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头寺吉安园车位:“他写书是为了挣钱养家”

　　“他写书是为了挣钱养家”

　　本刊记者 李鹭芸

　　想了解家人眼中的金庸，采访进程出乎意料地难。并不是找不到金庸的家人，而是找到了人，几乎都三缄其口。他们的目的很单纯，“让老人家能清清静静地过‘退出江湖’的日子吧”。

　　金庸父亲查枢卿有两任妻子，第一任妻子生下五子两女，金庸是老二。7个同胞手足中，在世的还有3人，金庸长居香港，妹妹查良琇住在杭州临安，三弟查良浩则在上海。

　　从小就崇拜祖父

　　查良琇比金庸小1岁，从她记事起，家里不管是谁，闲下来就喜欢看书，因为查家的藏书实在太丰富，“只要想看，取之不尽。小时候，书是我们兄妹几个最大的财富”。二哥金庸更是个书迷，8岁时在家里翻到一本武侠小说《荒江女侠》，粗粗翻了几页，便迷上了， “想不到世上还有这么好看的书！”金庸10岁那年，父亲送给他一件圣诞礼物。他打开一看，是一本书——《圣诞颂歌》，讲述的是一个冷漠无情的守财奴，变成一个慈爱友善的人的故事。直到现在，金庸还珍藏着这本书。

　　在查良琇的记忆中，她和金庸的童年生活是富足快乐的。一家人住在海宁老家一座五进大宅子里，里面有90多间房子和一个大花园。镇上有査家开的钱庄、米行和酱园店。祖父查文清还买了几千亩田地，用收到的租金设立了一座义庄，用于资助族中的孤儿寡母。凡是査家子弟，上了中学、大学，每年都可以到义庄领两次津贴。如果有人出国留学，津贴的数额更大。金庸的父亲是祖父的小儿子，也领了一笔津贴，早早出去接受了西洋教育。

　　“祖父是对二哥影响最大的人。”查良琇介绍道，查文清是海宁査家的最后一位进士，曾任江苏丹阳知县，任上出过一桩轰动一时的“丹阳教案”。当时，不少外国传教士涌入中国，常常依借西方势力欺压百姓。而官府慑于西方列强的淫威，视而不见。百姓与传教士时有摩擦。终于有一天，丹阳数百人围攻了当地教堂，一把火将其烧掉。事发后，查文清的上司为了向列强交代，要求查文清处斩“为首之人”。查文清不忍，决心“力为民请命、不济则以官殉”，秘密差人通知为首两人逃走，又通知其他37户参与者赶紧离开丹阳。等所有事情安排妥当，他才向上司汇报，“并无为首之人”，自请辞官。

　　查文清去世后，37户人家及丹阳几十位士绅，一起赶到海宁，三步一磕头，跪拜至查家祭奠。见查文清坟地狭小，他们出资买下坟地周围60亩土地给查家，以示谢恩。其中一户更是立下家规：凡我子孙，生男者到查家为奴；生女者，到查家为妻妾，如不纳，为婢；如不用，才可另谋职业。金庸大哥查良铿的夫人，就是这户人家的孙女。

　　金庸和查良琇出生后不久，祖父就去世了，但这些事迹都写在族谱里。祖父不为官位利禄杀害百姓，敢于反抗外国传教士的事，深深印在金庸心里。将近20年后，抗战胜利之时，金庸又从家中长工和生的口里，得知当年正是他的祖父，在丹阳重审了前文所述的和生冤案，把和生带回海宁家里安顿下来。祖父的英雄气，被他写进了《连城诀》。

　　弟弟心中的“故事大王”

　　1936年，12岁的金庸小学毕业后，便离开了海宁，到嘉兴上中学，开始了长期的独立生活，直到1945年底，才第一次回家。游子归来，全家人都高兴坏了。

　　小弟查良钰生前曾回忆道：“二哥回家后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衣着简朴，一直面带笑容，对来家探望的人非常客气，但话语不多。因为二哥比我和三哥大了10多岁，所以待我俩十分亲热。家里有空房子他不住，非要和我们住在一起。那时，他见了外人讲话很慢，还有些口吃，但和我们在一起却完全变了样儿，成了‘故事大王’。每天晚上，二哥都给我们讲故事。他的故事都是现编的，可是天衣无缝。常常是说到兴头上，他一下子跳起来站在床上，连比划带摹仿，手舞足蹈的，有意思极了！”金庸在家里住了近半个月，就给两个弟弟讲了近半个月的故事，成了査良浩、查良钰记事以来最开心、最难忘的日子。

