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罗为什么转得这样快?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九乡新闻网时间：2024/04/29 09:11:37

摩罗为什么转得这样快?

许锡良

2010-04-06 00:21:02 归档在我的读书与教育生活

转贴按：我是从“草原部落”丛书发现并注意摩罗的，其时他的确发表过一些颇有见地的文章。可是，前两年铁道部文章好像一些变味了，近来尤其走得更加“误入歧途”了，其言说不仅表现陈腐教条，简直幼稚弱智，有如村支书言论。看到许锡良先生这篇文章，真是“甚合孤意”，喜录收藏，并推荐诸好友。——民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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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锡良按：我总感觉有些人开始弄点东西就是为了哗众取宠的，先引起人们关注，以获得一些资本，然后向当朝媚眼高抛，投怀送抱，准备招安做官发财了。除此之外，我实在看不出摩罗思想转变有什么内在的逻辑与思想学理脉络上的根据。

      谈起对一个人的失望，那一定是因为以前曾经寄予过太多太大的希望，我对“摩罗”这个名字就是如此。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曾经有贺雄飞先生主编的“草原部落”丛书，摩罗的名字赫然位列其中，这些书尤如一颗颗重磅炸弹，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上震动，给令人窒息的社会一丝丝新鲜的气息。但是，这种感觉逐渐淡漠了。摩罗先生开始走向一个完全相反的道路。

    在他近期的文字里，频频亮出强烈的文化复古主义倾向与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潮。在他的文字里，“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是错误的，引进民主与科学也是错误的，梁启超、严复倡导学习西方是错了，鲁迅先生的国民精神改造是错的，胡适先生对民主宪政及自由独立人格精神追求也是错的，后来的殷海光、柏杨、龙应台的文化批评也是错误的，都是一种“自虐”行为。因为，中国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国民劣根性，世界也根本没有什么民族与文化是先进的，大家都是有缺点的，人性的弱点是共同的。既然如此，中国人即使有点缺点，也是不必改造的。这一切都是西方列强为了侵略中国强加给中国人的，是对中国人的极大污蔑，但是中国竟然有那么多的文化精英全力帮助西方列强鼓吹中国人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劣根性。是鲁迅、胡适他们共同在中国百年来打造了一个“自虐时代”。

      还在2008年4月29日柏杨先生去世时，摩罗先生就急不可耐地写了一篇诅咒式的文章——《但愿柏杨的“自虐时代”就此结束》，文中这样写道：“对照着‘内修文明，外施暴力”的西方世界来寻找我们的国民劣根性，是近代以来一条错误的文化思路。可是知识精英们的思想一旦进入了这样的路径，一时就难于回头。他们如此擅长于反思自己的缺陷，可是，当他们的反思进入自虐状态时，他们对于自己的自虐状态却缺乏足够的反思，以至于长驱直入一百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这种自虐倾向的集中表现，它使得自虐心理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化。彼此以后，对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对于‘西方性’的趋近和向往，成了我们的基本心理倾向。在鲁迅之后，中国最深刻的作家大多数是鲁迅精神的继承者，他们对准中国文化、对准中国国民性，进行了狂轰滥炸式的扫荡。柏杨先生是继承鲁迅衣钵，用杂文进行国民性批判的最有影响力的当代中国作家。”

   我现在只想问鲁迅批评的国民性中的麻木不仁，冷漠自私，愚昧无知，一盘散沙，践踏人的生命，这是不是真实存在于中国的？如果存在，是不是需要改变的？还有柏杨先生批评的《丑陋的中国人》所列出的那些特点，是不是我们所具有的？还是别人污蔑栽赃的结果？如果是真正存在的，那么我们应不应该改正？我们还要不要追求过有尊严的人的生活？

