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斌大话电影2016:汉语句子研究

句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句型、句类和特殊句式等的研究。

句型研究是对句子的结构模式的研究。早期的语法研究并不怎么重视。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1924）根据主语、述语、宾语和补足语的组合方式归纳出四种句子的基本结构形式：（1）主语||述语（2）主语||述语|宾语（3）主语||述语/补足语（4）主语||述语|宾语/补足语。这是汉语句型的雏形。《汉语知识》（1956）根据主语、谓语、宾语、补语、定语、状语这些句子成分的相互配合方式总结出三大类十八种最基本的单句句式，第一类包含主谓，第二类包含主、谓、宾、补，第三类包含主、谓、宾、补、定、状。直到70年代末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1979）强调动词和句型重要性，句型研究才引起语法学界的重视。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1980）附有“汉语谓语动词句型表”，列举了十三种句式。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1981）根据句子的结构和格局把句子分为单句、复句，主谓句、非主谓句。主谓句包括名词性谓语句、动词性谓语句、形容词性谓语句和主谓谓语句，非主谓句分名词性的、动词性的、形容词性的，叹词、象声词也能构成非主谓句。复句根据复句关系划分成联合复句和偏正复句，前者包括并列复句、连贯复句、递进复句、选择复句，后者包括因果、转折、条件和让步复句。这个句型系统在语法研究中产生了较大影响。邢福义《论现代汉语句型系统》（1983）把“层次”观念和“动词中心”说结合起来提出了句子结构的“分层向核性”特点。邵敬敏《句型的分类及其原则》（1984）提出根据基础短语的类型来构建句型系统。李临定《现代汉语句型》（1986）“依据句子构造的系列性区别特征（对比特征）”从多个角度建立了句型系统，陈建民《现代汉语句型论》（1986）特别重视口语的句型，建立了多层次的句型系统。1985年举行的“句型和动词”学术研讨会把句型研究推向了高潮，学者们注意结合动词的语义、所带成分等来研究句型，并就一些句型理论问题展开讨论。90年代以来结合语义研究句型成为热点。如张学成《语法修辞方法论》（1991）中的《表层句型和深层句型》认为根据句子的结构和格局概括出来的是表层句型，深层句型是由语义成分组成的非线性序列，比如基础结构“动词＋施事＋受事”可推导出“施事＋动词＋受事”“受事＋施事＋动词”“施事＋受事＋动词”等表层结构。张黎《试论汉语语义句型的划分》（1995）建立了一个五层语义句型系统，五层依次是命题结构、时体结构、句模结构、静态结构和语气结构，每层又有下位分类。

句类就是给句子的语气划分类型，现在一般分为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四种。“句类”这个名称最早是何容《中国文法论》（1942）提出来的，指句子按语气的分类，何氏批评了《马氏文通》（1898）和《新著国语文法》（1924）以助词论语气的做法，指出“没有助词的语句也一样可以有语气”。早在马建忠《马氏文通》的虚字卷中谈到的传信、传疑就和语气有关。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1924）从助词的角度把句子的语气分为五类：决定句、商榷句、疑问句、惊叹句和祈使句。王力《中国现代语法》（1943～1944）认为语气是各种情绪的表示方式，主要通过语调和语气词表现出来，该书以语气词为纲把语气分为四类十二种：（1）确定语气，包括决定、表明、夸张三种；（2）不定语气，包括疑问、反问、假设、揣测四种；（3）意志语气，包括祈使、催促、忍受三种；（4）感叹语气，包括不平、论理两种。又按语气末品（副词）分了七种语气：诧异、不满、顿挫、重视、辩驳、慷慨、反诘。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1942～1944）把语气分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语气包括狭义语气、语意、语势三类。狭义语气分三种：（1）与认识有关，包括直陈（强调则为确认）、疑问两种，疑问又分“肯定性：测度”、“中性：设问”、“否定性：反问”三种；（2）与行动有关，包括商量和祈使，商量包括建议、赞同，祈使又分“肯定性：命令”、“否定性：禁止”两种。语意是从正反、虚实来说的，涉及正与反的有肯定、不定、否定，涉及虚与实的包括实说和虚说，虚说又分两种，一是表可能、必要等，一是表设想（假设句）。语势指句子的轻重、缓急。高名凯《汉语语法论》（1948）从命题的角度把语气分为六种：否定、确定、询问、疑惑（包括传疑和反诘）、命令（分强制和非强制）、感叹。黄伯荣《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1957）认为语调在句子语气或用途的分类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其它影响因素还有语气助词、语序和说话人的态度表情。

80年代以来，句类研究越来越引起研究者的重视。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语气系统的研究。胡明扬发表了《北京话的语气助词和叹词》（1981）等论文全面探讨北京话的语气词和语气系统，胡氏认为语气意义系统由陈述（包括肯定、不肯定、强调、当然）、祈使（包括祈使、命令）、疑问和感叹四种构成，语气的表达手段除了语调外，还有表示语气的语词，比如语气词、叹词。贺阳《试论汉语书面语的语气系统》（1992）对汉语语气系统作了全面的理论分析。贺阳认为语气是通过语法形式表达的说话人针对句中命题的主观意识，建立了一个多层次的语气系统，总体分三大类：功能语气、评判语气、情感语气。功能语气包括陈述、疑问（询问、反问）、祈使、感叹四种；评判语气包括认知（确认、非确认）、模态（或然、必然）、履义（允许、必要）、能愿（能力、意愿）四种；情感语气包括诧异、料定、领悟、侥幸、表情五种。每种语气都有一定的表达形式，包括句末标号、语气词、语气副词、程度副词、助动词、叹词。

