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尊严

文学是人学。

据说由高尔基原创，钱谷融先生1957年初写了一篇长文《论“文学是人学”》，对之做了新的阐发，从此在中国大陆流行开来。但很快，钱文被斥之为系统地贩卖修正主义的文艺观，特别是人道主义和“人性论”。今天看来当然颇为荒谬，但在当年，因为主流意识形态乃至制度的反人道和非人性，钱先生连同他的文章被众口一辞地批判，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惭愧我是在写作本文时才第一次读完钱先生的大作的。钱先生如果不是在1957年那个诡异的早春二月写作并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宣读了这篇长文，如是不是《文艺月刊》（后来的《上海文学》）五月号同样诡异地发表了这篇长文，他的命运又当若所？钱先生万万没有想到，大声疾呼文学一定要以人为关注对象，“把人当做人”（着重号由钱先生所加），自己却很快受到了非人的待遇。他险些被划为右派，只是因为有人要把他留下来做“活老虎”，说“要留两个活老虎，都是死老虎打起来将来批判没有意思”，才暂时逃过一劫。

“活老虎”也仍然是“老虎”而不是人，随时都可以拉出来批判，乃至斗争。有资料说，1960年，上海市作协开了个49天的会，批判钱谷融和另一只“活老虎”蒋孔阳。主题仍是人道主义、人性论之类的所谓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据说这会议是由当时的上海市委一手操纵，为了加强火力，特意从钱、蒋供职的上海师大找来几位学生，其中就有外号“小钢饱”的钱谷融先生的弟子戴厚英。性本宽厚的钱先生几十年后回忆起来，仍是感慨万千，说戴上台批判自己，批判的言辞再激烈，并不在意，但其他上台批判的人尚且以先生或同志相称，她却直呼自己大名，“所有在场者听了都不禁耸然动容”，而“对于身受者的我来说更是不胜骇异”。（钱谷融：《关于戴厚英》，吴中杰、高云主编：《戴厚英啊戴厚英》，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7）

让钱先生骇异的事情还在后头。文革爆发后的1966年8月4日，钱谷融本来在家里，学生通知钱谷融去系里参加批斗，一到那里，学生们就叫钱谷融跪下，这是以前没有过的。开会批斗完以后，又被戴上高帽在学校游斗，学生们敲着脸盆让大家来看。钱谷融被戴上三顶帽子，一个是老牌修正主义者；一个是反动学术权威；还有一个是漏网右派。后来，钱谷融就住牛棚，成了牛鬼蛇神，在学校扫地、扫厕所。接着又被发配到苏北的干校，1972年才重新回学校上课。

策划由学生斗老师，颠倒起码的纲常，陷学生于不义，是只有非人的制度和时代才做得出来的。

1957年2月时的钱先生的文化立场和文学立场其实是矛盾的，甚至是主流及官方化的。

钱谷融先生在《论“文学是人学”》中说得更多的，是不要把人当做某一阶级或某一观念的工具，而要把他们当人来看待。钱先生当时忽略了一个重要前提，在现实性活中，不把人当做人，是早已开始的事情。1951年左右的土地改革，1953年以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新政建立之后直到钱先生写作是文时，从未停止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什么时候把人放在眼里？

包括钱先生在内的知识分子，自己也并没有将其置放在“人”的地位。

胡风在第一次文代会被茅盾关于解放区文艺的主题报告《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曲里拐弯点名，说什么“一些作家以自己的主观任意解释和说明客观现实，以为越是强调主观就越是能够表现主题的积极性，实际上脱离了当时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斗争”。 茅盾还专门列出一个小标题来不点名批评胡风等人的文艺思想：《关于文艺中的“主观”问题，实际上就是关于作家的立场、观点与态度的问题》。茅盾首先给出了一个逻辑前提：1944年左右在国统区文艺理论界，出现了一种强调“生命力”的思想（暗指胡风等人的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茅盾在这一逻辑前提下展开了推论。推论一：这种“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尽管也批评面对黑暗统治的消极低沉情绪，但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急躁情绪；急躁情绪与消极情绪一样，同样是不能忍受黑暗的现实生活煎熬的表现。推论二：“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不可能与人民群众和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因此只能片面抽象地要求加强“主观”（暗指舒芜《论主观》一文的观点）。推论三：这种“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观点与请调，成为作家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根本障碍，成为作家和现实斗争相结合的障碍。推论四：文艺上的“主观”问题，“不得不归结到毛泽东的 文艺讲话 中所提出的关于作家的立场、观点、态度等问题”。 结论：“如果作家不能在思想与生活上，真正摆脱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而走向工农兵的立场、人民大众的立场，那么文艺大众化的问题不能彻底解决，文艺上的政治性与艺术性的问题也不能彻底解决，作家主观的强与弱，健康与不健康的问题也一定解决不了。” 胡风虽然也因不同意茅盾报告中的观点而坚辞进入起草小组，但对之仍无可奈何。胡风后来的罹难，也正是因为他要从爬行的猴子群中站起来走路。