    对这个中西文化的问题，龙应台有一个很好的解说，她说：“我们应该关切的是欧美一些价值观念或行为值不值得我们撷取。如果值得，那么不管西方不西方，都应该见贤思齐，努力地去‘祟洋’。如果不值得，那么不管西方不西方，我们都不要受诱惑。但是我们若不能清除掉对西方的情绪作用——盲目地媚洋也好，义和团式的反洋也好——我们就永远不可能面对西方，就事论事，作客观而合理的判断。当一个西方人说：‘在台湾吃东西有中毒的危险，过街有被撞死的可能。中国人脏、乱、嘈杂、粗鲁’的时候，大概没有几个中国人不勃然大怒的，但是我不，因为我知道，当中国人从东南亚或其他地区回来的时候，他们也说：‘哇！那边好落后，吃东西有中毒的危险，上街会被撞死。他们又脏、又乱、又吵，真受不了！’‘他们’听了又如何？用自家一把尺量天下的，不仅只西方人而已。这个世界，有丑陋的美国人，也有丑陋的日本人、德国人、法国人，你想，就少得了丑陋的中国人吗？”（龙应台：《正眼看西方》）这里最关键的是，人家对我们说的是不是真的？我们究竟有没有人家批评我们的那些缺点？如果有，就应该改正，就应该认真听取，然后努力去改进。他们提出的那些价值是不是应该撷取的？我相信，任何国家的人，都不希望食物是有毒的，奶粉是饱含三聚氢胺的，学生用的教室是豆腐渣做的.......总之，无论中西方人性确实有相通之处，这个相通之处就是追求更安全幸福自由的生活，把一个国家的文明建立在罗斯福的“四大自由”的底线上，没有这个底线，人们要谈幸福而有尊严地生活是不可能的。

     摩罗先生最近又在《书屋》（2008年第10期，第4-9页）发表一篇《“国民劣根性”学说是怎样兴起的？》的文章，再次将中国客观存在着的那些千年来困扰着我们中国人的黑暗，说成是“一个西来的殖民话语。”把中国贫穷落后老弱挨打的原因说成是被西方编造的殖民话语所致。好像如果中国没有西方，则那些贫弱黑暗的原因就会不存在。宫女太监制度，强迫女人缠足，及“三纲五常”所制造出来的奴性就会不存在似的，或者这些中国的旧文化，在摩罗先生看来也是美不胜收，妙不可言？“五四”运动反对这些，也是走了歧途？这真是难以理解的思维方式。事实上摩罗先生正是这样看的。他说：“戊戌政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转折性事件，它使得中国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按照现代性价值理念改造中国、壮大中国的愿望遭遇重大心理挫折，他们对于通过迅速的富国强兵举措来抵制西方的屠杀与掠夺顿时完全绝望。精英群体在文化信心和民族信心崩溃之后，不得不接受了西方殃民者的文化霸权及其对中国的妖魔化描述，不得不从精神文化、民族性格甚至人种层面为中国的失败与绝望寻找原因。从此以后，这只无辜的羊真的认为自己国民性很肮脏，甚至常常怀疑自己确实污染过狼的水源，‘否则那只狼为什么非得吃掉我不可呢？’——这只可怜的中国羊一百年来常常进行这样的现代性反省和人文思考。”（文同上）

     中国人在近代百年历史上对自己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认识确实经历过一个曲折的过程，但是，这个认识过程并不是错误的，问题就出在太过于曲折，得到这样的认识付出的代价太大，而且这种的认识仍然十分肤浅，乃至于中国目前仍然无法在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的制度层面，特别是在价值观层面与普世价值接轨。使我们吃亏至今，仍然无法有所突破。我们仍然要生活在一个高度污染的环境中，仍然要面临吃有毒的食物，喝含有三聚氢胺的奶粉，我们的“文革”虽然不是在西方人的诅咒下产生的，完全是自己的功劳，却仍然没有得到反思，也不想“自虐”了。我想，这样的局面不仅西方国家不愿意出现，中国人也不愿意来承受，莫非摩罗先生愿意过这样的日子？难道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是人家西方殖民主义话语的结果？事实上接受了来源于西方，却普遍适用于世界的那些人类最普遍的价值的国家与民族，他们就不容易有这样的践踏人权，蔑视人的生命，特别是把婴幼儿的生命与健康当成游戏来忽悠的问题。但是，我们总是绕不过去。我们的官场也远比人家的官场险恶。中国目前仍然无法摆脱官本位的命运。

