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武林－平江不肖生

一八九○二月二十六日，父亲在湘潭市油榨巷向泰隆伞厂出生。
曾祖父向贵柏是黄正兴伞厂的学徒。为人忠厚老实。做事勤劳干练，深得老板、同事的喜爱和信任，是当时伞厂老板的唯一帮手。老板经营伞业五十多年，年过七旬，膝下无儿。劳累一生，愿在曾祖父出师之日，将伞厂全部产业无私交给他经营，并将伞厂招牌改为向泰隆伞厂。曾祖父接管后，对业务兢兢业业。稍有次品，决不出售。产品精益求精，得到顾客的信任。因之湘潭的油纸伞闻名全省乃至全国。
祖父向碧泉，因是独子，很受家里宠爱，天资也聪慧。曾祖父只懂做生意，深望儿子成才。祖父不负所望，苦读寒窗，果然考中秀才，在湘潭颇有名气。
在祖父的陶冶下，父亲从小聪明好学。读了四年私塾，《四书》、《五经》全部读完，打算猎取科名。可是八股没有成篇，清政府已废除八股，改用策论取士。到十四岁时，勉强可以写策论文章了，清政府又废除科举，改办学堂。就在这年，父亲考入长沙唯一的一所高等实业学堂（楚怡工业学校前身）。只读了一年，因闹公葬陈天华的风潮，被学校开除学籍。一九○五年，旧民主主义革命先驱之一的新化人陈天华，在东京投海自杀，用生命来抗议日本政府压制我国留日学生的革命斗争。消息传来，青年学生无不义情填膺。楚怡是新化人创办的实业学堂，陈天华的影响当然大。不少倾向革命的学生，曾读过陈天华写的《猛回头》、《警世钟》等书。他们听到陈投海的消息，顿时沸腾起来。因要求公葬陈天华，与学校当局发生冲突。父亲是这次闹学潮中的先锋分子之一，也是牺牲者之一，最后受到学校悬牌除名的处分。那个时候，凡是被学校悬牌开除的学生，休想另考别的学校。这一打击对父亲影响很深，他开始认识到国家要强，非革命不可。当时很多爱国青年，奔走国外，谋求救国之道。有留学欧美的，有留学东洋日本的。父亲将自己被开除的教训和东渡日本留学的想法，向祖父恳求支持。祖父思想也很开明，遂将田产变卖供他赴日留学的用度。这田产的来由，是曾祖父逝世后，祖父将向隆泰伞厂收束，在祖籍平江长庚年毛坡城隍土地买了四十石租和房屋一幢，又在长沙东乡苦竹坳板仓（开慧乡）竹山铺樊家神买下良田二百二十石租和房屋一幢。留日的学费就是从这些田产中，拿出一百二十石租变卖而来。
父亲去日本后，考入弘文学院。当时留学生中，有的发奋读书；也有的不务正业，甚至做出有损国格的丑事的。父亲对那些花花公子看不顺眼，却和黄润生、杜心五、郭芝奇、童启林等十多人个分接近。一边读书，一边从黄润生、杜心五学习武术，对日本柔道、射箭、空手道也悉心研究。还深入日本社会，了解民情风俗习惯。
父亲毕业回国，其时我家家业中落，他只得外出谋生。开始，在岳州制革厂充当书记，制革厂总经理是当时湖南军事厅厅长程潜兼任的。不久，袁世凯梦想称帝，派特务暗杀了国民党活动分子宋教仁。国民党中坚黄兴、李烈钧等人，组织“倒袁运动”，南方各省纷纷成立讨袁军。湖南程潜、程子楷、蟒等立即响应号召，出兵北伐。父亲这时离开制革厂，出任北伐军第一军军法官。一九一三年讨袁军失利。随第一军总司令程子楷，继黄兴之后东渡日本，第二次赴日深造，考入东京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系。在这一段中，他仍不忘对于武术的探讨，想从日本武术中取长补短，弥补中国武术之不足。
这一次，他对那些留学生中的花花公子了解更深了。他们拿国家的钱，不发奋读书，终日在外寻欢作乐，与日本下女鬼混在一起。他忍无可忍，于一九一四年愤笔撰写《留东外史》，对这些败类在日本的形形色色丑闻，尽情揭露，尖锐抨击。其中，牵涉到一些后来在政、学两界有头有脸的人物。知道内幕的人，可按图索骥，一目了然。党人仇鳖、易象和，公费留学生张令、佘耀桓都支持父亲这一行动，大家凑钱帮助出版。因为在书中骂的人太多，父亲不敢署自己的真实姓名，遂改用笔名“平江不肖生”。当时有人问为何用这“不肖生”?父亲说：“天下皆谓道大，夫惟其大，故似不肖。”此语出自老子《道德经》。原来其“不肖”为此，并非自谦之词。《留东外史》中有言，倘看此书的人，不以人废言。则不肖生就有三种请愿：一愿后来的人莫学书中人，为书中人分过。二愿书中人莫再做书中事，为后来人作榜样。三愿若后来的人，竟学了书中人，书中人复做了书中事，就只愿再有不肖生者宁牺牲个人道德著《留东外史》，以与恶德党宣战，请君勉之。
此书出版后，即抢购一空，书局急切催出二集，以孚众望。可见影响之大。全书二十馀万字，曲笔影射真人真事，开我国近代留学生文学之先河。一时名声大噪，被目为浪子浮行实录，风行一时。又补作《留东外史补》、《留东新史》、《留东艳史》等一系列小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销路极广。《留东新史》以侨居日本的中国人的生活为题材，但主要对象不是留学生。事实上，当时留学生人数已锐减，作为书中人，作者所挞伐的是一帮亡命客。这些人在国内由于政治风潮起伏无常，使得他们不能立足而亡命日本。亡命客大都腰缠万贯，尽情挥霍，在异国情调诱惑下，过着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父亲以强烈的憎恶情感，对其作了充分的揭露。

