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年前曾经是你死我活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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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年前曾经是你死我活的敌人

2000年11月24日来谢罪的侵华日军老兵盐谷保芳和老对手八路军区委书记王永坚握手,并且换了帽子照相。

1943年侵华日军盐谷保芳自己拍摄的山东泰安某村的小孩子们

1943年山东泰安村民由于恐惧日本鬼子给鬼子曹长歌功颂德

侵华战争中的日本鬼子准备进村之前

原八路军山东泰安第一区区委书记王永坚写的回忆录

2000年盐谷保芳来华谢罪的时候

 

2000年侵华日军老兵盐谷保芳来华谢罪的时候,我负责“张罗”。这个“张罗”的意思,就是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地协调谢罪的行程、内容;联系各路媒体的采访、报道。我为什么管这些“麻烦”的事情呢?纯粹,是没有人管。我向上级汇报了,希望他们管,可是,上级说:“你自己弄吧。”我想,就是北京王致和臭豆腐工厂,也要敬业在先吧?

我印象中,侵华日军老兵盐谷保芳来华谢罪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他见当年的“死对头、”原八路军山东泰安一区的区委书记王永坚。

我写这些故事的时候,查阅了王永坚的回忆录《风雨八十春》一书。

我还查阅了解放军记者刘燕红同志,和侵华日军老兵盐谷保芳共同在日本国出版的图书《鬼子又来了》。

这些书,写得太好了,作者详细记载了当时的情景。我看了以后倍感亲切。

我当时,左右协调,没有时间详细记录。十年光阴荏苒,回头看,只有惊喜。

我们当时去采访,像安排老八路王永坚和侵华日军老兵见面;而且,两个人还分别在不同的阵营,作为“敌对一方”打了好几年;这种采访机遇,纯属偶然。盐谷保芳在1942年到1945年,知道王永坚的名字。因为,炮楼的墙上,写着“八路军要犯”的名字,王永坚是区委书记,自然“榜上有名。”

回忆当时,是我向泰安外办随时提议:“是否能安排当地老八路、老游击队员、老战士?和侵华日军老鬼子见面?。”而泰安市外办马上和泰安市解放军休干所联系的。谁知,来的老八路王永坚正是和侵华日军59师团驻在泰安部队打过的人物。

我们当时去采访,有各路记者。大媒体,有《东方时空》的记者、摄像四人。小媒体有解放军《军营文化天地》这样的杂志记者刘燕红一人。地方媒体,我不熟悉,不再列举。

见到老八路王永坚我倍感亲切。为啥呢?我们两个曾经是一个部队的!我是铁道兵6师汽车营的士兵,而他是铁道兵学院的政委。用我们部队的话,他是“首长。”

我了解到,王永坚在解放初期就是上校军衔,按照日本军队的编制,相当于“大佐”军衔。我翻译给侵华日军盐谷保芳了,他马上说:“我的天呀,我才是曹长。你是大军官!”

 

采访侵华日军盐谷保芳的资料王永坚在《风雨八十春》最后一段里详细记载了。如果我会想、复述,还不如首长自己写得好。在次机会,我转载如下:

 

特殊的接见

 

2000年11月下旬的一天,泰安市政府外事办公室的同志通过干休所的领导找到我,请我接待一位特殊的日本客人。

事情是这样的:这位日本客人叫盐谷保芳。1942年4月,当年仅21岁的盐谷保芳应征入伍,编入侵华日军驻泰安的第五十九师团四二九二奥中部队,参加了对华侵略战争。他曾多次随部队参加对徂徕山等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并亲手杀害包括八路军战士在内的十余名中国人。日本投降后,他返回祖国。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对那场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感到耻辱,对自己所犯罪行感到深深的自责和悔恨。他主张日本人民和政府要深刻反省,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世代代和平友好。他参加了中是友好协会组织并担任了当地的会长,与当年参加战争的许多老兵一起积极从事中日友好工作。1985年以来,他开始了“谢罪之旅”,已先后十几次率团来中国,在北京、成都、泰安等地向青年学生等作报告,控拆和反省侵华战争和他自己所犯罪行,表示真诚的谢罪,并以实际行动尽力为自己的过去赎罪。