     摩罗先生的说辞无法用来解释日本在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的思想指导下的西化过程所得到的发展。开始日本人在明治维新之前，似乎也是被美国等西方人丑化的，他们分别有两次战败在美国人手里。但是，这两次战败，日本人充分吸收了教训，第一次战败是1853年，败在美国海军少将佩里将军的四艘用当时最先进的蒸汽作动力的战舰上，这次战败促使日本下定决心搞改革，因而有日本后来的明治维新。第二次战败是1945年二战再次战败在美国人手里。这次改革更彻底，日本人连宪法都是美国人帮助制定的，而且有长达十年的美国完全统治与殖民时期。但是，日本人不但没有被美国人妖魔化，反而逐渐开始从战争的恶魔阴影里走出来，开始为自己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有良好的民族形象，今年有四位日本人获得诺贝尔两个科学奖项，这不是偶然的，科学是跨国界跨民族界限的，连信印度教的印度人也获得好几个诺贝尔奖，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是文化与宗教歧视。相反，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反而得不到国际认同。我们好不容易办一个奥运会，连个火炬传递都会遭受到那么多的国家的阻拦。但是日本人、韩国人这些同为亚洲的国家，却没有这样的麻烦。

    这里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在普世价值的路上，总是步履艰难，总是顽固不化，坚决不改。要承认，一个“三鹿奶粉事件”后面是普世价值的缺失，日本、韩国就不会出现类似的事件，即使出现，也会尽力控制在萌芽的阶段，而不会让他产生如此大的破坏作用。一个良好的社会声誉，不是靠吹嘘而可以得到的，而是要靠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来达到。日本人在二战之后的良好声誉，是靠他们的青山绿水，靠他们的经济实力与创造发明，靠他们的尊重人权与国民的幸福指数的不断提高，靠他们的清洁卫生，靠他们的文明礼貌，靠他们的良好秩序，靠他们给予国民的高福利，靠他们自己营造的社会安全感，也靠他们从西方学习来的民主宪政及科学发明创造的高质量的产品。有了这些东西的保障，即使中国人骂日本，美国人骂日本，全世界的人都来骂日本，日本人也仍然是充满自信的，无论美化还是丑化，短时间里靠虚构可能有效，长期虚构是没有效力的。日本政府，对自己国民的信心就远比我们要充足。他们的新闻舆论，电视报纸可以独立自由于政府，他们的电视可以任由自己的国民选择观看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电视台。这就是人家自信的地方，这种自信来自于制度文化与价值观上的自信，而这种自信又来自于“脱亚入欧”，“脱亚入欧”其实就是最彻底地“丑化”与否定自己以前的缺点与错误了，也就是最彻底的“自虐”行为了。但是，日本人却因为提出“脱亚入欧”，而使日本大变样。当然，日本人民没有忘记这位拯救日本的思想家——福泽谕吉，把他的头像放在一万元日元上，以示纪念。

    一个真正自信的民族是不怕揭丑的。一个真正优秀的民族，是妖魔化不了的。一个民族的自信源于实力，而不是靠美化自己与丑化别人。美国人的报纸电视台上天天在极力批判美国的各种问题，这在摩罗先生看来，一定也是一种“自虐”行为，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反对美国的国家，也在把美国极力妖魔化，尽管美国人一直喜欢“自虐”，外国人又极力妖魔化，但是，美国仍然是美国，全世界的人都还是愿意到他们那里去生活，各种精英与财富源源不断地涌向他们。真正的信心源于实力，实力源于一个良好的制度与普世价值观念的确立。而我们在这些方面几乎是一点也没有受到西方的影响，我们其实仍然是相当地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我们有足够巨大的文化与心理的惯性，可以再滑行个数百年而不衰。可是，当一个民族总是碰壁的时候，是硬顶着顽固不化，坚守丑陋与缺点，还是从善如流，认真反思，努力改变自己，这是具有生命活力与生命活力枯竭的分水岭，而这个分水岭，已经把日本与中国分隔在聪明与愚蠢的两边。这个现实还请极力反对反思自己，以防“自虐”的摩罗先生作最后一次认真的反思。请用文明与事实说服我：您究竟要把中国引导向哪里？

2008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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