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鹤年的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大酒店——如你所知道的那样，它渐渐成为了人们旅途居住最豪华、最高规格的选择。但它的老板，酒店大王郭鹤年显得低调而神秘，他鲜有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郭芳

在一部英国人写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里，“香格里拉”被描绘成一块永恒、和平、宁静的圣土。

从此，“香格里拉”成为西方世界里“世外桃源”的代名词。这后来被《不列颠文学家辞典》认为是该小说最主要的功绩之一。

在亚洲世界，它还有另一个主要功绩——成就了一个酒店帝国的品牌，也成就了一个酒店业的巨子郭鹤年。

香格里拉大酒店——如你所知道的那样，它渐渐成为了人们旅途居住最豪华、最高规格的选择。但它的老板，酒店大王郭鹤年显得低调而神秘，他鲜有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

但他的名字仍然频繁地出现于地方时政新闻的报道中。今年上半年，与郭鹤年一起出现于新闻中的人物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辽宁省省委书记王珉、贵州省省委书记栗战书、河南省省长郭庚茂、辽宁省省长陈政高、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王正伟……他一直是内地各省高官尊贵的座上宾。他们与之会谈的主要内容不外乎：来我这里投资吧，或者，追加在我这里的投资吧，我给你提供好的环境和优惠的政策。

虽然并不一定热衷于政治，但确实，他与政界往来密切。在中国，郭鹤年已然建立了广泛、良好的政商关系。这种关系，深厚且悠久，贯穿于其在中国商业拓展的始终。

与北京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郭鹤年，马来西亚华裔，首富，一个庞大商业帝国嘉里集团的老板。其商业版图渗透至世界各地，经营业务从粮油糖业到金融、酒店、商贸和船运等等。

作为一位87岁的老人，当他出现在央视《对话》栏目现场的时候依然精神矍铄。他满脸温和，慈眉善目。但温和只是他性格里的一面，他崇拜成吉思汗，像成吉思汗一样，他也纵横驰骋，向诸多国家及领域拓展他的商业帝国。

当年，在郭鹤年还是20多岁小伙子的时候，他从父辈手中接过产业，以粮油业开始了未来商业帝国的原始积累。

在某一次郭氏家族的董事会议上，郭鹤年向家族成员大胆建议，把资金全部投入到炼糖业。他的理由是：食品方面除了大米、小麦，砂糖也很重要。“一两岁的孩子，哭的时候，晚上给他一点糖，他就安安静静了，父母亲第二天也有精神去工作了，所以价格炒得很高。”

他认为，这个市场永远存在。

将所有的鸡蛋全部放在一个篮子里，这的确很冒险。但正如他后来所说的，做生意的人一定要有一种胆量。“每一种生意都有危险，但假如一有危险，你就走开，那就永远是穷人了。”

当然，他的大胆冒险最终成功了，郭鹤年成为了当地数一数二的富人。

在媒体广泛的报道中，最鼎盛的时期，他控制了国际市场上每年食糖贸易总量的1/10，因此被冠以“亚洲糖王”的称号。但后来他对这一说法进行了纠正：1/20或许比较准确。

1973年4月的一天，糖王郭鹤年在新加坡的家里，接到了一个神秘的电话，在电话里，对方说自己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因为这件事情非常秘密，所以请郭鹤年一定、马上到达香港。

在香港浅水湾宝华大厦12层，郭鹤年约见了电话里的神秘人物——当时中国外经贸部的官员和华润公司的高管。

“他们一坐下去就讲，国家现在很紧张，缺糖。同时钱也比较缺，这种困难想和我商量一下。”郭鹤年记得，当时他们提出要求大约需要30万吨左右的糖，其市场体量等于现在的100多万吨。“这个行情一出去会震动国际市场，他们也要求我帮他们搞一些期货。”根据郭鹤年自己的估计，行情出去之后，糖价会跳到20%~25%左右。

郭鹤年答应了下来，在五六周之内专门替国家做这个事情。

这是一个绝密的行动，当时，只有巴西有这批货。为了掩人耳目，郭鹤年特意派了两个华裔前往巴西买糖，自己则去了日内瓦参加一个糖业的国际会议。同时，侍机买进期货。

但即使这样，同行还是得到了情报：有两个亚洲人天天在巴西的糖区进出。郭鹤年只有催促两人要加快速度。当时，巴西的砂糖进出口完全由官方控制，一听是中国要买糖，非常高兴，巴西政府很早便想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最后也给了中国优惠的价格，顺利完成糖交易。

“行情出来几天后，全世界知道了，市场真正开始涨，一开始涨，我就脱掉（期货），一路脱，一路卖，因为没有办法到高峰，全部卖完。”赚了大约四五百万美金，根据中国方面的要求存入了中国银行伦敦分行。

经此一役，郭鹤年成为了北京方面可以充分信赖的朋友，并被定位为“爱国华侨”。这为他后来进军内地市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改革开放最积极的回应者