　　晚上，等弟弟们睡着，金庸“书瘾”发作，又钻进书房去。那时家里已经有三间书房，大多是线装书。《封神演义》、《儿女英雄传》、《明史》、《水浒》，都“逃不过”金庸的眼睛。

　　“有困难，找二哥”

　　1950年，海宁家中遭遇变故，父亲查枢卿作为“反动地主”被“镇压”而死，大家庭霎时土崩瓦解，上上下下十来口的生活没有着落。只身在外打拼的金庸，扛起照顾家人的责任。“有困难，找二哥”是兄妹们的共识。

　　査良琇讲述了金庸对弟弟们的照顾。金庸到香港后不久，三弟査良浩上学，没有学费，金庸马上寄钱资助。紧接着，1951年，小弟査良钰也要去抚顺读书，金庸立即汇来100元钱，之后每学期都把钱按时寄到抚顺。小弟读书很努力，1956年考上北京矿业学院，6年大学期间，他接连添了6个孩子，其中两对双胞胎，又赶上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家里经济条件捉襟见肘。金庸知道后，不但很快汇了钱，还专门为孩子寄来小衣服、糖、奶粉、饼干等。“要是没有二哥的帮助，还不知道小弟能不能熬过那段困难的日子。”

　　弟弟妹妹的事情，金庸总是考虑得很仔细。1981年7月，金庸偕妻子儿女回到内地，邓小平会见了他。很快，弟弟妹妹就接到金庸发来的电报，相约杭州一聚。随电报寄到的，是金庸给大家的去杭州的路费。

　　査良琇说，金庸细致得“许多事情你还没有想到，他就已想到，为你办好了”。她举例说，1996年，住在淮南的小弟查良钰忽然呕吐不止，浑身抽搐，淮南的医院查不出毛病，查良钰的家人束手无策，金庸知道后马上动用自己的社会资源，亲自安排小弟转到杭州邵逸夫医院。经检查是脑部瘤出血，必须立即手术。金庸得知后，竟然细心到提出手术不能破坏面部美观。为此，邵逸夫医院将浙江省有名的专家全部请到了场，40多位专家进行了4次大会诊。查良钰手术成功后，金庸又赶来看他。那时香港直飞杭州不方便，得从北京转机。转机那天，有大雾，飞机不能起飞，金庸在首都机场等了整整一天。一到医院，顾不上自己休息，就亲自推着小弟进行康复锻炼。

　　“他为我操了半个多世纪的心”

　　在査良琇的讲述中，记者察觉，她家境也不富裕，午饭的主菜是丝瓜豆腐汤。记者突然联想起金庸在《明报》时“抠”作者稿费是出了名的，忍不住问：“看您家条件不是很好，金庸也资助过您吗？”

　　“当然有！我的前夫当年在国民党部队里当官，1949年去了台湾。这样的情况，导致我的家庭成分一直不好，不能分到土地，也没法参加招工去工作。我带着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没饭吃，更没钱读书。二哥知道后，就开始给我寄钱。那时候他自己也没钱，社会上有一些人说，‘金庸写书是为了出名’，我听了都觉得可笑，饭都吃不饱会想着出名吗？二哥那时候写书就是为了挣钱养家。我50多岁的时候，几个孩子都长大了，才和现在这个丈夫在一起生活，他也是农民。二哥就继续给我生活费，来临安看我，连孩子穿的衣服都带了很多。直到2002年，政府每年给我补贴，我就让二哥不要给我寄钱了，他都已经为我操了半个多世纪的心了！他说那就给我在杭州买房吧，我说孩子都在乡下，杭州的房子用不上，我没要。”

　　金庸还是整个大家庭的“大哥”。父亲和生母死得早，后母又没有收入来源，他便照顾后母直到她去世，平时嘘寒问暖，生活费都由他一人承担；同父异母的弟弟要盖房子，他也是二话不说就帮忙。査良琇说：“二哥这么多年在外，受了很多苦。但他从来没和我们提过一句。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却总能在他那里得到帮助。”

