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是否该死

苏格拉底是否该死 　张远山.

美国自由报人I·F·斯东晚年穷十年之功所著《苏格拉底的审判》一书（三联书店1998年2月版，董乐山译），是一本趣味盎然的佳作。但或许是由于作者本人并非哲学家的缘故，虽然在史料的爬梳整理上用力甚勤，但由此引出的重大问题却并未得到正面解答。 

民主制度有一个根本性前提，就是言论自由。而对自由言论中反对民主或不利于民主的言论的制衡途径，则是自由辩论。自由辩论当然也属于言论自由的组成部分，但认为"自由辩论足以战胜一切反对民主或不利于民主的言论"，却是"言论自由"这一民主大前提中，未经深入批判的一个想当然的假设。这一假设或许只是一个无法证实的信念：自由辩论足以把一切缺乏真理性的言论予以消毒，使之不可能真正威胁民主制度本身。 

然而有史以来一切像苏格拉底这样的杰出者，大多具有贵族倾向，是精英主义者，他们先天地具有自我优越感，认为人是先天不平等的：有的人是用金子做的，有的人是用银子做的，有的人是用铜和铁做的（参见柏拉图《理想国》）。因此，让用金银做的高贵者做统治者，而让用铜铁做的卑贱者做被统治者，就成了理所当然的结论。这种言论必然会威胁到民主本身的存在基础。如果所有的思想都无罪，而按某些思想去行动就是有罪，那么就必然导致思想与行动的背离。民主雅典允许苏格拉底有反民主的言论，但民主雅典是否应该允许苏格拉底的学生和信奉者把苏格拉底的反民主言论当成"行动纲领"，把反民主思想付诸社会实践呢？让具有民主倾向的非杰出者与具有贵族倾向的杰出者进行自由辩论，后者的杰出口才几乎必然使前者不堪一击。哪怕民主思想具有更多的真理性，但民主的平庸辩护士很可能由于才情的有限而把一个具有极大真理性的论点辩护得漏洞百出，而反民主的杰出斗士却更可能把真理性不足的反论点阐述得天衣无缝。庄子可以说后者"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荀子可以说后者虽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是"虽辩，君子不听"。极少数深究哲学者固然知道，真理是朴素的，而未必是雄辩的，但是自由辩论面对的是广大远未精通哲学的普通听众，因此大多数人是会在口服之后立刻心服的，甚至是谁雄辩就听谁的，结果就很可能变成孔子所痛恨的"利口覆邦家"。对此，民主的自由辩论有什么好办法呢？当雅典民主派没有办法通过自由辩论战胜苏格拉底的时候，他们就放弃了"君子动口"的约定，而采取了"小人动手"的下策--判处苏格拉底死刑。 

看一看两次投票表决的戏剧性结果，就能知道不完善的民主制度多么无奈。第一次投票定性：280票对220票判处苏格拉底有罪。经过自由辩论后第二次投票量刑：360票对140票判处苏格拉底死刑。也就是说（按斯东的算法），在原本判他无罪的人中，竟有80个人转而投了他的死刑票。但也有可能是这样：一部分原本判苏格拉底有罪的人，听了苏格拉底的自辩后，被他说服，在量刑时赦免了苏格拉底，而有超过80个以上原本判他无罪的人，被苏格拉底的自辩所激怒（因为他说得"太有道理"了），转而判了他死刑。无论实际情形是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都说明雅典民主派失去了理智，他们恼羞成怒了--因为自信真理在握的他们，居然在自由辩论中一败涂地。 

由于缺乏哲学头脑，缺乏对苏格拉底的哲学精神的真正理解，斯东花了十年时间写出这部专著，仅仅是为了证明一个非常奇怪的结论：苏格拉底是故意求死，他故意激怒并诱使雅典人判处他死刑，并且不肯减刑或赎身而坚持服毒而死，以便用自己的生命证明雅典民主制度有罪，而雅典人没能识破苏格拉底的诡计，上了他的大当，如他所愿地判了他的死刑。也就是说，斯东把雅典民主派的政治矛盾性与苏格拉底的哲学彻底性之间不可调和的必然冲突，理解为雅典民主制度的一个偶然的技术失误。这是非常可笑而难以服人的。斯东认为雅典人不该判苏格拉底死刑，但斯东却丝毫不喜欢苏格拉底。他认为苏格拉底只是一个疯子，一个小丑。斯东对苏格拉底完全不理解，对哲学更是毫无会心。我认为判处苏格拉底死刑的雅典人倒没有真正蔑视苏格拉底，而认为不该判处苏格拉底死刑的斯东，却严重侮辱了苏格拉底，也大大地侮辱了哲学的尊严。顺便一提，这也是我认为民主派人士大多无知浅薄的理由之一，彻底民主派常常没有任何哲学头脑。 

