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期（经典论文）

《中国与世界观察》（China and world affairs）是由CCWE主办的，以专题为主的双月刊杂志。杂志的作者均是关注中国发展的国内外官产学精英。本着全球视野，服务决策的原则，杂志专注于当代中国的重大问题，特别是政府全力关注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从而为政府的重大决策提供专业建言，致力于成为中国的World Affairs。
  杂志的第六期的主要内容：

近代以来的中国人，从仁人志士到平民百姓，一直有一个梦想、有一个目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今天，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推动下，中国出乎国际社会甚至她自己的意料，成为“崛起的大国”...

李稻葵：大国发展战略需要坚实的社会基础

工业化先导国家英美在工业化高潮阶段，贫富差距导致社会分化和动荡，政府转向干预市场，为劳工阶层提供基本的劳动保障和社会福利，很大程度上化解了社会矛盾，社会的稳定保障了经济的长期发展；二战后，转向福利国家的西方，受困于高就业、高收入、高福利的高成本，经济陷于滞胀。西方的经验，中国在借鉴时需注重：扩大中等阶层，打牢稳定发展的社会基础；现阶段切忌高水平福利保障，以免阻碍中国庞大潜力的激发，损害长期繁荣。

黄宗良：苏联的教训:要着力抑制和消除官僚特权阶层

表面不存在社会分化的苏联在瞬间解体的症结是：存在着被长期掩盖的突出社会矛盾――官僚特权阶层同民众的矛盾。对权力的垄断和控制，是维护官僚特权阶层的根本前提。当前的中国，影响全局的最突出矛盾或最重要关系是――官民关系；可能面临的最大危险是垄断权力＋自由市场经济。解决之道在于体制改革――新的中国政制模式应是，适度的集权＋有序的民主。

彭小瑜：公平工资:劳工与资本的桥梁——罗马天主教社会学说的工资和物权观念

工资及相关的物权观念，是对社会良心的测试――生活在良心缺失的社会，人不可能幸福，即使是富人。主张公平工资，强调工人的收入不能仅仅保证身体的温饱，而应充分保证他及家庭有尊严地生活；强调私有财产权不是绝对的，尘世的财富应造福全社会，这是天主教社会学说对现代社会的重要贡献。它提供了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道德方向，是西方社会能够比较稳妥地维持阶级关系的重要原因。

钱乘旦：英国工业革命中的人文灾难及其解决

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但全社会一味崇尚利润――生产合理化主导一切――使得财富越多贫富差距越大，工人的生存毫无保障，社会的人文纽带被拧断。工人的激烈抗争，社会的动荡，迫使有产者和统治集团出台了一系列的立法，寻求解决贫穷问题和把工人整合到体制之内，从而弥补撕裂的社会。

高 岱：现代福利国家的起点——20世纪初英国的社会改革及影响

20世纪初，英国经济仍保持着工业革命开创以来的世界领先地位。而工业革命早期就已出现并日益严重的社会贫困状况，依然没有大的改善，贫富分化继续扩大，中下阶层社会运动频生；同时，欧洲大陆竞争者德国等工业化进展神速。内外压力下，英国上层有识之士以及自由党政府为稳定社会，推出养老金条例和国民保险法案，筑就了社会保障基础，调节了阶层关系，提高了社会抗风险能力。

吴必康：英国住房问题及其化解之道

从自由放任到混合使用政府和市场两只手，20世纪的英国经百年曲折实践终于化解了住房问题。其经验昭示：自工业化和城市化以来，住房问题不仅仅是单纯的住房问题，而是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的综合。解决之道在于：谋求住房背后社会利益关系相对均衡的格局，着力政府和市场这一钟摆的平衡，警惕失衡与剧烈之变，讲究渐进和修正。

王红生：印度如何打造和谐社会

在战后独立的国家中，印度的社会矛盾――阶级、民族、地区、宗教、种姓――最多样化，但都被印度有效地一一化解。就打造和维护社会和谐而言，印度的历史经验是：文化建设是基础，经济发展是动力，政治民主建设是根本。其具体表现为：文化的多样性和宽容性特征；政府重视公平与效率相协调的发展经济政策取向；日益完善的民主制度。其中，趋中――不左不右――的民主制，是确保印度社会和谐的最重要因素。

王新生：高速增长阶段对城市边缘群体的人文关怀――日本创价学会的社会与政治功能

工业化、城市化迅速发展时期，大量从农村转入城市者陷于边缘化：受到原城市居民的排斥；传统的乡村价值在城市文明面前无所适从。在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创价学会通过人文关怀、道德教化，将城市边缘群体组织起来，并按照正常的政治参与渠道将其利益要求纳入到政治体制中，从而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政治的多元化。

李 维：德意志帝国时期的社会保险政策

现代化进程中“德国模式”的成功，证明：广泛的社会保障，是保证社会公正、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在工业化前期，德国社会迅速分化，贫富差距加大，工人生活状况恶化，这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阶级对立。德国知识精英宣扬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干预、国家资助，促成首相俾斯麦进行社会改革，创建了以“国家监督、部分参与”为特点的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国家社会保险体制，奠定了现代化“德国模式”的社会基础。