     讨袁军宣告失败后，孙中山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父亲于一九一五年参加了中华革命党江西支部，在江西革命军总司令部司令董福开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曾被派往广东韶关，说服韶关镇守使朱福全转向革命一边，反对袁世凯。但父亲去的不是时候。正遇“海珠事变”，险些遭到效忠袁世凯的军阀地头蛇龙济光的毒手。
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凯死了，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全国政局，纷乱未已。中华革命党骨干人物，多数聚集上海。稍后，黄兴、蔡锷相继辞世。父亲客居上海，无所事事，才脱离政治生涯，专以卖文为生。他的武侠啼声之作《江湖奇侠传》发表于一九二二年春。先由上海《红杂志》连载，以后交《红玫瑰》续刊，再由世界书局分集出版。由当时《红玫瑰》主编赵苕狂为之作序，每回有冰卢主人施济群为之作评，名律师严襟亚主持的中央书局出单行本。《江湖奇侠侍》以湖南省平江、浏阳交界地居民争夺赵家坪之归属问题为主线，以昆仑、崆峒两派剑侠分头参与助拳为纬，带出无数紧张热闹生动有趣的故事情节。叙人叙事，首尾相衍，浑成一体。
父亲爱好武术，又常拜师访友，结交当世英雄豪杰、武林高手，对江湖门槛，无所不晓。武林行规，无门不通。阅历既深，见识也广。对上海的帮派、洪门（袍哥）青帮、圈子、教门的帮规、黑话，不但能道其来历，而且能详述究竟。书中所写“乌云盖雪”宝马，“人皮面具”、夜行衣等等，以及民间故事传说，武林中的技击奇闻掌故，无不有其来历。所以，他在第八回中作旁白曰：“在清末民初年代，这种奇奇怪怪的事、奇奇怪怪的人物，确是有的，决非向壁虚构鬼话连篇，只要是六十岁以上的湖南人，大概都会含笑点头，不骂在下捣鬼。”
父亲擅写蝇头小楷，不到一尺长的稿纸，直书每行可写一百二十个字以上。一粒白果壳上，可写《满江红》词一首。其字要用放大镜方能看清楚，可想书写之工细。字体工整秀丽，不偏不倚。时人见之，叹为神笔。他生性诙谐，健谈好客，与沪上名流、帮派头目，武林高手、各路好汉，无不交往甚密。宾客满堂，来去随意，很少一一介绍，只是在畅谈中相互拱手，自我介绍，走时亦并不打招呼。有时同坐两三班不同的人，父亲谈笑风生，天南地北，古今中外，无所不及。他记忆力特强，听了别人的故事掌故奇闻后，选择性地印入脑海，到写书时，即可倾吐而出，一泻直下。在创作技巧上，喜采“劈竹法”“剥笋法”，由一人带出一人，分别就其角色轻重，或作列传，或记世家，娓娓道来，引人入胜。有些篇章，专以对话或个人独白叙述故事情节，往往下笔万言，不能自休。话中有话，伊于胡底，此为清末民初说书人之故习。先后出书有《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玉玦金环录》等等。其中《江湖奇使传》每集出版，即抢购一空，故又一再重版。后来明星公司根据书中情节，拍成电影《火烧红莲寺》。从此，平江不肖生不仅名满神州，而且在东南亚及世界各国的华人社会中，占有一个相当的位置。
《江湖奇侠传》因写湖南的乡风民俗甚多，湖南人读起来，倍感亲切。书一开始便写道：从长沙小吴门出城向东走去，有座隐居山。山顶上有棵大白果树，十二个人手牵手围抱不了还差二尺。树下可摆十二桌酒席，太阳晒不到坐席人的身上。又谈到隐居山下住着一户姓柳的人家，生下一子叫柳迟。生得很丑，五岁还不会走路。可是七岁读书却非常聪明，过目不忘。十天半月仍能一字不漏背诵如流。不爱和本地小孩玩耍。却喜欢与叫化子交朋友。书中对叫化子社会的风情，描写颇详。叫化子的规矩很严格。他们以身上背包袱的多少来分等级，大约背九个包袱的，算是资格最老、本领最大的了。也有用包袱的色彩分等级的，如黄包袱、白包袱、黑包袱、兰包袱等等。也有以补巴多少分高低的。总之，等级高的叫化头，可以指挥当地，或跨越区域。他们一呼万应，决无反抗。他们有时甚至可以垄断地区的年节、喜庆、丧事、买卖土地、家族族会、庙会蘸会。这是地方上一村有形无据的黑势力。就是地方部队、民防团队，对他们也另眼相看，不敢怠慢。而叫化子中，也的确有不少能人。文能挥毫书写，字迹苍劲有力，豪放大方。武能挥拳弄棒，确有些功夫。还有善识草药，有的能呼蛇。父亲因与这些叫花头时有交往，所以能道其详，写出为人所不知的黑社会的情形。
听说书中写的柳迟，就是父亲的好朋友柳惕怡。柳惕怡长得一表人才，西装革履，常来和父亲聊天。说他小时候喜欢和叫化子交朋友，到现在还有点叫化子样子。这个人很聪明，肯帮助穷苦人，武术也有些根底，和黄润生，杜心五、刘百川、吴鉴泉等各家学过武术，对太极拳有所理解，推手尤其不错。他还能行医治病，不过他迷信鬼神，行医时搞画符念咒那一套，使人信以为神。一九四九年春，我全家从南京回到长沙，住营盘街。一次，我的儿子小克生病，是父亲请他诊好的。他没有别的要求，只要我皈依佛门。不久，我便到南门外观音庙皈依佛门，以为报效。父亲要谢他，他说：“你我情同手足，何谢之有。只请你少拿我做文章就够了。”我们从这句话中，听出父亲确曾聿柳惕怡做模特儿，写入了他的小说。父亲还要我和柳叔推过一次手。他是长辈，一用背挎，他就有站立不稳之势。父亲在旁即喊：“为霖无礼!是推手，不是摔交。”
