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急救指挥中心:领导人中书法最好人品最坏的康生

康生，一个曾经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字。

康生，一个权倾一时、呼风唤雨的人物。

康生，一个一生都在搞阴谋、看风向的人。

康生，一个临死都举棋不定、惊慌失措的人。

康生，一个有深厚文化底蕴，其书法堪称大家的人。

康生生于1898年，和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同龄，他生于山东诸城，与江青同乡。

论资历，他192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五卅运动时，参加罢工委员会的工作，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先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职工部部长。九一八事变后康生被指定参加临时中央的工作，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年从苏联回国，在延安先后任中央党校校长、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情报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

论文化，康生1924年进上海大学读书，是中共早期领导中少有的接受高等教育者。

康生资格很老，但没有打过什么仗，在军内只是担任过山东军区政委等职务。他在党内给人印象最深的是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重要报告，中央为这次整风运动规定了一系列正确政策，但康生别出心裁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整风＝审干＝肃反。他的目的就是用极左加迫害的方法显示他的革命并得到升迁。康生开始审查每个人的历史，从中抓特务、叛徒。

这个在苏联深受斯大林清洗运动洗礼的好学生开始了他迫害生涯。于是康生以揪特务为名，开始了行动。他先从小人物下手：西北公学的一个学生王××成了他打击的第一个对象，他领衔罗致了一堆莫须有的罪状，下令逮捕了王××，不分昼夜对他审讯。审讯人员大喊大叫：“老实告诉你，比你地位高的、资格老的、年龄大的、阅历深的，哪个不乖乖地交代问题。你想反抗，你够格吗﹖”审讯人员施展车轮战、神经战、突击战，不给王××半点喘息之机。他支持不住了，终于说什么承认什么。他在中央直属机关召开干部大会，四周墙壁上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抢救失足者，是每个人的义务”等标语。

文革中上纲上线是迫害人的重要手段，其实康生在1942年就已经作了示范。他在大会上声嘶力竭：“我们这个会议，是国民党第一线的兵力将我们边区南线紧紧包围，待令出击的时候开的，是正当日本第五纵队的特务机关假造民意，要求取消共产党，取消边区，而国民党中央社向全国、全世界广播的时候开的。现在边区的军队、边区的人民都动员起来了。因此，我们延安各机关学校更要加紧起来审查干部、巩固组织、清除内奸，这是我们目前刻不容缓的任务。”他的号令一下，每个单位普遍开展了“抢救运动”，保自己的，邀功争宠的，完成指标的，都要昧着良心，大张旗鼓抓特务、叛徒和坏人。军委三局电讯学校二百多人，抓了170个“特务”；关中师范学校参加整风运动88人，挖出62个“特务”；绥德师范挖出230个“特务”，占该校总人数的73％；延安警卫团居然挖出80％到90％的人是国民党特务；连中央秘书处只有60多人，也挖出十多个“特务”。

康生从延安时期就私设公堂，逼供信，按比例、按指标完成任务。不少人在这场运动中变得神经失常，有的蓬头垢面、语无伦次，有的大哭大叫：“天大的冤枉啊”有的上吊，有的投井。而因“顽抗”长期被关进黑窑洞里的，就更不计其数了。

康生闹得太大了，中央开始对康生定的案子进行甄别：90％以上都是冤假错案，中共中央为这些受冤屈的人平反，予以释放和恢复名誉。

康生自以为整人是升迁的天梯，没料到得罪人太多，此后地位下降，七大就已经是政治局委员的他到解放后的八大沦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建国后他虽然担任山东的要职，但对于这个老资格野心家来说显然是不知足的。几年后，他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求见毛泽东，杨尚昆寻找机会安排了，康生在毛泽东面前流泪讲述自己为党所受的误解，从此地位开始“回暖”。康生对比他小近10岁的杨尚昆说：“你真是我的再生父母”。文革后杨尚昆从监狱出来，意味深长地说，康生说我是再生父母，他就是这样对待我的。