同样由于不理解哲学，斯东像古今许多弱智者一样非常反感苏格拉底的"装傻"，认定"苏格拉底在装傻之下极端地自大"，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苏格拉底的"装傻"，就是为了让你自己认识到你的思想缺乏哲学彻底性：你的第一步推导是对的，第二步也对，第三步也不错，但最后的"合理"推论却与你最初坚持的偏见相反--只是你拒绝承认这一推论的"合理性"，因为如果你承认这一推论的"合理性"，你就必须放弃你最初的偏见。这怎么是苏格拉底在装傻或设下陷阱让你钻呢？如果你的信念是认真思考过的，为何会如此前后矛盾呢？有人会说，既然你苏格拉底不同意人家的意见，那么为什么自己不拿点正确意见出来呢？如果你自己拿不出正确的意见，那就免开尊口。这是非常错误的观点。正如在费马大定理尚未得到证明之前，旁人虽然无法提出正确的证明，却有权要求任何自认为能够给出证明的人保持证明的逻辑完整性。给出错误证明的人，不能因为批评者自己也无法给出证明，就剥夺旁人对他的证明的批评权。苏格拉底的自认无知，决非装傻，更非自大，而是对完善的一种敬意。他反感任何人自以为真理在握。而且事实上，所谓的理想国，是柏拉图给出的，而非苏格拉底给出的。苏格拉底是哲学之父，而柏拉图只是观念论之父，两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观念论只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一旦僵化甚至是反哲学的。而苏格拉底反对一切僵化。有人认为苏格拉底这个小丑，是借了柏拉图的生花妙笔而得以不朽，我认为恰恰是柏拉图扼杀了苏格拉底的哲学精神。所以，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可以被基督教神学所利用，但苏格拉底却不会被任何僵化的思想体系所利用。苏格拉底是哲学精神的不朽化身，是哲学批判精神的永恒象征。有无数反对柏拉图的哲学家，也有无数反对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家，但所有真正的哲学家，都永远不会反对苏格拉底。因为苏格拉底从来没有要求你不反对他，也从来没有要求你赞成他的任何观点。他只要求你认识自己，他只要求你认识你的矛盾，如果你的思想没有矛盾，那么他鼓励你坚持自己的彻底性。他从来不鼓励盲从，包括不盲从"民主"等等一切好听的名词。反对审判更反对审判结果的后世的彻底民主派（比如斯东）认为，应该允许任何人说话，包括允许反民主派说话，因为言论无罪。但斯东没有说明，恐怕也无法说明，如何消除反民主思想对民主制度的威胁。他也没有意识到反民主派往往比民主派在才智上更杰出--尤其当反民主派并非事实上的统治者而且不想向统治者献媚时，更是如此。统治者不必因为才智上的优越，而仅仅只须出于自身利益就会反民主。而思想家仅仅因为才智上的优越，就往往拒绝与才智平庸的普通人平起平坐。因此，才智平庸的民主派往往不是才智杰出的反民主派的辩论对手，民主派在哲学论坛上简直就不堪一击。结果就会变成：言论自由允许反民主言论，自由辩论使民主派一败涂地--民主制度的根本前提和基础假设，却为民主制度自身掘好了坟墓。 

雅典的反民主派人士（比如苏格拉底）的声望日益高涨，除了其杰出才智以外，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制度上的支持：雅典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另一个非民主的制度之上的，那就是奴隶制。这一复合而且矛盾的制度本身，已经肯定了人与人或至少是族与族的不平等。反民主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不反对奴隶制度毫不奇怪，因为这与他们的"人与人天生就不平等"的思想完全一致。但雅典民主派（包括亚里士多德）不反对奴隶制度却是与其思想根本矛盾的，这一矛盾决定了雅典民主派的不彻底性。因此赞成奴隶制度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反民主是前后一贯的，民主派的审判苏格拉底也是前后一贯的。但这是两种相反的前后一贯：苏格拉底的一贯是哲学彻底性的一贯，是不矛盾的一贯；雅典民主派的一贯是现实不彻底性的一贯，是矛盾的一贯。 