赵文洪：伦理、经济、政治相协调，防止社会分化――中世纪西欧的行会与公地制度

对待社会分化，有三种态度：伦理学注重社会分化与人类良知的关系；经济学注重社会分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政治学注重社会分化与社会稳定的关系。中世纪的西欧，作为社会基层主要制度的行会制度和公地制度，把伦理、经济和政治考虑综合起来，有效地防止了社会分化。

丁元竹：综合国力的社会和文化内涵――美国构筑社会安全网的经验

在过去的百年中，美国综合国力提高有两个特点：发展经济、军事的同时，完善社会管理，筑就强大的社会基础；加强文化价值建设，发展软实力。其具体体现在：政府以社会管理为主要职能，介入社会安全网建设，并通过法律促进企业和个人参与社会福利活动；公众通过慈善活动、志愿服务和社区建设，参与社会事务。

张宇燕：向“扩大和强化市场型”政府转型

当前中国经济首当其冲的挑战是，如何能够维持长期、稳定和健康的增长。在今天，中国面临的市场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市场拓展艰难；国内地方保护主义阻碍资源配置和规模效率的提高，制约了企业的做大做强；依赖资本、资源、人力投入的高增长代价日重。面对新环境，中国经济将进入第二次转型：创立“扩大和强化市场型”政府，建立国内单一市场。

董正华：国体创新与荷兰的崛起

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有两种类型：集权型；分权型。前者，是从封建制度和绝对君主国家基础上经革命产生的资产阶级国家；后者，缺少中央集权和专制的传统，通过反抗中世纪帝国或宗主国统治的独立运动，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国家，荷兰就是其典型。17世纪的荷兰之所以崛起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经济体，核心在于国体创新，即塑造了“联省共和”这一既有分权又有集权的权力制衡体制。

约翰•桑顿：中国面临领导人才短缺的挑战

中国实行的是没有太多空间让民众参与的一党制度，政府垄断了人才。过去28年的改革开放，主要依靠领袖的精力、想法及眼光来指示正确的方向。在今天及可预见的未来，中国面对的困难从规模到复杂性为任何国家少见，迫切需要数百万公务员人才来应对，但能否做到这点，面临着来自政府和私营部门间壁垒分明的阻力。找到能够给予有创新、有雄心和清廉的领导人才以力量、并帮助他们成功的人才和组织体制，是中国实现“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

王红领 陈涛涛：参与全球整合，中国钢铁业升级的可行路径

“政治集权，经营分散”，是中国经济的特点。中国钢铁产量虽然名列世界第一，却被数千家企业分食。在全球化时代，世界钢铁业进入以资本为主导的收购、兼并、重组高潮。在中国，传统的以行政为主导的钢铁业重组，效果不佳。世界第二大钢铁巨头阿赛洛与中国第八大钢铁集团――山东莱芜钢铁集团合资谈判的曲折，证明深陷行政壁垒困扰、国际化进程缓慢的中国钢铁业，有被外资全面整合的可能。中国钢铁业的出路在于，政府应坚定开放引资政策，推动钢铁业通过参与全球化整合实现产业升级。

基辛格：美国与俄国

俄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充满矛盾和悖论，让人琢磨不定。在其背后或深层起作用的是源于19世纪扩张中形成的不同历史特性：美国，扎根于自由主义色彩和追逐个人成就；俄罗斯，基于神秘的国家使命感和军事扩张的方式。在战略上美俄关系是最重要的，但两国要构筑起建设性的关系，需要理解并改变各自的传统态度。

朱锋：中国外交向“新国际主义”转型

崛起的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国际影响力的扩大――正致力于外交转型的探索：成为什么类型的国家，能否、以及用什么方式影响区域秩序、甚至国际秩序。作为当今世界秩序受益国的中国，其国际影响力、其外交在维护现行世界秩序的同时，有可能转向“新国际主义”：向世界秩序注入多样性的“中国因素”，侧重国际制度的参与和发展，国际规范的尊重与普及，成为国际共赢模式――“利我”与“利他”相结合――的推广者。

王俊生：第二次朝核危机与中国的角色定位

朝核危机深关中国的国家利益，自2002年10月危机发生以来，中国就开始介入，其角色经历了从旁观者到公道人的转变。随着朝核危机的深入，以及对中国国家利益的不同定位，中国国内存在着“超脱”、“介入”两种不同的主张。朝鲜核试验的实施，危机各方都是输家，其中，中国的损失较各方更大。对中国而言，朝核问题解决得越早越有利，尽管中国对此有所作为的能力是有限的。

袁铁成：全面竞争与合作的中美关系

在地缘政治中，东北亚是中国的命根而非美国的战略核心。在今天的东北亚，以中国和美国为主导的大国关系处于力量非正常转换的亚稳定状态，其实质是冷战的延续，从而潜伏着爆发热战的可能。美国在东北亚的权力安排――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突出了与中国的竞争，忽略了与中国的合作；中国实力的提升，韩国向中国的倾斜，侵蚀着美国的权势。竞争导致合作，合作导致竞争，中美在东北亚正驶向全面竞争与全面合作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