许证券从业人员进行证券投资，只要及时进行申报投资情况就可以了。

　　刘益谦：不按规则出牌的“定向增发大王”

　　在新近的高鸿股份(000851,股吧)（000851.SZ）的定向增发中，刘益谦的操作再度引起了市场注意。刘益谦以6.7元/股买进870万股，占总股本的2.6％，由此成为公司第四大股东和第一大自然人股东。

　　事实上，自从今年6月份以16.8亿元购得京东方A（000725.SZ）7亿股增发股开始，刘益谦在定向增发上就一发不可收。从7月到12月，他还先后参与了保利地产(600048,股吧)（600048.SH）、首开股份(600376,股吧)（600376.SH）、金地集团(600383,股吧)（600383.SH）、浦发银行(600000,股吧)（600000.SH）、中体产业(600158,股吧)（600158.SH）、东方电气(600875,股吧)（600875.SH）和华电国际(600027,股吧)（600027.SH）的定向增发，每次出资额都至少在3亿元以上。粗略估计，截至12月初，定向增发为刘益谦带来的账面浮盈已超过30亿元，刘益谦也由此从“法人股大王”步入“定向增发大王”的时代。

　　刘益谦的出手阔绰一度引来外界的种种猜疑，而刘自己对于他源源不断的现金流的解释则是“负债经营”。在整个投资中，刘益谦本人的资金大约在10亿元，来自他友人的资金也差不多规模相当，此外，剩余的资金则主要是通过将认购的定向增发股票质押给信托，信托将所抵押股票总市值按一定比率折价后使刘益谦获取新的现金流。他的杠杆化程序如下：先以10.8亿元参与保利地产(600048,股吧)增发，通过信托计划拿回6亿元，然后再以6亿元参与金地集团(600383,股吧)的增发，而后抵押，拿回2.5亿元，并如法炮制后续投资。

　　通过这样的操作，刘益谦实际是以10亿元撬动了60亿元，在扣除各种税费后，至此次市场调整前，他的收益率高达150%。

　　另一个关于刘益谦的争议话题是他在定向增发中的高报价。当时在保利地产的定向增发中，刘益谦以28.12元的报价高居43位申购者之首，这个价格与保利地产当天的收盘价仅相差1.65元。有声音质疑刘益谦不遵守游戏规则，还有人猜测他参与定向增发靠的是关系。而刘益谦自己回应说，高价也是一种申报技巧，他报价高是合理地利用了交易规则，并把这称为“合理冲撞”。

　　除了在资本市场中纵横捭阖之外，刘益谦在艺术品市场中的出手也同样令人咋舌。他不仅是股市中的热门话题，还成为了今年艺术品拍卖行业中的新贵。据不完全统计，刘益谦在一年的时间内砸向艺术品市场的资金已近10亿元。

　　如果这个数目属实，则刘一人在秋拍的投入即相当于北京翰海这样一家大型拍卖公司的秋拍成交额。他的这种行事风格在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中可谓史无前例，有人评论说刘益谦以个人行为拉升了中国艺术品市场的价格体系。

　　在刘益谦的组合中，地产占了很大的比重。他本人也明确表示最看好房地产城镇化。但在最近的这次调整中，地产板块无疑受伤最重。保利地产、金地集团等已相继跌破增发价。刘益谦到底是一个有勇有谋的投资人还是只是一个传说，这需要时间来检验。

　　金融危机的“富豪祭”

　　“只有在潮水退去的时候，你才知道谁在裸泳。”1993年，沃伦·巴菲特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东年会上说。历史让这句至理名言一次次被印证。

　　2008年，一场更加波涛汹涌的资本泡沫的退潮，将一批批未能及时逃脱的金融投机客无情地拍在了沙滩上。即使是享誉一时的资本巨鳄，也有不少遭到金融风暴的沉重打击，甚至选择用死亡来结束这场噩梦。

　　2009年1月5日，身家超过90亿美元的德国第五大富豪阿道夫·默克勒(Adolf Merckle)卧轨自杀。世界不禁震惊，被称为“德国巴菲特”的默克勒所创造的商业帝国，在金融危机中也陷入困境，默克勒不堪巨额投资损失而选择“离开”。

　　74岁的默克勒被公认为德国最有实力的企业家之一，在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排名第94位。他的产业横跨水泥和制造业——德国最大的水泥制造商海德堡水泥公司、通益药业有限公司、药品批发商菲尼克斯公司和电机制造商VEM公司等。在一片繁荣盛世下，默克勒在过去几年大量举债收购，致使公司财务过度紧张。

　　就在默克勒为家族企业财务危机焦头烂额时，雪上又加了霜。他在2008年10月下旬大举做空德国大众股票，本想狠赚一笔，却遭遇了始料未及的打击。保时捷收购德国大众后，引发大众股票价格上扬，一度跃居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默克勒损失惨重。