康生从50年代后期到文革，又重新掌握的很大权力。其中握有整人特殊权利的他干尽了坏事，而且无孔不入。1962年一个中央高层会议，康生给毛泽东写了个条子，说《刘志丹》这本小说反动书籍，毛泽东念了这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这就成了毛主席语录。文革结束，习仲勋同志说，康生几个字害得我16年没有了工作。

文革中几乎所有大的冤假错案都有他的身影，哪怕中国人民大学一个学生的一张《二月兵变》大字报也能让康生利用。这张大字报说贺龙、彭真要组织“二月兵变”。康生知道，贺龙是林彪的心腹大患，于是他就借此大做文章。贺龙、彭真要搞“二月兵变”时爆炸性新闻很快传遍了全国各地，贺龙被打倒的日子屈指可数了。

康生也最早掀起了倒刘的风潮，1966年8月5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康生权衡利弊，把自己的斗争目标也指向了刘少奇，在许多场合发表了讲话。他说：我早就看出来了，还在白区工作的时候，刘少奇就不是主张进行武装斗争，不是主张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而是迷恋大城市。实际上是执行机会主义、经济主义，放弃无产阶级政治，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挂帅，放弃武装。他根本不是白区的正确路线代表……”。为此康生又讨好江青：“对王光美也应该动手了。”江青也咬牙切齿地说：“不把她打成敌我矛盾，我死都不瞑目。”康生马上制定策略：“王光美上过旧大学，又在国统区呆过，定特务吧。”江青赞同说，“他们夫妻俩，一个是叛徒，一个是特务，天老爷也救不了他们”。

文革中康生整人近乎疯狂，但他毕竟不同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这些暴发户，他深谙党内斗争并不会一成不变，他又开始揣摩风向，在病入膏肓、奄奄一息之际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他为何早不揭发？因为那时文革初期江青蒸蒸日上，1975年文革已经天怒人怨，便再一次寻求新的押宝。

四人帮倒台，起初还把他列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但由于得罪人太多民愤太大，1980年，中共中央鉴于他犯下的严重罪行，决定开除其党籍，撤销其《悼词》，并公布其罪行。连骨灰也被驱逐出八宝山。

康生读古书、喜书法，对文物的鉴赏颇见功底，他的书法有很高的水平，写章草堪称一绝。他曾放出狂言：“我用脚指头夹一根棍子，写出的字都比郭沫若强。”他知道郭沫若在党内并无多大势力，因此敢拿郭老开涮，足见其人品。

