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体系的重建，中国能做什么

　　已经有人把现在的中国比喻为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当时英国的财力耗尽，美国成为主要的债权国，但仍然不具备维持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体系的领导能力。也就是说，英国无能领导，而美国不愿意领导。

　　这和今天的中国有很多雷同之处。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尽管中国也一再明确表示会承担与自己的能力相应的国际责任，但领导人明确意识到，中国不是美国西方和世界的救世主，中国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问题是，外界并不这样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因为西方危机深重，没有新兴经济体的参与就不能拯救危机，更不能重建未来的国际金融秩序。而在新兴经济体当中，只有中国才具有强大的能力。

　　因此，金融危机以来，尽管西方也有些人想把中国作为危机的替罪羊，例如批评中国的高积蓄率导致了金融危机，但总体上西方对中国寄予很高的期望，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很显然，随着G20的临近，西方的这种声音越来越强大。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期望也同样高，希望中国能够领导国际金融体系的重建。

　　中国显然也感受到了这一点。因此，在G20前，中国金融经济领域的主要人物包括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前后发表文章，一改往日“不作声”和“少作声”的做法，明确阐述了中国对未来国际金融体系的观点。

　　周小川建议国际社会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超主权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缺陷。他特别提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上世纪60年代创设的特别提款权（SDR），可担任此角色。

　　副总理王岐山在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的文章，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王岐山表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应该有更大的发言权，而中国愿意协助IMF筹集资金，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

呼吁以全球储备货币取代美元

　　无疑，要求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呼声具有全球性。此前，主要西方国家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很多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也提出了各种改革设想。但是因为各国利益不同，对如何改革，各国间并没有很高的共识。

　　与其他国家的呼声相比较，中国得到了很多国家的认同。由联合国邀请的一些经济学家所发表的研究报告，也呼吁另立新的全球储备货币，取代目前美元独大的地位，解决单一储备货币所带来的问题。

　　从上次G20部长会议到现在并没有多长的时间，但整个世界对金融危机的认识已经深刻了很多。或者在上次会议上各国都不太敢说真话，现在则开始说了。

　　一句话，现在大家的共识是，金融危机的制度根源在于美元独霸天下。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元一直是全球的储备货币，原油等主要商品以美元计价，全球企业也以美元结算，主要工业国家的央行以美元作为对抗危机的储备货币。

　　然而，由于美国大量增加美元供给以处理各种危机，包括这次金融风暴，导致美元计价的资产的价值大减。美国债务毫无限制的累积更打击全球市场信心和稳定。

　　改革的逻辑很简单：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成立一个新的全球储备系统，此系统可以是扩大特别提款权（SDR），也可以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成立一个新的国际货币。

　　很容易理解，美国政府的方方面面对这些建议持强烈的反对意见。对美国来说，最大的利益就是各国帮助其应付危机，恢复其往日的霸权地位。

　　因为中国在新兴经济体中的重要性，很容易被视为领导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尤其是美国进行较量。有人因此说，G20的真正核心是G2，即美国和中国的互动决定了未来国际金融秩序。

　　的确，因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已经多次对美元的价值表示了很大的担忧。但说中国vs美国不免有些夸张。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加，要求增加在IMF中的权限最也正常不过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都已经认可了这一点。问题在于，周小川所提议的超主权储备货币是否在挑战美国？

　　如果稍作分析，不难发现，这个提议与其说是挑战，倒不如是对美元霸权的不满，更是对美元价值的担忧。

美国仍保留“一票否决”权

　　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世界迷信美元已经被证明为有害。中国本身也是美元迷信者，否则就不会成为美国的最大债权国。但是，迷信一种超主权国家储备货币则显得没有政治现实性。这个设想更多的只是从经济理性出发，而没有考虑到政治权力在国际金融经济体系运作中的作用。

　　包括世界银行和IMF在内的国际金融和经济组织的形成和运作，都是政治力运作的结果。经济理性或者思想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如果没有政治力的运作，理性和思想很难体现为制度，更不用说是维持所建立起来的体制的运作了。