　　但是，金庸从未踏进袁花镇旧居一步。金庸的弟弟妹妹推测，父亲的死仍是他心中不愿触碰的痛。留在海宁的同父异母弟弟查良楠，一提起此事就满眼泪水：“母亲临走前有遗言，希望我能见二哥一面，感谢他对母亲的照顾。”多年来，他一直守着査家旧居，守着母亲沉甸甸的嘱托，守着一份兄弟重逢的期待。

　　海宁查氏荣辱都是文字

　　康熙恩宠，雍正剿杀，近代复兴

　　海宁查氏，荣辱都是文字

　　本刊记者 李鹭芸 胡婷婷

　　寻访金庸江南旧居

　　“这时潮声愈响，两人话声渐被淹没，只见远处一条白线，在月光下缓缓移来。蓦然间寒意迫人，白线越移越近，声若雷震，大潮有如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声势雄伟已极。潮水越近，声音越响，正似百万大军冲锋，于金鼓齐鸣中一往无前。”

　　这是金庸小说《书剑恩仇录》中的一段话，将世界奇观“海宁钱塘江大潮”的磅礴气势，写得淋漓尽致。而海宁这座“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正是他的故乡。每年农历八月十八(今年公历9月15日)是海宁观潮的最佳时节，很多游客前来饱览“一线横江”的绝景。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也来到这里，不仅为观潮，更为踏上査氏家族600多年来生生不息的土壤，探寻金庸先生成为“侠之大者”的源头。

　　从海宁市区东行20公里，就来到金庸的出生地——袁花镇新伟村。小镇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毛竹山巍巍耸立，花溪水潺潺流淌。顺着乡间小道一路前行，走到一片葱茏碧绿的桑树林，便可以望见一座黛瓦白墙的深宅大院，院墙上题写着“金庸旧居”4个大字。

　　金庸同父异母的弟弟査良楠，如今负责旧居的管理事务。他每天除了拿着毛掸清除灰尘，就是默默地坐在离大门最近的一张桌子后面，守着这座充满了悲欢离合的老宅子。

　　在査良楠的带领下，我们穿过前厅，沿着回廊往里走，拐角处有一间小屋，屋中是一张旧式木床和一个雕花梳妆台，金庸就是在这里呱呱坠地的。旁边的书房还保留着，少年金庸正是在这间书房里秉烛夜读，打下了最初的文学基础，如今人去楼空，只剩木桌。宅子最深处是一个主题为“走进金庸”的展示厅，陈列着金庸的全套作品，还有无数杂文短集。14部长篇武侠小说按照金庸自己取书名第一个字串成对联的方式排列：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査良楠和哥哥金庸都是海宁査家的第二十二代孙。采访中，他们的堂叔辈、长居袁花镇的査家第二十一代孙査建国，特意来到旧居，指着墙上的家谱图，给记者详细讲解：“我们家族出来的名人，尤其是文人实在太多了，历史上不曾间断。”

　　海宁博物馆地方史研究者吴德建，参与修订了最新一版査氏家谱。翻开这套6卷本的家谱，他感慨道：“査家是真正‘以文为业，书香传家’啊！这600多年的发展，可以分为3个阶段。兴盛期在明清，共出了22个进士，康熙年间创造了‘一门十进士，叔侄五翰林’的科举神话。雍正年间，海宁查氏传到第十一代和第十二代，因文字狱案，不准参加科举，家族进入静默期。到第十四代以后，重开科举，他们又中了进士，进入近代的复兴期。”

　　由此看来，金庸的横空出世并非偶然，而是家学渊源使然。

　　“一门十进士，兄弟五翰林”

　　“陈家洛到得家门，忽然一呆，他祖居本名‘隅园’，这时原匾已除，换上了一个新匾，写着‘安澜园’三字，笔致圆柔，认得是乾隆御笔亲题。旧居之旁，又盖着一大片新屋，亭台楼阁，不计其数。心中一怔，跳进围墙。一进去便见到一座亭子，亭中有块大石碑。走进亭去，月光照在碑上，见碑文俱新，刻着六首五言律诗，题目是‘御制驻陈氏安澜园即事杂咏’，碑文字迹也是乾隆所书……由西折入长廊，经‘沧波浴景之轩’而至环碧堂，见堂中悬了一块新匾，写着‘爱日堂’三字，也是乾隆所书……出得堂来，经赤栏曲桥，天香坞，北转至十二楼边……便是母亲的旧居筠香馆。只见馆前也换上了新匾，写着‘春晖堂’三字，也是乾隆御笔。”