上世纪70年代中期，郭鹤年将商业重心转移到了香港，一直到现在。香港成为了郭鹤年巩固自己商业帝国的重要基地。在那里，他成立了嘉里集团，兴建了香格里拉酒店，收购了香港英文报《南华早报》，入主香港无线电视，成为举足轻重的传媒大亨。

更为重要的是，香港是中国内地的桥头堡。那里是最好的窗口，瞭望这个世界上最广阔市场的改革与开放。

事实上，当中国内地开放的大门尚未打开而只是刚刚裂开一道缝的时候，郭鹤年却已经洞察先机了。

1977年，最先在上海，郭鹤年签下了一个大合同。在上海的外滩，原先英国总领事馆的一块地，可以盖很大的饭店。他请了美国夏威夷的设计师，找了洛杉矶的地震研究所，准备要建一座1200个房间的大饭店。

但郭回忆说，突然之间，上海市政府觉得有问题，提出来需要5000万美金建设整个上海的地下管道工程，要求把地下管道搞好再建饭店。

郭鹤年计算了一下，这么浩大的工程，5000万哪里能打住？万一1亿也不够，再来两亿怎么办？“我没有印钞票的设备啊。”

出于一个商人的风险意识，他决定暂时放弃了。

过了一年，他又带朋友去上海旅游，当时的上海市长请他吃饭，握住他的手跟他说抱歉。“中国旅游业一定要发展，（你）一定要帮助它发展。”这位市长对他说。

郭鹤年向那位市长承诺，这次不来，下次一定会来建饭店。后来在上海，郭鹤年不只是兴建饭店，还参与了虹口区的重建以及闸北不夜城的部分重建。

事实上，郭鹤年在很早期就觉察，中国的旅游业会有一天是全世界最繁荣的旅游业，杭州、桂林、敦煌、张家界等等，那些地方风景或古迹有天然的优势。但他同时发现，旅游资源很好，吃得也不错，但住的条件太差。

这正是香格里拉的机会。

早年，郭鹤年进入酒店业颇有些偶然的成分。他的三个华侨朋友，在新加坡买了一块地，却不知道怎么把这个地块运作好，于是找到了郭鹤年帮忙，让他加入，占10%的股份。郭鹤年当年在新加坡有很好的政商关系，他找到当时的新加坡副总理，说服对方同意将这块地转为建饭店的工商业用地。

但他的华侨朋友提出要他交进门费，这让他心里很不舒服。“叫我进来帮忙，还提出交进门费。”郭鹤年说，“但我已经答应了，退出来朋友的感情就破裂了。我只能咬牙跟着做下去。”

这也符合郭鹤年的性格。他重情义，与人为善，因此广结政商各界朋友。

“第一天开会，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没有人要发言。我就当我自己是董事长，我说，来，我们开会了。秘书在旁边，写回忆文章出来说，郭鹤年先生坐董事长的位置了。”

他的一个浪漫的法国朋友帮它取名为“香格里拉”。第一家香格里拉酒店在新加坡诞生了，且一鸣惊人，连创佳绩，成为新加坡盈利最高的酒店之一。

随后，郭鹤年相继在马来西亚、泰国、香港、斐济、韩国、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兴建了香格里拉酒店。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香格里拉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大型酒店集团。

香格里拉最终在内地的第一次试水，郭鹤年选在了风景如画的杭州。那是在1983年，香格里拉酒店集团与浙江省旅游局合作，拥有45％的股权，将当时的杭州饭店重新装修改造成为“杭州香格里拉”。

在郭鹤年的内地布局中，北京成为第二站。1985年，北京最核心的长安街，也即将迎来它的剧变。

有一天，郭鹤年的朋友告诉他，建国门外有一块地，40万平方米的一个大项目，问他有没有兴趣，建综合楼、写字楼、饭店、商场、公寓都可以。

“有自己人在竞争吗？”他问。对方说，没有。当时参与竞争的是美国大同银行和日本兴业银行。

那时候，他刚好有1亿多美元现金存在香港的盘谷银行。他决定用这笔资金与当时的外经贸部投资建设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打造一个地标性建筑。郭鹤年此举被认为是当时外资在中国产业界所推行的最大的投资计划，备受瞩目。

当然，在那个年代，如此大规模地投资中国，许多人为他捏一把冷汗。很快，遇上了1989年的那场政治风波。

风声鹤唳。

西方世界在制裁中国，外商们纷纷抛弃了中国市场。而郭鹤年不仅不撤资，相反还增加了项目和投资。

他向他的中方合作者许下承诺，“我一定不撤，一定要把国贸建好，而且要经营好。”

当年8月，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在钓鱼台国宾宴请郭鹤年全家吃饭表示感谢。席上，针对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总书记请教他，能不能用两年的时间恢复到原状？