　　默克勒绝望了！他在自杀前的一个月接受采访时说道：“我从许多次股市崩盘中闯了过来，但现阶段金融危机规模如此巨大，我束手无策。”金融危机就这样击垮了这位“充满激情”的家族企业家。

　　无独有偶。因为这场金融风暴陷入绝望的“大鳄”不止一个。就在同一天，52岁的美国地产大亨史蒂文·古德被发现在芝加哥附近的一片树林里开枪自杀身亡。

　　2008年12月，65岁的法国知名基金经理人蒂里·德拉维莱切特因深受麦道夫诈骗案所害，使家族和朋友蒙受“灾难性”损失，而选择在纽约的办公室割腕自杀。

　　2008年9月，47岁的新西兰裔伦敦金融家、英国Olivant公司首席运营官克尔克·史蒂芬森(Kirk Stephenson)，与家人共进早餐后，对着迎面而来的特快列车，在伯克郡塔普罗车站跳上铁轨……

　　事实上，就在这些金融大鳄背后，还有很多类似的悲剧，或许就发生在我们身边，那些不堪巨额损失，那些绝望无助，那些选择解脱的人。同时，这些人也把责任留给了活着的人。

　　英国每日电讯评论说，悲剧昭示了一个事实，即过去一年命运可以急剧逆转，或者说愚蠢的冒险行为是多么难以承受。

　　是的，海浪澎湃时，我们不应该太贪婪，游得太深；而在潮水退去时，我们也不要太恐惧，生命才是最可贵的。

　　香港雷曼迷你债券苦主苦尽甘未来

　　经历一年多的风风雨雨之后，香港雷曼迷你债券的投资者们终于苦尽甘来。

　　香港金管局12月18日披露，8月7日起，香港16家迷你债券分销银行开始向迷你债回购计划的合资格客户（约25000名客户）发出回购函件。截至12月16日，24688名客户已作出响应，其中98.9%的客户接受回购建议。而截至2009年11月30日，99.97%的接受建议客户已获有关银行付款，其余接受建议客户也将收到相关款项。

　　尽管回购方案只答应给苦主们赔偿6~7折的投资本金，但是考虑到一年以前香港银行家们冷冰冰的面孔，以及拒不付款的顽固态度，这个曾经被香港商界人物嘲笑为“输打硬要”的群体，这个由年迈退休员工、职业家庭主妇和大批毫无投资经验的苦主组成的大军，他们应该对收获的“6折成功”感到自豪。

　　自去年雷曼兄弟倒闭以来，雷曼迷你债券苦主已成为香港社会的重要话题之一。一年多以来，几乎每天都能见到雷曼苦主在银行门口示威，几乎每次立法会会议，都会有苦主递上申诉状。

　　苦主不断的申诉，让银行销售人员的种种虚伪手段曝光，甚至一些只报道明星花边新闻的娱乐杂志，也开始对银行销售人员如何出尽花招引诱年迈的退休老人津津乐道。

　　原本应该为苦主撑腰的监管机构官员们则大失脸面。在问题出现之后，金管局和证监会互相推诿责任，令香港社会震惊——立法会议员们则借势“为民请命”，不惜动用了《特权法案》，传召白发苍苍的金管局前总裁任志刚、证监会的行政总裁韦奕礼，以及他们的上级主管、刚刚从象牙塔里入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还不太会应付立法会的陈家强教授。

　　在议员的口诛笔伐之下，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公众人物被迫纷纷放下身段，连最高傲的任志刚也在临走前的记者会上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过去“不善沟通”。

　　最让人意外的是，雷曼苦主居然令香港律师公会形象大损。雷曼苦主大联盟主席陈光誉怒气冲冲地对媒体透露，香港律师公会居然向代理苦主集体诉讼的美方律师发出警告信，要求他不得在港处理案件及提供法律意见，否则便是触犯香港法例，令苦主不得不和这位美国律师跑到澳门商讨解决方案。

　　或许多年后人们会说，雷曼苦主是时代的“照妖镜”，让许多体面人士的信用随着雷曼一起“破产”。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雷曼苦主往往以弱势群体形象出现，但他们却绝非不能改变历史的小人物。一年多来上演的数十场示威游行，已经成功地让证监会与金管局痛下决心作出严格规管，要求银行们将理财部门单独分离，加强对金融产品的审查，并要求对投资者的风险提示全程录音取证。来自金融业的声音抱怨说，今年金融产品的审核变得极为缓慢，生意很难做。但这又得怨谁呢？

　　回收六成投资的苦主们终于胜利了，但并非完胜，毕竟他们失去了近40%的存款，只能说，他们是苦尽甘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