　　金庸在《书剑恩仇录》中，借主人公陈家洛的眼光，详细描写了皇帝对海宁大家族的恩宠。这种皇帝题匾、题诗，在金庸旧居中随处可见，正是査氏家族曾亲身享受过的荣耀。

　　“査”姓来源于春秋时期。公元前676年，鲁庄公之子姬延被封为子爵，“食采于査邑”，便姓了“査”，在山东一带繁衍生息。五代十国时期，査氏出现了第一位名人，南唐军事将领查文徽。其弟查文徵一家迁徙到安徽婺源(今江西婺源)定居，直到元末天下大乱，后人査瑜带着妻儿老小，沿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坐船躲到嘉兴。经朋友介绍，査瑜到海宁袁花镇一户人家当家庭教师。他欣喜地发现，袁花镇依山面水，土地肥沃，民风淳厚，跟婺源很像。更巧的是，婺源有个凤山岗，海宁有座龙山，合起来便是“龙凤呈祥”，正是吉兆。于是，査瑜举家定居这片“福地”，一边“勤恳耕作，敦睦乡里”，一边“以儒为业，诗礼传家”。

　　从迁居海宁的第二代开始，査家便成为有名的“文宦之家”。 第一位显达之人是查瑜之子查恕。他一心一意钻研医术，外号“査一帖”，只要一帖药就可治好病，且医德很高，为穷人免费治病，闻名江南。他深得明太祖朱元璋赞赏，被任命为太医院国医，获赏一品冠服。

　　大约过了100年，弘治三年(1490年)，第五代查焕考中进士，成为查家登科甲的第一人。明朝一代，查家中进士6人，其中查秉彝、查志立、查允元祖孙三代连中进士，在当地传为盛事。

　　到清朝康熙年间，査氏家族人丁超过300人，进入全盛时期。十余人考取进士，5人进入翰林院，其中查慎行(原名査嗣琏)、查嗣瑮、查嗣庭更是亲兄弟三人同为翰林院编修。査家因此有了“一门十进士，兄弟五翰林”之誉。查舁(音同“鱼”)陪皇帝在南书房念书，成为康熙近侍，康熙亲笔题写了“澹远堂”的匾额赐予他，并赐予一副楹联“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寥寥十余字，勾勒出康熙对査家的盛赞。此外，康熙还陆续为査家题写了“敬业堂”、“嘉瑞堂”的匾额，恩宠冠绝一时。可惜的是，康熙御笔的匾额和楹联，已经毁于战乱。如今悬挂于旧居的是复制件。

　　两场文字狱的折磨

　　“黄宗羲神色惨淡，摇了摇头。顾炎武却自斟自饮，一口气连干了六七杯。吕留良道：‘二位此来，可是和《明史》一案有关吗？’……黄宗羲道：‘我二人来此，乃是为了伊璜先生。小弟和顾兄前日得到讯息，原来这场《明史》大案，竟将伊璜先生也牵连在内。我二人前日晚上匆匆赶到海宁袁花镇，伊璜先生并不在家，说是出外访友去了。炎武兄眼见事势紧急，忙嘱伊璜先生家人连夜躲避。’……顾炎武道：‘这次《明史》一案如此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当是鳌拜意欲挫折我江南士人之气。’”

　　这是金庸《鹿鼎记》开头一段文字。其中提到的伊璜先生，正是金庸先祖査继佐。善于科考的査家子弟靠八股文章走向了家族兴盛，然而同样是文字，给他们带来了不祥之兆：“明史案”牵连到了他们。

　　明末清初，浙江一户姓庄的大户人家编了本《明史辑略》，请了16位名士帮忙修订。査继佐也收到了邀请，但他生性谨慎，并未答应。书成之后，为了扩大名气，庄家自作主张，将査继佐的名字列在修订者之中。此书大量刊印，流传甚广。清初权臣鳌拜以书中有“讽刺朝廷”的内容为由，下令彻查，杀戮上百人，査继佐以“大逆罪”被判腰斩。幸好之前査继佐早早地就上书浙江官员，声明自己并不知情，再加上与康熙关系密切，几经周折，他才被放出来，海宁査家侥幸免罪。