他回答说，用不了两年。以澳大利亚为例，大量铁矿石积压，他们的工人也闲着没事干，这等于制裁他们自己。

如他所料，不到六个月之后，澳大利亚宣布解禁。

郭鹤年当然不只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他还是出色的政经观察家。国贸及整个中国的成功证明了他的敏感与远见。

直至现在，国贸这一包括酒店、写字楼、商场、高档国际公寓在内的综合性建筑群仍然是长安街上最具代表性的建筑，也成为了北京CBD的核心。

“现在一到北京来，坐车经过长安街，看到每一个建筑物越来越漂亮，感到很荣幸、和骄傲。”郭鹤年说。

他一直强调自己不是会精打细算的人，“条件完全不好的时候，我就来了。”但也正是因为不好的时候进来，他觉得他可以帮助推动中国的现代化。

后来，中国真的成为了境外商人投资的热土。郭鹤年对其他境外投资者的带动作用当然也是明显的。

上世纪90年代初，郭鹤年与李嘉诚每星期六相约在早上7点到香港的深水湾打高尔夫。

九个洞，三杆一洞，两人一般花40分钟打完。郭鹤年开玩笑说，李嘉诚的球术厉害，所以他的算盘也厉害。“球送过去，经常一杆进洞。我打的球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一杆进洞的。”

“身份”危机

作为内地改革开放政策最积极的支持者和回应者以及最早投资中国的外商之一，郭鹤年亲历、见证乃至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及现代化的进程，他热烈地参与、回应内地的改革开放政策，因此深得中国政治家的好感与欢迎。很多中国政府的领导人，都分别接见过他和表达过对他的赞赏。

在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最后一次正式对外会见中，郭鹤年成为了重要的主角。邓公与他握手拍照，感谢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并就实现祖国统一、中华民族振兴等问题，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这一次的谈话最后被收录在《邓小平文选》中，邓公与海外侨胞的单独谈话被收入文选的并不多见。

当然，庞大的中国市场也给予了郭鹤年丰厚的回报。

目前，香格里拉酒店在全球开业已达72家，其中，在中国就有34家；全球在建的有45家，其中28家在中国——未来，全球一半的香格里拉酒店将散布于中国的旅游和商务繁华城市。

与此同时，做粮油起家的郭氏家族也将目光盯紧了国内的粮油市场。1991年，郭氏在内地投资的第一家油厂南海油脂企业正式落成。

郭家确信，几十年后，中国一定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中国拥有最庞大的人口，也拥有一个同样庞大的粮食市场，他们认为，应该在中国建立世界上最先进、最大规模的工厂。事实上，他们也一直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在短短的20年后，郭氏家族终于成就了中国粮油市场上的一个巨无霸。益海嘉里集团在全国的40多个地方，建了170多家工厂，年营业额达100多亿美元。仅以食用油为例， “金龙鱼”、“香满园”、“元宝”、“胡姬花”等16个品牌均为丰益国际旗下的食用油品牌，几乎占据了中国相当部分的食用油市场。

与此同时，财大气粗的益海嘉里在国内高价“抢粮”的新闻也层出不穷。

2010年7月，新华社撰文，点名郭鹤年家族控股的益海嘉里集团等外资粮企，重金“抢粮”，引发农民惜售心理加剧，导致内地小麦价格疯涨。

中国人的担忧几乎顺理成章：如此大规模的粮油集中在一个外资企业手里，是否会造成中国粮食安全的威胁？

郭鹤年觉得很奇怪，也颇有些委屈，“为什么把我们当做外资？欢迎我们来的时候，是讲华侨……为什么突然间，竞争不过益海嘉里集团，用这种话来给政府方面、给媒介方面一种风波？我也对国家的领导表态过，我们只要求平等竞争，不要用特殊的手段来供给我们。”他说，“我们不是外资，是华资啊。”

郭鹤年信奉孔孟之道，“做生意也要尽量靠道德的路线，才能够有存在一两百年的希望”。当年那些与他一起卖米，而且比他做得更大但手段太狠的米商现在已经完全在市场上消失了。

他相信人人都有好运气。当然，运气不可能是一切，“肯定90%以上要靠自己的勤奋和智慧”。他勉励年轻人，世界上只要一天有太阳、有氧气、有人类，永远都有生意的机会。“但是时代变了，你要跟着时代变，不能到了22世纪你还是21世纪的头脑。”

他这样总结了自己的成功之道：得到相当的教育，能读、能听、能算；多交朋友，但要学会分好的朋友和不好的朋友；私生活形成很好的规律，早睡、早起，每天要比竞争者多干几个小时。

他希望他的子女，都会替公司做一点好事情，用慈爱的心照顾底层的职工。他在遗嘱里给他的子女们都留了笔钱。“但是不多，假如要天天到澳门赌场，喝最好的拉菲，吃最好的鱼翅，这些钱当然不够。假如他们会做好人，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