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陵大盗”和他的儿子

“东陵大盗”和他的儿子
——记西安外国语学院院长孙天义教授的家庭
文/刘荣庆
2009-03-09 摘编
编者按：盗掘清东陵的“将军大盗”孙殿英，在现代史上写下了很不光彩的一笔，对这样一位人物的后代，很多读者都会关注的。本期刊发刘荣庆先生的文章，较翔实地叙述了孙殿英和他儿子的关系及对儿子的影响，令人欣慰的是，“大盗”的儿子并未秉承“大盗”的衣钵，他虽然一直生活在“大盗”父亲的阴影下，却能自强不息，成为一代学人。
小说《慈禧墓珍宝失窃案》的印行，电影故事片《东陵大盗》的公映，使得孙殿英将军的名字似乎一夜之间家喻户晓。西安外国语学院院长孙天义教授作为中外比较文化的权威学者、三秦高校改革的推进者，在海内外亦有颇高知名度。然而，很少有人将孙殿英将军与孙天义教授这一对父子联结在一起。
孙家父子各自走过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大盗”的儿子已是文物保护方面的专家
孙天义1931年出生于北京。孙殿英的国民十二军盗掘清东陵乾隆、慈禧墓的事件发生于1928年8月。盗陵3年后出生的孙天义，对父亲制造的这一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只能从母亲、寡居孙家的姑母、还有父亲的幕僚及朋友口中得知一鳞半爪。

孙天义教授在讲演
1928年，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发动第二次北伐。当蒋介石在曹州、济宁遭张部迎头棒击，进退维谷之际，孙殿英率部易旗拥蒋，改变了南北对垒的胶着局面。孙因军功晋升为国民革命第六集团军第十二军军长。蒋介石统一关内后，排斥杂牌军，孙殿英率部在河北遵化一带整编，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孙氏盗掘了清东陵乾隆和慈禧墓，爱新觉罗·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里引述史料，描述了孙借军事演习为名，封锁交通，“把乾隆和慈禧的殉葬财宝搜罗一空”的情形。“末代皇帝”称：孙殿英东陵盗墓是1928年“最富刺激性的事件”。他说：“我听到东陵守护大臣报告了孙殿英盗掘东陵的消息，当时所受到的刺激，比我自己被驱逐出宫时还严重。……清室和遗老们分别向蒋介石和平津卫戍司令阎锡山以及各报馆发出通电，要求惩办孙殿英，要求当局赔修陵墓。(天津)张园(乾隆、慈禧)的灵堂决定要摆到陵墓修复为止。”
东陵盗掘的历史闹剧在小说和电影里当然更加绘声绘色，引人入胜。
孙殿英盗掘东陵、毁坏文物显然是一桩不可饶恕的历史罪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半个多世纪以后，孙殿英的独生儿子孙天义教授作为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兼教文卫体委员会主任，分管的工作之中，正好有历史名胜与文物古迹保护。他坚定地说：“父亲破坏文物的污点，是抹不掉的。正因为如此，更增加了我保护文物的责任感。”
孙天义认为，父亲第二个历史污点是1943年奉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的命令，率部投降日本侵略军，走向他在喜峰口战役打响抗日第一枪的反面。孙的家眷当时住在黄河以南的洛阳，孙所率新五军驻守黄河以北。孙降日后，国民党当局保护、关照孙家，照例发给粮饷。日军侵占中原，国民党当局派两节火车皮将孙之家眷运往大后方西安，其家庭地位及生活供应没有什么显著变化。有一本描写刘伯承、邓小平大军的回忆录记载，孙的新五军曾以枪枝弹药支援刘、邓所率八路军。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给孙殿英送去了蒋介石签名的委任状。孙天义说，那一年他已14岁，清楚记得委任状为缎布质地。这一切起码可以说明，孙率部降日，是国民党最高决策人为反共积蓄力量而不惜牺牲民族根本利益所作的部署。
解放战争中，孙殿英被刘邓生擒活捉。刘、邓请孙殿英吃饭时，还不忘抗日馈赠枪枝的事，说：“过去，我们还是有一段交情嘛!”1947年，这位绿林将军在中共华北军区俘虏营里，因沉疴不治而死。
家庭门第对孙天义的影响
孙天义生活在背景复杂的军阀家庭，处世哲学和人生观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和熏陶。孙天义的两个同父异母姐姐均不能进入新学堂读书，可见孙殿英男尊女卑观念之顽固。直到16岁同父亲最后晤面前，孙天义记忆中没有同父亲同桌吃饭的印象。父亲吃饭，儿子只能在旁边站着恭候，待其用罢饭，才准儿子与副官、勤务兵一块儿用餐。

