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凯文：最快最准传达毛泽东“最高指示”——王力与“文化大革命”（二）

丁凯文：最快最准传达毛泽东“最高指示”——王力与“文化大革命”（二）

作者：丁凯文 来源：《当代中国研究》2009年第3期时间：2009-11-29

二、最快最准确地传达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启了“文革”狂潮，身为毛氏极左派干将的王力也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尽管从参与“文革”到倒台，王力在“文革”中的“辉煌岁月”仅有1年零10个月，但这22个月正是“文革”的高潮阶段，王力趁此一展身手。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在“文革”初期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最快最准确地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传达出去。 

　　“五·一六通知”发表之后，毛泽东撤销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新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是陈伯达，副组长为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人。在这份名单中，陈伯达实际上是个傀儡，有组长之名却无组长之实;副组长里的王任重、刘志坚后来很快倒台，真正起实际作用的是副组长江青。组员里的排名之所以是王力居首，既缘于王力的党内地位原本就高于其他诸人，也因为王力在“文革”之前就是坚定的左派和中共中央重要的笔杆子。 

　　在“文革小组”中，王力很善于领会毛泽东的意图，并及时地将毛的极左思想转化为中共的理论性表述。例如，王力在整理毛泽东的讲话时，将毛泽东的思维加工成“党的基本路线”，即人们耳熟能详的毛氏警句：“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据王力自己回忆，这段“最高指示”用的是两段毛泽东在不同场合讲的原话，王力将其拼接起来，只是把原话中的“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改为“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段“最高指示”被王力写进1967年第10期的《红旗》杂志社论“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武器”。可以说，为了将毛泽东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想法理论化，使之成为贯彻“文革”始终的指导思想，王力立下了汗马功劳。此外，王力还进一步拔高毛泽东的极左思想，将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誉为马列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王力在1967年5月18日发表的《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社论“伟大的历史文件”里写道：“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了当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的问题，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1966年12月26日，王力获邀参与了毛泽东73岁生日的祝贺活动。席间毛泽东说了一句震惊四座的话，要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实际上就是毛泽东要在党内开展全面夺权的信号。有了毛泽东的谈话精神，陈伯达、王力等立即着手起草了一篇《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整篇社论贯彻始终的便是毛泽东的“夺权”思想。社论说：“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1967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1967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由此引发了上海的“一月夺权”风暴，毛泽东随即向上海的“造反派”发出贺电，祝贺上海地区“夺权”成功。毛泽东在1月8日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上海的“夺权”风暴很快就席卷到了全国各地。王力躬逢其盛，对毛泽东的极左思想亦步亦趋，充当了毛泽东在“文革”运动中的传声筒，并以“文革小组”成员的身分，不断接见各地“造反派”组织，发表了大量讲话，俨然一副正统左派革命家的面貌。 

　　1967年1月，中共政治局常委第四号人物陶铸倒台。陶铸原兼任中宣部部长，此时毛泽东提议成立“中央宣传组”，取代中宣部的职责，同时任命王力为该“宣传组”组长。由此可见，王力这个“文革”笔杆子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之重要。 

　　作为“中央文革”最主要的笔杆子，王力在这段时间内写了不少《红旗》杂志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其荦荦大者试列于下： 

　　1967年1月16日发表的《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该文声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任务，归根结底，就是无产阶级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的斗争。这是现阶段我国阶级斗争的焦点，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集中表现。”该社论还引用了毛泽东的话，“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这篇文章全面响应了“上海一月夺权”的风暴，吹响了在全国范围内向所谓“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夺权的号角。王力自己认为，“这是毛主席第一次公开号召夺权的正式文件”。毛泽东在这篇文稿上批示说“写得很好。” 

　　1967年2月3日的《红旗》杂志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表示：“各级干部都要经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考验，都应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新的功劳，不能躺在过去的成绩上自以为了不起，看轻新起来的革命小将。”“毛主席号召人民解放军积极地支持和援助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地反对右派。”该篇社论由《人民日报》1967年1月31日提前转载。毛泽东在1月30日批示：“此件我看了，认为很好，并作了修改。”毛泽东在“很好”两字下面还加了着重点，以示支持。 

　　1967年3月1日《红旗》杂志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声称：“对于当权派，当然也必须进行阶级分析。一定要分清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切革命群众对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必须坚决打倒，而对于无产阶级当权派，则应当坚决支持。”“犯错误的干部，应该提高警惕，彻底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坚决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站在广大革命群众一边，坚决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对此批示“照发”，以示同意和支持。 

　　1967年3月30日《红旗》杂志文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指责刘少奇派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表现为“对干部不作阶级分析，一概排斥、一概打倒”，“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在基层干部中大搞人人检查‘下楼’”，“利用干部整革命群众”，“以反工作组对干部‘右倾’为名，继续散布‘打倒一切’的舆论”。这篇社论实际上是对所谓的刘邓“镇压学生运动”的“反动路线”的一次清算。毛泽东在3月29日批示：“王力、关锋同志：此件很好，可以公开发表，并予广播。” 

　　1967年3月30日的《红旗》杂志还发表了王力起草的“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文章的矛头直指刘少奇：“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几个人，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煞费苦心地包庇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打下去。他们派出大量的工作组，指使工作组，一方面打击广大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一方面打击广大干部，把大批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打成‘黑帮’。这一切，都是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抗的，都是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入歧途，纳入资产阶级的轨道。”该文虽未点刘少奇的名，但最后一段却画龙点睛地说：“千万不要再上《修养》那本书的当。……对这本书必须彻底批判，肃清它的恶劣影响。对这本书的批判，也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内容。” 

　　1967年5月8日王力等起草的《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评论文章批评说，“《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全面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期在理论上打倒刘少奇，并指刘少奇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文章说：“它的要害就是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而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就是完全地、彻底地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完全地、彻底地背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老叛徒伯恩斯坦一样，有其阴险的、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企图瓦解无产阶级队伍，使人们越‘养’越‘修’，越‘修养’越成为修正主义。在全国胜利以前，他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在全国胜利以后，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妄图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资本主义。这就是他的‘修养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这个反动公式的目的。” 

　　在武汉“7·20事件”之前的半年多时间内，王力参与写作的《红旗》杂志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充分贯彻了毛泽东的在“文革”中“夺权”、“打倒走资派”，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意图，将毛泽东的一些指示、批示、谈话等，以《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社论或评论员文章的形式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起到了指导各地“文革”运动的作用。从这些社论发表的脉络来看，王力等人不折不扣地执行了毛泽东的“文革”战略，对刘少奇的批判逐步升温，“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到“号召人民解放军积极地支持和援助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再从批判所谓“黑《修养》”到“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的“文革”理论、部署和极左思想通过王力的“生花妙笔”，变为指导全国人民的精神武器，流毒全国，为害至深。 

　　中共在粉碎“四人帮”后开始清算“文革”罪责时，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曾给王力按上了一条“煽动夺权”的罪名。然而，这一罪名却掩盖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煽动夺权的罪魁正是被中共依然尊奉为伟大领袖的毛泽东。王力身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宣传组”组长，其职责就是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大力宣传、响应、执行毛泽东的决策，将毛泽东的意图不断转化为《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社论，以指导全国的运动。王力本人随周恩来、江青、陈伯达这些高层领导人物，频繁接见各地的“红卫兵”组织和“造反派”组织，发表讲话。这一切都是王力的职责所在。脱离了这一背景而单独指责王力“煽动夺权”，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