　　几十年后，康熙去世，雍正即位，査家再也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1726年，“科场案”爆发。礼部侍郎査嗣庭在江西主持乡试，出的考题中有一个“止”字，“止”，正是去掉了“雍正”之首，犯了“砍皇头”的大忌。査嗣庭入狱，査家300余名男丁被杀、被流放，女人全部罚为奴仆。比扼杀生命更狠辣的，是扼杀査家的科考机会。雍正以“出了査嗣庭这样的士林败类”为由，下令浙江6年之内不许进行会试。诗文尽毁，书生无路，这才是査家真正的灭顶之灾。

　　这场文字狱的背后，还有更深的政治恩怨。査嗣庭的才华，深受雍正舅舅隆科多的赏识。隆科多因为在雍正争夺皇位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一直居功自傲。雍正坐稳皇位后，对这个跋扈的舅舅不能忍受，开始清算隆科多一党，受到隆科多赏识的査嗣庭自然在劫难逃。

　　“科场案”夺走了査家数人的生命，据说最后活着回到海宁的，只有査嗣庭哥哥查慎行一家4口，但它没有摧毁查氏的文气。査慎行从此不再入朝为官，一是醉心写诗，培育出一个新的査氏家族诗人群体，这批人出了100多部著作，到乾隆年间，其中一部分被收入《四库全书》。二是醉心藏书，査慎行建起的“得树楼”，加上査家历代传下来的“澹远堂”、“双遂堂”、“查浦书屋”等，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图书馆。

　　这也算因祸得福，査家不再把重心放在科举上，而是专注于文学，终于泽被后人。金庸就说过：“家中藏书很多，幼时虽然看不懂，但找书很方便，不仅有古书，还有新书。家人间的活动也很文雅，闲来多是下棋、看书。”

　　如今有文人，也有实业家

　　到了近现代，査家全面复兴，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面貌，既有诗人查良铮(穆旦)，也有教育家查良钊、查良鉴，还有“纺织大王”查济民。

　　第十九代的查济民出生于1914年，少年时就对纺织工业有浓厚兴趣。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的泱泱大国，纺织工业是大有出路的。他从第三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前身)染织科毕业，历任常州、重庆、上海等地纺织染厂的工程师、厂长、经理。1947年秋在香港创办“中国染厂”。

　　查济民不仅是一名实业家，也是知名的“政治智囊”。1992年，他担任首届国务院香港事务顾问，在《基本法》草案出台、香港回归等众多历史性事件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荣获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发的“大紫荆勋章”。

　　更难能可贵的是，査氏的家族亲情在查济民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改革开放以后，查济民不顾古稀高龄，满腔热血，奔走于祖国各地，投资办厂。他在海宁筹建纺织企业，建起一系列具有国际水准的工厂。记者在海宁采访时，随便问一位乡亲，都能说出查济民名下的几家公司。查济民90岁高龄时，还主持重修査氏家谱，连接起了断裂百年的家族史。2007年3月，查济民辞世，家谱主编者之一吴德建对记者说：“他对家乡的感情可谓至诚至深。”

　　比查济民小4岁的晚辈查良铮(穆旦)是一位著名诗人，在大陆名气很大。他属于从海宁分衍出去的“北査”。明朝中期，海宁査氏第三代中有一支迁往北京、天津一带，经营盐业发家致富，成为有名的商人，被称为“北査”。这一支多以经商为主，很少涉足官场，因此在海宁査氏的两场文字狱案中得以幸免。查良铮正是“北査”的后代。他中学时开始写诗，翻译了普希金、雪莱、拜伦等文学巨匠的作品，被许多现代文学专家推为“现代诗歌第一人”。

　　因为南北两地，查良铮和查良镛一辈子都没见过面，但两人的生命中有着惊人的巧合。查良铮是把姓“査”拆开成“木”、“旦”，然后用“穆旦”做了笔名；而查良镛则是将名“镛”拆成“金”和“庸”，用“金庸”做了笔名。

