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龙行天下游戏机批发:毛泽东探索新中国经济制度的思想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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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探索新中国经济制度的思想脉络 罗 华 2009年01月23日14:33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毛泽东同志自1920年至1921年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思考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1927年4月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奋起领导武装斗争，10月毛泽东把秋收起义部队带上井冈山，走上了工农武装割据、建设巩固的根据地的道路。1931年11月，革命根据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三次“围剿”后，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来与当时的南京“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对抗，就已经开始实行了不同于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已经开始了对一个崭新中国的构想和试验。
一、中央苏区时期
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期间，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弄清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实行土地改革，变革生产关系，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摸索出了一些经验，为他构建新中国的经济制度打下了基础。
1934年1月，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总结了中央苏区经济建设的经验，指出：“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所以，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和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应该是与奖励私人经济发展，同时并进的。”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苏区多种经济成分及采取政策的概括。
二、新民主主义理论提出时期
1935年1月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特别是10月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甘根据地后，毛泽东根据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全国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越来越从整体上考虑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他认真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创造工作，对中国革命的经验进行了系统地总结，逐渐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和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说：“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十分明显的。”“一九二七年至现在，我们领导的土地革命，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因为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并不是反资本主义。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中的革命还是如此。”“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怀疑这一点而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转变，如像过去某些同志所谓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开始胜利之日，就是革命开始转变之时，是不对的。这是因为他们看不见中国是一个何等样的政治经济情况的国家，他们不知道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完成民主革命，较之俄国要困难得多，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写道：“既然中国社会还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既然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的还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既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为了推翻这两个主要敌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推翻这两个敌人的革命，有时还有资产阶级参加，即使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敌人，革命的锋芒也不是向着一般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是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既然如此，所以，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但是，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它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在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但这只是中国革命的一方面的结果，不是它的全部结果。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 这里实际上已经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
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中国革命“两步走”的战略：“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
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新资本主义”性质：“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老资本主义，而是新资本主义，或者说是新民主主义。”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说：“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
1948年2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第一章中写道：“在目前整个中国社会经济中，一方面，存在着外国帝国主义的经济，本国封建主义的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和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这些就是旧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另一方面，存在着新式的国家经济、被解放了的农民和小生产者的经济和在新民主国家指导下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新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 这里，毛泽东明确指出了新中国与旧中国经济形态的区别。
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中，改变了他以往“新资本主义”的提法：“我们的社会经济呢？有人说是‘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上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数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
毛泽东1947年12月25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集的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到了新中国多种经济成分的构成：“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而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
这里实际上指出了四种经济，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东北解放以后出现了国家资本主义这种新的经济形式，毛泽东1949年3月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完善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多成分性的思想：“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这个思想1949年9月写进了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毛泽东1940年曾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 但新民主主义这个过渡性形式究竟需要多长时间呢？
1944年7月14日，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时说：“我们革命的第一阶段即民主革命阶段，决不是短暂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中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比起你们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很可能要晚相当长的时间。”
1949年７月４日，毛泽东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团校第一期学员毕业典礼时说：二十年后，我们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看情况即转入社会主义。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订《共同纲领》时，没有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前途写进去。刘少奇代表中国共产党对此作了说明：“因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他同时指出：“无疑问，中国将来的前途，是要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去的。”在这次会议期间，曾有党外人士向毛泽东询问，要多少时间过渡到社会主义去，毛泽东说：大概二三十年吧。而在党内的场合，包括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七届二中全会和建国后几年的多次党内干部会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说过，到底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估计至少要十年，多则十五或二十年。
【1】 【2】 【3】
毛泽东同志自1920年至1921年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思考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1927年4月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奋起领导武装斗争，10月毛泽东把秋收起义部队带上井冈山，走上了工农武装割据、建设巩固的根据地的道路。1931年11月，革命根据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三次“围剿”后，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来与当时的南京“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对抗，就已经开始实行了不同于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已经开始了对一个崭新中国的构想和试验。
一、中央苏区时期
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期间，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弄清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实行土地改革，变革生产关系，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摸索出了一些经验，为他构建新中国的经济制度打下了基础。
1934年1月，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总结了中央苏区经济建设的经验，指出：“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所以，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和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应该是与奖励私人经济发展，同时并进的。”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苏区多种经济成分及采取政策的概括。
二、新民主主义理论提出时期
1935年1月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特别是10月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甘根据地后，毛泽东根据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全国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越来越从整体上考虑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他认真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创造工作，对中国革命的经验进行了系统地总结，逐渐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和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说：“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十分明显的。”“一九二七年至现在，我们领导的土地革命，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因为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并不是反资本主义。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中的革命还是如此。”“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怀疑这一点而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转变，如像过去某些同志所谓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开始胜利之日，就是革命开始转变之时，是不对的。这是因为他们看不见中国是一个何等样的政治经济情况的国家，他们不知道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完成民主革命，较之俄国要困难得多，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写道：“既然中国社会还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既然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的还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既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为了推翻这两个主要敌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推翻这两个敌人的革命，有时还有资产阶级参加，即使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敌人，革命的锋芒也不是向着一般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是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既然如此，所以，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但是，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它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在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但这只是中国革命的一方面的结果，不是它的全部结果。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 这里实际上已经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
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中国革命“两步走”的战略：“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
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新资本主义”性质：“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老资本主义，而是新资本主义，或者说是新民主主义。”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说：“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
1948年2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第一章中写道：“在目前整个中国社会经济中，一方面，存在着外国帝国主义的经济，本国封建主义的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和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这些就是旧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另一方面，存在着新式的国家经济、被解放了的农民和小生产者的经济和在新民主国家指导下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新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 这里，毛泽东明确指出了新中国与旧中国经济形态的区别。
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中，改变了他以往“新资本主义”的提法：“我们的社会经济呢？有人说是‘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上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数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
毛泽东1947年12月25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集的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到了新中国多种经济成分的构成：“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而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
这里实际上指出了四种经济，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东北解放以后出现了国家资本主义这种新的经济形式，毛泽东1949年3月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完善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多成分性的思想：“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这个思想1949年9月写进了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毛泽东1940年曾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 但新民主主义这个过渡性形式究竟需要多长时间呢？
1944年7月14日，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时说：“我们革命的第一阶段即民主革命阶段，决不是短暂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中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比起你们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很可能要晚相当长的时间。”
1949年７月４日，毛泽东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团校第一期学员毕业典礼时说：二十年后，我们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看情况即转入社会主义。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订《共同纲领》时，没有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前途写进去。刘少奇代表中国共产党对此作了说明：“因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他同时指出：“无疑问，中国将来的前途，是要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去的。”在这次会议期间，曾有党外人士向毛泽东询问，要多少时间过渡到社会主义去，毛泽东说：大概二三十年吧。而在党内的场合，包括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七届二中全会和建国后几年的多次党内干部会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说过，到底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估计至少要十年，多则十五或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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