写武侠小说不知江湖规矩不行。如一味杜撰，必然流于虚妄。父亲对江湖规矩，写来历历如绘，如江湖规矩中的“过堂”，是指两个会武而有仇的人预先准备后，再比试功夫。非要分出一个你死我活不可。“过堂”之前，双方书立宇据，请出中保见证人，言明“打死人不偿命”，苦主不得异议。过堂也有好几种过法。北方有所谓“单盘”、“双盘”、“武对”、“文对”。南方则有“硬劈”、“软臂”、“文打”、“武打”。其意义都是一样，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又如，“驮黄包袱”，江湖道上有句例话：“黄包袱上了背，打死人不流泪”，因此不是有本领的人，出门访友不敢驮黄色的包袱。

     父亲后来专写武术方面的文章，流行社会比较著名的有《拳术见闻录》、《拳术传薪录》、《拳师言行录》、《猎人偶记》、《太极拳推手》、《太极劲中劲》等。这些大都是短文的结集，内容具体，笔调犀利而饶有风趣，不仅为武术爱好者所珍视，一般读者也爱看。
江湖上的杰出人物，南侠杜心五，轻功很好，对面用脚可以打到对方的后颈窝。北侠刘百川，擅长软功。山东响马佟忠义，精于骑射，他的神弹弓，百发百中，百步穿杨。通臂猿猴王黄云标，南拳黄润生，都是名噪一时的人物。大刀王五的刀法，见刀不见人。这些人的武技和故事，都被父亲写入书中。因父亲喜读太史公书，立志要效法司马迁为刺客、为滑稽之雄，为扁鹊仓公立传之意，把江湖异人的成就公诸社会，歌颂他们爱祖国、爱正义的精神。他这样他的结果，不仅留下了数量众多的小说，同时也给近代史留下了大量的珍贵佚闻史料。例如：将清江黄石屏的事迹，撰写《神针》一文，在世界书局《红玫瑰》杂志上发表，使祖国针灸医学的神妙，蜚声海外，德国医学界以至世界各国医学界都争相传习。
我父亲的兴趣广泛，还喜养小动物。有武林朋友从四川来沪，带来两只黑色小猴子送到我家。父亲给它取名“将军”、“博士”，隐喻军阀、官僚。当时，军阀中的“将军”，拿公家的钱在国外留学，并无真才实学，却混了个“博士”学位，是军政两界中的废物样品。父亲把他们比作这类猴子，只能做家中的“玩物”，岂可充国家的“官长”。后来，朋友送来一只稍大点的猴子，说将它驯服后，可以开门、关门。父亲给这猴取名“阿三’，也含有讽刺之意。那时，英帝国主义雇用印度人在上海租界当巡捕，看守大门。这些印度巡捕耀武扬威，狗仗人势，随意欺负中国人，人民恨之入骨。他们头上都包有头巾，所以上海管他们叫“红头阿三”。因此，我家的猴子便叫“阿三”了。后来，父亲又喂了一条狗。叫它“甲板”（日本，英文称Japan，甲板即其音译）流露他对日本帝国主义仇恨的心情。
“一．二八”日寇侵犯上海，父亲应湖南主席何键之聘，回湘兴办国术。他对武术一事，如驾轻车就熟道，左右逢源。他训练的宗旨是培养有高度爱国心的、懂时事的、能文能武的人才，而不是一般武术馆培养的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赳赳武夫而已。湖南国术训练所设有国文、音乐、军事、武术理论等课。父亲从全国重金礼聘各地武术名家来湘任教。又成立了对外开放的儿童班、民众班、特别班（由各单位、机关、学校、部队组织的），由训练所派教官教课。另外，由国家开支的专业班有：男女师范班（毕业后派往各县国术馆任教）、高级研完班（由各县武术爱好者中有一定基础的，选派或经考试而来）。食宿、制服、文武两课都统一安排，定期两年或一年半。各班有专职老师看管。每天上午练武，下午练打。隔天隔时，有文课。所里所外，决不许以武动手打人，动口骂人。只许器械打击声，不准争吵咒骂声。如有违犯，定予开除，决不讲情。有组织的“打”，不要拼死拼命的打。随便凭个人意思的打，就犯“法”。国术训练所讲的学的都是“打”，如果没有“法”来约束，是不行的。教官中有从北平请来的摔跤大王纪寿卿（1872—1935），满人，身高1．85米，重117公斤。他自小爱好武术，练得一身摔跤的过硬本领，当时武术界没有出其右者。年少时期，羡慕清宫摔跤营的练武，但宫中摔跤营都得经阉割后方可入营。摔交营的武士是专和外国大力士来进贡时，表演比赛的。纪老在营中任内，从未败北过。有一次与外国进贡的大力士比武，对手比纪高大很多。但在比试中，对于将纪抱起，转了三圈，就是不敢放下来。最后在抛下的一瞬间，纪老师一落地，即把对手打倒在地。1912年，清政府被推倒，纪老退居北平授徒，被誉为“摔跤大王”。父亲去北平，将纪老请未训练所教课。原来已请了郭世全、常东升、常贺勋三位教官陪我们实摔，纪老只示范。因纪老力大体大，这些摔跤教官却上不了纪老的手。纪老对训练要求极严，每堂课、每对人必须摔得爬不起来，腿酸腰痛，胳膊摔肿，还不放过。他说：“只有苦练才能摔出功夫。耐力和方法，是在苦练中摔出来的。要培养极高的必胜的信心。你们不在短短的时间内摔出成绩，我如何对向秘书交待。向秘书出一百多元一月的薪水给我，要我教你们摔出水平。我教徒弟就是从一个‘严’字做起。”真是严师出高徒。经过纪老教过的学生，在后来武术比赛中，都名列前茅。最不行的，也摔出较好的成绩。纪老年纪太高，加上身体太胖，不适应长沙炎热的天气，教了一段，自己却病了。他老人家睡在床上，床前摆一块大冰砖。