撇开哲学彻底性是否有可能在全人类的每个人中普遍实现（我认为决无可能），我起码可以断定，具有哲学彻底性的人，一定比不具有哲学彻底性的人，更有智慧。也就是说，既然雅典民主制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奴隶制之上的，那么，生活于这一制度中的苏格拉底，为了保持哲学彻底性，也为了追求真正的智慧，就必然会反对民主。而且在反对民主的过程中，他的思想内部必然更少矛盾，思维更流畅，言辞更雄辩。而同样生活于奴隶制度中的雅典民主派，由于无法在现实利益和哲学思辨之间保持统一，那么其思想内部必然更多矛盾，思维更枯涩，言辞更不雄辩。所以，雅典民主派无法在自由论坛上战胜苏格拉底师徒，就是必然的。也就是说，只要完美不降临尘世（而完美必然永远不会降临尘世），那么，追求哲学彻底性的人间智者，就一定会成为其哲学彻底性的殉道者，不管殉道者所殉之道，用世俗道德来看，是好的还是坏的。比如在民主成为主流的当代，许多人（包括没有哲学头脑的斯东）会认为苏格拉底的反民主是可恶的。然而我决不这样看。只要世界不完美（而世界一定永不完美），就一定需要坚持哲学彻底性的人对现实世界加以批判。哪怕民主的基本价值是善的，但如果没有"反民主"的批判，那么民主的善也必然会走向恶。苏格拉底的"反民主"，最根本的一点是反对民主制度的不彻底性，也就是反对当时的雅典民主制度的不完善。如果哲学家所反对的东西，本质上是恶的，那么这种反对的价值无须讨论。如果哲学家反对的东西，本质上是善的（然而并非至善和完善），那么哲学家的反对就是这种本质上虽善但还不够完善的东西的防腐剂，是防止这种本质上虽善但还不够完善的价值中的消极因素不发展成极端、不走向反面、不转化为邪恶的重要保证。因此，无论多么完善的制度（哪怕是迄今为止最完善的制度）都不能剥夺哲学家的批判权力。所以没有哲学头脑的福山认为民主已经在全世界获得了全面胜利，因而"历史已经终结"（参见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是纯粹的痴人说梦。福山的立场，就是认为哲学家已经可以退场了。然而这种以为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已经完善到无须批判，已经完善到不可能再有真正挑战者的思想，本身就是美国民主制度有可能走向反面的危险信号。 

当然，当年的雅典大众正如任何时代的大众一样，并不想追求不矛盾的一贯性，并不想追求哲学的彻底性。"哲学彻底性"是不朽的苏格拉底发明出来并得到后世所有真正的哲学家赞同的，但后世的普通大众未必赞同，即便口头上赞同，也决不会付诸实践；当年的雅典人则更是闻所未闻，遑论赞同。当年的雅典大众毋宁认为苏格拉底是个得了好处还卖乖的疯子：你既已得到了奴隶制的物质好处（比如可以不事生产），又得到了民主制度的好处（比如可以自由言论），却居然"丧心病狂"地来反对民主，非疯子而何！ 

当年支持审判苏格拉底的雅典人是为了保卫民主制度，后世反对审判苏格拉底的彻底民主派同样是为了保卫民主制度，后者认为保卫民主制度首先必须保卫其前提--言论自由。然而在我看来，苏格拉底又何尝不是为了发展更好的民主制度？--即便这并非他的主观意愿，然而客观效果是不以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区别仅仅在于，保卫者认为现有的制度已足够好，而批判者认为现有制度还不够好，还可以更好，至于更好的制度是否民主制度，则可以再讨论--或者，既然你们认为现有的民主制度已经是最好的民主制度，那么被逼无奈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也许就不得不认为，更好的制度不该叫"民主制度"，因为许多人眼中"最好的民主制度"在他看来不够好，所以更好的制度也许不妨叫"代议制"、"君主立宪制"或其他名称。由此可见，苏格拉底即便主观上反民主，也是无罪的。因为他的真正愿望，是完善雅典的政治制度，不管这种政治制度叫什么名称。而雅典人认为要保卫民主制度，就不能允许苏格拉底肆无忌惮地反对民主制度，煽动对民主的敌视态度。后世的彻底民主派则认为，不允许苏格拉底或任何人自由发表意见，就不是真正的民主。在苏格拉底是否该死这一点上，雅典民主派与后世的彻底民主派有了重大分歧。这一分歧不仅仅有关一个哲学家的生死，而是决定整个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生死攸关的大是大非。 