他和他的那些老兵们先后向泰安等地的教育部门捐赠了价值约二百万元人民币的电子琴等款物。他被聘为泰安实验学校名誉校长,1988年被泰安市政府授予第一批外籍“荣誉市民”的称号。这次来泰安,他专门提出要向当年在泰安当地坚持抗日斗争的八路军指挥官当面谢罪。市里有关部门确定由我代表当年的老八路出面接待,满足他的这一特殊要求。

这次会见地地点确定在我们干休所的会议室。第二天上午,这位盐谷保芳先生在市外办李钦忠同志陪同下来到干休所。一见面,李同志刚刚作了互相介绍,只见这位盐谷保芳先生“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头深深地埋进怀里,良久之后才站起身来,已是满面涕泪交流。就在这一刻,我的心也被深深震撼了,尽管此前我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们的心相通了。

入座以后,我仔细端详了一下盐谷保芳先生。他当时已年近八旬,比我大三岁,长得精干瘦小,但行动仍很灵活,气色很好,可知身体状况不错。寒喧之后,我们的话题直接切入六十多年以前的那场战争。他说他当时入伍后的任务是训练新兵并指导驻泰安各地是伪军的训练,先后驻防泰安火车站、大汶口、黄前等地,对自己随队参加对徂徕山等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所犯罪行再次深表谢罪,请求泰安人民的宽恕。我对他的悔过表示赞赏,也向他介绍了我的简历,并对我亲身经历和所知道的日军在泰安的暴行进行了控拆。我谈到我当年在杨庄战斗中突围后,日军不但烧了房东老李一家的房子,还把他十岁的孩子丢进火堆险些烧死;谈到我从长城岭到牛山口突围后,日军放狼狗咬死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并开枪将其父亲打死;谈到1939年冬的“萃英中学事件”,日军待逮捕了四十余名进步师生,有的被严刑摧残致死,大部被拉到东北或日本国内做劳工,绝少生还;谈到1942年初日军制造的“黄前惨案”,有一百余名赶集的无辜群众被驻黄前据点的日军用机枪射杀,尸横遍野……。盐谷先生肃穆不语,连连点头,一副愧疚和沉痛的表情。

我们谈及驻本西张店、黄前的日军指挥官佐藤、沈若藏、桥兆等,盐谷先生称他都知道或熟悉,他们是日军军曹级下级军官,他本人也于1945年春提任军曹。我谈到1945年春我任黄山区区委书记兼区中队指导员,主要对付的敌人即是黄前据点的日伪军――当时泰安东部仅余这一据点,日本宣布投降后,我率队参加了对该据点的围困。后这部分日军乘隙撤入泰城。盐谷先生点头称是。

六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这当年的战场上的死对头现在都成了年逾古稀的“老鬼子”和“老八路”,成了促膝谈心的朋友,不由得使我们感慨不已,深深地理解了“化干戈为玉帛”、“相逢一笑泯恩仇”的真实含意。我们交谈得十分融洽。最后我们依惜别,盐谷先生与我约定他还要来泰安与我见面。

此后的2001年5月和2003年9月18日,他又两次来泰安,并专程来与我会面交谈。我们既已成了老朋友,也就不再客套,谈话也涉及到中日关系上比较敏感的话题。同时我也感觉到,由于双方文化不同,对一些事物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对此盐谷先生总是开诚布公、毫不遮掩地直抒己见,显露出他襟怀坦荡、光明磊落的品格,这是很难得并令人钦佩。

