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的“人际关系成本”究竟是什么？

近日，在“2008中国(重庆)民营经济发展论坛暨全国知名民营企业重庆行”的活动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谈到外地企业到重庆发展，如何应对“人际关系”时强调，一定要想方设法降低企业的“人际关系成本”。薄熙来说，外地企业到重庆投资，不怕手续麻烦，却特别担心当地的潜规则，最怕“不花钱，不办事；花了钱，乱办事”。

根据本人的阅读，这是中共高官第一次公开而且如此明确地承认在中国社会办事有“潜规则”存在，同时，也是第一次将“人际关系成本”这个新鲜的概念提炼出来，以概括中国社会运行的总特征。我为此而欢呼而激动！因为它找出了中国问题的症结。这个症结就是中国人的一贯的思想作风就是避实就虚，不理性，不务实，占小便宜而忽略了大体，因小失大，浑水摸鱼。中国的焦点问题之一的腐败现象与此关系密切。有人说腐败是社会的润滑剂，那么“人际关系成本”几乎可以与腐败划上等号。

在中国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如果你想了解社会的真实面目，那么，政府讲的话，你就得反着听。比如说，“应该实事求是”的真实含义是，我们这个社会弄虚作假的太多；“应该建设一个和谐社会”，其真实含义是，我们社会还很不和谐，等等。在这些大话语的背后，往往是反其道而行之。而这些大话，成为了掩盖事实真相的一个幌子。“人际关系成本”的说法开始接近事实的真相和认识的理性。这样一说，大家才感觉到，对于腐败的大量繁殖，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而不完全是执政者的问题。

干任何事情都得需要成本，不需要成本的理想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人际关系成本”的实质内容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得奖主科斯最早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论”，它认为，所谓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就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人们自愿交往、彼此合作达成交易所支付的成本，也即人——人关系成本。科斯从交易成本的分析角度，提出企业的存在是为了减少市场交易的成本，即市场成本的企业内部化。科斯在这里告诉我们，如果市场交易成本为零，企业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同样，国家和政府的存在也是一样的道理。

根据科斯的理论，良好的社会交往关系并不排斥“人际关系成本”的存在，然而，“人际关系成本”虽然必要，但并非良好的社会关系的充分条件。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该理论的基础部分是“自愿交往、彼此合作”。理论是一种抽象，“交易成本理论”也省略了很多文化背景的内容，例如“自愿交往、彼此合作”在西方不是问题，但是，在中国却一直是一个天大的难题。中国文化背景下，更多的情况是，强制交易和彼此拆台的不合作。一句话可以概括的是，中国的“人际关系成本”在不断恶化。

为什么会恶化？是有历史、文化渊源的。中国人崇尚“实”，得到的却是“虚”；西方人崇尚“虚”，得到的却是“实”。所谓“虚”，其实就是一种“关系”，也是一种“符号”。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是“虚”，是“关系”本身。“关系”本身不过是语言、思想和观念等，而不是物质的占有。所以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句话，中国人至今不懂得其深刻内涵。所以，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并不真的重视人生的意义，而是一味地追求物质的实际占有。中国尤其缺乏为了知识而知识的人群。（注意这里的“知识”并非狭义的“科学”。）其实，西方文明中的人更重视“关系”，但是他们不擅长通过物质的实际利益而建立“人际关系”，他们一般通过语言、思想和观念等“虚”的东西来建立这种关系。

如果以上的说法不太好理解，我们还是看看1979年诺奖获得者西奥多·W·舒尔茨是怎么看待“人际关系”的，他是公认的人力资本理论的构建者。在《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中，他阐述了许多无法用传统经济理论解释的经济增长问题，明确提出人力资本是当今时代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主要包括：（1）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人力资本理论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2）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人力资本投资与国民收入成正比，比物质资源增长速度快。（3）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主要部分。不应当把人力资本的再生产仅仅视为一种消费，而应视同为一种投资，这种投资的经济效益远大于物质投资的经济效益。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最基本的主要手段，所以也可以把人力投资视为教育投资问题。生产力三要素之一的人力资源显然还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具有不同技术知识程度的人力资源。高技术知识程度的人力带来的产出明显高于技术程度低的人力。

之所以搬出两位诺奖得主的理论，是为了说明西方人是真正的重视“虚”，但是却收获了人生的丰满和财富的创造；而中国人的“避实就虚”不过是为了赢得物质实际利益，并非真的重视“虚”。说白了，中国人搞关系的方式很原始，一顿饭就可以卖一次身，甚至造就一个豆腐渣工程。这是“因小失大”的典型。而西方人则聪明得多，不会将眼光停留在一个局部。这里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中国人本质上是消极的、懒惰的、颓废的，而西方人则是积极的、进取的、乐观的。物质的实际占有往往使人精神上逐步堕落。西方的宗教信仰克服了这一点。中国人却越陷越深。

还是一句老话，中国要好起来，就应该学聪明一点，谦虚、大度一些，从小事做起，培养计算的理性和思想的乐趣，明确产权，学习知识。当然，我们的“人际关系”也应该发生结构性的转换，由物质利益转向精神追求。而假大空和潜规则，应该让它们暴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