后世的彻底民主派（比如斯东）认为，审判苏格拉底是雅典民主的污点。但后世的彻底民主派不肯承认：不审判苏格拉底这个影响最大的反民主派，当年的雅典民主就朝不保夕（已经发生过由苏格拉底的学生领导的三十僭主事变）。雅典人究竟应该何去何从？是宁要一个污点，也必须永远保住民主制度；还是宁要清白，而丧失这个制度？如果宁要清白，那么取代民主制度的任何制度都必然犯下更多更大的罪恶，那些罪恶将使这个污点显得微不足道。雅典人选择了前者，审判并杀死苏格拉底。我认为雅典人在历史的阶段意义上做得很对，我相信任何一个赞成民主制度的现实主义者都会站在法庭的一边。甚至反对民主制度的人大概也不得不承认，雅典人的选择是颇为明智的，决非失去理智的疯狂，更不是像斯东等人认为的那样"一失足成千古恨"。 

然而雅典人确实也无法回避一个反诘：批评民主制度的人不会因为苏格拉底之死就绝迹（比如还有柏拉图），雅典人是否要对所有批评民主制度的人都大开杀戒？如果这样，那么民主的大前提（全体公民都有言论自由）就将不复存在，言论自由就仅仅意味着对现存制度的"自由"的歌功颂德，那样民主就会变成一种大多数平庸者（对少数杰出者）的独裁。如果审判苏格拉底而放任柏拉图，那么两者的分寸如何掌握才能有别于专制制度？当然，赞成民主制度的人也有不少是反对审判苏格拉底的，且不说当时就有投反对票的（但后世所有研究此案的人大多不重视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普通人--这种不重视普通人意见的态度是根深蒂固的，普通人自己也不重视自己的意见，这就是反民主的精妙言论常常会赢得公众喝彩的社会心理基础），引起我注意的是后世的彻底民主派，他们认为雅典人的审判苏格拉底是个错误。但后世的彻底民主派却在用苏格拉底所发明的哲学彻底性来反对雅典民主派，这首先是个厚诬古人的年代错误。其次，后世的彻底民主派没有意识到，哲学的彻底性与政治的现实性几乎完全不能相容。也就是说，反对审判的后世彻底民主派要求雅典民主派追求当年朝不保夕的民主制度不可能追求的哲学彻底性。 

事实上，不论当年雅典的现实还是现代社会的现实，都不可能把任何理论的彻底性付诸普遍的社会实践。因为任何把先进理论的彻底性付诸实践的社会运动，都会毁掉现实，毁掉一切哪怕原本先进的制度设计。即便是民主制度，也不能保证其彻底性--而这正是哲学有权批判任何制度的根本理由，而且这种批判虽然永远不识时务，但却在长远的历史意义上价值重大。彻底性是哲学追求的目标，而不是现实政治追求的目标。所以民主制度也必须允许哲学家对之进行批判，因为民主制度（尤其是现有的不完善的民主制度）即便是迄今为止最好的社会制度，也决不可能是永远最好的制度，更不是最好的可能制度，因此民主制度也不能拒绝哲学批判。谁也无法断言，现有的民主制度是最好的民主制度；也许可以说，现有的民主制度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制度，但以往中外历史上的许多制度，都曾经是当时有史以来最好的制度，然而如果没有对那些"有史以来最好的制度"的哲学批判，那么就不可能有现在的"有史以来最好的民主制度"。因此，作为哲学家，苏格拉底有批判的权力；但是，作为哲学家，苏格拉底更应该理解政治的现实性，不能把不食人间烟火的哲学彻底性强加于现实政治。现实政治不可能彻底，现实政治就是妥协，因为只有妥协，才能容纳丰富、容纳多样、容纳矛盾。彻底性一旦实现，就扼杀了丰富性和多样性，就会像恐龙一样走上特化的不归路，当环境不适合这种特化时，任何特化的恐龙都会灭绝--这就是比专制制度优越的雅典民主制失败的真正原因。 

