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荣子“犹有未树”解

 庄子《逍遥游》中的宋荣子“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令人很容易想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话来。在世俗的世界里，这应该是一个非常高的境界，是很多人难以达到的高度。“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他对功名、利禄、成败等等从未汲汲追求，这样的“方外”高人活得多么了无挂碍、悠游自在，可庄子却认为他“犹有未树也”。也就是说，以庄子“逍遥游”的标准来比量，宋荣子还是未能超然物外，自立于逍遥无为的最高境界。

对于宋荣子的“犹有未树”，字面上做解释很容易，但若具体解析宋荣子到底在哪些方面“犹有未树”仍不能到达庄子理想中的“逍遥”境界，则不是很容易的事。《教师教学用书》对此语焉不详，与一些同行探讨，也大多模糊而论。“解惑者”尚且如此“昏昏”，又何谈引导点拨使受业之人“昭昭”而明呢？

彻底弄清这个问题，须将其置于《逍遥游》全篇的大背景下，层层剥茧，庶几能找到较为理想的答案。有三个问题需要逐一“具化”：①何谓“逍遥游”？②如何理解 “无己”“无功”“无名”？③宋荣子的“犹有未树”点何在？

清代学者王先谦说：“无所待而游于无穷，方是《逍遥游》一篇纲目。”所谓“无所待而游于无穷”，即是说不受任何约束、自由自在地优游，是一种摆脱了一切主客观束缚的绝对自由。现今对“逍遥游”内涵的理解，各种表述大同小异但大都以此为坐标轴，《教师教学用书》的表述很有代表性：

“逍遥游”就是没有任何束缚地、自由自在地活动，指无所依赖、绝对自由地遨游于永恒的精神世界。

综而括之，“逍遥游”有如下特征：一、“逍遥游”属于精神活动，或者说是思维活动。二、“逍遥游”依赖于人精神境界的最大提升，精神境界的高下大小是决定能否臻至“逍遥”境界的关键。三、“逍遥”是庄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和理想境界，是对现实人生困境的超越。

明乎此，便可对“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有更为合理的解释。通行的观点，“乘天地之正”即顺乎天地之大道，“御六气之辩”即因顺宇宙自然的种种变化，应该说很有道理。但我认为，这两句其实仍是一种“虚说”，是在前文鹏、蜩等寓言前提下“顺势”而作的“比喻性阐述”，因为“天地之正”“六气之辩”毕竟很玄虚、很难把握，所以也就根本谈不上具体的“乘”和“御”，否则《逍遥游》就不是哲学著作而是科幻小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三句才真正把如何做到“逍遥”落在了实处，即人活天地间，只有做到“无己”“无功”“无名”，排除一切功利目的，方能达到绝对自由的境界。当然，庄子笔下的“至人”“神人”“圣人”是一种只能在理想中存在的完美形象，但对“有志于道”者而言，应该抱定“虽不能至，心向往焉”的宗旨，修养自身，以渐至于“逍遥”。

《逍遥游》的后半部分（即教材未选内容）主要以“寓言”方式具体阐述“无己”“无功”“无名”。

 张松辉先生认为，“无名”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不追求名声，二是有了名声而不自居。 “无功”也有两层意思：一是要求人们主观上不要去建功立业，二是有功的时候，不要居功。 庄子笔下藐姑射山上的神人“不食五谷”，不肯“以天下为事”，不肯“以物为事”，却能够“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这就是道家所一再提倡的清静无为，及无为之后的“无不为”。这些神人在建立功劳后，根本不去居功，受他们的感染，圣君尧也“窅然丧其天下焉”忘记了天下，忘记了自己治理天下之功。

按这个标准衡量，“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他们拥有了切合世俗的才能和品行并且取得了世间的成功，以世俗的眼光看，这样的人生无疑是令人羡慕值得骄傲的；但是，在庄子看来，这种自傲与蜩们的自得一样可笑，他们的成功体现的是功利的、世俗的价值，或者说，他们行事的出发点与终结点都不离“名”和“利”这两条轴的上下，从庄子理想人生意义的视角来评判，境界未免太低了些。

“无己”主要指忘却自我，不要太执著于自己，尤其要忘却自我成见（即庄子所言之“有蓬之心”，指眼光狭隘、见识浅薄），也就是《齐物论》中讲的“吾丧我”，用佛家的说法就是“去执”。一个人如果有了成见，就不可能很好地“合天之道”以求得成功。庄子举了几个因“成见”而“事不成”的例子：宋人根据自己戴帽子的习惯就认为人人都要戴帽子结果一无所售；惠子受习惯影响，一看到瓠就想到它可以盛物，一看到树就想到它可以做家具；而那位能“不龟手之药”的人，因受祖先职业的影响，就只知道不龟手之药可以帮助自己搞洗涤事务。他们都没有能够跳出个人成见，不能换一个角度看问题，更不能站在更高的平台上以更开阔的视野观照世间万物，不能了解乃至欣赏万物的特性以尽其所用。而庄子所以能想到把“五石之瓠”制成“大樽”而“浮乎江湖”，想象将“不中绳墨”“不中规矩”的大树置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则是因物为用、随顺物性，化其实际之“无用”得彷徨逍遥之精神大用。这种意味深长的转化，陈引驰先生评价为“精神提升到与天地万物融贯一体之后才能见及的境界”。这样理解“无己”，应该说基本上贴近了庄子的本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即“顺天之道”的真谛。

宋荣子未能做到这个意义上的“无己”。

宋荣子“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明了自我的内在需求和价值，不被外在的荣辱左右自己的行为，这是一种强烈的自我主体意识。其实，庄子并不否定自我意识的存在，相反，他多次提出要尊重内在的重要，他认为人如果忽视了内在的自我，就会颠倒迷乱，不可扶持。那些“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他们喜怒哀乐的指向标完全取决于世俗的风向，他们没有丝毫的自我意识，其人生处于懵懵懂懂状态。在自我觉醒这一点上，宋荣子无疑是应该肯定的人物。但在庄子看来，宋荣子坚守自我境界，在自我与外在世界之间造成了一种持续的张力或曰紧张感，他在高度肯定自我信念的同时，与外在世界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对立。这不是最佳的“逍遥”状态。庄子肯定人的内在追求，但他认为既要有自我意识的觉醒，又不能囿于自我的天地，谁能从“有我”到“忘我”，谁才能达到自由的极致境界，获得真正的“逍遥”，也就是《庄子·山木》中所言之“虚己以游世”。

有些研究者把宋荣子归入道家，这是不确的。宋荣子，教材注为“宋国的贤人”，《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作宋钘(xíng)，《孟子·告子》作宋銒（jiān），《韩非子·显学》篇作宋荣。《庄子·天下》篇将宋荣子、尹文二人并提，称赞他们“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将二者归人战国后期墨家的支流，对他们的政治、社会思想有专题论述。他们的基本主张有六点，其一是“接万物以别宥为始”，“别宥”就是《吕氏春秋》所说的“去宥”，“宥”同“囿”，就是有成见、偏见。看起来在“无己”这一追求上，庄子、宋荣子倒是有些“英雄所见略同”；不同的是，对这一概念内涵的解释，他们却各有侧重甚至各执一词，留给后人的是不尽的咀嚼与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