电风扇吹过冰砖再吹他老的身上，冷风中夹有冰水点，金刚也受不了。吃饭吃药都要冰凉的才吃才喝。热天不宜吃补药补品，如燕窝，白木耳、人参之类。我父亲只想给他治好病，都想法弄给他吃。这样，效果相反。没法，只好送纪老回北平。临行，全所师生赴车站送行。纪老躺在卧铺上拿着我的手说：“来北平一定要来看我呵……”我很难过。当年秋末，纪老逝世，终年六十三岁。一代摔跤大王、右营营长纪寿卿老师便这样与我们永别了。父亲谈起此事，总是黯然。还有朱氏四兄弟朱国福、朱国禄、朱国祯、朱国祥。朱国福的师父认为他不是练武术的料子，只教了形意拳五行中一崩拳就不教了。国福发誓非练好不可，刻苦锻炼崩拳。从早到晚，一往一返的苦练，终于得了形意拳的秘要。有一个江湖游客武士（经过“开盘”手续）与他比试，朱国福只一崩拳便将对手打倒，回去不久就死了。他师父才收回原议，重新教他。所以朱国福的形意拳、六合门的拳枪刀棍都很出名。朱国祯能摔跤、拳击、少林拳、醉八仙、徒手对打、器械对打，可以说十八般兵器，件件皆能，是当时的全能武术教官。朱国禄、朱国祥会利剑、劈剑、劈刺（步兵步枪劈刺），长兵器很精。拳击教官白振东，体重只有五十公斤，身高一米六。别看个子小，可灵活得很，尤其拳击手法、步法有独到之处，教学方法很好。讲完出手快而多变，闪躲灵活随即追击，主张抓出击的机会，和创造出击的机会。他的出击一拳只有五十斤的话，抓住机会使对手进攻时，让对手的头和肚子、胸部往他的拳头上一碰，五十斤加五十斤就等于一百斤了。就是这样大个小个都必须苦练“巧”“快”和“活”，反对死拼硬拼。既省劲，又收效大，辅助器材有砂袋、拳击球、跳绳、跑步，每场三分钟，打五个场次，打得同学都有面青耳肿的，连吃饭、喝水都喉咙痛。因为苦练，他的学生在比赛中和纪寿卿老师的学生一样，都是名列前茅的。
父亲很欣赏他的教学方法和功夫，后来他老人家去安徽，还邀请白振东同去。两位太极拳教官，是太极拳吴氏祖师爷吴鉴泉师爷的儿子吴公仪和吴公藻。吴公仪字子镇，打的是高型小架，讲究攻击，以快致胜。走小圈子，圆中求直快。刚柔相济，常使对手难于立稳。后来香港、澳门等地成立了“吴氏鉴泉太极拳社”。在加拿大、菲律宾、新加坡、日本、西德，都有吴氏太极拳杜，都有吴氏后代在任教。
吴公藻的架势和师爷吴鉴泉一样，走大圈架势低。精通太极拳理论，常和父亲研究。著有《吴氏太极拳》一书，有宗师吴鉴泉和吴公仪的太极拳照片。父亲为之写了序言。此书在香港出版。吴公仪在香港去世。吴公藻于一九八二年从香港来长沙，住在我军，时年八十三岁。九月患心脏病住院。八三年三月邀请了长沙武术界聚餐。除夕那天，因喝了点酒，病情加剧。二月十三日五时三十分逝世于长沙，终年八十四岁。他老常对武术界人说：“没有向恺然，就没有我吴公藻。”吴老在湖南教了很多学生，所以，常以湖南为他老的第二故乡。叶落归根。八十多岁还不远万里，飞到湖南长沙来寿终正寝。他老是我的好武术老师，对于他的死，我是悲痛万分的。
宗师吴鉴泉常来长沙讲课授技，黄润生和父亲总是陪同左右，共同研究推手和研究理论。父亲最喜欢谈论和练太极拳，曾和很多名家请教，并与他们推手，所以能写出武术方面的论述文章。凡是遇到高明的好手，总不舍追随左右求教。写出的论文，也就得到武林高手的称赞。他们喜欢同父亲深交。江湖好汉都认为父亲既是文人又是武人，能讲能打，不愧为文武全才。兴办武术训练所，是最恰当的人选。
棍术老师范庆熙，是被誉为湖南的“黄拳范棍”的埃山子舞棍王。范庆熙老师的棍法简单实用，不是花拳绣腿，只图舞得好看，而是讲究实打，子棍与母棍两路，可以对打。另外有先进桩，三步、五步、七步三个桩头，对练基本功的。最后是“乱劈”，两个的棍尖包有棉花布包头子，点上白粉，两人在画好的白线圈子里对打，以身上手上白灰粉的多少论肚负。套路练熟后，练对打。每天必练先进桩。就将对方刺来的棍拨开后进刺，反复拨刺，练二十分钟。三步、五步、七步是编排好的对练上下手的套路，锻练眼快、反应快、身手快的基本功练习。乱劈是有以上这些基础的最后不按套路、进行实战状态的乱打，以点到为止。范老师的子午棍实用价值高。在武术比赛中，学生竞赛的成绩，都是前几名，没有碰到能打赢过训练所的学生的。这是因为平时训练时，实打多于套路练习，练出的是硬功，不是表演的花架子。训练所和技术大队两个官办的武术团体，就只有他一个湖南教官。那些北方练长兵器的教官，都打不赢范老师教出来的学生。所以他的硬功在武术界站得住脚，只是表演不好看罢了。
南拳黄润生老师原先是湖南大学的武术老师，留学日本。父亲曾从他学过武艺。他于日本柔道、散手道很有造诣，对中国武术其他套路也有高深的功夫。加上他善太极奉，以柔克刚，达到圆活轻灵的地步，常立不败之地。他的八拳打得很好。八拳只有八下，谓之八拳。只进不退，攻中有防，以沉托、哼哈、吞吐、顾盼八字为基本，八动八招，动动有攻，动动有防，打起来千变万化、凶猛异常，有致于死地而后生之势。这也是离不开苦练。可惜在抗日战争中，黄老师遭日机轰炸，不幸牺牲。一代名师，竟罹此难，深堪浩叹！
南侠杜心五，慈利人，自然门，以腿功闻名，轻功很出色。留学日本，保过镖，南北镖局闻名。跟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就是保卫孙中山先生的安全。他不多讲话，只点头，不讲别人的不是。深思熟虑，是父亲的同学又是好友和老师。技术大队总大队长李丽久，原国术馆馆长万籁声都是他的学生。父亲请他当国术训练所的名誉顾问，他不干，可是愿为父亲办国术训练所的后盾。