然而我是否已经陷入了双重标准了呢？既坚持哲学批判的绝对权力，又理解甚至支持某种程度的现实政治的相对妥协，甚至主张有时必须为了现实而牺牲哲学家，那么哲学家岂不是自讨苦吃吗？是的，做哲学家，就是自讨苦吃的。做哲学家，就必须随时准备殉道。在现实政治中，有时明知哲学家是对的，也必须拿他祭刀。比如说，苏格拉底的殉道就有双重价值，对雅典民主派来说，他们消灭了一个对民主制度最大的威胁；从历史意义来说，后起的近代民主制度，由于苏格拉底的殉道，而终于使近代民主比雅典民主更完善了。也就是说，哲学彻底性也许不是当时的现实可能性能够容忍的，也就是太超前了，但真正有价值的哲学彻底性，必定会有长久的未来，必定会从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一个不超前的思想家，根本就不配被称为哲学家。既然超前了，付出代价就是合理的。而且代价决不会白付，长远来说，得益的是全体人类。 

然而我们同样面临第二个更难应对的反诘：如果连民主的制度都可以对反民主的人开杀戒，那么一个不民主的制度是否就更有理由对主张民主的人大开杀戒？答案显然只能是这样。要求一个专制制度对民主派宽容无疑是与虎谋皮，因为连主张言论自由的民主制度都无法宽容仅用言论反对民主的人士。而且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如果以"哲学的彻底性"来衡量，专制制度的不宽容反而比民主制度的不宽容更合理，更不矛盾。因为专制制度从一开始就没有许诺过宽容，只宣布了"格杀勿论"；而宣布了宽容的雅典民主制却祭起了戒刀。这应该引起一切赞成民主制度的有识之士的深刻反省。这更进一步证明，即便是民主制度，也不能拒绝哲学批判，哲学批判是防止社会腐败和制度恶化的重要武器，哲学批判是文化的消毒剂和防腐剂。 

可以进一步追问的第三个问题是：现代民主制度已经不同于建立在奴隶制之上的不彻底的雅典民主，现代民主制在理论上已经取消了任何奴隶制度的合法性。但是不同国家与不同民族之间的不平等依然广泛存在，当某些强国的自由繁荣建立在对弱小异国的自由繁荣的压制上，那么这种现代民主制度是否比雅典民主更合理呢？即便比雅典民主制度更合理，它是否就有拒绝批判的豁免权呢？我认为没有。 

可以追问的第四个问题是：现代言论自由的制度客观上只保证了少数知识精英的话语权力，而无法充分满足普通人的表达自由，那么这种言论自由是否真正平等地给予了所有的人呢？如果大部分知识分子由于占据了话语优势而骨子里依然瞧不起普通民众，甚至毫不掩饰地在言词之间对民众竭尽侮辱嘲讽之能事，那么民主制度在其形式躯壳之下又如何在实质上真正实现？《世界人权宣言》所许诺的"人人在尊严上一律平等"又如何保证？在希腊城邦小国寡民式的直接民主制度下，普通人的言论权利尚且遭到知识精英们的蔑视（尽管这些普通人判处了苏格拉底死刑，但后世的知识精英们对此的愤慨程度远远超过了对任何一个无辜的普通人的处死），那么现代广土众民的国家中大多数陷入失语症状态的普通人的民主权利，又怎能得到真正的保证？ 

可以追问的第五个问题是：身体的奴隶制度虽然大致已经绝迹，但精神上的奴隶制度如何消灭？在现代传媒制度和消费主义商业时尚的双重夹击下，一切独特趣味和独创思想一经问世就立即变成了廉价的精神预制板，现代大众除了陷入思想的真空（如果没有学问）和思想的极度混乱（如果有学问），大概唯有一条出路：把自己的灵魂模铸成标准的六边形蜂巢状。绝对言论自由的结果可能是：现代人变得完全六神无主。于是为了逃避绝对自由的灵魂失重状态，他们甚至宁愿接受一个相对的权威，一种温和的专制--也就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倡导的开明专制。苏格拉底虽然死了两千多年，然而他的反民主幽灵，或许还将长时间阴魂不散，并不时地在民主的面纱下露出狰狞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