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心病”的恶性循环－－－高层官员资源多，对环境掌控力强

中国大陆心理健康状况 中层干部最差

（台湾）   (2011-10-16)

　　（联合早报网讯）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研究发现，就官员的级别而言，处于“夹心”层的中层干部心理健康状况最差，由压力导致的心理枯竭程度最严重。

　　大陆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谘询中心针对3500多名干部的调查结果则显示：越往高层，心理压力越小；处级以下干部比处级以上干部感受到了更大的家庭与工作平衡的压力；30至50岁的干部压力感受，大于30岁以下和50岁以上的干部。这种差异被认为是高层官员资源多，对环境掌控力强，底层官员则相反。

　　但无论高官还是基层干部，“向上爬”时都会遇到压力，不只是岗位有限，还因为关系、人情等潜规则，容易让“落选者”感受到“不公”，而情绪低落。

　　升迁速度快 压力跟着来

　　就算顺利升迁，也不能一劳永逸。曾经有一名厅局级女干部，能力很强，升迁速度很快，但到厅级后，发现工作复杂，开始失眠。尤其令她困扰的是，有几个处长她管不了，想换人也不可能。无法突破行政体制的牵制，让她感觉茫然、无奈。

　　史占彪说，从事行政工作要处理好规则和潜规则的关系，“做官需要灵活性、策略性、艺术性地去处理问题，高度警觉地处理微妙关系，这是东方文化特色，也是令官员们感到烦、累和无奈的地方。”

　　事实上，无论是纪检、审计部门官员面临的压力，还是官员晋升时的压力，实质都与大陆官场不健康的制度有关。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廉政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就说道：“官员的心理要健康，前提是要有一个人人清廉的政治环境，用制度保护官员的心理健康。”

　　此外，对官员而言，与越来越大的压力输入对应的，是少得可怜的压力输出渠道。官员并不缺心理谘询的资源，但却不敢用。大陆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谘询中心专门为官员服务，谘询费不用官员们自掏腰包，但前来求助的却不多，1年谘询量不到6百人次。

　　怕影响仕途 官员不爱心理谘询

　　史占彪说，这一方面是官员对于心理谘询与心理辅导缺乏认识，另一方面是碍于面子不愿来，因为一旦被认为有心理问题，会让人耻笑或影响升迁。

　　对仕途的担忧，的确是官员不愿意接受心理谘询的重要原因。在大陆，谘询内容的保密工作做得并不好，官员们没有安全感，害怕自己的心理问题传出去，会被解读为不胜任某个职位。

　　许多专家透露：官员们要么在街边用公用电话做谘询，不透露真实姓名、身分，要么托朋友找可信赖的心理专家，并只愿在饭桌上述说心事。遭遇心理问题的官员不敢说，也不敢写，那些“局长日记”事件，让他们感到危机四伏。

　　与普通人向朋友倾诉来解决心理压力不同，官员们也难以从人际交往中排解压力。根据一项2千多位大陆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参与的测试结果，1/3的人人际交往差或较差。史占彪分析说，“他们因身分所限，不能建立过多、过密的人际关系。”

　　“官场就是这样，你希望自己在倒楣时得到他人帮助，基本不可能，大家都怕被沾上不利的东西。”许燕说，这种孤独的状态随官职提升不断发展，越到高层，朋友越少，“高处不胜寒”。

　　高官信教纾压 成为潮流

　　因此，不少官员被迫寻找其他途径，如信佛，目前，向和尚诉说心事，已成为一股潮流。江西东林寺住持大安法师曾透露：有一位市长级别的官员说自己活不下去了，想要自杀，问他该怎么办。类似事例还有很多，大安法师教这些官员们用佛教缓解压力。北京市宗教局一位人士还说：北京市某单位领导，希望到雍和宫烧头炷香，但又不希望被别人看到，于是托关系，在某天雍和宫开门前，先进去烧了一炷香。

　　面对官员日趋严重的心理问题，大陆中央和各地已密切关注，各种有关干部心理健康的讲座、书籍风靡一时，浙江等地还展开公务员心理健康促进试点工作，省委书记几度批示。

　　官员心理健康程度与执政能力的关系，也被公开讨论。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就曾发表文章，指出“提高党员干部的心理健康水平，是增进执政能力的重要手段和必要措施”。

　　组织部门亦与时俱进，在干部考核中愈来愈重视心理健康指标。北师大心理学院承担了干部选拔的部分工作，但许燕很快就发现，这项工作很难做下去，因为原有的一些心理测评方法被一一“破解”了。

　　“按道理说，这些测量工具都应该是保密性的，但现在都不是保密的。”许燕说。针对干部的心理测评方式，正不断被专门研究应试的人破解，导致测试者无法透过测评，得到真实资料。唯一的应对措施，只能是不断研发新的测评手段，而新手段用了若干次后，又会被再次破解。

　　这正是大陆“官心病”的恶性循环：不健康的官场生态，造成了过大的心理压力，并无法得到排解，官员不希望心理问题被他人知晓，想方设法向组织部门隐瞒问题，而这又进一步加重了“病情”。（取材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