最初，湖南的训练所和技术大队的主持人和教官都是北方人和外省人。当时，长沙有一个在湖南第一届国术比赛取头名的湖南人唐徽典，认为取了头名，武术界应该重用他。还有一个在社会上名气不太好的柳森严，吹嘘自己是什么四川峨嵋某道人的门下，一口气能把满缸的水吹个洞见到底、能赤脚从水面上走过湘江河。此人常赤足草鞋、手拿大红纸伞，坐双铃包车在街上横冲直闯，见了女人嘻皮笑脸。路人见了恨之入骨，可他丝毫不知自羞，仍炫耀于杜会，纯是流氓成性。听说向某要求长沙接办训练所，是湖南平江人，认为可乘此会见。唐徽典和柳森严相约来我家（学宫街）会面。父亲也早闻这两人的作风和功夫的深浅，便对柳森严说：“你年青有为，前进无量，应该认真拜个师父，好好学点真功夫。”柳说：“森严一向尊师重技。谁能打过森严，当即磕头拜师。请向秘书赐个时间，准时讨教。”父亲见他气焰嚣张，不给日期是不能压威的，便说：“过三天你来这里。”唐柳二人拱手告辞。第二天，杜心五老师来家，谈及拜师之事。杜说：“你想收柳森严做徒弟吗?不可教!不可训!给点颜色看看，可以压压他的气焰。此人还不可交。”父亲说：“就请您老教训他一次如何?”杜说：“答应作你的武术后盾，义不容辞，不过只是轻轻的点倒一下，重了是会伤感情的。”第三天，柳果一人应约而来。杜与父亲正坐堂上睡床分两头坐着谈话，柳来了即给介绍。柳并未坐定，即猫腰向杜怀中猛冲过来，双手做叉喉之势。杜乘柳快近边，迅速闪跳一边，用右脚在柳的头颈后一拍，把柳拍倒在睡床上扑面-—交，面部擦在床板上。父亲坐在一旁笑看说：“甘拜下风了吧？”柳爬起来，马上向杜脚下跪拜言道：“有幸见到大侠神腿，在下叩头。”柳走后，父亲说：“他是真打不过你，才老实一点点。今后会好一点，但嚣张成性是一时难改的。我们不怕他跳得再高，后果是他自作自受。”那时，我在省一职读书，此事是我亲眼目睹。唐徽典是练巫家拳的，身高力大，高度近视眼，腿力可以。当时的参赛者，都是练套路的南方拳师，没有实战经验。唐有力，抓到就摔，相当勇猛。对手初次上阵，见势不妙，多是交手即退。所以唐能赢得头名，并非真拼打出来的。官办国术团体当然不能用他。与柳串通想闹个名堂，事后也就无声无息了。
当时，长沙民间还有人私人开设场子。湖北会馆有蔡炳煌教地趟拳，江西会馆有焦世雄教字门拳，广东会馆设有精武体育会。技术大队和训练所的白振东、朱国祯、吴公藻、顾汝章等都去辅导过。南门外天飞宫常正昆教四门拳，斗米阁马道人教巫家拳。不论官办和民办的武术团体都是客客气气，以礼相待，从无派别意见。柳森严、唐徽典听说也教过徒弟，但不知在何地开厂。
训练所的规章制度很严，首先是不许以武力欺人。有一个河南来的教官，性格暴躁、贪杯好色，对工友恶言恶语，甚至动手打人。曾多次劝告，过几天依然如故。父亲也劝过他，但收效不大。便警告他说，如再打人，就要开除。他扬言说：“谁敢开除，我找谁算帐。”有次，将一工友打伤。教官们都十分气愤，希望严肃处理。父亲将此事提出讨论，结果决定开除。他在会计室领最后薪水时说：“花完这六十块钱，找向秘书算帐，要搞个你死我活。”父亲听说后，一切照常。过了七天，在府正街遇上这个教官。父亲叫停车，对面走过去。父亲对他说：“你不是要找我算帐，搞个你死我活吗?我等你几天了。今天碰上，请便吧。”那教官早就立正站着不动，听完后，即敬礼说：“报告向秘书，你是晓得我喜欢喝两杯的。酒后失言，您莫见怪。现在没有钱花了，连买车票的钱也花了，请您再借点钱买票走吧。”父亲问他为何六十元在七天就花光?是不是去嫖了?他无言以答。父亲说：“你到技术大队找李大队长，说是我叫你去的。”回来打电话告诉李丽久这些情况，请他再教育那教官一次，如有悔改，可留用一个时期。结果是，留在技术大队当助教。父亲是不怕横蛮或威胁的，能不能打赢那个教官是另一回事，可正气就压服了他。就这样，终于教育挽救了一个横蛮无理而有一定武枝的人。
一九三二年湖南举行省第二届武术比赛，各县各地都有来参加比武的。各县多半是些老练武术的师傅和爱好武术的青中年人。把这次武术比赛，说成是“打擂台”。其实是湖南的武术兴办了多年，为了提倡和普及、交流经验，检阅提倡武术以来的成绩如何，而举办这次比试。不分派别，任何人都可参加，订了严格的规章制度，长沙技术大队和训练所的教官，各选出二十人共四十人参加。这时，柳森严又跳了出来，要与训练所总教官顾汝章比武。因为他是长沙人，训练所和技术大队的教官都是北方人和外省人，听说那柳森严要找他们比武，都事先约好：“谁抽签碰上柳森严的，只许打赢，输了不准下台”。这种情况被李丽久和父亲晓得后，认为这样会更加造成武术界的分裂，南北矛盾更深。柳森严没有什么本领，可社会上捧他的人很多，基本上是大西门挑箩的，和鱼肉担子等一些爱闹事的人，弄得不好，他们在下面起哄，也很麻烦。经研究决定不要教官参加，改由两处各选出二十名学生参加比赛。当时两边的学生，都只学了六个月的武术，连套路都不顺畅，拳击摔跤也只学了基本功，摔打不满一百小时。而外面报名的，都是些各县的师傅，起码的也有多年的武龄。六个月的武龄学生不敢报名，到最后是由教官指派出来的四十名，通过短时间的集训后，首先明确了交流经验、增进友谊，虽力争胜利，但要注重武德。可是学生们心里总认为人家的功夫深，自己学的太少。