比如我提到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一事严重伤害了亚洲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的感情。盐谷先生认为,小泉纯一郎完全是在做政治秀,日本不会再走军国主义老路,中国人民完全不必但心。靖国神社只不过是日本人祭祀死人的地方。我提出神社也供奉着二战时期的东条英机甲级战犯的牌位,这难道是热爱和平的表现吗?他解释人死后不应该分好人坏人,再追究一个死去的人没有意义,并称爱好和平的人也去靖国神社,凶手他自己。大部分人士通过这种祭祀来祈祷和平,希望不再发生类似的战争。这是一般日本人的想法。

当我提到日本右翼分子非常猖狂,聚众闹事,意欲煽动日本军国主义情绪,引起中国和亚洲人民的关注和反感时,盐谷先生解释说日本右翼分子只是极少数无职业、无收入的青年人,根本掀不起风浪,只是有人出钱,他们才胡闹一通,他们的行为甚至遭到家人的反对。一旦成家立业,他们中大部分就会脱离这一群体,完全不必为此但心。

我们还谈到关于日本教科书中不承认侵略战争问题。盐谷先生认为,不承认是侵略是绝对错误的。他现在所做的正是让日本的年轻人了解那场侵略战争。他经常在学校里、在吁中日两国青少年充分认识那场战争,以相互理解,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但日本宪法规定每个县(相当于中国的省)的教育委员会都有权自定教科书的内容,中央政府不好干预。有问题的教科书就是被通过出版,学校也不一定使用。对于那场战争,虽然日本政府官方不认罪,但日本人民应该认罪,他现在所致力的就是推进民间的反省认罪活动。

这次临别,我将我写的一首诗《和解》赠与他,他十分高兴,认为是准确地表达了双方的心情。诗曰:

六十年前老对头,皓首重聚成朋友。

缘何对头成朋友,正义力量是枢纽。

明史鉴今朝前看,中日携手作朋友。

桃花樱花竞开放,吉祥如意代代久。

 

盐谷保芳先生雅正

                                        中国老兵王永坚硬笔书赠

                                                  2003年918于泰安

 

盐谷先生回日本了。他走后,我从互联网上了解到,解放军出版社《军营文化天地》记者刘燕红已把盐谷先生的中国谢罪之旅撰写为报告文学,书名为《鬼子又来了――中国年轻人眼中的日本老兵谢罪之旅》,已由日本侨报社正式出版,并于“8.15”日本投降日前夕在东京举行了出版报告会。我十分赞赏这位老人的良知行为。但我又隐隐觉得这位老人对于现在日本政府的所作所为缺乏警惕和敏感,对于中日关系的未来过于乐观。时近岁末,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已修改了《日本国民自卫他条例》,决定派兵去伊拉克并受权自卫队可在不予预先警告的情况下向任何他们认为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的人员和车辆开枪开炮,这就本质上改变了自卫队自卫的性质。和平从来不是由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善良愿望所决定的。看来我和盐谷先生的探讨也还要继续下去。我期待着与他的再次会见。

 

笔者补充一下老八路王永坚同志的简历:

 

王永坚,1924年出生于山东省泰安县冯家庄曾用名刘逢喧、刘琦。1938年加入“青年抗日先锋队”,发动组织抗日武装,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初任中共泰安县冯家庄党支部书记,1940年任泰安县第一区区委组织委员、代理书记,1941年任泰北县岱东区区委书记,1942年任岱峰区区委书记,1945年任泰历县黄山区委书记。1945年调入部队工作,先后任独立营党总支书记,副政委、基干营教导员、军分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鲁中军区警备团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莱芜、泰安、孟良固、解放泰安、济南及沧海等战役。建国后,先后任铁道兵直属医院政委、铁道兵学校干部部长、校务部政委,铁道兵学院训练部副政委、院务部部长、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上校军衔。1984年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1983年副军职待遇离休。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5年,山东的老八路王永坚,日本国的侵华日军老兵盐谷保芳还常常给我来信。而他们十年前见面的情景,被日本侨报社用日本语在日本国出版了。我希望中国和日本国的老百姓之间有更多的交往、交流。

中日友好、日中友好,不能停留在两国领导人握握手,说:“友好”的层面上。

 

201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