　　在近代文坛，金庸还有一位近亲徐志摩。海宁徐家也是望族，和査家结为姻亲，金庸母亲徐禄是徐志摩的堂姑妈，金庸唤徐志摩表哥。小时候，金庸跟母亲回徐家，见过这位才华横溢的表哥。当时徐志摩已从英国留学回来，在剑桥大学写的《再别康桥》一诗已脍炙人口。70多年后，金庸以81岁高龄赴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博士，续写了家族文人的名校缘分。

　　靠文化延续了600年

　　《孟子》中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然而定居海宁600年来，査氏家族传承二十几代，历经时代变迁，却一直名人辈出，至今仍是江南望族。这个家族为何有着源源不绝的涵养与力量，获得如此傲人的成就？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了海宁名人研究会会长章景曙。

　　环球人物杂志：海宁查氏家族有什么特点？

　　章景曙：查氏迁到海宁时，就是从事教书工作的。家里就两件事：读书、耕种，从中归结出了“耕读为务”的家训，这是他们家族最鲜明的特点。

　　环球人物杂志：是什么支撑这个家族在后来的600年里几乎代代出名人？

　　章景曙：钱穆先生(历史学家)说过，如果以孔子的儒家思想为立家根本，就建立了“家风”。明朝海宁查氏第七代开始修订家谱，按照“秉志允大继嗣克昌，奕世有人济美忠良，传家孝友华国文章，宗英绍起祖德载光”作为字辈取名。这首八言诗，包含着浓重的儒家思想，从书面上确立了海宁查氏的家风。

　　立了“家风”就有凝聚力。查氏每一代都坚定不移地考科举，对文学和史学素有研究传统，形成了“家学”。一个家族有了“家风”和“家学”，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环球人物杂志：查家的文学和史学成就到底有多大？

　　章景曙：我举个例子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资料显示，《查氏海昌诗集》中，收入了200多名査姓诗人的诗。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查继佐，一个查慎行，他们奠定了查家在诗坛的地位。在查继佐家，不仅男的写诗，女的也写诗，甚至连家里的下人都会。文学对这个家族的熏陶可见一斑。

　　环球人物杂志：也就是说，查氏家族是“以文传家”？

　　章景曙：对，海宁查家是靠文化延续了600年。从文的就不用说了，就是从政的和从商的，代代都与文化脱不了干系。比如康熙年间，“北査”在天津建立了水西庄，天下所有文人都可以去水西庄读书，当时在北方的文化圈里非常有名。这说明海宁查氏即使外迁做了生意，没有“耕”，也不放弃“读”。

　　环球人物杂志：海宁这个地方，对哺育查氏家族有什么影响？

　　章景曙：在清朝有“海宁文风”一说。那时海宁几个大家族互相通婚，形成了自己的文化链，这在当时的中国十分罕见。出了3个宰相的海宁陈家，是这个链条里的关键一环。乾隆六下江南，四次住在陈家，他一来，几大家族的文人就坐在一起读书、赏析、吟咏，慢慢形成了独步江南的“海宁文风”。这种独特的文化环境对海宁查氏影响极大。

　　环球人物杂志：反过来，查氏家族对海宁有多大影响？

　　章景曙：海宁至今流传一句话，“查诗、陈书、朱文章”，这三家共同奠定了海宁的文学基础和文化基础，使海宁成为文化之乡。另外，查氏给海宁留下了许多藏书楼，这对海宁的影响很大。今天，藏书文化、名人文化、潮文化和灯文化，被称为“海宁四大文化”。

　　环球人物杂志：在查氏家族名人中，金庸对海宁的影响有多大？

　　章景曙：金庸是一个家族感很强的人。查氏的“家风”和“家学”，对他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金庸曾说，家族对他有两个影响，一是使他知道外国人欺负中国人，二是懂得了要多读书。这对于金庸能成为今日之金庸至关重要。

　　结束采访时，我们特意来到看潮的观塘，“海宁潮”已如约而至。水声喧哗，一如几十年前那个夜晚，还在做童子军的青年金庸就在这里露营。滚滚浪潮打破了他的梦境，也流泻在了他多年后的笔端。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和最后一部武侠小说《鹿鼎记》，都是以海宁为背景，仿佛是对家族的遥遥致敬。“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曾经灿若星辰的文人名士，不过是浪花一朵，只有家族血脉和文化传承像永不干涸的源头活水，你永远不会知道，它还将孕育多少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