不过，康生的书法还是公认的，不能因人废字，若干年后他的字也能卖个大价钱

王力谈康生的书法

由于对文物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加之工作上的交往，我和党内许多对文物   
有兴趣的收藏者、鉴赏家成了朋友。邓拓、田家英是我的好友。我还是郭沫若、   
康生、夏衍家的常客。对康生同文物的关系，我有必要说清几个问题。   
　　我在秦城的时候，中纪委曾问我康生在文物方面有什么问题，我写了材料，   
说在我和他接触的年代里，即一九六七年我被打倒之前，他没有什么大问题，也   
没有什么值得揭露的罪状。康生收藏文物，爱好文物，是我们党内在这方面的杰   
出的专家。我同他曾在相当长的时期朝夕相处，了解他的生活情况和性格特点。   
他在文革前就拿我国的最高工资，每月四百元，加上他夫人的工资，每月收入超   
过七百元。那时物价很低，文物价格也很低，康生常出国，不用自己花钱买衣服   
，加之生活俭朴，吃的简单，所以他手头总是很宽裕。另外，康生有一种怪思想   
，说存钱是肮脏的，他从不存钱，多余的钱全部用在购买文物上了。康生主要购   
买两类文物：砚台和善本书。他不藏字画，偶尔碰倒喜欢而便宜的才买一些，买   
了后多半是送给邓拓、田家英和我。他看中的东西，从不还价。康生每天工作很   
长时间，睡觉时间很短，只有几个钟头，他对古今中外的一切事情都要发表意见   
，并用朱笔批他看到的所有文字材料， 每天如此，日夜如此。他自称“今圣叹”   
。工作闲暇，他的休息就是玩赏文物。他会加工、雕刻砚台，常跑琉璃厂。他的   
司机李存生也成了这方面的专家，会拓片，会制作砚台，能做细木工。   
　　党内高层领导中收藏文物的人，与我交往最多的有康生、陈伯达、郭沫若、   
田家英、邓拓、陈老总。陈老总喜爱文物，但他从不逛琉璃厂。他常在郭沫若家   
鉴赏。郭沫若请客吃饭，特别是吃阳澄湖螃蟹的时候，康生、郭沫若夫妇、陈伯   
达、陈老总都要即兴挥毫。   
　　康生在别的方面犯了不少错误，但是在文物上没有什么值得挑剔的地方。我   
对中纪委说过，如果要挑剔，也只能说他卖过一个铜钱。有一次他裱字画，荣宝   
斋结账时要他一千五百元，他一时拿不出来，就把一个南北朝时期皇帝玩过的铜   
钱卖给了庆云堂，作价三千元，支付了裱画费用，剩下的钱存在店里，作为日后   
支付买文物的用费。我看这也不违背政策，因为收购者是国营文物店，他们还可   
以赚大钱。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邓拓事件。四清时要清理四不清的干部，有人告状说   
邓拓在文物上搞投机倒把。而实际的原委是这样：四川有个人祖传一幅苏东坡的   
竹子。他拿到故宫卖，要价一万元。故宫博物馆的一位专家看画之后，断定画是   
假的。后来邓拓把画拿回家仔细进行了考证研究，证明画是真迹。后来卖画人以   
三千元的价格把画卖给了邓拓，并说，我不求钱，只求有人识货。邓拓拿不出现   
钱，便拿出一批他收藏的明清字画到荣宝斋作价三千元，付清了画款。此事得罪   
了权威。他们指使宝古斋的一名不懂文物的支部书记，出面检举邓拓搞文物投机   
，引起了轩然大波，少奇同志批示要严肃查处，几乎所有常委和其他领导人都画   
了圈，北京市委也不敢保。最后传到康生，他用朱笔批示了一大篇，说邓拓在此   
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说有的专家不仅武断，还仗势欺人，企图借四清打倒   
邓拓，以挽回自己的面子，长期把持文物阵地，不让别人插足。康生建议由我负   
责调查此事。我到荣宝斋进行了调查，责成王大山（现任荣宝斋香港分店总经理   
）写了调查报告，康生把报告转给少奇同志后，少奇同志立刻表示同意这意见。   
从而救了邓拓。当时领导层中只有康生才有这样的水平和眼光，才能判断这事的   
是非。琉璃厂在四清中得以正常运转，也是因为康生，邓拓和田家英的保护。   
文革开始后，因为忙和乱，我和康生都不能再跑琉璃厂了。但他积极反对把文物归为四旧。