第二个方面是具体的句类研究逐步展开，重点是疑问句和祈使句。疑问句的研究包括分类、疑问语气词、疑问度以及疑问句类型等。问句一般分为是非问、特指问、选择问和正反问四类，比如吕叔湘《疑问·否定·肯定》（1985）认为特指问和是非问是基本类型，正反问和选择问是从是非问派生出来的。也有三分为特指问、选择问、是非问的，正反问（反复问）属于选择问，如朱德熙《语法讲义》（1982）、林裕文《谈疑问句》（1985）、邢福义《现代汉语》（1991）等，袁毓林《正反问及相关的类型学参考》（1994）从历时和共时的层面建立了一个泛时性的疑问句层级系统，邵敬敏《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1998）从选择性上建立了一套多层级的疑问句系统。疑问语气词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胡明扬《北京话的语气助词和叹词》（1981）重视口语语气词的变体及其意义，陆俭明《关于现代汉语里的疑问语气词》（1984）运用比较的方法并从形式上证明，有两个半疑问语气词，“吗”“呢”和半个“吧”。疑问度，就是疑问的程度，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区分三种：询问、反诘、测度。徐杰、张林林《疑问程度和疑问句式》（1985）结合疑问句的类型把疑问程度量化为四级，黄国营《“吗”字句用法初探》（1986）根据语境把疑问程度分为五级，李宇明、唐志东《汉族儿童问句系统系的探索》（1992）把疑问句分为高疑、低疑和无疑三种。疑问句类型的研究成果更加丰富，是非问研究如范继淹《是非问句的句法形式》（1982）、刘月华《用“吗”的是非问句和正反问句用法比较》（1987）和《语调是非问句》（1988）、邢福义《现代汉语的特指性是非问》（1987）等，选择问句研究如吴振国《现代汉语选择问句的删除规则》（1992）、邵敬敏《现代汉语选择问研究》（1994）、丁力《现代汉语列项选择问句》（1998）等，正反问句研究如朱德熙《汉语方言里两种反复问句》（1985）和《“V-Neg-VO”与“VO-Neg-V”两种反复问句在汉语方言里的分布》（1991）、邵敬敏《现代汉语正反问研究》（1994），特指问句的研究较少，如邵敬敏《“怎么”疑问句的语法意义及其功能类型》（1995）。另外，设问句、反问句、附加问、回声问、提醒问、追问等特殊疑问句也有一些研究。

祈使句的研究，早期往往从语气词进行分析，从表达功能的角度研究祈使句首推高名凯，他在《汉语语法论》（1948）主张脱开词语，从句子命题研究命令。祈使句的谓语有什么特点？蒋平《形容词谓语祈使句》（1984）从褒贬性和肯否性总结了形容词充当祈使句位于的条件限制，袁毓林《祈使句式与动词的类》（1991）从自主性、褒贬性、肯否性总结了动词进入祈使句的条件限制。祈使句的语气有分别，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1942～1944）认为“祈使有刚柔缓急，可有命令、请求、敦促、劝说的分别，其反面则是禁止。”王力《中国现代语法》（1943～1944）认为“表命令、劝告、请求、告诫者，叫做祈使语气”，高名凯《汉语语法论》把命令分成强制性和非强制性两种。黄伯荣《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1957）把祈使语气分为两类：一类是要听话人发出某种动作，这包括命令、请求等；一类是要听话人停止或不发出某种动作，这包括禁止、劝阻等。袁毓林《现代汉语祈使句研究》（1993）根据语气的强弱把祈使句分为三类六种：命令句和禁止句、建议句和劝阻句、请求句和乞免句。

特殊句式，是有某种特殊标志词、结构或语义范畴的句子格式，如把字句、被字句、是字句、有字句、比字句，主谓谓语句、双宾句、连动句、兼语句，被动句、存现句、否定句、比较句、选择句等。王力《中国现代语法》（1943～1944）专门论述了六种句式：能愿式、使成式、处置式、被动式、递系式、紧缩式，揭开了汉语句式研究的序幕。下面介绍一下把字句、被字句的研究概况。把字句研究主要集中在句式意义和构成条件。王力《中国现代语法》认为把字句表示处置或支配，因此称处置式，而另立一个继事式（如“偏又把凤丫头病了”）。潘文娱《对把字句的进一步探讨》（1978）提出“广义的处置”，广义的作用结果包括结果、程度、趋向、状态、时间、动量。宋玉柱《处置新解》（1979）和《关于“把”字句的两个问题》（1981）、王还《“把”字句中“把”的宾语》（1985）、邵敬敏《把字句及其变换句式》（1986）等批评了旧“处置”说，提出“影响”说、“致果”说。叶向阳《“把”字句的致使性解释》（1997）认为把字句的意义是表示致使。崔希亮《把字句的若干句法语义问题》（1995）将把字句分为两类：结果类和情态矢量类，金立鑫《“把”字句的句法、语义、语境特征》（1997）在其基础上分三类：结果类、情态类和动量类。把字句的构成条件主要是“把”的宾语和动词的限制。王还《“把”字句中“把”的宾语》（1985）认为“把”的宾语有“确指的、专指的、泛指的”三种，曹逢甫《从主题—评论的观点看“把”字句》（1987）认为“把”的宾语属于已知信息，薛凤生《“把”字句和“被”字句的结构意义——真的表示“处置”和“被动”？》（1994）认为“把”的宾语可以是有定的，也可以是无定的。把字句的动词有什么限制呢？王力《中国现代语法》认为具有处置性质，吕叔湘《把字用法的研究》认为具有动作性，邵敬敏《把字句及其变换句式》（1986）认为具有致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