同时大家脑子里有个柳森严，虽明知柳没有什么真功夫，谣传的都是牛皮，但也知柳的身体灵活、跳跃很快，不能掉以轻心。比赛开始后，看到外地的选手对技术大队和训练所的学生比武的结果，学生都是以拳击和摔跤把对方打翻在地。有的打得头破血流，抱头败下。可说是没有一个不打赢的。两天的比武结果，告诉了学生，可以大胆的打下去。第三天，技术大队宁得生抽签碰上柳森严。心情矛盾。打不打?打吧，只许赢，不准败。叫名二次，宁才答“到”。上台后，两人都不敢轻举妄动，走了一圈，宁见虚实，一猫腰直冲柳下部，抱脚即丢，把柳丢出。但柳不松手，硬在倒地有依托后把宁也拖倒下去，本来“倒地算输”。柳已倒地，把宁拖下去的，两人在地上翻滚起来，裁判吹哨子停止，不听，三次吹哨子不听。只得扯开，这时台下起哄，大喊“两个人打一个，两个人打一个”，裁判虽把柳和宁扯开了，但台下捧柳森严的那帮人大喊大闹。无法继续比赛，当天下午就停止比武。
第二届省武术比赛结果，取一二三名的都是训练所和技术大队的学生。后来湖南派代表团参加全国和华中运动会或武术比赛，也取得了前三名的好成绩。湖南的武术是当时全盛时期，全国第一。毕业的学生，后来在武术方面和抗日战争中，都做出了一个国民应该他的事业。因在训练所除锻炼武功，还教育学生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

     稍后，何键要父亲在又一村办一个“国术俱乐部”，还要父亲到上海请报社派记者来湘参观，想在全国的报纸和杂志上宣传湖南的建设成就。还要在技术大队和训练所毕业的学生中，选派十名去上海学习国乐。政府当时只有军乐队，想训练一班国乐，能演出、能在电台播声。还要能参加祭孔仪式，奏韶乐。学国乐的时间是六个月，要达到那么高的演奏水平，确实不容易。办国术俱乐部，也是别的省份没有样板可学的。既要和游乐场一样，又要带国本性质。父亲在上海的出版界和新闻界朋友多，很快就邀请来湘参观了。与此同时，邀请了工程师童群章和美术布置方面有一定水平的人去上海、南京、杭州、天津、北平，参加各地的大型游乐场，又参加各地武术团体的锻炼情况。再找上海有名的国乐家郊觐文老先生，研究派学生学习国乐的事宜。郑觐文老先生是上海有名的国乐专家，不但能演奏，而且会制造各种民族乐器。他在上海创建了“大同乐会”，有会员六十多人。这是一个业余组织，每期学习两个下午。有时还举行音乐会，参加政府举行的宴会伴奏，去电台播音。尤其是外国音乐家来沪公开演出，不论个人音乐会或大型音乐团体来开音乐会，大同乐会就在外国人开音乐会的对面，或邻近剧场，对台演出国乐。他是有意“唱对台戏”，非把外国音乐会挤垮不可。这是中国人对外国人来华演出、淘金、耀武扬威的一种打击，虽说不免过于狭窄，但也表现了他的爱国精神。郑觐文老先生有一班制造民族乐器的师傅。成立了一个民族乐器陈列馆，有乐器二千多件。郑老先生对民族音乐学识渊博、技艺精湛，培养了很多学生，是当时有名的国乐专家。
父亲在沪写小说时，结识了他。这次湖南要派十名学生去沪学习一事，与之洽谈。郑认为六个月时间太短，要求达到的目的过高，就是有一般演奏水平的人，要能以乐伴武，宴会伴乐，还要能祭孔，奏韶乐，上电台播音，没有一定的水平，就是勉强演出，也是不会有好效果的。音乐不同武术，有其艺术性。我们十个人，虽是从音乐成绩比较好的青年中挑选出来的，但自己从没有想到会搞专业音乐。趁记者参观团返沪之便，我们同道到了上海，在亲戚李景年事先安排的住处住下。第二天去大同音乐会，拜见郑觐文老先生。郑老年已七旬，生病睡在床上，不能亲自授课，由名演奏家卫仲乐先生任教。首先，弹琵琶示范，问谁学这种乐器?我们眼都看傻了。没有人敢领受，我就答应学。以后每示范一件，便由一人领受。十样乐器分配后，发了乐谱。每天上午学习半天，下午自学。学费很贵，每天要十元大洋，每月二百六个元。教我们十个人的任务是很重的，原因是我们的音乐细胞不多。我将这情况写信向父亲汇报，答复是：“明知任务重，而又非故胜不可。唯一的是‘苦练’，‘苦学’，‘苦钻’，以十倍的毅力来完成学习任务。这是命令。”我们也认为既然政府派来了，花这么高的学费，不学成是无面见江东父老的。经过头个月的苦学苦练，才能把乐器弹吹出声音来，可以读出曲谱的节奏。第二个月能看谱弹曲。第三个月能完整的奏出一支曲谱。六个月下来，可以合奏三支曲牌，我个人和两个同学可独奏琵琶、二胡、笛子两支曲子。结业时，做了全套乐器，共计十二什，每人发了一套哔叽演出服。在这同时，父亲写信要我去吴鉴泉家学太极拳，吴师爷还帝我去上海精武体育馆拜见了佟忠丈老师父，也知佟老学了摔交和骑射及弹丸。精武体育馆是霍元甲创办的，教师有十多人，武艺高强，是上海最大也是全国闻名的武术馆，能参加学习就是幸事。很多人早就知道我父亲的名字，有的交往甚密。学音乐要留指甲，手要柔软，练武则要用力，常把指甲弄破。二者有很大的矛盾，我当时是双重负担。在音乐与武术两方面，我是喜爱音乐的，但又认为精武馆的老师是难以与从的。