毛泽东也这样，他根本不赞成破四旧，四旧是陈伯达提出的，但他说的四旧也不包括文物。

在大动乱的年代里，康生也是反对任何人破坏任何文   
物的。他自己没损坏过一件文物，对破四旧他曾主张坚决纠正。就是在他的建议   
下，毛泽东派戚本禹抢救了一批要被拉去化铜的古铜器，戚本禹为此讲了一篇话   
，日本共同社作了报道。   
　　康生的其它文物，特别是善本书和部分字画都很值钱。据谷牧同志介绍，康   
生在死前自己刻了枚“交公”字样的图章，并在自己的收藏品上都打了“交公”   
章。他把自己所有的收藏品都捐献给国家，一分钱没要。可现在却有人说，康生   
是文物盗窃犯。例子是康生把一个人家中被没收的一个有百根柱子的砚台据为己   
有，还说砚台是乾隆皇帝收藏的，并收入《西清砚谱》，边上刻有乾隆的题字，   
康生把乾隆的题字磨掉了，又刻上了康生自己的名字。康生会那样幼稚无知吗？   
有乾隆的名字不是更宝贵吗？这个人以为一百个眼做成柱子的砚台就名贵得不得   
了，殊不知他说的这种造型的砚台在康生那根本不算一回事。我在文革前就曾在   
康生家见过这块砚台，而且在文革前康生已把自己收藏的砚台全部交了公，文物   
局局长王治秋还在红楼展览过。然而就凭着这个人的这一番话，有关方面竟然就   
把这块砚台给了他，他又把这块砚台捐献给国家，又得到了一笔钱。真可谓是名   
利双收。更严重的是他通过这件事，达到了诬蔑共产党人的目的。奇怪的是，时   
至今日，中国文物报、人民日报还有津津有味地写这件事，这些人就不想想，康   
生在别的事情上犯了错误，在这方面究竟犯没犯错误？他把自己收藏的文物交公   
有没有错？他把自己全部的收藏交公之后，为什么还要盗窃别人的东西？这些人   
真可以说是连起码的逻辑都不通，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的无知，马克思讲：   
“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愿这些人仅仅是无知，而不是在偏见或比偏见更   
卑鄙的东西驱使下这样做的。上面讲到的这一作法在我们国家竟习以为常，不以   
为耻，反以为荣，这种恶劣的作风必须改变。   
　　还有一件怪事，人民日报上载文说康生不会写字。我读了哈哈大笑。康生不   
会写字，谁会写字？康生是我们党内最大的书法家，是当代中国最大的书法家之   
一。有一位中国最大的文物鉴赏家之一的人，此人名叫陈叔通，是最早的人大常   
委副委员长，商务印书馆的老板，文物收藏家。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当代中国有   
四大书家，是康生、郭沫若、齐燕铭、沈尹默。而康生的条件又是别人比不了的   
。他家从明清时就是大地主，家里有很多文物，他们从小就有临写真本真迹的条   
件。他参加革命后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公开的职业是开艺术照相馆，标价死贵，   
鬼也不上门。除做地下工作之外，他就闭门写字。他在第三国际当执行委员时，   
闲暇时也是写字。他写字写了一辈子。在延安时他骑快马摔了一跤，损伤了脑神   
经。解放后，脑病发作，就觉得四周都是哗啦啦的延河水。苏联专家给他治病的   
同时，他用顽强的毅力用蝇头小楷抄写西厢记，以集中精神有利于治病。一字一   
句，一连写了十几本，居然就治好了脑病。后来他把这些抄本都进行了装裱，我   
估计至今尚存。按陈叔通的说法，真草隶篆，康生都精通，而且能左右开弓。尤   
擅章草，精通篆刻。陈叔通家中就有康生书的真草隶篆的四幅屏。   
　　毛主席的字写的很好，自成一家，康生也很钦佩。但毛主席不是书法家。他   
不象康生真草隶篆皆通，毛主席读了大量的字帖，但大部分是行书和草书。毛主   
席不临帖，只是读贴、看帖。他是绝顶聪明的人，能吸取古人的东西自创一体，   
有很大的成就，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法家。   
　　在文物问题上，我特别提到了康生。因为许多报纸，包括人民日报在内部都   
把康生说成是盗窃文物的罪犯。这是不负责任，违背事实的，也是不讲良心的。   
康生在别的问题上有错误，特别是在伤害干部上有重大错误，包括对王力他都做   
了昧心的事。但我不能因为他曾经迫害过我，就不顾事实，在所有的问题上都骂   
康生。看到一个人被打倒，就可以不顾法律的、道义的任何责任，无理地辱骂他   
从娘肚子里起就是坏人，他所做的一切就都坏，这种风气很不好。康生在别的方   
面所做的事，在这里我不做批判，但在文物问题上，我是最有发言权来评判他的   
。我的结论是：康生在文物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功还很大。此外，文物   
和艺术品是要受历史考验的，作为书法家的康生，历史永远不会把他磨灭，他一   
定会得到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