新中国成立之初（1951 -1952）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形象地称为“脱裤子，割尾巴”，又称“洗澡”。没有多少人对之进行抵制，反而自觉地“脱下裤子”“割去尾巴”。这些“脱裤子”“割尾巴”的人中，不乏后来被尊奉的多位“文学大师”。

鲁迅会不会也要“被改造”？除了所传著名的毛泽东的回答（“要么进监狱，要么三缄其口”，或“要么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识大体不做声”），还有另一个真实的版本。新政成立伊始，有读者向《人民日报》文艺部提问，如果鲁迅活着，党会如何看待他？此信后转请国务院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郭沫若答复，郭回答说，鲁迅和大家一样，要接受思想改造，根据改造实际情况分配适当工作。（牛汉：《我仍在苦苦跋涉》，三联书店，2008，P116）于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知道，为什么郭沫若1949年以后没有任何作品可以传世。

 “文学是人学”被完全颠倒过来了吗？

《论“文学是文学”》洋洋洒洒一万余言，有表面的光鲜华丽，所以是文在《上海文学》发表之后，《文汇报》很快发文称其是“一篇见解新颖的文章”。恕我苛求，以今天的观点看，它的主要的不足，正是缺失了作为文学的创作主体自身权利的诉求。

我之所以这样提出问题，是长达半个世纪之后的当下，作家们并没有完全获得作为人的权利。报告文学《大迁徙》的作者谢朝平的遭遇，是最近的一例。他正因为把三门峡移民当做人，而不应该是政治经济棋盘上任意驱遣的卒子来写，才触犯天颜。一个只关涉文学描写对象和创作主体的人的权利的问题，可以让宪法和法律来裁夺，却需要一些著名作家上书政治高层（据说有60多位学人、作家、记者上书中共中央书记处，呼吁关注）干预。

因此，一如人，它应该有自己的一份权利与尊严。它的尊严，理应得到尊重，得到维护。

文学的尊严是什么？一如做人，它应该有穿透世俗凡尘的鹰眼，不媚上，不谄下，不卑不亢，坚执而高贵。它时刻关注着大众，关注人间的不平，侠肝义胆，仗剑而起，扶危济困，因为它本质上的向善，它是大众的文学。它人性，人情，有人间烟火的质地，又不是灶膛里那些芜杂灰暗的薪柴，而是从屋瓦袅袅而出的炊烟，为远行的人指引方向，为寒冷的人送去温暖。

文学的尊严，曾经被政治权势之手所亵渎。

它被当做玩物，一如娼妓。它被当做工具，一如吹火筒。

玩物和工具，有被重看的时候，当想起它们时，当需要它们时。也很容易被弃置。除了江山易主，还因为它们本质上被当做了玩物和工具。

现在还如此。一些时候，一些地方。

只要政治权势具有专制的属性，政治权势就会不时地冒充文学的主人。

现在，文学还被另一种权势变成了工具和玩物。这就是金钱的权势。既然有钱能使鬼推磨，文学的被收买，岂非难事。

没有逼良为娼，铸犁为剑。是文学甘愿向金钱屈服，割地称臣。

只要有卖点，就可以没有良知，没有责任。一如赵本山潘长江的小品，有人吆喝，有人起哄，就可以往自己的鼻梁涂白粉，装庸众的孙子。

你有摆地摊的权利，拾荒的权利，甚至卖笑的权利，因为你是人，要为生存而挣扎。你有了温饱，还为一碗半盏残羹剩汁折腰，你的人品就大有问题。你就是狗，而不是人。余秋雨就是一例。

你可以卖文为生，卖身为文。只是，你不要把自己认做是作家，诗人，并人前人后标榜你的尊贵。你只是写字匠，一如劁猪匠，码砖的师傅。他们心态平和，并不自称贵族。

我走近文学，是因为被它的尊严所吸引。

它有鲜明的个性，独立的品格，想象的自由空间，理想追求的坚韧与执著。

文学失去读者，是因为文学首先失去了尊严。

文学失去尊严，首先是作家放弃了做人的尊严。或甘为鹰犬与奴仆，或一心只为稻粱谋。

一个文学失去尊严的时代，是可悲的和没有希望的时代。

2009.12.4       写竟

                                                        2011.1.22  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