　　未来的金融体制怎么样还是要取决于各主权经济体的实力。尽管美国发生了深刻的危机，但还是世界最大经济体。包括中国在内，没有一个实体经济能够挑战和取代美国的作用。

　　美国本身当然也不想被挑战，被取代。虽然美国深陷危机，但对未来国际金融体制的改革仍然保留着“一票否决”权。况且中国实际上也没有多大的政治意愿和经济实力来挑战美国。

　　全球化迫切要求超主权的组织来协调全球经济金融活动，但客观现实上很难出现一个超越主权国家之上的经济体。IMF的产生本来就是要协调国际经济活动的，但为什么IMF没有发挥好其应当发挥的作用，甚至发挥了相反的作用？这是国际权力政治较量的结果。

　　无论从设想到运作，IMF背后都是权力政治。IMF和其所设立的SDR本身的发展就说明这个问题。根据IMF机制，拥有16%以上投票权的美国拥有绝对的否决权。正是如此，有人说IMF实际上是美国财政部的一个分支机构。

　　在不改造IMF本身的情况下，根本难以取得全球货币供给控制权。SDR的产生有其理性，但更为重要的是操纵SDR的主权国家权力。

　　因为IMF的重要性，为了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想法有惊人的一致性，那就是要在现存体制内往上爬，希望得到更多的权力来影响美国或者制衡美国的权限。但对这个体制本身是否合理并没有多少深刻的反思。

　　大家都想往上爬，但等到爬到顶点，发现这个体制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那么就太晚了。美元霸权出了问题，换一种货币也同样会出问题，不管是主权货币还是受主权国家权力操纵的超主权货币。

多元储备货币是次优选择

　　各国要求在IMF内拥有更多的权力很好理解，但更为重要的是要重新定义IMF的功能，使得其不会受主要主权国家的操纵。如果这一点做不到，那么就要减少IMF的国际责任，把权限分散到其他区域型金融和经济组织。

　　各国对美元霸权的不满也同样可以理解，但要对美元形成制约可能不是一种超主权货币，因为即使产生了这样一种货币，也同样会受美国或者其他大国的操纵。SDR本身的历史就很好说明了这一点。要制衡美元，唯一的出路就是储备货币的多元化。

　　联合国专家组对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并不看好，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有两三个国家储备系统，也和美元霸权一样不稳定。他们设计的超主权储备货币，如果能够产生，当然是最优的选择。

　　但问题是这种从纯经济逻辑出发，所设计的计划并没有现实可能性。原因很简单，不可能存在一种不被大国操纵的超主权储备货币。

　　多元化储备货币的确有其不稳定性，但这种不稳定与单一储备货币所导致的不稳定具有不同的性质。单一储备货币导致的是绝对的腐败，多元储备货币则会在它们之间构成一种有效制约，就是说在主要主权经济体之间构成制约。

　　同时，对较小主权经济体来说，多元储备货币给他们带来更多生存空间，而无论是单一主权储备货币还是超主权储备货币都会使得他们的生存空间最小化。多元储备货币是次优选择，但更具现实性。

先作内部改革才可持续发展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开始了内部金融改革。但即使是内部改革，也因为众多的既得利益而困难重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根本提不到美国的议事日程上来。

　　从G20部长会议上美国的表态，从美国对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否定上，可以明确看出美国要做什么。况且，美国仍有“一票否决”权，否决任何意在挑战美元的改革建议，更不用说那些要革美国命的建议了。

　　在大萧条时期，美国已经有足够的实体经济力量来承当其国际责任了，只是美国不愿罢了。但是今天的中国不仅没有足够的政治意愿来充当国际领袖，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担当这一领袖角色，更不具备全球性大国的内部制度条件。任何国家能够在国际社会扮演怎样角色，内部经济和制度仍然是基础。

　　无论从美国西方的态度，还是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来说，重建国际金融体制会是漫漫长路。G20可能只是这个大谈判（grand bargaining）的开端。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理当承担其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中国要积极参与改革，但中心的任务还是把自己的内部事情办好，尤其是要把各方面的制度建设好，达到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方面面的可持续发展。

　　在内部制度还不具备中国承担过度国际责任的条件时，过度的国际承诺会显得力不从心。在长远看，只有当中国有能力提供另外一种储备货币时，才会有能力建设一个较为公平和公正的国际金融秩序。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