回长沙后，向政府作了汇报演出。在短时间内学到这程度，算是下了一番苦功的。接着，成立了国乐杜，要求做到以乐伴武，参加宴会伴奏。我因感到学历不足，就向父亲请求，第二次再去上海学乐，他同意了。到上海后，除以大同乐会为基本学习基地外，并参加了沪剧团和苏州评弹演出和伴奏。又找到卫老师的大徒弟秦鹏章，和他一道参加电影公司的活动，在周旋主演的《十字街头》的拍摄中伴奏。通过这次学习，提高了音乐、戏剧、曲艺的演奏能力，又广交了上海武术界的前辈。他们都与父亲有交往，对我也特别器重。回长沙后，在俱乐部国乐社里，组织大家重新排练，达到了能以音乐伴武，能在宴会上伴奏，在电台播音乐，对外开放，参加的人很多。开过音乐会，组织大家欣赏唱片音乐会，把国乐搞得火红起来。父亲这时才对我说了一句有鼓舞的话，他说：“你没有辜负我的培养。”
民众国术俱乐部设有游艺大厅，内有各种测力拉、抓、打、推、提的机器，有乒乓球、棋类、报刊等。有考尔夫球场，有健身房，分健身室，四壁装有人高的玻璃墙，有摔交房，四壁是弹簧墙，垫有地毯，有拳击房与拳击台，有各种辅助器械。有射箭场，有京剧院和湘剧场，票房、播音室(我在上海买回能一次自动校唱片的大型播音扩音器，耗资五百多元)广插相声器布满俱乐部各处，每天播音三次。
此外，还举办过多种武术和游泳、跑马、摔交、拳击、爬山、自行车等运动的比赛，开办了太极拳和其他拳种的学习班。每天早晨，父亲教太极拳研究班，我教市政机关公务员的普通太极拳班。健身房有白振东教官教拳击，刘杞荣教摔交，王荣标教通臂，劈卦拳。下午四时起，游客挤满各部门。晚上，看戏的、喝茶的、吃饭的、打考尔夫的，好不热闹。可算是全国最大的、形势多样的游乐场所，政府接待中央要人和外国游客都设在俱乐部，一定有武术表演和国乐杜的音乐伴奏。俱乐部的活动，确实是轰轰烈烈的，有秩序、有礼貌、有拼搏精神、有趣味、有吸引力。
父亲是俱乐部创办人之一，却从没有因是开创人而徇私。如晚上看京剧，照章购票对号入座。打考尔夫球、射箭等活动，从不占营业时间，打几杆，射几箭，试试设备情况后即走。会计室人员说：“向秘书除领取薪水外，从没动用过公款。在外地参观学习时，也没多报一分钱的出差费。连交际费是伸缩性很大的项目，他也是实报实销，由多人出面出据。”长沙技术大队和训练所、国术俱乐部的基本建设，投资大，建筑形式多样化，有宫殿式的，有新型立体式的，有大型剧院、健身房、宿舍，教室，内操场等等。
负责俱乐部建筑工程的营造厂为感谢我父亲，在连升街九如里建了一幢公馆，家具齐全，有安装自来水设备的卫生间，请父亲搬去住，父亲不接受。我想去住个热天，被训斥了一顿。那时，我家住文星桥，家具是东拼西凑的旧木器。营造厂想做套木器送来，也被谢绝了。父亲可以说是廉洁奉公的。
长沙有对兄弟，名叫蔡老三、蔡老四，爱唱京戏，是票友。会拉胡琴、打鼓。长袍子里面裤带上系把京胡(用布包装着)，常来俱乐部玩，打弹子和考尔夫球。也是长沙的所谓“教脑壳”。有次打考尔夫球，他俩调戏青年女记分员，被工作人员讲了几句。大概是认为丢了“大少爷”的脸，过两天纠集了市内一些好闹事的人，气势汹汹地占了考尔夫球场的全部餐桌。在场内故意闹事，再次调戏女记分员，想惹工作人员出来干涉就大打出手，报前两天的仇。这事也被工作人员发觉，和我们训练所来的干事商量对策。父亲曾经讲过，决不要国术俱乐部的人员用国术来解决任何问题。哪知蔡氏兄弟越闹越不成话。我们出来干涉，他们就用考尔夫球杆打。我们忍无可忍，抓到一个，便往球场水池里丢，连丢下去三个。他们见势不妙，跑的跑溜的溜了。后来，他们找“圈子”内的人出面交涉。父亲出面向圈子头目讲了实情，才平息了事。蔡氏兄弟也就老实多了。他们有四十多人，我们只有八个人，居然打了肚仗，都沾沾自喜。不料，父亲叫我们去，挨了一顿训斥：“武力能解决问题，总没有用武器(枪、炮)来得痛快吧？！真有本领的，到前线打日本鬼子去！”

     日寇侵华战争开始，全国总动员。著名剧作家田汉、熊佛西组织抗日宣传队来长沙演出。徐悲鸿画家来长开画展。父亲忙着派人为他们演出安排剧院和其他一切事宜。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都奔赴杀敌之路。我也不例外，考入空军军官学校，编入十二期当飞行生。接到通知后，到南昌黎家山空军入伍生营报到入伍。临行前，向父亲要路费。父亲说：“现在真到杀敌的时候了，你去空军，不久我也会到前线去抗击日本鬼子。现在是立体战争，你在天上，我在地面，父子俩打一场抗日的现代化战争，肚利后我们再见面庆祝。”
到了南昌黎家山入伍营，团营连排长都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先期同学，全部装备是德日式的，军事操课都是德国搬来的教育方法，一律法西斯教育制度。同学们都是学校出来的学生，对此极端不满，在高压下又没有办法。在一次躲警报的时候，一个湖南同学脱去发的烂军服，开小差跑了。我向家里写信谈了此事，父亲要哥哥回信说：“如果为霖开小差回来，我就枪毙他。非常时期，临阵脱逃枪毙。”当时，我并没有开小差的意图，但仅此一事，即可见父亲对抗日的决心是坚定的，痛恨日寇到了极点。我不会开小差，而且要学会飞行，在空中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国土。
因日机轰炸长沙，全家搬回老家东乡苦竹坳樊家神。父亲在福临铺抗日自卫团当副团长，带去训练所毕业的同学罗均文、李文丁、张冲伯、刘杞荣在自卫团担任武术教员兼分队长。团长是县长兼任。后来随桂系廖磊去安徽省，任二十一集团军办公厅主任。去安徽时，父亲邀请了拳击教官白振东，带了训练所的同学刘恒信、黄楚生、粟永礼、刘杞荣等去教武术。除在军内任职外，父亲还在安徽大学任教授。