孙天义教授在接待外国学者
孙教育儿子的信条，是从幕僚、伴读那里贩来的“三纲五常”、“温良恭俭让”之类封建伦理。他不准幕僚、家人叫儿女“公子”、“小姐”；在部队，在家中，给子女规定有生活费标准。也许由于出身寒微，孙将军不许子女铺张浪费。衣服破了，打补丁也得再穿。以至于孙天义，14岁上初中了，还不懂花钱。1945年，孙天义初中毕业时，孙殿英手书“吾儿谨记”8条，作为“家训”。其中一条叫“勿贪”，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一条叫“善忍”，甚至告诉儿子：“人打你左脸，你给他右脸”。一条叫“仗义”，孙殿英解释：“遇着朋友，一个钱掰开花，一个馒头掰开吃”。还有一条是“永不从政”。孙天义好交游，讲义气，一生在学问上孜孜不倦地追求，生活俭朴，能团结人，特别是对持不同意见甚至“文革”中整过自己的人。这些都是受了父亲“家训”的影响。“文革”中，红卫兵、造反派批判孙天义是“花花公子”，“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他无言以对。他对记者说：“我从小没有优越感，父亲不允许有优越感。还没过花天酒地的生活，中共大军就把我们居住的北平解放了。”
孙天义的母亲刘清贞
孙天义的生母叫刘清贞。
孙殿英共有4位夫人。刘为第二位夫人，河南开封人。在孙氏严格的家规治理下，4位夫人谁也不敢越轨闹矛盾。成百口人循规蹈矩地生活，也仰赖孙威严的不成文家法。
刘清贞贤惠善良，从不纵容姑息儿子，也不因为孙氏生养了“独苗传人”而盛气凌人。她教育孙天义自主图强。儿子做错事，或功课没有做好，要跪在她面前接受责打。这位妇人视钱财为身外之物。她告诉儿子，父亲盗掘东陵后立过誓言，不准家人拿一件乾隆、慈禧墓内的珍宝。中共主政之后，刘清贞将新五军驻京办事处的房子及私宅5处，其中西城武定侯胡同前后四进院100多间房，全部交公。堆积3间房的名人字画，包括赵子昂的八骏图在内，也全部交了公。
刘清贞又是一位细心的妇人。当她交出新五军遗留的一部电台时，请求政府写个收据。“文革”狂潮中，红卫兵因这部电台审查孙家，怀疑孙天义是“潜伏特务”。多亏这张“会说话”的收据，才免遭一场大祸。
“文革”年月，东陵珍宝始终是笼罩在孙家头上的阴影。
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故事片《东陵大盗》时，孙天义的一个学生弄到电影剧本，让孙看看有什么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地方。孙天义只说了这么几句话：“历史事实，我说不出来。但电影不应出现三姨太、四姨太抢东陵财宝的镜头。因为不可能发生那样的事情。我问过母亲，她和几位姨娘从来没有见过什么东陵珍宝。‘文革’时期，掘地3尺也没有找到珍宝的影子。再不要搞株连的事了。”
孙天义对母亲的爱是深沉的，明显地超过了爱父亲。这从他言谈之中流露的情感可以觉察出来。刘清贞老人在世时，记者曾提出采访她，得到应允之后，却因其他事没有成行，使孙家大量秘史从此永远不得为世人所知，很令人遗憾。
孙天义的同父异母姐妹，大姐早夭，二姐在新疆去世，三姐和妹妹均在大连。仍健在的姐妹也许可以回忆起一些父亲的往事，但从孙殿英男尊女卑的家教判断，恐怕知之有限。
国民党元老李锡九的影响
孙天义在叙述他的生涯时，还不时谈到了一个对他个性、品格影响甚大的人物——追随孙中山的国民党元老之一李锡九。李虽有较高人望，但在国民党内却无实权，长期做孙殿英将军的座上客和高级幕僚。从1945年到1950年，即孙天义成长的关键时期，李锡九一直住在孙家，两人朝夕相处。孙不呼李“爷爷”，也不呼“伯父”，而称之曰“李老先生”。李为国民党左派，与中共地下组织关系密切。孙天义青少年时代就是在父亲、母亲、李锡九老人及学校影响下度过的。他说：“我的人生观是由多方面因素形成的。家庭出身有负面影响，也有正面影响，很难用一句、两句话或一个、两个理论术语概括。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我的人生道路是自己闯出来的。我不以为自己是一个为个人而奋斗的人，相反地，不论工作、学习、生活，都有一个理想，并为之奋进。在中国大陆数十年接二连三的政治旋风中，像我这样家世出身的人，没有步入歧途，堂堂正正做人一直到今天，着实不易。”
舆闫妙娟的结缡及离恨
孙天义生在北京，战乱中先在河南洛阳念小学，后在西安潞河中学(后易名圣路中学，今西安四中前身)读书。抗战胜利后，孙家迁回北京，转入育英中学。1948年，孙天义高中毕业，考入天主教办的辅仁大学，攻读西方语言文学。就在他跨入大学门坎的这一年，与闫妙娟女士结缡。
闫小姐的父亲经营医药生意。抗日战争时期，因卖药品给八路军游击队，被日本宪兵发觉，逮捕入狱，坐电椅，惨遭法西斯杀害。孙殿英家和闫氏家眷虽然均居北京，彼此并不相识，孙天义与闫妙娟认识，是经朋友撮合的，由母亲刘清贞作主定亲。其时，孙殿英被刘邓大军俘虏，压根儿不知道儿子的婚事。
