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沙漠 捉马:“中国震撼”的背后(袁志刚 杨哲)

　　一个被欺凌百余年的大国，从贫穷走向强盛，有了世界瞩目的地位，也有了为强国警惕的力量，“中国震撼”的产生不仅是力量的急剧增长，更是由于它只是短短几十年发展的结果。张维为教授的《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一书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比较全面的中国崛起的图景。五千年文明的厚重积淀，文化传承带来的民族凝聚力以及独特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形态创造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同时造成了对全世界强力的“震撼”。

　　“中国震撼”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发展机制？到底中国是如何做到这一步的，牵涉的问题非常复杂。如何对中国经济成就做出总结，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需要长期的学术研究，这方面会碰到很多的问题，如使用何种学术规范进行研究的问题，是否存在不同的话语权问题，中国学术界的话语权是否能与其物质力量的发展而同步发展，等等，显然是一些必须回答的问题。就目前来看，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不仅国外的学者倾注了大量的精力进行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几年来出国留学、目前分布在国外和境外学术研究机构的中国学者，一方面对中国问题的感悟比较好，另一方面他们又掌握了西方规范的研究方法，潜心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已渐露水面。同时，国内也有一批经济学人，力图将现代经济学本土化、中国问题国际化，在国际顶级经济学杂志上开始发表论文。比如复旦经济学院的青年教师宋铮，其论文《Growing like China》(与Kjetil Storesletten和Fabrizio Zilibotti合作)发表于经济学顶级的期刊《美国经济评论》2011年第1期，这是一篇长达38页的封面文章，被《美国经济评论》的主编评价为：“它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的增长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这一类工作我们认为非常重要。中国经验的总结，需要中国学术研究的进步、积累和中国学术对外的平等交流，只有当中国学术研究更为深入，积累更为丰富，交流更为广泛，中国经验的总结才能更为深入和科学，中国的学术话语权才能更上一层楼，更有力量。

　　从基本面来看，三十几年中国经济的成就是巨大的。美洲大陆的发现和欧洲知识、文化、制度和生产要素在大西洋两岸的转移，造就了美国这样的经济强国。20世纪末以来的全球化与中国的主动觉醒相结合，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世界发达国家的生产要素在跨国公司活动下与中国最为丰富的人力资源储备相结合，其所创造的生产能力和所形成的市场容量可想而知。从趋势来看，21世纪刚刚经历的这场金融危机，暴露了在跨国公司资本逐利推动下所进行的实体经济大转移，已经导致全球经济实体经济板块的严重非均衡，发达经济体走向衰落、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走向繁荣将是一个历史的必然。

　　仅仅拥有大量人口并不表示必然会带来经济的腾飞。印度是仅次于中国的人口大国，却在经济上远远落后于中国。正如《中国震撼》一书所说，印度最终必将崛起，但短期内仍是不可能的。中国的优越正是在于能够有效开发人口红利——通过制度的改善和限制的逐步放松，给予人们越来越多的经济自由和保障，才能建设起高效率的资源利用机制。一方面，中国逐渐放宽管制、推动经济和政治的转型，建立起合理的激励机制，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尤其是“县际竞争”产生了强大的底层动力；另一方面，强政府的政治形式产生了巨大的资源动员力量，避免了贫穷国家经济发展可能遇到的因“协调成本”不足而导致的“贫困陷阱”。上层的明确目标和渐进改革的思路确保了在转型和发展过程中不会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中国的崛起与东欧等新加入所谓“民主政治”阵营国家的衰退和停滞形成强烈对比，人们开始对“华盛顿共识”的有效性产生疑问。自由主义的经济导向并不是国家发展和崛起的必要条件，实质上，任何国家都必须从其自身条件出发来选择发展路径。进行何种形式的制度改革取决于其原有的制度形式，只有在打破制度变迁中已经过度僵化的路径依赖时，强制的激进的改变才有可能是可行的，但激进的改变并不意味着短时期内的完全颠覆，迅速改变带来的混乱可能会造成对进一步推进制度改革的阻力。

　　与人口红利相对应，中国的经济发展实际上也是依靠着制度红利的发掘。然而，中国的体制改革仍然没有完成，与其说转型已接近完成，不如说才刚刚开始。强政府对基础建设的投资虽然对经济长远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是产业结构的相对落后、户籍制度等因素造成的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障碍，以及部分产业过度的行政垄断等因素，都意味着仍有许多问题需要面对。价格机制仍处于幼稚阶段，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还在依靠行政手段来干预，面对价格操纵、串谋等问题，市场经济法规，如反垄断法等的执行明显没有力度。

　　因此，即使我们已经取得了斐然的成绩，仍只有通过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用我们自己的经验和方式创造出适合于我们自己的制度构建，才能继续推进中国的持续发展。“中国震撼”会扩展到何种地步？体制改革任重道远。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