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我在昆明航空学校受训。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去美国受空军训练。这一时期，我与父亲没有联系，情况也了解不多。到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回国后，我去空军第四大队，并参加了鄂西会战和常德会战。在重庆白市驿空军基地，接到父亲由安徽立煌寄来的信。原来，我的空军学校同学在按徽作战，飞机出了故障在立煌迫降，被二十一集团军救护。我父亲向我这位同学问了我的情况，才晓得我的通讯信箱号码。这也是抗战五年中，父子第一次在各自的阵地上取得联系。我因战斗任务多，接着并参加常德、长沙、西安、衡阳等地的会战，又去印度接受新飞机，连回信的时间也没有。真是所谓“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了。
直到一九四七年，才在报上看到父亲在安徽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的消息，并且知道释放后暂居一个庙里。我立即动身去安徽合肥，找到那个庙。据方丈说，早一天走了。只得写信去向父亲问安，并告诉我在南京的住址。战争是残酷的。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我参加了七个战役，几十次空战。同事们战死的，约占三分之二，我算是幸存者。大约是淮海战役后，父亲由安徽来到南京。经过八年抗战，这次是父子团圆了。我陪父亲去玄武湖划船。父子一舟，荡漾湖心，又谈及疏散何方的问题。父辛想留南京不走，又想再去上海重操旧业。我认为该二地均有争夺之战，不宜再受战争的冲击。程潜竞选副总统不中，已回湘掌事，父亲是老部下，当回湘共商应变。父亲迟迟不肯决定，但又认为有些道理，就回安徽将家小接来南京。那时南京疏散，交通工具奇缺，没有门道的休想坐船和坐车。我家共有老小十二人，行李又多，怎么办?我就去空军总司令部空运署请求飞机票。他们听说我有十二个人和大批行李，回答说：“向西飞行的航机是专运物资的，仅有少数几人的座位和极少随身携带的手提包。你家这么多人和行李，除非派专机。”我就向署长说明情况，请派专机，结果破例为我全家派了专机，一直送我们到长沙。
解放初期，长沙市体育场成立了武术研究小组。父亲任组长，柳惕怡、蔡炳煌任副组长，组员有易再勤、陶良鹤、杨正凡、谢海青、彭玉林（体育场专业武术教练）、沈玉和、彭冬卜，刘杞荣、林建武等人。除互相研究锻炼武术外，还对外开放，办了拳术刀术太极拳学习班，组织过一次抗美援朝的义演。各人表演一趟，父亲表演了八拳，柳惕怡表演了拳术。大家热情很高，常到先锋厅丁香茶馆喝茶。这个茶馆是杜心五的女婿陶丁开的。一九五三年，第一届全国民族体育运动会在天津举行。当时湖南没有报名。父亲知道后，去省体委问为何不派人去?省体委答复是没有适当的人可代表。父亲说：“你没有，我有。”就介绍刘杞荣。结果，刘杞荣代表湖南在天津摔交项目中，取得好的成绩。从此，刘杞荣就在省体委担任武术教练。父亲在解放以后，很想得到机会为国家做些事情。可是，都未能如愿。例如，教业余夜校，收入极微，还是兢兢业业。因为讲错了一句话，说了一句“你们工人阶级”。于是有人说：“那他是什么阶级?”就这样，不准他讲课了。他写《革命野史》也被禁止印行。就是当文史馆员，也拖了两年。一家住在南门，生活很苦。
一九五六年，全国第一届民族体育观摩表演大会在北京举行。贺龙元帅请父亲去担任裁判委员。回来后，仍然没有事可干。当时我教交谊舞，搞点收入过活，每天接父亲来吃餐晚饭。每月送十五元钱补他老人家的不足。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因一时受不了无名的压制，患心脏病。我去探望时父亲对我说：“我一身无党派利禄之争，也无愧于国于人民，庸庸碌碌，孑然一生，对于佛家的六根清净殊未做到，而五蕴皆空，其或庶几近之欤。”
探望后第二天，我在市花鼓戏团演出之际，忽得电话，父亲在人民医院脑溢血逝世了。终年六十七岁，痛哉，痛哉，爸爸。将父亲火化后，在南门家里举行了追悼会，亲戚朋友都来悼念。全家万分悲痛。
父亲已离开我们二十八年了，如果活着的话，只有九十六年，这是可以活得到的。他在有生之日，没有想到自己的著作会有重新出版的一日。搭帮党的政策好，十一届三中全会拔乱反正，出版界也一片繁荣景象。经文化部批准，岳麓书社继再版《近代侠义英雄传》之后，又再版《江湖奇侠传》。这是对我父亲的一种最珍贵的纪念，也是我们全家的一种光荣。我们从内心感谢。可惜父亲死早了，如果父亲在天有灵，定会含笑九泉。作为平江不肖生的亲属，应该感谢政策的英明，感谢岳麓书社同志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父亲，您安息吧！（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