1952年孙天义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内蒙古(时称绥远省)归绥市。临行前一天，校方找他谈话说，考虑到他母亲年岁已大，又有守寡的姑妈一起生活，夫人闫妙娟养育小孩，远离北京有诸多困难，因此改派孙赴国家人事部报到。孙天义到人事部，被分配到国家交通部海运局当翻译。人事部官员打预防针似的告诫他：“你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很复杂。工作要谨慎，不得泄露国家机密。”次年，闫妙娟由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国家外贸部工作，也是当翻译。
夫妻二人严于律己、兢兢业业。1955年在精减机构中被下放到青海省交通厅。孙、闫接到通知——务必携母亲、孩子三代人一周之内到岗。孙从事劳动统计，闫从事宣传工作。用非所学，外语翻译一直派不上用场。
1957年，中共中央提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又赶上国家以西安俄语专科学校为基础成立一所外国语学院，急需一批执教鞭的科班人才。于是，孙天义、闫妙娟又神差鬼使似的来到古都西安。孙先是任助教，7年后评为讲师，升为英语教研室主任。“文革”中，孙天义自然难逃厄运。就是“劳改”，他也积极、热情，做了“劳改队长”。他不仅没有怨天尤人，反而学会了砌窑烧砖技术，并把自己拥有的全部时间用于外语学习。西安外语学院图书馆有他的一位学生当管理员，不间断地悄悄给老师捎来外文书籍。包括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他说：“真得感谢那个牛棚，它给了我很多宝贵的学习时间。”正因为如此，孙天义一俟“文革”结束，便有《罗斯福传》、《张伯伦传》、《戴高乐传》等8部译作交商务印书馆付梓，平均每年出版两三部作品。
同丈夫豁达大度、敢于化险为夷的风格截然相反，体弱多病而又心地善良的闫妙娟女士，经受不起折磨与苦难。从陕北富县——唐代大诗人杜甫吟诵《羌村三首》的地方一回到西安，便一病不起，在医院一躺就是7年。真有点“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的味道儿。
1982年～1983年，孙天义远渡重洋到美国教书，并在那里结识了一批朋友。其中一位美国医学界朋友访华时，顺便到西安的医院里看望了孙夫人闫妙娟，深表同情，主动提出接闫赴美医治。不料，当出国护照、机票办理妥当，再过一个星期即可飞往大洋彼岸时，福薄的闫妙娟却撒手归天。孙天义悲痛至极，他将夫人的护照、骨灰盒儿背上飞机，又在异国他乡教了半年书，算是还了夫人出国疗疾的遗愿。
孙天义与闫妙娟生养的3个子女：1949年出生的大儿子，在陕西咸阳西北橡胶研究所当钳工；1951年出生的女儿在咸阳铁一局中学当英文教员；三儿子1990年赴美国留学。
闯入孙天义晚年生活圈的名门闺秀
孙天义在西安外国语学院独身生活，工作量大，又要照顾住医院的夫人，体质每况愈下。然而，大难度过有后福。闫妙娟逝去后，在日本侨居的台湾籍大家闺秀——孟薇，又悄然来到他的身旁。
孙天义说：“孟薇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有了她，我一点儿也不用操心家里的事。”
孟薇，汉族，体内又流淌着高山族的血液。父亲孟惠成和伯父孟天成均从事医学事业。30年代，孟氏兄弟从海峡彼岸来到大陆，在大连开设了该市当时最大的医疗机构——博爱医院。日本投降后，孟天成将他的私立医院捐献给国家，被授予将军衔。孟薇的父亲早逝，是伯父抚养她长大成人的。她和母亲相依为命，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也正因为如此，孟小姐从北京西城医学院毕业后，整个“文革”期间不能干自己的本行——生物化学化验，只能长期到幼儿园当阿姨。离开自己追求的乐于献身的事业，是痛苦的、无聊的。孟薇于1979年毅然离国，投奔生活在日本的哥哥。在那里，她从头学习日语，为后来开创生活新天地练习本领。孟现任陕西文史馆馆员、西安外国语学院客座日语副教授。由于日语口语地道且表达能力极强，她深受学生喜爱。
1986年孙天义与孟薇结合，夫妻相敬如宾。孙敬重妻子爱国爱乡的情操、和善仁慈的心肠、克己敬业的精神，也很尊重妻子的宗教信仰。每逢天主教节日，特别是圣诞节，他都要陪孟薇到西安盐店街天主教堂去作弥撒。目前正是孙天义教授事业上的鼎盛时期，而幸福的婚姻生活更使他如鱼得水，在教育事业上他还要大展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